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光遠：經濟學的墮落與特朗普的崛起

經濟學的墮落與特朗普的崛起

文 / 馬光遠

特朗普衝擊波(Trump Shock)在全球迴響，歐美的主流媒體開始反思為什麼民調和結果錯得如此離譜，但很顯然，這種反思根本沒有抓住問題的根本。在特朗普這個「怪物」向白宮進軍的過程中，首先需要反思的不是民調失誤，而是應該思考：為什麼他煽動民粹、種族歧視以及貿易保護主義的言論得到了足夠多的美國人的支持和響應？

人類經濟在進步，經濟學也在以令人炫目的速度發展，學派林立，巨匠輩出，雕樑畫棟。然而，面對每一次大危機，經濟學家既無法預測災難的到來，也無法提出應對災難的有效措施，更無法防止危機中社會的撕裂。經濟學帝國主義不斷向各個領域擴張，但經濟學在面對人類每一次經濟危機時都顯得如此的無能和脆弱，經濟學家們為什麼錯得如此離譜？經濟學的價值和意義何在？本次金融危機以來，以貨幣寬鬆和財政刺激為主導的政策為何既治癒不了經濟傷口，反而使得社會階層之間撕開了更大的裂口？根本原因，在於經濟學在技術層面進步的同時，在經濟學的本源和人文關懷方面，卻陷入了停滯和倒退。

早期的經濟學，以研究國家和個人的終極使命為基本要義。

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就是個哲學和道德教授，斯密一輩子從來沒有講授過經濟學課程，他在提出看不見的手的同時，更多的仍然關注市場背後的道德因素。他認為市場之所以是道德的，是每個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推動了社會利益的進步和發展。

宏觀經濟學的鼻祖凱恩斯認為，經濟學本質上是倫理學，是關於道德的科學。過往經濟學的先賢大家都以關注人類的發展，道德的進步和弱勢群體的命運為己任，後來的經濟學，研究工具越來越炫目，領域越來越廣，模型越來越複雜，但距離道德和倫理卻越來越遠。以「最大化」為主要思維模式的研究讓經濟學退化為效率的奴隸，經濟學只剩下了空洞的效率分析，而喪失了厚重的思想和人文關懷。以效率為終極目標的經濟學是不可能提出顧及社會弱勢群體的危機應對辦法的。

本次危機，為什麼很多國家的底層和中產感覺成為了失去的階層（Loser），關鍵原因是危機應對方案只顧及經濟效率而不顧及公平正義。

以寬鬆貨幣政策為主導的危機應對之策，最大的負面效應就是惡化財富分配格局。在全球經濟再平衡的過程中，釋放出來的大量貨幣進入資本市場、房地產等領域，推升了資產價格泡沫。

這使得社會的富裕階層可以通過貨幣泡沫化解財富縮水的危機，社會富裕階層的財富在危機應對的過程中不僅沒有受傷，反而因為資產價格的膨脹而增值，而中低收入階層一方面要應對央行貨幣之水的衝擊，另一方面要面對實體經濟萎靡的情況下，收入的直接縮水。

這種過於依賴貨幣政策的做法，直接導致的結果就是社會財富的分裂，最終導致整個社會的撕裂。每個國家都一再強調貨幣的禍害，而每個國家沉湎於其中而難以自拔，最後的結果就是社會財富格局的再次洗牌。中低收入階層成了貨幣政策的最大犧牲品。

全球皆如此，我國也不例外。08年以來，中國釋放出來的大量貨幣推升的資產價格泡沫，特別是房地產泡沫並不比其他國家小。在實體和製造業萎靡的情況下，炒房成了富裕階層最好的選擇，房地產經過金融危機以來的三輪政府主導的暴漲，在一些大城市，已經遠離了房子最基本的居住屬性，成為財富和身份的象徵。成了橫亘在年輕人面前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中國大城市正在逐漸形成兩個對立的階層：有房階級和無房階級，有房階級慶幸抓住了房地產泡沫的盛宴，無房階級望房興嘆，房子在中國每一個心理刻上了非常複雜的情緒和烙印，成了阻止中國社會活力和公平的根源之一。在反危機的過程中，房地產完全成了地方政府財源和經濟增長的工具，淪為了一個極其功利化的政策，偏離了居住和民生的基本功能，影響了整個社會的士氣，使得暴富和浮躁的心態在全社會蔓延，甚至一代一代傳承。

中國的轉型機遇和發展空間很大，這是我一直強調的，但我們需要一個「好的經濟學」來指導中國未來的政策體系，偏離公平正義，只有效率和增長的繁榮無法為中國的發展帶來民意的支持，這是顯而易見的，否則一切炫目的數字將沒有說服力和意義。

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探索了人類不平等的經濟根源，引發全球巨大的反響，英國經濟學家迪頓因為對不平等的研究斬獲2015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現實寓意很大。皮凱蒂的研究認為，資本的收益遠高於勞動的收益，這是導致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主要原因。

這在中國可以找到數據的佐證：從1997年～2007年，勞動報酬佔GDP的比重從53.4%降至39.74%；資本收入佔比持續上升，企業營業盈餘佔GDP的比重從21.23%升至31.29%。按照基尼係數，中國位列世界上分配最不公平的國家之列。

對於當下的中國而言，公共政策不僅要關注增長和效率，更要關注公平和財富分配。我一直覺得，中國在不斷喪失改革收入分配最好的時機，不斷讓惡化的收入分配更加惡化。應該意識到，當前我國經濟轉型之所以如此之難，很多不公正之事的根子仍然在於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國強民不富，改革的成果通過非正常渠道越來越向少數人集中，從而擠壓了絕大多數居民的消費能力，最終導致經濟發展的停滯，公平和效率全部喪失。

特朗普的勝選告訴我們，一個社會如果出現巨大的撕裂，就會帶來巨大的不確定。經濟學是該回到道德和公平的價值訴求上來了。中國的一位前總理在他的任期內曾經特別指出，現代化絕不僅僅指經濟的發達，它還應該包括社會的公平、正義和道德的力量。一個正確的經濟學同高尚的倫理學是不可分離的。這和諾獎得主阿瑪蒂亞.森一脈相承的，森長期致力於饑荒的研究，並提出了經濟發展的目的是為了擴大民眾的自由，應該「以自由來看待發展」，堪稱近30年來全球經濟學家最大的良心，因為他的存在，急功近利的經濟學好歹保住了最後一點顏面。

中國經濟學人應該記住：如果說過去的三十多年，中國的經濟學人的使命在於推動經濟發展，做大蛋糕，則在未來，應該將注意力轉到「公平、正義和自由」的制度設計上來，使經濟學回歸基本的倫理。當然，這需要各界的努力，需要各界的參與。

經濟學的價值、哲學和規則必須回歸正義和倫理，否則，特朗普偶然的勝出會演化成必然。我一直堅定地認為：如果一個經濟學家不懂倫理學和社會學，那他很可能會成為一個社會公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