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逼近中國(2)

【作者：岑 科】　　銀行體制扭曲，產生大量壞帳　　銀行狀況在金融危機形成和對實質經濟的影響上首當其衝。政府對銀行的干預，往往導致銀行盲目貸款，以及銀行與公司的過度噬合，以至銀行和公司抵禦金融危機的能力降低。這在韓國發生金融危機時表現得最為典型。　　上世紀90年代，韓國金泳三政府大力推行產業政策，政府主導金融機構，與財閥、銀行緊密結合，利用各種手段扶植大企業集團，導致企業和銀行的雙重扭曲。　　韓國政府規定：私人和私人機構不得單獨擁有一家銀行4%以上的股份；所有銀行的行長、經理都必須由政府任命；銀行的財權和人事權都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官員和財閥在幕後決定貸款的去向。政府不僅控制信貸的流向和利率，也控制貸款的期限和種類。銀行成為政府下屬的一個財務部門，基本上沒有獨立審查貸款風險的能力和許可權。　　這種指令性貸款為壞帳大量產生創造了條件。由於韓國政府長期以來對大企業和銀行實現優惠的保護措施，金融監理機構沒有發揮作用，審查不嚴格，導致企業過度借債。例如1996年，韓國上市公司負債金額比1995年增加20.3%，總體資產負債率達到84.1%。與此同時，大部分韓國企業資本效率低下。在發生危機的前十五年，只有四年企業能夠負擔稅前債務成本，整個國民經濟中只有電子和鋼鐵兩個行業在創造價值。由此，銀行產生大量呆壞帳，11家主要銀行的壞帳率占放款額度的14.3%，其中以大企業的壞帳居多。　　在正常的市場經濟中，如果企業不能及時歸還貸款，出現財政危機，銀行會很快獲知信息，並及時處理。但在韓國，政府的產業政策把這個非常重要的信息掩蓋起來。由於大企業關係到國民經濟的命脈和基礎，一旦破產勢必引起社會震蕩。再加上企業、銀行和政府官員之間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使得韓國政府對銀行壞帳的真相拚命掩蓋，能拖就拖。　　韓國的大企業為了扭轉困境，進一步投資於那些收益高但風險也大的項目。銀行明明知道這些項目風險很大，但如果不支持這些項目，企業就永遠不可能歸還貸款。於是銀行只好被企業牽著鼻子走，銀行系統的壞帳窟窿也越來越大。這種產業政策指導下的企業與銀行的雙重扭曲，為金融危機埋下了禍根。　　中國金融系統中銀行壞帳的產生與韓國如出一轍。壞帳產生後，政府對壞帳的處理也讓人不甚了了。在1999年中國金融部門獨創「剝離」壞帳的處理方式之後，國有銀行的壞帳率已經大大降低。但是，剝離出去的壞帳能收回多少？不能收回的壞帳怎麼辦？今後產生的壞帳是否還要通過剝離的方式消除？都是大大的疑問。　　政府開支過大，內外債務纏身　　在過去發生的數次金融危機中，巨額的外債負擔是一個共同特徵。各國危機爆發之前，都有一個持續的、數額巨大的外債形成過程。例如，在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前，以美元計算的1年期以內的國外銀行債務，占泰國GDP的45%、印度尼西亞GDP的35%以及韓國GDP的25%。　　拉美國家更是以債務問題聞名於世。以阿根廷為例，自1983年結束軍人專制、恢復民主政治後，曾多次推動私有化和經濟改革，但政府開支過大的問題一直未能解決。　　阿根廷的問題在，政治選舉中，各政黨為贏得選票紛紛許諾，諸如提高社會福利、提高公務員工資、增加工作機會，等等。但提高社會福利需要錢，增加工作機會就意味著政府增加僱員—1991至1999年，僅首都布伊諾斯艾利絲，政府工作人員從28萬增加到40萬—結果政府開支及財政赤字直線上升。1999年，阿根廷政府開支達到GDP的28.2%，2001年估計達到GDP的1/3。　　1991年之前，阿根廷政府對付財政赤字的辦法是對內「曲線借債」，即通過印鈔票填補財政空缺，結果導致惡性通貨膨脹，通膨率最高時達到每年5000%。