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政是人類的共同夢想
憲政是人類的共同夢想
——兼駁「憲政姓資」論調
劉俊祥
人類的歷史反覆證明，政治和政府既可能是「惡魔」，也可能是「天使」，或者說，政治國家對人類是必要的惡。因此，政治對人類是一把雙刃劍，邪惡的政治是人類苦難的根源，而良善的政治是人類幸福的保障。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是人類的共同夢想。幸福美好生活的有效保障，需要良善的政治，即憲政。
憲政，也稱為「立憲政治」、「憲治政治」或「憲法政治」。具體地說，憲政是強調憲法至上性和權威性的政治，是以憲而治的政治，就是良憲之下的良善政治。從這個意義上講，憲政的產生存在、功能作用及其變化發展，都應當從人類對政治文明的追求和幸福生活的夢想中去尋找。這即是說，憲政是人類的共同夢想，是人類的共同追求，是「人類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中共十八大用語）。因此，楊曉青在《憲政與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較研究》一文中說「憲政的關鍵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屬於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專政」的「憲政姓資」論調，純粹是對人類憲政文明發展的無知，也是對人類追求幸福美好生活這一共同夢想的蔑視，更是對中國人民能夠走出一條中國特色人民民主憲政發展道路的極端不自信。
從人類的共同憲政夢想來看，可以自信地說，憲政文明是人類抑制動物性的強力本能，追求文明制度的產物；憲政開始於古希臘人對良善政治的尋求，而非「資產階級的首創」； 憲政奉行規則為本的政治，有助於將邪惡的政治改造為良善的政治；憲政有助於規馴並駕馭政治權力及其行使者，建設「廉潔政治；憲政是人類和諧交往的機制，有助於社會的有序、安全和持續發展；憲政是人類志趨善良的保障，有助於人民尊嚴而幸福地生活；憲政的歷史遠未終結，走向良善政治還需要人類的共同努力；憲政並非西方專利，中國特色的政治發展應該創造更加美好的憲政文明。
一、憲政文明是人類抑制動物性的強力本能，追求文明制度的產物
人是由動物進化而來的，人身上既具有動物的本能即獸性，又有人的本性即人性。恩格斯指出，」人來源於動物界這一事實已經決定人永遠不能完全擺脫獸性，所以問題永遠只能在於擺脫得多些或少些，在於獸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異。「 人的動物本能實質上就是人的強力本能，也就是以強力戰勝他人（更準確地說是其他人類動物）以謀求自己的利益的慾望和能力。 而決定人類擺脫動物性多寡的程度即人類自身的人性張揚程度和文明程度，直接取決於人類群體結合方式的文明程度，即制度文明的程度。根據弗洛伊德的社會文明學說，文明是人類對自己的本能慾望加以壓抑並且得到升華的結果。因此，制度文明發端於人類本能慾望的壓抑體系，人類在壓抑自己機體的本能慾望的過程中就創造了文明，即創造了人的生物機體本能的禁令和限制系統，即」『文明』只不過是意指人類對自然之防衛及人際關係之調整所累積而造成的結果、制度等的總和。「 另外，制度能夠控制權勢、建立權勢均衡，防止和化解衝突，或者將衝突控制在秩序的範圍內。有學者認為」服從規則的權勢者可以使他們自己不在衝突的緊要關頭濫用權勢。從這個角度來看，規則是強力對理性和社會和平的讓步。「 實際上，制度是對私人強制的抵制。正如霍布斯指出的那樣，」經驗已經證明，靠暴力手段運用個人權勢會導致不公正和社會的『野蠻狀態』。如果人際交往要取決於殺人越貨之徒或匪盜團伙的暴力潛能，普通人就會蒙受不公正。事實上，防止出現這種狀態是集體行為的核心問題。「 因此，」制度在某些情況下往往會遏制任意行為和暴力行為，並因此增進著他人的安全。「 總之，制度、規則在抑制人的獸性和動物強力本能的基礎上的產生，在邏輯上，就標誌著人類文明的產生，也就是人類憲政文明的產生。由此可見，憲政源於人類的規則理性即人類的共同性，是人類追求文明制度的產物。因此，憲政現象的本原動因和最初產生，並非源於人類的階級性和階級鬥爭。
二、憲政開始於古希臘人對良善政治的尋求，而非「資產階級的首創」
「憲政姓資論」的前提預設，即認為憲政是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權益和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創造物。實際上，這是「高看」了「資產階級」對人類政治文明的創新能力。歷史的事實是，作為人類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的憲政（包括思想理念、制度設計和實踐活動），早在西方古代就產生了，古希臘人早已開始了對法治與憲政的思考和對憲法政治文明的追求。
