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重返亞太對中國影響

　　中評社香港3月13日電/中國評論通訊社、中國評論月刊不久前在中評社北京總部會議室舉辦座談會，邀請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學術委員會主任張沱生研究員、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助理傅夢孜研究員、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美國外交研究室主任袁征研究員、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美國研究部副主任劉飛濤博士、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楊丹志博士與會。座談會由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郭震遠主持，與會者就「跨太平洋夥伴協議」以及美國的亞太戰略調整、對中國的影響等問題，根據各自的研究領域給出了獨到的見解。 　　《中國評論》月刊3月號以《TPP與美國亞太戰略調整及對中國的影響》為題詳細刊登了與會者的發言。文章內容如下： 　　郭震遠：開場白 　　對於美國這兩年來亞太戰略的調整，是當下議論的熱點。對此看法分歧比較大，認為很嚴重的這種意見，好像比較多。那麼到底美國亞太戰略調整是怎麼回事，我感覺很有必要能有一個更全面、更深刻的認識。當然我們認識的落腳點，是對中國的影響和我們的對策，我們怎麼辦？今天出席者基本上都是在這方面有比較深入研究的專家，我希望大家能夠在中國評論這個地方，有一個比較敞開的、深入一些的討論。 　　根據我們擬的這幾個題目，大家可以看出來，其實就是抓三個東西：第一，美國的戰略意圖到底是什麼。第二，美國實現意圖的能力，它的戰略能力到底怎麼樣，當然最後就是它的成效如何。這個成效如何是直接關係到對中國的影響和我們的對策，大概就是這麼一個思路。下面看看哪一位先開始？

　　傅夢孜：TPP是美國重返亞太戰略在經濟領域的一步 　　我就先談談TPP吧，因為我想大家研究亞太都會有各自的角度。 　　TPP是一個新事物，十年前，就是2000年左右的時候，汶萊、新加坡、紐西蘭、智利四國，希望通過加強和美國的貿易聯繫，來擴大他們對美的出口，就提出來搞TPP，美國一直沒有回應。2005年四國獨自簽署協定，稱「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合作夥伴協議」。美國在2008年表態有所轉變，到2009年美國正式加入。目前的準確叫法是「跨太平洋夥伴協議」。美國加入以後，TPP獲得發展的新動力。TPP作為一個不太起眼的貿易合作機制，得以逐步地推廣，開始引起人們較為廣泛的關注。 　　美國的意圖，就是要有助於實現奧巴馬上台提出的，五年內實現美國出口翻番的目標。2011年APEC峰會上，美國主導簽署了共有9個成員的TPP框架協議，日本，包括加拿大、墨西哥等都表示了加入談判的意願。至此，它已不可能不為亞太地區幾乎所有成員所關注。TPP獲得推動的原因，一是美國有需要，即為了有助於奧巴馬實現出口翻番的目標；二是彌補多哈回合談判停滯或者失敗的這種多邊貿易自由化進程空窗化的狀況；第三個可能是戰略意義上的，即另起爐灶，特別是美國試圖尋求在新的時空背景下對地區經濟合作的主導。東亞地區經濟充滿活力，地區合作不斷深入，中國的影響與日俱增，而美國這些年一直忽視亞太。美國意圖利用TPP這個平台，通過確立新的地區合作規則，來引領多邊貿易自由化；四是平衡牽制中國在亞太的經貿實力及日益增長的影響力。 　　我認為，準確全面評估TPP的影響還為時過早。在目前看來，可以說這是美國重返亞太戰略在經濟領域邁出的實質性一步。因為近期美國重返亞太，在政治、外交與軍事上都作出了一系列非常明顯的姿態，經濟方面也需要有配套措施。從2009年開始，奧巴馬政府就已啟動重返動作了。如舉辦首次美國－東盟峰會，希拉莉第一次訪問東盟秘書處，簽署東盟友好合作條約等等。最近希拉莉在美國外交學會紐約經濟俱樂部有一個講話，明確提出美國外交中樞轉向亞太，可以說這是TPP獲得支撐的關鍵一步。

　　在對多邊貿易自由化的影響方面，TPP可以認定為是對現成機制的解構與建構過程的有力一環。多哈回合談判停滯十多年基本還會處於休眠狀態。TPP如果成功搞起來，甚至可以放大到更大的範圍，奧巴馬期望的美國的主導地位會在更大範圍得以體現。它既然形成於後危機時期，也可以視為未來全球貿易秩序一種可能的雛形，美國試圖以此影響或者規範過往規範不了的一些成員。對於TPP，儘管美國聲稱是一個開放性的機制，但要想加入就得重新談判，就得重新過美國這一關。例如，按規定，中國加入世貿組織15年後，會自動獲得市場經濟地位，現在看起來即使獲得這一地位，也不是萬事大吉，還有另外一些約束中國的條條框框。 　　TPP發展可能超出人們的預料，但各方態度仍然不一。TPP提出來以後，進展非常迅速。現在20個小組，已經進行了數輪談判。2011年12月份，開始確定談判的時間表。TPP框架中有一些條款並不有利於一些成員，如對公有或國營企業的歧視。但越南能接受，有外交上走近美國的考慮，也可能被允許有一些例外措施，就是說得到了一些照顧。日本、韓國在這個問題上立場仍在搖擺。韓國剛跟美國簽署FTA，日本國內對於野田要加入談判的靜態也被認為是過於倉促，受到嚴厲批評，因為日本的農業體制，是以高關稅來進行保護，加入的話，農業方面既有體制會受到嚴重衝擊。TPP中小國多，主要是海洋國家，經濟規模也很小，日本製成品的出口可能難以擴大。所以，針對野田佳彥的表態，日本議會反對聲不少。當然，野田的表態也表明日本的精明考慮，這就是，不管怎麼樣，我先加入談判再說。作為一種博弈，與美國討價還價。對於東盟，在亞太經濟合作中，東盟有著得到中國、日本等支持的主導地位，加入TPP，東盟也會擔心其在亞太地區合作的主導地位受損。對於TPP，中國現在沒表態。 　　我們對美國的亞太戰略調整，要有一些冷靜的思考，美國主導的TPP有對中國歧視的一方面，但美國排除不了中國。我們在信心上、心態上可以冷靜對待。比如說，中國跟東盟的貿易，2011年達到3500億美元，中國與歐盟的貿易是3600億美元，中國跟美國是4500億美元，東盟是排在第三位。而且韓國與東亞國家，對美國的依存度，都在下降；比如拿1990年到2010年比，韓國對美市場的依存度，由27%降到現在的9.3%，下降得非常明顯。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則由同期的2.9%升到20.4%，佔五分之一。韓國對日本市場的依賴也是下降的，由23.1%，降到10%，對印度由0.5%升到1.9%，所以新興市場是未來的方向。還有一點，泰國對美國出口，泰國佔美國市場的份額，2000年是21.3%，2010年減少到10.3%；對歐盟是由16.9%減到11.2%；對中國是由4.1%升到11%。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儘管我們現在看到他們在經濟上依賴中國，在安全上依賴美國，是兩張皮，兩種分立狀態，但是利益關係擺在那，它會影響甚至決定未來國家間的政策傾向。亞太成員也不可能簡單地在中美之間做出選邊站的姿態。

