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名家名篇名著 兩漢文學

　 韋孟　西漢初詩人。彭城（今江蘇徐州）人。漢高帝六年（公元前201），為楚元王傅，歷輔其子楚夷王劉郢客及孫劉戊。劉戊荒淫無道，漢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因被削王號，與吳王劉濞通謀作亂，次年失敗自殺，韋孟在亂前作詩諷諫，然後辭官遷家至鄒（今山東鄒縣），後逝於鄒。韋孟通《詩》，其詩作僅存《風諫詩》《在鄒詩》兩首四言長詩。《諷諫詩》先敘韋氏家族史，次敘楚元王三代變化，再責劉戊荒淫，未抒憂憤，期望劉戊覺悟。《在鄒詩》寫年老辭官遷鄒，抒發思戀楚王之情，讚美鄒魯尊孔崇禮的風氣。這兩首詩典雅古奧，從思想到語言都學習《詩·大雅》，對當時詩歌創作有一定影響。　　李斯（？～前208）戰國時楚國上蔡（今河南省上蔡縣）人，秦代政治家、文學家。年青時曾做過小官，為得到更高的政治地位，他曾跟荀卿「學帝王之術」。學成後，去楚西入秦，初投呂不韋門下，後勸秦王一統天下，深得秦王賞識，拜為客卿。秦王政十年（前237），宗室大臣決議驅逐所有客卿，李斯也在其列，故此寫了《諫逐客書》，說服了秦王。並進一步得到重用，官至丞相。秦始皇后來的銷兵器、立郡縣、焚《詩》《書》、禁私學、統一文字等措施，大多採納於他的建議。始皇死後，與趙高矯詔殺公子扶蘇、將軍蒙恬，立胡亥為帝。二世即位後不久，由於趙高的陷害，被腰斬於咸陽。李斯是秦代文學唯一作家，《諫逐客書》是其散文代表作。始皇巡遊各地，刻石頌德之文，多出自李斯之手，都是四言韻文，多以三句為一韻，對後世碑誌文有一定影響。　　《諫逐客書》散文，是李斯在秦國做客卿時給秦王的一個奏章，寫於秦王政十年（前237）。當時韓國使者鄭國（人名）到秦國，勸說秦王修築水渠，目的是轉移秦國的人力、物力，減輕秦對韓國的軍事威脅。秦宗室大臣發覺此意，建議秦王逐客。李斯亦在被逐之列，被逐途中寫了這篇《諫》以打動秦王，秦王終於採納了他的意見，收回逐客令，並進一步重用李斯。文章列舉了許多非秦人卻幫助秦國強大，非秦所產的珍寶珠玉卻為秦王所喜愛的事實，說明「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將導致秦國滅亡。全文結構嚴謹語言形象比喻豐富文字流暢，具有雄辯家的特色，多用偶句，後人稱之為「驕體初祖」。　　賈誼（前200～前168）雒陽（今河南省洛陽市）人，西漢初期傑出的政論家、文學家。18歲時，「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深得郡守吳公賞識，漢文章時召為博士，不久，遷太中大夫。他曾提出改革制度的主張，由此遭到一些大臣和貴族的打擊、陷害，被貶為。長沙王太傅，三年後又被召回，任梁懷王太傅，懷王墮馬而死，賈誼認為是自己未盡到太傅的責任，心感憂懼，經常哭泣，一年後抑鬱而死，年僅33歲。賈誼所著文章，《漢書·藝文志》著錄有文58篇，賦7篇，劉向編其文為《新書》，亦名《賈子》，在流傳中，有所散失和錯亂。政論文以《過秦論》《陳政事疏》《淪積貯疏》最有名，辭賦現存4篇，《吊屈原賦》《鵩鳥賦》是其代表作。明人輯有《賈長沙集》。197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有《賈誼集》出版。　　《過秦論》政論文。西漢賈誼作。寫於西漢初期。當時，隨著生產的逐漸恢復，社會經濟開始發展，但漢王朝的統治並不穩固，北方匈奴不斷騷擾，階級矛盾也日趨尖銳，各諸侯國分封割據，獨霸一方，嚴重威脅著中央集權。賈誼敏銳地看到這些潛在的問題，寫了這篇文章，目的在於通過對秦滅亡的分析，以引起當朝統治者的注意。文章分上、中、下三篇。主要論述秦朝興亡的經驗教訓，著重指出「仁義不施」是秦朝迅速滅亡於農民起義的原因。揭露秦王贏政、胡亥、子嬰三代政治上的錯誤及所行暴政，目的在於給漢代統治者提供借鑒，以免重蹈覆轍。　　《吊屈原賦》辭賦。賈誼作於前177年。據《屈原賈生列傳》記載，賈誼年青有為，才華超群，被周勃等人陷害，貶為長沙王太傅，聽說那裡地勢低洼、氣候潮濕，以為自己不久將別於人世，再則，此行是被貶，心情抑鬱，在渡過湘水時，作了《吊屈原賦》以哀弔屈原。