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蕭功秦:從大歷史角度看當代中國大轉型3

06-29

從辛亥革命到計劃經濟的四次現代化嘗試為什麼沒有成功

南方都市報：這裡面有一個大問題，就是中國人在100多年的現代化應對中有一個很錯誤的認知，西方的民主政治的治理架構其實是伴隨著工業化、城市化和公民社會的發展而形成的，它是結果，不是過程。而我們往往顛倒了因果關係，而忽視了對這個制度本身社會結構、各種支撐要素的培育。

蕭功秦：清王朝的開明專制模式，但是路徑選擇的錯誤，再加上清王朝統治權威的極其衰弱，所以儘管它的改革時間有11年那麼長，幅度大，範圍廣，從禁鴉片，引進實業，發展教育，建立巡警部、派出所，福利院，再加上軍事、國防，外交等方面的改革等，但卻因排滿民族主義的崛起而失敗了。其原因與中國的特定歷史背景有關，中國清王朝的統治者是少數民族，少數民族來統治大多數漢人時，它的權威的合法性是非常脆弱的。實際上，辛亥革命並不是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是一個早熟的民族主義革命，是以排滿為基礎的。革命者沒有經過任何的訓練，實際上是烏合之眾。當時各省獨立後，互相之間沒有統籌關係，沒有命令和被命令關係。那時如果各省各管各的話，中國在外國勢力的虎視眈眈下，很可能被瓜分掉。怎麼辦？大家就趕緊要團結起來，一省一票，合在一起建立一個參議院，像美國一樣的十三州聯盟，就是聯邦體。在當時中國人心中，民主制是個好機制。中國可以簡單地複製，孫中山當時就是這種觀點。

建立了民主政治誰當總統呢？南北方勢力妥協的結果是袁世凱，但卻採取了最糟糕的政治模式———混合內閣制。內閣制要比總統制更不適合中國國情，內閣制的操作非常困難，國會中多數議員又是國民黨，這樣就不斷地出現內閣危機，這一方面是內閣制本身的問題，另一方面是當時中國完全沒有建立多黨民主制的條件，既沒有契約精神，也缺乏民主的政治文化，民主政治成了一個黨爭的場所。章太炎對此曾有清晰的認識，他稱當時中國的議會制是「橫取他國之法，強勢本土」。

南方都市報：於是當時的多黨議會民主制度失敗，內閣危機不斷。

蕭功秦：是。兩次內閣危機後，袁世凱最後採取下策，就是暗殺，接著就是引起了二次革命，袁世凱隨後建立了獨裁政治，也是威權政治，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的新權威主義政治，也是亞洲近代史上第一個新權威主義。袁世凱的軍事強人政治失敗後，從黎元洪，段祺瑞開始陷入軍閥混戰，當時強人政治的條件已經不具備了，段祺瑞只是強人中的一個，其他人的人不買他的帳。段祺瑞如此，馮國璋如此，到後來的吳佩孚也是如此。這樣就使中國整個社會失序，天下打亂，軍閥混戰。當時中國面臨的其實是一種碎片化狀態。

南方都市報：中國是如何從這種碎片化狀態中走出來的？

蕭功秦：這種狀態非常危險。中國可能會出現長期無法統一的「五代十國」式的分崩離析局面。當時蘇聯是唯一對中國感興趣的國家，蘇聯通過讓中共參加國民黨，來實現國共合作，蘇聯支持國民黨軍事現代化。這樣就使得一個省———廣東省能在當時突然壯大起來，源源不斷的軍事專家，顧問和武器的支援。它後來迅速地通過各個擊破，在2年時間內就完成了整合中國。隨後就進入了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的國家主義權威政治模式。

在這個模式下，從1928—1937年的國民黨開始了新的現代化嘗試，這一時期也被他們稱之為「黃金十年」。據統計，經濟增長年均11%左右，也為之後的抗戰奠定了最低限度的基礎，但由於抗日戰爭爆發。國民黨的脆弱的組織力、凝聚力、意識形態的信仰能力和內部的派繫結構，在這個大風浪中迅速渙散。而抗戰突然勝利使得長期困頓中的「接收大員」在缺乏最低限度的制度監督的情況下，陷入了「爆炸性腐敗」失控狀態，最終使得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的競爭中敗北。而隨著紅色革命的勝利，中國由此進入了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下的全能主義模式。

