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立憲」為何被「革命」遏制

雷頤：「立憲」為何被「革命」遏制 作者：雷頤 文章來源：財經雜誌 清末立憲與革命的賽跑中，前者輸於後者，令人扼腕，因為接踵而來的就是災禍不止的社會大動蕩。邵建的《革命遏制立憲》和《立憲派的民主路線圖》（分別刊登於《財經》2010年第5期、第7期）令人獲益匪淺，但仍應進一步追問：立憲為何被革命遏制？一個美好的「路線圖」為何沒能實現？誰都沒想到武昌起義兩聲槍響就使大清王朝轟然坍塌，遠在美國科羅拉多的孫中山第二天才從報紙上得知此事。偶然「兩槍」即使一個王朝覆亡，亦說明清王朝的統治基礎已經根本動搖。自1894年夏孫中山上書李鴻章，闡述改革觀念被拒後，立即走上了激進革命的道路。1895年底他發動的「廣州起義」失敗，1900年底，他又發動了「惠州起義」，用他自己的話說，前一次，舉國輿論「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而五年之後已「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嘆惜，恨其事之不成矣。」而這五年中，清政府並不是越來越開明、寬容，反而越來越愚昧、專制：先血腥鎮壓了溫和的維新變法，又為了慈禧的一己之利而以全民族的災難為代價向「萬國」宣戰。在巨大壓力下，清廷終於在1906年9月1日宣布進入預備立憲階段。對此遲來的順應民意之舉，國內依然萬眾歡騰，一些大城市甚至張燈結綵，敲鑼打鼓，學生、市民、紳商集會、遊行、演講表示慶賀，這說明，廣大民眾、尤其是紳商階層根本不希望、不喜歡革命，而是支持立憲。但清廷並不珍視民情民意。在立憲原則上，它對權力的壟斷甚至超過了日本的明治憲法。結果連溫和的立憲派都極表反對：「政府寧肯與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與人民一寸之實事」，開始號召「人民與之爭者，宜與爭實事，而不與爭空文」。從1910年1月起到11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以地方士紳為主的「立憲派」發動了四次大規模的國會請願運動，聲勢浩大，遍及全國。但清廷就是毫不妥協，不願讓出點滴權力，拒不開國會，反而採取越來越激烈的手段鎮壓立憲運動。這樣，在「立憲」與「革命」的「賽跑」中，支持革命的人越來越多。本來純從「道理」上說，立憲派無疑更有「道理」。然而，它的理論的前提是清政府在壓力下必能「讓步」，實行立憲。如果這個前提不存在，則無論說得多麼「有理」，終將無濟於事。這一點，反對革命的梁啟超十分清楚，他看到了廣大留日學生因清廷「假立憲」而由支持「立憲」到傾向「革命」的轉變，確實，是清政府的所作所為才使青年相信革命派的宣傳。所以1907年初他發表《現政府與革命黨》一文指出：「革命黨者，以撲滅現政府為目的者也。而現政府者，製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場也。」確是一語中的。辛亥革命前夜的1911年5月初，清廷出台了壟斷權力的「皇族內閣」，實際向世人宣示清廷根本不願放棄權力，結果使作為其統治基礎的士紳階層與其迅速疏遠，最終棄它而去。清政府在政治上拒不變革，經濟政策也倒行逆施，就在1911年5月推出「皇族內閣」之時，它又宣布要將原本股份制的民營鐵路收歸國有。為了保衛自己的產權，以紳商為主的幾省股民自然要發起「保路運動」。四川保路風潮相對激烈，最後成為辛亥革命的導火索。然而，四川的保路運動的紳商首領一開始堅持的是毫不過激的「文明爭路」，他們刊發光緒牌位和以前諭旨中「庶政公諸輿論」「川路准歸商辦」兩句話，令各家各戶張貼，還要設案焚香。凡此種種，不可謂不文明、不溫和、不理性、不剋制。但清政府還是在9月初逮捕了領導保路運動的紳商首領，隨後在成都開槍打死30餘名手無寸鐵的和平請願者！在此種情況下，立憲派都不能不傾向革命，革命就成為「宿命」。「立憲」輸給「革命」令人惋惜，然而不能因此以感情代替理性分析，應理性地看到，立憲派的「路線圖」確實完美，但清政府的所作所為最終使其成為廢紙一張；說到底，立憲是被清政府「遏制」的。近代中國的「激進」是清政府的「極端」逼迫出來的。所以與其指責革命派「激進」，不如批評統治者頑固的「極端」；與其呼籲民眾不要「激進革命」，不如籲請統治者不要「極端頑固」而要不斷改革。這才是化解「激進」的最有效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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