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美潮
(2011-07-18 11: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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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籤： 尼克松 美國 宋體 中美關係 老布希 262期 | 分類： 封面人物 |
之下，老布希對中國實施了一系列制裁；但他仍設法維護同中國的正常關係，幾次動用總統的否決權反對國會取消或有條件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議案。 金燦榮認為，老布希極有戰略意識。「他始終堅持一個大方向，美國長期利益至上，不為時勢所動，所以肯定中國的價值。我們可以假設，如果當時不是他擔任總統，換一個毛躁一點的，中美可能斷交了，退回到代辦的關係。但他能讓那種關係，雖然艱難，但基本上維持下來了。這就不容易了。」 1992年大選，4月，老布希的支持率被低迷的經濟形勢拉到了39%——一年前海灣戰爭結束時他的支持率高達82%。壓力之下，他同意向台灣出售150架F-16戰鬥機，向沙特出售價值90億美元的F-15戰鬥機。這兩宗交易一宗給了德州的公司，一宗給了加州和密蘇里州的公司，以爭取這3個在大選中非常重要的州。 老布希要駐華大使芮效儉事先轉告中方，希望得到諒解——他想爭取連任成功，再向中國人「作出補償」。 但他沒機會兌現諾言了，11月大選結果揭曉，他被柯林頓打敗了。 2001小布希先抑後揚順應潮流 1980年代末，東歐劇變。之後，蘇聯解體，冷戰終結。美國成為現代史上唯一一個幾乎在每個重要權力領域都建立了首要地位的國家。 這也意味著，對美國來說，中國失去了牽制蘇聯的戰略價值。美國甚至開始盛行「中國崩潰論」。1992年競選總統時柯林頓就說：「中國有一天也會走上東歐和前蘇聯共產黨政權的路。美國必須做它能做的一切來鼓勵這個進程。」 直到1996年5月，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弗表示，美國願意通過接觸而不是對抗來解決分歧，中美關係才開始改善。1997年江澤民訪美，次年柯林頓訪華，兩國視彼此為「建設性戰略夥伴」。此後，儘管發生美國導彈擊中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也沒有影響中美關係重回正軌。1999年11月，兩國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達成雙邊協議。2000年，美國通過了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法案。 2000年，小布希競選總統時曾攻擊柯林頓對中國過於軟弱，就像當年柯林頓攻擊他父親一樣。2001年他入主白宮，中美關係也緊張了一陣。先是發生「撞機事件」，而後美國同意李登輝訪問、陳水扁「過境」，並宣布將向台灣出售武器，甚至公開聲稱要「協防台灣」。但幾個月之後，「9·11」事件迫使美國重新思考對外政策的輕重緩急。美國認定恐怖主義是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中國一變而為反恐的「盟友」、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合作者，兩國又成為「建設性合作關係」。 和柯林頓、小布希先抑後揚不同，奧巴馬一上任就對中國很友好。或許這是因為當他上任時金融危機已經爆發了。中美通力合作，都比預期更早地擺脫了危機。奧巴馬曾向媒體公開表示，中美關係就是美國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國務卿希拉里則稱中美關係是21世紀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美國有戰略家提出了「G2」的概念，認為中美兩國可以攜手共進，取代「八國集團」解決世界經濟問題。 「9·11」和金融危機使小布希和奧巴馬得出了同一個結論：後冷戰時期美國要應對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和金融危機，不可能離開中國的合作獨自擔當。此外，環境和氣候變化、傳染性疾病等全球性問題也需要兩國共同努力。中美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多年，2010年雙邊貿易額超過3800億美元，經濟上互相依賴，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也前所未有，漸成利益共同體。 但中美關係從來都是陰晴不定的。尼克松早就說過，「我們美國人不知道怎樣當世界第二，甚至不知道怎樣當並列第一。」中國本身的崛起也給了美國很大壓力。2009年，中國取代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同年，日本出口第一大市場從美國變成中國，日本民主黨取代自民黨成為執政黨後提出「回歸亞洲」口號。第二年，受金融危機影響輕微的中國GDP超過受損嚴重的日本，比一般預測提前了5年。同時，中國在聯合國、WTO、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也比以前活躍了，在亞洲更成為推動區域合作的重要力量。 所以美國對華政策不外是「合作加防範，接觸加遏制」：在有共同利益的諸多領域合作；同時也要防範中國對美國在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利益提出挑戰。奧巴馬在一些時間一些場合稱中國為夥伴，在另一些時間另一些場合稱中國為競爭對手，甚至提出美國要「重返亞洲」。 不過就像2008年6月時任美國國務卿賴斯訪問中國時說的：「我們有分歧，但是這些分歧並沒有模糊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美國與中國就是必須合作共事,如果我們要解決在國際社會中面臨的許多挑戰的話。」 1972年2月，周恩來總理陪同尼克松總統在杭州遊覽西湖，雙方繼續商談有關兩國聯合公報問題 威爾遜 羅斯福（右）和杜魯門 尼克松（右）與基辛格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編輯部 20世紀之所以常常被稱為「美國世紀」，自然和美國的「全球化進程」有密切關聯。對美國而言，兩次世界大戰既是災難，又是極難得的機遇——對任何其他國家，它們都只是災難。因為美國在戰爭中的決定性力量，它有兩次機會按自己的意願把這個世界塑造成它喜歡的樣子。 第一次它失敗了。威爾遜提出號稱「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計劃」，倡議為永保和平而建立國聯，結果先被歐洲權力政治大打折扣，後被自己的人民否決。首倡國聯的美國反而沒加入國聯。美國人似乎還沒做好「達則兼善天下」的準備，不肯為大西洋彼岸的安全問題多操心。10年後，經濟危機（1929年至1931年）更使其連「獨善其身」也不可得。 第二次它成功了。與上一次不同，美國人沒有再規避責任，決心領導世界。雄才大略的羅斯福將美國對戰後世界秩序承擔主要責任視為理所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關貿總協定、重建的歐洲和日本見證了一個美國經濟資源和價值觀念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被接受的世界，尤其在數十年後蘇聯解體時。 這麼說也許沒錯：在美國的世界秩序構想中，中國的位置一直在變化。中美關係對兩國來說一開始並不那麼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斷遞增，越到後來越是重要。到二戰時已對雙方都有重要意義。 以二戰為界，20世紀的中美關係總有個「第三者」，前半段是日本，後半段是蘇聯，與中、美構成一種「三角關係」。一戰結束之後，為了爭取日本參加國聯，美國在巴黎和會犧牲了中國；二戰時中美卻成了盟友，聯手打敗日本。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倒向蘇聯，受到美國遏制；20年後中美結盟，共同制衡蘇聯。從某種意義上講，兩國直到1990年代才進入了真正的「雙邊關係」，最近10年，更有可能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 美國駐華使節是波動起伏的中美關係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所謂「外交授權有限」，他們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執行者，有時卻也能影響政策。他們一般要請示華盛頓對重大事件的工作指示，不管個人觀點如何堅決奉行白宮和國務院所定的對華政策；但特殊的身份和強烈的個性，對中國的真切接觸和對美國長遠利益的考量，有時使他們越出這界限。從他們的資歷來說，要麼是總統政治性任命的，要麼是外交機構里的職業官員（少數人兼而有之）。一般前者來之前對中國了解不多，但也更少偏見，因為同總統有私密關係，有時可以越過國務院直接向總統陳情；後者常常是會說漢語的「中國通」，遇事更多向國務院請示彙報。 我們選出了美國大使中的5位代表人物，與讀者分享他們的故事： 蒲安臣，先後任美國第13任公使和清朝第一位全權使節，曾代表清政府出使美、英、法、德、俄諸國。 司徒雷登，傳教士，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及《別了，司徒雷登》的主角，他試圖讓新中國同美國合作。 老布希，可能是中國人最熟悉的大使，後來也成為對中國最友好的總統，在關鍵時刻維護了中美關係。 洪博培，已經宣布參加2012年美國大選，他在中國任期雖短，經歷的風雨和收穫的讚譽卻不少。 駱家輝，美國歷史上首位華裔州長，剛剛卸任的商務部長，7月即將到任的駐華大使，他需要在華裔背景和美國利益之間做出微妙平衡。 1919威爾遜犧牲中國綏靖日本 在19世紀，美國的對華政策常常唯英國馬首是瞻，之後隨著實力的不斷增強，對華外交也逐漸獨立。1900年前後，歐洲列強各自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為保護在華利益，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承認列強的勢力範圍和既得權利為前提，要求他們向美國開放。對中國來說，這一政策的正面意義是提出了要「保護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此後三十多年，「門戶開放」成為美國對華關係基本原則。 列強之中，最有超越「門戶開放」、獨佔中國衝動的是日本。 「一戰」爆發，日本利用與英國的結盟，把德國趕出了中國（山東半島）和西太平洋（加羅林、馬里亞納和馬紹爾群島）。此時，歐洲力量在亞洲的影響暫時消退，美國成為惟一能影響中日紛爭的國家。 辛亥革命後，美國是西方列強中最早承認袁世凱政府的，不但派遣著名政治學家和行政學家弗蘭克·古德諾擔任袁世凱的特別顧問，還鼓勵美國銀行家向中國的鐵路和工業投資。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美國表示反對，同時卻承認日本在滿洲等鄰近日本的地區有「特殊利益」。在1917年的《蘭辛-石井協定》中，美國再次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 美國參加一戰後，中國也對德、奧宣戰，期待通過這場形式勝過實質的「戰爭」，沒收兩國在中國的資產，終止與他們的不平等條約。 1918年11月德國投降，一戰結束。1919年1月，戰勝國在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在和會上，日本代表要求將山東的權益無條件讓予日本。中國代表去見威爾遜，希望他主持公道。威爾遜表示：他對日本代表提出如此天真的要求很驚訝，建議中國代表也坦率地陳述中國的主張。 駐華公使芮恩施密切關注著這些情況。在和會召開前，他就致函國務院和威爾遜，強調中國問題必須得到公正解決，「否則我們必須放棄使這個世界免遭軍國主義災難的希望」。威爾遜卻向日本讓步了。巴黎和會的結果是中國空歡喜一場，取代一種不平等的是另一種不平等，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日本繼承。 1945-1949羅斯福與杜魯門盟友撤離中美反目 和一戰時很相似，二戰開始階段美國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次日，美國向日本宣戰；同日，中國也正式對日宣戰，這時中日戰爭已經打了4年。 接下來4年中美進行了一系列合作：雙方達成5億美元的貸款協定，美國將軍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首腦會議，討論對日戰略，《開羅宣言》宣告日本必須歸還中國領土。 羅斯福關於戰後世界的構想中，中國扮演著重要角色。他的「四大警察論」，設想美、英、蘇、中，以類似世界理事會的方式來維持和平。把中國列入四強部分是出於禮貌，部分是因為美國在亞洲需要有一個支持者。因此，美國不顧英國反對，支持中國成為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在時殷弘看來：「羅斯福雄才大略，看到未來，知道亞洲民族主義總是要起來的——本質上是厭惡西方的。這些新興民族主義國家能不能追隨美國，那麼當然，中國很重要，是一個樣板。美國在中國做好了，就可以引導其他亞洲新興國家。另一個戰略意義，是讓中國盟友承擔起亞洲一大部分監管任務。這兩個意義無論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還是在美國的對外關係中，當然都是很重大的。」 如果「四大警察」之一拒絕他的角色又會如何，尤其是當這個不合群的警察恰巧是力量僅次於美國的蘇聯時？羅斯福來不及回答這個問題。1945年4月，日本尚未投降，他就病逝了。 在1945-1950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美國對國共兩黨的態度一開始就有所不同。日本投降當日，杜魯門命令日軍只能向蔣介石政府投降就很說明問題。1946年7月12日——一天前，司徒雷登剛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美國調停國共糾紛失敗後，開始援助蔣介石打內戰。1949年8月發布的美中關係《白皮書》中美國承認抗戰勝利後對蔣介石政府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多達22.5億美元。 但隨著國軍的敗退，1948年末美國開始調整政策，從「阻止中共取勝」變為「阻止中國成為蘇聯附庸」。 1949年初，司徒雷登就開始與各國大使接觸，主張各國外交官留在南京。4月23日南京解放，各