文章先寫屈原所處的環境，小人當道，君主不明，對屈原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對楚國賢愚不分的黑暗現實進行譴責。認為屈原遭此災禍是他自己造成的。應當「深潛以自珍」、「遠濁世而自藏」。這篇賦寫法上最大特點是用了大量比喻，說明當時賢愚不分、是非顛倒，所以屈原悲憤自沉，用大量比喻說明自己的觀點，應深藏自珍，遠走高飛。具有強烈的感情色彩。音調急促，語句形象，深切感人。　　《鵩鳥賦》漢代賈誼的賦，作於前174年。文帝五年，賈誼被貶為長沙王太傅，謫居長沙，心情抑鬱不快。三年，有鵩鳥飛入其舍，認為不祥，就寫了這篇賦，來作自我排遺。文章以人鳥問答的形式，抒寫了他對人生哲理的思考。藉此抒發他謫居長沙時憂生畏禍的思想感情。他用齊生死、等榮辱、聽天由命、順乎自然的道家思想來解脫自己的悲傷情感。本文重在抒情，篇幅短小，用擬人手法，採用問答的散文形式，極為自然，語言上多用四言句，句法整齊，樸實簡煉，具有表現力。《鵩鳥賦》是最早的抒情小賦，後世的抒情小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它的影響。在賦體向散文化的過渡上此賦也起了良好的作用。 　晁錯　（前200？～前154）。穎川（今河南禹縣）人，西漢初期著名政治家、散文家。少學申商刑名之學，漢文帝時，為太子家令，以有辨才，號為「智囊」，他對當時的軍事、邊防等問題，提出許多改革意見。漢景帝時，任御使大夫，多次奏請削弱各諸侯王的封地，加強中央集權，維護帝國的統一，遭到諸侯及勛臣的強烈反對。公元154年，吳王劉濞會同楚等七國，以誅晁錯「清君側」為名，起兵叛亂，漢景帝不得已，斬晁錯於東市。據《漢書·藝文志》記載，晁錯有文31篇，多已不存，今存較完整者8篇，以《論守邊備塞疏》和《論貴粟疏》最著。清馬國翰嚴可均等人均有輯本。　　《論貴粟疏》晁錯的政論散文，寫於漢文帝十二年（前168）或稍前。　　西漢初期，生產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但階級矛盾卻日益尖銳，地主、商人的勢力逐漸強大。官府的橫徵暴斂、地主富商的剝削，使廣大人民生活極為困苦，以致破產流亡，造成國家儲備不足，國力虛弱，長此下去，必將危及漢王朝的統治。面對這種狀況，晁錯寫了這篇奏疏，以引起漢文帝足夠重視。文章一開始就用堯、禹、商湯時代和西漢對比，說明「務農於農桑」的重要性，接著將珠玉金銀與粟米布帛的價值和作用加以對比，說明明智的君王應「貴五穀而賤金玉」，最後又以農民的勤勞困苦和富商的驕奢淫逸對比，指出應重農抑商，並提出具體的措施，即獎勵糧食生產，富國強民。文章簡潔明快，文詞激切，邏輯嚴密。多處運用對比映襯的手法，逐層剖析，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枚乘 （？～前140）字叔，淮陰（今江蘇清江市）人，西漢著名辭賦家，生年失考，死於漢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枚乘曾在吳王劉濞的門下任郎中，目光銳利的枚乘看清了野心勃勃的劉濞，遲早總要起來叛亂的，便挺身而出上書勸諫，劉濞不聽，又串通趙、楚等七國諸侯，打著「殺晁錯，清君側」的旗號，發動叛亂，漢景帝殺晁錯以謝七國。這時，枚乘又勸吳王趁此收兵，以免自取滅亡，吳王又不聽，終於被擒。漢景帝平定七國叛亂，枚乘因此知名，後回老家淮陰閑居。漢武帝時，曾以安車蒲輪（以蒲裹輪，行動起來穩便）接他去京師，因年老力衰，死於途中。有賦9篇，今存3篇。《七發》是他的代表作。後人輯有《枚叔集》。　　《七發》辭賦。是漢賦正式形成的第一篇作品，西漢枚乘作。「七發」是說七事以啟發太子的意思，全賦凡二千餘字，假借楚太子有疾，吳客往問，首段鋪陳致病之由為始，各段依次對宮廷的音樂之美，飲食之豐、車馬之盛以及巡遊田獵，觀濤之樂等極盡寫狀，然太子興趣索然，俱以病辭，最後吳客說以聖賢方術之「要言妙道」，於是太子精神振作，「據幾而起」，出了一身汗，病就好了。它反映了當時貴族社會驕奢淫逸的生活，指出腐朽享樂的生活是致病的根源，所取「要言妙道」則是治病的最好藥石。文章具有一定的諷刺意義。