正如沃特金斯在《西方政治傳統》一書中認為，「西方政治傳統」就是以法律為本位的法治政治文化。他指出，「古代西方政治的根本問題，也就是如何建立和諧的集體行動基礎的問題」，而「古代的政治家們都認為，為解決這一問題，法律應作為統一城邦社會的惟一力量」。因為，古希臘人相信，「惟法律是將眾人結合為一的最基本紐帶，故而無法滿足於行使單純的專斷權威。」 於是，「擴展法律概念，適合城邦需要，便成了古代政治的中心問題。對法律的原始尊奉原理得以保留，並成為西方政治發展的基礎之一。」 而且，這種「古代對於法治社會的試驗，卻對西方的歷史進程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彼時整個文明都服從法律的統治。……現代世界是興起於舊世界的廢墟之上，卻依然緊密聯繫著古代城邦的法律概念。」 可見，源自古希臘的西方政治思想的主流傳統就是以法律為本位的法治政治文化。並且，以法治政治思想為基礎，奠基了人類憲政文明的歷史進程。
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曾經使用過「憲法」、「憲政」、「立憲政體」、「城邦憲政」等概念，對憲政進行了系統的論述，並對古代城邦憲政進行設計。因此，他不但是西方「法治政治」理論的開創者，也是西方「憲法政治」理論的奠基人。在何為憲政（或憲法）方面，亞里士多德往往是在同一意思上使用「憲法」、「憲政」和「政體」概念，在他看來，真正正宗的政體就應該是實施憲政的政體。他所講的政治應該是法治政治，也應當是憲法政治。在《政治學》中，亞里士多德提出，「在主奴關係的統治之外，另有一類自由人對自由人之間的統治，被統治者和統治者的出身相同。這類治理的方式就是我們所謂城邦政治家的治理體系（憲政）」 。因此，真正的城邦政治體系即「正當或正宗的政體」，就是憲政。在憲政體制下，政治體系
在亞里士多德看來，「立憲政體」的基本特點在於，（1）城邦團體的憲政統治合乎正義，依照公正的原則，照顧公共利益。因為，城邦以正義為原則，由正義衍生的禮法，可憑以判斷（人間的）是非曲直，正義恰是樹立社會秩序的基礎。（2）立憲政體的基礎是良法之治。在他看來，「法治應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訂得良好的法律。」（3）城邦團體的憲政統治，依據平等原則，由公民（城邦組成分子）們輪流執掌治理的職司。（4）立憲政體是眾多的人共同參加城邦治理的政治體系，即「共和政制」。亞里士多德說，「適於城邦憲政（共和政制）的社會應該是那裡自然地存在有勝任戰爭的民眾（武士），那裡在小康階級之間按照各人的價值分配政治職司，他們在這樣的制度中既能統治，也能被統治。」 即是說，「有同樣才德的人增多了，他們不甘心受制於一人，要求共同參加治理，這樣就產生了立憲政體。」
由此可見，古代憲政已經包括了正義、法治、平等、共和、立憲和良善政治等因素。在此基礎上，從古到今的思想家們，提供了眾多的憲政智慧和方案。由此也形成了古代憲法政治、近代憲法政治和現代新憲法政治這三種憲政的歷史類型。並且，現代憲政理念、制度和實踐已經擴展到全世界，產生了西方自由民主憲政和社會民主憲政、民族主義國家憲政和社會主義憲政等多種形式。這足以證明，「憲政姓資」論者，認為憲政是資產階級的創造物，「憲政的關鍵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屬於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專政」，是缺乏最基本的憲政常識。
三、憲政奉行規則為本的政治，有助於將邪惡的政治改造為良善的政治
強權暴政的邪惡政治，帶給人類的是無盡的苦難。有志者往往謀求法治憲政，以祛除政治的殘暴與邪惡，趨向政治的良善與文明。這是憲政對人類的首要價值和功能。
早在人類政治社會的初期，人們特別是思想者，在構想美好政治生活方式，從追求理想上最好的政體，進到設計現實上良善的政體時，法治憲政便成為人類的首選。如上所述，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是西方憲法政治思想的開創者。法國學者路易斯·博洛爾著《政治的罪惡》一書，舉出種種歷史上政治的罪惡，是為了告訴人們，那些罪惡歸根結底是從人性的墮落開始的，要想清除這些罪惡，建立美好的政治圖景，必須從個人道德的完善開始，發揚光明良善的人性，過良善的、正義的、道德的政治生活。博洛爾的最後結論是：對於道德學家而言，公共安全只能存在於正義之中，目的不能證明手段正當，不正當的手段不能達到目的。權利高於強權，正義是最高法律。「權利站在最強者一邊」這條格言實際上只適用於狼而不適用於人。因此符合正義的法律和權利高於強權，這就是祛除政治罪惡的良策。
