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將告別「經濟奇蹟」 走得慢些走得好些

中國將告別「經濟奇蹟」 走得慢些走得好些 財新網

《新世紀》- 作者:黃益平

中國在改革期間持續保持10%左右的經濟增長率,被稱為「中國奇蹟」。創造這個奇蹟主要歸功於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但是,一些特殊的因素,例如,良好的國際經濟環境、低估的要素價格和「人口紅利」等,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不過,現在,這些因素已經或者即將開始消失,這將推動中國經濟的下一個重要轉型:從「經濟奇蹟」到常規增長。

這個轉型也許需要幾年的時間才能完成。轉型之後,中國的經濟增長會放慢、通脹水平會提高、收入分配會改善、產業更替會加速。

經濟增長將更多地依賴自主創新,這終將決定中國能否避免曾經困擾部分拉美國家的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儘管初期經濟起飛很成功,但後續增長乏力。

「奇蹟」不長在

在經濟改革的30多年間,中國由一個封閉的、以農業為主的落後經濟,迅速崛起為一個開放的、高度工業化的現代經濟,確實是史無前例的,被稱為 「經濟奇蹟」也不為過。到2010年底,中國經濟的規模將超過日本經濟。而且,如果高速增長的趨勢保持下去,中國就可能在20年內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十年前,國際投資者普遍將中國看作一個非常重要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到今天,想要判斷世界經濟形勢,他們就必須首先了解美國與中國的經濟狀況。中美在國際經濟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見一斑。中國政府曾經公開否定了G2決策模式,但事實上,美中協商機制已經在很多國際事務領域發揮作用。

既然是「奇蹟」,它便不是常態,是很難長期持續下去的。「中國奇蹟」也不例外。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究竟是如何煉成的?首先應該歸功於市場化改革,我們放棄計劃經濟、走市場化的道路,極大地提高了經濟效率。此外,還有一些特殊的貢獻因素。比如,過去幾十年,世界經濟長期處於「大穩健」之中,宏觀環境越來越穩定;中國長期實行產品市場放開而要素市場扭曲的改革策略,人為地壓低生產成本,刺激生產、投資與出口;滯後的金融開放與資本項目管制既降低了資本的成本,也暫時提高了金融體系的穩定性;最後,過去幾十年人口結構在變化,勞動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不斷上升,形成了有利於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

然而,所有這些因素已經或者即將開始發生變化。過去,世界經濟高速增長,得益於新興市場經濟的崛起和電腦技術的普遍應用。但是,在經歷全球危機之後,世界經濟的增長潛力已經下降。現在,大家都擔心歐洲債務危機的問題,其實,真正值得擔憂的是主要市場經濟國家的龐大的債務負擔。美國和英國的公共債務已經大體佔到各自GDP的100%,而世界上超過40%的國家的財政赤字已經高於各自GDP的10%。從短期看,如此龐大的財政負擔,勢必影響它們繼續實施經濟擴張政策的能力。從長期看,維持和消化高額債務將擠占經濟資源。美國的歷史數據表明,每當債務負擔超過90%,其GDP增長率就會比債務負擔小於 30%時平均低5個百分點,而CPI則高5個百分點。這些情況表明,國際經濟環境已經開始轉向低增長、高通脹。

不對稱的市場化

中國30年改革的基調是市場化,但是,中國的市場化改革的策略其實是不對稱的:產品市場基本都放開了,要素市場的扭曲依然十分普遍和嚴重,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土地市場和資源市場基本上都是如此。這些扭曲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人為壓低要素價格。比如,2007年,國際原油價格最高時達到每桶 150美元,同期相應的國內價格卻只有80美元。根據我們的測算,所有這些扭曲在2006年達到頂峰,總量佔到當年GDP的10%以上。這些扭曲相當於變相地補貼生產者和投資者,人為地提高生產利潤、增加投資回報,也間接地增強了中國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因此,它們在短期內促進了經濟增長,同時也導致資源利用效率低下和經濟結構失衡等問題。近來,中國政府已經開始改革要素市場,試圖逐步實現由市場機制決定要素價格。