　　美國重返亞洲，當然有其戰略考慮，有想做為這一地區的平衡者的考慮，也確有針對中國的一面。但也有亞太地區經濟充滿活力，全球力量格局在向這一塊傾斜，區域外大國都在看重這一地區。誰忽視這一地區，誰的未來利益將會受損。從這個意義上看，美國重返或加強跟亞太國家接觸還是利益驅動，不完全針對中國，中美之間有很強的利益捆綁，美國也還想跟中國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 　　中國應該用一個什麼樣的態度來對待TPP？我認為還是應以一個開放合作的態度來對待。中國正在穩步推進中國—東盟自貿區建設，中日韓也將推動FTA進程。對玩弄TPP，眼下可以觀察與研究，注意其他成員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與態度，包括準備或加入談判的過程。第二是需要研究TPP的一些規則。TPP的框架協定包括的範圍非常廣泛，包涵上萬種商品，還有投資、金融、農業、勞工和環保標準等，它有一些門檻，對我們而言很高，比如政府採購，對國營企業貿易行為的歧視。這方面我們處於不利的地位。所以我們要研究談判的規則。第三是研究談判的進展情況，到底會發展成怎麼樣，還有更多的國家可能想加入談判。研究這些情況，可以心中有數，為可能的談判創造一些條件。同時，我們也有信心與實力和條件，拓展或者深化與周邊地區的合作。 　　TPP仍在發展中，各方立場分歧不小，其前景仍存在變數。中國應歡迎其開放性立場，也要反對其排它性的歧視性的態度。在TPP方面，美國反覆強調其可能創造的就業前景，但美國能給別人什麼，並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沒有互利的考慮，任何機制很難走得太遠。未來，我們需要以我為主繼續加強完善既有的與周邊地區的經貿合作機制，中國內需的進一步擴大，對周邊都是利好，可以進一步鞏固中國與周邊的利益關係。 　　美國重返亞太的動作很多，有些是虛的，有些是實的，有的明顯針對中國，有的不完全是針對中國，要有所區隔。

　　袁征：奧巴馬高調推廣TPP有競選因素 　　剛才老傅講的很多我都同意，我補充兩點。其中一個，就是咱們討論的，為什麼TPP沒有邀請中國呢？其中一個理由就是說，中國沒有達到美國所認定的市場經濟地位，包括你提到那個國有企業補貼，政府補貼這一類的，包括人民幣的匯率，他認為你離那個距離太遠。剛才提到說奧巴馬有一個長遠的目標，想引領經濟貿易自由化，就是多哈回合之後，想有一些新的突破，立一些新的規則和制度。對於中國這樣龐大的經濟體，它即使邀請你去談判了，我覺得跟當年中國加入關貿總協定和世貿組織談判一樣，會有一個很長的時間。所以我認為沒有邀請，它是考慮實際性的操作問題。即使邀請你，你也很難談成進去。 　　另外一個，就是為什麼2011年奧巴馬在APEC會議上，突然高調來推廣這個東西？其中有一個原因就是國內政治的因素，就是競選的因素，這個是對奧巴馬連任非常關鍵的一個問題。其競選的主要對手、共和黨的羅姆尼提出要搞一個雷根經濟區，就是更開放式的相互貿易往來的區域。那麼奧巴馬一看這個形勢，你來提這個爭取選民，還不如我把你那個觀點，改換一下，推廣出來，拿過來為我所用。 　　還有一個，就是現在APEC搞了這麼多年了，已很難達到美國所想要的結果，所以它來推這個TPP。TPP一個是想把亞太地區往前推，擴大美國的對外出口；第二個就是這些年，我們搞10加1，10加3，包括假如說下一步是10加6，東亞地區的經濟整合在加速，中國的地區影響力不斷上升，所以美國想用這個來跟我們競爭影響力。但是我們的重點是有排序的，首先還是從10加1的基礎上，然後10加3，完了再下一步。假如說能夠達到10加6，或者是10加8，或者是怎麼著，然後逐漸的TPP，將來再連在一起。

　　經濟要開放式的，而且老傅提的，我非常同意那個看法，我們已經建立了自己的圈子，然後我們同東盟，包括韓日，我們都是它第一大貿易夥伴了，我們在這個區域已經有一定的基礎。那你美國人想進來可以，你可以分一些貿易額出去。我們這邊如果自己做好周邊的相互往來，加強經濟的合作，就已經站在先手了。 　　傅夢孜：從依存度來講的話，美國確實不行了，你再怎麼弄，你有多大的能耐吸收人家的產品？增加就業率，它現在調低一點，8%點幾，但也很高了，那麼你要搞TPP，你要給人好處，你提供我產品的市場吧。但它不是這個意思，它是要美國擴大對你的出口。 　　袁征：而且它這個要求更高，很多國家包括我們講的越南這些，我覺得它很難做到這一點。 　　張沱生：韓國答應參加後，國內反彈很大，日本也是這樣，受到國內很大的牽制，將來TPP的前景還很難說。 　　劉飛濤：我再補充一點。現在，我們沒接到加入TPP談判的邀請，然後美國人跟我們說事實上是你們沒申請。實際上這裡面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美國是如何左右給予其他國家談判身份的。比如，加拿大在美國一開始提出擴大TPP談判時，它就提出了申請，但被美國拒絕了，因為加拿大不願放棄在北美自貿區框架內仍然可以堅持的國內供應管理制度，特別是乳製品、畜產品貿易配額制。目前，美國之所以同意加拿大進來，是在加拿大讓步的情況下，才讓它參加TPP談判，也就是說參加TPP談判是有預設前提的。 　　袁征：就是關鍵看美國，除了自己想要實現出口倍增這個計劃，你同時能給對方什麼東西。如果你給不了像樣的好處，人家不跟你玩了。就是說對方國，它承受不了這種完全開放式的壓力。 　　郭震遠：下面接著袁徵發言。

　　袁征：重返亞太是偽命題　美國目標與能力有落差 　　老傅已經講了TPP，我就講講其他的吧。首先講亞太，所謂美國重返亞太，具體有什麼舉措，我就不講了，無論是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大家都已經談了很多了。 　　我首先想講的就是，所謂「美國重返亞洲」實際上是一個偽命題，美國從沒離開過。事實上，從冷戰結束，美國一直在這一區域進行部署，特別是在軍事方面。即使在小布希政府忙於反恐的時候，還加強了關島一線的軍事部署。只不過現在奧巴馬出於他的一些考慮，當然也是美國全球戰略調整的一個動作，也是出於美國自身利益的考慮，進行一些調整，相比於原來有一些新的舉動。我想，它的主要目的講白了就一句話，就是奧巴馬所說的，我們美國絕對不當老二，這個是他的核心目標。客觀上來講，那也是針對中國，因為中國現在發展的最好，勢頭最猛。 　　美國在亞太地區加強部署，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是這個地區有新興大國的崛起。首先就是中國，當然還有其他的一些國家如印度。這一區域，地區整合進程已經啟動，中國的影響力不斷提升，這是出現的新情況，而且該區域經濟發展得非常好。在美國看來，在這區域，無論是經濟利益，還是地緣政治利益，對於美國來說越來越重要。另外，在美國看來，這個區域同其他地區相比，還存有一些熱點問題。就是固有的一些可能引發衝突的問題，包括朝核問題，台灣問題，還有現在談論很多的南海問題等等。這些都是潛在的熱點問題，美國人覺得有可能會造成地區的不穩定，因而有必要把更多的力量和資源部署在這一區域。 　　關於南海，我想稍微多講兩句。南海的問題，對於美國而言，更多像是一個「抓手」。換句話說，它是美國利用的一個工具，而不是說，在南海問題上，真的要跟中國正面對抗。其實南海的爭執由來已久，美國國會二三十年前就討論過這個事情。但是突然之間，把這個事兒炒作成一個特別大的問題，美國是有它的考慮的。一個是東南亞國家和我們的政治經濟聯繫越來越密切，中國的地區影響力提升很多，而美國在這一區域的影響力相對在下降。美國實際上有意想利用南海問題，在中國和東盟之間、中國和東南亞各國之間製造矛盾，試圖加劇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猜忌，這是一個目的。

