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溫柔西化」中發現中國歷史？
在「溫柔西化」中發現中國歷史？
作者：方紹偉： 相關鏈接：蕭功秦：「新時代需要新史學：關於近代史的反思與前瞻」 核心提示：
1，重新解讀中國近現代史
在
蕭功秦把這六次政治選擇相關的近代史線索，概括為「五次戰爭、三次改革、一次革命」，即「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近代史上的這三次改革都是由戰爭直接驅動，但文化上「高不成低不就」的「馬加爵效應」使改革失敗，改革的失敗則最終導致革命。
蕭功秦試圖以此擺脫傳統唯物史觀的「毛澤東-范文瀾-胡繩體系」（《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國近代史》-《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即一條紅線（反帝反封建），兩個過程（帝國主義勾結封建主義將中國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過程，同時也是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過程），三大高潮（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十大事件（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洋務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
蕭功秦還對近現代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作了新的解讀。如林則徐「虎門銷煙」後將「林維喜事件」擴大化，燒死十幾個英國人，導致英國軍艦從新加坡趕來挑起鴉片戰爭；虎門戰役對方只有六個輕傷，中國卻死傷幾千人。又如「通州談判」的「磕頭外交」失敗後，清廷以「超限戰」抓了所有談判代表，活活折磨死19個人，結果導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還有「書生誤國」的「戊戌變法」中，軍機處大臣問康有為改革需要的錢從哪來，康有為說這個問題早想好了，把西藏賣掉錢就來了。最後如辛亥革命後的「共和立憲」，「臨時約法」設置了虛位總統，實權在內閣總理，但國會可以彈劾總理，總統和總理卻不能解散國會；內閣制的相互制約制衡如此完全變成黨爭的設計，國民黨企圖用「蘆葦織起來的小籠子關一個大老虎」，這個結構導致中國走向政治碎片化，最終以國共兩黨的鬥爭收場。
2，史學觀念的變革
在「五次戰爭、三次改革、一次革命」與「一條紅線、兩個過程、三大高潮、十大事件」之間，不同的不僅是敘事方式，而且是敘事方式背後史學觀念。對歷史事件及其線索的新解讀，目的是要引出史學觀念的變革。蕭功秦就此討論了倫理工具主義、歷史浪漫主義、新實證主義、解釋史學等四種歷史觀。
倫理工具主義是中國自古以來的一個功利主義的史學傳統。缺乏西方色彩的宗教，使中國不得不使用政治意識形態來代替宗教的精神整合作用。中國教科書「求善高於求真」的革命史學體系就是這個傳統的延續，而其中的「革命思維」不幸可能導致「執政黨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結果。
歷史浪漫主義則把歷史予以浪漫詩化的理解，以此來滿足主體的某種未遂願望。例如《大秦帝國》對專制的美化，新左派對文革的美化，都是主體把想像的東西附加到歷史事物上，以此來滿足或支持自己的某種理念。歷史浪漫主義其實還是沿襲傳統 「求善高於求真」的價值追求，所以仍不惜歪曲歷史的本身。
新實證主義是歷史研究的正路，代表人物包括高華、沈志華、楊奎松，他們從大量新發現的史料中還原歷史，這種實證主義可以說是客觀主義學派，它重視檔案的收集和整理，並不完全排斥理論，區別於完全排斥理論解釋的傳統實證學派。
關於解釋學派，蕭功秦說：「新實證主義學派當中有一部分人是排斥理論的，他看不起理論，他覺得你的理論是很空的，某種意義上大概能表達他對理論的想像力不夠，其次就是我們現在的理論還沒有足夠的說服力來解釋我們整個的歷史變化。……他們的不足在於他們的理論解釋力度不夠，這很可能並不是他們致力的追求，歷史研究需要提供更通透性的理解，歷史要問就是說中國人為什麼會走到今天，從我們的歷史當中到底有什麼教訓和經驗可以吸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中國還應該發展一種新的學派，我把它稱之為解釋學派」。
蕭功秦的「解釋史學」有沒有他自己所強調的「理論想像力」和「理論解釋力」？它能不能以「更通透性的理解」去解讀「中國人為什麼會走到今天」，並從我們的歷史當中吸收經驗和教訓？這些正是本文所要著重分析的問題。
3，「解釋史學」的「實證特徵」
蕭功秦沒有明確歸納出「解釋史學」的具體特徵，所以，其特徵是在歷史敘事和思想史分析中展現出來的，除了會議發言本身，涉及的著作應該包括蕭功秦1995年的《蕭功秦集》，1999年的《危機中的變革：清末現代化中的激進與保守》，2001年的《與政治浪漫主義告別》，2008年的《中國的大轉型--從發展政治學看中國變革》。
蕭功秦認為，中國近代史的三次改革都是由戰爭直接驅動的，「這反過來說明了中國帝制的一個弱點，清帝國近代化的失敗，不僅僅因為它是帝制，還因為它的專制主義和文化的僵化保守牢固地結合在一起，大大影響了帝制發揮它的有效整合能力，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蕭功秦把清政府近代化的失敗歸結為「衝突-反應」式的失敗，是「政策變更」到「制度變革」的失敗。這個失敗可以用所謂的「嚴復悖論」來說明：
「任何單項導入西方文化因子是不可能的，因為被引人的每一項因子與制度都需要一系列西方有機體內其它因子的支持與配合」；故只有全面引進西方社會有機體內的所有因子，才能使被引入的每一個因子或制度獲得生存的必要支持條件。可與此相對，「任何全方位引人西方文化因子與制度也是不可能的，因為這些因子實際上是不可窮盡的，每一項因子背後的支持條件是互為因果的，因而也同樣是不可窮盡的」；故只有單項引進，才有可能取得成效。
洋務派的「單項引進」和改良派、激進派「全項引進」的立憲主張，都因片面地強調「嚴復悖論」的某一側面而失敗。「中國近代化過程中不斷出現的種種困難、矛盾、無序現象與整合危機，均可以由此得到解釋」（見「"嚴復悖論"與近代新保守主義變革觀」，《蕭功秦集》）。
這是一種「結構-組織」失調的必然結果。蕭功秦把它看成以契約化為特點的「異質社會」的制度，突然嵌入到以人情為特點的「同質社會」後出現的無序現象，其無序來自於這個過程中保守與激進勢力的對立。無序現象是否導致危機和崩潰，取決於變革的「漸進-激進」性質和政治權威的整合能力。成功的現代化過程是藉助傳統權威進行漸進改革的過程，現代化的失敗則是權威流失與激進改革的失敗（見「杜爾凱姆、馬克思與荀子對同質社會的研究及啟示」， 《與政治浪漫主義告別》）。
蕭功秦從中國近現代史中引出的教訓是三句話：「第一句話，保守的文化和專制體制的結合，導致的失敗的三次改革。第二句話，失敗的改革導致的不成熟的革命，因為革命者是沒有接盤能力的。第三句話，不成熟的革命導致中國走向碎片化，失去了舊的專制體制，又無法迎來新的民主政治」。
