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代奇恩」與今天的中國教會

「九代奇恩」與今天的中國教會

文/亦文

2009年3月20日，春意盎然的香港，一位西方老人溘然去世，享齡七十九歲；若按中國人算虛歲的傳統，則達耄耋之年。短短數日內，這個消息以中文的形式傳遍了全球成百上千間華人教會；短短數周內，香港、台灣和新加坡三大華人居住區分別舉行了隆重的追思禮拜。這位「老外」是誰，一方面深受普世華人信徒的愛戴，一方面又在中國大陸的教會中鮮為人知？

如果我們走近這位老人，會發現他的英文名字為James Hudson Taylor III，直譯為雅各·赫德生·泰勒三世，泰勒是很普通的英文姓，誰是這個泰勒家族中的一世和二世呢？然而在華人教會中，沒有人稱他為泰勒牧師，因為老人還有一個非常中國的名字——戴紹曾，如果說「紹」字取「克紹箕裘」之意，那麼他所要效仿、繼承的「曾祖」又是誰呢？

戴家的故事穿越兩個世紀，橫跨歐、美、亞三大洲，中、港、台三大地區，直貫祖孫九代人，而其中五代人與中國教會建立了血肉相連的關係。而這一切，都要追溯到233年前的一天……

第一代：戴雅各（James Taylor, 1749 - 1795）

1776年初，按中國的紀年，為乾隆四十年臘月。遠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文藝復興和理性主義的抬頭嚴重地衝擊著傳統信仰，科技發展帶來的工業革命引起了更多的社會問題，而以英國國教為主導的教會領袖虛偽墮落，根本無力改變時弊。就在這樣社會、教會雙重混亂腐敗中，神興起了一位巡迴佈道家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他帶領的復興運動，震撼了英倫三島。然而他的事奉並非一帆風順，譬如在英國北部約克郡（Yorkshire）的邦士立鎮（Barnsley）的居民，有很多人激烈反對他，甚至揚言要痛宰他，其中一個叫戴雅各的年輕石匠，更是每次不忘用臭雞蛋和西紅柿去鬧場。

然而1776年初的那次露天佈道會，卻改變了戴雅各的一生，也改變了整個戴氏家族的命運。沒人知道，那一天，戴雅各是否扔過任何雞蛋，但是神的話顯然擊中了他的內心。那天的經文是約書亞記24章15節：「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幾天後的2月1日，是戴雅各的大喜之日，那天，他走在麥地里，一心想著新娘和婚禮，但是這句經文竟再次無聲地擊中他，聖靈的工作是那麼強烈，以至於他不得不屈膝降服，請求耶穌基督成為他個人的救主。這一場屬靈爭戰下來，等他換完禮服趕到教堂，已經錯過時間，幸好朋友們調整了時鐘，使他可以「按時」成禮。婚禮後的早餐會上，戴雅各分享了那天早上他在麥地里的經歷，語驚四座，而剛成為戴夫人的新娘心中暗暗叫苦：「難道我竟嫁了一個衛斯理派的信徒嗎？」

婚後的戴雅各為妻子的得救迫切禱告，然而他越禱告，妻子卻越反感，直到有一天，戴雅各把妻子抱進卧室，迫使她和自己一起跪在床邊，並用手按在她身上不許離開，一邊流淚一邊禱告。突然，他發現身邊的妻子也開始痛哭流涕。那一天，他們並肩站在神面前說：「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重生得救後的戴氏夫婦開放家庭，接待前來巡迴佈道的衛斯理和他的同工們，戴雅各自己也成為當地第一位循道會的傳道人。衛斯理和戴雅各結為至交，他最後一次住在邦士立鎮戴家時年已八十三歲，彼時，他的造訪已成為當地的屬靈盛事，鎮上的居民每次都會蜂擁前來聆聽他的教導。

第二代：戴約翰 （John Taylor, 1778 - 1834）

婚後兩年，戴雅各夫婦生下一個兒子，取名戴約翰，從事紡織業。戴約翰17歲那年，戴雅各去世。年輕的戴約翰繼承父志，也成為當地有名的帶職傳道人。他與妻子主辦的主日學，左近村鎮報名的孩子竟有六百名之多。孩子們入學不久，品行操守顯著提高，使很多反對者開始參加教會，當年戴雅各所建的小禮拜堂已不敷使用，會眾自發奉獻，興工建造了一座新教堂。