　　而東南亞國家對於美國霸權主義的行徑，心裡也有忌憚，而且歷史上美國人在這裡搞了一系列的不得人心的舉動，特別是打了越南戰爭，東南亞國家，實際上對於美國也有猜忌。那麼美國人現在回來，要想順暢一點，它就要找一個路徑。一定程度上，東南亞國家的心理狀態是這樣的：一方面要搭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車，推進自身的發展；另一方面就是安全上，又想利用美國來制衡和牽制一下中國。畢竟，這些國家對中國也有猜忌，擔心中國強大後危及自身的安全利益。那麼美國把南海問題放大，宣揚「中國威脅論」，然後美國就可以堂而皇之、順理成章地回來，強化東南亞國家對於美國的需求和依賴。美國竭力炒作這個問題，只不過將南海問題作為拉近和東南亞國家之間關係的工具之一。 　　不過，在中美關係相對比較平穩的情況下，美國其實無意在這個問題上來同中國正面對抗。美國不希望這個問題風平浪靜，它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不會在短期內得到有效的解決，它需要的是適度的緊張。適度的緊張，對於它來講重返亞太非常有好處，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美國其實也不願意看到南海問題過度緊張，引發中國強烈的反應，甚至採取軍事行動。如果真的是那樣，美國會陷入進退兩難的抉擇。國內有一種觀點認為，一些東南亞的小國想利用外部勢力，講的就是美國，試圖在兩個大國之間博弈，從中撈取好處。我覺得這個有點兒像火中取栗，而且美國不會允許一些國家，比如說越南，特別是菲律賓在南海問題上走得過遠，以致於出現失控的局面。其實美國人也不願意南海真的出問題，就是讓它適度緊張，但又把這個緊張度控制在一定限度內。別看越南，特別是菲律賓跳來跳去，好像美國人在後面挑唆、撐腰，可是這也有個度的問題。一旦美國認為無助於地區穩定，可能會引發大的衝突，美國就會變得謹慎起來。這是一個比較微妙的抉擇，它要保持均衡。在中美關係總體穩定、美國尋求中國合作的情況下，美國更需要這樣做。 　　儘管美國「重返亞洲」的調子抬得很高，動作不斷，似乎來勢洶洶，勢頭很猛。但實際上，美國「重返亞洲」的步伐會受到多種內外因素的制約。 　　首先是美國經濟持續低迷，新孤立主義情緒抬頭，對外資源投入將受到牽制。美國經濟狀況不佳，實力相對下降的情況下，美國能給地區內國家什麼好處？各國普遍的心態認為，美國已經開始衰落了，中國則在往上走。在這種情況下，各國就會猜忌美國的意圖：即使美國的意願是那樣，但能不能說到做到？不僅如此，美國打了兩場反恐戰爭以後，美國人就在反思：我們花了那麼多錢，得到什麼了？目前在經濟形勢不好的情況下，美國不少民眾懷有新孤立主義的心態，要求政府將更多的資源放在國內，這會牽制美國的亞太戰略調整。

　　其次，中國和亞太國家的利益日益融合，相互依賴不斷加強，絕大多數國家並不願在中美之間做選擇。當前中國已是日本、韓國與東盟的最大貿易夥伴，日韓及東盟各國都從中國的經濟騰飛中獲取了巨大的好處。絕大多數國家雖然對中國抱有猜忌，但也不願以犧牲與中國的關係為代價來討好美國，那樣並不符合自身的實際利益。事實上，即使美國有意遏制中國，也未必有幾個國家會跟隨美國。畢竟，這些國家緊靠著中國，中國的國力還在不斷上升，這些都是必須考慮的因素。他們試圖利用美國來牽制一下中國，並不願意中美交惡，更不願挑邊站隊。他們更願意做的是在兩者之間尋求平衡，以便左右逢源。 　　第三，東南亞國家對於美國同樣抱有複雜的心態。很多國家都有過被殖民的歷史，對於美國的霸權主義行徑也早有領教。馬來西亞、印尼等國家也對美國的所作所為抱有警惕的態度。比如，奧巴馬政府宣布在澳大利亞駐軍後，這些國家馬上公開表示了擔憂。而在澳大利亞國內也引發了很多爭議。相信隨著事態的不斷發展，東南亞國家對於美國的猜忌之心會在行動上有所表現。 　　第四，東盟國家並不希望區域事務被外來大國所主導。雖然東盟歡迎奧巴馬政府對東南亞地區的重視，但這並不意味著東盟會支持美國來主導本地區事務。事實上，在東盟峰會擴員的問題上，東盟就顯露出左右為難的矛盾心態。既把美國引入以平衡中國，又把俄拉入以制衡美國。美國揚言在加入東亞峰會後，將會引導東亞峰會從經濟話題向政治和安全話題拓展，東盟對此十分警惕。不少東盟國家表示，東亞峰會應堅持戰略對話的性質，著重討論經濟問題。為提防美國主導東亞事務，一些東盟國家主張強化東盟與中日韓合作，繼續以此為主管道，推進東亞合作。東盟還加緊推進東盟共同體建設，強化一個聲音對外。某種程度上，東盟對自身主導權的關注已超過對東亞區域經濟合作本身的關注。東盟在東亞合作機制中要鞏固自身主導權，這與美國調整亞太戰略的目標是相衝突的。有理由相信，隨著美國亞太戰略的不斷推進，這方面的矛盾和分歧將會凸顯出來。 　　第五，西亞非洲地區的動蕩局勢和不穩定因素也會牽制美國的亞太戰略調整。伊斯蘭極端主義對美國的威脅遠遠沒有消失，伊朗核問題也會牽制美國「東移」。「阿拉伯之春」運動後，突尼西亞、埃及和利比亞等國政權更迭後出現的不穩定局面也將困擾著美國。 　　最後，美國亞太戰略還必須顧及中國的感受。在中美關係相對平穩的情況下，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採取的任何舉動都必須考慮中國的反應。而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國力不斷強盛、地區影響力日益提升，這是美國必須面臨的現實。

　　張沱生：美國亞太戰略調整的背景、內容及對中國的含義 　　我談一點意見。談美國的亞太戰略調整，首先要看其全球戰略調整的大背景。其實，奧巴馬政府上台伊始，就提出了許多新東西，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是強調從單邊主義回歸到多邊主義。第二是強調發展巧實力，不再提先發制人戰略。第三是提出建立「多夥伴世界」，要與諸大國發展夥伴關係。第四是提出要重返東亞，重返亞太。他當時提出這個觀點，是對布希政府做法的一種批評，認為布希政府把過多的力量放在中東，對東亞的關注太少，以至中國在東亞地區的的影響越來越大。第五是要加強美國的領導力、保持美國在世界的領導地位。後面兩點反映了美國的一種危機感。三年來，根據這些政策，奧巴馬政府對布希政府的做法做了不少改變。2011年，這一調整在繼續發展。突出的一點是，以實現從伊拉克完全撤軍，開始從阿富汗撤軍和擊斃拉登三個事件為標誌，美國的全球反恐戰爭得以終結。當然，反恐還要繼續進行，對美國來說也仍然是重要的一點，但已不是壓倒一切的頭等大事，應對策略將有了較大的調整。這是美國亞太戰略調整的一個大的背景。 　　其次，2011年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是什麼？是金融危機再次突顯，美國的經濟實力繼續下降；再就是北非、西亞局勢的動蕩。在這個過程中，美國實際上很被動，雖然它一直想因勢利導，擺脫困境。現在，美國不僅要對付阿以衝突這一老問題，還要應對伊朗坐大的新問題，而其自身在中東的影響力又嚴重下降。在此背景下，美國的全球戰略調整是有進有退。「進」是加強對經濟最有活力的亞太地區的戰略關注，「退」是減少對歐洲、中東、西亞的投入，改變進行反恐戰爭的做法。不久前，美前政府官員哈斯講過一段話，他說冷戰結束後的前十年，美國的戰略重點仍在歐洲，它要消化前蘇聯，當時搞北約東擴就是為此服務。 　　後來，在90年代末，美開始提出戰略關注點東移的問題，但是「911」恐怖主義襲擊把美國牽制住了，美隨後接連進行兩場戰爭，戰略東移沒有實現。現在美國重新開始了這一進程。哈斯認為這是完全正確的抉擇。我同意哈斯的看法，美國現在決心將戰略關注點轉向亞太，有它的合理性，符合它的戰略利益。此外，美國的「進」還表現在，在其稱之為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的太空、網路、海上安全這些戰略領域，美國的關注在繼續上升，或者至少可以說它絲毫沒有放鬆。近來兩年，我們與美國在南海的爭執上升，與此也有關係。

