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東興回憶毛澤東1971年的南方巡視活動

毛澤東1971年南巡解密汪東興回憶毛澤東主席1971年的南方巡視活動 　　　　汪東興同志撰寫的《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一書，最近由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該書從黨的九屆二中全會前後，一直寫到林彪反革命集團覆滅，其中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史料。這對於黨史研究有重要價值。汪東興同志在撰寫、出版此書的過程中，我參與做了審校工作，看了他記錄的部分資料，並聽了介紹的有關情況。現就汪東興同志書中記述的毛澤東１９７１年南巡活動的主要內容綜合整理如下。 　　　　毛澤東主席１９７１年的南方巡視，是「文化大革命」中一次極為重要的政治行動，對於挫敗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陰謀，對於「文化大革命」中後期毛澤東對某些政策的調整及「文化大革命」歷史的進程，有著重大的影響。 　　　　毛主席這次南巡，從８月１５日開始到９月１２日結束，歷時２９天。南巡期間，毛主席在湖北武昌同劉豐、劉建勛、王新，後來又同***談話；在湖南長沙同***、卜占亞，後來同劉興元、丁盛、韋國清談話；在江西南昌同許世友、韓先楚、程世清談話；在浙江杭州先後同南萍、熊應堂、陳勵耘、白宗善談話；在上海同王洪文、許世友談話；在北京郊區丰台同李德生、紀登奎、吳德、吳忠談話。這些人當時分別擔任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江西、福建、上海、江蘇、北京等省市和武漢、廣州、福州、南京、北京軍區的主要負責人。這期間，毛主席除同個別人談話以外，還同各地負責人談話共１３次。這些談話，汪東興同志均在場，並作了詳細記錄。 　　　　一、毛主席南巡的背景 　　　　據汪東興同志講，毛主席身體好的時候，每年都要外出巡視工作，作調查研究。一般７、８月出去，９月底回北京。這次因發現林彪一夥有不測行為，於是提前趕回北京。 　　　　１９７１年毛主席南巡，直接原因是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至９月６日在江西廬山召開的黨的九屆二中全會引起的。廬山會議原定議程是討論修改憲法、抓國民經濟和戰備等問題。林彪一夥利用設不設國家主席問題和「天才」問題「發難」，打亂了會議的正常進程。他們想利用合法的手段，竊取國家最高權力，充分暴露了企圖纂黨奪權的野心。毛主席在會上寫了《我的一點意見》，點名批判了陳伯達，以此來揭露和打擊林彪集團的陰謀活動。 　　　　黨的九大以後，毛主席把工作重點放在政府工作方面，提出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修改憲法等問題。他在考慮政府機構重建時，按照國家體制來講，應設國家主席。後來，他又考慮如果設國家主席的話，首先他自己不適宜當國家主席。因為１９５６年９月他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提出不當國家主席了。他說：「讓我暫擺脫此任務，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問題。這樣，比較做主席對國家利益更大。現在雜事太多，極端妨礙研究問題。」１９７１年，毛主席已７７歲高齡，更不宜當國家主席了，因此，他表示自己不當國家主席。 　　　　毛主席也考慮如果他不當國家主席，那麼誰當呢？有一次林彪曾要他的秘書向毛主席秘書打電話，向毛主席建議「由毛主席兼任主席」。毛主席說過「反正我不能當了，那就讓董老（必武）當吧！」這時董必武已８４歲了。在當時的條件下，除林彪當國家主席以外，其他沒有合適的人選。但是，毛主席認為林彪當國家主席也是不適合的。在黨的九屆一中全會上，毛主席講過：蘇聯攻擊我們的領導體制是「軍事官僚體制」，是「軍事官僚專政」，因此在政府機構重建上，要改變這種「形象」。毛主席還考慮到，通過「三支兩軍」，林彪已經掌握了相當大的實際權力，軍隊幹部在絕大多數地方革委會中起著主要的作用。這種以軍代政、以軍管黨的作法，毛主席是不滿意的。他說：「地方黨委已經成立了，地方黨委定的事，要拿到部隊黨委來討論，這不是顛倒了嗎？」所以毛主席主張政府機構搞「文官」班子，軍隊幹部不宜過多地參政，因此，他不同意林彪擔任國家主席。 　　　　毛主席考慮當時歷史的特殊情況，提出了關於改變國家體制、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１９７０年３月初，周恩來總理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提到政治局常委開會討論修改憲法時，原憲法中設國家主席一節「是不是還寫上」。當時毛主席在武漢視察，住在武昌東湖賓館梅嶺１號。３月７日，毛主席看信後對汪東興說：「在憲法中不寫設國家主席這一節，我也不再當國家主席。」要汪東興回北京，傳達他的意見。３月８日，汪東興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見到周總理，傳達了毛主席的意見。周總理感到此問題重大，要汪東興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汪東興在周總理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毛主席的意見。到會的政治局委員討論後，一致擁護毛主席的意見。因林彪在蘇州，未參加政治局會議，總理委託參加政治局會議的葉群向林彪傳達毛主席的意見和政治局討論的情況。會後，葉群向林彪進行了通報。林彪聽後，要葉群轉告在北京的黃永勝、吳法憲，說：「林副主席贊成設國家主席。」３月１６日，中央政治局就修改憲法的指導思想和修改憲法中一些原則問題，給毛主席寫了一個請示報告，毛主席閱後在文件上明確批示不設國家主席。３月１７日至２０日，中央政治局開工作會議，討論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問題。