蕭功秦在「解釋」中特彆強調「衝突-反應」模式和「條約體系」取代「朝貢體系」：「關於"衝突-反應"說，我們不能一概否定，我們必須承認，整個中國近代史，實際上是工業文明和中國農業文明的一場文明衝突史，鴉片戰爭開始的近代史是中華帝國所堅持朝貢體系和與西方堅持的國際條約體系之間的一場衝突。……其實這是中國的悲劇，要說中國的近代落後了，這個落後難道不和中國的文化體制和帝國體制有關嗎？……只要辛亥革命成功，你就不得不搞虛擬的多黨制和所謂的袁世凱的分享政權，一定會搞虛擬的內閣制，只要搞虛擬的內閣制，黨爭肯定會出現，只要黨爭出現，這個結構一定會走向碎片化，中國似乎在後面是不可逆的。在這個以前，曾經有可逆的機會，咸豐皇帝幹得不好，光緒皇帝上來可以好一點，光緒幹得不好，或者什麼皇帝可以上來，但是（辛亥之後）這個都不太可能，不太可能的原因也就是文化本身的惰性和這個有關係」。
蕭功秦由此引向「對新史學方法的若干思考」，主張用「經驗之學」取代「意識形態歷史觀」，帶著自己的「問題意識」來理解歷史，追求歷史通透性的境界，以「人文立場」同情地理解歷史人物，用社會科學的方法來豐富歷史的解釋能力，強調文化觀念和思想對歷史選擇所起的影響力，擺脫簡單的經濟史觀。
總之，「要超越新實證主義的最重要的特點在什麼地方，我提出是解釋史學，從實證史學變成解釋史學，解釋史學要追求它的通透感，要有問題意識，所有這些東西還不足以實現我們的解釋，那麼這個解釋就需要藉助於社會科學和邊緣科學一系列的方法，比方政治學的方法。我曾經把整個這段歷史分成了六次政治選擇，……這個政治學概括實際就把這個結構的國家與社會的特點、政治結構的運作方式都考慮在這個範圍，而不是簡單地從人物來看人物」。
如果這個理解是正確的話，我認為「解釋史學」的「實證特徵」有形式特徵與實質特徵之分，形式特徵涉及的是一般研究方法，實質特徵涉及的是具體分析工具。其形式特徵包括「經驗之學」、「問題意識」、「歷史通透性」、「人文立場」及「社會科學的方法」五個方面；其實質特徵則包括「衝突-反應」模式，「結構-組織」模式，以及在這個兩個模式背後的「現代化範式」三個方面。這意味著說，蕭功秦所提到的「觀念的影響力」及「非經濟史觀」不是其基本特徵，以下我將分析這兩者為什麼沒有邏輯性地成為其特徵。
4，「解釋史學」的「規範特徵」
如此，「解釋史學」就顛覆了人們對鴉片戰爭、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民初憲政等重大歷史事件的看法：「中國從鴉片戰爭到庚子事變八國聯軍入侵，我把中國的失敗稱之為文化上的"馬加爵效應"」，「條約體系完全戰勝了朝貢體系」，「絕大部分條約是公平的」；「晚清新政也確實有著重要成就。新政已經有了明確的現代化導向」，但「在危機沉重壓力下，清王朝無力駕馭大幅度的急劇變革」；「辛亥革命本質上就是一場在特殊有利條件下偶然成功的排滿民族主義革命」，「革命的烏合之眾摘了清王朝的爛桃子」；「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紀多災多難時代的開端」，「臨時約法是導致後革命時代的大分裂的"惡法"」。
不難發現，官方史學的「一條紅線（反帝反封建），兩個過程（帝國主義勾結封建主義將中國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過程，同時也是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過程），三大高潮（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的結構，實際上被「解釋史學」暗含到了自己的邏輯中，只不過內容變成了：「一條紅線（」衝突-反應「），兩個過程（現代化與反現代化的過程），三大高潮（袁世凱強人政治的第一次新權威主義、國民黨黨國一體的第二次新權威主義、鄧小平後全能主義的第三次新權威主義）」。「衝突-反應」式的現代化也就是所謂區別於「原生型現代化」的「感應型現代化」。
「解釋史學」確實顛覆了官方史學的「階級鬥爭意識形態」，可它所認同的「現代化範式」，本質上卻也是一種「溫柔西化」的意識形態，用「現代化」取代「西化」不過是避免刺激民族主義的措辭，而「溫柔」則表明了「解釋史學」對傳統權威的高度認同以及對「全盤西化」的否定。要特別注意的是，這裡要描述的是「解釋史學」的實際傾向，我關心的是「解釋史學」是否有「西化」傾向，我不關心這個「西化」傾向的好壞。
我發現，「解釋史學」暗含了高度的「規範主張」，並不是它自己所說的是純粹的「經驗之學」。「解釋史學」暗含的「規範主張」就是蕭功秦的「新權威主義」或「新保守主義」。蕭功秦對「新保守主義」的概括是：
「第一點是強調在保持共產黨所締造的歷史上的秩序的基礎上，漸進地走向公民社會基礎上的民主。在新保守主義者看來，在現代化轉型階段的中國執政黨，至少在兩個方面發揮著重要功能，一是它起到對社會各部件進行整合的功能，二是共產黨的權威也是轉型與發展所必需的有效的槓桿。你不能脫離這個槓桿來進行現代化。……正統派對正統的捍衛，是基於認為這種傳統制度符合某種"終極真理的信仰"，而新保守主義者維護現存制度的原因則在於，這些制度的存在，至少在功能上是具有有用性的，……嚴復作為中國近代以來歷史上第一個新保守主義者，他的名言"非新無以為進，非舊無以為守"十二字可以稱得上中國近代新保守主義的宣言，……
新保守主義的另一個要點是，它主張的是開明與漸進，這是一種開放性的保守主義，……契約精神、妥協精神、法治與理性精神，所有的這些被我們稱之為公民文化的東西，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公民社團組織中通過自我教育培育出來的。公民社會也是培育公民文化的社會大學。……中國將在經濟發展中逐漸成為具有比較成熟的公民社會與公民文化的國家，這時建立民主體制，就水到渠成了。如果不是這樣，超階段地建立民主，勢必陷入民粹主義的陷阱。那對中國必將是一場大災難，這正是新保守主義的基本立場。特別要指出的是，由於中國長期以來是全能主義或全控主義體制，歷史上的公民社會與公民文化已經被革命掃蕩殆盡，正因為如此，中國重建公民社會與公民文化的過程比一般國家（比如西班牙，葡萄牙，韓國，以及我國台灣這樣的前威權社會）更為艱難，更為漫長，這就決定了新保守主義的思想主張對於中國來說就更為值得重視。
……新保守主義者認為，中國民主是一個漸進的發育、生長過程，而不是用一套現成制度通過休克療法的方式，或五百天沙塔林計劃那樣，簡單的把西方制度移植進來的結果。在新保守主義者看來，從開明家長下的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社會多元化--公民社會--公民文化，實際上是一個前後相繼的發展序列。其實，
5，「解釋史學」的「規範困境」
可以說，「現代化意識形態」和「新保守主義」是同一個本質的兩個側面。「現代化意識形態」存在一些邏輯矛盾，但「解釋史學」所暗含的「新保守主義」主張，卻是「解釋史學」存在致命邏輯缺陷的根本原因。「解釋史學」的「現代化意識形態」本質上是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念。用蕭功秦自己的話說：
「這等於是回到當年嚴復所說的"適者生存"的簡單道理。……. 你要追求你的生存之道只有兩種選擇，一個是不是道德，你不道德我就反抗你。第二就是要看到那股力量實際上是一種不可阻擋的，你必須要針對這一點，你要生存，這就是在這個問題上道德在這裡沒有多少發言權。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現在對於整個鴉片戰爭的解讀，就是簡單解讀帝國主義對中國弱者的侵略，其實最近出了一套十六本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的英法聯軍的一些首要人物的回憶錄和他們的日記，如果你進入這麼一個日記和大量的史料中會看到，確確實實你不得不承認這一點，西方文明剛剛開始，這時候本來可以不打起來的，後來之所以《天津條約》，《天津條約》的大部分條約，《天津條約》和鴉片戰爭之後的《南京條約》絕大部分是平等條約，…….