外國使團中只有蘇聯大使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周恩來讓與司徒雷登有師生之誼的黃華去南京軍管會擔任外事處長，與他進行私人接觸。 1949年5月13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司徒雷登的電報中提出了承認中共政府的3個條件：事實上控制國家的領土和行政機關；既有能力又有意願承擔其國際義務；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認可。令美國失望的是一個多月後的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宣稱新中國將奉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方針。據說司徒雷登曾請民盟的羅隆基向中共領導傳話：假如中共對美國和蘇聯採取中立態度，美國可以承認新中國，並提供30至50億美元貸款。而羅隆基得知《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不敢轉達消息，幾年後才說出來。 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美國駐華使館和各地領事館人員留守原地「觀察」中國。1950年1月，中方收回美國在北平的兵營等房產後，美國終於撤走了全部駐華人員。 1972尼克松與基辛格借力中國抗衡蘇聯 朝鮮戰爭、台海危機、敵意的政策使兩國的正常關係中斷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間，雙方長達15年（1955-1970）的大使級會談只是各說各話：中國想要解決台灣問題、被美國凍結的資產；美國勸中國放棄武力統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談判。136次會談只達成了一個協議，西方媒體稱之為「聾子的對話」。 中蘇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國的決策層卻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意識到這是個戰略機會，直到老羅斯福之後美國總統中少有的現實派尼克松走上前台。 1968年9月，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後不久，尼克松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我們必須不斷尋求機會與她談談，也與蘇聯談談。我們必須不只注意是否發生了變化，我們也必須找機會製造變化。」她，指的是中國。 機會來得很快。1969年春天，中蘇兩國發生邊境衝突。當年夏天尼克松做了個不尋常的決定：放棄虛耗時日的中美現行對話機制，引入中國為轉化力量，打破美蘇兩極對峙局面，建構戰略性三角關係。 由於中美都認為蘇聯是比對方更大的威脅，兩國對改善關係很積極。有趣的是中國釋放善意的方式。1970年10月1日，在中國國慶日的觀禮台上，美國記者斯諾被安排在了毛澤東身邊。12月，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表示他願意邀請尼克松訪問中國。中國政府高估了斯諾在美國的影響。事實上，華府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信息，直到後來通過其他管道安排好尼克松訪華之行時才知道有這麼一段公案。 1971年7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轉秘密訪問北京。為了躲避媒體，他先公開訪問了南越、泰國、印度等國，最後在巴基斯坦的歡迎晚宴上假裝肚子痛，被送往總統別墅「治療和修養」。次日凌晨，他登上了飛往北京的專機，專程前來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領航員早已在機內恭候。 由於基辛格訪問印度只用了兩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時間」也不能超過48小時，以免「厚此薄彼」。當天中午專機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就同他進行了會談。開始，基辛格有點緊張，照著事先準備的稿子念，後來看到周恩來面前只放了一張寫著要點的紙，他也收起文件夾侃侃而談起來。結果包括飛機上的時間，只用了17小時就順利完成密訪。雙方約定把尼克松訪華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16日，中美同時公布雙方達成的《公告》。當年10月，聯合國大會恢復中國席位。 據基辛格的回憶，1972年2月，毛澤東見到尼克松時，一開口就是：「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他毫不拖泥帶水地表示，中國不會動用武力對付台灣，「我們可以暫時不去管它，等個一百年吧！」毛澤東身體狀況不佳，不久前還病了一次，原本只準備談一刻鐘，但他靠意志堅持了75分鐘，最後才以詢問時間的方式，暗示會談結束。 2月27日，中美達成《上海公報》，次日發表——其中有一條顯然針對蘇聯：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一年之後，雙方又發布一份公告，同意將共同「抵抗」任何國家在「全球」建立霸權的企圖。 美國與中國合作，蘇聯的最佳選擇只能是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莫斯科原本對安排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峰會反應冷淡，拖拉了一年多；結果，基辛格密訪北京不到一個月，就迫不及待邀請美國總統去莫斯科——安排在尼克松訪問中國僅3個月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這樣解釋尼克松的動機：「尼克松飛過來和毛澤東握手，主要就是因為美國面臨蘇聯的威脅，他要借力，然後他發現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借力點。他就來了，屈尊哪，他世界首強，他主動。另外還有一個小的地緣考慮：他要從越南撤軍，有一個理論上的困難，就是所謂『多米諾骨牌』效應：如果越南被共產主義佔領，東南亞就守不住，東南亞守不住澳洲就守不住。要破解這個困境技術上講有一個環節就是把中國拉過去。」 次年，美國和越南簽署和平協定，美軍撤出了越南。中美雙方互設聯絡處，走向關係正常化。 1989老布希艱難維持中美關係 中國駐芝加哥前總領事王立向記者描述老布希和基辛格的分別：「基辛格跟你見10次也不記得你是誰，老布希見過你一次就認得你了。」這天分顯然對從政有利。 1989年1月，老布希就任美國總統。僅僅一個月後，他的第一次出訪就是到中國——這在美國總統中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代當駐華聯絡處主任那段經歷使他對中國懷有特殊感情。所以他擔任總統後親自主持對華政策，而不是由國務院或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一些美國的中國學家說他就像是「國務院中國處的主管」。黨內的保守派反對他一上任就訪問中國，剛好日本天皇去世，他就利用這機會在參加葬禮後到了中國。 老布希見到了鄧小平，鄧對中美關係感到滿意，又說，戈爾巴喬夫將於5月訪華，談得好的話，中蘇關係也可以正常化，但不可能恢復到1950年代，也就是說中蘇不會結盟。老布希放心了，向鄧保證說，「在我4年任期結束時，中美關係一定比現在更牢固、更好。」 在此之前，中美關係儘管時有波動起伏，總體上比較平穩。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之後，他的後繼者繼續尋求對華關係正常化。1978年12月16日（北京時間）中美發表了《建交公報》，兩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戰略中，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訪問美國；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發表，兩國關係進入了偶有小風波的蜜月期。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1989年初，70%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或極有好感。 可惜對中國最友好的美國總統，恰恰遭遇中美建交後最難處理的局面。布希訪華3個月後，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 6月3日深夜（美國東部時間），老布希獲知北京發生政治風波的消息後，當即給駐華大使李潔明打電話詢問事態。 6月5日早上，尼克松跟老布希通了電話，認為要看長遠，與中國的關係不能斷絕。老布希表示同意。 6月8日，他決定直接跟鄧小平通電話。中國方面表示，中國領導人沒有這樣的習慣。於是，6月20日，他給鄧寫了長信，一開頭就說他是「以一個朋友、一個真正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寫這封信的」。他希望鄧幫助他「維持這種我們都認為非常重要的關係」，除了兩國的大使之外，能有「特殊渠道」保持交往暢通，並問中方是否願意華盛頓派出密使。不到24小時，鄧小平就回了信，歡迎美國特使訪華，並願意親自同特使交談。 通過老布希的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中國領導人收到這樣的消息：老布希決意維護兩國的戰略關係，但他必須顧及美國民眾的情緒。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不會是永久性的，但目前在政治上是必須的。 在國會和輿論的壓力
外國使團中只有蘇聯大使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周恩來讓與司徒雷登有師生之誼的黃華去南京軍管會擔任外事處長，與他進行私人接觸。 1949年5月13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司徒雷登的電報中提出了承認中共政府的3個條件：事實上控制國家的領土和行政機關；既有能力又有意願承擔其國際義務；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認可。令美國失望的是一個多月後的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宣稱新中國將奉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方針。據說司徒雷登曾請民盟的羅隆基向中共領導傳話：假如中共對美國和蘇聯採取中立態度，美國可以承認新中國，並提供30至50億美元貸款。而羅隆基得知《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不敢轉達消息，幾年後才說出來。 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美國駐華使館和各地領事館人員留守原地「觀察」中國。1950年1月，中方收回美國在北平的兵營等房產後，美國終於撤走了全部駐華人員。 1972尼克松與基辛格借力中國抗衡蘇聯 朝鮮戰爭、台海危機、敵意的政策使兩國的正常關係中斷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間，雙方長達15年（1955-1970）的大使級會談只是各說各話：中國想要解決台灣問題、被美國凍結的資產；美國勸中國放棄武力統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談判。136次會談只達成了一個協議，西方媒體稱之為「聾子的對話」。 中蘇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國的決策層卻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意識到這是個戰略機會，直到老羅斯福之後美國總統中少有的現實派尼克松走上前台。 1968年9月，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後不久，尼克松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我們必須不斷尋求機會與她談談，也與蘇聯談談。我們必須不只注意是否發生了變化，我們也必須找機會製造變化。」她，指的是中國。 機會來得很快。1969年春天，中蘇兩國發生邊境衝突。當年夏天尼克松做了個不尋常的決定：放棄虛耗時日的中美現行對話機制，引入中國為轉化力量，打破美蘇兩極對峙局面，建構戰略性三角關係。 由於中美都認為蘇聯是比對方更大的威脅，兩國對改善關係很積極。有趣的是中國釋放善意的方式。1970年10月1日，在中國國慶日的觀禮台上，美國記者斯諾被安排在了毛澤東身邊。12月，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表示他願意邀請尼克松訪問中國。中國政府高估了斯諾在美國的影響。事實上，華府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信息，直到後來通過其他管道安排好尼克松訪華之行時才知道有這麼一段公案。 1971年7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轉秘密訪問北京。為了躲避媒體，他先公開訪問了南越、泰國、印度等國，最後在巴基斯坦的歡迎晚宴上假裝肚子痛，被送往總統別墅「治療和修養」。次日凌晨，他登上了飛往北京的專機，專程前來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領航員早已在機內恭候。 由於基辛格訪問印度只用了兩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時間」也不能超過48小時，以免「厚此薄彼」。當天中午專機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就同他進行了會談。開始，基辛格有點緊張，照著事先準備的稿子念，後來看到周恩來面前只放了一張寫著要點的紙，他也收起文件夾侃侃而談起來。結果包括飛機上的時間，只用了17小時就順利完成密訪。雙方約定把尼克松訪華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16日，中美同時公布雙方達成的《公告》。當年10月，聯合國大會恢復中國席位。 據基辛格的回憶，1972年2月，毛澤東見到尼克松時，一開口就是：「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他毫不拖泥帶水地表示，中國不會動用武力對付台灣，「我們可以暫時不去管它，等個一百年吧！」毛澤東身體狀況不佳，不久前還病了一次，原本只準備談一刻鐘，但他靠意志堅持了75分鐘，最後才以詢問時間的方式，暗示會談結束。 2月27日，中美達成《上海公報》，次日發表——其中有一條顯然針對蘇聯：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一年之後，雙方又發布一份公告，同意將共同「抵抗」任何國家在「全球」建立霸權的企圖。 美國與中國合作，蘇聯的最佳選擇只能是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莫斯科原本對安排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峰會反應冷淡，拖拉了一年多；結果，基辛格密訪北京不到一個月，就迫不及待邀請美國總統去莫斯科——安排在尼克松訪問中國僅3個月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這樣解釋尼克松的動機：「尼克松飛過來和毛澤東握手，主要就是因為美國面臨蘇聯的威脅，他要借力，然後他發現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借力點。他就來了，屈尊哪，他世界首強，他主動。另外還有一個小的地緣考慮：他要從越南撤軍，有一個理論上的困難，就是所謂『多米諾骨牌』效應：如果越南被共產主義佔領，東南亞就守不住，東南亞守不住澳洲就守不住。要破解這個困境技術上講有一個環節就是把中國拉過去。」 次年，美國和越南簽署和平協定，美軍撤出了越南。中美雙方互設聯絡處，走向關係正常化。 1989老布希艱難維持中美關係 中國駐芝加哥前總領事王立向記者描述老布希和基辛格的分別：「基辛格跟你見10次也不記得你是誰，老布希見過你一次就認得你了。」這天分顯然對從政有利。 1989年1月，老布希就任美國總統。僅僅一個月後，他的第一次出訪就是到中國——這在美國總統中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代當駐華聯絡處主任那段經歷使他對中國懷有特殊感情。所以他擔任總統後親自主持對華政策，而不是由國務院或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一些美國的中國學家說他就像是「國務院中國處的主管」。黨內的保守派反對他一上任就訪問中國，剛好日本天皇去世，他就利用這機會在參加葬禮後到了中國。 老布希見到了鄧小平，鄧對中美關係感到滿意，又說，戈爾巴喬夫將於5月訪華，談得好的話，中蘇關係也可以正常化，但不可能恢復到1950年代，也就是說中蘇不會結盟。老布希放心了，向鄧保證說，「在我4年任期結束時，中美關係一定比現在更牢固、更好。」 在此之前，中美關係儘管時有波動起伏，總體上比較平穩。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之後，他的後繼者繼續尋求對華關係正常化。1978年12月16日（北京時間）中美發表了《建交公報》，兩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戰略中，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訪問美國；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發表，兩國關係進入了偶有小風波的蜜月期。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1989年初，70%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或極有好感。 可惜對中國最友好的美國總統，恰恰遭遇中美建交後最難處理的局面。布希訪華3個月後，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 6月3日深夜（美國東部時間），老布希獲知北京發生政治風波的消息後，當即給駐華大使李潔明打電話詢問事態。 6月5日早上，尼克松跟老布希通了電話，認為要看長遠，與中國的關係不能斷絕。老布希表示同意。 6月8日，他決定直接跟鄧小平通電話。中國方面表示，中國領導人沒有這樣的習慣。於是，6月20日，他給鄧寫了長信，一開頭就說他是「以一個朋友、一個真正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寫這封信的」。他希望鄧幫助他「維持這種我們都認為非常重要的關係」，除了兩國的大使之外，能有「特殊渠道」保持交往暢通，並問中方是否願意華盛頓派出密使。不到24小時，鄧小平就回了信，歡迎美國特使訪華，並願意親自同特使交談。 通過老布希的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中國領導人收到這樣的消息：老布希決意維護兩國的戰略關係，但他必須顧及美國民眾的情緒。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不會是永久性的，但目前在政治上是必須的。 在國會和輿論的壓力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編輯部