《七發》規模宏大，辭語豐富，敘事狀物，鋪張細膩，意境開闊壯麗，特別是觀濤一段，寫得尤其淋漓盡致，驚心動魄。它奠定了新體賦的形成，開創了「七體」的先例，促進了漢代辭賦的發展。　　司馬相如　（前179～前117）字長卿，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西漢著名的辭賦家。幼時「家貧，無以為業」，好讀書，學劍擊，因慕戰國時藺相如的為人，改名相如。漢景帝時得充郎官（皇帝近侍），做武騎常待，結交於鄒陽、枚乘、庄忌等人，由朋友的幫助結識了臨鄧大富人卓王孫喪夫寡居的女兒卓文君，相如借琴聲表達傾慕之心，文君也愛相如，便趁黑夜從家中逃奔與之結合。《漢書·藝文志》載，司馬相如賦29篇，今存6篇，以《子虛賦》《上林賦》最為有名，還有一篇受陳皇后的委託寫的《長門賦》。司馬相如是漢賦的代表作家，內容雖多描寫帝王遊獵，歌頌帝王「功德」為主，很少涉及人民的生活，但詞彩富麗、結構宏大，藝術性強「不師故轍，自攄妙才，廣博宏麗，卓絕漢代」（魯迅語）因而他的辭賦對當時及後代影響均較大。後人輯有《司馬文園集》。　　《子虛上林賦》辭賦，司馬相如作。《子虛》作於梁同，敘寫諸侯遊獵。《上林》作於武帝召見之時，賦頌天子遊獵。《子虛》《上林》內容承接，實為一篇。內容是借假想人物「子虛」、「烏有先生」，「亡有公」相互潔難和議論，對諸侯、天子迷戀遊獵、不務政事給予規諷。「子虛」是楚國出使齊國的使臣，齊王為著誇耀國勢強大，「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眾」和他一起遊獵。獵畢，子虛拜訪齊臣烏有先生，有意對他吹捧楚王遊獵雲夢的盛況以貶低齊王，烏有不服，相互潔難，以顯示諸侯的聲威。《子虛上林賦》結構宏偉，縱橫自如，通達流暢，委婉有致，描寫生動形象，絢麗多采，是司馬相如的代表作之一，奠定了鋪張揚厲的大賦體制，開創了「勸百諷一」的賦頌傳統，在漢賦發展史上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　　《長門賦》辭賦，西漢司馬相如作，寫於孝武帝時。據說是他受了失寵的陳皇后的百斤黃金重託才寫的。漢武帝讀後，很受感動，陳皇后遂又得寵。賦前有序，說明作賦的緣由，眾議乃後人所加。賦先以武帝口吻說明曾答應「朝往而暮來」，結果武帝喜新忘舊。接著改為陳皇后口吻，描寫她登蘭台遠望，浮雲四塞，天色昏暗，雷鳴風飄，玄猿長吟，而君不再來。接著描寫宮室雖好，寂寞難耐的景況，明月自照，撫琴長愁，只能涕淚縱橫，舒息增嘆。最後寫夢中見君王在側，然醒後仍是孤身一人，夜長難過，表明失寵宮人望君不至的複雜心理。客觀上反映了在封建社會裡，統治集團內部的婦女，同樣處於卑微和屈辱的地位。全賦想像豐富，層次清楚，描寫細膩，工於鋪敘，在漢賦中別出一格，對後世閨情宮怨一類詩歌的創作，有很大影響。 司馬遷《史記》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該書記事起於傳說中的黃帝，訖於漢武帝，歷時三千餘年。所述史事，詳於戰國、秦、漢。全書一百三十篇，包括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已作詳細介紹,略.) 班固（建武八年32年－永元四年92年），東漢史學家班彪之子，字孟堅，漢族，扶風安陵人(今陝西咸陽)。東漢時人，生於漢光武帝建武八年，卒於漢和帝永元四年，年六十一歲。 繼司馬遷撰寫《史記》之後，班固撰寫了《漢書》。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生於東漢光武帝建武八年。父親班彪是一個史學家，曾作《後傳》六十五篇來續補《史記》。《漢書》就是在《後傳》的基礎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隨從車騎將軍竇憲出擊匈奴，參預謀議。後因事入獄，永元四年死在獄中。那時《漢書》還有八表和《天文志》沒有寫成，漢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補作，馬續協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絕無僅有的女作者。　 