會上討論設不設國家主席問題時，林彪一夥按照林彪的旨意，堅持設國家主席，所以在會上引起激烈的爭論。當時毛主席在外地。會議期間總理曾打電話給汪東興，要他向毛主席反映會議討論情況。會議結束後，總理把憲法修改草案報送毛主席審批，並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電話中還給汪東興交待，要他把會上爭論情況向毛主席彙報。毛主席聽完彙報後說：「不設國家主席的話，我早就說過了，還派你回京傳達過。憲法上不要寫了，我也不當國家主席。」在這期間，林彪曾通過他的秘書給毛主席的秘書打電話，說：「林副主席建議，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毛主席沒有理會，只是要秘書回個問候性的電話。林彪於４月１１日晚１１時３０分，在蘇州要他的秘書給中央政治局打電話，轉達他的三條意見，再次建議設國家主席，要毛主席當國家主席。４月１２日，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後，把林彪的「建議」轉報毛主席。毛主席提筆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但林彪仍然堅持已見。４月下旬，毛主席回京後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借用三國時期孫權要曹操當皇帝的典故，說：「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再一次講了他不當國家主席，也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７月１７日至２２日，中央召集修改憲法起草委員會成員開會，又有些人提出設國家主席的意見。毛主席得知後說：「不要設國家主席。設國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設事。」毛主席最後一次講不設國家主席、他不當國家主席，是在廬山會議期間。他察覺林彪一夥不顧他的一再反對，利用設國家主席問題和天才問題「搞突然襲擊，進行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陰謀活動。後來，毛主席曾氣憤地說：「不設國家主席，我不當國家主席，我講了六次，一次就算講了一句吧，就是六萬句，他們都術聽嘛，半句也不頂，等於零。」８月２５日在廬山會議期間召開的政治局常委和各討論小組組長會議上，毛主席嚴肅地講：「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不要再提了。要我早點死，就讓我當國家主席！誰堅持設，誰就去當，反正我不當！」並對林彪說：「我勸你也別當國家主席。」 　　　　林彪在廬山會議前及會議期間一再堅持設國家主席，早就引起毛主席不滿，加上種種跡象，使毛主席由不滿引起了對林彪一夥的警覺。主要有以下幾件事： 　　　　首先，１９７０年７月２３、２５日，政治局開會討論紀念八一建軍節社論草稿時，發生了爭論。陳伯達主張將「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句中「毛主席和」４個字刪掉。當時毛主席在杭州，周總理寫了一封信給汪東興，對社論中這個提法請汪東興轉報毛主席審定。毛主席當時眼睛患白內障，視力模糊。汪東興將信念給主席聽。毛主席聽後沒有表態，說：「你（指汪東興）劃個圈退回去！」汪東興考慮此事他不好劃圈。三天後，即７月２９日毛主席和周總理在上海接見外賓。接見後，周總理、黃永勝問汪東興，毛主席對建軍節社論的提法定了沒有？汪東興說：你們請示毛主席吧！周總理、黃永勝找毛主席請示，毛主席問汪東興：「怎樣搞的？」汪東興回答說：「這樣大的事，我不敢圈。兩種意見，您到底贊成那一種？」毛主席正點燃一支香煙，抽了幾口，然後說：「兩種意見，我都不贊成。締造者不能指揮能行嗎？締造者也不光是我，還有許多人。」毛主席說完後，汪東興仍按照毛主席講的「劃個圈退回去」的意見【注:１９７０年８月１日兩報一刊「八一」社論提法為：「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畫了圈，把稿子交給總理。 　　　　毛主席對此事很不滿意，認為林彪一夥突出林彪對軍隊的「直接指揮」是有所用心的。他說：「軍隊的締造者、領導者就不能指揮，這是不對的。締造者、領導者也不是少數人，也不是我毛澤東一個，也不是你林彪一個。我們黨內還有很多同志是領導兵暴的、領導軍隊的。」 　　　　其次，１９７０年７月３１日，林彪的兒子林立果在空軍司令部幹部大會上作了一個所謂「講用報告」。這個報告的講稿是王飛、周宇馳等人起草的。林彪聽了報告錄音後，大加讚揚說：「不僅思想像我的，語言也像我的。」這樣，８月４日，吳法憲把林立果報告錄音拿到空軍「三代會」上播放，並吹捧：「放了一顆政治衛星，是天才。」後來周宇馳、王飛、陳勵耘等人吹捧林立果「講用報告」是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第四個里程碑」，林立果「是全才、帥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等等。毛主席得知此事後，非常不高興。他多次說：「不能捧，二十幾歲的人捧為『超天才』，這沒有什麼好處。」並說：「路線不對，那些積極分子代表會就開不好。」 　　　　還有，林立果的權力膨脹，也引起毛主席的注意。林立果１９６７年４月還不是黨員，林彪把他安插到空軍司令部工作，同年７月１日入黨；１９６８年就開始「獨立活動」；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７日被任命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吳法憲還授予林立果「兩個一切」（空軍的一切都可以由林立果調動，空軍的一切都可以由林立果指揮）的特權，空軍一些領導幹部職務提升，由林立果代表林彪出面談話。 　　　　再就是，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前夕，毛主席要汪東興先到廬山檢查會議安排及安全情況。汪東興發現在毛主席住處的山頂，正在突擊修建一座直升機機場。汪東興就此事問了周總理，周總理說他不知道。後周總理追問黃永勝。