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羅斯特詩歌在中國的譯介

弗羅斯特詩歌在中國的譯介

——紀念弗羅斯特逝世50周年

作者：曹明倫一、引言從1913年出版第一本詩集《少年的心愿》開始，在其生前身後的整整一個世紀，弗羅斯特（1874-3-26~1963-1-29）被稱為「美國詩人中最純粹的詩人」（Spiller, 1956: 181）、「20世紀美國最優秀的詩人」（Marcus, 1967: 263）、「美國詩歌新時代的領袖」（Untermeyer, 1971: 10）和「美國最受愛戴的嚴肅詩人」（Baym, 1985: 1002）。T.S.艾略特1957年在倫敦向弗羅斯特祝酒時說：「詩中有兩種鄉土感情，一種使其詩只能被有相同背景的人接受……另一種則可以被全世界的人接受，這就是但丁對佛羅倫薩的感情、莎士比亞對沃里克郡的感情、歌德對萊茵蘭的感情、弗羅斯特對新英格蘭的感情」（Poirier, 1995: 952）。證之以弗羅斯特在中國的譯介和接受，艾略特此言可謂不謬。弗羅斯特在中國的譯介已有89年歷史，其詩作的中文譯文已入編海峽兩岸的語文教科書。在這位詩人逝世50周年紀念日來臨之際，筆者謹對其詩作在中國的譯介情況作一番回顧，對其詩歌特點及其漢譯之得失作一番分析，對其詩歌在中國的譯介前景作一番展望，以紀念這位「真正被世界公認的傑出詩人」（Graves, 1962: 9）。二、弗羅斯特及其詩歌在中國的譯介述略弗羅斯特在中國的譯介歷程可大致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從1924年至1949年，二是從1980年至1992年，三是從上世紀末至今。據現有資料考證，中國介紹弗羅斯特的第一人是畢樹棠(1900–1983)。1924年，在弗羅斯特成名僅11年之後，畢樹棠在朱天民主編的《學生雜誌》第11卷第11期上發表了《現代美國九大文學家述略》一文，其中用900字的篇幅介紹了弗羅斯特②的身世及其當時已出版的三本詩集：《童志詩》（A Boy"s Will，今譯《少年的心愿》）、《北波士頓》（North of Boston，今譯《波士頓以北》）和《山間集》（Mountain Interval，今譯《山間低地》），並稱弗羅斯特的詩歌風格是「新舊式並作」（畢樹棠, 1924: 77）。1928年，梁實秋在顧仲彝主編的《秋野》月刊第5期發表《佛洛斯特的牧詩》一文，文中稱弗羅斯特的詩「所表現的乃是『詩的寫實主義』」（梁實秋, 1928: 207）。1929年，陳勺水在張資平創辦的《樂群》月刊第1卷第6期上發表了譯文《現代美國詩壇》，文中重點介紹了弗羅斯特的《波士頓以北》。1930年，朱復在鄭振鐸主編的《小說月報》第21卷第5號上發表《現代美國詩概論》，論及弗羅斯特時曰：「他把鄰人說話的聲調節奏，醇而化之，所以詩本中人物的說話，可在紙上聽得見」（朱復, 1930: 827）。1931年，林疑今在李贊華主編的《現代文學評論》第1期（創刊號）卷首發表《現代美國文學評論》一文，該文第1節《美國文學的革命及其詩歌》介紹說「佛洛斯特提倡Blank verse的新詩運動」（林疑今, 1931: 2）。1932年，顧仲彝在《搖籃》第2卷第1期發表的《現代美國文學》一文中說弗羅斯特「專描寫風景，尤其是冬景的蕭條，能得其神。故有人稱他是『自然界的詩人』」（顧仲彝, 1932: 7）。1935年，沈天葆在其《文學概論》的附錄卷《現代歐美文學》第6章《美國現代文學》中論及弗羅斯特時說：「他對於事物的觀察，是在求得物與物的關係；因此他的著作比較的格外有精彩」（沈天葆, 1935: 145）。1936年，傅東華主編的《文學》第7卷第3期第522頁用小號字刊載了一則沒有署名的補白，名曰《關於美國名詩人弗勞斯忒》，用300餘字扼要而生動地介紹了弗羅斯特，稱其為「美國的最有名的詩人」。隨著介紹的深入，弗羅斯特的詩作也陸續被翻譯成中文。