《漢書》包括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篇，後人劃分為一百二十卷。它的記事始於漢高帝劉邦元年，終於王莽地皇四年。　 《漢書》的體例與《史記》相比，已經發生了變化。《史記》是一部通史，《漢書》則是一部斷代史。《漢書》把《史記》的「本紀」省稱「紀」，「列傳」省稱「傳」，「書」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漢代勛臣世家一律編入傳。這些變化，被後來的一些史書沿襲下來。《漢書》記載的時代與《史記》有交叉，漢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漢歷史，兩書都有記述。這一部分，《漢書》常常移用《史記》。但由於作者思想境界的差異和材料取捨標準不盡相同，移用時也有增刪改易。《漢書》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藝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統地敘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體的律令規定。《地理志》記錄了當時的郡國行政區劃、歷史沿革和戶口數字，有關各地物產、經濟發展狀況、民情風俗的記載更加引人注目。《藝文志》考證了各種學術別派的源流，記錄了存世的書籍，它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圖書目錄。《食貨志》是由《平準書》演變來的，但內容更加豐富了。它有上下兩卷，上卷談「食」，即農業經濟狀況；下卷論「貨」，即商業和貨幣的情況，是當時的經濟專篇。《漢書》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從太昊帝記到吳廣，有「古」而無「今」，因此引起了後人的譏責。後人非常推崇《漢書》的《百官公卿表》，這篇表首先講述了秦漢分官設職的情況，各種官職的許可權和俸祿的數量，然後用分為十四級、三十四官格的簡表，記錄漢代公卿大臣的升降遷免。它篇幅不多，卻把當時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變遷清清楚楚地展現在我們面前。 　從思想內容來看，《漢書》不如《史記》。班固曾批評司馬遷「論是非頗謬於聖人「。這集中反映了兩人的思想分歧。所謂「聖人」，就是孔子。司馬遷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見識卻不及司馬遷。從司馬遷到班固的這一變化，反映了東漢時期儒家思想作為封建正統思想，已在史學領域立穩了腳根。《漢書》喜用古字古詞，比較難讀。 《漢書》紀傳體西漢斷代史。共一百篇，其中包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傳七十篇。　　東方朔　（前154～前93）西漢辭賦家。字曼情。平原厭次（今山東惠民）人。武帝即位，征四方士人，東方朔上書自薦，詔拜為郎。後任常恃郎、太中大夫等職。他性格詼諧，言詞敏捷，滑稽多智，常在武帝前談笑取樂，「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漢書·東方朔傳》）他曾向武帝陳政治得失，獻農戰強國計，但武帝始終將他看作俳優，不得重用，於是寫《答客難》、《非有先生論》以陳志向並抒發自己的不滿。敘事、說理、言志皆語言疏朗，議論酣暢、深入淺出、意味深長。後來楊雄的《解嘲》、班固的《答賓戲》、張衡的《應間》等都受其影響。　　王褒　（生卒年不詳）字子淵，蜀資中（今四川資陽）人，西漢辭賦家。　　王褒對於音律很有修養，並善於寫詩，宣帝時，由朋友推薦被征入京都，應詔作《聖主得賢臣頌》，後擢升諫議大夫。皇太子很喜歡他的《甘泉宮頌》和《洞蕭賦》，時常令後宮才人誦讀。後來有人說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宣帝命王褒前往祭祀，結果病死途中。《漢書·藝文志》載，王褒有賦十六篇。