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影視中的「黑」勢力

通常情況下，韓劇會被視作一種「女性敘事形式」：私人化的講述視角、情感化的戲劇衝突和美型化的理想人格，從熱播劇《太陽的後裔》中可見一斑。但這般理解大抵源自人們對於韓劇單一品相的匱乏想像——其實，除了都市愛情，犯罪題材也是韓國影視文化中的一支重要勢力。從這些年韓國電影的表現來看，幾乎能夠清晰看到這種「選擇性忽略」的傾向。《雪國列車》、《暗殺》等諸多成色不錯的韓國犯罪電影，似乎都難以匹配其在中國電影市場的坊間名聲。在韓劇視野下，能構成現象級觀看的這類題材恐怕也是鳳毛麟角，即便有諸如《壞傢伙們》、《龍八夷》等在觀眾看來品貌不錯的劇集，恐怕要把一半的軍功章分給裡頭隱匿卻強勢的愛情敘事。

雖然談不上是某種來自受眾市場（尤其是中國觀眾）的刻板成見，但至少表明韓劇對於犯罪題材的開掘不及表現家庭和都市題材時的圓熟度和辨識度的。韓國受到鄰國日本的深刻影響，而日本影視文化中推崇懸疑、犯罪議題的悠久歷史，也令韓國影視在這方面的進取構成不可避免的一點焦慮。直到前些日子一個熟稔於韓流文化的朋友跟我談及，在看完一部名叫《signal》的韓劇後，她甚至有些懼於在現實世界中跟陌生人交流。這讓我感到訝異，畢竟在我有限的觀看經驗中，這種現世的陰冷感似乎與韓國溫軟的影視文化不太搭調。

《signal》一劇，並未如其他流行劇目般選擇消費色彩極為濃厚的複合題材切入，它是一部比較純粹的犯罪探案劇，也以暗黑、壓抑的敘事風格區別了人們對慣常韓劇溫潤細膩的想像。該劇用一部老式對講機勾連起「現在」和「過去」平行時空中兩個追求正義的刑警，以穿越式的對話互通懸案的關鍵信息，並在過程中改變現有的時空進程進而了結了大量積案。從敘事脈絡上看，《signal》有著日劇在此類題材表現上獵奇而隱秘的風格形式，同時又緊緊關乎現實倫理，以正義之名彰顯韓劇視覺中天然包孕的人情因素。

社會性是近些年韓劇在不斷強化的重要命題。人倫秩序是一方面，戒律法規是另一方面。前者相對隱性與柔和，如《匹諾曹》，更傾向於女性視角；後者相對顯性與硬朗，如這部《signal》，經由一定的敘事改造在風貌上男女咸宜。《signal》統共呈現了六個案件，都取自韓國社會的真實懸案素材。事實上，韓國幾大懸案在影視改編中早已有之，在諸如《殺人回憶》、《那傢伙的聲音》等影視作品中都對此展開了戲劇化的聚焦。類似懸案的奇觀議題，既提供了宏大敘事下的現實思索方向，也在某種意義上賦予了個人反思後的一種情緒內化，具備較強延展性。「懸而未決」的有意思之處在於，即便是作為維繫社會運轉的制度底線——法律——也有著「容錯」的灰色地帶。

如劇中第一個故事「金允貞誘拐案」，以一則奇詭而無頭緒的案件重新審視了過去韓國法律界定犯罪行為15年追訴時效的合理性。所謂「追訴時效」，指的是問責犯罪嫌疑人的最長有效時間，超過法定期限而無法取得確鑿證據將無法再追究其刑事責任。劇中因「穿越對話」使多年前一則兒童誘拐案的關鍵線索浮出水面，犯罪者將追訴時效作為逃脫制裁的一項重要籌碼。在審訊的最後一刻，她用詭譎的微笑嘲諷了人情以內和法律以外的無可奈何。雖然最終警方急中生智用另一則案件巧妙化解了追訴時效的問題，令其未能逍遙法外，然而這始終是作為藝術文本的電視劇提供的一種烙著戲劇衝突的敘事策略罷了。無法為金允貞的死亡歸責、正名的悲愴，或許在金允貞母親面對罪犯時的歇斯底里中能夠管窺一二。案件之後，劇中展現了社會對這一法律條例的爭議與討論：一方面媒體不斷追問「殺人所犯下的罪行能夠因人為制定的法律而消失嗎？」另一方面迫於輿論壓力，立法取消犯罪性質惡劣的重案公訴時效，警方成立長期未結案專案組清查多年懸案。而這一組織的成立，也賦予故事展開非典型「穿越」的現實合理性：扣人心弦的懸念感不僅在清查懸案本身，也在因平行時空的意外聯結而不斷袪魅的歷史，甚至這種聯繫本身，都有著「迷人」的未知。

我並非法律從業者，對這一條例的理解也有限。搖擺在罪犯和受害者之間的人權天平，該如何「撥亂反正」我無從知曉。但在我看來，案件呈現或許只是一個窗口，而直面「遲來的正義」的勇氣，是全劇最有力的部分。破解懸案的明線下，該劇對人情正義與法理正義的博弈展開了有益的探討，從某種意義上看來，劇中隱藏的暗線便是以刑警李財韓為代表的正義勢力與以警署署長為代表的舞弊勢力的角力，這恰恰是劇中試圖剖開的深層邏輯。現實題材的韓國影視劇常對本國社會現狀進行自省，帶有批判性的諷世意味總令我深刻感受到它奇正的三觀——這種「政治正確」令觀眾鮮少會對劇集的核心命旨產生搖擺和游移，對真善美的嚮往往往會內化為一種「深信不疑」（無論在何種風格形式表現下）。曾看到一位韓國學者描述韓國傳統文化邏輯為「不傾向於將外部衝擊所引發的緊張向外反射」，因此，自我救贖才成為一種悲劇，也成為一種宿命，韓劇亦同理。「暴力和眼淚都是情之所至」，其中的「情」源自不能掌控命運的「無力」，更源自無法置身事外的「正義」。正因如此，《signal》中的「遲來的正義」才成為一種逃不脫的宿命。

宿命感這東西，在日韓文化語境中總是歷久彌新。而反觀具有相似性的中國社會，我們當前的主流文化卻更像是一面破碎的鏡子，它或許能夠反射一切對其構成影響的人事，卻似乎唯獨照不出自己的模樣。這種對自我的審視和對宿命的敬畏，恐怕也是中國影視劇里最為匱乏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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