第三代：戴雅各（James Taylor, 1807 - 1881）

獻堂之際，戴約翰的兒子戴雅各已滿四歲。與中國人避諱長輩名號的習俗相反，英國家庭紀念長輩最常見的方式，就是給孩子起同樣的名字。為了紀念自己的父親，戴約翰使自己的兒子與其祖父同名。後來戴雅各成為一名藥劑師，工余和父、祖一樣儘力傳道。當他讀到出埃及記13章2節「凡頭生的，要分別為聖歸我」，便與妻子一起跪下來回應神的話，將尚未出生的頭生子歸給耶和華。那段日子戴雅各也閱讀了一些有關中國的書籍，了解到這個泱泱大國，居然很少有宣教士前往，因此，夫婦兩人再度獻上禱告，希望這個孩子將來能到中國去傳福音。

冬去春來，戴雅各一家終於迎來了他們的頭生子，為了紀念同名為雅各（James）的父親和曾祖父，以及娘家姓為赫德生（Hudson）的母親，這個孩子便被命名為雅各·赫德生·泰勒，即戴德生。

第四代：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 - 1905）

泰勒家姓「戴」，始於戴德生；泰勒家族與中國結下不解之緣，也始於戴德生。有關戴德生的傳記，不下十餘種。本文篇幅有限，不能盡展他的人生，只能集中演繹他生命中的幾個重要轉折點：

父親的書房

雖然在敬虔家庭長大，進入銀行工作的少年戴德生開始偏離信仰，這使他的母親和妹妹非常憂慮。有一年六月，戴的大妹在日記中寫到，「每天為哥哥悔改祈禱三次」；而在五十英里外親戚家做客的戴母，則決定用一整天的時間為兒子的靈魂禁食禱告，不得確據，便不出房門。那天，休假在家的戴德生走進書房，無意中撿起一張福音單張。他一心只想知道前半部分的故事，若是看到任何陳腔濫調的說教就丟掉。然而，因著家人的代禱，聖靈吸引了戴德生的眼睛，當他看到，故事中的主人翁聽到耶穌在十字架上大喊「成了」，便悔改得救，引起了他深深的思考：原來自己的罪債，和故事中的主人翁一樣，都早已由耶穌基督所付的代價做出了完全的補償，自己只需憑信心接受主所成就的救恩便能得救。於是，他跪在書房內認罪悔改，接受耶穌成為他個人的救主。戴德生欣喜地與妹妹分享這件事，又囑咐她不許告訴別人，包括父母。而在五十英里外的戴母，經過數小時與神摔跤式的禱告，也已確信自己的代禱已蒙應允。幾天後回到家，她直接問戴德生，發生了什麼事？戴德生以為妹妹告訴了母親。戴母卻說：「不，那天我為你禱告的時候，便知道神已經垂聽並悅納我的祈求。」那年，戴德生十七歲。

麥家圈的屋頂

獲得新生後的戴德生，重拾幼年間前往中國宣教的志向，他改行學醫，大量閱讀與中國有關的書籍期刊，以不可思議的毅力，用極其原始的方法學習中文，並在體力、信心、生活方式各方面操練自己，為赴華宣教做準備。1853年，由「拜上帝會」發展而成的太平天國在南京建都，一時間，西方世界以為中國將馬上成為一個基督教的新國度，新成立的中國傳道會（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主動向戴德生提議，請他提早赴華。儘管很多師友都勸他，等一年後拿到外科醫生資格再出國，但戴德生看重中國人的靈魂過於自己的一紙文憑，仍於1853年9月19日從利物浦離開祖國，經六個月的海上風濤，於翌年3月初抵達上海，暫時寄居在山東路的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宿舍。那一帶因為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 - 1857）陸續建立了墨海書館、天安堂和仁濟醫院等福音機構，佔地面積較大，被當地人稱為「麥家圈」。

按中國紀年，時為咸豐四年，正是清軍與小刀會在上海對峙的時期，戴德生除了學習中文的重擔外，還飽受戰火的威脅。1854年10月18日的經歷讓他終身難忘：凌晨2點45分，剛睡下不久的戴德生被火光驚醒，急忙跑到屋頂查看，卻見大火一路蔓延到他的住所，忽然下了一場及時雨澆滅了火苗，他還來不及向神感恩，一顆四、五磅重的炮彈在他頭上飛過，擊中身後的屋頂，破碎的瓦片濺了他一身。驚魂甫定的戴德生將這顆險些要了他命的炮彈寄給母親做「聖誕禮物」，紀念神的保守。那年，戴德生二十二歲。

