周恩來文革時怎樣平息西哈努克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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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間，由於當時的極左思潮，我們柬中友協在1967年給柬埔寨發賀電的時候，結尾用了「打倒美帝，打倒蘇修，打倒各國反動派」的口號。這讓西哈努克親王發火了，說要把駐中國使館撤回來，因為中國人罵他是反動派了。本文摘自2006年第1期《南方人物周刊》，作者：陳磊、胡文峰，原題為《吳建民：韜光養晦時代還沒有結束》。

賀龍和周恩來陪同西哈努克親王

1973年4月23日，周恩來到北京機場迎接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

周總理平息西哈努克怒火

作為一名外交官，吳建民的確很「資深」：大學畢業不久，他即去了匈牙利布達佩斯做駐外翻譯；中國加入聯合國，他和夫人施燕華是第一批隨行的人；然後是逐級擢升：外交部新聞發言人、駐荷蘭大使、駐法國大使。

在多崗位、多國家操練過的吳建民，津津樂道的不是這些經歷，而是當年在周恩來、陳毅等老一輩革命家身邊工作受到的熏陶，說他受影響最深的「當然是周總理！」

「你想想，我那時是26歲的青年，對他（指周恩來總理）充滿敬佩，就像小孩看大人的心情，對他的一舉一動都注意觀察。」

「總理從不強加於人，而且討厭大國主義，如果我們的外交人員有一點這樣的表現，總理就要批評。我們去非洲，有的同事嫌非洲臟，不吃那裡的東西。總理知道了就狠狠批評：人家能吃你為什麼不能吃？」

吳建民說，周總理的工作方法和尊重他人的態度對他影響很深。「文革」期間，由於當時的極左思潮，我們柬中友協在1967年給柬埔寨發賀電的時候，結尾用了「打倒美帝，打倒蘇修，打倒各國反動派」的口號。這讓西哈努克親王發火了，說要把駐中國使館撤回來，因為中國人罵他是反動派了。外交部長韓念龍去找柬埔寨駐中國大使張崗，希望他不要走，但好說歹說還是沒有用。

「後來，周恩來總理親自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張崗，我去做翻譯。總理說，『西哈努克講的很多話我看見了，我現在不跟他辯論。發展柬中友好關係，是毛主席說的，我們這個政策不會變。』談完話出來之後，已經是深夜了，但總理說了一句話讓我至今難忘，總理說『我想你也許不會走』，張崗說『但願如此』。過了幾天，消息傳來，西哈努克又說『我見了張崗大使，他說周恩來說發展柬中友好關係不變，周恩來講話我相信，我不撤館了。』」

「總理說話就是靈啊！」吳建民感慨道。

「總理還有一個特點讓我印象很深，就是他很注意細節。無論什麼時候、什麼場合出現，總理總是衣著整齊，鬍子刮乾淨。連身邊工作人員紐扣是否扣好都注意提醒。」吳建民說，總理這種尊重他人的外交風格對他影響甚深。

緊張的外交部新聞發布會

1991年1月，已經52歲的吳建民由駐比利時使館首席館員改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兼新聞發言人，他的外交生涯由此翻開新的一頁。

回憶這段時光，吳建民說「印象深刻的事情太多了。」1991年6月4日，吳建民第一次主持召開新聞發布會，就碰上外國記者去北大和公安發生衝突。結果，記者招待會變成了「控訴會」。記者說：「我們挨打了，你發言人什麼態度？」來勢洶洶、群情激憤。

「當時會場有很明顯的氣憤，沖著我來的，但我沒有發火，還是認真地回答每個問題。我告訴外國記者說，打人是違犯中國法律的，雖然具體情況我還不清楚，但我可以去做調查。」

記者招待會結束後，吳建民離場，然而依然有國外記者圍著不放，有個記者邊退著走邊拍攝吳建民。

「我看到這個記者後面有樓梯，就提醒他說你小心，後面有樓梯，別摔了。沒想到的是，第二天的報道說，『吳建民從會場逃走了！』」說到這裡，吳建民無奈地笑了起來。

作為外交部發言人，他的一字一句都代表著國家的立場，哪怕說錯一個字，後果都是不堪設想的。這樣大的壓力，非一般人所能承受。

外交部的新聞發布會當時都是周四下午2點召開，吳建民和他的同事周一就開始開會，「看看最近發生了什麼大事，其中哪些是跟中國有關的，再猜猜記者會問什麼問題。」星期二、星期三接著開會，向有關單位徵求回答口徑，怎樣說更好。

「星期四早上是最關鍵的，看最新的情況，再統一一下口徑。1點40出發前，還要再看看各個通訊社發來的消息，把最新的事情馬上記住，找部長，問這樣答可不可以。」

吳建民介紹說，開完新聞發布會之後，周五就要開總結會。「準備和總結都很有好處，是一次次磨練，讓我的思考得以深入、提高。」

特命全權大使

1998年11月，吳建民擔任中國駐法蘭西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他傑出的才能再一次吸引了人們的視線，他策劃的「中國文化周」、「中國文化季」、「中國文化年」等活動，在法國影響巨大。