20世紀之所以常常被稱為「美國世紀」，自然和美國的「全球化進程」有密切關聯。對美國而言，兩次世界大戰既是災難，又是極難得的機遇——對任何其他國家，它們都只是災難。因為美國在戰爭中的決定性力量，它有兩次機會按自己的意願把這個世界塑造成它喜歡的樣子。
外國使團中只有蘇聯大使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周恩來讓與司徒雷登有師生之誼的黃華去南京軍管會擔任外事處長，與他進行私人接觸。 1949年5月13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司徒雷登的電報中提出了承認中共政府的3個條件：事實上控制國家的領土和行政機關；既有能力又有意願承擔其國際義務；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認可。令美國失望的是一個多月後的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宣稱新中國將奉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方針。據說司徒雷登曾請民盟的羅隆基向中共領導傳話：假如中共對美國和蘇聯採取中立態度，美國可以承認新中國，並提供30至50億美元貸款。而羅隆基得知《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不敢轉達消息，幾年後才說出來。 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美國駐華使館和各地領事館人員留守原地「觀察」中國。1950年1月，中方收回美國在北平的兵營等房產後，美國終於撤走了全部駐華人員。 1972尼克松與基辛格借力中國抗衡蘇聯 朝鮮戰爭、台海危機、敵意的政策使兩國的正常關係中斷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間，雙方長達15年（1955-1970）的大使級會談只是各說各話：中國想要解決台灣問題、被美國凍結的資產；美國勸中國放棄武力統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談判。136次會談只達成了一個協議，西方媒體稱之為「聾子的對話」。 中蘇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國的決策層卻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意識到這是個戰略機會，直到老羅斯福之後美國總統中少有的現實派尼克松走上前台。 1968年9月，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後不久，尼克松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我們必須不斷尋求機會與她談談，也與蘇聯談談。我們必須不只注意是否發生了變化，我們也必須找機會製造變化。」她，指的是中國。 機會來得很快。1969年春天，中蘇兩國發生邊境衝突。當年夏天尼克松做了個不尋常的決定：放棄虛耗時日的中美現行對話機制，引入中國為轉化力量，打破美蘇兩極對峙局面，建構戰略性三角關係。 由於中美都認為蘇聯是比對方更大的威脅，兩國對改善關係很積極。有趣的是中國釋放善意的方式。1970年10月1日，在中國國慶日的觀禮台上，美國記者斯諾被安排在了毛澤東身邊。12月，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表示他願意邀請尼克松訪問中國。中國政府高估了斯諾在美國的影響。事實上，華府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信息，直到後來通過其他管道安排好尼克松訪華之行時才知道有這麼一段公案。 1971年7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轉秘密訪問北京。為了躲避媒體，他先公開訪問了南越、泰國、印度等國，最後在巴基斯坦的歡迎晚宴上假裝肚子痛，被送往總統別墅「治療和修養」。次日凌晨，他登上了飛往北京的專機，專程前來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領航員早已在機內恭候。 由於基辛格訪問印度只用了兩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時間」也不能超過48小時，以免「厚此薄彼」。當天中午專機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就同他進行了會談。開始，基辛格有點緊張，照著事先準備的稿子念，後來看到周恩來面前只放了一張寫著要點的紙，他也收起文件夾侃侃而談起來。結果包括飛機上的時間，只用了17小時就順利完成密訪。雙方約定把尼克松訪華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16日，中美同時公布雙方達成的《公告》。當年10月，聯合國大會恢復中國席位。 據基辛格的回憶，1972年2月，毛澤東見到尼克松時，一開口就是：「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他毫不拖泥帶水地表示，中國不會動用武力對付台灣，「我們可以暫時不去管它，等個一百年吧！」毛澤東身體狀況不佳，不久前還病了一次，原本只準備談一刻鐘，但他靠意志堅持了75分鐘，最後才以詢問時間的方式，暗示會談結束。 2月27日，中美達成《上海公報》，次日發表——其中有一條顯然針對蘇聯：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一年之後，雙方又發布一份公告，同意將共同「抵抗」任何國家在「全球」建立霸權的企圖。 美國與中國合作，蘇聯的最佳選擇只能是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莫斯科原本對安排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峰會反應冷淡，拖拉了一年多；結果，基辛格密訪北京不到一個月，就迫不及待邀請美國總統去莫斯科——安排在尼克松訪問中國僅3個月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這樣解釋尼克松的動機：「尼克松飛過來和毛澤東握手，主要就是因為美國面臨蘇聯的威脅，他要借力，然後他發現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借力點。他就來了，屈尊哪，他世界首強，他主動。另外還有一個小的地緣考慮：他要從越南撤軍，有一個理論上的困難，就是所謂『多米諾骨牌』效應：如果越南被共產主義佔領，東南亞就守不住，東南亞守不住澳洲就守不住。要破解這個困境技術上講有一個環節就是把中國拉過去。」 次年，美國和越南簽署和平協定，美軍撤出了越南。中美雙方互設聯絡處，走向關係正常化。 1989老布希艱難維持中美關係 中國駐芝加哥前總領事王立向記者描述老布希和基辛格的分別：「基辛格跟你見10次也不記得你是誰，老布希見過你一次就認得你了。」這天分顯然對從政有利。 1989年1月，老布希就任美國總統。僅僅一個月後，他的第一次出訪就是到中國——這在美國總統中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代當駐華聯絡處主任那段經歷使他對中國懷有特殊感情。所以他擔任總統後親自主持對華政策，而不是由國務院或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一些美國的中國學家說他就像是「國務院中國處的主管」。黨內的保守派反對他一上任就訪問中國，剛好日本天皇去世，他就利用這機會在參加葬禮後到了中國。 老布希見到了鄧小平，鄧對中美關係感到滿意，又說，戈爾巴喬夫將於5月訪華，談得好的話，中蘇關係也可以正常化，但不可能恢復到1950年代，也就是說中蘇不會結盟。老布希放心了，向鄧保證說，「在我4年任期結束時，中美關係一定比現在更牢固、更好。」 在此之前，中美關係儘管時有波動起伏，總體上比較平穩。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之後，他的後繼者繼續尋求對華關係正常化。1978年12月16日（北京時間）中美發表了《建交公報》，兩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戰略中，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訪問美國；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發表，兩國關係進入了偶有小風波的蜜月期。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1989年初，70%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或極有好感。 可惜對中國最友好的美國總統，恰恰遭遇中美建交後最難處理的局面。布希訪華3個月後，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 6月3日深夜（美國東部時間），老布希獲知北京發生政治風波的消息後，當即給駐華大使李潔明打電話詢問事態。 6月5日早上，尼克松跟老布希通了電話，認為要看長遠，與中國的關係不能斷絕。老布希表示同意。 6月8日，他決定直接跟鄧小平通電話。中國方面表示，中國領導人沒有這樣的習慣。於是，6月20日，他給鄧寫了長信，一開頭就說他是「以一個朋友、一個真正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寫這封信的」。他希望鄧幫助他「維持這種我們都認為非常重要的關係」，除了兩國的大使之外，能有「特殊渠道」保持交往暢通，並問中方是否願意華盛頓派出密使。不到24小時，鄧小平就回了信，歡迎美國特使訪華，並願意親自同特使交談。 通過老布希的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中國領導人收到這樣的消息：老布希決意維護兩國的戰略關係，但他必須顧及美國民眾的情緒。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不會是永久性的，但目前在政治上是必須的。 在國會和輿論的壓力第一次它失敗了。威爾遜提出號稱「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計劃」，倡議為永保和平而建立國聯，結果先被歐洲權力政治大打折扣，後被自己的人民否決。首倡國聯的美國反而沒加入國聯。美國人似乎還沒做好「達則兼善天下」的準備，不肯為大西洋彼岸的安全問題多操心。10年後，經濟危機（ 1972年2月，周恩來總理陪同尼克松總統在杭州遊覽西湖，雙方繼續商談有關兩國聯合公報問題 威爾遜 羅斯福（右）和杜魯門 尼克松（右）與基辛格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編輯部 20世紀之所以常常被稱為「美國世紀」，自然和美國的「全球化進程」有密切關聯。對美國而言，兩次世界大戰既是災難，又是極難得的機遇——對任何其他國家，它們都只是災難。因為美國在戰爭中的決定性力量，它有兩次機會按自己的意願把這個世界塑造成它喜歡的樣子。 第一次它失敗了。威爾遜提出號稱「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計劃」，倡議為永保和平而建立國聯，結果先被歐洲權力政治大打折扣，後被自己的人民否決。首倡國聯的美國反而沒加入國聯。美國人似乎還沒做好「達則兼善天下」的準備，不肯為大西洋彼岸的安全問題多操心。10年後，經濟危機（1929年至1931年）更使其連「獨善其身」也不可得。 第二次它成功了。與上一次不同，美國人沒有再規避責任，決心領導世界。雄才大略的羅斯福將美國對戰後世界秩序承擔主要責任視為理所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關貿總協定、重建的歐洲和日本見證了一個美國經濟資源和價值觀念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被接受的世界，尤其在數十年後蘇聯解體時。 這麼說也許沒錯：在美國的世界秩序構想中，中國的位置一直在變化。中美關係對兩國來說一開始並不那麼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斷遞增，越到後來越是重要。到二戰時已對雙方都有重要意義。 以二戰為界，20世紀的中美關係總有個「第三者」，前半段是日本，後半段是蘇聯，與中、美構成一種「三角關係」。一戰結束之後，為了爭取日本參加國聯，美國在巴黎和會犧牲了中國；二戰時中美卻成了盟友，聯手打敗日本。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倒向蘇聯，受到美國遏制；20年後中美結盟，共同制衡蘇聯。從某種意義上講，兩國直到1990年代才進入了真正的「雙邊關係」，最近10年，更有可能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 美國駐華使節是波動起伏的中美關係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所謂「外交授權有限」，他們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執行者，有時卻也能影響政策。他們一般要請示華盛頓對重大事件的工作指示，不管個人觀點如何堅決奉行白宮和國務院所定的對華政策；但特殊的身份和強烈的個性，對中國的真切接觸和對美國長遠利益的考量，有時使他們越出這界限。從他們的資歷來說，要麼是總統政治性任命的，要麼是外交機構里的職業官員（少數人兼而有之）。一般前者來之前對中國了解不多，但也更少偏見，因為同總統有私密關係，有時可以越過國務院直接向總統陳情；後者常常是會說漢語的「中國通」，遇事更多向國務院請示彙報。 我們選出了美國大使中的5位代表人物，與讀者分享他們的故事： 蒲安臣，先後任美國第13任公使和清朝第一位全權使節，曾代表清政府出使美、英、法、德、俄諸國。 司徒雷登，傳教士，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及《別了，司徒雷登》的主角，他試圖讓新中國同美國合作。 老布希，可能是中國人最熟悉的大使，後來也成為對中國最友好的總統，在關鍵時刻維護了中美關係。 洪博培，已經宣布參加2012年美國大選，他在中國任期雖短，經歷的風雨和收穫的讚譽卻不少。 駱家輝，美國歷史上首位華裔州長，剛剛卸任的商務部長，7月即將到任的駐華大使，他需要在華裔背景和美國利益之間做出微妙平衡。 1919威爾遜犧牲中國綏靖日本 在19世紀，美國的對華政策常常唯英國馬首是瞻，之後隨著實力的不斷增強，對華外交也逐漸獨立。1900年前後，歐洲列強各自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為保護在華利益，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承認列強的勢力範圍和既得權利為前提，要求他們向美國開放。對中國來說，這一政策的正面意義是提出了要「保護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此後三十多年，「門戶開放」成為美國對華關係基本原則。 列強之中，最有超越「門戶開放」、獨佔中國衝動的是日本。 「一戰」爆發，日本利用與英國的結盟，把德國趕出了中國（山東半島）和西太平洋（加羅林、馬里亞納和馬紹爾群島）。此時，歐洲力量在亞洲的影響暫時消退，美國成為惟一能影響中日紛爭的國家。 辛亥革命後，美國是西方列強中最早承認袁世凱政府的，不但派遣著名政治學家和行政學家弗蘭克·古德諾擔任袁世凱的特別顧問，還鼓勵美國銀行家向中國的鐵路和工業投資。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美國表示反對，同時卻承認日本在滿洲等鄰近日本的地區有「特殊利益」。在1917年的《蘭辛-石井協定》中，美國再次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 美國參加一戰後，中國也對德、奧宣戰，期待通過這場形式勝過實質的「戰爭」，沒收兩國在中國的資產，終止與他們的不平等條約。 1918年11月德國投降，一戰結束。1919年1月，戰勝國在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在和會上，日本代表要求將山東的權益無條件讓予日本。中國代表去見威爾遜，希望他主持公道。威爾遜表示：他對日本代表提出如此天真的要求很驚訝，建議中國代表也坦率地陳述中國的主張。 駐華公使芮恩施密切關注著這些情況。在和會召開前，他就致函國務院和威爾遜，強調中國問題必須得到公正解決，「否則我們必須放棄使這個世界免遭軍國主義災難的希望」。威爾遜卻向日本讓步了。巴黎和會的結果是中國空歡喜一場，取代一種不平等的是另一種不平等，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日本繼承。 1945-1949羅斯福與杜魯門盟友撤離中美反目 和一戰時很相似，二戰開始階段美國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次日，美國向日本宣戰；同日，中國也正式對日宣戰，這時中日戰爭已經打了4年。 接下來4年中美進行了一系列合作：雙方達成5億美元的貸款協定，美國將軍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首腦會議，討論對日戰略，《開羅宣言》宣告日本必須歸還中國領土。 羅斯福關於戰後世界的構想中，中國扮演著重要角色。他的「四大警察論」，設想美、英、蘇、中，以類似世界理事會的方式來維持和平。把中國列入四強部分是出於禮貌，部分是因為美國在亞洲需要有一個支持者。因此，美國不顧英國反對，支持中國成為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在時殷弘看來：「羅斯福雄才大略，看到未來，知道亞洲民族主義總是要起來的——本質上是厭惡西方的。這些新興民族主義國家能不能追隨美國，那麼當然，中國很重要，是一個樣板。美國在中國做好了，就可以引導其他亞洲新興國家。另一個戰略意義，是讓中國盟友承擔起亞洲一大部分監管任務。這兩個意義無論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還是在美國的對外關係中，當然都是很重大的。」 如果「四大警察」之一拒絕他的角色又會如何，尤其是當這個不合群的警察恰巧是力量僅次於美國的蘇聯時？羅斯福來不及回答這個問題。1945年4月，日本尚未投降，他就病逝了。 在1945-1950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美國對國共兩黨的態度一開始就有所不同。日本投降當日，杜魯門命令日軍只能向蔣介石政府投降就很說明問題。1946年7月12日——一天前，司徒雷登剛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美國調停國共糾紛失敗後，開始援助蔣介石打內戰。1949年8月發布的美中關係《白皮書》中美國承認抗戰勝利後對蔣介石政府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多達22.5億美元。 但隨著國軍的敗退，1948年末美國開始調整政策，從「阻止中共取勝」變為「阻止中國成為蘇聯附庸」。 1949年初，司徒雷登就開始與各國大使接觸，主張各國外交官留在南京。4月23日南京解放，各1929年至1931年）更使其連「獨善其身」也不可得。
