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們給了我修復生命的力量

從地震的第二天開始，我就穿黑衣裳，要不就是深灰的衣裳，大夏天的連件白衣裳都沒有穿過。但是我從綿陽出來的第一天，就在成都街頭買了一件大紅的衣裳，長長的，就像一盆火一樣，在災區我一直穿著紅衣裳在晃。我覺得到了那裡，我的生命態度有所改變。我在北川接觸了那麼多孩子，那麼長時間，她們沒有一個號啕大哭的。她們似乎已經習慣了一種默契，就是默默流淚。我經常一進去就看見小孩在流淚，然後她們會在我的肩膀上默默流淚，我能做的事情就是摟著她們，輕輕地拍，輕輕地晃。因為我的女兒做了噩夢或受到什麼驚嚇的時候，我就把她摟在懷裡，說：「乖，不怕，不怕，媽媽在。」那個時候我就覺得十八九歲的孩子和三歲的孩子在我的懷裡是一樣的，她就需要你拍著她晃著她。我在她們難受的時候就是媽媽，在她們恢復過來的時候就是老師，這是我自己特別欣慰的一個角色。我覺得孩子們流在我懷裡的眼淚夠堆成一個堰塞湖了，但我不能哭。她們在我懷裡哭，我反而不能哭。我就這樣靜靜地陪著她們。我去見她們的時候，她們說要做心理輔導，讓我跟她們聊天。有個小姑娘很安靜，也不大哭，就是幽幽的，兩眼望著遠方，說，我爸我媽的屍體，現在不知道衝到哪兒去了。我們家是山體滑坡沖走的，十幾天了，天氣越來越熱，我覺得我爸爸媽媽的屍體開始腐爛了，我都不知道我媽媽在哪兒爛的，你說我怎麼看書呢?她用很安靜的聲音跟你說這種話題，你想這種骨肉之情!她在想生她養她的母親在怎麼腐爛，你說她什麼心情?這些孩子會跟我討論愛情，討論生命。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女孩，就很平靜地跟我說：我現在特別想生個孩子。我問為什麼，她說，我爸爸媽媽全沒了，我的家也沒了，我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根了。我總想自己成為根，我才有活下去的理由。這種話其實是挺震撼人的。男孩子平時要比女孩子堅強，但到苦難來臨時，女孩的徹悟能力比男孩要深多了。那些男孩一個個多獨啊，眼前就不行了———我這高考怎麼辦呢———看的都是眼前事兒。那些女孩就不是，女孩談的是生命，男孩就關注眼前的高考。其實女孩子都屬於生命性動物，男孩子是社會性的動物，女孩子這個時候是生命性的反省，男孩子關注的是社會下的標準。每次我要走的時候，那些女孩子就摟著我的脖子說：我不讓你走，我捨不得你走。我想起每次出差前，我女兒就是那麼摟著我說，媽媽不走。所以我覺得，她們對生命的理解就像三四十歲成熟的女人；但是到你走的時候，那個十八九歲的大姑娘就是三歲的孩子。其實我更感慨的是一期雜誌上的話：我們都是物化生活方式的災民。我去了，孩子們也在給我救贖。我覺得我們自我膨脹了太久，在這個物化的生活方式裡面，習慣了被物質撐起來的那個孱弱的軀體，已經忘了什麼是生命。就是這些孩子在修復我們，我去那兒的時候覺得自己已經傷痕纍纍，但是這些孩子確實給了我修復生命的力量。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