伯萊頓海灘

之後的六年，戴德生先後在上海、寧波巡迴佈道、主持診所，並迎娶了宣教士遺孤瑪利亞為妻，夫妻同心同力，事工漸顯果效，他對中國的負擔也越來越重。在給妹妹的信中他寫到：「假使我有千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使我有千條性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不，不是中國，乃是基督。」這句話後來成為他最常被引用的名言，激勵了無數中西信徒。然而，極度勞累導致戴德生的健康急劇惡化，不得不回國休養。回到英國後，戴德生一面完成耽擱的學業，一面修訂寧波語聖經，一面到處奔走，大力疾呼，希望能喚起英國教會對中國屬靈需求的重視，但收效甚微。

1865年6月25日，戴德生應友人之邀，前往英國南部的海邊城市伯萊頓（Brighton）度周末，調適身心。這天是主日，按理戴德生應該留在教堂中做禮拜，然而，一邊看著眼前上千名基督徒歡喜快樂地崇拜，一邊想到中國隨時都有成千上萬的人在屬靈的黑暗中沉淪，因為無法忍受這極度的反差，他獨自走出禮拜堂，前去海灘散步，心中充滿了痛苦與掙扎。最終他決定跟隨聖靈的感動，唯獨信靠仰賴神的供應，投入中國宣教事工。幾天後，戴德生以獻上五餅二魚的信心用十英鎊開了一個賬號，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便在「十鎊英金加上神所有應許」的根基上成立了。那年，戴德生三十三歲。

杭州的蘭茂密爾團隊

在伯萊頓海灘上，戴德生除了決定成立一個專門向中國宣教的差會之外，還向神開出了具體的籌碼：「二十四位能幹而甘心的宣教工人」。一年之後，即1866年5月26日，戴德生一家和十六位宣教士搭乘一艘名為「蘭茂密爾（Lammermuir）」的帆船前往中國，打破記錄，成為宣教史上最大的一次成行的宣教團隊。船上的十八位成人加上已經差派在中國的六位宣教士，正好是戴德生向神開口所求的人數。9月30日，一行人抵達上海，略事調整後，便從水路南下，經過無數城鎮都無法落腳，最終在杭州租到一套舊院子，安頓下來，這套房子一樓的小禮拜堂，便是今天可同時容納5000人聚會的崇一堂之雛形。

揚州教案後更新的生命

杭州的宣教事工卓有成效後，戴德生帶著家眷和一些同工沿運河北上，繼續拓荒，不意竟在1868年的揚州暴動中險些遇難，又因該「教案」上升為清廷與英國的外交事件而倍受誤會和指責。[1][1]但最令戴德生痛苦的是，自己一面要承擔近二十名宣教士和六名中國同工的領袖責任，一面卻無法擺脫靈里的枯竭與追求聖潔的掙扎。1869年9月，一位宣教同工的來信使他經歷了靈命的更新，並興奮地宣告：「啊，神已使我成為新造的人了……以前我只是從聖經里風聞，而現在卻真地經歷到這些事的無比信實。」有史家稱，那是「戴德生和內地會的五旬節」。

正因為有這次靈命的復興，戴德生才承受得住比揚州教案更可怕的人生風浪：一年之內，他接連失去兩個孩子和愛妻瑪利亞。站在母子三人的新墳前，戴德生再一次將自己獻在神的祭壇上。幾個年齡較長的兒女被送回英國受教育，戴德生孑然一身留守異鄉，在孤寂與痛苦中，他時時呼求主，主的安慰也常常臨到他。那年，戴德生三十八歲。

中國內地會的發展

在這以後的數十年，戴德生頻頻奔波於西方和中國之間，除了英倫三島之外，還陸續在北歐、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建立了內地會的籌募機構，發展成當時尚十分罕見的跨宗派、跨國界、甚至跨語種的全球性宣教差會。

1875年，戴德生以信心的禱告，為清朝版圖中未被福音觸及的九大省祈求18名宣教士；1882年，戴德生向神大大張口，預備70名新生力量；1887年，再度向神求100名新宣教士；1890年，為了將福音傳遍中國的異象，戴德生的信心成幾何增長，竟然懇求「莊稼的主人」在五年內再加派1000名工人來華。信實的神，照著戴德生和他同工的信心，一一俯允這些請求。成百上千名宣教士深入內地，遠涉邊疆，甚至將福音帶進少數民族的群體中，在很多連分省地圖都找不到地名的窮鄉僻壤建立了一間間佈道所，寫下了中國宣教史上最輝煌感人的「群英會」。

到1905年，內地會已有825名宣教士，1152名中國同工，受洗基督徒達18625人，建立了418個教會，1424個福音站和佈道所，150所學校。那年，戴德生於長沙去世，享年七十三歲。