《天津條約》簽訂以後，西方列強基本是把中國看作是一個可以平等對話的，合作政策，但是這個問題怎麼破壞的呢？包括同治中興，基本還是按照條約規定的，你要是接受這個國際條約了，我們就做平等對話，我幫你鎮壓內亂，幫助你現代化，希望中國大使到我們那裡，我們會熱情歡迎你，確實有這個東西。但是到了甲午戰爭，《馬關條約》簽訂以後，西方人開始拋棄了他原來的文明的規則意識，西方文明的狼性在那時候被激活了」。
這裡，我理解「解釋史學」要表達的是一種「實證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不是一種「規範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是在表述「落後就會挨打」，不是在主張「落後就應該挨打」。然而，這種「實證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依然有問題。在我看來，「達爾文主義」決定了「實證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不可能是「徹底實證」的，它預先設定了一個進化的傾向，並且是一個由強者所規定的進化的傾向。可問題是，這個強者卻完全可能是一時而未必是永遠的強者，就象中國在歷史上曾經是強者那樣。
可見，問題就在於，「現代化的意識形態」事先設定了一種「直線進化規則」，蕭功秦所說的「帶著自己的問題意識來理解歷史」，暗地裡其實已經是一種接近「西方中心論」的「問題意識」。結果就必然落入楊帆所說的邏輯矛盾：
「按照你說的中國一直錯，那麼有兩個東西你是不是承認，第一，中國這些亂七八糟的一概的誤判，準備也不充分，什麼都不成熟，是不是由於戰爭打敗了的原因。那就是說一個文明無所謂好壞，無所謂進步，戰爭就是第一位的，一定要把戰爭給打贏，別管我什麼民族，什麼落後不落後，我們就玩命打仗，只要打完仗就什麼都行，歷史就是我們寫，想怎麼寫就怎麼寫。這個邏輯和文明的邏輯有沒有衝突？如果這麼一種歷史觀，世界究竟是怎麼進步的？我就是很肯定戰爭的，國家主義就對了，個人主義就錯了，因為個人主義打不贏這個戰爭，那秦始皇就對了？這裡有沒有邏輯矛盾」。
「解釋史學」的這個「規範困境」說明了什麼問題呢？實際上，這裡我們看到的是「西方中心論」、「現代化意識形態」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老問題：國內與國際邏輯的不統一。就是說：如果在國際問題上使用「適者生存」的邏輯，那就是弱者按照強者的「文明規則」辦事；把這個邏輯推導到國內，卻等於也使用「適者生存」的邏輯去承認專制主義。這樣一來，「解釋史學」的「國內民主」規範就與「國際強權」規範衝突了，而蕭功秦的「現代化意識形態」恰恰認同的是「國內民主」的規範，「現代化意識形態」是在「工具價值」而不是「信仰價值」的意義上承認國內的專制權威的。
為了掩飾這個邏輯矛盾，「解釋史學」就不得不認為「絕大部分條約是公平的」。如此，「解釋史學」的「挑戰-回應」模式就呼喚出了「西方中心主義」的「傳統-現代」模式和「帝國主義模式」。人類歷史彷彿只能按照西方現代化的路子走下去。
6，「解釋史學」的「實證困境」
質疑「解釋史學」的「現代化意識形態」往往被認為具有「民族主義」的「左傾」意味，可如果往「右」一點考慮問題，我還是認為「解釋史學」不能迴避其中的邏輯矛盾，否則要遭到懷疑的就不再僅僅是意識形態傾向問題了。
然而，「解釋史學」的致命缺陷卻不在它的「規範困境」，「解釋史學」的致命缺陷在於其「新保守主義」規範導致的「實證困境」。實際上，「解釋史學」的「規範困境」已經顯示了一個重大的史學方法論問題：如果對中國近代史的「解釋」更多地站在「條約體系」而不是「朝貢體系」的角度，那麼，「解釋史學」所能觀察到的「事實」還有沒有可能是一種客觀或儘可能客觀的「事實」？
從「解釋史學」對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民初憲政等重大事件的分析看，「解釋史學」的問題已經不是「按設定的視角選擇事實」的問題，而是進一步發展到「把設定的規範嵌入到事實中去」的問題。具體有三個方面，一是對清末新政的過高評價（「晚清新政也確實有著重要成就」），二是對辛亥革命的過低評價（「辛亥革命本質上就是一場在特殊有利條件下偶然成功的排滿民族主義革命」），三是對民初憲政的錯誤判斷（「臨時約法是導致後革命時代的大分裂的"惡法"」）。
關於清末新政，普遍的觀點認為它「搞得太晚，太慢，太假了」，而蕭功秦的觀點「正好與這種主流觀點相對立。……分權立憲轉變恰恰是這場變革失敗的重要原因」（見蕭功秦的「專制帝國的改革為何難以成功」，《炎黃春秋》，2010年第11期）。這裡，我要支持的並不是主流的觀點，我要質疑的是蕭功秦對變革失敗的原因分析。簡單地說，蕭功秦認為「在危機沉重壓力下，清王朝無力駕馭大幅度的急劇變革」，即上文提到的改良派和激進派「全項引進」的立憲主張，因片面地強調「嚴復悖論」的某一側面而失敗。
明確地說，我認為「新保守主義」是蕭功秦從古今中外的歷史事實中（特別是當代中國的歷史事實中）總結出來的一種「政治哲學」，它主要包含了一種建立在「結構-組織」模式基礎上的「漸進改良規範」。一個歷史學家有什麼樣的價值規範本身並不是問題，可當這個歷史學家反過身來用這個價值規範去分析歷史時，他就犯了一個「從應然推導出實然」的「逆向自然主義謬誤」。
在現實的層面，蕭功秦當然可以設想這樣去「改造世界」，但那就不再是對現實的分析，而是對現實的願望；在歷史的層面，他就不是在「解釋世界」，而是在讓歷史按照他的主觀願景推進。如此，蕭功秦就不得不對已經發生的事實做出「反歷史的假說」（如慈祥和袁世凱早死或晚死一點），並片面地強調偶然事件和個人在歷史中所起的相對於制度而言的作用。
如此，蕭功秦對歷史浪漫主義的批評就不幸全部回落到了自己頭上：「就是把歷史予以浪漫的詩化的理解，以此來滿足主體的某種未遂願望。浪漫主義就是主體的對外擴張與對外投射。……是主體把想像的東西附加到歷史事物上。以此來滿足或支持自己的某種理念」。
這就是我為什麼認為「解釋史學」本質上是一種「新浪漫主義」的全部原因，我在「告別李澤厚」一文中對「告別辛亥革命」的批評也是這個邏輯：你可以認為「漸進改良好」，你也可以用「漸進改良好」去「評論」歷史和現實，但你千萬不能用「漸進改良好」去「分析」歷史和現實，因為歷史和現實不是只有一種「漸進改良」的價值取向，歷史學家的任務不是用一種價值取向去分析歷史，而是站在儘可能超越的位置上分析各種價值的綜合結果。
「新浪漫主義」的代價，必然是局限於只用它願意和可能選擇的事實進行分析。我這裡不是在用清末新政「搞得太晚，太慢，太假了」的主流觀點進行質疑，主流觀點同「解釋史學」一樣，忽視了「家族繼承終身制」在清末新政失敗中所起的作用（詳見我的「大清為什麼亡於辛亥？----用"統治商數論"理
