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維明 | 儒家如何變成御用神話？

儒家思想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內核，杜維明老師一直認為中國的儒學中一個重要的課題就是反抗精神，有抗議精神，儒學才有真生命、真力量，所謂「懦夫立、頑夫廉」才不落空談。今日推送杜老師的一篇文章，談談儒學如何成為了御用的神話，在御用化的過程中如何反思其失落的反抗精神？

儒家如何變成御用神話

政治化的儒家是中國思想史上一個重大的課題。去年我在北京時曾應《中國哲學》之邀，寫過《孔子仁學中的道、學、政》一文，這篇文章曾在台北舉行的「漢學會議」上提出。這只是一個初探，基本上我認為儒家在結構上有三個不同的形態：一個是「道」，講究的是如何做人，《論語》上的「為己之學」即是其精神所在。

此外，儒家還有一套「學」，儒學即是以六經為主的經學傳統，系孔子承繼周公制禮作樂乃至殷代文物的老傳統。由此可看出儒學的特殊性格：儒學不是孔子獨家創建的思想，從「述而不作」得知，孔子對傳統真精神既有承繼性，同時又有開創性。承繼性即是殷周文化的老傳統，開創性就是把這源遠流長的老傳統的精神命脈提煉出來，點化出來。此即「為己之學」——以如何做人為學術重心。

如何做人，這一課題的牽涉面很廣，有政治上的問題，有倫理上的問題，有個人修養的問題，也有宋明儒所講的形而上（即道體）的問題。從孔子開始，儒學就是波瀾壯闊、花樣繁多的一個思想體系。此一思想體系的核心，在於如何做人。孔子身處春秋分裂割據的時代，政治問題當然極重要，但是如何做人，即後來所謂的成聖賢之道，則是一核心。孔子在政治上不得志，退而著述。他整理六經，開出一套道德理想的思想體系。

儒學的另一形態是「政」。就政治參與方面來說，孔子是一個失敗者。這個失敗，對孔子乃至他所處的時代都可說是一個悲劇，而此悲劇又是他的自我選擇—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他的用心所在，所謂禮樂之教，所謂有教無類，所謂講學，是學術和聖賢之道結合起來的文化力量，也即是結合學術傳統的客觀力量和個人成聖成賢的主觀力量以轉化政治的文化影響力。其基本精神有強烈的宗教性格，但又不是要脫離人間現世的現實世界，另外創造一個天國，一個與現實截然分割的超越本體。他的理想必須落實在現實世界，藉以轉化現實政治的不合理性。因此，雖與政權勢力並存天地之間，而意義絕不可相混。

此一精神到了孟子，氣魄如是恢宏，他對蘇秦、張儀這種風雲一時的人物根本不放在眼裡；他心目中的大丈夫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種大丈夫觀念並不是來自政治權威的認可，而是文化抱負和道德理想所引發的超越感，是脫離政治權勢之外而凌駕其上的名副其實的權威。所以，先秦儒學的基本精神是政治抗議，是轉化政治，不但獨立於現實政權之外，而且以直接和間接的方式對現實政權提出批判。誠如孟子所體現，他的自我形象既非失意政客，也非依附權勢的顧問，而是為王者師。秦之大一統之後，政治局勢已經穩定。自秦而漢，漢的政治形態乃承秦而來，雖然漢初文景之治曾倡導清靜無為，但其政治文化基本上是大一統的格局。漢朝的知識分子在等級森嚴的官僚制度中，多半只是顧問、侍從、備員而已。在此情形下，儒生重新想辦法在已經成立的政治結構中找一個可以棲身之處。他們那時所提的生存之道，除了少數氣度恢宏的宰相、三公之外，大半是依附於政權之下，以曲學阿世的心態為統治階層服務。

但另外一方面，漢的大儒從陸賈批判漢高祖「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到揚雄、桓譚等人物，在學術上、道德上、思想上都有相當程度的獨立精神。所以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根本不是為現實政權找理論基礎，而是努力把現實政權的不合理性沖淡；要在現實政權之外找到他心目中理想化的形而上學作為政權最終極的理論基礎。他的學說不是為現實政治發言，而是具有強烈的抗議精神。這套學說如何變成御用神話，其轉化的軌跡是十分複雜的。

司馬遷對董仲舒有很崇高的敬意，就因為董子在歷史文化上表現出獨特的性格。司馬遷的《史記》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與董仲舒所建立的政治形而上學，也就是天人感應的政治神話，其精神實有相通之處。司馬遷自認修《史記》是繼承孔子作《春秋》的悲願。他所謂「春秋筆法」，不是單面的、膚淺的、庸俗的、瑣碎的政治評論，而是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政治文化精神，扣緊具體政事的表現形式。漢代儒學也就是陸賈、董子、司馬遷、揚雄所代表的儒學，仍能表現這種抗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