第五代：戴存仁（Herbert Hudson Taylor, 1861 - 1950）

戴存仁是戴德生的長子，出生於戴德生首次回國養病期間。內地會成立那年，他四歲；搭乘蘭茂密爾號首次踏上中國土地時，他五歲；揚州教案爆發時，他七歲；與弟妹一起被送回英國讀書不久，便收到母親去世的噩耗，那年，他剛滿九歲，而父親則常年不在身邊。按照現代心理學的理論，在這樣惡劣環境中長大的孩子，很難有什麼出息。然而，戴存仁卻是一個例外。十七歲的戴存仁被倫敦醫院的醫學院錄用，剛完成兩年基礎課程，便收到父親的來信——原來戴德生計劃在山東煙台建立一所學校，以解決因團隊不斷壯大而面臨的日益突出的需要：宣教士休養及子弟教育問題，這在當時又是一項創舉。沒有比戴存仁本人更能體會宣教士家庭妻離子散的痛苦，禱告尋求後，戴存仁決定效法當年的父親，放棄醫學學業，前往中國參與宣教事業的後勤工作。煙台古稱芝罘，這所芝罘學校（Chefoo School）被譽為「蘇伊士運河以東最好的英文學校」，其中不乏戴存仁與妻子五十多年的默默耕耘。與父親不同的是，他再也沒有機會返回英國完成學位。而他在中國的幕後事奉，也缺乏直接為主贏得靈魂的成就感，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戴存仁選擇了一條代價更為艱巨的道路。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煙台、濰縣一帶的外僑師生全部被送進集中營，包括早已退休但仍在發揮餘熱的戴存仁，以及他的四個孫兒輩。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中，八十高齡的戴存仁每日清晨高歌讚美詩稱頌主恩，以生命的榜樣激勵每一個被擄的同伴。抗戰結束後，戴存仁回到英國，五年後去世。從宣教第一線，退居教育第二線，戴存仁為戴家第一人。

第六代：戴永冕（James Hudson Taylor II, 1894 - 1978）

戴存仁夫婦生育了九個兒女，其中戴永冕出生在蘇格蘭，為雙胞胎中的哥哥，因為早產，醫生認為只能存活六小時，然而，六個月以後，他們竟坐船前往中國。他在芝罘學校期間，以調皮搗蛋著稱；畢業後，便在上海學藥劑，並和老闆的女兒偷偷來往。有一次，他出席一場佈道會，聽到保羅在羅馬書中所列的各種罪，包括「不孝敬父母」。戴永冕彷彿聽到聖靈如此譴責他：「你為何讓你的女友違背父母的命令與你交往？」尋求活在神旨意中的意願終於戰勝了少年人的血氣方剛，戴永冕與神立約：「除非雙方父母都贊同，我將不再與她來往。」當晚，他知道自己得救歸主了。

戴永冕是九個兄弟姐妹中唯一一位跟隨先人腳蹤，加入內地會的戴家子弟，二十三歲的他被派遣到河南開封的福音醫院擔任藥劑師。僅僅得救不能使他滿足，戴永冕在宣教工場迫切追求聖靈充滿的新生命，以至於他的同工們都認為他有些痴迷了。1921年，戴永冕赴美求學，並結識了未來的妻子戴永和（Alice Elisabeth Hayes, 1898 - 1987）。兩人成婚後一起來到中國，在北伐的硝煙中成立了開封聖書學院，並隨伯特利佈道團遠赴邊疆傳福音。七七事變之後，日軍佔領了開封，千餘名婦孺逃到聖書學院避難。戴永冕將校門在身後關上，以驚人的冷靜與幽默獨自面對荷槍實彈的日軍，挽救了無數河南百姓。

形勢越來越嚴峻，戴永冕夫婦被迫退到煙台，和在芝罘學校的老父與住讀的兒女享受了數月的天倫之樂，他本已買好了前往美國避難的船票，但同時又感到需要繼續培訓中國傳道人，經過進一步禱告，他毅然退了票。1940年初，戴永冕把孩子們留在芝罘學校，自己和妻子帶著開封聖書學院的老師及同工，在此非常時刻前往陝西，在戰火紛飛中繼續為中國教會培育教牧人員。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那一天，戴師母獲知自己的母國與日本開戰，而自己的四個孩子卻落在敵軍手中，心痛如絞，跑回卧室放聲痛哭，連禱告的能力都失去了，滿心自責：「為什麼我們在能夠離開的時候不離開？！」那一刻，家鄉老牧師的臨別贈言襲上心頭：「你若關心神的事，神必關心你的事。」聽到神的應許，這位母親終於擦乾眼淚，重新站了起來。