如果政府堅持正義的法律和權利高於強權，就是奉行以規則為本位的政治，也就是實施文明憲政。人類政治文明的發展，實際上就是以規則的有無和制度的文明化程度為標準的。對此，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表達了這種看法，認為「『文明』這個詞，是表示人類交際活動逐漸改進的意思，它和野蠻、無法、孤立完全相反，是形成一個國家體制的意思。」 因此，任何政治文明建設就必然是文明制度、正義規則的構建活動。人類政治文明的發展，實際上表現為人類規則理性的實現、規則意識的形成和規則體系的完善。政治文明發展的基本路徑或基本規律就是人類政治的制度化和法治化。首先是從以強力為本位的「強力政治」轉向以規則為本位的「規則政治」（法治政治）， 這種轉型既標誌著人類的產生，也標誌著制度、規則和文明政治的產生。因此，人類憲政文明建設的首要任務是推動「強力政治」向「法治政治」的轉型，構建有制度、有規則、有秩序的社會生活，推行法治政治。不過，由於人是社會性動物，人類集動物的強力本能和人的規則理性於一身，因此，人類會在強力和規則之間搖擺，將規則異化為強力的工具，傾向於強力政治以至強權政治或專制暴政。這種集權、專制制度是反文明、反人性的，馬克思指出，「專制制度的唯一原則就是輕視人類，使人不成其為人」，「專制制度必然具有獸性，並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 於是，人類憲政文明的第二項任務是推進法治政治的發展與完善，謀求制度的文明化和規則的正義性，抑制「強權政治」的複發和作惡，使制度成為人類社會和個人自主自由發展的條件與保障。正因為如此，憲政有助於人類將邪惡的政治改造為良善的政治。
四、憲政有助於規馴並駕馭政治權力及其行使者，建設「廉潔政治」
政治邪惡的本質是強權暴政，是權力行使者的利己專制。人類追求憲政，就是要規馴並駕馭政治權力及其行使者，這是人民大眾和憲政學者的共同心愿。這方面的論述和著作很多，如《控制國家--西方憲政的歷史》、《馴化君主》等。更為重要的是，現代政治領導人也強調要通過憲法政治，「把權力關進位度的籠子里」。
如美國前總統喬治·W．布希曾說，人類千萬年的歷史，最為珍貴的是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布希在2004年國慶日演說中說：「人類千萬年的歷史，最為珍貴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師們的經典著作，不是政客們天花亂墜的演講，而是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實現了把他們關在籠子里的夢想。因為只有馴服了他們，把他們關起來，才不會害人。我現在就是站在籠子里向你們講話。」這個「籠子」就是憲政制度。
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到權力運行和反腐敗問題時，也強調要「把權力關進位度的籠子里」，即是說，「針對權力運行問題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位度的籠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範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實際上，「把權力關進位度的籠子里」，就是要反對特權思想、特權現象，就是要建設「廉潔政治」。習近平總書記《在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已經表明，能夠「把權力關進位度的籠子里」的就是「廉潔政治」，就是要堅持依憲執政、依法治國和依法行政的統一，要恪守憲法原則、弘揚憲法精神和履行憲法使命。這實質上就是要求施行中國特色的法治政治和憲法政治。
五、憲政是人類和諧交往的機制，有助於社會的有序、安全和持續發展