黃說是他下「命令」建的，經過「林副主席批准的」。像這樣的事，事先必須報告總理和毛主席，並經他們同意後才能進行。後來，毛主席交待汪東興進一步了解有關情況，得知廬山周圍部署有陸軍師和空軍師，陸軍的坦克內有火箭裝置，空軍裝置機動能力很強。汪把這些情況向毛主席彙報了。所以，毛主席在廬山會議期間，８月３１日發表的《我的一點意見》中，以點陳伯達為名，揭露林彪一夥「配合得很好了，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至於無產階級的天下是否會亂，廬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轉，我看大概不會吧。」毛主席這樣寫《我的一點意見》，顯然和他在廬山會議前，了解和掌握林彪一夥一系列不正常活動情況是分不開的。毛主席在廬山會議結束時，還說：「廬山是炸不平的，地球還是照樣轉。極而言之，無非是有那個味道。我說你把廬山炸平了，我也不聽你的。」廬山會議上林彪一夥野心暴露後，促使毛主席下決心解決他們在黨內「搞宗派活動」的問題，擊破其搶班奪權的陰謀。 二、毛主席南巡的目的 　　　　廬山會議結束後，毛主席著手解決廬山會議中暴露的問題。他主要從以下幾方面進行： 　　　　一是在黨的高級幹部中抓學習馬列著作。毛主席在廬山會議結束時的講話中，就著重講了高級幹部的學習問題。他說：現在不讀馬、列的書，「就上這些黑秀才（指陳伯達）的當」。後來，毛主席在審閱《無產階級專政勝利萬歲》一文時批道：「我黨多年來不讀馬、列，不突出馬、列，竟讓一些騙子騙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麼是唯物論，什麼是唯心論，在廬山鬧出大笑話。這個教訓非常嚴重，這幾年應當特別注意宣傳馬、列。」毛主席強調學馬、列著作的目的是要大家搞清理論是非；揭露陳伯達「假馬克思主義者、野心家、陰謀家的面目」。在廬山會議後，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６日，黨中央發出《關於高級幹部學習問題的通知》，其中規定學習６本馬、恩、列著作和５本毛澤東的著作。　　 　　　　二是通過揭發批判陳伯達，解決林彪一夥「犯了方向路線的嚴重錯誤，在組織上是宗派主義的錯誤」和「進行分裂黨的陰謀活動」的問題。毛主席批判陳伯達「採取了突然襲擊，煽風點火，製造謠言，欺騙同志的惡劣手段，進行分裂黨的陰謀活動」，實際是揭批林彪一伙人。廬山會議結束後，毛主席要黃、吳、葉、李、邱等軍委辦事組幾個人作檢查，明確講：「我勸林應好好地想一想，表一個態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後表態也可以。」可是林彪一直不肯作個認錯的「表態」，黃、吳、葉、李、邱等也遲遲不作檢查。在毛主席催促下，葉群於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１２日向毛主席交了第一份檢討書。毛主席在葉群檢討書上，作了１０處批語。對林彪一夥犯錯誤的性質、表現、嚴重性、對待的方針政策都點明了。毛主席在葉群檢討書末尾批語中寫道：「不提『九大』，不提黨章。也不聽我的話，陳伯達一吹就上勁了，軍委辦事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黨的政策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除了陳（伯達）待審查外，凡上當者都適用。」實際上毛主席是向他們交待政策，再一次催促他們作深刻檢查。但是林彪一夥仍然執迷不悟，對此毛主席非常不滿。他在某人檢討的材料上批道：「真是上賊船容易下賊船難。人一輸了理，就怕揭，廬山會議上的那種猖狂進攻的勇氣，不知跑到哪裡去了。」毛主席見林彪一伙人大搞宗派活動，就採取「甩石頭」，即連批幾個文件和髮指示進行「批陳（林）整風」；「摻沙子」，派紀登奎等同志參加被林彪、黃永勝、吳法憲等人把持的中央軍委辦事組；「挖牆腳」，改組北京軍區，任命李德生為北京軍區司令員、謝富治任北京軍區第一政委，紀登奎任第二政委。這些措施是為了削弱林彪一夥對軍隊的影響和控制。 　　　　三是對部隊某些不正之風進行整頓，解決軍隊與地方的關係以及軍隊自身建設中存在的問題。毛主席認為，在軍隊一些同志中存在著「打仗有功」、「文化大革命支左有功」的「兩個包袱」和驕傲自滿的情緒。他說：「我軍和地方多年沒有從這一方面的錯誤思想整風，現在是進行一場自我教育的極好時機了」，通過整風，「使我軍作風某些不正之處轉為正規化」。毛主席為此批轉了濟南軍區政治部等兩份文件，還安排華北會議和軍委座談會來進行「批陳整風」，在基層開展了「批修整風」、「反驕傲自滿」等教育活動。 　　　　毛主席雖然採取了這些措施，但並沒有徹底解決林彪集團這個隱患。毛主席在廬山會議的後期同林彪談過一次話，林彪沒有認錯的表示。以後毛主席說林彪「想通後表個態也可以」，但林彪一直沉默不言。葉群給毛主席檢查書中雖然提到林彪想寫信給毛主席，由於她的勸阻，「結果幫了倒忙」，毛主席認為這不過是林彪有意虛晃一槍。後來，毛主席曾派周總理、紀登奎到北戴河找林彪談話，林彪不僅沒有悔改表示，反而「消極怠工」，基本上不參加中央召開的各種會議，文件也不看不批，並加緊搞結黨營私活動。這就大大增加了毛主席的憂慮。　　 　　　　開始毛主席還是想挽救林彪的，在廬山會議上只打擊了「投機分子」陳伯達，間接批判林彪，削弱林彪集團的勢力。但事與願違，林彪集團頑固地抵制批判，並繼續進行宗派陰謀活動。因而毛主席非常擔心掌握軍權的林彪集團搞分裂活動，因為當時軍隊是控制和穩定「文化大革命」局面的主要因素。於是，他決定採取「陳伯達在華北幾十天，周遊華北，到處遊說。我這次就是學他的辦法」，到南方各地「巡視」，給各地黨、政、軍，特別是軍隊領導人打招呼，說明「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廬山會議問題的性質是「有人看到我年紀老了，快要上天了，他們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這次廬山會議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只批陳伯達而不觸動林彪一夥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毛主席希望通過和各地負責同志談話，能幫助當時的黨政軍高級幹部，特別是軍隊的高級幹部認識九屆二中全會問題的嚴重性，捅開中央內部的矛盾和問題，使大家了解林彪一夥陰謀活動的情況，防止黨內同志因不了解情況而繼續跟著林彪一伙人走。