戴家人所付出的代價，給中國教會帶來了新的祝福——戴永冕出任院長的西北聖經學院，英才輩出，擔任副院長的中國同工馬可牧師，在開封聖書學院便是戴牧師的學生，後來他成立了「遍傳福音團」，帶著「把福音傳回耶路撒冷」（Back to Jerusalem）的異象，沿著絲綢之路開始了這一中國本土傳道人自發的宣教之旅。五年半的痛苦分離後，一家人終於毫髮無傷地歡聚一堂，神再一次彰顯了他的信實。政權易手後，戴永冕夫婦轉往台灣，並在高雄成立了聖光聖經學院，一邊從事神學教育，一邊在台灣原住民中拓荒佈道，將餘生完全獻給了中國人。

第七代：戴紹曾（James Hudson Taylor III, 1929 - 2009）

本文開頭提到的那位老人，就是戴永冕的長子戴紹曾，自他在開封出生後，就一直面對戰火硝煙與骨肉分離，年幼的他曾經立志：長大絕不做宣教士，即便成為傳道人，也絕不回中國宣教。抗戰結束後，戴紹曾隨父親往安徽佈道，看到一位中國青年在台前痛哭悔改，他感受到，自己對中國的怨恨背後乃是對上帝的怨氣，在聖靈的光照中，他看到自己仍活在民族優越感中，因此幡然悔改。

第二年，戴紹曾帶著重生的生命赴美求學，結識了立志做宣教士的賴恩小姐（Leone Tjepkema）。兩人結婚後，於1955年去到台灣，協助父母在高雄的聖光學院教書，五年後，戴紹曾正式繼任為院長，聖光人贊他：「跪下能禱告，站立能講道」。1970年，戴紹曾為了進一步推動「福音本色化」，聯合十四家教會和福音機構在台北創辦了跨宗派的「中華福音神學院」，並擔任了十年的院長。但對校長一職，不論是在「聖光」，還是在「華神」，他都一心想交棒給中國人，並在華神院訊中，謙卑而懇求地呼求：「我的心渴望見中國教會成長，渴望華神有中國院長……我知道今天我之成為『華神』院長，是神用我做個過渡的橋樑，真正的主人是中國人；……差會的錯誤，宣教士的缺陷，正待中國人自己來糾正，來彌補，伏案深思，不禁又要問：『中國人，您在哪裡？』」

1980年，戴紹曾夫婦接受海外基督使團（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新加坡總部的邀請，接下第七任總主任的職位。海外基督使團的前身，就是戴紹曾的曾祖父戴德生所創立的中國內地會，約在1951年底，從中國內地退出的宣教士陸續轉往東南亞各國，將戴德生「把福音傳給所有中國人」的異象，擴大到東南亞所有的「未得之民」，並於1965年正式更名。

就任前夕，戴紹曾陪同母親（戴永和師母）走訪漸次對外開放的中國大陸，幾經協商，終於以「華僑」身份返回他的出生地、當時尚不允許外國人到訪的「開封老家」。一場又一場與當年老同工久別重逢的感人場面，再次印證了神的信實：內地會在中國八十五年的事奉，沒有歸於徒然，在試煉逼迫的日子裡，神奇妙地保守了他的教會。

1991年，戴紹曾牧師移居香港；1994年，與兩位華人弟兄一起創辦「國際專業服務機構」（Medical Services International）並擔任總裁，該機構的宗旨是通過與中國政府的合作，在提供專業服務的同時，通過生命的見證，與中國內地的百姓分享神的愛。2004年，他將職位交給華人領袖後，轉為榮譽總裁。即便在被確診為肝癌之後，戴牧師仍堅持以講道、寫作等方式繼續服事中國人，包括二次走訪四川大地震災區，以自己少年時期在濰縣集中營的經歷勉勵受災學生。戴牧師對中國人愛之切、認同之深，言行舉止活像一位中國君子，在台灣、新加坡和香港都留下了無數美好的見證，中國朋友笑稱他為「老華僑」，四川省昭覺縣亦授予他榮譽市民身份，他的子弟和同工幾乎遍布全球華人教會，難怪有那麼多人如此懷念他。他常在講道中極自然地用第一人稱提到「我們中國人」，並表示自己願意象曾祖父那樣「死在中國」，今年春天，這位老人得償所願地安息在已經回歸祖國懷抱的香港特區。