　　第三，美進行亞太戰略調整，從政治、外交、軍事、經濟各方面全面配合。雖然美尚未發表新的亞太安全戰略報告，但通過近兩年奧巴馬總統的講話，希拉莉國務卿的講話，還有其他高官的講話，美國新的亞太戰略的基本內容已經基本明確。著名代表作是希拉莉發表的《美國的太平洋世紀》，裡面提出了六條「關鍵方針」。其中第一條是加強雙邊軍事同盟，第二條是深入開展與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大國之間的關係，第三條是參加地區多邊組織，第四條是擴展貿易投資，第五條是發展軍事存在，第六條是促進民主、人權。不難看到，這裡面已經綜合地，全面地提出了美重返亞太的戰略與策略，再看看近兩年來美國利用東亞出現的危機事件所進行的一系列活動，我認為，美「重返」亞太已經取得了重要的進展，至少是在開始，美國比較順利地回來了，而且它的軟實力在亞太地區有了較大的增長。 　　第四，美亞太戰略調整在2011年有些什麼特點呢？我認為主要有四點，一是全面展開，重點突出。雖然美重返亞太在政治、經濟、軍事各個方面都有行動，但最顯眼的行動是在多邊機制中，如在東亞地區論壇（ARF）中插手南海問題，在APEC會議上急推TPP，首次參加東亞峰會就想主導會議議程等。二是急不可待，調子越唱越高。這跟美臨近大選有關，也跟它恢復了一點主動權有關。有位美國專家對我說，其實美現在仍然是以攻為守，但也有人認為，2011年美已轉守為攻，開始從反應轉向塑造，而在此前，中國在地區的影響一直在快速增長。三是仍受到很多牽制。除了要應對西亞、北非的嚴重動蕩外，美當前國內問題成堆，面臨財政支出和軍費削減，美要在亞太保持和發展軍事前沿存在，前景怎樣，值得觀察。事實上，對於美國重返亞太，許多亞太國家的心態是很複雜的，美國回來，他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安全上想靠美國，經濟上卻要靠中國，希望能在中美間玩平衡，卻又不願真的選邊站，不願看到中美真的發生衝突與對抗。 　　第五，美亞太戰略調整，到底對中國意味著什麼？希拉莉講過一句話，對華關係是有史以來，美國必須管理的最具挑戰和影響最大的雙邊關係之一。我認為，在新形勢下，在美國的對華政府的天平上，一邊是對中國合作與借重的需求，另一邊是對中國的警惕與防範，兩者的份量都在加重。事實上，自冷戰結束後不久，美國就確立了兩面下注的對華政策，這一基本政策在當前的戰略調整中並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如果說有什麼變化的話，那就是面對中國力量的快速上升，美國對中國更加「看重」了。我們對此要有一個準確的判斷。面臨國際形勢、周邊環境變化的時候，首先要「冷靜觀察」，這是鄧小平的話，要防止戰略誤判，一個大國如果在戰略上作出誤判，那將會帶來大問題。

　　我認為，看中美關係，一定要有三個視角。首先是看總體國際形勢。雖然這兩年，隨著金融危機的發展，全球化、多極化、資訊化的消極面暴露出來，但世界和平發展的總的趨勢並未因此改變，面臨日益上升的全球性挑戰，中美雙方的共同利益還在增長。第二點是看中國的對外政策。可以說，它和當年蘇聯的對外政策全無相似之處。當年的蘇聯在全球推行其意識形態，與美國進行軍備競賽和爭奪世界霸權，在經濟上與美國幾乎無任何關係。而當今的中國既不向世界推行自己的意識形態，也不推行自己的發展模式，中美經濟關係不斷發展，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中國也完全無意與美國進行軍備競賽。第三個視角是看美國。現在的美國已不是當年那個曾在世界上獨佔鰲頭的美國，也不是冷戰剛結束後大講「歷史的終結」、「美國治下和平」的美國，它的能力，各個方面的情況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實力在相對下降，加上面對嚴重的非傳統安全挑戰，美國的政策不得不做出較大的調整，不得不更多地尋求國際合作。 　　所以，我認為，即使現在美國真想來遏制、包圍中國，它也做不到。我們沒有必要把美國重返亞太看得草木皆兵，或認為美國又在對華進行「遏制」與「包圍」。「遏制」是有其特定含義的，是當年美國對蘇聯實行的一整套封鎖、包圍、敵對的政策。隨意、簡單地使用這個詞來形容當前美國的對華政策，顯然並不準確。分析美對華政策時，我還是主張用「防範」?這個詞。它是美對華兩面下注政策中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要戒備你，甚至想牽制、限制你的發展。但它與「遏制」的含義仍有較大的區別。 　　郭震遠：遏制帶有進攻，強烈進攻色彩。防範，你從這兩個字本身來看，你就聽得出來，它進攻的色彩就要淡得多了。 　　張沱生：下面再講一下海上安全的問題。在南海領土爭端問題上，美國的政策確實有調整。過去它的基本立場是「不選邊站」和要求和平解決。但是在2010年的ARF會議上，希拉莉突然以一種非常強勢的態度提出美國反對任何國家在南海爭端中對他國脅迫，反對用武力解決爭端，表示美支持制訂南海多邊行為準則，並宣稱南海航行自由是美國的重大利益。希拉莉實際上是不點名地影射、批評中國，想借這個問題得到東南亞國家對美重返亞太的支持。此外，長期以來，中國一直反對美對華進行近岸敵對偵查，美國卻把其偵查行為與領土海洋權益爭議、航行自由等問題混在一起，這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從中反映出的是美國對中國可能對其海上霸權形成挑戰的擔心。

　　　 楊丹志：美國欲鞏固和主導安全體系　美中進入戰略焦慮期 　　各位專門做美國研究，都比我資歷要深的多。我們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主要從區域的視角來研究亞太地區一些重要的國家，還包括一些中等強國和小國，所以我們的視角，可能和專門從事美國問題研究的專家存在著不同之處。 　　我今天要談的第一個觀點是關於美國的亞太戰略，包括其目標和實現途徑。現階段，美國意欲在亞太地區打造的安全架構和以前是有所區別的。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有專家比較形象的將此稱為「雁行安全模式」，而美國是「頭雁」。正是由於雁行安全模式的有效運轉，美國比較高效地啟動和強化了與亞太地區國家間既有的安全同盟關係，或者說使既有的安全關係進一步升級。 　　通過對以奧巴馬團隊為代表的美國權力精英的思想及其在2011年發表相關言論的系統分析，我們認為美國實則提出了一個更為宏大的關於亞太地區的戰略構想。即在強調繼續鞏固美國主導的安全體系的同時，美國試圖通過積极參与亞太地區的合作進程，擴大影響力，確立一個美國發揮主導作用的、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21世紀的亞太經濟秩序。2011年，美國國務卿希拉莉關於「美國的太平洋世紀」的一系列演講和著述無疑對奧巴馬政府的亞太戰略做了比較系統的解讀。2010年，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行為主要還是側重於安全領域，動作比較明顯；2011年，美國在締造亞太經濟秩序方面有一些新的設想。當然在大戰略層次上，我們也可以找到過去的一些影子。因為近幾任美國總統也都曾提出過建立亞太地區政治、經濟架構的宏大構想。? 　　那麼，美國新的亞太戰略構想的終極目標是什麼？剛才有學者也提到，它還涉及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權這樣一個重大問題。美國試圖在亞太地區要建立一個新的地區架構，在美國看來，這個架構是一個反映迅速、靈活有效的區域性的架構，同時和全球很廣泛的架構相溝通，不僅有助於保護國際穩定和國際商貿活動，而且能促進美國價值觀的推廣。