蕭功秦的「排滿革命論」（見蕭功秦：「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紀多災多難時代的開端」，《探索與爭鳴》2011年第8期）認為，「絕大多數辛亥革命的參加者主要是出於排滿目標而起來推翻舊政權」。可問題是，「民主革命論」和「朝代革命論」也同樣可以說：絕大多數辛亥革命的參加者主要是出於民主目標、改朝換代目標而起來推翻舊政權的。很顯然，「排滿革命論」只是一種片面的「動機論」，而「動機」恰恰是無形的和綜合的，「辛亥革命的參加者」也不可能是一個單一的概念。關鍵在於，即便孫中山等人心懷排滿和改朝之心，他們的民主共和觀還是影響了當時的中國人，何況孫中山確實認為「就算漢人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所以，更符合實際的說法，是把辛亥革命當成「民主革命」、「民族革命」和「朝代革命」三種動機的綜合，並且也包含著利用民族主義、民主主義和改朝換代意識進行政權革命的因素。
蕭功秦還認同說：「排滿者汪精衛就曾說過，……如果中國在清王朝統治下真的走向富強了，我們漢人就不得不永遠承受它的統治，而在他看來，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可以說，汪精衛一語道破了革命者的反滿主義實質」。
事情越來越明顯，蕭功秦對整個中國近現代史的解讀，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漸進改良規範」推導出來的，即是我上文所說的「從應然推導出實然」。漢人不僅被滿人強迫留了辮子，還帶著辮子被統治了267年（1644-1911），哪裡來的「絕對不能容忍」？問題根本不在反滿主義和能不能容忍，問題在於「大清的統治走向了富強」根本就是一個不可能成立的「反歷史假設」，而蕭功秦恰恰就是樂於作出類似汪精衛的這種假設。這種「反歷史假設」暴露的，恰恰是「排滿革命論」對清朝的可能延續，清朝君主立憲的可能成功，以及大清滅亡的原因，都可能存在「從應然推導出實然」的模糊認識。所以，從「漸進改良規範」推導出來的清末新政太激進、辛亥革命是「革命的烏合之眾摘了清王朝的爛桃子」，就註定是「規範嵌入事實」的產物。
蕭功秦的「制度缺陷論」斷言：辛亥之後的「臨時約法」是導致中國大分裂的「惡法」。巧合的是，這個「制度缺陷論」的錯誤根源，正好與「君主立憲可能性」的錯誤根源一致。「臨時約法」變總統製為內閣制，完全出於「同盟會-國民黨」的一黨利益，無端製造了「總統-總理-議會」之間的分離和矛盾。「制度缺陷論」把北洋政府時期（1912-1928）的混亂歸之於「臨時約法」，可根本的問題卻不在總統制還是內閣制，根本的問題在於這些制度背後的「政治信仰」。問題可以這麼理解：如果當時採用了孫中山一開始堅持的總統制，袁世凱及北洋一脈與國民黨之間就能調和矛盾了嗎？國民黨人幻想把暴力上的弱勢用制度上的優勢奪回來，可問題是，中國人根本不可能一夜之間就從「暴力信仰」走上「制度信仰」。
這意味著說，辛亥革命是包含了「排滿民族意識」、「改朝換代意識」和「民主共和意識」的革命，但卻根本不可能是一場「政治信仰革命」。意識形態只是信仰的表層，是一種「組織結構」層面的「制度信仰」，而政治信仰涉及的是對「制度原則」的信仰，是一種「規則及其運行」層次的「制度信仰」。在行為規則的層次上，中國人信的是具體權力而不是抽象原則，中國人信的是「單一權威」而不是「多元權威」。中國人的政治信仰才是理解「後革命時代的大分裂」的關鍵。
辛亥革命不可能是「光榮革命」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書面上寫下來的制度在中國政治中從來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中國人天生對抽象原則和外在制度有一種本能的抵觸，靈活運用原則、在具體的關係和情景中把握制度的分寸，這才是中國人的處世哲學。中國人只有「權力崇拜」，所以中國人沒有「制度崇拜」或「權位崇拜」。中國人崇拜「君權」而不是「君位」，「權力崇拜」的背後是人格的力量，人格的力量意味著賢德和震懾能力，因此，「權力崇拜」也就是「個人崇拜」或「單一權威情結」，是強則服從之，而弱則除之而後快。所以，清末的「君主立憲」不可能成功，強者連「實君立憲」都看不上，而弱者則連「虛君立憲」都保不住，這才是中國「權力崇拜」政治文化的必然邏輯。這裡包含了中國政治文化的三個要點：一是「權力崇拜」而非「制度崇拜」，二是權力人格強大時的「一山不容二虎」， 三是權力人格無能時的「順天命而易其位」。
「臨時約法」之所以無關緊要，關鍵就在於，不管是總統制還是內閣制，只要最高執政者「鎮不住」，總統制的總統照樣不能總統；而只要最高執政者「鎮得住」，內閣制的內閣照樣不能內閣。總統與議會的關係也一樣。北洋政府15年中換了15任最高執政，從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周自齊，到黎元洪（復任）、高凌霨、曹錕、黃郛、段祺瑞，再到胡惟德、顏惠慶、杜鍚圭、顧維鈞、張作霖，最後以張學良「東北易幟」歸順蔣介石告終，在暗中起作用的還是那個「單一權威情結」。一但「單一權威」鎮不住，「內鬥情結」就抬頭，總統制還是內閣制，都與實質問題無關（詳見我的「中國人是不是忠君？」，「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一句話，蕭功秦的「制度缺陷論」把眼光盯在「制度權位」上，而中國政治的要害偏偏是「權力崇拜」而不是「制度崇拜」。蕭功秦用「臨時約法的嚴重製度缺陷」，把辛亥革命當成了「二十世紀政治中國碎片化的歷史大災難的起點」，不能不說是對中國政治文化的誤讀，也是對中國政治的「單一權威情結」的漏讀，而這種誤讀和漏讀都只是他用「漸進改良規範」去推導和發現歷史的結果：漸進好，所以改良好；即便改良失敗，革命也不是東西；改良失敗是操之過急，革命失敗是制度設計不行。
按照這個理解，以「結構-組織」模式為基礎的「嚴復悖論」就是一種邏輯虛構，以其「漸進-激進」對立去解釋「中國近代化過程中不斷出現的種種困難、矛盾、無序現象與整合危機」就沒有說服力。因為，問題不在制度的層面，問題在制度運行的層面；問題不在「結構-組織」的層面，問題在「行為-規則-信仰」的層面。與「漸進-激進」對應的根本就不是「單項引進-全項引進」，因為不管是「單項引進」還是「全項引進」，「漸進-激進」的問題都存在，「單項引進」也可以是激進的，而更根本的問題則是「引進」及其後的「單一權威」。是否引進、引進什麼以及引進之後的「制度運行」問題，都完全不是「結構-組織」問題，而是「單一權威」是否存在問題。
「嚴復悖論」的根本錯誤就在於，它把中國政治的核心問題從「單一權威」的信仰層次，引向了「漸進-激進」的操作層次。其實問題很簡單，是真悖論就根本無法通過蕭功秦所推崇的「漸進改革」來解消，而如果「漸進改革」能解消悖論，就說明原來建構的悖論根本就不是真悖論。「單一權威」才是中國改革與革命背後的真問題。
7，結語：走向「冷酷實證史觀」
「解釋史學」的所有邏輯困境歸結為一個問題：蕭功秦變革「史學觀念」的願望包含了太多的「新保守主義」規範激情，這種規範激情歸根到底不是一種「史學理論」的「求知解惑」激情，而是一種中國學術傳統的「價值關懷」激情，是主義壓倒問題、道德壓倒知識的激情，是蕭功秦自己所批評的「善高於真」的激情。
「解釋史學」批評「官方史學」的「倫理工具主義和歷史浪漫主義」，可它自己最身不由己和情不自禁的就是這個「倫理工具主義和歷史浪漫主義」。 蕭功秦可能覺得他的「解釋史學」與「官方史學」區別很大，我卻覺得它們在核心邏輯上幾乎一模一樣。蕭功秦在會議的討論中正確地批評「