第八代：戴繼宗（James Hudson Taylor IV, 1959 -）

戴繼宗是戴紹曾牧師的獨子，出生在台灣屏東，幼時和當地人一起就讀於普通的台灣國民小學。有一次，同學問他借筆，他說：「對不起，我只有一支筆。」同學笑他：「你是外國人，怎麼會那麼窮？」 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戴繼宗在學校備嘗被中國人排斥的滋味，因而產生厭學情緒。戴紹曾牧師為了培養中國的本土傳道人奔走各地，對兒女的教育反而力有不逮，當他聽到孩子逃學的消息，內心極其痛苦。但幼年的經歷並未影響戴繼宗對中國人的愛。與美籍華人自嘲為外黃內白的「帶皮香蕉」相反，戴繼宗喜歡自稱外白內黃的「無殼雞蛋」。

高中畢業後，戴繼宗赴美留學。大學畢業後，在一位內地會前輩長達兩年的師徒式引導下，戴繼宗終於走出家族壓力，從內心深處明白，服事神並非為了「繼承祖宗的事業」，而是對神呼召的單純回應。1984年，戴繼宗入讀父親當年的母校亞斯比神學院（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手裡的錢只夠支付第一學期的學費，今後的日子只能仰望神。第二學期開學時，他仍然囊中羞澀，誰知，一位不願留名的中國信徒暗暗替他支付了接下來兩年半的求學費用，使他經歷到神的供應和中國教會的愛。

畢業後戴繼宗在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Chinese Bible Church of Greater Boston）任副牧師六年，並曾在台灣校園團契服事三年。在波士頓期間，結識了他日後的佳偶——來自台灣宣教世家的柯悅敏，1993年，戴氏家族終於迎娶了首位華人媳婦。1996年，戴繼宗投入海外基督使團華人事工，全家遷來香港。

第九代：戴承約（James Hudson Taylor V, 1994 -）

1994年，戴繼宗與柯悅敏的頭生子呱呱墜地，戴家的後人終於有了華人的血脈。起初，戴紹曾想給長孫起名「承德」，表示「繼承戴德生」的心愿，後來與台灣親家商量後，改為「承約」，繼承「上帝之約」。接著，大孫女出生，取名戴承書，二孫女出生，取名戴承亞，三個孩子的尾字加在一起，便是當年戴雅各與神所立之約引用的約書亞記的經文：「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至於我們——

若從戴雅各1776年在麥地與神立約算起，戴家人已經事奉神233年；若從戴德生1853年啟程赴華算起，戴家人已經事奉中國人156年。若中國基督徒追溯各自的屬靈家譜，將會發現，每個人或多或少、或直接或輾轉都受過中國內地會的恩惠。於今之際，作為最大的受益人，中國教會絕不能象舊約中的埃及人那樣，成為「不知道約瑟的新一代」；了解了戴家與中國的淵源之後，我們又當如何回應這個宣教家族以及他們背後的神？

敬虔後裔

戴家獻身中國的子弟遠遠不止本文所提到的這些代表人物，戴德生妹妹所生的十個兒女中，便有五位前來中國宣教，至今他們的後裔仍在幫助中國人，限於篇幅，不能一一錄述。信心不會遺傳，卻可以傳遞。戴氏家族的「九代奇恩」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戴氏家訓「至於我和我家，必定世代事奉耶和華」。戴家人不僅把這句經文掛在口頭、懸於門楣、「系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頭為經文」，而是切切實實刻於心版，言傳身教，才有戴家人一代又一代生命的傳承。

中國人注重家族觀念，而我們是否願意象戴家一般立定心志，孕育出一代又一代敬虔的後裔？對中國信徒而言，獻出時間、獻出金錢，似乎都還不算難事，然而若要我們如亞伯拉罕獻以撒一般獻出自己的兒女，讓神完全掌管孩子的生命主權，則會擊中很多基督徒父母的要害，「憂憂愁愁」地與主保持距離了。與「世代事奉耶和華」相比，大部分信徒更喜歡在客廳里懸掛「基督是我家之主」的匾額，然而在獨生子女的家庭體系與社會結構中，我們的孩子往往成了「一家之主」。有時候我們看重兒女教育，勝過他們的靈命成長，常會因為周末的補習班和才藝課而荒廢了他們的主日學，甚至因為接送兒女，父母也不再守主日。世有俗語，「富不過三代」，基督化家庭的屬靈遺產呢？能延續幾代人？