流傳到現在的有《聖主得賢臣頌》一篇，《洞簫賦》一篇，《九懷》九篇，此外又有《甘泉宮頌》《碧雞頌》殘文。明人輯有《王諫議集》。　　《洞簫賦》辭賦，王褒作。《洞簫賦》是他的名篇，是詠物賦的代表作。在作品中他把洞蕭的聲音情調，描寫的細緻入微，有聲有色，特別是《洞簫賦》的後一部分，把洞簫聲音分為「妙聲」「武聲」「仁聲」，作了各種比擬描寫，又寫簫聲有各種感人的力量。劉勰《文心雕龍》說：「子淵《洞簫》，窮變於聲貌」。賦中鋪排誇張，描繪精細，或用典，或比喻，俱貼切而傳神，是我國最早專門描寫音樂的辭賦。　　揚雄　（前53～18）西漢學者、辭賦家。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少時博覽多識，酷好辭賦。口吃，不善言談，而好深思。雖家貧而不慕富貴。40歲後，始游京師。曾任宮廷低級官吏，歷成、哀、平「三世不徙官」。一生悉心著述，曾仿《論語》作《法言》，仿《周易》作《太玄》，表述他對社會、政治、哲學等方面的思想，在思想史上有一定價值。另有語言學著作《方言》等。善辭賦，有模擬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而寫的《甘泉》《羽獵》：後世有「揚馬」之稱。較有特點的是他自述情懷的幾篇賦，如《解嘲》《逐貧賦》和《酒箴》等。晚年對賦的評論，為賦的發展和後世對賦的評價有一定影響。散文也有一定成就。明張溥輯有《揚侍郎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解嘲》辭賦，揚雄作於漢哀帝時。寫他不願在官場中趨炎附勢，而甘願淡泊地寫他的《太玄》。文中揭露了封建統治者內部擅權、傾軋的黑暗局面：「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對庸夫充斥而奇才不遇的狀況深表憤慨：「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捲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寄寓了作者對社會現實的強烈不滿。他甘願「默默」，採取「自守者身全」的態度。全文縱橫馳說，辭鋒銳利，又多運用偶句，使文章具有雄辯特色。　　梁鴻　（生卒年不詳）字伯鸞，扶風平陵（今陝西咸陽西北）人，東漢詩人。幼年隨父寓居北地（今甘肅慶陽西北）。東漢初入太學受業。學畢，在上林苑牧豬。後歸平陵，娶孟氏女子，有德無容，為她取名孟光，字德曜。後同入霸陵山中隱居，耕織為業。章帝時梁鴻出函谷關過京城，作《五噫歌》諷世，章帝聞知不悅，下詔搜捕，遂改姓運期，名耀。南逃至吳，為人佣耕。東家見孟光進食「舉案齊眉」，認為妻子對大夫如此敬重，絕非平常傭工，就以禮相待。梁鴻得以閉門著書。死後葬於要離墓旁。梁鴻詩僅存3首，載《後漢書》本傳，即《五噫歌》《適吳詩》《思友詩》，皆富有現實性，反映東漢前期一部分下層士人的不滿情緒和反抗精神，從形式看仍以騷體為主，而有所變化。　　張衡　（78～139）東漢科學家，辭賦家。字平子，南陽西鄂（今河南南陽）人。17歲時遊學三輔，後到京都洛陽就教於大學，「通《五經》，貫六藝」。淡於功名，屢召不就。後曾任郎中、太史令，作過侍中、河問相等官。他勤敏好學，博識多能，曾以「約己博藝，無堅不鑽」自許。先後發明和製作舉世聞名的渾天儀和地動儀。文學成就主要是辭賦和詩。大賦以《二京賦》最有名。另有《思玄賦》、《歸田賦》等。詩以《四愁詩》最有名。明人張傅輯有《張河間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二京賦》辭賦。張衡作。分《西京賦》《東京賦》兩部分。是他早年入京後有感於「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窬侈」而作。題材體制均模擬班固《兩部賦》，但結構更宏闊，思想藝術上也顯示出某些特色。賦中假設憑虛公子與安處先生問答，記述了長安、洛陽的山川形勢、宮殿台觀，描繪了兩地的居民郊市、物產民俗等情況。主旨是規諷統治階級，有些議論頗為深刻切直，如「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表現了作者對當時社會危機的深刻憂慮和對人民力量的理解。