第二次它成功了。與上一次不同，美國人沒有再規避責任，決心領導世界。雄才大略的羅斯福將美國對戰後世界秩序承擔主要責任視為理所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關貿總協定、重建的歐洲和日本見證了一個美國經濟資源和價值觀念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被接受的世界，尤其在數十年後蘇聯解體時。
1972年2月，周恩來總理陪同尼克松總統在杭州遊覽西湖，雙方繼續商談有關兩國聯合公報問題 威爾遜 羅斯福（右）和杜魯門 尼克松（右）與基辛格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編輯部 20世紀之所以常常被稱為「美國世紀」，自然和美國的「全球化進程」有密切關聯。對美國而言，兩次世界大戰既是災難，又是極難得的機遇——對任何其他國家，它們都只是災難。因為美國在戰爭中的決定性力量，它有兩次機會按自己的意願把這個世界塑造成它喜歡的樣子。 第一次它失敗了。威爾遜提出號稱「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計劃」，倡議為永保和平而建立國聯，結果先被歐洲權力政治大打折扣，後被自己的人民否決。首倡國聯的美國反而沒加入國聯。美國人似乎還沒做好「達則兼善天下」的準備，不肯為大西洋彼岸的安全問題多操心。10年後，經濟危機（1929年至1931年）更使其連「獨善其身」也不可得。 第二次它成功了。與上一次不同，美國人沒有再規避責任，決心領導世界。雄才大略的羅斯福將美國對戰後世界秩序承擔主要責任視為理所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關貿總協定、重建的歐洲和日本見證了一個美國經濟資源和價值觀念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被接受的世界，尤其在數十年後蘇聯解體時。 這麼說也許沒錯：在美國的世界秩序構想中，中國的位置一直在變化。中美關係對兩國來說一開始並不那麼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斷遞增，越到後來越是重要。到二戰時已對雙方都有重要意義。 以二戰為界，20世紀的中美關係總有個「第三者」，前半段是日本，後半段是蘇聯，與中、美構成一種「三角關係」。一戰結束之後，為了爭取日本參加國聯，美國在巴黎和會犧牲了中國；二戰時中美卻成了盟友，聯手打敗日本。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倒向蘇聯，受到美國遏制；20年後中美結盟，共同制衡蘇聯。從某種意義上講，兩國直到1990年代才進入了真正的「雙邊關係」，最近10年，更有可能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 美國駐華使節是波動起伏的中美關係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所謂「外交授權有限」，他們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執行者，有時卻也能影響政策。他們一般要請示華盛頓對重大事件的工作指示，不管個人觀點如何堅決奉行白宮和國務院所定的對華政策；但特殊的身份和強烈的個性，對中國的真切接觸和對美國長遠利益的考量，有時使他們越出這界限。從他們的資歷來說，要麼是總統政治性任命的，要麼是外交機構里的職業官員（少數人兼而有之）。一般前者來之前對中國了解不多，但也更少偏見，因為同總統有私密關係，有時可以越過國務院直接向總統陳情；後者常常是會說漢語的「中國通」，遇事更多向國務院請示彙報。 我們選出了美國大使中的5位代表人物，與讀者分享他們的故事： 蒲安臣，先後任美國第13任公使和清朝第一位全權使節，曾代表清政府出使美、英、法、德、俄諸國。 司徒雷登，傳教士，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及《別了，司徒雷登》的主角，他試圖讓新中國同美國合作。 老布希，可能是中國人最熟悉的大使，後來也成為對中國最友好的總統，在關鍵時刻維護了中美關係。 洪博培，已經宣布參加2012年美國大選，他在中國任期雖短，經歷的風雨和收穫的讚譽卻不少。 駱家輝，美國歷史上首位華裔州長，剛剛卸任的商務部長，7月即將到任的駐華大使，他需要在華裔背景和美國利益之間做出微妙平衡。 1919威爾遜犧牲中國綏靖日本 在19世紀，美國的對華政策常常唯英國馬首是瞻，之後隨著實力的不斷增強，對華外交也逐漸獨立。1900年前後，歐洲列強各自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為保護在華利益，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承認列強的勢力範圍和既得權利為前提，要求他們向美國開放。對中國來說，這一政策的正面意義是提出了要「保護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此後三十多年，「門戶開放」成為美國對華關係基本原則。 列強之中，最有超越「門戶開放」、獨佔中國衝動的是日本。 「一戰」爆發，日本利用與英國的結盟，把德國趕出了中國（山東半島）和西太平洋（加羅林、馬里亞納和馬紹爾群島）。此時，歐洲力量在亞洲的影響暫時消退，美國成為惟一能影響中日紛爭的國家。 辛亥革命後，美國是西方列強中最早承認袁世凱政府的，不但派遣著名政治學家和行政學家弗蘭克·古德諾擔任袁世凱的特別顧問，還鼓勵美國銀行家向中國的鐵路和工業投資。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美國表示反對，同時卻承認日本在滿洲等鄰近日本的地區有「特殊利益」。在1917年的《蘭辛-石井協定》中，美國再次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 美國參加一戰後，中國也對德、奧宣戰，期待通過這場形式勝過實質的「戰爭」，沒收兩國在中國的資產，終止與他們的不平等條約。 1918年11月德國投降，一戰結束。1919年1月，戰勝國在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在和會上，日本代表要求將山東的權益無條件讓予日本。中國代表去見威爾遜，希望他主持公道。威爾遜表示：他對日本代表提出如此天真的要求很驚訝，建議中國代表也坦率地陳述中國的主張。 駐華公使芮恩施密切關注著這些情況。在和會召開前，他就致函國務院和威爾遜，強調中國問題必須得到公正解決，「否則我們必須放棄使這個世界免遭軍國主義災難的希望」。威爾遜卻向日本讓步了。巴黎和會的結果是中國空歡喜一場，取代一種不平等的是另一種不平等，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日本繼承。 1945-1949羅斯福與杜魯門盟友撤離中美反目 和一戰時很相似，二戰開始階段美國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次日，美國向日本宣戰；同日，中國也正式對日宣戰，這時中日戰爭已經打了4年。 接下來4年中美進行了一系列合作：雙方達成5億美元的貸款協定，美國將軍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首腦會議，討論對日戰略，《開羅宣言》宣告日本必須歸還中國領土。 羅斯福關於戰後世界的構想中，中國扮演著重要角色。他的「四大警察論」，設想美、英、蘇、中，以類似世界理事會的方式來維持和平。把中國列入四強部分是出於禮貌，部分是因為美國在亞洲需要有一個支持者。因此，美國不顧英國反對，支持中國成為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在時殷弘看來：「羅斯福雄才大略，看到未來，知道亞洲民族主義總是要起來的——本質上是厭惡西方的。這些新興民族主義國家能不能追隨美國，那麼當然，中國很重要，是一個樣板。美國在中國做好了，就可以引導其他亞洲新興國家。另一個戰略意義，是讓中國盟友承擔起亞洲一大部分監管任務。這兩個意義無論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還是在美國的對外關係中，當然都是很重大的。」 如果「四大警察」之一拒絕他的角色又會如何，尤其是當這個不合群的警察恰巧是力量僅次於美國的蘇聯時？羅斯福來不及回答這個問題。1945年4月，日本尚未投降，他就病逝了。 在1945-1950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美國對國共兩黨的態度一開始就有所不同。日本投降當日，杜魯門命令日軍只能向蔣介石政府投降就很說明問題。1946年7月12日——一天前，司徒雷登剛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美國調停國共糾紛失敗後，開始援助蔣介石打內戰。1949年8月發布的美中關係《白皮書》中美國承認抗戰勝利後對蔣介石政府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多達22.5億美元。 但隨著國軍的敗退，1948年末美國開始調整政策，從「阻止中共取勝」變為「阻止中國成為蘇聯附庸」。 1949年初，司徒雷登就開始與各國大使接觸，主張各國外交官留在南京。4月23日南京解放，各這麼說也許沒錯：在美國的世界秩序構想中，中國的位置一直在變化。中美關係對兩國來說一開始並不那麼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斷遞增，越到後來越是重要。到二戰時已對雙方都有重要意義。
之下，老布希對中國實施了一系列制裁；但他仍設法維護同中國的正常關係，幾次動用總統的否決權反對國會取消或有條件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議案。 金燦榮認為，老布希極有戰略意識。「他始終堅持一個大方向，美國長期利益至上，不為時勢所動，所以肯定中國的價值。我們可以假設，如果當時不是他擔任總統，換一個毛躁一點的，中美可能斷交了，退回到代辦的關係。但他能讓那種關係，雖然艱難，但基本上維持下來了。這就不容易了。」 1992年大選，4月，老布希的支持率被低迷的經濟形勢拉到了39%——一年前海灣戰爭結束時他的支持率高達82%。壓力之下，他同意向台灣出售150架F-16戰鬥機，向沙特出售價值90億美元的F-15戰鬥機。這兩宗交易一宗給了德州的公司，一宗給了加州和密蘇里州的公司，以爭取這3個在大選中非常重要的州。 老布希要駐華大使芮效儉事先轉告中方，希望得到諒解——他想爭取連任成功，再向中國人「作出補償」。 但他沒機會兌現諾言了，11月大選結果揭曉，他被柯林頓打敗了。 2001小布希先抑後揚順應潮流 1980年代末，東歐劇變。之後，蘇聯解體，冷戰終結。美國成為現代史上唯一一個幾乎在每個重要權力領域都建立了首要地位的國家。 這也意味著，對美國來說，中國失去了牽制蘇聯的戰略價值。美國甚至開始盛行「中國崩潰論」。1992年競選總統時柯林頓就說：「中國有一天也會走上東歐和前蘇聯共產黨政權的路。美國必須做它能做的一切來鼓勵這個進程。」 直到1996年5月，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弗表示，美國願意通過接觸而不是對抗來解決分歧，中美關係才開始改善。1997年江澤民訪美，次年柯林頓訪華，兩國視彼此為「建設性戰略夥伴」。此後，儘管發生美國導彈擊中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也沒有影響中美關係重回正軌。1999年11月，兩國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達成雙邊協議。2000年，美國通過了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法案。 2000年，小布希競選總統時曾攻擊柯林頓對中國過於軟弱，就像當年柯林頓攻擊他父親一樣。2001年他入主白宮，中美關係也緊張了一陣。先是發生「撞機事件」，而後美國同意李登輝訪問、陳水扁「過境」，並宣布將向台灣出售武器，甚至公開聲稱要「協防台灣」。但幾個月之後，「9·11」事件迫使美國重新思考對外政策的輕重緩急。美國認定恐怖主義是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中國一變而為反恐的「盟友」、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合作者，兩國又成為「建設性合作關係」。 和柯林頓、小布希先抑後揚不同，奧巴馬一上任就對中國很友好。或許這是因為當他上任時金融危機已經爆發了。中美通力合作，都比預期更早地擺脫了危機。奧巴馬曾向媒體公開表示，中美關係就是美國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國務卿希拉里則稱中美關係是21世紀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美國有戰略家提出了「G2」的概念，認為中美兩國可以攜手共進，取代「八國集團」解決世界經濟問題。 「9·11」和金融危機使小布希和奧巴馬得出了同一個結論：後冷戰時期美國要應對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和金融危機，不可能離開中國的合作獨自擔當。此外，環境和氣候變化、傳染性疾病等全球性問題也需要兩國共同努力。中美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多年，2010年雙邊貿易額超過3800億美元，經濟上互相依賴，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也前所未有，漸成利益共同體。 但中美關係從來都是陰晴不定的。尼克松早就說過，「我們美國人不知道怎樣當世界第二，甚至不知道怎樣當並列第一。」中國本身的崛起也給了美國很大壓力。2009年，中國取代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同年，日本出口第一大市場從美國變成中國，日本民主黨取代自民黨成為執政黨後提出「回歸亞洲」口號。第二年，受金融危機影響輕微的中國GDP超過受損嚴重的日本，比一般預測提前了5年。同時，中國在聯合國、WTO、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也比以前活躍了，在亞洲更成為推動區域合作的重要力量。 所以美國對華政策不外是「合作加防範，接觸加遏制」：在有共同利益的諸多領域合作；同時也要防範中國對美國在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利益提出挑戰。奧巴馬在一些時間一些場合稱中國為夥伴，在另一些時間另一些場合稱中國為競爭對手，甚至提出美國要「重返亞洲」。 不過就像2008年6月時任美國國務卿賴斯訪問中國時說的：「我們有分歧，但是這些分歧並沒有模糊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美國與中國就是必須合作共事,如果我們要解決在國際社會中面臨的許多挑戰的話。」 以二戰為界，20世紀的中美關係總有個「第三者」，前半段是日本，後半段是蘇聯，與中、美構成一種「三角關係」。一戰結束之後，為了爭取日本參加國聯，美國在巴黎和會犧牲了中國；二戰時中美卻成了盟友，聯手打敗日本。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倒向蘇聯，受到美國遏制；20年後中美結盟，共同制衡蘇聯。從某種意義上講，兩國直到1990年代才進入了真正的「雙邊關係」，最近10年，更有可能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