我國最早翻譯弗詩的當是施蟄存（1905–2003）。1934年，施蟄存在其主編的《現代》第5卷第6期上發表了他翻譯的《現代美國詩抄》30首，前三首即為弗羅斯特的《我的十一月來客》（My November Guest）、《刈草》（Mowing）和《樹木的聲音》（The Sound of Trees）。1946年，揚周翰在李廣田和楊振聲主編的《世界文藝季刊》第1卷第3期卷首發表《論近代美國詩歌》一文，其中用1300餘字的篇幅介紹了弗羅斯特的簡歷，評述了他的詩歌理論，並分析了《割麥》（即《刈草》，又譯《割草》）、《簇花》（The Tuft of Flowers，今譯《花叢》）和《傭工之死》（The Death of the Hired Man）三首詩；並在該刊同期發表了他翻譯的《近代美國詩歌選譯》，其中有弗羅斯特的《雪夜林邊駐馬》(Stopping by the Woods in A Snowy Evening)、《踏葉人》(A Leaf Treader)和《進來》(Come In)。1948年，方平在臧克家主編的《文訊》月刊第9卷第5期上發表了他翻譯的《傭工的死》（即《傭工之死》，又譯《幫工之死》）。1949年，袁水拍翻譯的《現代美國詩歌》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其中選譯了弗羅斯特的名詩《補牆》（Mending Wall）。至此，譯介到中國的弗羅斯特詩歌共8首，計327行。從1950至1979的30年間，由於意識形態對譯介外國文學作品的制約，我國對弗羅斯特的譯介幾乎是一片空白。不過據台灣學者余光中在《記弗羅斯特》一文中所述，他在1959年4月之前至少翻譯過《請進》（Come In即《進來》）、《火與冰》（Fire and Ice）、《不遠也不深》（Neither Out Far Nor In Deep）和《雪塵》（Dust of Snow）等4首（余光中, 2004: 9）。隨著上世紀70年代中美兩國外交關係的恢復以及後來的改革開放，中國對美國文學的譯介出現了空前繁榮的景象。在此背景下，我國對弗羅斯特詩歌的譯介開始了第二個階段。1980年，《英語學習》第6期發表了漢蓉譯介的《獻身》（Devotion）一詩。1981年，《譯林》第1期發表了李自修翻譯的《樹在我窗前》（Tree at My Window）和《進去》（又譯《進來》《請進》），《外國文藝》第2期上發表了方平翻譯的《一條未走的路》（A Road Not Taken），《外國文學》第11期刊載了曹明倫翻譯的《火與冰》。其後三年間，包括《詩刊》、《星星》、《名作欣賞》、《世界文藝》和《外國文藝》在內的多家刊物以及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譯文叢刊·詩歌特輯：在大海邊》和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外國詩》（第2輯）陸續發表了余正、任治稷、張儷、萬紫、方平、顧子欣等人翻譯的20餘首弗詩，其中大部分是首次譯介，依次有：《小鳥》（A Minor Bird）、《花園裡的螢火蟲》（Fireflies in the Garden）、《花叢》、《家庭風波》（Home Burial）、《致解凍的風》（To The Thawing Wind，又譯《致春風》）、《摘罷蘋果》（After Apple-Picking）、《繁花如錦》（Rose Pogonias，今譯《紅朱蘭》或《朱蘭花》）、《晚秋漫步》（A Late Walk，又譯《黃昏漫步》）、《要談話另有時間》（A Time to Talk，今譯《一段聊天的時間》）、《年輕的白樺樹》（A Young Birch）、《被踐踏者的抗議》（The Objection To Being Stepped>）、《黃金時光不能留》（Nothing Gold Can Stay）、《冬日夕照中盼望林鳥》（Looking for A Sunset Bird in A Winter）、《一場襲擊》（The>）、《春潭》（Spring Pools）、《在闊葉林中》（In Hardwood Groves）、《流浪者》（The Runaway，又譯《逃遁》）、《泥濘時節的兩個流浪漢》（Two Tramps in Mud Time）、《沒有鎖的門》（The Lockless Door）、《憂慮》（The Fear，又譯《恐懼》）、《受崇拜有感》（On Being Idolized）等等。