其實，「階級鬥爭範式」有一個「決定論」的歷史目的，蕭功秦的「現代化範式」也有一個「決定論」的歷史目的。蕭功秦批評「簡單的經濟決定論」，可「現代化範式」本質上也是一種「經濟決定論」（「現代化範式」的一個中心假設就是「經濟發展導致民主化」），即便它已經是一種「精緻的經濟決定論」。在他那裡，人類歷史的方向似乎是可以知道和已經知道的，等待我們的僅僅是激進還是漸進的手段問題，而知識分子所要認識的「道」也只是這個激進還是漸進的手段問題，剩下來的一切就是培養「契約精神、妥協精神、法治與理性精神」，就是以「新保守」的方式去服從「新權威」，在「開明家長下的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社會多元化--公民社會--公民文化」的「發展序列」中不斷漸進，直到實現市場被工具化和經濟最終起決定作用的「現代化的明天」。
這還哪裡是歷史？這分明已經是政治。這還哪裡有一個史學家的影子？我們看到的分明就是一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聖外王」的儒雅政治家。蕭功秦從史學到政治學的轉向，可以說是一種令人遺憾的「規範衝動」；從政治學到「解釋史學」的建構，則是一種「逆向自然主義謬誤」。
也許可以問：「解釋史學」有大問題，哪又怎麼樣？破容易，可問題是立。本文的「破」，目的就是「立」，目的就是倡導一種史學觀念的真正變革。在我看來，中國知識傳統中的「價值關懷」只能產生《資治通鑒》式的「術學」，而不可能產生真正的史學。只有徹底擺脫倫理工具主義和歷史浪漫主義，並進一步從新實證史學和解釋史學走向一種「冷酷實證史學」，我們才能真正「與政治浪漫主義告別」。可「術學」也許就是我們中國人所要的史學。本文不展開討論「冷酷實證史學」所包含的「產權國家論」、「統治商數論」、「制度發展論、」權威信仰論「和」雙軌社會論「等內容，但是可以說，中國近現代史的」一條紅線「不是」衝突-反應「，也不是」反帝反封建「，而是赤裸裸的」政權鬥爭「。
史學家當然可以有自己的政治哲學，但價值認同不同於價值主張，一個醉心於政治哲學的國度不可能有歷史哲學，一個醉心於政治哲學的史學家也同樣不可能有歷史哲學。中國也許還沒有準備好從」階級鬥爭史觀「和」溫柔西化史觀「（或」火爆西化史觀「）走向」冷酷實證史觀「，中國的歷史也許還會只是」當代史「，但史學家們最好不要把」利益之爭「當成」真理之爭「。只有」把一切當代史當成歷史「，史學才能擺脫」術學「，」密涅瓦的貓頭鷹要到黃昏才起飛「。
南轅北撤的中國式信仰
華夏文化觀察·之十三
作者：姜草子
地球上的絕大多數國家，信仰多安置在宗教家園。中國卻別具一格，那些最重要的信仰，幾乎無一例外都集中到了政治意識形態領域。有些中國式的信仰，即使看上去披上了宗教的外衣，也已經被政治綁架了。這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
信仰是什麼的幹活?它是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這種源於對先知、聖賢、超自然力量(如神)的信服和崇拜，並經由這種心理服從過程而轉化成的價值選擇和信念，具有濃郁的道德文化內涵，從心理到行為準則，都離不開道德的滋養。信仰作為一種人生觀，作為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平台，一旦離開了道德養分的澆灌，就很難再稱之為信仰了。宗教之所以能稱為信仰，就在於它具足了與安身立命休戚相關的道德屬性。
政治意識形態，有沒有這種道德底蘊呢?政治當然離不開道德，且要以一定的道德判斷為基礎。然而，政治又是這樣一種文化現象，人們在關注、討論、宣傳它，對其作出選擇時，又可以將道德拋開，直接訴諸功利理性和邏輯。比如，如今一些中國人在爭論民主政治的好壞優劣時，就基本上離開了人性、善惡等道德話題，在那裡大談特談民主與專制政治，究竟誰能更好地發展經濟。把信仰政治化，它所造成的第一個災難性後果，就是抽空了信仰的道德內涵。對一個民族來說，如果它的所有信仰都集中在政治意識形態領域，這個民族的信仰也就徹底異化了。在這種異化的偽信仰的支配下，所謂的信仰也就變成了狹隘的政治立場。在這種偽信仰中，沒有對人性的關注，沒有人格塑造和培育，沒有道德的底線設置。這種意識形態化的所謂信仰，因為失去了對人生價值觀、人格美德的關注，促使人們陷於一些大而無當的政治概念中無法自拔，因而，他已經不可能作為人類精神家園存在，只會使人變得偏執、極端、狹隘，甚至精神與人格發生分裂。
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例子。以最近發生的孔慶東三媽事件為例。孔慶東用最下流的語言罵了人，不僅用嘴這樣罵人，還洋洋得意地把他的三媽穢語寫在了博客上，相當於在大街上脫掉褲子撒尿或手淫。這件事就這麼簡單，就是一個道德問題。可人由於有了政治立場，而且這種政治立場是高度信仰化的，對這件事的看法就分成了兩派。那些與孔慶東持有相同政治立場的人，看到孔慶東所罵的的對象正好也是自己痛恨的傢伙，這時就徹底拋棄了道德判斷與堅守，開始站出來為孔慶東叫好。信仰政治化，或者說政治信仰化之後，信仰就這樣變成了精神亂倫的助推器。
司馬南在這件事上的尷尬也很能說明問題。與孔慶東比起來，司馬南的許多觀點說法雖然更離譜，學養基礎更差勁，但他好歹還想把自己塑造成一個講起碼道德修養的人，他寫文章說話也基本不帶三媽之類下流字眼。可司馬南跟孔慶東在政治上是一個陣營的人，司馬南自己雖然不會用三媽罵人，但孔慶東這樣罵人了，罵的正好也是自己的政治敵人，司馬南也就不得不為孔慶東站台，而且還得把孔慶東的三媽之舉，美化成政治上的壯舉。司馬南這樣做了，也就等於他徹底放棄了自己本來打算守住的道德底線，認定三媽、在大街上脫褲子撒尿手淫之類的事情，已經不是道德問題，而是政治正確與否的問題。走出了這一步，司馬南的報應就來了。不久，在司馬南的一次講座上，一位深圳來的女子如法炮製，也用帶髒字的政治語言，把司馬南罵了個狗血淋頭。司馬南能有效組織起反擊嗎?要說從前是可以的。以前的司馬南，還可以擺出正人君子的架勢，扯起道德的大旗，說這女子非常下流，並以下流為由將她轟出去。問題是這女子有些言語雖然下流，孔慶東的三媽就不下流嗎?孔慶東下流，你不以為然，還讚美有加，這女子下流又怎麼啦?你還能以下流攻擊她嗎?這種武器你還拿得出手嗎?信仰囚禁於意識形態後，就這樣毫無招架之功的被政治強姦了。
信仰被意識形態化，摧毀了信仰的根基，也摧毀了政治意識形態本身。政治理念和立場，意識形態等，本來最適合生存的地方，是邏輯和理性構築的話語圈。討論政治理論問題，最好的語言只能是理性和邏輯。但政治變成了一種純粹的信仰後，在我們中國，這種對話的基礎也就從根子上爛掉了。原因是信仰的動力乃情感體驗，中國人把政治信仰化，也就等於將政治情感化、情緒化、去理性化了。信仰當然也講理性，宗教理性就是一例。但我們要看到，宗教作為人類信仰的基本形式，主要依靠的還是人的宗教情感體驗，理性在這一領域的作用，只是為這種體驗提供加持。並且，宗教理性與政治理性也大不相同。宗教理性主要是用來說服自己的，政治理性則主要用來對話、辯論，說服他人，一套政治語言，如果不用來說服他人，只是自娛自樂，自我陶醉，它就不叫政治了。宗教與信仰訴諸自我的情感體驗，理性多一點還是少一點，問題不大，可政治也學起了這一套，也感性化直至情緒化了，就犯了大忌。這種政治一旦進入公共論壇，企圖用來說服他人，就會變得毫無理性可言，變成一種情緒的宣洩，說教的套話大話，甚至很容易的就淪落為罵大街。受這種政治熏陶的民眾，也很容易變得乖張、暴戾、蠻不講理。