1972年2月，周恩來總理陪同尼克松總統在杭州遊覽西湖，雙方繼續商談有關兩國聯合公報問題 威爾遜 羅斯福（右）和杜魯門 尼克松（右）與基辛格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編輯部 20世紀之所以常常被稱為「美國世紀」，自然和美國的「全球化進程」有密切關聯。對美國而言，兩次世界大戰既是災難，又是極難得的機遇——對任何其他國家，它們都只是災難。因為美國在戰爭中的決定性力量，它有兩次機會按自己的意願把這個世界塑造成它喜歡的樣子。 第一次它失敗了。威爾遜提出號稱「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計劃」，倡議為永保和平而建立國聯，結果先被歐洲權力政治大打折扣，後被自己的人民否決。首倡國聯的美國反而沒加入國聯。美國人似乎還沒做好「達則兼善天下」的準備，不肯為大西洋彼岸的安全問題多操心。10年後，經濟危機（1929年至1931年）更使其連「獨善其身」也不可得。 第二次它成功了。與上一次不同，美國人沒有再規避責任，決心領導世界。雄才大略的羅斯福將美國對戰後世界秩序承擔主要責任視為理所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關貿總協定、重建的歐洲和日本見證了一個美國經濟資源和價值觀念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被接受的世界，尤其在數十年後蘇聯解體時。 這麼說也許沒錯：在美國的世界秩序構想中，中國的位置一直在變化。中美關係對兩國來說一開始並不那麼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斷遞增，越到後來越是重要。到二戰時已對雙方都有重要意義。 以二戰為界，20世紀的中美關係總有個「第三者」，前半段是日本，後半段是蘇聯，與中、美構成一種「三角關係」。一戰結束之後，為了爭取日本參加國聯，美國在巴黎和會犧牲了中國；二戰時中美卻成了盟友，聯手打敗日本。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倒向蘇聯，受到美國遏制；20年後中美結盟，共同制衡蘇聯。從某種意義上講，兩國直到1990年代才進入了真正的「雙邊關係」，最近10年，更有可能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 美國駐華使節是波動起伏的中美關係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所謂「外交授權有限」，他們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執行者，有時卻也能影響政策。他們一般要請示華盛頓對重大事件的工作指示，不管個人觀點如何堅決奉行白宮和國務院所定的對華政策；但特殊的身份和強烈的個性，對中國的真切接觸和對美國長遠利益的考量，有時使他們越出這界限。從他們的資歷來說，要麼是總統政治性任命的，要麼是外交機構里的職業官員（少數人兼而有之）。一般前者來之前對中國了解不多，但也更少偏見，因為同總統有私密關係，有時可以越過國務院直接向總統陳情；後者常常是會說漢語的「中國通」，遇事更多向國務院請示彙報。 我們選出了美國大使中的5位代表人物，與讀者分享他們的故事： 蒲安臣，先後任美國第13任公使和清朝第一位全權使節，曾代表清政府出使美、英、法、德、俄諸國。 司徒雷登，傳教士，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及《別了，司徒雷登》的主角，他試圖讓新中國同美國合作。 老布希，可能是中國人最熟悉的大使，後來也成為對中國最友好的總統，在關鍵時刻維護了中美關係。 洪博培，已經宣布參加2012年美國大選，他在中國任期雖短，經歷的風雨和收穫的讚譽卻不少。 駱家輝，美國歷史上首位華裔州長，剛剛卸任的商務部長，7月即將到任的駐華大使，他需要在華裔背景和美國利益之間做出微妙平衡。 1919威爾遜犧牲中國綏靖日本 在19世紀，美國的對華政策常常唯英國馬首是瞻，之後隨著實力的不斷增強，對華外交也逐漸獨立。1900年前後，歐洲列強各自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為保護在華利益，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承認列強的勢力範圍和既得權利為前提，要求他們向美國開放。對中國來說，這一政策的正面意義是提出了要「保護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此後三十多年，「門戶開放」成為美國對華關係基本原則。 列強之中，最有超越「門戶開放」、獨佔中國衝動的是日本。 「一戰」爆發，日本利用與英國的結盟，把德國趕出了中國（山東半島）和西太平洋（加羅林、馬里亞納和馬紹爾群島）。此時，歐洲力量在亞洲的影響暫時消退，美國成為惟一能影響中日紛爭的國家。 辛亥革命後，美國是西方列強中最早承認袁世凱政府的，不但派遣著名政治學家和行政學家弗蘭克·古德諾擔任袁世凱的特別顧問，還鼓勵美國銀行家向中國的鐵路和工業投資。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美國表示反對，同時卻承認日本在滿洲等鄰近日本的地區有「特殊利益」。在1917年的《蘭辛-石井協定》中，美國再次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 美國參加一戰後，中國也對德、奧宣戰，期待通過這場形式勝過實質的「戰爭」，沒收兩國在中國的資產，終止與他們的不平等條約。 1918年11月德國投降，一戰結束。1919年1月，戰勝國在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在和會上，日本代表要求將山東的權益無條件讓予日本。中國代表去見威爾遜，希望他主持公道。威爾遜表示：他對日本代表提出如此天真的要求很驚訝，建議中國代表也坦率地陳述中國的主張。 駐華公使芮恩施密切關注著這些情況。在和會召開前，他就致函國務院和威爾遜，強調中國問題必須得到公正解決，「否則我們必須放棄使這個世界免遭軍國主義災難的希望」。威爾遜卻向日本讓步了。巴黎和會的結果是中國空歡喜一場，取代一種不平等的是另一種不平等，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日本繼承。 1945-1949羅斯福與杜魯門盟友撤離中美反目 和一戰時很相似，二戰開始階段美國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次日，美國向日本宣戰；同日，中國也正式對日宣戰，這時中日戰爭已經打了4年。 接下來4年中美進行了一系列合作：雙方達成5億美元的貸款協定，美國將軍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首腦會議，討論對日戰略，《開羅宣言》宣告日本必須歸還中國領土。 羅斯福關於戰後世界的構想中，中國扮演著重要角色。他的「四大警察論」，設想美、英、蘇、中，以類似世界理事會的方式來維持和平。把中國列入四強部分是出於禮貌，部分是因為美國在亞洲需要有一個支持者。因此，美國不顧英國反對，支持中國成為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在時殷弘看來：「羅斯福雄才大略，看到未來，知道亞洲民族主義總是要起來的——本質上是厭惡西方的。這些新興民族主義國家能不能追隨美國，那麼當然，中國很重要，是一個樣板。美國在中國做好了，就可以引導其他亞洲新興國家。另一個戰略意義，是讓中國盟友承擔起亞洲一大部分監管任務。這兩個意義無論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還是在美國的對外關係中，當然都是很重大的。」 如果「四大警察」之一拒絕他的角色又會如何，尤其是當這個不合群的警察恰巧是力量僅次於美國的蘇聯時？羅斯福來不及回答這個問題。1945年4月，日本尚未投降，他就病逝了。 在1945-1950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美國對國共兩黨的態度一開始就有所不同。日本投降當日，杜魯門命令日軍只能向蔣介石政府投降就很說明問題。1946年7月12日——一天前，司徒雷登剛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美國調停國共糾紛失敗後，開始援助蔣介石打內戰。1949年8月發布的美中關係《白皮書》中美國承認抗戰勝利後對蔣介石政府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多達22.5億美元。 但隨著國軍的敗退，1948年末美國開始調整政策，從「阻止中共取勝」變為「阻止中國成為蘇聯附庸」。 1949年初，司徒雷登就開始與各國大使接觸，主張各國外交官留在南京。4月23日南京解放，各美國駐華使節是波動起伏的中美關係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外國使團中只有蘇聯大使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周恩來讓與司徒雷登有師生之誼的黃華去南京軍管會擔任外事處長，與他進行私人接觸。 1949年5月13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司徒雷登的電報中提出了承認中共政府的3個條件：事實上控制國家的領土和行政機關；既有能力又有意願承擔其國際義務；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認可。令美國失望的是一個多月後的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宣稱新中國將奉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方針。據說司徒雷登曾請民盟的羅隆基向中共領導傳話：假如中共對美國和蘇聯採取中立態度，美國可以承認新中國，並提供30至50億美元貸款。而羅隆基得知《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不敢轉達消息，幾年後才說出來。 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美國駐華使館和各地領事館人員留守原地「觀察」中國。1950年1月，中方收回美國在北平的兵營等房產後，美國終於撤走了全部駐華人員。 1972尼克松與基辛格借力中國抗衡蘇聯 朝鮮戰爭、台海危機、敵意的政策使兩國的正常關係中斷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間，雙方長達15年（1955-1970）的大使級會談只是各說各話：中國想要解決台灣問題、被美國凍結的資產；美國勸中國放棄武力統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談判。136次會談只達成了一個協議，西方媒體稱之為「聾子的對話」。 中蘇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國的決策層卻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意識到這是個戰略機會，直到老羅斯福之後美國總統中少有的現實派尼克松走上前台。 1968年9月，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後不久，尼克松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我們必須不斷尋求機會與她談談，也與蘇聯談談。我們必須不只注意是否發生了變化，我們也必須找機會製造變化。」她，指的是中國。 機會來得很快。1969年春天，中蘇兩國發生邊境衝突。當年夏天尼克松做了個不尋常的決定：放棄虛耗時日的中美現行對話機制，引入中國為轉化力量，打破美蘇兩極對峙局面，建構戰略性三角關係。 由於中美都認為蘇聯是比對方更大的威脅，兩國對改善關係很積極。有趣的是中國釋放善意的方式。1970年10月1日，在中國國慶日的觀禮台上，美國記者斯諾被安排在了毛澤東身邊。12月，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表示他願意邀請尼克松訪問中國。中國政府高估了斯諾在美國的影響。事實上，華府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信息，直到後來通過其他管道安排好尼克松訪華之行時才知道有這麼一段公案。 1971年7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轉秘密訪問北京。為了躲避媒體，他先公開訪問了南越、泰國、印度等國，最後在巴基斯坦的歡迎晚宴上假裝肚子痛，被送往總統別墅「治療和修養」。次日凌晨，他登上了飛往北京的專機，專程前來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領航員早已在機內恭候。 由於基辛格訪問印度只用了兩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時間」也不能超過48小時，以免「厚此薄彼」。當天中午專機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就同他進行了會談。開始，基辛格有點緊張，照著事先準備的稿子念，後來看到周恩來面前只放了一張寫著要點的紙，他也收起文件夾侃侃而談起來。結果包括飛機上的時間，只用了17小時就順利完成密訪。雙方約定把尼克松訪華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16日，中美同時公布雙方達成的《公告》。當年10月，聯合國大會恢復中國席位。 據基辛格的回憶，1972年2月，毛澤東見到尼克松時，一開口就是：「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他毫不拖泥帶水地表示，中國不會動用武力對付台灣，「我們可以暫時不去管它，等個一百年吧！」毛澤東身體狀況不佳，不久前還病了一次，原本只準備談一刻鐘，但他靠意志堅持了75分鐘，最後才以詢問時間的方式，暗示會談結束。 2月27日，中美達成《上海公報》，次日發表——其中有一條顯然針對蘇聯：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一年之後，雙方又發布一份公告，同意將共同「抵抗」任何國家在「全球」建立霸權的企圖。 美國與中國合作，蘇聯的最佳選擇只能是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莫斯科原本對安排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峰會反應冷淡，拖拉了一年多；結果，基辛格密訪北京不到一個月，就迫不及待邀請美國總統去莫斯科——安排在尼克松訪問中國僅3個月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這樣解釋尼克松的動機：「尼克松飛過來和毛澤東握手，主要就是因為美國面臨蘇聯的威脅，他要借力，然後他發現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借力點。他就來了，屈尊哪，他世界首強，他主動。另外還有一個小的地緣考慮：他要從越南撤軍，有一個理論上的困難，就是所謂『多米諾骨牌』效應：如果越南被共產主義佔領，東南亞就守不住，東南亞守不住澳洲就守不住。要破解這個困境技術上講有一個環節就是把中國拉過去。」 次年，美國和越南簽署和平協定，美軍撤出了越南。中美雙方互設聯絡處，走向關係正常化。 1989老布希艱難維持中美關係 中國駐芝加哥前總領事王立向記者描述老布希和基辛格的分別：「基辛格跟你見10次也不記得你是誰，老布希見過你一次就認得你了。」這天分顯然對從政有利。 1989年1月，老布希就任美國總統。僅僅一個月後，他的第一次出訪就是到中國——這在美國總統中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代當駐華聯絡處主任那段經歷使他對中國懷有特殊感情。所以他擔任總統後親自主持對華政策，而不是由國務院或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一些美國的中國學家說他就像是「國務院中國處的主管」。黨內的保守派反對他一上任就訪問中國，剛好日本天皇去世，他就利用這機會在參加葬禮後到了中國。 老布希見到了鄧小平，鄧對中美關係感到滿意，又說，戈爾巴喬夫將於5月訪華，談得好的話，中蘇關係也可以正常化，但不可能恢復到1950年代，也就是說中蘇不會結盟。老布希放心了，向鄧保證說，「在我4年任期結束時，中美關係一定比現在更牢固、更好。」 