至此，漢譯弗詩已有35首（不計復譯），共1028行。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在零星翻譯（多為復譯）繼續的同時，國內譯者開始了對弗羅斯特較有規模的譯介，這期間先後有兩個專輯和兩個譯本問世。兩個專輯一是申奧譯《美國現代六詩人選集》中的「弗羅斯特專輯」（該書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出版，專輯收詩42首，其中《取水》等29首共385行系首次譯介）；二是趙毅衡譯《美國現代詩選》中的「弗羅斯特專輯」（該書由外國文學出版社1985年5月出版，專輯收詩21首，其中《熟悉黑夜》等7首共133行系首次譯介）。兩個譯本一是曹明倫翻譯的《弗羅斯特詩選》（四川文藝出版社1986年2月出版，收詩42首，其中《意志》《絲篷》等19首共400行系首次譯介）；二是方平翻譯的《一條未走的路——弗羅斯特詩歌欣賞》（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年5月出版，收詩52首，其中《白樺樹》《野葡萄》等18首共1029行系首次譯介）。至此，中國讀者能讀到的漢譯弗詩增至108首，計2975行。上世紀90年代初還出版過兩個弗詩譯本，即非鷗「翻譯」的《羅伯特·弗洛斯特詩選》和姚祖培編譯的《朱蘭花——羅·弗羅斯特抒情詩選》。前者由陝西人民出版社於1990年3月出版，收詩130首，其中37首共624行系首次譯介；後者由中國文聯出版公司於1992年2月出版，收詩106首，其中38首共568行系首次翻譯）。至此，翻譯成漢語的弗詩已達183首，計4167行。上述專輯和選本的譯詩多有重複，除方平選譯了幾首最具弗羅斯特口語敘事風格的獨白詩和對話詩外，其餘譯者選的多是詩人早期的抒情詩和篇幅較短的敘事詩，故若按首數統計，從1934年10月到1992年3月，國內翻譯的弗詩占弗羅斯特全部詩歌的42%，但按行數計算則只有26%。正當中國的弗詩譯介漸入佳境之時，我國於1992年7月申請加入的《伯爾尼公約》和《世界版權公約》分別於當年10月15日和30日在中國生效。由於弗羅斯特的作品還處在版權保護期，此後10年，雖國內出版的各種《外國詩選》或《美國詩選》還繼續收錄已經翻譯的弗詩，但再也沒有正式譯本出版。不過就在1992年，北京三聯書店與美國國會圖書館談判成功，購買了「美國經典文學出版公司」出版的「美國文庫」之中文出版權，該文庫的「弗羅斯特卷」於1995年問世。1998年11月，已從三聯書店獲得該文庫中文出版權的遼寧教育出版社與曹明倫簽訂「委託翻譯合約」，於是弗羅斯特詩歌翻譯在中國進入了第三個階段，即贊助人與譯者合作的階段。贊助人在合約簽訂之後即向譯者預付了3萬元資助金，但同時也對譯者提出了若干限制性要求，如：「保持譯文的完整性、準確性，以及合適的文體或修辭（completeness, accuracy, appropriate style or syntax）」，「乙方應不遲於2000年3月31日將全部譯文謄清稿交付甲方」等。2002年6月，曹明倫翻譯的《弗羅斯特集：詩全集、散文和戲劇作品》由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該書共1271頁，分上下卷，上卷囊括了弗羅斯特一生的全部詩作③共437首，計16033行，下卷收編了弗氏的戲劇作品和論及詩歌的文章、書信和演講稿88篇，計38萬字，另附有詳盡的「作者年表」、「版本略記」、和「篇目索引」。