看看現在中國的公共政治論壇吧。這裡有所謂的左派右派，他們真正對過話嗎?幾乎沒有。如果他們杠上了，絕對不是在相互切磋和辯論，而是在朝對手吐口水，彼此破口大罵。他們把政治當成了一種信仰，一種情感依託，誰要是說了點他們的政治口水的不是，也就等於往他們的傷口上撒了鹽，就會立馬刺痛他們的心，他們的反擊自然也就不會是說理，而是一大堆情緒化的污言穢語，想著法子如何在情感上也來刺痛對手一把。這樣一來，中國人比政治口水，比來比去的，就變成了比誰更會罵人，誰罵得更極端，誰更囂張乖戾。像孔慶東這種比較乖張的人，就成了特定政治陣營中的香餑餑。在這種信仰化情緒化的政治論戰中，即使存在辯論說理，也是各有各的邏輯，各吹各的調，彼此都在雞同鴨講，對牛彈琴。
政治的高度信仰化，在個體上降低了人的素質，捲入這個圈子裡的人，一個個都變成了不講美德，甚至也不講人格底線的張牙舞爪的政治動物。對一個民族而言，它則毒化了這個民族的政治文明，使得這種民族的政治對話，一再被拉回到街坊罵街的水平，幾千年也沒看到有什麼進步。恕我直言，如今中國的政治文明水準，在很多方面還不如孔夫子的時代。我這樣講，還不是說當下有言論壓制，沒有白花齊放、百家爭鳴，而是指如今的中國，即使有言論空間，可以展開政治討論，這種論壇也像個吵吵鬧鬧的集市，鮮見什麼有見識的理性化的對話。孔夫子也不大講邏輯，但他老人家至少還講常識，而現在中國一些公共論壇上的領袖們，就連常識也不講了。
「空海一體」戰的新對華戰略
美國國防部日前決定打造一種被稱作「空海一體戰」的新對華戰略，以應對中國的軍擴行為。本報就此採訪了美國國會諮詢機構「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委員、美中軍事關係專家拉里·沃策爾。
拉里·沃策爾認為，隨著新戰略成型，美海軍陸戰隊在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作用將與日俱增，美軍艦艇頻繁停靠日本，駐日美軍基地的重要性有望提升。
美國國防部11月公布「空海一體戰」戰略概要，並披露新設了一個專門機構來落實該戰略。對此，拉里·沃策爾評論稱：「關於是否公布新戰略，奧巴馬政府此前一方面對中國的擴軍行為心存擔憂，另一方面則因害怕整個美中關係惡化而躊躇不決。新戰略出爐說明，奧巴馬政府不再像過去那麼瞻前顧後了，這值得歡迎。」
拉里·沃策爾指出，新戰略將帶來四個變化：(l) 在整個西太平洋地區，美國海軍規模將擴大；(2)美國海軍艦艇在日本至澳大利亞海域的例行航行，將變得更加頻繁；(3)美國海軍艦艇將增加停靠越南、新加坡和菲律賓等國的次數，以應對中國日趨頻繁的軍事活動； (4)具有較高機動性、擔當海陸兩棲戰主力的美國海軍陸戰隊的作用將與日俱增。
關於奧巴馬政府決定派海軍陸戰隊常駐澳大利亞北部地區，拉里· 沃策爾評論稱：「這是一項符合『海空一體戰』戰略的舉措。澳大利亞北部確實遠離中國，不過具有較高機動性的海軍陸戰隊，仍可輕易鉗制中國的動作。此外，中國軍隊最近加強部署中程彈道導彈，而澳大利亞不同於沖繩，不在中程彈道導彈的射程內，這在戰術上是一大優勢。」
關於海軍陸戰隊的整體作用，拉里·沃策爾稱：「隨著新戰略落實，人們對駐沖繩美國海軍陸戰隊的期望值將進一步提高。即便沖繩的主力部隊遷至關島，其任務的重要性也不會改變。」
關於日本，拉里·沃策爾稱：「隨著美國軍艦更加頻繁地停靠日本，駐日美軍基地的重要性將提高。同時，在日中存在主權紛爭的東海，美軍的影響力也將增強。」
美軍試圖通過「空海一體戰」戰略，加強遏制中國的軍擴行為，同時提升海空綜合戰力，以應付中方的新式中程反艦彈道導彈等武器。
拉里·沃策爾兩度在美駐華使館武官處任職，歷任國防大學教授、智庫美國傳統基金會副主席等職。他還擔任過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副主席和主席。
美國國防部傳言網11月9日報道，五角大樓將新建一個由4個軍種共計15人組成的司局級辦公室，以便將陸軍納入「空海一體戰」作戰行動中，並進行聯合管理。目前，該辦公室名稱暫定為：新空海戰辦公室或新聯合軍力辦公室。「空海一體戰」最初只包括海軍和空軍，現在卻將陸軍納入其中，美軍此舉背後有其深刻背景。
應對多元作戰對象
2010年5月，美國一家獨立智庫——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公布了兩份對華戰略報告，其核心內容是通過實施「空海一體戰」，遏制中國不斷增強的軍事能力。報告認為，中國的軍事實力對美國構成了重大威脅。為此，報告構想了如何對中國大陸縱深關鍵設施實施空中和導彈攻擊，還設想了發展新一代小型航母以及具有一小時全球打擊能力的常規導彈系統。隨後，時任美國國防部長蓋茨在一次講話時，正式提出了「空海一體戰」概念。
「空海一體戰」是二戰以來美軍拋出的唯一一套專門針對解放軍的作戰理論和構想。構想確立後，美軍迅速把關注的重心放在以中國為主要對手的西太平洋地區，按照「空海一體戰」的要求，著手準備一場地地道道的正規戰。然而，利比亞戰爭的實踐表明，美國在未來相當長一個時期內，不僅要對付作戰體系完善的大國，而且還面臨著對瀕海中小國家使用武力的問題。對這些中小國家作戰，不僅頻率很高，而且影響也很大。反觀利比亞戰爭，之所以打了7個月才擊斃卡扎菲，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北約的偵察情報和數據鏈系統，與利反政府武裝不能有效協調，大大延緩了作戰進程。這使美軍更加深刻認識到，「空海一體戰」要有效指導未來一個時期的美軍作戰，必須拓展作戰對象，充分發揮陸軍在作戰中的作用，提高美軍的整體作戰效能。為此，有必要吸納陸軍加入到「空海一體戰」的構建和實施之中，使美國各軍種實現多種形式的組合。
維護陸軍軍種利益
「空海一體戰」突出了美國空軍和海軍的絕對地位，對陸軍在「空海一體戰」中的地位作用隻字未提，這是美國陸軍極不願意看到的。
長期以來，美國陸、海、空及海軍陸戰隊四大軍種均形成了自己獨有的軍種文化。為保持資源競爭優勢和本軍種在國家軍事戰略中的地位，各軍種往往站在自己的立場處理問題和維護本軍種利益，因而，這些軍種文化具有一定的排他性;長期的宣傳教育，使得美國軍官對本軍種的認同感較深，甚至有「唯我獨尊」的傾向。比如，早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美軍就開始發展指揮自動化系統，並要求各軍種搞好協作。但是，由於各軍種都擁有獨立的作戰計劃和條令，並形成了固有的作戰和指揮方式。在建設過程中，各軍種都以此為由，突出本軍種的特殊性，自成一體，誰也不願妥協。最後，搞出來的系統不能互聯互通，「煙囪林立」，嚴重製約了聯合作戰效能的發揮。後來，美國不得不投入巨資改建、甚至重新建設指揮自動化系統。直到現在，各軍種仍不願意過早放棄已有的系統，仍有一些系統不能實現聯合作戰中的信息共享。