在此之前，中美關係儘管時有波動起伏，總體上比較平穩。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之後，他的後繼者繼續尋求對華關係正常化。1978年12月16日（北京時間）中美發表了《建交公報》，兩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戰略中，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訪問美國；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發表，兩國關係進入了偶有小風波的蜜月期。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1989年初，70%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或極有好感。 可惜對中國最友好的美國總統，恰恰遭遇中美建交後最難處理的局面。布希訪華3個月後，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 6月3日深夜（美國東部時間），老布希獲知北京發生政治風波的消息後，當即給駐華大使李潔明打電話詢問事態。 6月5日早上，尼克松跟老布希通了電話，認為要看長遠，與中國的關係不能斷絕。老布希表示同意。 6月8日，他決定直接跟鄧小平通電話。中國方面表示，中國領導人沒有這樣的習慣。於是，6月20日，他給鄧寫了長信，一開頭就說他是「以一個朋友、一個真正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寫這封信的」。他希望鄧幫助他「維持這種我們都認為非常重要的關係」，除了兩國的大使之外，能有「特殊渠道」保持交往暢通，並問中方是否願意華盛頓派出密使。不到24小時，鄧小平就回了信，歡迎美國特使訪華，並願意親自同特使交談。 通過老布希的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中國領導人收到這樣的消息：老布希決意維護兩國的戰略關係，但他必須顧及美國民眾的情緒。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不會是永久性的，但目前在政治上是必須的。 在國會和輿論的壓力所謂「外交授權有限」，他們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執行者，有時卻也能影響政策。他們一般要請示華盛頓對重大事件的工作指示，不管個人觀點如何堅決奉行白宮和國務院所定的對華政策；但特殊的身份和強烈的個性，對中國的真切接觸和對美國長遠利益的考量，有時使他們越出這界限。從他們的資歷來說，要麼是總統政治性任命的，要麼是外交機構里的職業官員（少數人兼而有之）。一般前者來之前對中國了解不多，但也更少偏見，因為同總統有私密關係，有時可以越過國務院直接向總統陳情；後者常常是會說漢語的「中國通」，遇事更多向國務院請示彙報。
我們選出了美國大使中的 1972年2月，周恩來總理陪同尼克松總統在杭州遊覽西湖，雙方繼續商談有關兩國聯合公報問題 威爾遜 羅斯福（右）和杜魯門 尼克松（右）與基辛格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編輯部 20世紀之所以常常被稱為「美國世紀」，自然和美國的「全球化進程」有密切關聯。對美國而言，兩次世界大戰既是災難，又是極難得的機遇——對任何其他國家，它們都只是災難。因為美國在戰爭中的決定性力量，它有兩次機會按自己的意願把這個世界塑造成它喜歡的樣子。 第一次它失敗了。威爾遜提出號稱「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計劃」，倡議為永保和平而建立國聯，結果先被歐洲權力政治大打折扣，後被自己的人民否決。首倡國聯的美國反而沒加入國聯。美國人似乎還沒做好「達則兼善天下」的準備，不肯為大西洋彼岸的安全問題多操心。10年後，經濟危機（1929年至1931年）更使其連「獨善其身」也不可得。 第二次它成功了。與上一次不同，美國人沒有再規避責任，決心領導世界。雄才大略的羅斯福將美國對戰後世界秩序承擔主要責任視為理所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關貿總協定、重建的歐洲和日本見證了一個美國經濟資源和價值觀念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被接受的世界，尤其在數十年後蘇聯解體時。 這麼說也許沒錯：在美國的世界秩序構想中，中國的位置一直在變化。中美關係對兩國來說一開始並不那麼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斷遞增，越到後來越是重要。到二戰時已對雙方都有重要意義。 以二戰為界，20世紀的中美關係總有個「第三者」，前半段是日本，後半段是蘇聯，與中、美構成一種「三角關係」。一戰結束之後，為了爭取日本參加國聯，美國在巴黎和會犧牲了中國；二戰時中美卻成了盟友，聯手打敗日本。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倒向蘇聯，受到美國遏制；20年後中美結盟，共同制衡蘇聯。從某種意義上講，兩國直到1990年代才進入了真正的「雙邊關係」，最近10年，更有可能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 美國駐華使節是波動起伏的中美關係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所謂「外交授權有限」，他們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執行者，有時卻也能影響政策。他們一般要請示華盛頓對重大事件的工作指示，不管個人觀點如何堅決奉行白宮和國務院所定的對華政策；但特殊的身份和強烈的個性，對中國的真切接觸和對美國長遠利益的考量，有時使他們越出這界限。從他們的資歷來說，要麼是總統政治性任命的，要麼是外交機構里的職業官員（少數人兼而有之）。一般前者來之前對中國了解不多，但也更少偏見，因為同總統有私密關係，有時可以越過國務院直接向總統陳情；後者常常是會說漢語的「中國通」，遇事更多向國務院請示彙報。 我們選出了美國大使中的5位代表人物，與讀者分享他們的故事： 蒲安臣，先後任美國第13任公使和清朝第一位全權使節，曾代表清政府出使美、英、法、德、俄諸國。 司徒雷登，傳教士，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及《別了，司徒雷登》的主角，他試圖讓新中國同美國合作。 老布希，可能是中國人最熟悉的大使，後來也成為對中國最友好的總統，在關鍵時刻維護了中美關係。 洪博培，已經宣布參加2012年美國大選，他在中國任期雖短，經歷的風雨和收穫的讚譽卻不少。 駱家輝，美國歷史上首位華裔州長，剛剛卸任的商務部長，7月即將到任的駐華大使，他需要在華裔背景和美國利益之間做出微妙平衡。 1919威爾遜犧牲中國綏靖日本 在19世紀，美國的對華政策常常唯英國馬首是瞻，之後隨著實力的不斷增強，對華外交也逐漸獨立。1900年前後，歐洲列強各自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為保護在華利益，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承認列強的勢力範圍和既得權利為前提，要求他們向美國開放。對中國來說，這一政策的正面意義是提出了要「保護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此後三十多年，「門戶開放」成為美國對華關係基本原則。 列強之中，最有超越「門戶開放」、獨佔中國衝動的是日本。 「一戰」爆發，日本利用與英國的結盟，把德國趕出了中國（山東半島）和西太平洋（加羅林、馬里亞納和馬紹爾群島）。此時，歐洲力量在亞洲的影響暫時消退，美國成為惟一能影響中日紛爭的國家。 辛亥革命後，美國是西方列強中最早承認袁世凱政府的，不但派遣著名政治學家和行政學家弗蘭克·古德諾擔任袁世凱的特別顧問，還鼓勵美國銀行家向中國的鐵路和工業投資。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美國表示反對，同時卻承認日本在滿洲等鄰近日本的地區有「特殊利益」。在1917年的《蘭辛-石井協定》中，美國再次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 美國參加一戰後，中國也對德、奧宣戰，期待通過這場形式勝過實質的「戰爭」，沒收兩國在中國的資產，終止與他們的不平等條約。 1918年11月德國投降，一戰結束。1919年1月，戰勝國在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在和會上，日本代表要求將山東的權益無條件讓予日本。中國代表去見威爾遜，希望他主持公道。威爾遜表示：他對日本代表提出如此天真的要求很驚訝，建議中國代表也坦率地陳述中國的主張。 駐華公使芮恩施密切關注著這些情況。在和會召開前，他就致函國務院和威爾遜，強調中國問題必須得到公正解決，「否則我們必須放棄使這個世界免遭軍國主義災難的希望」。威爾遜卻向日本讓步了。巴黎和會的結果是中國空歡喜一場，取代一種不平等的是另一種不平等，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日本繼承。 1945-1949羅斯福與杜魯門盟友撤離中美反目 和一戰時很相似，二戰開始階段美國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次日，美國向日本宣戰；同日，中國也正式對日宣戰，這時中日戰爭已經打了4年。 接下來4年中美進行了一系列合作：雙方達成5億美元的貸款協定，美國將軍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首腦會議，討論對日戰略，《開羅宣言》宣告日本必須歸還中國領土。 羅斯福關於戰後世界的構想中，中國扮演著重要角色。他的「四大警察論」，設想美、英、蘇、中，以類似世界理事會的方式來維持和平。把中國列入四強部分是出於禮貌，部分是因為美國在亞洲需要有一個支持者。因此，美國不顧英國反對，支持中國成為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在時殷弘看來：「羅斯福雄才大略，看到未來，知道亞洲民族主義總是要起來的——本質上是厭惡西方的。這些新興民族主義國家能不能追隨美國，那麼當然，中國很重要，是一個樣板。美國在中國做好了，就可以引導其他亞洲新興國家。另一個戰略意義，是讓中國盟友承擔起亞洲一大部分監管任務。這兩個意義無論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還是在美國的對外關係中，當然都是很重大的。」 如果「四大警察」之一拒絕他的角色又會如何，尤其是當這個不合群的警察恰巧是力量僅次於美國的蘇聯時？羅斯福來不及回答這個問題。1945年4月，日本尚未投降，他就病逝了。 在1945-1950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美國對國共兩黨的態度一開始就有所不同。日本投降當日，杜魯門命令日軍只能向蔣介石政府投降就很說明問題。1946年7月12日——一天前，司徒雷登剛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美國調停國共糾紛失敗後，開始援助蔣介石打內戰。1949年8月發布的美中關係《白皮書》中美國承認抗戰勝利後對蔣介石政府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多達22.5億美元。 但隨著國軍的敗退，1948年末美國開始調整政策，從「阻止中共取勝」變為「阻止中國成為蘇聯附庸」。 1949年初，司徒雷登就開始與各國大使接觸，主張各國外交官留在南京。4月23日南京解放，各5位代表人物，與讀者分享他們的故事：
之下，老布希對中國實施了一系列制裁；但他仍設法維護同中國的正常關係，幾次動用總統的否決權反對國會取消或有條件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議案。 金燦榮認為，老布希極有戰略意識。「他始終堅持一個大方向，美國長期利益至上，不為時勢所動，所以肯定中國的價值。我們可以假設，如果當時不是他擔任總統，換一個毛躁一點的，中美可能斷交了，退回到代辦的關係。但他能讓那種關係，雖然艱難，但基本上維持下來了。這就不容易了。」 1992年大選，4月，老布希的支持率被低迷的經濟形勢拉到了39%——一年前海灣戰爭結束時他的支持率高達82%。壓力之下，他同意向台灣出售150架F-16戰鬥機，向沙特出售價值90億美元的F-15戰鬥機。這兩宗交易一宗給了德州的公司，一宗給了加州和密蘇里州的公司，以爭取這3個在大選中非常重要的州。 老布希要駐華大使芮效儉事先轉告中方，希望得到諒解——他想爭取連任成功，再向中國人「作出補償」。 但他沒機會兌現諾言了，11月大選結果揭曉，他被柯林頓打敗了。 2001小布希先抑後揚順應潮流 1980年代末，東歐劇變。之後，蘇聯解體，冷戰終結。美國成為現代史上唯一一個幾乎在每個重要權力領域都建立了首要地位的國家。 這也意味著，對美國來說，中國失去了牽制蘇聯的戰略價值。美國甚至開始盛行「中國崩潰論」。1992年競選總統時柯林頓就說：「中國有一天也會走上東歐和前蘇聯共產黨政權的路。美國必須做它能做的一切來鼓勵這個進程。」 直到1996年5月，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弗表示，美國願意通過接觸而不是對抗來解決分歧，中美關係才開始改善。1997年江澤民訪美，次年柯林頓訪華，兩國視彼此為「建設性戰略夥伴」。此後，儘管發生美國導彈擊中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也沒有影響中美關係重回正軌。1999年11月，兩國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達成雙邊協議。2000年，美國通過了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法案。 2000年，小布希競選總統時曾攻擊柯林頓對中國過於軟弱，就像當年柯林頓攻擊他父親一樣。2001年他入主白宮，中美關係也緊張了一陣。先是發生「撞機事件」，而後美國同意李登輝訪問、陳水扁「過境」，並宣布將向台灣出售武器，甚至公開聲稱要「協防台灣」。但幾個月之後，「9·11」事件迫使美國重新思考對外政策的輕重緩急。美國認定恐怖主義是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中國一變而為反恐的「盟友」、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合作者，兩國又成為「建設性合作關係」。 和柯林頓、小布希先抑後揚不同，奧巴馬一上任就對中國很友好。或許這是因為當他上任時金融危機已經爆發了。中美通力合作，都比預期更早地擺脫了危機。奧巴馬曾向媒體公開表示，中美關係就是美國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國務卿希拉里則稱中美關係是21世紀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美國有戰略家提出了「G2」的概念，認為中美兩國可以攜手共進，取代「八國集團」解決世界經濟問題。 「9·11」和金融危機使小布希和奧巴馬得出了同一個結論：後冷戰時期美國要應對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和金融危機，不可能離開中國的合作獨自擔當。此外，環境和氣候變化、傳染性疾病等全球性問題也需要兩國共同努力。中美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多年，2010年雙邊貿易額超過3800億美元，經濟上互相依賴，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也前所未有，漸成利益共同體。 但中美關係從來都是陰晴不定的。尼克松早就說過，「我們美國人不知道怎樣當世界第二，甚至不知道怎樣當並列第一。」中國本身的崛起也給了美國很大壓力。2009年，中國取代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同年，日本出口第一大市場從美國變成中國，日本民主黨取代自民黨成為執政黨後提出「回歸亞洲」口號。第二年，受金融危機影響輕微的中國GDP超過受損嚴重的日本，比一般預測提前了5年。同時，中國在聯合國、WTO、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也比以前活躍了，在亞洲更成為推動區域合作的重要力量。 所以美國對華政策不外是「合作加防範，接觸加遏制」：在有共同利益的諸多領域合作；同時也要防範中國對美國在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利益提出挑戰。奧巴馬在一些時間一些場合稱中國為夥伴，在另一些時間另一些場合稱中國為競爭對手，甚至提出美國要「重返亞洲」。 不過就像2008年6月時任美國國務卿賴斯訪問中國時說的：「我們有分歧，但是這些分歧並沒有模糊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美國與中國就是必須合作共事,如果我們要解決在國際社會中面臨的許多挑戰的話。」 蒲安臣，先後任美國第13任公使和清朝第一位全權使節，曾代表清政府出使美、英、法、德、俄諸國。