要素市場改革滯後的一個特例,是金融市場改革和資本項目開放。儘管改革已走過30多年,中國仍然具有金融抑制的典型特徵,例如,利率管制、政府干預信貸決策和資本項目管制等。根據我們的測算,中國金融自由化的進程迄今才剛剛走了大概40%的路程,遠遠滯後於多數新興市場經濟體。金融抑制的後果是降低資本利用效率、壓低實際利率水平,當然,至少能暫時保持金融穩定性。正是由於比較嚴厲的資本項目管制,中國才沒有在全球危機期間受到更大的衝擊。但是,這樣的制度安排很難繼續,除了資本效率偏低,更重要的是經濟開放以後,資本管制的有效性已經明顯下降。因此,除了穩步地推進金融自由化和開放資本市場,別無他法。剛剛重啟的人民幣匯率政策改革,其實也是這個自由化過程中的一步。

人口結構的變化則推動中國經濟快速逼近「劉易斯拐點」,與之相伴隨的是「人口紅利」的消失。所謂 「劉易斯拐點」,是指國內勞動力市場將由原來的供應過剩轉向供應不足。這個拐點在中國究竟什麼時候會出現?經濟學家們之間有很大的爭議。蔡昉等經濟學家仔細地考察了實際經濟形勢後得出結論:農村勞動力數量被明顯高估,而邊際勞動生產率被低估,這表明,「劉易斯拐點」離我們要比很多人想像得近得多。由於多年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中國的勞動力總量將在 2015年前後開始下降。當前,農民工在一些地方出現短缺,工資水平已經普遍上升。這就意味著,過去將農民移進城裡直接從事勞動生產的做法已經難以繼續下去了。要提高生產率,就必須依靠人力資本提升和技術研發。

走得慢些走得好些

上述四個方面的變化,將對中國的經濟模式產生深遠的影響。重大影響之一,是生產成本和產品價格都將承受巨大的向上的推力。不僅美國等主要市場經濟國家的通貨膨脹將顯著提高,國內生產成本也將大幅增長,包括利率、匯率和工資等。過去,央行將CPI的目標定在3%,而過去十年的平均幅度只略高於 1%,這個水平遠低於其他新興市場經濟。相信未來十年的通脹壓力會高許多,平均可能會達到5%左右。另一方面,如果央行對通脹控制過於嚴厲,就有可能影響增長。因此,最終的結果是我們將在某一階段面對較高的通貨膨脹。這是國際、國內環境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也是價格改革所必需的。另外,適當的通貨膨脹也有利於降低名義匯率升值的壓力。

另一個重大影響,是經濟增長速度可能會略有放緩,但是,如果它能夠保持在7%-8%左右,依然將是非常出色的表現。增長放慢的主要原因是世界經濟的增速已經放慢,預計美國的增長潛力比危機前要低3個至4個百分點。另外,美英等國的經常項目逆差已經縮小,這些會直接影響中國未來的出口。不過,更重要的是,要素成本上升、實際利率提高、人民幣升值和工資迅速增長等因素,都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經濟增長。未來中國經濟增長主要要依靠研發和技術革新。這樣的增長更有利於改善經濟結構、提高增長質量,因此,也更加能夠持續。

還有其他的一些影響,比如,收入分配的狀況可能得到改善,這有利於實現刺激消費的政策目標。過去,政府一直想方設法刺激消費,但是,把政策的重點放在改善社會福利體系上面,這些措施肯定是有積極意義的。不過,過去十年,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下降了十幾個百分點,收入趕不上經濟增長,要刺激消費就「難於上青天」了。居民收入增長緩慢的主要原因是勞動力過剩和資本快速積累。資本、勞動投入比直線上升,這自然增加了資本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在勞動力過剩時,工資水平很難增長。而「人口紅利」的消失和「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則可能改善收入分配的格局,特別是提高勞動者收入的比重。這對於維持社會穩定和刺激消費(緩解增長對投資和出口的依賴)非常重要。

所有這些經濟模式特徵的改變,實際就是中國經濟的下一個轉型:從「經濟奇蹟」轉向常規增長。這個轉型現在已經開始,完成轉型過程也許需要幾年時間,不過,在轉型之後,中國經濟將具有如下典型特徵:稍慢的增長速度、較高的通貨膨脹和得以改善的收入分配。此外,產業升級換代的壓力也會大幅度提高。過去,我們通過壓低生產成本保護了許多本來應該淘汰的產業和企業,但是,在生產要素實現市場化之後,它們都將直接面對市場,只有那些能夠應用新技術、改善競爭力和提高經濟效率的產業和企業才能生存下去。總體看來,未來的增長也許稍慢一些,卻更加能夠持續。

(本文來源:《新世紀》-財新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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