賦中對都市商賈、俠土、辯士的活動及雜技和角溉百戲的演出情況等都有所反映。有些片斷描寫生動，宛如目睹，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歷史資料。　　《四愁詩》詩歌。張衡作於漢順帝時。當時作者出任河間相。全詩共分四章，寫懷人的愁思，歷敘所思在「泰山」、「桂林」、「漢陽」、「雁門」等遠方各地，但都是「路遠莫致」，只得相互饋贈，長懷愁思，涕淚沾襟，使其不勝憂傷。作品以情詩的形式寄託政治抱負和失意的心情。詩運用全章疊句和反覆詠嘆的方式來表現他纏綿的情思，語氣自然而深沉。全詩通篇六言，雖每首第一句尚有「兮」字，但已是文學史上較早的七言詩，對後世七言詩的形成有重大影響。　中國文學名家名篇名著 <wbr> <wbr>兩漢文學 <wbr> <wbr> <wbr> <wbr> <wbr> <wbr>靈璧一中劉文刀　趙壹　（生卒年不詳）字元叔。漢陽西縣（今甘肅天水）人。東漢辭賦家。為人耿直，為地方鄉黨排斥，屢次得罪，幾乎被殺，經友人救援方免。靈帝光和元年（178），任上計吏，見司徒袁逢，長揖不拜。袁逢等人為他延譽，名動京師。代友賦作《刺世疾邪賦》，篇末的兩首五言詩，抒發了剛正之士不能見容於時的強烈憤慨，形象生動，是東漢五言詩中的佳作。另有《窮鳥賦》。著有賦、頌、箴、誄、書、論及雜文16篇。今存詩文收錄在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和逮欽立輯《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刺世疾邪賦》辭賦。趙壹的代表作。見《後漢書·趙壹傳》。賦中以激憤的感情揭露東漢末年政治黑暗，指斥統治者不顧「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的貪婪本性，並對當時瀰漫於官場上的「舐痔結駟」、「撫拍豪強」的醜行作了辛辣的諷刺。他敏銳地感覺到漢王朝面臨著嚴重的危機。這篇賦對春秋以來的社會進行了批判，表現了作者對「生民之命」的無限同情。語言犀利，感情激烈，對現實的揭露很有深度；在風格上，變漢賦的板滯為疏盪、華麗為通俗。篇末假託秦客和魯生所作的兩首五言詩，抒發剛正之士不能見容於時的強烈憤慨，形象生動，風骨遭勁，是東漢五言詩中的佳作。（申海田）　　馬融　（79～166）東漢經學家、文學家。字季長。右扶風茂陵（今陝西興平東北）人。安帝時為校書郎中。桓帝時為南郡大守，因件大將軍梁冀，遭誣陷免官禿徙朔方。後得赦，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辭官。馬融是當時有名學者，弟子常有千數，盧植、鄭玄皆出其門下。他愛好音樂，生活豪奢，不拘儒者之節。常坐高堂，設紅色帳幕，前授生徒，後列女樂。他一生注有《周易》《尚書》《三禮》《論語》《孝經》《老子》《淮南子》《列女傳》《離騷》等，並著有賦、頌、碑、誄等21篇，其中《廣成頌》（收入本傳）《長笛賦》（收錄於《文選》），較有名。其他作品多亡怯。　　酈炎　（150～177）東漢詩人。字文勝。范陽（今河北定興）人。曾為郡吏，州郡察舉孝廉，徵召為右北平從事祭酒，都不就。後患瘋病，他奉母至孝，因母死而犯病，以致使臨產的妻子被驚死。為妻家訴訟入獄，死於獄中。酈炎有文才，通音律，思辯敏捷，善於說理。自謂「十六而作《鄖篇》」、「二十六而作《七平》」（《遺令書》、今佚。《後漢朽·酈炎傳》錄其述志詩二首。皆抒發胸懷大志而遭時不遇的憤慨。鍾嶸《詩品》把他和班固、趙壹並列，認為「托詠靈芝，懷寄不淺」，與班、趙同樣是「苦言切句」。除存詩二首外，《占文苑》載其《對事》篇，《遺令書》4段。　　《述志詩二首》詩歌。酈炎作。其一先述其自負不羈之才，「舒吾陵霄羽，奮此千里足。超邁絕塵驅，倏忽誰能逐」。後感慨天命不平，「富貴有人籍，貧賤無天錄。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其二是以「靈芝」、「蘭榮」起興，「哀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無可庇蔭，運遇沉淪；且悲哀賈誼被誣「浮華」，「賢才抑不用，遠投荊南沙」；憤懣世無伯樂、卞和。