2002年11月29日，巴黎中國文化中心正式掛牌成立，這是中國在西方國家投資建立的第一個文化中心。

1999年，吳建民促成了江澤民主席和希拉克總統互訪各自故鄉的活動，這是外交上非常獨特的經歷，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除了舉辦各種活動，在法國的時候，吳建民每年要有50場以上的演講。「這是向法國公眾介紹中國的一個很好的機會。人家邀請你去作報告，說明他們希望了解中國。我演講一般不用稿子，直接用法文跟他們講，講完之後請他們隨便提問，什麼問題都可以提。他們比較讚賞這種直接的溝通形式。」

2003年6月27日，法國總統希拉克為表彰他「為促進法中友好關係和法國人了解中國方面所做出的貢獻」，親自向他頒授「法國榮譽勛位團大將軍勳章」，這枚勳章僅次於法國總統授予外國元首的十字勳章。

大使夫婦的悲歡離合

吳建民是資深的外交官，他的妻子施燕華同樣不遜色。

「我們倆在1994年都是大使，我在荷蘭，她在盧森堡。夫婦倆都是現職大使的，我們給外交部開了頭。」吳建民很自豪。

這對夫妻入行的經歷頗有幾分相像。

吳建民不是一開始就打算做外交官的。「是外交部挑我去的。我開始沒打算當外交官，是後來干著干著才喜歡上的。當年我想考的是北大物理系。」

「她（指施燕華）原來也沒想當外交官，她是北外研究生畢業，本來想留下來當老師的。那時外交部人員不夠，每當有大的使團來訪，就要從北外借研究生。後來趕上『文革』，情況比較混亂，北外的研究生就被外交部留下了。」

吳建民和施燕華的相識也很有戲劇性。1965年從布達佩斯回國的吳建民擔任外交部翻譯室團委書記，剛去翻譯室工作的施燕華是團委副書記。吳建民「覺得這個女孩子不虛榮、實在、用功」，很有好感，就給她「打了一個電話」。這個電話成就了一對「大使夫婦」。記者讓吳建民透露一下電話內容，他機智地一笑：「你們去找她談呀。」

1968年11月，孩子剛生下來4個多月，施燕華就被下放到廣東牛田洋參加勞動。臨行前，剛好吳建民又要出差，漫天大雪中，夫妻二人在車站分別，無言相望。

「那時候，孩子在上海，夫人在廣州，我在北京，真是凄凄慘慘。」回憶起當時的心情，吳建民聲音低沉：「不知道她什麼時候回來。很渺茫，也很難過。晚上別人回家了，自己只能在辦公室呆著。心理上很孤獨。」

原以為從此只能「人海兩茫茫」，沒想到國際大事給他們的命運帶來了轉折。1969年柬埔寨突發政變，外交部缺人，夫妻倆的命運軌跡又重疊在了一起。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返聯合國，吳建民精通法文，施燕華專攻英文，夫妻雙雙被派出國。

培養未來的外交官

2003年7月，吳建民卸下中國駐法國大使的職務，回國擔任外交學院院長的全國政協外委會副主任。這在許多人看來，是中國高級官員淡出政壇的「第三條道路」。吳建民不這樣看。

「2003年年初，唐家璇同志跟我講，部里研究過了，可能要我去當外交學院院長。我說這事情不好乾。他說不好乾才找你去。這是組織安排的，不是我自己選擇的。」

「我的心態是如履薄冰。我長期做外交工作，知道一個好的外交官與一個差的外交官差別很大，我深知培養人才的擔子是重大的。所以我想盡心儘力去把這件事情做好。」

當上院長後，在吳建民的推動下，外交學院陸續開設了《交流學》、《當代中國領事》、《外交案例》和《中國傳統文化》等4門新課，吳建民還親自承擔了《交流學》課程的主要授課任務。

強硬和妥協都是手段

儘管離開了外交第一戰線，吳建民依然以「資深外交官」的身份縱論天下大事，積極主張中國外交應該繼續「韜光養晦」。

吳建民表示，看到有的媒體宣揚「中國外交韜光養晦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感到十分擔心。他認為這種看法不對，並引述鄧小平的話說，「『韜光養晦』的方針至少還要管一百年。」

「什麼叫韜光養晦？收斂鋒芒嘛。國家跟人一樣，鋒芒畢露，天天跟人家吵，不招人喜歡，行嗎？我們有些同志就喜歡這種表現。吵架總能說出點道理來，可是有用嗎？我們國家處在發展過程中，應該注意處理跟各方的關係。別的國家對我們有不信任，要想辦法解決，不能打架，否則自己會越來越孤立。」

當記者問到隨著國力增強、韜光養晦不是長久之計時，吳建民激動起來：「你們年輕人啊，不懂什麼叫『韜光養晦』！」

「強硬和妥協都是手段，目的是維護國家的利益。在處理外交問題中總有妥協，妥協就不好嗎？你們青年人不能簡單化，你們現在的問題就是簡單化！你們現在的心態太毛糙。『韜光養晦』是個基本方針問題，戰略問題。中國的崛起會有很多困難，兩種解決辦法，武的和化解，前一種會給中華民族帶來災難，只能用化解。『韜光養晦』正是體現了這種精神。」

看到記者依然有些迷茫的目光，以堅持「韜光養晦」外交方略著稱的吳建民無可奈何地嘆了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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