這是我國第一次對弗羅斯特詩歌的完整譯介。2006年3月，台灣格林出版公司麾下的愛詩社從美方購得版權後，出版了曹明倫翻譯的《佛羅斯特詩選》（上下卷）中文繁體字版，同年12月又出版了中英文對照的曹譯《佛羅斯特永恆詩選》。而在大陸，由於國際版權公約的限制，最近12年來，除外語教育與研究出版社於2012年3月出版了江楓翻譯的《弗羅斯特詩選》（87首）外，只有獲得版權的遼寧教育出版社繼續在出版發行曹譯弗詩。④三、弗羅斯特詩歌的特點及其漢譯之得失要翻譯弗羅斯特就要了解弗羅斯特，要了解弗羅斯特就要研究弗羅斯特。令人讚佩並感激的是，我國早期譯介者對弗羅斯特及其詩歌的研究已相當到位，如前所述，梁實秋於1928年就說弗羅斯特表現的是「詩的寫實主義」，沈天葆1935年說「他對於事物的觀察，是在求得物與物的關係」，朱復1930年說「他把鄰人說話的聲調節奏，醇而化之，所以詩本中人物的說話，可在紙上聽得見」。而這些正是弗羅斯特詩歌的主要特點。梁實秋說的「寫實主義」即弗羅斯特奉行的「現實主義」，後者在1923年曾解釋說：「世間有兩種現實主義者：一種拿出的土豆總是站滿了泥，以說明其土豆是真的，可另一種則要把土豆弄乾凈才感到滿意。我傾向於第二種現實主義者。在我看來，藝術要為生活做的事就是凈化生活，揭示生活」（Poirier, 1995: 701）。沈天葆說的「求得物與物的關係」即弗羅斯特所說的「以此述彼」，後者在1930年曾強調說：「詩始於普通的隱喻、巧妙的隱喻和『高雅』的隱喻。詩可表達我們所擁有的最深刻的思想。詩可為以此述彼開闢一條可行之路……詩人總喜歡以此述彼，指東說西」（ibid.: 719-720）。朱復說的那種「可在紙上聽見的鄰人說話的聲調」就是弗羅斯特在詩中再現的「意義聲調」（the sound of meaning），這是弗羅斯特一生的追求，也是其詩歌最顯著的特點，即把「普通男女的日常語言變成了詩」（Untermeyer, 1971: 9）。他早在1913年7月致朋友的信中就說：「我一直有意使自己從我也許會稱為『意義聲調』的那種東西中去獲取音樂性……對意義聲調的敏感和熱愛是一個作家的先決條件」（Poirier, 1995: 664-665）；在1914年1月致朋友的信中他又說：「聲調是詩中最富於變化的部分，同時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沒有聲調語言會失去活力，詩也會失去生命」（ibid.:670）；到1954年的一次聚會上他還在講：「我努力要寫出的就是意義聲調，就像你們聽隔壁房間的人說話時聽到的語調（Sergeant, 1960: 405）。總而言之，弗羅斯特之所以成為美國最為出名、最受愛戴的詩人，正是因為「他把十四行詩、英雄雙行詩和素體詩等傳統英語詩體與美國人的鄉土辭彙和說話節奏融為了一體，」，正是因為「他一心要絲毫不差地撲捉到新英格蘭方言聲調所表現的在意義和情感方面的細微差別」（Baym, 1985: 1002-1003）。早期譯介者對弗詩的這些特點瞭然於胸，故所譯弗詩數量雖不多，但質量皆上乘，正如施蟄存多年後在日記中所言：「予三十年前⑤譯美國詩亦以為Frost最勝，自謂鑒賞不虛」（施蟄存, 2002: 6）。新時期的譯者大多繼承了早期譯介者的傳統，所譯弗詩大多也能為中文讀者接受甚至欣賞，有的篇什還被選編進了海峽兩岸的語文教科書，如曹明倫翻譯的《未走之路》入編台灣國民中學教材《國文》第6冊（台灣南一書局版10–15頁），顧子欣翻譯的《未選擇的路》入編新課標七年級《語文》下冊（人教版35–36頁)，趙毅衡翻譯的《雪夜林邊駐腳》入編高二《語文》選修課本《外國詩歌散文欣賞》（人教版31頁）等等。然而，譯詩的人都知道，詩的意象和寓意都好翻譯，但其「聲調」卻很難傳達。