唯獨基督

戴德生的名言「假使我有千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使我有千條性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不，不是中國，乃是基督。」常被腰斬，也許引用的人為了討好國人，而省略了後面有關基督的那句，其實那句反而是最重要的。戴家世代事奉的終極目標不是中國，而是「耶和華」；戴德生願意奉獻全部金錢和生命的終極對象，不是中國，而是「基督」；戴家所繼承的也不僅僅是「戴德生之志」，而是更深層的「上帝之約」。在效法宣教士和回顧教會史的時候，我們必須擺正「中國」和「基督」的關係，不讓「中國因素」超越「基督的主權」。漢學家可以愛中國，佛教徒可以愛中國，無神論者可以愛中國，今天許多非宗教性的國際扶貧組織基於人文主義，基於互助與自救的信念也在愛中國，但若是沒有基督，中國便與天國無份。正是因為忠於基督勝於摯愛中華，戴德生和內地會的宣教士才能在佈道時不留情面地要求聽眾悔改，因為中國人和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一樣，都繼承了亞當的罪性。宣教士愛中國，是因為愛基督；宣教士不愛中國，是因為更愛基督，而中國不是宣教士的神。

道成肉身

戴家和內地會很注意「向中國人做中國人」，避免將西方中心主義摻雜在福音工作中。在後現代主義提倡多元文化的今天，西方人穿唐裝、吃中餐早已不是什麼新聞了；但是在19世紀的大環境下，以大英女皇臣民的文明人身份，改習異教徒的衣食住行，幾乎是不可思議的。蘭茂密爾團隊初到中國，一裝上假辮子，便被上海的外僑團體譏誚為「豬尾巴佈道團」（Pigtail Mission），引發了內地會內部嚴重的分裂。戴德生始終恆久忍耐地堅持這一原則：耶穌來到世間，除了順服天父旨意外，也成為一個完全的猶太人；宣教士來到中國，除了高舉基督之外，也應該成為一個完全的中國人。只有這樣，才能以生活模式傳遞這樣一個信息：耶穌基督是西方人的神，也是中國人的神；信上帝並不意味著要說英語、穿西服、用刀叉吃飯。

內地會的宣教模式給中國教會設立了極好的榜樣，以中國幅員之廣、人口之眾、亞文化之多，我們隨時都面對「道成肉身」的技術性挑戰：怎樣能將福音「真道」忠實有效地解碼、轉換成各種各樣的「肉身」，同時又不摻雜己意和「傳道者」所代表的文化群體，免得把洗澡水和嬰兒一起傳給別人。洪予健牧師在2007年福音大會上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人喜歡什麼都加點中國特色，而中國特色卻並非是教會之福。中國教會當避免「民族主義」和「大漢族主義」，認真反思什麼是純粹的福音信息，什麼只是附帶的傳統文化。

功成不居

戴氏祖孫非常強調將榮耀歸於神，他們以福音傳遍中國為目的，並不在乎是否能保住內地會這塊「招牌」。內地會往往在某處拓荒植堂一段時間後，便將「地盤」轉讓給其它差會，以便輕裝簡行，進一步深入內地。若是細讀戴氏家族的屬靈簡歷，不難發現他們的循道會背景。內地會重視平信徒傳道人，側重巡迴佈道及露天佈道的基層福音，提倡婦女工作，顯然受到循道會的影響，但是戴氏家族很少宣揚自己的宗派立場。內地會之所以能在短短二、三十年內成長為跨宗派、跨國界、跨語種的國際性組織，躍居來華宣教第一大差會，與戴德生的國度眼光與開闊胸襟密不可分。他清楚地看到，將福音傳遍中國，絕非某個宗派、某個差會、或某個國家可以獨立完成的。內地會「不募捐」的信心原則，原因之一便是不和其它差會和福音機構爭奪資源。直到今天，因戴氏家族廣受尊敬的特殊地位，身為西方人的戴家後人，在聯合眾華人教會方面仍然起著斡旋協調的作用。戴紹曾牧師創辦「華神」便是一例。

中國信徒在缺乏西方教會史知識的情況下，常常喜歡批評西方教會宗派林立，同時卻忘了反省在福音入華的短短二百年里，無論是本土還是海外，華人教會處處拉幫結派、樹立山頭。即便是以「無宗派」自居的國內教會，在「三自」和「家庭」兩大旗幟下，暗藏著無數家長式的小團體，雖未有「宗」之名，卻有「派」之實，各自為政、不相往來者有之，陣壘分明、互相指責的也不少見，以至於聯合聚會成為最難組織的聚會。華人教會可說一方面是世界上最大的基督徒團體之一，另一方面也是最不合一的教會肢體，我們比任何民族都更需要基督復活的生命來更新我們一盤散沙的國民性。