毛主席對「由幾個人（在廬山會議上）發難，企圖欺騙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有黨以來沒有過」的情況，認為在黨內不能再出現。 　　　　毛主席南巡的另一個目的是為召開九屆三中全會和四屆人大作準備。毛主席在南巡前和南巡講話中，對林彪仍是堅持「幫助林彪等犯錯誤的人認識錯誤，改正錯誤，真正達到『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團結同志的目的，克服分裂的危險」。毛主席當時還沒有把林彪從黨的副主席職務上拿下來的想法。九一三事件發生後，毛主席還講過，只要林彪不跑，政治局委員還得讓他當。毛主席打算在九屆三中全會上改組軍委領導班子，不能讓林彪一夥繼續控制軍權。這些意圖，毛主席打算在南巡中進行宣傳和貫徹。 　　　　三、毛主席南巡講話的主要內容 　　　　毛主席於８月１５日下午１時乘火車離開北京，１６日到達武昌。２７日晚從武昌動身，抵達長沙。３１日中午１２時半多離開長沙，晚上９時抵達南昌。９月２日中午飯後離開南昌，３日零點抵達杭州。１０日下午４時匆匆由杭州出發，晚上１０時前後到達上海。毛主席在上海停留了１４個半小時，於１１日中午１２時半離開上海，直發北京。中途在南京停留１５分鐘，毛主席未下車，讓汪東興下車見了許世友。以後在蚌埠站停車５分鐘；在濟南站停車５０分鐘（在這裡，汪東興按毛主席指示，臨時通知北京市和北京軍區主要負責人在丰台開會）；在德州站停車２０分鐘；在天津西站停車１５分鐘。１２日下午１時１０分到達北京丰台站，停留兩個多小時，４時零５分抵達北京站。除了中途停車的時間，毛主席專列從上海到達北京，路上只走了２５個多小時。在當時的條件下，列車是以最快的速度趕回北京的。 　　毛主席在沿途同各省、直轄市、自治區黨、政、軍負責人的談話，內容非常廣泛，但都緊扣南巡的目的。其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曆數黨內路線鬥爭，反對分裂，講「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 　　　　毛主席每到一地，除了先了解當地工作、生產情況及人事情況以外，著重講路線鬥爭及黨內路線鬥爭的歷史，，強調黨內不要搞分裂，進行路線教育，然後講到廬山會議上的問題。 　　　　８月１６日，毛主席一到武昌，就在車站找來當時擔任武漢軍區政委的劉豐談話。他開門見山地說：希望你們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不要搞山頭主義、宗派主義；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他說：中國也怪，中國的黨沒有分裂，已經經過五十年沒有分裂。蘇聯的黨分裂過，分裂成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中國沒有。有人要分裂我們的黨是困難的。然後毛主席談了黨的歷史上的「路線鬥爭」，說「陳獨秀、王明、張國燾等人，曾經多次要分裂黨，都沒有得逞」。「羅章龍，右派另立中央，分裂黨，也沒有得逞」。「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黨，是犯了路線錯誤」。「全國勝利以後，高、饒就想奪權，搞反黨聯盟，沒有奪成」。他說：「這次廬山會議，搞突然襲擊，地下活動，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這次廬山會議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說大有炸平廬山之勢是有用意的，空軍才能炸平。」毛主席對劉豐說，廬山會議上的鬥爭是黨內第十次路線鬥爭，他說：「對路線問題、原則問題，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則問題，我是不讓步的。」 　　　　毛主席在離開武漢前，對劉豐等人說：「廬山這一次的鬥爭，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結論，這次保護林副主席，沒有作個人結論，他當然要負一定的責任。」 　　　　在長沙講話中，毛主席說：「你們了解黨的歷次路線鬥爭嗎？我們這個黨有５０年的歷史。中國這麼大，山頭又這麼多，可是沒有搞成分裂。你們說怪不怪呀？從５０年的路線鬥爭算起，一共有１０次。」在講到廬山會議鬥爭時，毛主席說：他們的「綱領就是『天才』，設國家主席，推翻二中全會的議程和『九大』路線。他們是有組織的，瞞著人去搞的。中央五個常委瞞著三個，也瞞著政治局的大多數同志，除了那幾位大將（指黃、吳、葉、李、邱）以外」。 　　　　毛主席到南昌，車一停下來，就找來許世友、韓先楚、程世清等人談話。一開頭就說：「中國共產黨的十次路線錯誤，是要分裂黨，但沒有分裂成。」 　　　　毛主席到杭州，同南萍、熊應堂、陳勵耘等人談話，在追問一些人在廬山會議上的情況後說：「林彪同志那個講話，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那份簡報（指九屆二中全會六號簡報）影響最大，是一個反革命的簡報。我也搞不清楚，他們為什麼這樣搞？他們有話，事先不拿出來，大概總認為有什麼把握了，好像會成功了。可是一說不行，就又慌了手腳。我看他們是恐懼」，「可能是心裡有鬼」。毛主席說：「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不徹底，還沒有總結。」毛主席對在座的人打招呼說：「聽話要分析，不要聽小道的話，不要盡聽，人家一吹就聽了，受蒙蔽了，不了解情況。所以要調查研究：聽話要分析。」 　　　　在上海，毛主席同王洪文、許世友等人談話講述了黨內歷次「路線鬥爭」的情況。 　　　　在丰台，毛主席對李德生、紀登奎、吳德、吳忠等人講話時，全面系統地講了黨內路線鬥爭的歷史，廬山會議鬥爭的性質、解決問題的政策、措施。他說：「我們的萬針是路線決定一切。人多，槍多，代替不了正確的路線。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一切，路線不正確，有了人和也可能丟掉。」