　　從美國亞太戰略構想的實現路徑來看，包括國內政治、地區戰略、夥伴關係、地區機制和價值觀等多條路徑。第一條路徑：強調美國國內的民主黨和共和黨至少能在亞太事務攸關美國國家利益方面達成共識。兩黨要發揚參與國際事務這樣一個深厚傳統。第二是推行區域戰略。特別是開展「前沿部署外交」，推行兼顧美國各項決策的全球性影響的區域戰略。第三是建立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和機構的網路。當然這種夥伴關係和機構網路也分兩個層次，第一層次就是延續過去的條約同盟。這些條約同盟起著支點的作用。第二個層次比較有意思。美國提到要建立新的夥伴關係，解決共同面臨的問題，「夥伴」中包括了新興大國中國和印度。還有一些實力不容小看的中等強國，如印尼。此外還有一些處在國家轉型進程中，且可能發揮地緣政治支軸作用的國家，如越南。當然，這種新的夥伴關係，實則是充滿不確定性的夥伴關係。第四條路徑是提供機制和制度的保障，包括APEC和TPP。第五條路徑就是發揮美國價值觀的影響力。 　　第二個問題我想談一談APEC、TPP及美國的跨太平洋區域整合和戰略擴張。我個人認為美國試圖實現跨太平洋的區域整合。從今年的APEC會議來看，感覺上還是主打經濟議題，堅持傳統的特色，新議題相對少一點；但TPP引起的關注比較多一點。一方面，對於亞太地區自發形成，把美國排除在外的區域合作機制（如「東盟+中日韓」機制、「中日韓」機制）美國難以接受。有美國學者認為，中日韓談判起草的每一條規則，都試圖通過犧牲組織外經濟體的利益，來取悅其成員。所以我個人覺得，美國力挺TPP原因之一是美國要扭轉被排除於東亞合作進程之外的不利局面，對於美國而言，有一定的防禦性考慮。 　　但是，另一方面講，它又是美國戰略擴張的需要。美國要實現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區域整合。過去，老布希提出建立「太平洋共同體」，柯林頓提出「新太平洋共同體」，到現在我們看奧巴馬團隊的構想，好像從歷史上，又能找到影子。它是一個政治經濟安全架構，都要合在一塊，一個宏大的架構，既有現實主義的東西，又有理想主義的東西，當然還有國內政治的考慮。總體上講，美國是在戰略和經濟層面，試圖完成一個新的擴張。如果TPP真的全面推進了，特別是日本一旦加入，TPP實際上將成為一個美日主導的TPP。日本學者還指出，美日發揮主導作用將形成一個將中國排擠在外的地區貿易體制，導致東亞的分裂。 　　國外也有學者認為，日本得到批准加入之後，由於韓國和日本存在競爭的，那麼韓國也會不得不選擇加入。他們二者又同時是東亞合作的重要成員，一旦他們都加入，確實有可能架空東亞自發形成的三個「10+1」（東盟+中國、東盟+日本、東盟+韓國）和「10+3」（東盟+中日韓）這樣一些區域合作的架構。還有一個就是從TPP的標準來看，迄今為止，所有自由貿易協定沒有涉及到的邊界類問題，像監管、競爭、政策、經濟、立法、市場透明、反貪等等，所以TPP的門檻非常的高。就是說，TPP實際上有可能會對一些成員國內政外交、經濟發展戰略有一些干預性。

　　最後一個關於東亞峰會。力挺TPP和積极參与東亞峰會，是體現美國積极參与並試圖主導亞太事務的比較大的動作。我們知道美國過去對東亞峰會曾經不太關注。有的文獻也說，美國主要是擔心東亞峰會的存在和發展，可能會抵消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取代APEC成為亞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以及經濟一體化主要的多邊論壇，並進一步邊緣化台灣。這是美國曾經有的想法，但是後來由於亞太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美國的態度也從漠視、輕慢到逐漸表現出興趣，最後是積极參与。美國的參與可能會產生什麼樣的地區效應呢？我想會在以下幾個方面產生影響。 　　第一，美國加入東亞峰會之後，可以名正言順地參與東亞合作的進程並發揮影響力，可能是推動力也可能是解構力。由於美國的實力非常強，決定了美國一旦加入峰會，就不可避免的會對東盟尚擔任駕駛員的東亞合作進程產生影響。東盟過去的話語權會受到衝擊，或者在東亞合作的議題和議程設置方面，有可能會出現調整。要設置美國所期望的議程。東亞合作進程中調和各方利益的難度也在加大。特別是東盟將可能不得不在中國和美國之間尋求平衡。從好的方面講，如果中國、美國、俄國為地區穩定提供公共產品，諸如建立一個穩定的多邊地區架構，還是有可能進一步推動區域的合作。但是如果各方利益衝突，東亞峰會就會成為一個大國競爭場所，峰會和東亞合作進程都會毀於成員國內部的傾軋。由於目前美國和俄羅斯是首次正式參與，還要和機制相磨合，所以至少在形式上，美俄還會支持和配合東盟發揮作用，畢竟他們剛剛加入，想要馬上改變合作的進程和方向，也有一些不現實。但這個平台畢竟就此具有了更濃的國際化的色彩，而過去純區域的色彩要強一些。 　　二是對於地區安全形勢的影響，實際上目前美俄在加大對亞太地區的軍備銷售力度，以及在攸關美俄重大戰略利益的國家加強軍事部署等方面，動作還是非常多的。美俄都參與東亞峰會，無形中為美俄競爭創造了一個新的戰略契機。當然美國參與東亞事務多年，不僅建立了美國為中心的安全體系，也與亞太地區多個國家建立了長期信任關係。所以至少在短期內，在亞太地區的俄美競爭中，俄羅斯還是會處於下風。但是在非傳統安全領域，俄羅斯可以打能源牌。2010年到2030年，東南亞國家，都要面臨嚴重的能源安全問題，東北亞、日本和韓國更不用說。所以能源牌可能會給俄羅斯更多的機會，可能會對美國的同盟體系，構成一定的影響和牽制。

　　第三，美國參與東亞峰會對中國崛起進程的現實和潛在影響。剛才也提到，其實制衡中國，防止中國在東亞確立優勢和支配地位，本身就是美國選擇加入東亞峰會的重要動因之一，所以美國加入東亞峰會之後，在峰會的制度設計和議程設置方面，不會消極無為。那麼中國在東亞峰會中的貢獻力和影響力，可能都會受到相應的限制和衝擊。東亞峰會創立之初，我們就知道它是要涵蓋政治經濟、安全外交等廣泛領域的一個戰略對話，現在美國和俄羅斯都參與的話，很多涉及安全的重大問題，比如像領土爭端問題就不可避免會被提及。從2011年東亞峰會來看，奧巴馬首次正式參與，就把峰會議題導向海上安全。16個與會國家，包括中國在內，都談了海上安全問題，特別是南中國海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通過加強對東亞峰會的影響力，美國對中國的戰略牽制也相應得到強化。 　　機制霸權本身就是美國霸權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尤其善於利用國際規則和機制。如果能在亞太地區打造一個宏大的架構，由於美國本身實力的超強，在一種全方位的博弈中，美國更具有靈活性，更具有優勢。總體上講，美國是在鞏固其主導的安全體系的同時，充分利用亞太地區既有和正處於塑形階段的APEC、TPP和東亞峰會機制，實現新一輪次的戰略擴張。 　　目前，中國和美國實際上都進入一個戰略焦慮期，這是我的一個判斷。美國的戰略焦慮就在於中國崛起帶來的一種戰略不確定性，特別是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可能改變地區的力量平衡，同時中國可能產生更多的，包括領土在內的利益訴求。從而對美國主導的地區秩序構成挑戰。那麼中國的戰略焦慮是什麼？中國的戰略焦慮在於周邊安全環境的不確定性。特別是一些大國，例如美國在戰略上的一些舉動，可能引起一些聯動效應。中美關係是極為複雜的雙邊關係，中美雙方對於一些原則和利益的不同理解，導致雙方在國際多邊機制中發生摩擦的機率不斷上升。 　　從美國參與TPP和對東亞峰會的參與進程可以看出，美國具有強大的硬實力和軟實力，只要美國堅持「實力+盟友（夥伴）」的原則，就可以較為容易的參與亞太地區的多邊合作和機制建設進程。即使美國是一個後來者，一旦參與，就可能影響機制的議程和走向，實現從參與者向主導者身份的轉變。