南方都市報：這種模式最終失敗的原因何在？

蕭功秦：中國最終走向蘇聯的計劃經濟的全能主義模式，這段歷史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期，中國面臨全面危機後，一次次解決方案都失敗後，使得一批知識分子認為只有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治機構，深入和控制每一個階層和領域，才能重建社會、國家和組織制度，完成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由於種種原因，解放後中國沒能選擇一個容納市場經濟的、能夠有效地推進中國現代化的新民主主義模式，而是走向全能主義的計劃經濟模式。這種體制缺陷非常明顯，首先抑制了微觀個體在經濟上的活力，用階級鬥爭觀把人歸類，在戶籍制和單位制下，重新建構了社會「分」的結構，而計劃經濟的大鍋飯又缺乏利益激勵機制，整個社會在宏觀上陷入經濟停滯。二是在指令性計劃體制下，計劃制定者和決策者的信息獲取能力與處理能力的局限性，很難制定合理周全的計劃。三是這種計劃體制下的官僚病並不可避免。毛澤東在分析這種官僚病產生的原因時，認為既然公有制本身的結構沒有問題，那就是「資產階級上層建築對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腐蝕和破壞」，並據此發動了長達十年的「文革」。極「左」思潮的災難性後果，最終引起了執政黨世俗理性的覺醒，中國選擇了改革開放道路。

如何評價改革開放的「維新模式」

南方都市報：這就進入了改革開放的「維新模式」。

蕭功秦：我把這種模式稱為強國家—弱社會模式。這個模式在現代化轉型的初期或者起步階段，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繼承了大部分的全能主義的組織資源，通過黨組織對社會生活的滲透和社會生活的參與，黨中央對基層黨和單位的動員能力，國家對社會組織，對傳媒，對社團的有效控制，這些都被用來維護轉型時期的政治穩定。這種模式的優點是使得這個社會的政治參與始終保持一種較低狀態，低度政治參與形成的穩定非常有利於外資的進入，土地與勞動力成本十分低廉，政治與投資環境又十分穩定，由此形成的產品在國際上就具有很強的競爭力。另外，這種模式還有一個「延遲效應」的優點。所謂的延時效應，就是把民主體制下可能立即釋放的矛盾，通過強力控制而延時爆發，由此而形成的政治穩定，能夠為高難度的改革贏得時間，有些矛盾在弱政府的條件下，可能早就爆發了，但強控制下能夠壓抑，政府可以利用這個時間做一些短期內做不到，而長期內做到的事情。一旦新的矛盾與問題出來了怎麼辦？還是通過這種「延遲效應」的再次延續來解決。但這種「延遲效應」可能也具有兩面性，也可能使問題積壓的越來越多，最終集中爆發而失控。另外，由於這種模式脫胎於全能主義，社會較弱，缺乏有效的社會制衡機制，以及權力內部本身缺乏競爭，也不可避免地出現所有權威政體都要面對的腐敗嚴重，社會不公嚴重等問題。

南方都市報：中國如何在這種維新模式下最終解決這些問題？應該選擇哪種改革路徑？回到原來的問題，就是從千年文明史上該如何評價這30年改革開放的模式？

蕭功秦：如果從千年史的角度來看，近百年的中西文明碰撞，從文明結構上看，是多元競爭性文明與大一統的「安分敬制」性文明之間的碰撞，中國近代的挫折與失敗，與這種以分為內核心的文明共同體缺乏演進與適應能力有關。如果說，建國以後形成全能主義政治體制與經濟上「統購統銷，統分統配，統進統出」計劃體制，把社會重新歸位到一種集權控制程度更高的同質性、板塊型的、以「單位所有制」的「分」為基礎的組織結構里，從而使這一體制失去了微觀競爭力與適應新環境的能力，那中國改革開放的意義就在於，在政治威權體制的推動下，由於激活了社會內部的微觀個體、地方與企業的競爭活力，這就使一種小規模、多元性、自主性與流動性相結合而形成的競爭性機制，在中華大地上得以蛻變演化出來。

中國30年的改革開放之所以具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就在於這一改革把社會成員、企業、社團共同體、各省、各縣、各鄉鎮，各村與個體，從板塊型的計劃體制中分離了出來，使它們在市場經濟領域與社會生活領域中，成為相對自主、相對多元的利益主體。市場經濟激活了多元利益主體的主動性。原先的大一統的計劃體制結構，分化為多元的、小規模的、競爭性的主體之間的關係結構。而小規模，多元性，競爭性，開放性的精神在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被移入，是中國的經濟進步與社會文明進步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