他還說，黨內路線鬥爭的歷史，「三天也講不完」。「我們黨已經有５０年的經驗，中國人不喜歡分裂，我們黨內１０次路線鬥爭，沒有一次把黨給分裂了的」。最後指出：「還要看一看。黑手不只陳伯達一個，還有黑手。」毛主席在武昌第二次同劉豐談話（８月２７日）時，說「陳伯達也是反黨陰謀集團」，沒有點林彪的名，並說這次要保護他；到丰台（９月１２日），毛主席說陳伯達後面還有「黑手」，這顯然是指林彪。這可能是因為毛主席在南巡沿途中，進一步發現林彪集團在搞更嚴重的陰謀活動。毛主席在丰台講話結束前，重述在武昌第一次談話時說的：要全黨「三要三不要」的原則。他最後說：「要抓路線教育，方針還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這可能是毛主席南巡活動的最大的願望和要求。 　　　　第二，強調全黨要增強團結，遵守紀律，一切行動聽指揮。 　　　　為了反對和防止黨內分裂，毛主席在南巡講話中，反覆強調要增強團結，遵守紀律。他多次與南巡隨行人員和參加座談的同志一起唱《國際歌》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毛主席與劉豐第二次談話時，劉豐主動檢討說，他在廬山會議上犯了錯誤，「心情很沉重」。毛主席說：「你沉重什麼？問題不在你，問題在北京。」毛主席還給劉豐做工作，強調黨內不要搞分裂。這時，劉豐表示：「有主席領導，有主席思想，解放軍也是分裂不了的。請主席放心。」毛主席叮囑劉豐不要把他們之間的談話內容告訴別人。並說，我是給你打招呼，有些事回去（中央）還要討論。劉豐當即作了明確表示：不會的。 　　　　毛主席離開武昌去長沙，劉豐到車站送毛主席。上車時，毛主席問劉豐看了新印的《國際歌》歌詞沒有，劉豐說沒有。上車後，毛主席叫工作人員給了劉豐一份。劉豐還問毛主席：「翻印下發，可不可以？」毛主席點點頭表示同意，並對劉豐說：「《國際歌》就是講要團結，講全世界無產階級要團結。」毛主席同隨行人員唱完《國際歌》後，又與劉豐等人一起唱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毛主席對劉豐說：「是呀！你看，就是要步調一致嘛！不一致還行呀？」 　　　　毛主席這樣做是極有用心的。可是，在毛主席離開武昌到長沙，９月６日李作鵬在武漢接見外賓後，劉豐把毛主席與他兩次談話的內容，告訴了李作鵬。當天李作鵬回到北京告訴了黃永勝。黃永勝當晚打電話告訴了在北戴河的林彪、葉群。　　 　　　　８月２７日，毛主席到長沙與***、卜占亞等人談黨內路線鬥爭情況後，又帶領在場的人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毛主席說：「你們不光要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你們還要講解，還要按照它去做。」他說：「『一切行動聽指揮，步調一致才能得勝利』。這一條非常重要。步調不一致，分成兩派，怎麼樣能得勝利呢？這句話要改為『步調不一致，一定要失敗』。」然後，他逐句講解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內容。他說：三大紀律的第一條，八項注意的第一條和第五條最重要，「如果都能記清，都能這樣做，那全國人民擁護又歡迎，這樣我們多好呀！」毛主席講到後兩條時，強調部隊在整風中要防止和克服驕傲自滿和軍閥作風。然後，毛主席叫工作人員找《國際歌》本發給在座的同志，並要他們「把《國際歌》念一念、議一議、談一談」。２８日，毛主席在長沙與劉興元、丁盛、韋國清等人談話。講黨內路線鬥爭歷史後，再次強調要注意「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教育」。 　　　　９月３日零點毛主席到杭州，稍停後就在車上與南萍、熊應堂、陳勵耘等人談話。毛主席講了廬山會議的問題，追問陳勵耘及空軍一些人在廬山會議上的事，陳回答時含糊其辭，毛主席就講：你們要搞「三要三不要」，「要學習列寧為紀念歐仁·鮑狄埃逝世２５周年撰寫的那篇文章」，「要學唱《國際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毛主席還對陳勵耘說，「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不徹底，還沒有總結」，要陳等聽話要分析，不要受蒙蔽。陳勵耘聽了表情緊張。 第三，進一步指出林彪一伙人的錯誤問題，強調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要求犯錯誤的人認識和改正錯誤。 　　　　毛主席南巡講話，在敘述黨內歷次路線鬥爭之後，重點講「第十次路線鬥爭」——廬山會議的問題。他除了講這次「路線鬥爭」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以外，還講了其特點是搞「突然襲擊，地下活動，出簡報煽風點火」；「瞞著人，私下串連，一點氣都不透」；指出「如果有理，為什麼不堅持」，可是「後來一說，又慌了手腳，趕快收回記錄」；「這樣搞，總有個目的嘛！」點出他們的目的是「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同時，還講了林彪及黃、吳、葉、李、邱等人的問題。 　　　　講林彪的問題，主要是： 　　　　——一再講「林彪同志那個講話，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點明廬山會議出問題與林彪這個講話有關，或者說是林彪首先發起的。 　　　　——說廬山會議問題是「否定『九大』路線，否定二中全會三項議程，要改成討論天才和要設國家主席問題」，這「實際是反我。是我把天才劃掉，是我提出不設國家主席」。把問題的嚴重性點出來了。　　 　　　　——又說：「我同林彪同志談過，他有些話說得不妥嘛。比如他說，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天才，不符合事實嘛！馬克思、恩格斯是同時代的人，到列寧、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麼能說幾百年才出一個呢？中國歷史上還有陳勝、吳廣，有洪秀全、孫中山呢！這不符合實際。」「什麼『頂峰』啦，『一句話頂一萬句』啦，你說過頭了嘛！」