憲政文明是人類謀求規則化的有秩序社會生活的需要。馬克思認為，人類社會結合方式既發端於動物種群聚合方式，又超越於動物種群聚合方式，人類在長期的勞動實踐和交往實踐中通過生產方式和政治組織方式的形成，以及人們的社會活動方式和行為習慣的積澱，產生了有規則的社會生活和制度文明。正如馬克思所說，人類的社會交往「隨著時間的推移，取得了有規則的和有秩序的形式，這種情況就會自然產生；並且，這種規則和秩序本身，對任何要擺脫單純的偶然性或任意性而取得社會的固定性和獨立性的生產方式來說，是一個必不可少的要素。這種規則和秩序正好是一種生產方式的社會固定形式。」 恩格斯也曾經指出：「把每天重複著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產品的行為用一個共同規則概括起來，設法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一般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後來便成為法律。」 可見，政治隨著人類的勞動和交往實踐而產生，又成為人類創造和實施新規則的社會機制。因此，政治對於人類的功用就在於它源於人類的制度（規則）需求又能夠為人類提供「公正規則」和「規則秩序」，創造有規則的公正的社會生活方式。這種政治文明與制度文明的契合點，就是憲政文明。
正是由於憲政奉行良善的法律制度和共同遵守的行為規則，因此，憲政就能夠幫助人類走出苦難的「霍布斯困境」，確保社會的秩序和安全生活，保障社會的持續發展，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所謂霍布斯困境，也稱霍布斯狀態，其核心是指人們利益博弈的暴力化和社會暴力蔓延的狀態。通俗地說，即是一種弱肉強食的社會狀態。霍布斯狀態是依靠強力而非規則調整利益關係的社會表現。
布倫南和布坎南在《規則的理由——憲政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中，對憲政規則有助於人們走出「霍布斯困境」，進行了有說服力的論述。他們認為，憲政是制度中的重中之重。它是生成制度的制度，是規則的規則。因此，是元制度，元規則。當憲政出現問題時，它對社會的損害是遠非一般制度問題所能比的。而從最基本的層面上說，「規則的理由就存在於人們永無休止地追求和平與和諧的共同生活的願望之中；在這種生活中不存在持續不斷的人人為敵的霍布斯式戰爭。如何建立和維護社會秩序？一切社會科學和哲學都必須直接或間接地回答這個問題。」 布倫南和布坎南對此還說到，「我們需要社會規則，是因為如果沒有規則，生活會像霍布斯在300年前告訴我們的那樣，『孤獨、貧窮、骯髒、殘酷和匱乏』。只有那些浪漫的無政府主義者才會認為，人們中間存在著『自然和諧』，即使沒有任何規則，他們也能消除所有衝突。我們需要共同生活的規則，其簡單的理由是，沒有規則，我們必會陷入爭鬥。我們會陷入爭鬥，是因為一個人的慾望對象也會是一個人的所求。規則界定著我們每個人從事自己的活動的私人空間。」 正因為如此，人類必須走出自然狀態「霍布斯困境」，進入奉行法治政治和憲法政治的良善政治社會。
總之，憲政奠定了人類社會的秩序、安全和人類文明的持續發展。在現代國家，利益分配的共享，社會運行的有序，人民生活安全而免於恐怖，社會的長期平穩發展而無「治亂周期率」，都是得益於憲政文明。而其間出現的問題如納粹掌權及其暴政，則緣於憲政制度的不健全。
六、憲政是人類志趨善良的保障，有助於人民尊嚴而幸福地生活
人是講禮法的動物。所謂人講禮法，在於人區別其他動物，有人性，講理性，過有規則的政治社會生活。所謂人是動物，意味著人與其他群居動物一樣，具有獸性和弱肉強食的動物本能。因此，為了生存利益，人類會墮落到「霍布斯狀態」。而法治憲政，則有助於使人類自身抑制獸性張揚人性，並促使人們成長為良善之人、道德之人、守法之人，成為負責任的主體。柏拉圖在論述法律之治優於智慧之治時說：「極為重要的是，人們必須為他們自己制定法律並在生活中遵守它們，否則他們會無異於最野蠻的野獸。理由是這樣的：沒有哪個人有足夠的天賦才能，不僅去辯明在他們的社會關係中什麼東西是對人們有益的，而且經常準備並能夠把他的知識運用於最好的實際中。亞里士多德說得更明確，認為人類在本性上是講禮法和正義的動物，即」人類由於志趨善良而有所成就，成為最優良的動物，如果不講禮法、違背正義，他就墮落為最惡劣的動物。「悖德（不義）而又由言語機能武裝起來，勢必引致世間莫大的禍害，失德的人會淫凶縱肆，貪婪無度，下流而為最殘暴的野獸。因此，才結合而過法治憲政的城邦生活。
在憲政生活中，每個人作為公民，都有憲法和法律保障的人格和人權。憲法是講人性、人道和人本的。台灣學者蘇俊雄在所著《法治政治》一書中說，法治政治強調」以法為政「的主旨。法治政治的本質功能，亦即其追求政治的公平、公正、合理、正當的理念。在他看來，現代的法治政治，可謂是在民主政治與憲政精神理念之下，確立一種以正義與理性為基礎的客觀法律規範體系，依法行政，藉以實現保障人權、自由與社會秩序、國家安全目的的政治制度。