兩詩思想明確，形象鮮明，氣勢凌厲，語言流暢。　　孔融　（153～208）東漢文學家。字文舉。魯國（今山東曲阜）人。靈帝時，辟司徒楊賜府。中平元年（184），舉高第，為恃御史，與中丞不合，託病辭歸。後辟司空府為僚屬，拜中軍侯，遷虎責中郎將。獻帝初平元年（190），因忤董卓、轉為議郎，出至黃中軍最盛的青州北海郡為相。興平二年（195），劉備表薦他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196），袁譚攻青州，孔融棄妻隻身出逃，妻子被俘。曹操遷獻帝都許昌，征孔融為將作大匠、遷少府。這期間，他不滿曹操雄詐，多所乖忤，被奏免官。後復拜太中大夫，退居閑職，好上待客，聲望甚高。終為曹操所忌，枉狀構罪，下獄棄市。孔融是東漢末年一代名儒，魏文帝曹丕譽他為建安七子之首。他的文章以議論為主，內大抵為申張教化，宣揚仁政，薦賢舉能，評論人物，多針對時事直抒己見，頗露鋒芒，個性鮮明。在藝術上，文句工整，辭采典雅，引古論今，比喻精妙，氣勢充沛。孔融詩現僅存5首，多抒泄忠悃孤憤之情。　　《論盛孝章書》議論文。孔融作。是孔融為救助危在旦夕的知心好友盛孝章，而向曹操寫的一封推薦信。全文以感嘆年事凋零開篇。中間引經據典，反覆論證，說明曹操解救被孫權圍困的盛孝章，義不容辭。最後提出希望能崇尚招賢納士之意。在寫法上，或直敘，或婉述，或論證，或譬喻，在委婉中又不容置辯，明其意則適可而止。雖似從容不迫地講了些與論題關係不大的事理，但卻將解救知己好友這個中心論題講得巨細無遺、天衣無縫。它不以氣勢的雄渾見長，卻能憑論證的周詳取勝。見文如見其人。這封《論盛孝章書》所展示的才與識、為文與為人的完美統一，足以給人這種鮮明的印象，令人敬慕。　　《陌上桑》為《樂府詩集·相和歌辭》之一，是東漢時期的一首民間故事詩。此詩最早著錄於《宋書·樂志》，題為《艷歌羅敷行》，屬大麴類。《五台新詠》錄本篇，題為《日出東南隅行》。《陌上桑》全詩分為三解，「解」即章——樂詩段落。《陌上桑》塑造了一個美麗、勤勞、機智、勇敢、堅貞的女性形象——秦羅敷。詩一開頭便用別開生面的烘托手法，用「捋髭鬚」、「著綃頭」從旁觀者的角度寫出老年和少年見羅敷時的不同神態，側面虛摹羅敷之美。接著寫好色之徒的垂涎、要挾以及羅敷的斷然拒絕。通過羅敷誇飾自己丈夫一段，讓喜劇在充滿勝利快感的哄堂大笑中結束，淋漓盡致地表現了羅敷不畏權勢、敢於鬥爭的性格特點。全詩通過人物的語言和行動來表現人物性格，運用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的表現手法，集中體現了羅敷那種蔑視權貴、反抗強暴的精神。　　《白頭吟》為《樂府詩集·相和歇辭》之一，是一首反映在婚姻不自由的封建社會裡婦女悲慘命運的「漢代街陌謠漚」。漢代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封建禮教的壓迫日趨嚴重，「三從四德」等封建倫常枷鎖重重，廣大婦女身受種種束縛，正所謂「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婦女的命運完全操縱在別人手中。《自頭吟》塑造了一位重情義、有愛情理想的剛烈倔強而終巡遺棄的婦女形象。篇首連用「山上雪」、「雲間月」兩個比喻，以喻女主人公純潔的品德，這與輕意氣、重錢刀的「兩意君」那卑劣的品行形成鮮明對照。面對三心兩意之人，女主人公毅然與之「決絕」，既表現出女主人公的自持自重，也表現出作者對封建禮教和封建婚姻的抗議。切身的痛苦使得詩主人公提出了「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的愛情理想，但那畢竟是「願」，現實中無法實現，這便是「白頭吟」的詩題含意。全詩雖僅有八句，但貼切的比喻樸實的語言，質樸的白描，使全詩跌宕有致、耐人尋昧。　　《孔雀東南飛》是漢樂府中一首著名的長篇敘事詩，最早見於徐陵所編《玉台新詠》，題目是《古詩為焦仲卿妻作》。《樂府詩集》把它收在《雜曲歌辭》中，題目是《焦仲卿妻》。後來人們常取詩的首句，名之為《孔雀東南飛》，這首詩大概是建安時期民間創作的。全侍353句，1785字，作者以無限的同情敘寫了焦仲卿和劉蘭芝這對恩愛夫妻的悲劇。只因焦母「吾意久懷忿」，劉蘭芝就被譴送回娘家，夫妻分離的苦痛、依戀溢於詩行。