說明天才問題，也出自林彪。毛主席還說：「我不是天才，讀６年孔夫子，讀７年資本家的洋學堂，到２５歲那年正是１９１８年開始讀馬列主義。」「天才就是比較聰明一點，天才不是靠一個人靠幾個人」，「天才是靠一個黨，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天才是靠群眾路線，集體智慧。」 　　　　——多次講到「什麼人民解放軍是我締造和領導的，林彪親自指揮的，締造的就不能指揮呀！」「這是不對的。締造者、領導者也不是少數人，也不是我毛澤東一個，也不是你林彪一個」，「朱德、恩來、賀龍、劉伯承、葉挺，這麼多人發動的南昌起義，他們就不能指揮了嗎？」指出林彪突出他在軍隊中的地位也是有所用心的。 　　　　——還講到「不要把自己的老婆當自己工作單位的辦公室主任、秘書（指葉群）」。「做工作要靠自己動手，親自看，親自批，免得誤事」，一些人向林彪請示問題，都要經過葉群，這樣不好。還指出：「你在那裡搞什麼所謂『超天才』，對二十幾歲的人（指林立果）就捧得這樣高，實際上是害他。」對林彪的工作作風和對待親屬的做法，也進行了批評。 　　　　對黃永勝等人，毛主席說：「我找黃永勝他們談了話，當面批評了黃。黃永勝不會不搖鵝毛扇子吧！他一字不提林彪。」「我看黃永勝這個人政治不怎麼強，是有頭無腦。他檢討最沒有勇氣，怕得要死。」顯然毛主席對黃永勝不肯檢查交代錯誤，緊跟林彪有意見。而當時林彪也緊緊抓住黃永勝不放鬆。因為黃永勝代表林彪控制軍權，所以毛主席在南巡講話中，特別提到「我就不相信，你黃永勝能指揮解放軍」？「華北八個軍，就有五個軍反對他們。就是那三個軍，還有軍長、政委、師長、政委、團長、政委，會聽他們的嗎？」毛主席還說：「五個人（黃、吳、葉、李、邱）在批陳整風彙報會上的檢討，承認在政治上是方問、路線錯誤，組織上是宗派主義的。但是他們的檢討裡面是吞吞吐吐，因而使人懷疑他們能否改好。」「我看前途有兩個，一個是改，一個是改不了，他們可能改，有的不一定能改。」 　　對於在廬山會議上受騙、受蒙蔽而犯錯誤的人，毛主席強調還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因此，毛主席在南巡談話的對象中，對一些與林彪集團關係很密切的或者陷得很深的人，對一些起鬨而犯了錯誤的人，毛主席針對性地打了招呼和進行教育。 　　　　毛主席南巡第一個談話的是劉豐。他和劉豐兩次談話的時間都很長。毛主席南巡同各地負責人談話的基本內容，差不多都同劉豐說了。毛主席希望劉豐能成為一個經過教育改正錯誤的人。　　 　　　　毛主席第二次同***談話時，***已調入國務院管農業生產，但仍兼任湖南省革委會主任。***向毛主席彙報農業生產情況時，毛主席說***「滿腦子的農業」，沒有注意更大的問題是「路線問題」，「應抓路線鬥爭，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毛主席到長沙，同***、卜占亞談話後，跟劉興元、丁盛、韋國清等人談話。毛主席講了黨內路線鬥爭歷史，提出要堅持「三要三不要」的原則，接著關切地問劉興元、丁盛：你們對廬山會議怎樣看法？你們犯了錯誤，作了檢討，認識是不是轉變過來了。毛主席聽他們回答後，又說：「所有的高級幹部都應該弄清我和你們吹的這些……我是程咬金三板斧，我是到處講，不管誰犯了錯誤，不講團結，不講路線，總是不大好吧！」 　　　　毛主席在南昌，給程世清打招呼，也是在講了黨內路線鬥爭歷史之後，問程世清：「去年的廬山會議，吳法憲向華東空軍系統的王維國、陳勵耘、韋祖珍這幾個人打了招呼，有沒有你程世清呀？」程世清回答說：「我有錯誤，吳法憲對我有影響。主要的錯誤是我的思想沒有改造好。」 　　　　在杭州，毛主席在談到九屆二中全會問題時，問南萍、陳勵耘等人：「廬山會議你們有什麼錯，聽說吳法憲找你們談了，他搞的那一套，說不是有八個人嘛？」毛主席面向陳勵耘，問道：「其中有你一個，還有上海的那個王什麼（指王維國），還有福建的那個叫什麼？是不是就是那幾個人，你們空軍就八個中央委員嘛？」陳勵耘很緊張，敷衍回答：「在廬山，吳法憲找我布置空中警戒時，陰一句，陽一句，這個人說話不算數的。」毛主席說：「是啊，說話不準確！」陳勵耘接著說：「上山前都不知道他們這些事。」毛主席說：「噢，上山前你不知道。空軍有，海軍有沒有？他們是不是內部有通知了呀？」陳吱吱唔唔沒有回答。後來，陳勵耘解釋說：「九屆二中全會上我不了解情況，跟著犯了主觀唯心主義錯誤。」 　　　　毛主席南巡期間，與之談話的人中，在廬山會議上上當受騙而犯錯誤的同志，都向毛主席承認了錯誤，如韓先楚對毛主席說：「九屆二中全會我們大家都起了哄，我們犯了錯誤，我們做自我批評，請主席放心。」在上海，毛主席也問過許世友：「對廬山會議想得如何呀？是不是思想上解決了問題了呀？」許世友很快就回答：「廬山會議的問題，按毛主席的指示辦。」毛主席又問：「我有什麼指示呀？」許世友說：「您的指示就是《我的一點意見》。」毛主席說：「那個不是在後頭嗎？是你們犯了錯誤之後，我想了五天才寫的。」毛主席問許世友，在此文發表前你認識怎麼樣？許世友說：「我就是按您的意見辦的。」毛說：「不見得吧，我那個意見你學了沒有？我那個意見上說，什麼叫唯心論，什麼叫唯物論，你講一講，我聽聽！」許世友一時說不上來，不由自己哈哈大笑。毛主席和在場的其他人也都笑起來了。 　　　　毛主席對在廬山會議上犯一般錯誤的同志是諒解的。他說：我認為犯點錯誤不要緊，屬於認識問題，現在認識到了就好了。問題是，「犯了錯誤，也不認識，也不去想辦法認識，在那裡頂著，這個不好。」他還說，「我可以耐心地等待」，「回到北京以後，或一個一個的，或者三、四個的，還要再找他們談談。他們不找我，我去找他們」，包括「再找林彪談談」。