在此背景下，美國卻將「空海一體戰」視為其控制全球海洋及瀕海地區的戰爭支柱理論，負責「空海一體戰」總體規劃的空海戰辦公室還具有引領和推動美軍武器裝備項目採購和發展的功能。空軍轟炸機、海軍陸戰隊新型兩棲艦艇的採購項目就是根據「空海一體戰」的要求確定的。顯然，美國陸軍也想在其中分得「一杯羹」，希望藉此推動陸軍新武器裝備的採購。目前，「空海一體戰」雖然還處於研發階段，海軍陸戰隊就已經加入其中，成為「空海一體戰」事實上的組成力量。而美國空軍和海軍又極力爭奪「空海一體戰」的主導權。美國陸軍自然也不甘坐「冷板凳」，所以，積極要求加入到「空海一體戰」中。
不斷完善「空海一體戰」
「空海一體戰」是世界軍事史上第一種有可能將現代作戰空間制權理論發揮到極致的構想。其實質是構建一個以天基系統為核心，由天基平台、空基平台和海基平台等構成的多層次立體作戰體系，在全維空間內加速實現各種作戰力量的有效融合和作戰綜合集成，與作戰對手進行全維空間的全面交戰。為此，必須根據作戰對象的特點，加強各軍種信息作戰系統的緊密耦合。美軍在「空海一體戰」中也提出，實施「空海一體戰」，必須打造全維全縱深打擊系統等多種作戰系統，只有這樣，才能對中國等瀕海國家的內陸目標進行打擊。然而，要實施全維作戰，特別是對內陸目標的打擊，僅靠空軍和海軍力量是有一定局限性的。許多陸上作戰行動，仍然離不開陸軍。因此，實施「空海一體戰」，不僅需要空軍和海軍的緊密聯合，也需要包括陸軍在內的各軍種緊密耦合。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形成體系作戰能力，使「空海一體戰」變得更加完善。
實際上，美國對陸軍加入「空海一體戰」是早有預想的。2010年初，「空海一體戰」的初始報告中已經明確提出：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陸軍和海軍陸戰隊也應加入「空海一體戰」。四個軍種都應該參與「空海一體戰」概念的創造工作。只是由於各軍種間的合作本身也一直是一種挑戰，所以，最初階段應重點突出空軍和海軍的聯合。經過一年多的「空海一體戰」概念開發，以及技術上的不斷進步，特別是美國陸軍第一軍司令部已經從美國本土華盛頓州遷至日本，使太平洋司令部的指揮與控制能力得到加強之後，美軍認為將陸軍納入「空海一體戰」的時機和條件已經成熟。
作戰理論儘快落實
作戰理論是為戰爭實踐服務的。儘管美國由於擔心中國的強烈反應而推遲了「空海一體戰」計劃的實施進度，但人們相信，美國遲早會把這一理論變成現實。
日前，美國已經決定向澳大利亞派遣500～1000名海軍陸戰隊員，這些部隊將進駐澳大利亞北部達爾文港的羅伯遜軍事基地。這是美軍戰鬥部隊首次正式駐軍澳大利亞，被外界認為是落實「空海一體戰」的實際步驟之一，也是構建「空海一體戰」的重要一環。這說明，作為與海軍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海軍陸戰隊，事實上已經成為「空海一體戰」的重要構成力量之一。而將陸軍納入「空海一體戰」辦公室，則可以更好地統籌各種作戰力量及作戰行動，有利於更好、更快地進行「空海一體戰」各方面的準備和付諸實施。
另外，將美國陸軍納入「空海一體戰」中，還可以打著提升美軍聯合作戰能力的幌子，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中國對這一作戰構想的強烈反應，緩和中美關係。這將為「空海一體戰」的付諸實施贏得有利的外部環境。
牽引美軍發展建設
美軍之所以提出「空海一體戰」，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過作戰概念創新，牽引軍事技術和武器裝備的進一步發展。從這種意義上講，「空海一體戰」不僅是一種作戰構想，而且是一個牽引軍隊建設的新理論。
為打贏「空海一體戰」，美軍正在逐漸放緩傳統武器技術的研發，把更大的精力投入到未來武器技術的發展上，以便繼續保持其在武器技術方面的全面壟斷優勢。美軍計劃按照「空海一體戰」的要求，發展從航空母艦上起飛的X-47B無人駕駛隱形戰鬥機、EA-18G「黑鱸」改進型電子戰攻擊機等先進武器裝備。同時，全面提高其海空軍裝備的通用化和多功能化水平，發展綜合型作戰平台和裝備，特別是大力發展適用於多種作戰平台的精確制導武器。美軍還將研製新型戰術數據鏈，以打破各種數據鏈和信息系統間的壁壘，從根本上改變目前美軍各軍種感測器與通訊設備不兼容的狀況，提高聯合作戰信息共享水平。將陸軍納入「空海一體戰」中，可以使整個美軍通用化裝備及信息系統真正實現各個軍種的兼容和融合，真正消除軍種壁壘，使美軍各個軍種都得到全面發展、共同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各軍種作戰能力的一體化進程。
當前和未來相當長一個時期，國際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毀傷性武器的擴散依然是美國面臨的現實威脅，這些威脅將消耗美國的部分國防資源。為對付現實威脅，2010年美國《四年防務評估報告》特別指出，要購買有用、價格適中、真正需要的武器。美國停止生產F-22戰鬥機，調整DDG-1000型驅逐艦等武器裝備的採購，就是為了「平衡」現實需要與未來發展之間的矛盾。儘管「空海一體戰」被認為是一種節約成本的海空合作模式，但美國分析家馬克·津格卻指出，發展各種空海軍新的武器作戰平台「將需要花費數十年的預算開支」。而陸軍所需武器裝備的費用卻相對低廉。將陸軍納入「空海一體戰」，有利於通過對各軍種的聯合管理，統籌協調美軍發展建設，更加節省聯合作戰成本，始終保持美軍整體作戰能力的領先地位。
對中國威脅更大
美國將陸軍納入「空海一體戰」後，必將產生多方面的影響。這不僅會加強美軍各軍種間的有機協調，進一步提升美軍聯合作戰能力，而且將使瀕海國家、尤其是中國面臨更大威脅。
許多專家認為，陸軍加入「空海一體戰」後，並不意味著「空海一體戰」的本質發生了變化。實施「空海一體戰」的主體仍然是美國空軍和海軍，陸軍在「空海一體戰」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在「空海一體戰」的大框架下，陸軍的作戰行動將主要體現在實施末端反導、特種偵察、特種引導和破襲等具有「四兩撥千斤」性質的特定任務上，而不是由陸軍代替空軍和海軍去完成對縱深目標和力量的打擊任務。從這種意義上講，似乎美國陸軍的加入對中國的威脅程度並沒有發生多大變化。
然而，如果從深層次上看，陸軍加入到「空海一體戰」之後，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運用武力的途徑和方式更多了，對中國的打擊能力將顯著增強。美國可以根據「空海一體戰」的構想和作戰計劃，迅速在西太平洋地區實施各種作戰力量的投送，提高其應對「反介入/區域拒止」的快速反應能力。同時，還可在戰術層面上針對西太平洋地區、特別是解放軍的作戰行動特點，引導美國解決好自身存在的問題，有針對性地制定聯合作戰全維行動計劃和實施整體作戰行動。
當美國空軍和海軍對中國腹地目標實施攻擊時，有了陸軍的配合，其作戰規模將會更大，打擊精度將會更高，破壞力也會更強。而且，空軍和海軍的防區外攻擊與陸軍的近距離打擊和特種支援相配合，將使我防禦難度更大，作戰體系更易遭嚴重破壞。對此，我們必須高度重視，不斷探索克敵制勝的有效途徑。