可見，在憲政之下，人們能夠尊嚴而幸福地生活。而尊嚴而幸福地生活，是人之天性，是人的基本權利。英國功利主義學者邊沁提出，」求樂避苦「是人的本性，是人們一切行為的出發點和歸宿。他認為，功利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瑞士經濟學學者弗雷等在其所著的《幸福與經濟學--經濟和制度對人類福祉的影響》一書，從」經驗「的角度，研究了個人性格與人口狀況、經濟發展和政治制度等方面對幸福的影響。他們說道：「人們通常認為，幸福是純粹個人的問題，我們則不這樣認為；我們覺得，個人的幸福會受到個人所生活的社會的強烈影響。因此，本書的一個最新貢獻就是從經驗的角度向人們展示，如果一個國家越發展、越民主，她的人民就會越幸福。」
七、憲政的歷史遠未終結，走向良善政治還需要人類的共同努力
憲政的價值功能很美好，但憲政現實作用還有限。人類憲政的實現現狀，各國的政治文明程度，還不是很讓人滿意。因此，人類憲政還遠未達到福山所說的「歷史的終結」。還需要從憲政文化、憲政理論、憲政制度和憲政秩序等方面，追求理想的憲政的良善政治生活。
美國喬治·梅森大學日裔教授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國《國家利益》雜誌1989年夏季號上發表了一篇長文，題目為《歷史的終結？》，提出了「歷史終結論」。其文章提出，過去幾年中，自由民主制度作為一個政體在全世界湧現具有合法性，它戰勝了其他與之相競爭的各種意識形態，如世襲的君主制、法西斯主義以及近代的共產主義。而且他認為，自由民主制度也許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後一種統治形式」，並因此構成「歷史的終結」。而其《歷史的終結及最後的人》一書實際上是「歷史終結論」的延續。福山在該書的「代序」中對其「歷史終結觀」進行了辯明，認為「歷史終結並不是說生老病死這一自然循環會終結，也不是說重大事件不會再發生了或者報導重大事件的報紙從此銷聲匿跡了，確切地講，它是指構成歷史的最基本的原則和制度可能不再進步了，原因在於所有真正的大問題都已經得到了解決。」因此，在該書中，他系統地闡述了他的「歷史終結觀」。但是，美國社會的一些基本問題仍然存在，而且不得不面對。於是，福山又著《大分裂：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的重建》一書，認為歐美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出現了表現為「社會紊亂現象」的「大分裂」，因此，福山提出要對人類本性和社會秩序進行「大重建」。
實際上，即使在憲政民主發達的美國，仍然存在憲政需要解決的最基本問題。陳嘉放等在《文明與暴力》一書中以美國為標本分析了文明社會的規則與暴力之間的矛盾共存。他們說：「文明本身包含著一個悖論：一方面，它是人發明的最能提高生活水準的工具。然而與此同時，文明又不僅增加了人類的暴力，而且提高了他們的暴力水平。文明的這兩種能力是原始社會所不能比擬的。」具體而言，人類文明一方面「有維持秩序的權威機構，有公正的律令和嚴肅的行為規範，另一方面，在文明社會的誕生、成長和完善的過程中則每時每刻伴隨著暴力。」即使在美國這樣「文明」的社會，「美國人經常津津樂道的是他們的民主和法制。應該承認，美國的民主制度至今仍成功地保證市面上國家權力的和平交接，避免了由於政權更迭引起的暴力和流血。美國的法制相對健全，政府和公民不管做什麼事都有法可依。但是，民主與法制並不是根除暴力的惟一法寶。也許美國的民主制度與美國社會的暴力還有某種依存關係。」
可見，憲政的歷史並未終結於美國式的自由民主憲政，反而因金融危機還導致人們對美國式自由民主制度的質疑。美國前駐華大使芮效儉表示：「過去20年來，由於美國所享有的不受挑戰的地位，自由世界感到驕傲的體系突然出現了災難性的問題。這使得人們重新思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甚至自由民主體系，是否是對付嚴峻問題的最佳手段。」據此，也有人認為，金融危機是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與自由市場經濟的必然反映。金融危機一不小心就露出了美國民主的另一面：即美國民主給予美國選民直接選舉的權利，但它帶有濃厚的大金融資本的陰影。金融資本支持政治精英，政治精英庇護金融資本，當金融資本大賺其錢時，政府默不作聲，當金融資本陷入危機時，美國政府首先救助的就是金融資本。因此，這場人為的金融危機預示著一個資本主義新時期的到來；它預示著一場重大變革的開端。現在，所有人都必須清楚，如果某一制度只照顧極少數富人而不尊重每個人的經濟福利，它便註定會落得同樣的下場。
八、憲政並非西方專利，中國特色的政治發展應該創造更加美好的憲政文明