利欲熏心的劉兄把回到娘家暫感平安的蘭芝又椎到了絕境，他們的雙雙殉情，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罪惡。《孔雀東南飛》成功地塑造了劉蘭芝等幾個鮮明的人物形象，表現了反封建禮教的主題思想。全詩運用了個性化的對話，注意了人物行動的刻劃、環境景物的烘托，再加上抒情性的穿插和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手法，使詩的思想性與藝術性高度結合，其影響是獨特的、深遠的，自「五四」運動一直到解放後，它還不斷被改編為多種劇本。　　《古詩十九首》梁代蕭統《文選》雜詩類的一個標題，包括漢代無名氏所寫的十九首五言詩。它們不是一人一時所作，也並非一個有機構成的詩組。現代學者根據《古詩十九首》在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上明顯的共同特點，指出它們「雖不是一個人所作，卻是一個時代——先後不過數十年間所作。」並論證它們應是東漢後期安、順、桓、靈帝年間的作品（梁啟超《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其思想內容，主要是抒寫遊子失志無成和思婦離別相思之情，突出表現了當時中下層士子的不滿、不平以至玩世不恭、頹唐享樂的思想情緒。真實地從這一側面反映出東漢後期政治混亂、敗壞、沒落的時代面貌。其藝術形式特點是，繼承《詩經》、《楚辭》的傳統，吸取了樂府民歌的營養，《詩經》的賦、比、興的表現手法，在「古詩」中得到廣泛運用。劉勰概括其藝術特色是「"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它把深入淺出的精心構思，富於形象的比、興手法，情景交融的描寫技巧，如話家常的平淡語言融合一爐，形成曲盡衷情而委婉動人的獨特風格。它標誌著五言詩歌從以敘事為主的樂府民歌發展到以抒情為主的文人創作，已經成熟，對後來的詩歌創作影響深遠。　　《西京雜記》原為兩卷，首載於《隋書·經濟志》史部舊事類，至宋人陳振孫《直齋書錄題解》始著錄有六卷本。現在通行的《西京雜誌》亦為六卷，共一百餘則，兩萬餘言，這是不是陳振孫所著錄的六卷本已不得而知。這是一部記載西漢佚事傳聞的筆記體小說，舉凡帝後公卿的奢侈好尚，宮殿苑林，珍玩異物，以及輿服典章，文人佚事，民風民俗等都多有記述。其中不少傳說故事被後人引為典實，對詩詞、戲曲、小說的創作都產生過一定的影響。 關於本書的作者，《隋書·經濟志》未曾著錄，而新舊唐書均著錄為東晉葛洪著。這是因為六卷本末有葛洪跋文一篇。跋文言「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一百卷，無首尾題目，但以甲乙丙丁紀其卷數。先父傳之。歆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締構而亡，故書無宗本，止雜記而已，失前後之次，無事類之辨。後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終癸為十帙，帙十卷，合為百卷。洪家具有其書，試以此記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小有異同耳。並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今抄出為二卷，名曰《西京雜記》，以裨《漢書》闕。」按照葛洪的說法，這部書的作者是劉歆，他不過將班固寫《漢書》不用的二萬餘言抄錄出來，給它起個名字而已。後人對葛洪的跋語並不相信，以為這是他「依託古人以取自重耳」。其實《西京雜記》就是出自葛洪之手。但書中故事也並非全是葛洪杜撰，有些條目可能是他從當時所存典籍中摘取來的。 葛洪　(284—364)，字稚川，號抱朴子，東晉丹陽句容人，道教理論家，其著作還有《抱朴子》、《神仙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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