三自精神

創立內地會之初，戴德生便清楚地認識到，福音若要在中國紮根，教會必須由中國人自傳、自治、自養。他把包括自己在內的宣教士看成是建屋時搭的鷹架（腳手架），屋子建成後，越早拆掉越好。內地會的成長模式通常先由一、兩名宣教士拓荒植堂，在早期信徒中培養本土傳道人，扶持他們成為教會的領袖，宣教士逐漸淡出畫面，或轉往他處，或退居二線，以代禱、監督、培訓的形式繼續推動事工。到了泰勒二世戴永冕的年代，因為看到培養本土教牧人才的需求迫在眉睫，他冒著全家的生命危險留在西北創辦聖經學院。作為泰勒三世的戴紹曾，更是有意識地執行這一原則，幾乎每一項事工，他都事先找到一名華人同工配搭，一面做，一面栽培，最後水到渠成地交棒。

然而，內地會模式的「三自」，並非華洋隔絕、形同陌路，無論是戴德生與王來全合譯寧波語聖經，席勝魔與何斯德（D.E. Hoste, 1861-1946，戴德生的繼任人）共創福音戒毒，戴永冕與馬可牧師一起推動西北宣教，還是戴紹曾出任國際專業服務機構總裁，都是中西同工水乳交融、和睦同心的美好見證。傳統教會史學家通常強調「三自精神」是個別中國信徒反抗帝國主義勢力而提出，解放後在政府支持下得以實現的產物。其實，包括內地會在內的許多宣教機構，早在十九世紀中便已有這一遠見卓識，並在教會建立與發展的過程中循序漸進地實踐著。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宣教士全部離境後，即便在最艱難的歲月中，中國的傳道人仍能將福音工作傳承下去。

宣教中國

在很多紀念福音入華二百周年的聚會中，戴紹曾牧師曾呼籲，過去二百年，是福音入中國；現今和將來的日子，當為福音出中國的時代。2007年的中國福音大會，戴繼宗更是大聲疾呼，希望新興的華人教會能把福音傳回靈命衰微的西方去。很多人會說：中國還有這麼多人沒有信，哪有多餘的工人派往別處呢？但如果戴德生和他的同時代人，等到所有英國人都悔改信主後才來中國，也許到了戴承約這一輩也來不了中國。同樣的，若等到福音傳遍神州我們才想到走出國門，數千萬中國信徒在宣教方面只能交白卷。中國教會通常只講「傳福音」，很少講「宣教」；傳福音是傳給本族本家，宣教是宣揚到萬族萬民。宣教士們「死在中國」的心志，使得無論是戰亂、是排外、是饑荒、是瘟疫、是天災、是人禍，是骨肉分離、是經濟蕭條，都未曾使內地會與中國分離。在流行「短宣」的時代，但願我們永遠不忘尚有一種「愛如死之堅強」式的委身傳統。在中國信徒的辭典里，「傳教士」始終是西方人的代名詞，很難與自身連在一起。中國教會若要蒙受更大的祝福，便不僅需要自己的衛斯理，也需要自己的戴德生。其實，漂洋過海並不能使一個人成為宣教士，以中國之大，我們也不一定需要走出國境做宣教士。漢族基督徒完全可以開始思考將福音「出」到少數民族中去。批評西方人很容易，只有當我們自己投入宣教行列中去時，才能真正體會其中的甘苦。內地會這個名詞已經成為歷史，中國內地的教會能否繼承內地會的事業，讓感動戴氏家族的靈加倍地感動我們，以「敬虔後裔」的後備、「唯獨基督」的神學、「道成肉身」的方式、「功成不居」的心胸、「三自精神」的原則來填補中國教會史上的這一空白？

參考資料：

1. James Hudson Taylor III （戴紹曾），1999, God』s Grace to Nine Generations,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海外基督使團）

2. 戴紹曾，講道稿 <世代的禱告>，《使命》季刊2004年12月號，Chinese Christian Mission Australia Inc.（澳洲中國信徒佈道會）

3. 戴紹曾，1971，<中國人，您在哪裡？！ —— 向中國教會誠懇的剖白>，《愛的挑戰》自序

4. 戴繼宗，2009，《「活出改變的生命」》「Living to Make a Difference」

5. 徐欣嫻，2006，《全然奉獻為中國的戴家——從戴德生到戴繼宗》，台北宇宙光

6. 魏外揚，2006，<心系內地——戴德生>，<聖光引導——戴永冕>，《中國教會的使徒行傳》，台北宇宙光

7. <克紹箕裘，宣教中國——敬悼戴紹曾牧師>《時代論壇》周報2009年4月5日第1127期。

8. 《摯愛的戴紹曾牧師》紀念冊In Loving Memory以及《戴紹曾牧師（香港）安息禮拜程序》Memorial Service of James Hudson Taylor III，2009，O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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