由上可知，憲政不是「資產階級」的首創，憲政也不是西方國家的專利。憲政可以「姓資」也可以「姓社」。各國人民為了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和良善的政治秩序，都有資格和能力創造適合自己的憲政文明。中國特色的政治發展，雖然「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應該超越於西方某個國家的憲政制度，但是，也要「積極借鑒人類政治文明有益成果」，建設中國特色的人民民主憲政制度。
改革開放以來，由於中國奉行經濟改革，社會發展，政治穩定相結合的發展策略。因此，政治改革和憲政制度建設，大大落後於經濟社會等其它方面。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的確在快速發展，整體實力正逐漸靠前。200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公布的國際形勢黃皮書《2006年：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認為：中國的綜合國力已超過日本（第七位），居世界第六位，整體實力遠低於美國，仍屬於國力次強國家，英國、俄羅斯、法國和德國分列第二至第五。2008年中新網報道，中國經濟總量佔世界經濟的份額已從1978年的1.8%提高到2007年的6.0%。30年來，中國GDP居世界的位次由第10位上升到第4位，僅次於美國、日本和德國。
2007年公布的《中國現代化報告2007》在對有關數據進行分析後預計，如果按照中國1980年至2004年的速度估算，中國第一次現代化實現程度達到100％大約需要8年。「也就是說，中國可能在2015年前後完成第一次現代化，達到1960年發達國家的水平。」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組長何傳啟研究員說。2005年中國第一次現代化實現程度達到87％，比上年提高了1個百分點。2004年，中國第一次現代化實現程度排世界108個國家的第55位；中國第二次現代化指數為39分，排世界108個國家的第51位；綜合現代化水平指數為35分，排世界108個國家的第59位。
然而，從歷史和國際的經驗來看，大國崛起一般都會涉及以下四個層面的內容：物質層面；制度層面；民族精神層面；文化更新層面。其中，後三個層面多少屬於體制和思想史的範疇。以此劃分，所謂的現代化其實可劃分為第一次現代化和第二次現代化，前者可稱為物質現代化，後者則可稱為制度和精神現代化。在第一次現代化之中，又可分為起步期和平衡期，其中起步期的特徵是，不顧一切代價發展經濟和提升國力，但由此導致社會成本的連續上升；到了平衡期，才開始注意綜合平衡發展，並注重社會公平和正義。同樣，第二次現代化可分為兩個層面，一是制度建設，二是民族精神世界梳理和自我文化更新；前者多涉及管理、政治體制和法制建設，其中包括民主制度的建立，後者則涉及以現代文明精神對民族精神世界的洗禮。而中國從1979年以後，改革開放已歷經近28年，但至今僅跨過第一次現代化的第一個階段亦即不惜代價的高速發展，並剛剛開始注意協調、平衡發展。但第二次現代化的制度建設，尤其是全民精神世界的梳理和文化自我更新，則還遠遠沒有開始。
有學者提出，在中國通向發達國家的道路上，制度建設很可能成為一塊致命的短板。因此，到本世紀末，中國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幾率幾近為零。
實際上，中國的政治領導人也看到了這方面的問題，因此，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了中國現代化建設，就是要全面落實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促進現代化建設各方面相協調。而且，在政治建設上，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把制度建設擺在突出位置；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確保國家機關按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行使權力，等等。總結起來，就是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這三者有有機結合，就是發展中國特色的人民民主憲政。
總之，憲政是人類的共同夢想，人民民主憲政是中國人民的夢想。中國可能超越某種特定模式的憲政（如美國式自由民主憲政和北歐式社會民主憲政），但不能一般地超越追求良善政治生活方式的憲政理念和原則。因此，中國特色的政治發展道路，就是人民民主憲政道路。