第四，倡導讀馬、列著作，提高識別能力，用行動檢驗學習的好壞。 　　　　毛主席南巡每到一處，都給黨內高級幹部講要吸取廬山會議教訓，要認真學馬列著作。毛主席說：「我經常提學習問題，大家在這方面口頭上是同意的，但在實際中看法就不統一了。你看，這一次在廬山會議上，搞了一個稱天才的語錄，自己又不看馬列主義的書，陳伯達搞的那一套就相信了，而且照著念，照著引用。」現在有些「高級幹部連什麼是唯物論，什麼是唯心論都不懂，怎麼行呢？」他還說：「現在看來，是馬列主義沒有學好。」他要求黨內高級幹部「現在學六本，文化高一些的，有人可能突破，明年再學幾本」。 　　　　毛主席南巡沿途對陳伯達利用「天才」問題欺騙人，搞陰謀活動，多次進行批判。他說，我對「天才」的問題和「偉大」的提法一貫態度是：「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提了三個副詞，當時兵荒馬亂，那時還需要嘛。『九大』後就不同了，要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現在就要降溫。到處掛像，日晒雨淋，可憐噢！還是那個『偉大』，我就有四個『偉大』，你們就一個沒有啊！偉大的導師，就是一個教員嘛，當然導師比教員更高明一點。『九大』黨章草案上那三個副詞，我就圈去了。『九大』黨章已定了，你們為什麼不翻開看看。」他對一些人講什麼英明呀、偉大呀很反感，說：「一說英明領導，我就不寒而慄。我並不是什麼英明領導，我不過是在下面的報告上批上幾個字，寫上幾句話，下面供給材料給我的腦子進行加工。」又說：「『萬歲』，英文翻譯為ＬｏｎｇＬｉｖｅ，是『長壽』的意思，對年輕人可喊，對年紀大的就不要喊了。」 　　　　毛主席除了要求大家學馬列著作以外，還提出高級幹部學點歷史知識和國際知識。他說：「我現在天天當學生，每天看兩本《參考資料》，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所以懂得點國際知識。」同時，他還強調，檢驗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好壞要看行動。他說：「馬克思經常講，不要看人家的聲明，要看行動。聲明無非是講在口上，寫在紙上，那比較容易，真正實現，就難了。這個問題沒有解決，可能要看幾年、十幾年、二十年吧。」 　　　　第五，提出要加強對軍隊的領導，整頓軍隊的作風，號召「人民解放軍學全國人民」。 　　　　廬山會議以後，毛主席感到軍隊問題很多。他在南巡講話中說：「過去我就講過，一個主要傾向，掩蓋著另一個主要傾向！」他認為，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軍隊中滋長的居功驕傲和宗派主義，足以影響黨的團結統一、國家穩定和「文化大革命」的進行。毛主席強調說：「軍隊要謹慎，不能驕傲，一驕傲就要犯錯誤。」「軍隊要謹慎，首先不要搞山頭主義。」 　　　　毛主席在南巡講話中，還談到加強對軍隊的領導，特別講到他要親自抓軍隊工作。他說：「我犯了個錯誤。勝利以後（指建國後），軍隊的事情我管得不多。」他說，建國後軍隊開始是聶榮臻管的，後來是彭德懷管的，以後就是林彪，實際上賀龍、羅瑞卿管理多。後來就是楊成武，再以後是黃永勝當總長、軍委辦事組的組長。「在廬山會議上搞出那麼些事來，我看黃永勝這個人政治上不怎麼強」。他說：「過去我沒有管，現在我要管軍隊的事，我不相信軍隊要造反。軍隊要統一，軍隊要整頓。」 　　　　毛主席認為，他在廬山會議後除了對部隊採取的「三板斧，甩石頭、挖牆腳、摻沙子」以外，他還在部隊基層中開展批修整風教育，普遍進行唱《國際歌》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活動，他說：「我希望你們試試看，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教育戰士，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黨員和人民。這個問題很簡單，不要那麼長篇大論的報告。」 　　　　毛主席在南巡講話中，還提出：「現在有個口號，叫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人民學人民解放軍。要加一條，人民解放軍學全國人民。」以此來改善軍隊和人民群眾的關係。 　　　　四、毛主席是怎樣發現林彪集團搞反革命政變陰謀活動的 　　　　黨的九大之後，在籌備四屆人大、修改憲法和組建新一屆政府機構時，林彪一夥得知毛主席明確表示不設國家主席、他也不當國家主席之後，企圖以堅持設國家主席為名，使自己通過合法手段當上國家主席，奪取國家最高權力。那麼，毛主席是怎樣發現林彪集團搞奪權陰謀活動的呢？ 　　　　（一）在廬山會議前，大概是１９７０年３月，林彪親自給中央政治局寫報告，要求設國家主席，毛主席當國家主席。在遭到毛主席拒絕後，林彪仍然堅持己見，毛主席就說「林彪急於想當國家主席」。 　　　　九屆二中全會召開前夕，毛主席派汪東興到廬山檢查會議準備和安全工作情況，發現林彪一夥瞞著中央調動陸軍、空軍在廬山周圍布防，並在毛主席住所山頂上修建直升機場。毛主席感到林彪一夥這樣做「很不正常」。 　　　　廬山會議８月２３日上午開幕，林彪突然發表講話。２４日下午陳伯達、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一齊上陣，在各小組討論會上按照事先商量好的統一口徑，進行煽動性的發言，鼓噪要設國家主席。２５日中午，毛主席看到反映華北組討論情況的全會第六期簡報，就判斷他們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地搞陰謀活動。於是分別同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談話，批評這樣做是「否定『九大』路線，否定二中全會三項議程」的；然後開常委會，決定停止開小組會，收回簡報。３１日，毛主席發表《我的一點意見》一文，揭露林彪集團的陰謀活動，並首先揪出陳伯達進行批判，從而挫敗了林彪集團纂權的陰謀活動。 　　　　（二）廬山會議後，林彪一夥不僅沒有悔改之意，反而加緊進行反革命陰謀活動。 　　　　廬山會議結束前，毛主席分別同林彪、陳伯達談話，希望林彪對廬山會議問題有個「態度」，要陳伯達作深刻的檢查交代。但後來林彪裝病不出，沉默不語；黃、吳、葉、李、邱根據林彪的旨意，遲遲不作檢查。在毛主席多次催促下，各人才敷衍地寫了檢查。中央軍委召開有１４３人參加的批陳座談會，也是表面對付，毛主席批評黃永勝等人「開了一個月，還根本不批陳」。後來軍委辦事組寫了一份檢討報告給毛主席，毛主席批示：「你們幾個同志，在批陳問題上為什麼老是被動，不推一下，就動不起來。這個問題應該好好想一想，採取步驟，變被動為主動。」在這種情況下，毛主席用「甩石頭」、「摻沙子」、「挖牆腳」的方法，限制和削弱林彪集團在軍隊中的勢力。　　 　　　　這時，林彪一夥已經感到毛主席這些措施已危及他們的地位和權力，不甘心失敗。１９７１年２月在蘇州，林彪、葉群和林立果加緊密謀武裝政變活動，林彪說：「我們不能束手待斃。」 　　　　１９７０年９月６日廬山會議結束時，林立果就說「文的不行來武的」。