2012年7月Douglas Robinson來訪成都，筆者曾有幸與之鄰座，談及他英譯普希金和筆者漢譯弗羅斯特，兩人同時問對方譯詩之難處，並同時回答「聲音」。「詩的一部分（幾乎是主要部分）美妙在語言的聲音，這種美妙換了另一種語言就沒有了。不但譯成外文如此，就連古詩譯成本國的現代口語，也一樣」（思果, 2002: 127）。一般的詩如此，刻意追求「聲調」的弗詩就可想而知了。余光中在1966年發表的《誰是大詩人》一文中就論述了詩人因此而在異邦文壇「榮辱不當」的現象，他說就像白居易在歐美文壇「佔盡便宜」而杜甫則「受盡委屈」一樣，「平易的弗羅斯特經過翻譯後損失慘重……艱奧的艾略特變成另一種文字後，依然意象富足，佔盡便宜」（余光中, 2006: 359）。這或許就是人們把弗羅斯特說的Poetry is that which is lost out of both prose and verse in translation這句話轉述成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詩乃翻譯中失去的東西）⑥的原因，不過就按轉述的意思理解，香港學人馬海甸在評說曹譯《弗羅斯特集》時也認為「這句話起碼不適用於本書。曹譯不但把弗氏的精神大致保持在譯詩之中……而且維持了與原作相近的詩歌形式」（馬海甸, 2002）。台灣已故詩人及翻譯家尤克強在評說《佛羅斯特永恆詩選》時說：「覺得曹先生的譯筆有一個很難得的特色：文字十分潔凈流暢接近口語，使讀者無需比對英文也可以充分體會原詩的意境──因為佛羅斯特的原詩本來就是用日常口語寫出來的」（尤克強, 2006）。綜上所述，弗羅斯特詩歌在中國的譯介可謂譯有所得。不過即便是上述《弗羅斯特集》，所得之中亦有所失，專家也指出這個譯本「譯詩略欠神釆，文字不夠凝練」（馬海甸, 2002）。而且在《弗羅斯特集》問世之前，中國讀者還讀到了一些經翻譯而「損失慘重」或「失之甚多」的弗詩。當時個別譯者只顧翻譯，不加研究，從而造成了一些本來可以避免的誤譯。譬如對詩集名A Boy"s Will（少年的心愿），有的譯者既不知詩人在1913年初版中曾解釋說這裡的Will是關於愛情、藝術、科學，甚至關於死亡與自我的Will，也不知A Boy"s Will語出朗費羅的詩《失去的青春》各節末尾那個疊句：A boy"s will is the wind"s will, / And the thoughts of youth are long, long thoughts（少年的心愿是風的心愿，/青春的遐想是悠長的遐想），結果將其譯成《一個男孩子的意願》或《一個孩子的心愿》等等。又如因不知詩名「Out, Out—」（熄滅吧，熄滅——）語出莎劇《麥克白》第5幕第5場：Out, out, brief candle!（熄滅吧，熄滅，短暫的燭光！），從而將其譯成了《走吧走吧》。更嚴重的是，有些詩被譯得面目全非，若非從弗氏437首原詩中採用排除法，誰也沒法確定譯者的「譯文」是根據弗羅斯特的哪首原詩。因篇幅有限，在此僅舉一例。相信有讀者讀過一首名為《遊藝場》的「弗詩」，共4行，無標點。詩曰：「潛進黑色紅色藍色的/ 夜酒和煙霧/ 不管誰開的遊藝場/ 我們都要打出這張牌」（非鷗, 1990: 148）。這是弗羅斯特的詩嗎？這首詩到底表達了什麼？詩中的「誰」是誰？「這張牌」是哪張牌？我們說「翻譯之目的是讓不懂原文的讀者通過譯文知道、了解、甚至欣賞原文的思想內容及其文體風格」（曹明倫, 2003: 92），可這樣的譯文能達到目的嗎？要回答這些問題，當然只能先讀並讀懂弗羅斯特的原詩。原詩名為In Divés" Dive，共6行，由3個對句（couplets）構成，韻式為aabbcc，發表於「大蕭條」後期的1936年。詩曰：It is late at night and I am still losing, /But still I am steady and unaccusing. /As long as the Declaration guards /My right to be equal in number of cards, /It is nothing to me who runs the Dive. /Let"s have a look at another five。