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業的出路

上一期專欄我談了中國恩格爾係數（即飲食開銷占居民收入的比例）下降的問題，一些讀者給我回信，希望我繼續深入談談這個問題。我又聯想起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初到加拿大時的情景。當時，在日常生活中，我的確處處感受到中加兩國恩格爾係數懸殊的對比。但細究其原因，也不難理解：加拿大糧食價格低，是因為加拿大的私人大農場機械化程度非常高，單位成本很低；加拿大水果價格便宜，是因為加拿大融入國際貿易體系的程度非常高，從中獲益也很大，例如，每磅只有35加分的香蕉，是從仍屬窮國的加勒比海諸國進口的。但中國有這些前提條件嗎？十多年過去了。如今，中國城市居民的恩格爾係數也下降了，儘管其成因和後果與西方相比，有著很大的不同。穀賤傷農在回應上期我的專欄文章時，一位讀者這樣說：中國城市居民恩格爾係數的下降，一方面反映了城市居民收入的提高，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農民收入的相對下降，恰好折射出目前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瓶頸的「三農」問題。我很同意這位讀者的看法。谷貴固然損城，但谷賤必定傷農。然而，市場經濟的固有規律與中國現有農業體制的結合，卻決定了農產品價格難以與城市收入同步提高，原因有三：一、農產品價格彈性很小，用中國經濟學家林毅夫的話說，農產品只要生產多一點，那價格就會下降比較多，農產品只要減產一點點，價格便會漲得非常多；二、農產品市場屬於完全競爭市場，在中國尤其如此。土地承包制下的汪洋大海般的中國小農經濟，決定了任何一家普通農戶根本不可能操縱農產品價格，他只能被動地接受農產品價格的升降；三、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中國農民面臨的不僅僅是本國其他農戶的競爭，更可怕的則是來自成本低得多、技術含量卻高得多的外國大農場的競爭。國際慈善組織樂施會不久前的一份報告指出，自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美國向中國出口的棉花數量在4年內飆升了21倍，擠壓了中國棉農的生產。如果中國糧食市場向國際競爭完全放開，估計後果也將是大同小異。所以，頗具諷刺性的是：恩格爾係數下降這一消息，對中國城鄉居民可能意味著完全不同的東西。那麼，如何在不重新推高城市恩格爾係數的前提下提高農民的收入呢？如果把計劃經濟的解決辦法排除在外，似乎只有兩條出路：一、政府對農產品進行大幅度補貼；二、走工業化、城市化的道路，減少農民人數，實現從小農經濟到大農場經濟的過渡。農業「新政」？中國政府最近推出了雄心勃勃的「社會主義新農村」計劃，旨在結合農作物補貼、減稅和內陸地區基礎設施投資等手段，以提高農村地區的收入。西方媒體在報道這一消息時分析說，歐洲的共同農業政策是花錢讓土地停產，中國則不同，中國的目標是保持儘可能多的土地用於農業生產，以確保有足夠的糧食。但中國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劉福垣認為，這個目標是錯誤的。他在接受本報駐北京記者採訪時說：「我們應該讓農民進城，因為這是在農村實現規模經濟的唯一途徑。」吳慶也持同樣的觀點。吳慶是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目前在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商學院進修，他也是看到上期我的專欄文章後給我來信探討問題的讀者之一。吳慶後來在接受我的電話採訪時說，新宣布的政府補貼、農業投資、減稅等措施在目前來說非常重要，但長遠來說，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還是大農業。「我說的大農業，當然不是重回改革前的集體化道路，而應該更接近發達國家的大農場：農業人口比例要大幅度下降，但土地經營規模要大，這樣成本才會降下來，農民收入才會大幅度提高。」 吳慶在電話中說。吳慶的看法與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早些時候一份報告的結論相吻合。這個總部設在巴黎的組織，在去年年底發表的首份中國農業綜合研究報告中表示：「大量勞動者從生產率較低的農業，轉移至生產率較高的製造業，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基本要素之一。」土地私有化？但在現有的農業土地制度之下，即使大量的農民進了城，現代化的大農業就能順理成章地出現嗎？有人認為，如果不突破目前的農業土地承包制，那麼，留鄉種地的農民便不能合法擴大農業經營規模，而進城打工的民工最終也會返鄉，西方式的現代化大農場永遠無法出現。所以，為了真正從所有權上保證合法的土地流轉，而且在一旦農地受到徵用時充分保障農民的權益，必須實行農業土地的私有化。但吳慶反對農地私有化。他在電話中談了他和他的許多同事的擔心：「萬一賣掉土地進城打工的民工失業怎麼辦？萬一農村出現嚴重的土地兼并現象怎麼辦？沒有證據證明，土地兼并一定會導致農業經營效率的提高，相反，中國歷史上的土地食利階層是一個最為腐朽的階層。」吳慶說，實現現代化的大農業，並非只有土地私有化一條路可走，「在農地問題上，還有更為複雜、變通的土地所有權安排。」吳慶介紹說，這些年來，中國學術界和決策層一直就農村土地所有權問題進行著深入、熱烈的探討，他認為，中國最終會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道路。李志強是我在英國的一個朋友，如今他經常往返英中兩國做生意。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他在安徽農學院工作期間，曾從事中國農業改革的研究，並多次去「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發源地小崗村調查。最近他從中國回來，與我談起小崗村的又一樁新聞：曾經在中國第一個冒險分地的小崗村，多數農戶最近又在自願的基礎上把土地合了起來，成立了股份制農貿公司。談到這個中國農村版本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故事，李志強對我說：「這次的合，與人民公社時期的合，有著本質的不同：這次的合是在自願基礎上的股份制經營，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合，而且繞開了土地私有化這個難題，是地道中國特色的解決辦法：表面上農民沒有土地的所有權，但他們對土地的處置，實際上卻與土地所有人沒有太大的兩樣。」但據傳媒報道，與28年前小崗村農民自下而上地發起了分地改革不同，今天的合地改革雖然是自願的，但發起方式卻似乎是自上而下的：發起者是從安徽省財政廳派到小崗村任村委書記的沈浩。顯然，如今小崗村的股份制農貿公司，與西方式的大農場仍然有著很大的不同，中國的農業改革能否真正避開所有權問題？吳慶所說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道路」能否成功解決「三農 」問題？我們仍需拭目以待。也許，只有到了中國恩格爾係數下降的消息不再是城裡人佳音、鄉下人噩耗的時候，我們才能獲得一個較為明確的答案。作者電子郵件地址：weicheng_ft@yahoo.co.uk未經英國《金融時報》書面許可，對於英國《金融時報》擁有版權和/或其他知識產權的任何內容，任何人不得複製、轉載、摘編或在非FT中文網（或：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所屬的伺服器上做鏡像或以其他任何方式進行使用。已經英國《金融時報》授權使用作品的，應在授權範圍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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