參考注釋：
[1]〔德〕馬克思、恩格斯著《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0頁。
[2] 因為，人作為一種有生命力的生物體，具有同所有生物一樣的自我保存的本能。這種自我保存本能導致人與人之間為了獲取更多的生存資源而相互競爭、衝突、甚至殘殺，即弱肉強食強力本能。古希臘的哲學家和政治家梭倫指出，「人們總想用不正當的行為來發財致富；他們彼此明搶暗偷，甚至對神聖的或公共的財產也不放過，……那時整個城邦就會遭到一種不治之症的降臨，不久便會喪失自由，誘發戰爭和自相殘殺的鬥爭，而使許許多多的人毀滅於他們的青春朝代」。
[3]〔奧地利〕弗洛伊德著《圖騰與禁忌》，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頁。
[4] 〔德〕柯武剛、史漫飛著《制度經濟學——社會秩序與公共政策》，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147頁。
[5] 〔德〕柯武剛、史漫飛著《制度經濟學——社會秩序與公共政策》，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93頁。
[6] 〔德〕柯武剛、史漫飛著《制度經濟學——社會秩序與公共政策》，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102頁。
[7] 〔美〕沃特金斯著：《西方政治傳統——現代自由主義發展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頁。
[8] 〔美〕沃特金斯著：《西方政治傳統——現代自由主義發展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頁。
[9] 〔美〕沃特金斯著：《西方政治傳統——現代自由主義發展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頁。
[10] 亞里士多德著：《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124頁。
[11] 亞里士多德著：《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444頁。
[12] 亞里士多德著：《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129頁。
[13] 亞里士多德著：《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172頁。
[14] 亞里士多德著：《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165頁。
[15]〔日〕福澤諭吉著《文明論概略》，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30頁。
[16] 從人的本性來看，人類既有動物式的強力本能，又有人特有的規則理性。依靠強力而形成的是強力秩序，適應強力秩序的政治是強力政治（強權政治、權力政治）；運用規則所建立的是規則（公正）秩序，適應規則秩序的政治就是規則政治（法治政治）。從文明角度看，強力政治是反人性非文明的政治形態，規則政治（或法治政治）是人性的文明政治形態。
[17]〔德〕馬克思、恩格斯著《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7、411頁。
[18]〔德〕馬克思著《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94頁。
[19]〔德〕馬克思、恩格斯著《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8-539頁。
[20] 〔澳〕布倫南、〔美〕布坎南著：《憲政經濟學》（《規則的理由——憲政的政治經濟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前言」第1-2頁。
[21] 〔澳〕布倫南、〔美〕布坎南著：《憲政經濟學》（《規則的理由——憲政的政治經濟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頁。
[22] 陳嘉放、鄧鵬著：《文明與暴力》，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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