與弗羅斯特其他詩一樣，這首詩的「此」（字面意思）也非常淺白，但不同的是，或許是詩人揭示生活的意願太強烈，把土豆弄得太乾淨，結果欲述之「彼」（隱喻）卻不那麼隱諱了，甚至可以這麼說，Divés和Declaration這兩個詞使詩人的「彼」暴露無遺。因原文讀者一見詩名中Divés這個源於拉丁語的詞，大凡都會想到《新約·路加福音》第16章中那個關於狠心富人死後下地獄受苦、窮人拉撒路死後升天堂享福的寓言，而這正是大蕭條時期美國窮人唯一的精神寄託；第3行中首字母大寫並加定冠詞的Declaration當然是指《獨立宣言》，因該宣言宣稱「人人平等是天賦權利」（當然也包括在賭桌上平等的權利）。有了這兩個顯露的「彼」，詩中其他「此」所述之「彼」就昭然若揭了：late at night（半夜）指大蕭條後期；still losing（還在輸錢）而且steady and unaccusing（鎮靜而不抱怨）的天真賭徒當然是指美國窮人；It is nothing to me who runs the Dive（誰開賭場對我都無所謂）之「彼」即「誰當總統對我都無所謂」；another five（另外五張牌）在英語中又可說another deal（另外一手牌），而此deal隱喻的是彼deal，即羅斯福New Deal（新政）中的Deal，所以另外五張牌當然也就指新政第二階段出台的若干措施。這就是譯者對原文的「體貼入微」，由此方可明白為何弗羅斯特說「詩是包含著一種思想的激情」（Poirier, 1995: 788），為何有人說「弗羅斯特懂得如何用最少的語言表達最多的思想」（Doren, 1937: 8）。綜上所述，這首詩可譯為《在富人的賭場》：時間已到半夜可我還在輸錢，/不過我依然鎮靜而且不抱怨。/只要《獨立宣言》能夠保證 /我的權力在牌點上與人平等，那麼誰開賭場對我都無礙，/就讓我們來看看另外五張牌。⑦當然，這樣的譯文也未必能保證中國讀者都讀出「美國就是一家由狠心富人開的大賭場」這個終極隱喻，但至少可以讓他們感受到詩人對現實生活的揭露，對美國社會制度的嘲諷。筆者在這篇紀念文章中用這首「譯詩」舉例，也算是在中國還詩人一個清白，同時也還翻譯一個清白。四、對弗詩漢譯的展望和建議本文副標題「紀念弗羅斯特逝世50周年」包含了一個信息，即在2013年1月29日之後，弗羅斯特的著作權就不再受國際版權公約保護，因此翻譯弗羅斯特的作品不再需要其原著版權擁有者授權。從這些年網上交流和民間印行的情況來看，新一代讀者對弗詩抱有極大的興趣和熱情，有青年譯者已表示「有志於」重譯弗羅斯特⑧。因此我們可以展望，在不久的將來，將會有新的弗羅斯特詩歌譯本在中國面世，畢竟「真正的名著應該提倡重譯。要是兩個譯本都好，我們可以比較研究他們的翻譯方法，對於提高翻譯質量很有好處」（茅盾, 1984: 19），而且「一部外國名著有多種譯本可能是一件好事。量中求質，我們翻譯中的『精品』可能就能這樣產生」（葉君健, 1997: 30）。為使展望中的新譯本多出精品，結合上文總結的得失和自己翻譯中的經驗教訓，筆者冒昧對未來的弗詩譯者提出三點建議。一、熟悉弗羅斯特追求的「意義聲調」。上文談及譯弗詩的難點在於難以複製其「聲調」，其實這種聲調當年在英國詩人吉卜林聽來也是一種「異調」（alien speech），不過弗羅斯特認為：「語言習慣之差異可使屬一種文化的人津津有味地欣賞另一種文化的說話方式，從中品出『陌生人的新鮮味』。這種由民族或地區的語言特性所造成的陌生感，從根本上講，與由意象、隱喻、修辭和措辭技巧造成的陌生感和新奇感並無不同，而正是這些陌生感和新奇感賦予所有詩歌以特性」（Gottesman, 1979: 1100）。方平先生對弗詩聲調的處理比較到位，值得借鑒，遺憾的是方譯弗詩不多。