　　傅夢孜：美國戰略東移明確　　但想完全主導難以實現 　　我補充3點。第一點，美國重心移向亞太的前景越來越明確，不管奧巴馬2012年連不連任，這個方向可能還不會改變，但是它面臨的困難也很大。第一是超越現成機制，完全另起爐灶的話，並不那麼容易。現在亞太有一些機制，這些機制有的是重迭的，有的是交叉的；雙邊的、三邊的或多邊的，有的發展情況不錯，都有必要繼續存在與發展。美國要想完全根據自己的一套，劃個框框，定個規則，讓別人去遵循，以前可以，現在很難。 　　第二點，利益關係很難兌現。剛才前面講了，亞太主要國家的相互依存度，對美國是下降的。這也說明，美國不可能完全像以前一樣，再給你多大的市場份額。對美的依賴下降，也說明美國能提供給你的額外的或新的市場份額，不會像以前那麼突出了。而東亞這一邊利益關係卻在加強。這是一種將會繼續發展下去的趨勢。 　　第三點就是，東亞、東南亞經濟合作機制的重要性會繼續上升。東亞峰會俄羅斯參加了，美國參加了，但從方向看的話，東亞經濟有越來越強的內生和自主性的增長勢頭，在區域合作進程中，東亞自己主導的前景可能性更大一點。所以我想，美國會重視亞太，不管誰上台都會這樣。在未來，美國更深的捲入亞太的博弈，但還是像以前那樣完全主導、領導什麼的，恐怕也不太容易了。

　　劉飛濤：美國對華是影響力競爭　重開冷戰不可能 　　我感覺，剛才大家談了很多，已經非常全面了。我補充一點，就是美國對華的態勢，重返亞太的戰略目標。現在我想回答一個問題，剛才一直定性在重返背景下的中美關係，就是這種關係到底是什麼關係？如果沒有這種定性的話，就開始具體層面的戰略層次判斷，如接觸與防範，就跳到另一個層次上了。 　　我總的一個感覺，不一定準確，從美國整個的對華態勢，它跟中國展開的是一種影響力競爭。為什麼這樣說呢？影響力競爭，不是說你死我活那種戰略競爭，我非要把你整死，最後要面臨著一個戰略攤牌。但是影響力涉及到誰贏的多一點，誰輸的多一點，一定要表現出誰是老大，誰是老二，大家不能平起平坐。對於影響力競爭，用美國人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對奧巴馬前兩年對華政策的一個調整，美國正統的說法是把它叫做合作與競爭的再平衡，或者說是接觸與防範的再平衡。也就是說，美國認為前兩年的對華接觸政策有餘，而在競爭與防範那方面做的不夠，現在要找補一下。現在冷戰是不可能的，但是美國人確實是吸取冷戰的經驗，來應對中國的崛起。它這個經驗，我認為集中以下幾個層面：

　　第一，就是說本來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他們都提出了，基辛格提的是太平洋共同體，布熱津斯基提的是大憲章，包括前面談到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從上述美國對亞太未來的規劃和實踐看，它的確是有很宏大的戰略在裡面，對華戰略部分似乎可以用誘壓、塑造和融合加以概括。但是這一戰略在被希拉莉、坎貝爾等對華強硬派一運作，它就變調了，因為他們在談到引用大西洋聯盟來整合歐洲的過程當中，實際上內涵著一點，那就是美國憑藉著大西洋聯盟，贏得了對蘇聯的冷戰。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對待大西洋聯盟的經驗和教訓上，我覺得它還總結了一條，那就是說美國認為，歐洲之所以在二戰後能在國際舞台上有一個相對獨立的聲音，最主要的原因是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大西洋同盟把它從安全上整合到一起，但是經濟上脫離美國的歐盟一體化，基本上為歐盟形成一個獨立的聲音奠定了政治和經濟基礎。所以，美國實際上接受了一個教訓是什麼呢？就是不能讓亞太地區再出現類似於歐洲一體化這種形式。所以它要強調，美國是太平洋國家，任何一個多邊機制美國都要參加，不能把美國排斥在外。 　　第三個，我覺得是它對巧實力的認識的變化。奧巴馬政府認為，阿拉伯世界發生的劇烈動蕩和新的民主化運動浪潮，讓美國在自由、民主和人權等意識形態問題上，重新找回一定的自信。也就是說，它發現，這是美國巧實力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當它把這種巧實力運用到亞太的時候，它可以藉此有效地樹立中國所謂的「異類」形象。大家召集在一起開會，到最後一看，就你是「異類」。美國就是製造這麼一個效應。 　　最後一點，美國的綜合實力僅僅與10年前其自身的實力相比，總的來說是下行的，而中國與10年前相比則上升特別快，我認為這種快的速度，超過了美國的預期，美國對此沒有做好準備。

　　從這幾個層面來看，我們說，冷戰不會爆發。這個冷戰不會爆發，並不是說美國不會對我們發動冷戰，或者說用冷戰的思路防範中國，而是說我們對整個世界局勢，有一個清醒的判斷。我們不會跟美國開展對稱性的競爭，如果搞對稱性的競爭，你說經濟相互依存，到最後，可能會讓位於安全競爭。大家可以想一想，在一戰、二戰爆發以前，哪一個時期不都是經濟相互依存發展非常快的時候爆發了安全衝突，最終才導致了戰爭？所以我們現在判斷不會爆發冷戰，最主要的是基於我們中國自身和平發展戰略，我們說和平發展不是講著玩的，不是糊弄人的，也就是說我們自身的發展和戰略抉擇，對我們與美國的互動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 　　但是美國用它贏得冷戰的經驗，應對中國崛起這個事情，它本身潛藏著很大的風險。這個風險在於，美國在進行戰略實施的過程中，有可能不小心，犯下操作失誤，如為配合國內選舉政治而進行一些非常不理性的過度操作。第二個就是說，即使美國真的如它所說，它無意遏制中國，但是它又的的確確地搞一些冷戰式的動作，這很容易引起誤判，所以存在極大的風險。就當前的中美關係，我們現在跟美國達成的共識是致力於建設向21世紀，積極、合作、全面的中美關係。然後胡主席訪美，中美更具體的定位是，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 　　郭震遠：也有「全面」。 　　劉飛濤：就是這樣。大家可以想一下，我們更多強調的是，合作層次的促進，基本上競爭這面是不談的。但說實在的，美國應對你的時候，它會把競爭看的與合作同等重要。因此，就更加全面的兩國關係總體設計而言，應當把競爭的管理和規範，提到一個更加明確的層次上來，也就是說在競爭的時候，你要明確基本的目標和規範，大家在哪方面不能做過頭，做這些規劃，可能對中美關係的長遠發展是有利的。我就談這些。