司徒雷登，傳教士，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及《別了，司徒雷登》的主角，他試圖讓新中國同美國合作。
1972年2月，周恩來總理陪同尼克松總統在杭州遊覽西湖，雙方繼續商談有關兩國聯合公報問題 威爾遜 羅斯福（右）和杜魯門 尼克松（右）與基辛格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編輯部 20世紀之所以常常被稱為「美國世紀」，自然和美國的「全球化進程」有密切關聯。對美國而言，兩次世界大戰既是災難，又是極難得的機遇——對任何其他國家，它們都只是災難。因為美國在戰爭中的決定性力量，它有兩次機會按自己的意願把這個世界塑造成它喜歡的樣子。 第一次它失敗了。威爾遜提出號稱「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計劃」，倡議為永保和平而建立國聯，結果先被歐洲權力政治大打折扣，後被自己的人民否決。首倡國聯的美國反而沒加入國聯。美國人似乎還沒做好「達則兼善天下」的準備，不肯為大西洋彼岸的安全問題多操心。10年後，經濟危機（1929年至1931年）更使其連「獨善其身」也不可得。 第二次它成功了。與上一次不同，美國人沒有再規避責任，決心領導世界。雄才大略的羅斯福將美國對戰後世界秩序承擔主要責任視為理所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關貿總協定、重建的歐洲和日本見證了一個美國經濟資源和價值觀念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被接受的世界，尤其在數十年後蘇聯解體時。 這麼說也許沒錯：在美國的世界秩序構想中，中國的位置一直在變化。中美關係對兩國來說一開始並不那麼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斷遞增，越到後來越是重要。到二戰時已對雙方都有重要意義。 以二戰為界，20世紀的中美關係總有個「第三者」，前半段是日本，後半段是蘇聯，與中、美構成一種「三角關係」。一戰結束之後，為了爭取日本參加國聯，美國在巴黎和會犧牲了中國；二戰時中美卻成了盟友，聯手打敗日本。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倒向蘇聯，受到美國遏制；20年後中美結盟，共同制衡蘇聯。從某種意義上講，兩國直到1990年代才進入了真正的「雙邊關係」，最近10年，更有可能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 美國駐華使節是波動起伏的中美關係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所謂「外交授權有限」，他們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執行者，有時卻也能影響政策。他們一般要請示華盛頓對重大事件的工作指示，不管個人觀點如何堅決奉行白宮和國務院所定的對華政策；但特殊的身份和強烈的個性，對中國的真切接觸和對美國長遠利益的考量，有時使他們越出這界限。從他們的資歷來說，要麼是總統政治性任命的，要麼是外交機構里的職業官員（少數人兼而有之）。一般前者來之前對中國了解不多，但也更少偏見，因為同總統有私密關係，有時可以越過國務院直接向總統陳情；後者常常是會說漢語的「中國通」，遇事更多向國務院請示彙報。 我們選出了美國大使中的5位代表人物，與讀者分享他們的故事： 蒲安臣，先後任美國第13任公使和清朝第一位全權使節，曾代表清政府出使美、英、法、德、俄諸國。 司徒雷登，傳教士，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及《別了，司徒雷登》的主角，他試圖讓新中國同美國合作。 老布希，可能是中國人最熟悉的大使，後來也成為對中國最友好的總統，在關鍵時刻維護了中美關係。 洪博培，已經宣布參加2012年美國大選，他在中國任期雖短，經歷的風雨和收穫的讚譽卻不少。 駱家輝，美國歷史上首位華裔州長，剛剛卸任的商務部長，7月即將到任的駐華大使，他需要在華裔背景和美國利益之間做出微妙平衡。 1919威爾遜犧牲中國綏靖日本 在19世紀，美國的對華政策常常唯英國馬首是瞻，之後隨著實力的不斷增強，對華外交也逐漸獨立。1900年前後，歐洲列強各自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為保護在華利益，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承認列強的勢力範圍和既得權利為前提，要求他們向美國開放。對中國來說，這一政策的正面意義是提出了要「保護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此後三十多年，「門戶開放」成為美國對華關係基本原則。 列強之中，最有超越「門戶開放」、獨佔中國衝動的是日本。 「一戰」爆發，日本利用與英國的結盟，把德國趕出了中國（山東半島）和西太平洋（加羅林、馬里亞納和馬紹爾群島）。此時，歐洲力量在亞洲的影響暫時消退，美國成為惟一能影響中日紛爭的國家。 辛亥革命後，美國是西方列強中最早承認袁世凱政府的，不但派遣著名政治學家和行政學家弗蘭克·古德諾擔任袁世凱的特別顧問，還鼓勵美國銀行家向中國的鐵路和工業投資。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美國表示反對，同時卻承認日本在滿洲等鄰近日本的地區有「特殊利益」。在1917年的《蘭辛-石井協定》中，美國再次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 美國參加一戰後，中國也對德、奧宣戰，期待通過這場形式勝過實質的「戰爭」，沒收兩國在中國的資產，終止與他們的不平等條約。 1918年11月德國投降，一戰結束。1919年1月，戰勝國在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在和會上，日本代表要求將山東的權益無條件讓予日本。中國代表去見威爾遜，希望他主持公道。威爾遜表示：他對日本代表提出如此天真的要求很驚訝，建議中國代表也坦率地陳述中國的主張。 駐華公使芮恩施密切關注著這些情況。在和會召開前，他就致函國務院和威爾遜，強調中國問題必須得到公正解決，「否則我們必須放棄使這個世界免遭軍國主義災難的希望」。威爾遜卻向日本讓步了。巴黎和會的結果是中國空歡喜一場，取代一種不平等的是另一種不平等，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日本繼承。 1945-1949羅斯福與杜魯門盟友撤離中美反目 和一戰時很相似，二戰開始階段美國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次日，美國向日本宣戰；同日，中國也正式對日宣戰，這時中日戰爭已經打了4年。 接下來4年中美進行了一系列合作：雙方達成5億美元的貸款協定，美國將軍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首腦會議，討論對日戰略，《開羅宣言》宣告日本必須歸還中國領土。 羅斯福關於戰後世界的構想中，中國扮演著重要角色。他的「四大警察論」，設想美、英、蘇、中，以類似世界理事會的方式來維持和平。把中國列入四強部分是出於禮貌，部分是因為美國在亞洲需要有一個支持者。因此，美國不顧英國反對，支持中國成為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在時殷弘看來：「羅斯福雄才大略，看到未來，知道亞洲民族主義總是要起來的——本質上是厭惡西方的。這些新興民族主義國家能不能追隨美國，那麼當然，中國很重要，是一個樣板。美國在中國做好了，就可以引導其他亞洲新興國家。另一個戰略意義，是讓中國盟友承擔起亞洲一大部分監管任務。這兩個意義無論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還是在美國的對外關係中，當然都是很重大的。」 如果「四大警察」之一拒絕他的角色又會如何，尤其是當這個不合群的警察恰巧是力量僅次於美國的蘇聯時？羅斯福來不及回答這個問題。1945年4月，日本尚未投降，他就病逝了。 在1945-1950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美國對國共兩黨的態度一開始就有所不同。日本投降當日，杜魯門命令日軍只能向蔣介石政府投降就很說明問題。1946年7月12日——一天前，司徒雷登剛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美國調停國共糾紛失敗後，開始援助蔣介石打內戰。1949年8月發布的美中關係《白皮書》中美國承認抗戰勝利後對蔣介石政府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多達22.5億美元。 但隨著國軍的敗退，1948年末美國開始調整政策，從「阻止中共取勝」變為「阻止中國成為蘇聯附庸」。 1949年初，司徒雷登就開始與各國大使接觸，主張各國外交官留在南京。4月23日南京解放，各老布希，可能是中國人最熟悉的大使，後來也成為對中國最友好的總統，在關鍵時刻維護了中美關係。
洪博培，已經宣布參加之下，老布希對中國實施了一系列制裁；但他仍設法維護同中國的正常關係，幾次動用總統的否決權反對國會取消或有條件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議案。 金燦榮認為，老布希極有戰略意識。「他始終堅持一個大方向，美國長期利益至上，不為時勢所動，所以肯定中國的價值。我們可以假設，如果當時不是他擔任總統，換一個毛躁一點的，中美可能斷交了，退回到代辦的關係。但他能讓那種關係，雖然艱難，但基本上維持下來了。這就不容易了。」 1992年大選，4月，老布希的支持率被低迷的經濟形勢拉到了39%——一年前海灣戰爭結束時他的支持率高達82%。壓力之下，他同意向台灣出售150架F-16戰鬥機，向沙特出售價值90億美元的F-15戰鬥機。這兩宗交易一宗給了德州的公司，一宗給了加州和密蘇里州的公司，以爭取這3個在大選中非常重要的州。 老布希要駐華大使芮效儉事先轉告中方，希望得到諒解——他想爭取連任成功，再向中國人「作出補償」。 但他沒機會兌現諾言了，11月大選結果揭曉，他被柯林頓打敗了。 2001小布希先抑後揚順應潮流 1980年代末，東歐劇變。之後，蘇聯解體，冷戰終結。美國成為現代史上唯一一個幾乎在每個重要權力領域都建立了首要地位的國家。 這也意味著，對美國來說，中國失去了牽制蘇聯的戰略價值。美國甚至開始盛行「中國崩潰論」。1992年競選總統時柯林頓就說：「中國有一天也會走上東歐和前蘇聯共產黨政權的路。美國必須做它能做的一切來鼓勵這個進程。」 直到1996年5月，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弗表示，美國願意通過接觸而不是對抗來解決分歧，中美關係才開始改善。1997年江澤民訪美，次年柯林頓訪華，兩國視彼此為「建設性戰略夥伴」。此後，儘管發生美國導彈擊中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也沒有影響中美關係重回正軌。1999年11月，兩國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達成雙邊協議。2000年，美國通過了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法案。 2000年，小布希競選總統時曾攻擊柯林頓對中國過於軟弱，就像當年柯林頓攻擊他父親一樣。2001年他入主白宮，中美關係也緊張了一陣。先是發生「撞機事件」，而後美國同意李登輝訪問、陳水扁「過境」，並宣布將向台灣出售武器，甚至公開聲稱要「協防台灣」。但幾個月之後，「9·11」事件迫使美國重新思考對外政策的輕重緩急。美國認定恐怖主義是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中國一變而為反恐的「盟友」、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合作者，兩國又成為「建設性合作關係」。 和柯林頓、小布希先抑後揚不同，奧巴馬一上任就對中國很友好。或許這是因為當他上任時金融危機已經爆發了。中美通力合作，都比預期更早地擺脫了危機。奧巴馬曾向媒體公開表示，中美關係就是美國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國務卿希拉里則稱中美關係是21世紀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美國有戰略家提出了「G2」的概念，認為中美兩國可以攜手共進，取代「八國集團」解決世界經濟問題。 「9·11」和金融危機使小布希和奧巴馬得出了同一個結論：後冷戰時期美國要應對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和金融危機，不可能離開中國的合作獨自擔當。此外，環境和氣候變化、傳染性疾病等全球性問題也需要兩國共同努力。中美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多年，2010年雙邊貿易額超過3800億美元，經濟上互相依賴，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也前所未有，漸成利益共同體。 但中美關係從來都是陰晴不定的。尼克松早就說過，「我們美國人不知道怎樣當世界第二，甚至不知道怎樣當並列第一。」中國本身的崛起也給了美國很大壓力。2009年，中國取代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同年，日本出口第一大市場從美國變成中國，日本民主黨取代自民黨成為執政黨後提出「回歸亞洲」口號。第二年，受金融危機影響輕微的中國GDP超過受損嚴重的日本，比一般預測提前了5年。同時，中國在聯合國、WTO、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也比以前活躍了，在亞洲更成為推動區域合作的重要力量。 所以美國對華政策不外是「合作加防範，接觸加遏制」：在有共同利益的諸多領域合作；同時也要防範中國對美國在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利益提出挑戰。奧巴馬在一些時間一些場合稱中國為夥伴，在另一些時間另一些場合稱中國為競爭對手，甚至提出美國要「重返亞洲」。 不過就像2008年6月時任美國國務卿賴斯訪問中國時說的：「我們有分歧，但是這些分歧並沒有模糊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美國與中國就是必須合作共事,如果我們要解決在國際社會中面臨的許多挑戰的話。」 2012年美國大選，他在中國任期雖短，經歷的風雨和收穫的讚譽卻不少。
1972年2月，周恩來總理陪同尼克松總統在杭州遊覽西湖，雙方繼續商談有關兩國聯合公報問題 威爾遜 羅斯福（右）和杜魯門 尼克松（右）與基辛格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編輯部 20世紀之所以常常被稱為「美國世紀」，自然和美國的「全球化進程」有密切關聯。對美國而言，兩次世界大戰既是災難，又是極難得的機遇——對任何其他國家，它們都只是災難。因為美國在戰爭中的決定性力量，它有兩次機會按自己的意願把這個世界塑造成它喜歡的樣子。 第一次它失敗了。威爾遜提出號稱「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計劃」，倡議為永保和平而建立國聯，結果先被歐洲權力政治大打折扣，後被自己的人民否決。首倡國聯的美國反而沒加入國聯。美國人似乎還沒做好「達則兼善天下」的準備，不肯為大西洋彼岸的安全問題多操心。10年後，經濟危機（1929年至1931年）更使其連「獨善其身」也不可得。 第二次它成功了。與上一次不同，美國人沒有再規避責任，決心領導世界。雄才大略的羅斯福將美國對戰後世界秩序承擔主要責任視為理所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關貿總協定、重建的歐洲和日本見證了一個美國經濟資源和價值觀念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被接受的世界，尤其在數十年後蘇聯解體時。 這麼說也許沒錯：在美國的世界秩序構想中，中國的位置一直在變化。中美關係對兩國來說一開始並不那麼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斷遞增，越到後來越是重要。到二戰時已對雙方都有重要意義。 以二戰為界，20世紀的中美關係總有個「第三者」，前半段是日本，後半段是蘇聯，與中、美構成一種「三角關係」。一戰結束之後，為了爭取日本參加國聯，美國在巴黎和會犧牲了中國；二戰時中美卻成了盟友，聯手打敗日本。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倒向蘇聯，受到美國遏制；20年後中美結盟，共同制衡蘇聯。從某種意義上講，兩國直到1990年代才進入了真正的「雙邊關係」，最近10年，更有可能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 美國駐華使節是波動起伏的中美關係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所謂「外交授權有限」，他們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執行者，有時卻也能影響政策。