筆者當年譯《弗羅斯特集》時，開始對那些對話詩和獨白詩的聲調也感到彆扭，後來漸漸熟悉並習慣了那種聲調，並在後期的譯文中表現得比較自如，遺憾的是由於時間限制，未及回頭修訂前期譯作。二、學習民國時期那批學者型譯者，對自己選譯的詩一定要認真研究，換言之，對自己沒讀懂的詩千萬別譯。如前所述，弗氏的抒情詩比較容易翻譯，對話或獨白敘事詩雖說難傳其「聲調」，但既然是敘事，其故事情節也不難複述，可對於他晚期那些哲理詩和政治諷刺詩，就需要譯者下功夫去研究了，比如上節舉例的那首《在富人的賭場》。弗羅斯特後半生更多地是在各地朗讀和講解自己的詩，他的講解可供譯者參考。國外學者對弗羅斯特詩歌的研究碩果累累，現在資訊發達，譯者不難獲得相關研究資料。不過，即便譯者已盡窺原文之妙，翻譯時也不能和盤托出，你得讓讀者通過你的譯文自己去體會原作之妙。用本雅明的話說，稱職的譯者不會把他找到的「被象徵」在譯本中和盤托出，他會用自己的語言把「被象徵」還原為「象徵」，從而使譯作透明，使其不會遮蔽原作的光芒，而是通過譯作折射的力量，讓那種「語言」的光芒更加充分地照耀原作（Benjamin, 1921/2000: 21）。本雅明的「象徵」可謂弗羅斯特的「此」，而「被象徵」則可謂「彼」，所以譯詩也該像原詩一樣「以此述彼」，除必要時加註釋外，不可在譯文中直接「以彼述彼」，因為這樣做不是翻譯，而是桑塔格在其《反對闡釋》一文中反對的那種闡釋（Sontag, 1972: 652），闡釋肯定能傳達信息，但卻不能傳達文學性和語言風格。三、詩人譯者應處理好創作與翻譯的關係。筆者也主張詩人譯詩，或者說提倡譯詩的人應該會寫詩，因為「不會做詩的人千萬不要譯詩，弄得不僅詩意全無，連散文都不像」（傅雷, 1984: 626）。不過既然是翻譯，詩人在此過程中彰顯的應該是駕御詩歌的能力，而不是詩人的身份。詩人譯者也應牢記譯者的職責，譯文傳達給讀者的不僅應該是原詩的思想內容，而且也應該是原詩的情調風味，譯莎士比亞就該是莎士比亞的風格，譯愛倫·坡就該有愛倫·坡的神韻，譯弗羅斯特就應該模仿弗羅斯特的聲調。正可謂「理想的譯詩之中，最好是不見譯者之『我』。在演技上，理想的譯者應該是『千面人』，不是『性格演員』」（余光中, 1999: 132）。然而上述《遊藝場》的譯者卻宣稱：「譯詩時刻要記住：自己不是譯者，而是詩人。不是在譯詩，而是在寫詩」（非鷗, 1990: 189）。現在有人把勒菲弗爾關於「Translation is a rewriting」的一整套理論簡單地理解成「翻譯就是改寫」，可是把It is late at night and I am still losing, /But still I am steady and unaccusing. /As long as the Declaration guards /My right to be equal in number of cards這樣四行詩改寫成「潛進黑色紅色藍色的/ 夜酒和煙霧」這樣14個漢字，這還算是翻譯嗎？譯文讀者能從中感受到原詩的思想內容和風格情調嗎？筆者認為這樣的「改寫」缺乏對原作者和譯文讀者最起碼的尊重，使人懷疑所謂「不是譯詩而是寫詩」實際上是譯者讀不懂原詩的借口。「當人們渴求藝術激情和真實性時，翻譯的詩歌會相當準確」（霍爾伯格, 2008: 155）。希望我們的詩人在扮演譯者的角色時，也能保持詩人求真求美的天性。五、結語弗羅斯特生前獲得過多種榮譽，包括牛津、劍橋和哈佛等多所大學授予他的榮譽學位，但最特殊的榮譽是1961年應肯尼迪總統邀請在其總統就職典禮上朗誦詩篇。雖然凜冽的寒風和炫目的陽光使他未能朗讀為此專門寫的一首長達78行的詩，而是即席背誦了他早期的那首《徹底奉獻》，但典禮後他派人送去了那首名為《為肯尼迪總統的就職典禮而作》的詩稿。他在那首詩中預言，美國將迎來「一個詩和力量的黃金時代」（A golden age of poetry and power）。