　　郭震遠：如何作出一個正確的、準確的戰略判斷 　　好！大家都說了一輪，而且有很多很精闢的觀點。因為時間有限，我想是不是集中到我們如何作出一個正確的、準確的戰略判斷問題，就是說剛才沱生提到，關於避免戰略誤判，那麼我們怎麼來作出一個正確的戰略判斷。我最近參加了好多會，我感覺在這些會上，戰略判斷的分歧還是挺大的。就是2011年，有一部分學者就講，我們國家周邊環境嚴重惡化，甚至說是這麼多年以來最嚴峻的一年。而這裡面兩大問題，一個主要是南海問題，當然包括和日本在東海上的摩擦；另外一個最主要的就是說美國重返亞太，美國的亞太戰略調整。他們的戰略判斷是很嚴峻，而且進一步延伸，對我們和平發展的道路，對我們以往基本的外交戰略方針，都明確的表示了質疑。 　　對於美國重返亞太，使我立刻想到了80年代中期，雷根政府推出的星球大戰SDI，因為那是我剛從自然科學領域轉入國際關係研究，宦老給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研究美國這個SDI。現在回過來看，我感覺儘管歷史不是簡單的重複，但是美國的重返亞太，在某種程度上，和當年雷根的SDI有相通之處。美國當時由於越戰處於困境，而蘇聯利用美國越戰的困境開展戰略擴張，我認為犯了兩個關鍵性的錯誤：第一個從70年代後期開始，一直到80年代初，全面的採取對美的攻勢。就是蘇攻美守，非洲、拉美、阿富汗，對美國起了極大的震撼，才有後邊的一系列的動作。我認為蘇聯人當時是犯了冒險主義的重大錯誤、戰略錯誤。第二個，就是由於美國人對蘇聯的警覺，拋出了SDI，這個SDI當時非常轟動，但是現在回頭來看，提出的那幾個主要項目，無一實現。什麼太空的鐳射炮，什麼衛星殺手，哪一個也沒實現。但是蘇聯人進了這個套，現在美國的資料有一種說法，說當時就是給蘇聯人下套。 　　我想美國這幾年比不了越戰之後的困難，但是深刻程度可能超過越戰之後。在這種情況下，拋出重返亞太，我認為針對中國的成分當然是有的，它要保持亞太的領導地位，就是沖著中國。問題就是，冷戰是要雙方的，你要搞冷戰，我不和你玩，你也玩不起來。但是我感覺有些學者，按捺不住。在發生比較大的變動的時候，戰略判斷是否正確準確，尤為重要。就是緊密的圍繞到底我們怎麼來判斷，我們是不是到了祖宗之法非要改變的時候了？因為你這個變不變是和你判斷相關，如果整個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別說祖宗之法了，那就是爹媽之法，你也得變呀！

　　袁征：美國戰略調整很正常　中美關係本質未變 　　研究國際關係，特別是我們關注美國所謂對外戰略，或者全球戰略調整，我覺得最根本的是你要看中美雙方的意圖，到底在哪裡，雙方的政策底線在哪裡，雙方追求的是什麼。早在奧巴馬上台之前，我和陶文釗先生曾合作分析未來中美關係的走向。我們當時的分析，一方面看到合作的前景，另一方面看到結構性的矛盾。那些問題都在那，沒有改變，所以中美關係還會出現起伏，出現任何情況都不要覺得很奇怪。到了2010年中美關係出現起伏，我一點都不驚詫，這就是中美關係的常態，中美關係出現起伏，再正常不過了，不起伏才叫不正常呢。 　　美國亞太戰略調整，它的原因是什麼，中美關係的基礎是不是動搖了，出現了質的變化？實際上，就合作層面而言，中美關係實際上變得越來越密切了。從另外一個層面講，美國人重視你是很正常的一個事情。因為什麼？你越來越強大了，你成長太快了，而且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之快超乎了所有人，甚至我們自身的認知和想像。我記得2008年的時候，一個美國學者有點兒幸災樂禍地說，你們別高興早了，次貸危機你看著我們不行了，到時候這個風暴肯定會衝擊到你們，慢慢的會擴展到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大國。但結果我們做得很好，不管怎麼樣，我們增長率還是9%以上，這的確讓不少美國人感到很吃驚。從美國國內的認知來講，這兩年皮尤中心，還有蓋洛普的調查顯示，美國40%多的人認為，中國已經成為超級大國了；然後還有30%多的人，認為未來中國會成為超級大國。在這些民調中，認為中國已經是或將要成為超級大國的比例都要超過認為美國已經是和將來依舊是超級大國的比例。既然中國的發展突飛猛進，美國自然就要把更多的精力來放在應對中國的挑戰上面，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不必大驚小怪。從這個角度而言，美國亞太戰略調整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有鑒於此，中國也就不必隨之起舞，針鋒相對，而更多地做好自己的事情，儘力處理好於周邊國家以及美國的關係。 　　就整體而言，中美關係正常的基礎並沒有任何本質上的變化，甚至兩國關係還在推進。就近期來講，在經濟低迷狀態下，奧巴馬政府在很多層面需要中國的合作。在維護好自身國家利益的前提下，我們也會尋求與美方在全球和地區的重大問題上的合作。而兩國說的中美「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那是未來的目標，並不是當前中美關係的狀態。

　　楊丹志：中國需有一個清晰、長期穩定的戰略 　　我談一點感想。 　　第一，我覺得中國對美國戰略行為會產生誤判。原因部分在於我們對自己的實力沒有一個清醒的判斷。其實很多學者也強調過，國外更關注的是中國整體實力的上升，對中國國家富了，民眾是不是也富了，國內問題是否都解決了並不關注。我們自身容易自我感覺良好。 　　第二，在戰略上，我個人覺得需要重視這樣一個問題。在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像宋朝，像明清，就是富國弱兵，強調用經濟外交的手段，認為經濟可以解決一切。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的關係，現在暴露出這樣的問題：東南亞國家在經濟上依靠中國，但是安全上依靠美國。周邊國家可能覺得沒有必要跟中國推進安全合作，只要能在經濟上分點紅利就行。 　　第三，我們作為一個地區大國，利益是全球性的，需要有一個清晰、長期，穩定的戰略。我對美國的瞭解不是很多，但感覺美國長於戰略設計，即使出現錯誤和偏差，也能經常修正它的政策，達到危機減小，損失最小化。反過來講，我們是不是能夠承受作出一個戰略行為帶來的風險？有一個長期的清晰的戰略設計，我覺得這是大國必須具備的一種稟賦。當各種突發事件發生之後，應當能在相對短的時間之內，集思廣議，作出一個相對來講最容易操作的，同時最體現大國的風範，又能夠維護大國利益的這樣一種戰略的設計。 　　第四，因為美國強大，作為弱者，中國不安全的感覺是很難以消除的。 　　此外，我覺得美國可能是做老大做的太久了，還是有一種傲慢，不太會理解，像中國這樣一個地區大國有自己的利益訴求。過去我們喜歡打太極，或者說模糊戰略，這其實也不見得對我們有利。有時候美國和一些中小國家可能認為中國堅持戰略模糊，是在背後磨刀。另一方面，由於中國的戰略模糊，部分國家想試試觸犯中國的利益邊界，看中國是否有反擊的意念和決心。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我們需要在戰略上要有一定的清晰度。這又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你搞外交，你要以別人能夠接受的方式，或者別人能夠感知的方式開展。如果說咱們是一套邏輯，它是一套邏輯，你講了也白講。