1991年，阿根廷進行貨幣改革，將本幣與美元掛鉤，防止政府濫印鈔票。在這以後，為彌補財政赤字，政府只能向國外借債。但由於擔心阿根廷的償還能力，國外金融機構在借出大量貸款後，不願繼續貸款。2001年12月，阿根廷政府山窮水盡，宣布停止償還本息，金融危機隨即爆發。　　對於中國來說，外債負擔和財政赤字尚未成為一個引人關注的問題。但是，政府開支擴大、公務員工資不斷上漲的趨勢正在加劇。特別是中央財政狀況一片大好，掩蓋了地方政府債務和隱性政府債務(如社會保障基金缺口)問題，應該引起警惕。一旦政府債務問題集中爆發，除了開動印鈔機，以通貨膨脹的方式「賴帳」，別無它法。　　對外開放不慎，改革次序顛倒　　在總結新興市場國家發生金融危機的教訓時，幾乎所有人都把金融市場自由化和資本帳戶開放列為重要原因。直觀地看，確實如此。例如，1996年，後來發生金融危機的5個亞洲國家共接受了478億美元的外國銀行貸款，而1997年危機發生後，這一資金流入變成了299億美元的資金流出，一進一出相差約780億美元，對金融系統的衝擊可想而知。　　但進一步看，籠統地把金融危機歸咎於資本自由流動是沒有意義的。正如銀行必須保障儲戶的提款自由，但所有人同時提款就會導致銀行倒閉一樣；當發生銀行擠兌時，我們應該去尋找發生擠兌的原因，而不是把銀行倒閉作為質疑提款自由的依據。　　通常，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向金融市場化邁進的過程面臨三個問題：一是國內金融市場的建設和監管；二是資本帳戶對外資開放；三是貨幣價格(匯率)的自由浮動。這三方面的改革如果次序不當，就會增加發生金融危機的風險。　　泰國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泰國的金融改革始於上世紀80年代。至1991年，泰國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加速，基本實現資本帳戶開放。但在那時，泰國金融市場的「裙帶資本主義」問題並未得到解決，政治關係在創立金融企業和安排銀行貸款時影響至深。這使得金融資源的使用往往脫離合理的審查與監督。　　另一方面，在允許資本自由流動的同時，泰國並沒有放開匯率管制。它實行一種政府干預下的市場固定匯率制，即央行通過買賣外匯，調節外匯供求，保持匯率不變。這種制度為經濟泡沫的產生創造了條件。　　當時，大量外資流入泰國，為了維持匯率不變，泰國政府增加泰銖的供應，用泰銖買入日元或美元等外匯。其結果，增加的泰銖通過銀行體系，流入房地產和股票市場。1993年至1996年，泰國的外匯儲備從250億美元增加到400億美元；住房貸款總額從4700億泰銖增加到7900億泰銖；房地產價格上漲了近400%，正是這種狀況的反映。　　泰國經濟當局曾經試圖阻止泡沫膨脹。他們在買入外匯的時候，增加泰銖供應，然後通過出售債券買回等量的泰銖，即所謂的「對沖」政策。但這種政策拉高了當地的利率，對海外資金產生了更大吸引力。結果，更多的外資湧入，經濟泡沫繼續膨脹，直到最後迸裂，引發金融危機。　　現在來看泰國的教訓，它應該在金融對外開放之前，首先完善國內金融市場的建設與監管；至少應該在資本帳戶對外開放的同時，放棄固定匯率。但這一教訓並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直到今天，中國的金融改革仍然在走首先對外開放市場，同時放鬆資本帳戶流動，但堅守匯率不變的道路。這條道路的前景已經寫在泰國金融危機的故事中。　　審視中國經濟，房地產泡沫和政策調控困境已經隱約可見。能否避免金融危機的到來，正是對中國經濟學者和經濟管理者的嚴峻考驗。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