１０月間他從看日本影片《山本五十六》、《啊，海軍》中得到「啟示」，以「江田島精神」組建他直接操縱的秘密組織「聯合艦隊」。１９７１年３月２１日至２４日，林立果按照林彪的旨意，在上海召集他的「聯合艦隊」主要成員周宇馳、於新野、李偉信制定武裝政變計劃，並成立「指揮班子」，要用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當時這些情況，毛主席當時都不知道。毛主席只感到林彪及其一伙人並沒有改轅易轍，並採取各種手段封鎖對他們的批評和廬山會議的真相。此時，毛主席認為有必要給各地黨、政、軍主要領導人打招呼，防止一些人繼續跟著林彪走，使黨發生分裂。於是毛主席親自到南方巡視，給各地負責人講廬山會議問題的實質，使大家心中有數。 　　　　（三）毛主席南巡講話的初衷是「幫助林彪等犯錯誤的同志認識錯誤，改正錯誤，真正達到『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團結同志的目的，克服分裂黨的危險」。但是，毛主席南巡，引起林彪一夥的注意。他們布置各種渠道打聽毛主席活動情況及講話內容。林彪得知毛主席南巡講話的內容，最早是９月６日晚從武漢劉豐那裡經李作鵬、黃永勝傳來的；還有就是９月５日廣州軍區空軍參謀長顧同舟聽了劉興元、丁盛傳達毛主席談話內容後，連夜告訴於新野、周宇馳，周在６日乘飛機趕到北戴河，將整理的記錄交給林彪、葉群。林彪得知毛主席講話內容後，十分驚慌，立即策劃對毛主席下毒手，７日，布置死黨實施政變計劃。 　　　　毛主席從北京到杭州的沿途，從一些當地負責人的談話中，了解到葉群、林立果進行陰謀活動的一些情況。毛主席到杭州後，感到情況有些異常。一是對他的警衛工作，按慣例是地方管的，而這次卻由當地空五軍政委陳勵耘掌握杭州警備大權，直接指揮毛主席住所的警衛工作。一些多次接待毛主席的工作人員，在看望毛主席時，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況。二是毛主席知道陳勵耘在廬山會議上跟林彪一夥很緊，起了很壞的作用。當９月３日凌晨毛主席一到杭州，在列車上與陳勵耘和南萍、熊應堂等人談話時，追問陳勵耘廬山會議的情況，陳勵耘不是說假話，就是避而不答。毛主席明明知道吳法憲在上廬山前，給陳勵耘打過「招呼」，但陳勵耘卻回答：「上山前都不知道他們這些事。」因此，毛主席對陳勵耘印象很壞。三是毛主席身邊的有些服務人員是空五軍派的。９月７日，某些服務人員氣氛緊張。有個別服務人員，出於對毛主席崇敬和熱愛，將陳勵耘布置的監視任務，報告了毛主席。這時毛主席心中有底了，立即警覺起來。四是９月８日晚，即林彪下達反革命政變手令的這一天，在杭州一位與毛主席關係密切、友情很深的領導幹部，託人給毛主席捎口信，有些人在裝備空軍飛機；還有人指責毛主席的專列停在杭州筧橋機場支線「礙事」，妨礙他們走路。暗示「請速離開」。毛主席初聽到這一口信時，還感到納悶，「我會妨礙誰呀！」這天毛主席還得知，杭州空軍在改裝伊爾—１０飛機，飛機上裝有炸彈和機槍。毛主席根據前後所了解和掌握的一系列情況，此時感到情況極為嚴重，要防止林彪一伙人的不測行為。於是當機立斷，找汪東興商議，專列立即轉移。當時因不了解林彪集團具體陰謀活動計劃，列車是向後轉移到浙江金華一線，還是開到上海拿不定主意。於是決定，把專列開到杭州到寧波的支線上，靜觀動向。專列當晚離開杭州，９日凌晨停靠在紹興的一條專線上。專列在紹興停了３６個小時，從各方面得到的信息，還沒有發現非常危急的信號，毛主席通知汪東興，專列立即從上海趕回北京。中午，毛主席通知南萍、陳勵耘、白崇善等人見面，談了半個小時。這期間，專列做開車準備工作。為了安全，還把專列排列次序作了調整。談完話後，１０日中午１點４０分，列車由紹興出發，２時５０分鐘到達杭州。離開杭州去上海時，沒有通知當地領導幹部送行。陳勵耘雖然到了車站，見毛主席表情嚴肅，由於他心裡有鬼，神情很不自然，不敢接近毛主席，所以也沒有握手告別。　　 　　　　就在８日晚毛主席讓專列開到紹興支線時，於新野趕到杭州，與陳勵耘商議如何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間謀害毛主席的事。９日上午，於新野把與陳勵耘商議的意見帶回北京，向林立果彙報。９月１０日這一天，林彪通過葉群，多次與黃永勝等人通電話商議，林立果也和「聯合艦隊」的一幫人商議如何在上海「解決問題」。 　　　　毛主席的專列從杭州到達上海，停在虹橋機場專用線上。剛好是林彪一夥企圖利用炸機場油庫，以救火名義，殺害或綁架毛主席方案的地方。但是，由於毛主席專列趕在林彪一夥準備工作之前到達，「聯合艦隊」的南線指揮江騰蛟還沒有趕到上海。專列剛停，汪東興就下車觀察地形，把帶來的訓練有素，裝備糧良的中央警衛團幹部隊１００人，部署在毛主席的主車周圍警戒，以防不測。把地方警衛部隊，全撤到外圍。離列車１５０米的機場油庫，因為對列車安全有嚴重威脅，汪東興派了警衛嚴格把守。所以林彪一夥無法實施其陰謀計劃。 　　　　原來毛主席打算在上海、南京停留，一般在９月底回到北京。所以林彪一夥也是按照這個時間表策劃在上海、江蘇的碩放鐵路橋等地布置謀害活動的。雖然毛主席當時並不知道林彪一夥的陰謀計劃，由於他在長期革命鬥爭中養成的高度警惕性和敏銳、果斷、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使林彪一伙人的陰謀計劃落空。毛主席在上海短時間停留後，直回北京。毛主席考慮要給北京的同志談一談，又要了解北京的動向，所以專列在濟南停車，叫汪東興打電話要北京市委、北京軍區的負責人在丰台車上談話。專列工作人員利用在丰台３個小時談話的時間摸清北京情況後，再把專列開回北京站，然後毛主席回到中南海休息了。當汪東興在中南海打電話向周總理報告毛主席回到北京時，總理還驚奇地說：「你們怎麼不聲不響地就回來了，連我都不知道。路上怎麼沒有停？原來的計劃不是這樣的呀！」 　　　　從杭州動身到北京，毛主席已經３天沒有很好休息。１２日下午回到中南海住所，就睡下了。到１３日凌晨１時，林彪等人從山海關乘飛機逃離半個多小時後，周總理、汪東興叫醒毛主席彙報情況，這時毛主席才知道林彪叛逃。發生這種事，就連毛主席在內的許多同志都是想不到的。林彪一夥制定的《「５７１工程」紀要》和商定的八種謀害方案，是在繳獲周宇馳等人逃跑所乘的直升機上的材料之後，毛主席才知道的。 　　　　（本文整理者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