　　張沱生：通過博弈磨合形成相容合作的框架與機制及規則 　　我來補充幾點。針對美國亞太戰略調整，我認為中國應該有重點地加強在亞太地區的工作力度。今後，中美在地區內的摩擦可能上升，競爭也會上升。這是難以避免的。但我們的目標，卻應是通過與美國的博弈與磨合，逐漸形成兩國在亞太的相容合作框架，建立起雙方控制摩擦衝突的機制，以及雙方行事的規則。 　　劉飛濤：這個確實要經過摩擦與磨合，否則做不成。 　　張沱生：對！但是雙方應儘力避免出現大的摩擦，更要避免發生軍事衝突和對抗。這一點應作為指導思想明確下來。新發表的《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指出，在新形勢下，要努力探索建立和發展新型大國關係，大國間的全面衝突對抗只會造成兩敗俱傷。過去，對於中國到底能不能實現和平崛起，國內也曾經有過不少辯論，現在，和平發展作為一個國家的戰略抉擇，我們已經莊嚴、正式地向全世界宣布了。對此，我們一定要堅定不移。 　　至於對美國重返亞太行動的具體應對，我認為有很多辦法。如果未來美國的行為嚴重干涉、侵犯了中國的核心利益，那我們一定要針鋒相對地鬥爭。但在有些問題上，則可以與美國打太極拳，以柔克剛，讓你打不著或用不上勁。還有一些時候，可以採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做法，TPP是你想著力搞的，我不阻擋你，但我這邊還是為10加3而重點努力。雖然有競爭，但仍可各做各的事，最後雙方也許能形成一定的利益交集點。當然，如果有共同利益，就一定要努力開展合作。 　　郭震遠：我補充一句，「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堅持以我為主」。

　　張沱生：對！我完全同意。再一點就是我們要儘力處理好亞太地區的熱點問題，如台灣問題、朝鮮半島問題、南海問題。在這些問題上，如果我們的方針對頭、有力，處理得好，美國將難以利用和鑽空子，雙方還可能找到合作點。例如在朝鮮半島問題上，中美就有不少合作的領域，甚至在台灣問題上，在防止台獨方面，兩國也可以找到一定的合作空間。 　　第三點，我想在近期，由於美國全面重返亞太的勢頭很猛，又是美國的大選年，我們要把著力點，放在穩定中美關係上，要防止兩國間出現突發事件。中美雙方應通過各種對話，特別是兩軍的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兩國新建立的亞太安全事務磋商，以及去年在戰略經濟對話里建立的戰略安全對話平台，努力把危機管理機制、新的信任措施及行事準則建立起來。這樣，對於控制摩擦、防止衝突，將會大有益處。 　　最後一點，就是近年來，在亞太地區，美國搞了一些小三邊對話，如美日澳、美日韓、美日印等，中國對此有些擔心。但是，為什麼我們不能也這樣做，也主動搞一些小三邊對話呢？最近日本外相提出，希望跟我們搞中美日安全對話，我們敢不敢接？其實，這是我們曾經推動過的，但後來陰錯陽差沒搞起來。不是講要有所作為嗎，在這些方面樹立信心，敢於開展一些對話，就是一種有所作為。除了中美日對話，我們還可以考慮搞中美巴對話。巴基斯坦現在很困難，地位又很重要，怎樣穩定巴基斯坦局勢，對各方都很重要。將來再發展一步，還可以考慮開展中美印對話。其實，這些方面，我們完全可以把思路打開，要敢於有所作為。 　　郭震遠：其他還有什麼補充的？ 　　劉飛濤：美國戰略關注點的東移，有一個因素還要考慮，就是希拉莉個人因素。希拉莉已公開表示即使奧巴馬競選連任成功，也不準備繼續擔任國務卿了，因此她希望留下個人政治遺產。但是現在大家可以看一下，環顧世界各地，中東問題受伊拉克戰爭影響，美國民眾的熱情總是高漲不起來，美國在利比亞問題上已經甘居「背後領導」，即使是令人頭痛的伊朗核問題也只是一小部分人在叫喊，普通民眾不感興趣；阿富汗也是這樣，美國急著要從那裡撤軍；歐洲債務問題不能炒，炒大了要往裡放錢的；東北亞這個地方，六方會談，這麼多年僵在這。唯一可以弄點像樣的遺產的地方就是東南亞，前任國務卿賴斯當年不去東南亞，小布希也不去參加東盟系列峰會，現在希拉莉與奧巴馬撿起來做這個事情。這在美國外交史上就是一個大的突破，這無疑將是希拉莉個人的一個了不起的政績。

　　郭震遠：座談會結語 　　最後我聽了大家這些發言，非常精彩的發言，儘管觀點不盡相同。我有幾個想法，第一個，對美國亞太戰略的調整這個問題，我們應該關注，但是我們要在一個清醒冷靜認識的前提下，來關注這個問題。就是說搞清楚它的戰略意圖，這裡邊既有客觀的，就是亞太地區在整個世界中地位的上升，已經到任何國家都要重視的程度。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把戰略的重點，移向亞太地區，非常正常。何況美國人總說，我本來就是太平洋國家。但是也不否認，確實有針對中國的這個很重要的部分，這是它的戰略意圖。就是說它要維護它的所謂的主導地位，領導地位，它針對誰？那不就針對中國嗎？別的國家不可能被它視為挑戰者。 　　問題還有更重要的第二個方面，就是美國支撐它戰略意圖的能力。這個能力也是既有客觀的，就是美國現在的實力，到底如何？確實它現在比較困難。另外還有一個客觀的，那就是整個亞太地區的局面，已經完全不同於冷戰時期，和冷戰結束的頭20年。世界其他地區，比方說歐洲，比方說中東，整個亞太地區，無論從力量對比，無論從國際關係，亞太地區各國的關係等等，是一個全新的局面。我感覺這是國際關係歷史上沒有過的，就是今日之亞太，有非常多的新問題，新的表現，需要不僅是美國，也包括我們自己來重新認識，不能套用過去的那些東西。那麼在這樣一個情況下，我感覺美國人也想變。剛才你們都講到巧實力問題，我就說美國人，什麼時候講過巧？從來我是老大，霸主，想怎麼著就怎麼著。它要講巧實力了，那正說明它的強權開始不太靈光了。那麼它要講巧，但是當老大時間太長了，它一半會兒扭轉不了這個思維方式，恐怕還要有一個過程，也不排除反對。所以就是說它的戰略意圖和戰略支撐能力之間的差距，這是我們需要冷靜的來判斷的問題。 　　第三個就是說，它對我們的影響。這也是大家考慮最多的，有沒有影響？當然有影響，這個是毫無疑問的。問題就是在：第一，影響的性質是什麼，到底是當年對付蘇聯的那一種對抗式的遏制，還是一種競爭式的關係？我講美國最新對華政策的時候，我說美國的對華政策，在冷戰結束後頭十年，是接觸加遏制，這是美國人都公開說的。後十年到現在，正在逐漸的變為借重加牽制。這個變化沒有完成，剛剛開始，但是我認為這個變化是非常重要的。借重加牽制，和接觸加遏制是有質的區別。我覺得認識到這一點，對於我們該怎麼應對，就有了基本的考慮了。

　　最後一個，就是我們需要作出一個正確的、準確的戰略判斷，在當前來看，真是特別重要。對於我們已經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有效的政策和策略，應該堅定的、毫無動搖的堅持下去。再有一個基本的方針，和平發展，這個是絕對不能動搖的，這是真正符合我們國家，符合我們民族長遠利益和現實利益的。如我剛才講到的，我們千萬不能重犯蘇聯人的戰略錯誤。謝謝大家！ 　　評論員簡介： 　　張沱生：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研究員、學術委員會主任、對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1986年獲中共中央黨校法學碩士學位。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研究員、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國防副武官。主要研究領域為國際與東亞安全、中國對外政策、中美關係、中日關係等。 　　傅夢孜：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助理，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中美關係以及國際政治經濟關係問題等。 　　袁征：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美國外交研究室主任、美國綜合國力與對外戰略分析實驗室首席研究員，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主要從事美國政治與外交的研究。參與完成多項中國社科院重大或重點課題的研究工作，並主持或參與完成外交部、國家發改委等部委委託的內部課題。曾先後在美國斯坦福大學、馬里蘭大學和夏威夷亞太安全中心訪學。至今參與並發表10部論著，近30篇學術論文和超過300篇的國際評論。 　　劉飛濤：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美國研究部副主任，博士，副研究員，曾赴美國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和合作中心客座研究。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中美關係、美國亞太戰略及美國外交思想。 　　楊丹志：2005年7月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法學（國際關係）博士。2005年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現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安全與外交研究室，任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亞太安全和中國周邊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