在1986年版《弗羅斯特詩選》的「譯者前言」中，筆者曾希望「弗羅斯特所預言的那個『黃金時代』不但出現在西方，也出現在東方；不但出現在美國，也出現在中國」。現在看來這樣說並不確切，中國歷史上曾有過「詩和力量的黃金時代」，我們希望的應該是再現這樣的時代。我們的詩歌翻譯者能為這個黃金時代的再現盡綿薄之力，就是對詩人最好的紀念。注 釋① 弗羅斯特於1874年3月26日在舊金山出生，1963年1月29日凌晨在波士頓逝世。② Frost之中譯名在早期極不統一，先後被譯作弗洛斯特、佛洛斯特、福羅斯特、弗勞斯忒、福洛斯特和福洛斯脫。本文除引文和相應文獻外，均統一為弗羅斯特。③ 順便指出，2006年出版的《中國翻譯通史》考證不詳，在介紹國內翻譯弗羅斯特詩歌的情況時誤稱「目前在我國尚未見全譯本」（馬祖毅, 2006: 739-740）。④ 另外隨著網路的普及，近年有不少青年譯者在網上交流自己翻譯的弗羅斯特詩歌。2011年1月，民間組織「不是出版基金」還印行了青年詩人徐淳剛翻譯的《弗羅斯特詩精選》（60首），在網上銷售（http://weijiershudian.taobao.com/）。⑤ 原文為「二十年前」，但這則日記記於1962年10月19日，故按筆誤改為「三十年前」。⑥ 關於這句話的翻譯，詳見拙文《翻譯中失去的到底是什麼》（《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09年第5期）。⑦ 譯文原載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弗羅斯特集》上卷第392頁，第5行有改動。⑧ 參見http://www.poemlife.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2188。 參考文獻[1] 畢樹棠. 現代美國九大文學家述略 [J]. 學生雜誌，1924, (11): 75-86.[2] 曹明倫. 譯者應始終牢記翻譯的目的 [J]. 中國翻譯，2003, (4): 92.[3] 非鷗. 羅伯特·弗洛斯特詩選 [Z]. 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0.[4] 傅雷. 翻譯經驗點滴 [A]. 羅新璋. 翻譯論集 [C].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626-629.[5] 顧仲彝. 現代美國文學 [J]. 搖籃，1932, (1) : 1-7.[6] 霍爾伯格. 詩歌、政治和知識分子 [A]. 伯科維奇. 劍橋美國文學史（第8卷）[C]. 楊仁敬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 1-253.[7] 林疑今. 現代美國文學評論 [J]. 現代文學評論，1931, (1): 1-8.[8] 梁實秋. 佛洛斯特的牧詩 [J]．秋野，1928, (5): 206-208.[9] 馬海甸. 讀新版《弗羅斯特集》[A/OL]. （2002-12-09）[2012-07-23]. http://paper.wenweipo.com/2002/12/09/BK0212090 010.htm.[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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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明倫

原載《中國翻譯》2013年第1期第70–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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