(作者單位：國防大學)
可能有人納悶，美國海軍在中國海域幹什麼。這就跟一些人不解北約究竟在阿富汗做什麼一樣。不妨稱之為帝國主義、全球化或大國政治；這種新戰略是當年反蘇冷戰的翻版。那場衝突導致蘇聯解體，很多人都說美國因此成為「唯一超級大國」。但是，這無助於美國在伊阿和巴基斯坦的戰爭，無助於結束美國在拉美的孤立，也無助於防止中國崛起為新興經濟大國。與此同時，數百萬人死傷、流離失所——全都是因為冷戰。照此類推，新冷戰將基於以往的反蘇聯模式：通過軍事包圍擠壓北京的軍事預算，同時期盼中國發生內亂。
新冷戰或許更趨向於經濟、政治和外交而非軍事。但朝韓、台海可能爆發流血衝突，或發生有印巴捲入的代理戰爭。美國目前在構築新的軍事聯盟，到時將不得不參與此類衝突。
亨利·基辛格在《論中國》一書中提出美國與中國相處的謹慎之道。而右翼人士一直要求「擊退」中國。美國正在發生反貧窮、反失業的歷史性抗議，而外交精英們似乎更關注佔領海外軍事基地，對國內矛盾不理不睬。從歷史上看，這是通過海外擴張轉移注意力和資源、迴避國內問題的典型做法。
奧巴馬的新冷戰，既重視與中國繼續雙邊合作，同時對北京採取一種更咄咄逼人、更具對抗性的政策。奧巴馬稱美國是個「太平洋國家」，有意「在影響該地區及其將來方面充當更大的長遠角色」。但有沒有人想過，倘若中國政府派航母和潛艇到加利福尼亞沿海，宣布他們要在影響美國西海岸方面充當一個更大的長遠角色，那將會是什麼情形？
關鍵問題是，美國是否有足夠的資源投入國內創造就業？若奧巴馬不考慮削減在亞太的軍力，我們城市資金來自哪裡？若中國選擇強硬回應，美國是針鋒相對還是被迫退縮？為什麼美國要用硬實力來對付一個軍事上無法被打敗的國家？為何不（對中國）採用「軟實力」策略？為什麼不把與中國進行節能和綠色合作放在首位？沒有公開辯論，沒有任何成本計算，美國人已身不由己，被集體拖入一個剛剛開始的新（冷戰）時代。
前國際事務中最大的問題是，中國在21世紀將擁有多大的影響力？預測這一不可知的未來的一個辦法是，用比較學的角度審視中國的崛起。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一些專家開始把21世紀稱作中國世紀。這個預測以如下觀點為前提：20世紀是美國世紀，美國的霸主地位將被中國取代。
的確，隨著二戰結束，美國成為一個超強大國。
為避免一戰後的大蕭條重演，美國協助確立了雙贏的國際機制，受益於美國開放市場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幫助戰後的歐洲和日本迅速重獲競爭力。按某些標準衡量，蘇聯在軍事上與美國勢均力敵。與此同時，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利用石油出口積累了巨大財富，而經合組織成員國的增長因油價衝擊而減慢。
僅僅過了一代人的時間，美國就不再是超強大國。在大國政治遊戲中，經濟是王牌，這個世界變成了多極世界。
到60年代時，美元已過於疲軟，無法支撐布雷頓森林體系。歐洲著手建立聯盟。中國在70年代末進入世界市場，依靠模仿日本以及其他東亞「四小龍」的重商主義做法在這個全球增長最快的地區崛起。
很快，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印度、土耳其、巴西——利用布雷頓森林體系所鼓勵且被世界貿易組織(WTO)進一步制度化的全球市場開放紛紛崛起。有些人認為，崛起的東方正在取代停滯的西方。但是，亞洲包括俄羅斯、日本、印度和越南，它們不願意服從北京。簡言之，儘管中國的迅速崛起令人驚嘆，但看起來難以取得主導地位。
人們一度誤以為，1991年的一系列事件令美國再度成為超強大國——蘇聯解體，海灣戰爭的輕鬆獲勝，還有數年後網路泡沫經濟創造的巨大財富。
如果說美國政府相信了1991年時有關美國是超強大國的誇大宣傳，這或許能在某種程度上解釋它隨後為何在入侵伊拉克問題上揮霍財富和聲望，以及華盛頓為何不願意約束自負的金融公司狹隘的貪婪——後者的所作所為使得大衰退加速到來，並造成了更深的傷害。
這一切對於新崛起的中國而言預示著什麼呢？作為世界最大的出口國，中國坐擁超過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這幫助它在世界各國換取了影響力）。在其他國家經歷資本危機之時，中國的影響力激增。
這個世界日益受中國的喜好所影響，經濟陷於困境的民主國家目前處在守勢，它們將不再能夠在全球強力倡導人權和民主化。不過，從他國興衰給我們的教訓來看，儘管中國會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世界政治。但也經受著重大考驗和困難。
歷史告訴我們獲得和維持超強大國的地位均非易事。「21世紀是中國世紀」也許僅僅只是一個預言。
美中峰會是對兩個超級大國力量對比的一次考驗。奧巴馬總統和胡錦濤主席都非常清楚峰會的利害關係。中方在這次意志和力量的考驗中贏得了勝利。
原因有二,首先,中國處於較輕鬆的討價還價地位:他們要做的只是不退讓就行,而華盛頓則必須讓對方作出讓步。其次,胡錦濤總體上處於要強勢得多的地位,因為中國經濟繼續保持著兩位數的增長速度,而美國經濟仍困難重重。
對奧巴馬來說,眼下恰恰是著手糾正北京極不公平的經濟行為的大好時機。但奧巴馬班子設法從來訪者手中獲得的僅僅是總額大約為450億美元的新合同。在一些真正重要的經濟問題上,胡錦濤基本上避免了攤牌和妥協。
在諸如中國聲稱對其領土周圍的海洋擁有主權這樣一些安全問題上,美國手上有牌可打。儘管中國不斷增加軍費開支和發展技術,但中國的軍事實力仍遠遠落後於美國。
大肆渲染的是人權問題。奧巴馬的確在私下和公開場合都提到過這些問題。但是,他並未向北京施加多少壓力,因為北京多半會無視這些威脅並且美國方面也清楚這一點。因此,雙方在人權問題上都各抒己見,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至於其他一些較為棘手的安全問題,如伊朗和朝鮮問題,中國並未全力以赴地幫助美國應對核擴散。北京不想對任何國家施加壓力,這並不是中國劇本的一部分。
自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美以來,他討價還價的能力加強了,這要歸功於中國的「爆炸性」經濟增長以及美國遭受的經濟厄運。難怪底氣十足的胡錦濤在從人民幣匯率到中國對朝鮮支持等一系列問題上絲毫沒有讓步的意思。
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中國問題專家傅瑞偉說:「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實力比過去強大了很多。中國根本沒有對美國讓步的意思。」
在完成了中國在太空的首次對接試驗後，神舟八號飛船安全著陸。這艘飛船還載有一部德國人用來進行失重研究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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