他們一般要請示華盛頓對重大事件的工作指示，不管個人觀點如何堅決奉行白宮和國務院所定的對華政策；但特殊的身份和強烈的個性，對中國的真切接觸和對美國長遠利益的考量，有時使他們越出這界限。從他們的資歷來說，要麼是總統政治性任命的，要麼是外交機構里的職業官員（少數人兼而有之）。一般前者來之前對中國了解不多，但也更少偏見，因為同總統有私密關係，有時可以越過國務院直接向總統陳情；後者常常是會說漢語的「中國通」，遇事更多向國務院請示彙報。 我們選出了美國大使中的5位代表人物，與讀者分享他們的故事： 蒲安臣，先後任美國第13任公使和清朝第一位全權使節，曾代表清政府出使美、英、法、德、俄諸國。 司徒雷登，傳教士，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及《別了，司徒雷登》的主角，他試圖讓新中國同美國合作。 老布希，可能是中國人最熟悉的大使，後來也成為對中國最友好的總統，在關鍵時刻維護了中美關係。 洪博培，已經宣布參加2012年美國大選，他在中國任期雖短，經歷的風雨和收穫的讚譽卻不少。 駱家輝，美國歷史上首位華裔州長，剛剛卸任的商務部長，7月即將到任的駐華大使，他需要在華裔背景和美國利益之間做出微妙平衡。 1919威爾遜犧牲中國綏靖日本 在19世紀，美國的對華政策常常唯英國馬首是瞻，之後隨著實力的不斷增強，對華外交也逐漸獨立。1900年前後，歐洲列強各自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為保護在華利益，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承認列強的勢力範圍和既得權利為前提，要求他們向美國開放。對中國來說，這一政策的正面意義是提出了要「保護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此後三十多年，「門戶開放」成為美國對華關係基本原則。 列強之中，最有超越「門戶開放」、獨佔中國衝動的是日本。 「一戰」爆發，日本利用與英國的結盟，把德國趕出了中國（山東半島）和西太平洋（加羅林、馬里亞納和馬紹爾群島）。此時，歐洲力量在亞洲的影響暫時消退，美國成為惟一能影響中日紛爭的國家。 辛亥革命後，美國是西方列強中最早承認袁世凱政府的，不但派遣著名政治學家和行政學家弗蘭克·古德諾擔任袁世凱的特別顧問，還鼓勵美國銀行家向中國的鐵路和工業投資。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美國表示反對，同時卻承認日本在滿洲等鄰近日本的地區有「特殊利益」。在1917年的《蘭辛-石井協定》中，美國再次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 美國參加一戰後，中國也對德、奧宣戰，期待通過這場形式勝過實質的「戰爭」，沒收兩國在中國的資產，終止與他們的不平等條約。 1918年11月德國投降，一戰結束。1919年1月，戰勝國在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在和會上，日本代表要求將山東的權益無條件讓予日本。中國代表去見威爾遜，希望他主持公道。威爾遜表示：他對日本代表提出如此天真的要求很驚訝，建議中國代表也坦率地陳述中國的主張。 駐華公使芮恩施密切關注著這些情況。在和會召開前，他就致函國務院和威爾遜，強調中國問題必須得到公正解決，「否則我們必須放棄使這個世界免遭軍國主義災難的希望」。威爾遜卻向日本讓步了。巴黎和會的結果是中國空歡喜一場，取代一種不平等的是另一種不平等，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日本繼承。 1945-1949羅斯福與杜魯門盟友撤離中美反目 和一戰時很相似，二戰開始階段美國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次日，美國向日本宣戰；同日，中國也正式對日宣戰，這時中日戰爭已經打了4年。 接下來4年中美進行了一系列合作：雙方達成5億美元的貸款協定，美國將軍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首腦會議，討論對日戰略，《開羅宣言》宣告日本必須歸還中國領土。 羅斯福關於戰後世界的構想中，中國扮演著重要角色。他的「四大警察論」，設想美、英、蘇、中，以類似世界理事會的方式來維持和平。把中國列入四強部分是出於禮貌，部分是因為美國在亞洲需要有一個支持者。因此，美國不顧英國反對，支持中國成為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在時殷弘看來：「羅斯福雄才大略，看到未來，知道亞洲民族主義總是要起來的——本質上是厭惡西方的。這些新興民族主義國家能不能追隨美國，那麼當然，中國很重要，是一個樣板。美國在中國做好了，就可以引導其他亞洲新興國家。另一個戰略意義，是讓中國盟友承擔起亞洲一大部分監管任務。這兩個意義無論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還是在美國的對外關係中，當然都是很重大的。」 如果「四大警察」之一拒絕他的角色又會如何，尤其是當這個不合群的警察恰巧是力量僅次於美國的蘇聯時？羅斯福來不及回答這個問題。1945年4月，日本尚未投降，他就病逝了。 在1945-1950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美國對國共兩黨的態度一開始就有所不同。日本投降當日，杜魯門命令日軍只能向蔣介石政府投降就很說明問題。1946年7月12日——一天前，司徒雷登剛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美國調停國共糾紛失敗後，開始援助蔣介石打內戰。1949年8月發布的美中關係《白皮書》中美國承認抗戰勝利後對蔣介石政府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多達22.5億美元。 但隨著國軍的敗退，1948年末美國開始調整政策，從「阻止中共取勝」變為「阻止中國成為蘇聯附庸」。 1949年初，司徒雷登就開始與各國大使接觸，主張各國外交官留在南京。4月23日南京解放，各駱家輝，美國歷史上首位華裔州長，剛剛卸任的商務部長，7月即將到任的駐華大使，他需要在華裔背景和美國利益之間做出微妙平衡。
1972年2月，周恩來總理陪同尼克松總統在杭州遊覽西湖，雙方繼續商談有關兩國聯合公報問題 威爾遜 羅斯福（右）和杜魯門 尼克松（右）與基辛格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編輯部 20世紀之所以常常被稱為「美國世紀」，自然和美國的「全球化進程」有密切關聯。對美國而言，兩次世界大戰既是災難，又是極難得的機遇——對任何其他國家，它們都只是災難。因為美國在戰爭中的決定性力量，它有兩次機會按自己的意願把這個世界塑造成它喜歡的樣子。 第一次它失敗了。威爾遜提出號稱「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計劃」，倡議為永保和平而建立國聯，結果先被歐洲權力政治大打折扣，後被自己的人民否決。首倡國聯的美國反而沒加入國聯。美國人似乎還沒做好「達則兼善天下」的準備，不肯為大西洋彼岸的安全問題多操心。10年後，經濟危機（1929年至1931年）更使其連「獨善其身」也不可得。 第二次它成功了。與上一次不同，美國人沒有再規避責任，決心領導世界。雄才大略的羅斯福將美國對戰後世界秩序承擔主要責任視為理所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關貿總協定、重建的歐洲和日本見證了一個美國經濟資源和價值觀念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被接受的世界，尤其在數十年後蘇聯解體時。 這麼說也許沒錯：在美國的世界秩序構想中，中國的位置一直在變化。中美關係對兩國來說一開始並不那麼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斷遞增，越到後來越是重要。到二戰時已對雙方都有重要意義。 以二戰為界，20世紀的中美關係總有個「第三者」，前半段是日本，後半段是蘇聯，與中、美構成一種「三角關係」。一戰結束之後，為了爭取日本參加國聯，美國在巴黎和會犧牲了中國；二戰時中美卻成了盟友，聯手打敗日本。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倒向蘇聯，受到美國遏制；20年後中美結盟，共同制衡蘇聯。從某種意義上講，兩國直到1990年代才進入了真正的「雙邊關係」，最近10年，更有可能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 美國駐華使節是波動起伏的中美關係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所謂「外交授權有限」，他們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執行者，有時卻也能影響政策。他們一般要請示華盛頓對重大事件的工作指示，不管個人觀點如何堅決奉行白宮和國務院所定的對華政策；但特殊的身份和強烈的個性，對中國的真切接觸和對美國長遠利益的考量，有時使他們越出這界限。從他們的資歷來說，要麼是總統政治性任命的，要麼是外交機構里的職業官員（少數人兼而有之）。一般前者來之前對中國了解不多，但也更少偏見，因為同總統有私密關係，有時可以越過國務院直接向總統陳情；後者常常是會說漢語的「中國通」，遇事更多向國務院請示彙報。 我們選出了美國大使中的5位代表人物，與讀者分享他們的故事： 蒲安臣，先後任美國第13任公使和清朝第一位全權使節，曾代表清政府出使美、英、法、德、俄諸國。 司徒雷登，傳教士，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及《別了，司徒雷登》的主角，他試圖讓新中國同美國合作。 老布希，可能是中國人最熟悉的大使，後來也成為對中國最友好的總統，在關鍵時刻維護了中美關係。 洪博培，已經宣布參加2012年美國大選，他在中國任期雖短，經歷的風雨和收穫的讚譽卻不少。 駱家輝，美國歷史上首位華裔州長，剛剛卸任的商務部長，7月即將到任的駐華大使，他需要在華裔背景和美國利益之間做出微妙平衡。 1919威爾遜犧牲中國綏靖日本 在19世紀，美國的對華政策常常唯英國馬首是瞻，之後隨著實力的不斷增強，對華外交也逐漸獨立。1900年前後，歐洲列強各自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為保護在華利益，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承認列強的勢力範圍和既得權利為前提，要求他們向美國開放。對中國來說，這一政策的正面意義是提出了要「保護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此後三十多年，「門戶開放」成為美國對華關係基本原則。 列強之中，最有超越「門戶開放」、獨佔中國衝動的是日本。 「一戰」爆發，日本利用與英國的結盟，把德國趕出了中國（山東半島）和西太平洋（加羅林、馬里亞納和馬紹爾群島）。此時，歐洲力量在亞洲的影響暫時消退，美國成為惟一能影響中日紛爭的國家。 辛亥革命後，美國是西方列強中最早承認袁世凱政府的，不但派遣著名政治學家和行政學家弗蘭克·古德諾擔任袁世凱的特別顧問，還鼓勵美國銀行家向中國的鐵路和工業投資。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美國表示反對，同時卻承認日本在滿洲等鄰近日本的地區有「特殊利益」。在1917年的《蘭辛-石井協定》中，美國再次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 美國參加一戰後，中國也對德、奧宣戰，期待通過這場形式勝過實質的「戰爭」，沒收兩國在中國的資產，終止與他們的不平等條約。 1918年11月德國投降，一戰結束。1919年1月，戰勝國在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在和會上，日本代表要求將山東的權益無條件讓予日本。中國代表去見威爾遜，希望他主持公道。威爾遜表示：他對日本代表提出如此天真的要求很驚訝，建議中國代表也坦率地陳述中國的主張。 駐華公使芮恩施密切關注著這些情況。在和會召開前，他就致函國務院和威爾遜，強調中國問題必須得到公正解決，「否則我們必須放棄使這個世界免遭軍國主義災難的希望」。威爾遜卻向日本讓步了。巴黎和會的結果是中國空歡喜一場，取代一種不平等的是另一種不平等，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日本繼承。 1945-1949羅斯福與杜魯門盟友撤離中美反目 和一戰時很相似，二戰開始階段美國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次日，美國向日本宣戰；同日，中國也正式對日宣戰，這時中日戰爭已經打了4年。 接下來4年中美進行了一系列合作：雙方達成5億美元的貸款協定，美國將軍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首腦會議，討論對日戰略，《開羅宣言》宣告日本必須歸還中國領土。 羅斯福關於戰後世界的構想中，中國扮演著重要角色。他的「四大警察論」，設想美、英、蘇、中，以類似世界理事會的方式來維持和平。把中國列入四強部分是出於禮貌，部分是因為美國在亞洲需要有一個支持者。因此，美國不顧英國反對，支持中國成為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在時殷弘看來：「羅斯福雄才大略，看到未來，知道亞洲民族主義總是要起來的——本質上是厭惡西方的。這些新興民族主義國家能不能追隨美國，那麼當然，中國很重要，是一個樣板。美國在中國做好了，就可以引導其他亞洲新興國家。另一個戰略意義，是讓中國盟友承擔起亞洲一大部分監管任務。這兩個意義無論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還是在美國的對外關係中，當然都是很重大的。」 如果「四大警察」之一拒絕他的角色又會如何，尤其是當這個不合群的警察恰巧是力量僅次於美國的蘇聯時？羅斯福來不及回答這個問題。1945年4月，日本尚未投降，他就病逝了。 在1945-1950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美國對國共兩黨的態度一開始就有所不同。日本投降當日，杜魯門命令日軍只能向蔣介石政府投降就很說明問題。1946年7月12日——一天前，司徒雷登剛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美國調停國共糾紛失敗後，開始援助蔣介石打內戰。1949年8月發布的美中關係《白皮書》中美國承認抗戰勝利後對蔣介石政府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多達22.5億美元。 但隨著國軍的敗退，1948年末美國開始調整政策，從「阻止中共取勝」變為「阻止中國成為蘇聯附庸」。 1949年初，司徒雷登就開始與各國大使接觸，主張各國外交官留在南京。4月23日南京解放，各之下，老布希對中國實施了一系列制裁；但他仍設法維護同中國的正常關係，幾次動用總統的否決權反對國會取消或有條件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議案。 金燦榮認為，老布希極有戰略意識。「他始終堅持一個大方向，美國長期利益至上，不為時勢所動，所以肯定中國的價值。我們可以假設，如果當時不是他擔任總統，換一個毛躁一點的，中美可能斷交了，退回到代辦的關係。但他能讓那種關係，雖然艱難，但基本上維持下來了。這就不容易了。」 1992年大選，4月，老布希的支持率被低迷的經濟形勢拉到了39%——一年前海灣戰爭結束時他的支持率高達82%。壓力之下，他同意向台灣出售150架F-16戰鬥機，向沙特出售價值90億美元的F-15戰鬥機。這兩宗交易一宗給了德州的公司，一宗給了加州和密蘇里州的公司，以爭取這3個在大選中非常重要的州。 老布希要駐華大使芮效儉事先轉告中方，希望得到諒解——他想爭取連任成功，再向中國人「作出補償」。 但他沒機會兌現諾言了，11月大選結果揭曉，他被柯林頓打敗了。 2001小布希先抑後揚順應潮流 1980年代末，東歐劇變。之後，蘇聯解體，冷戰終結。美國成為現代史上唯一一個幾乎在每個重要權力領域都建立了首要地位的國家。 這也意味著，對美國來說，中國失去了牽制蘇聯的戰略價值。美國甚至開始盛行「中國崩潰論」。1992年競選總統時柯林頓就說：「中國有一天也會走上東歐和前蘇聯共產黨政權的路。美國必須做它能做的一切來鼓勵這個進程。」 直到1996年5月，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弗表示，美國願意通過接觸而不是對抗來解決分歧，中美關係才開始改善。1997年江澤民訪美，次年柯林頓訪華，兩國視彼此為「建設性戰略夥伴」。此後，儘管發生美國導彈擊中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也沒有影響中美關係重回正軌。1999年11月，兩國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達成雙邊協議。2000年，美國通過了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法案。 2000年，小布希競選總統時曾攻擊柯林頓對中國過於軟弱，就像當年柯林頓攻擊他父親一樣。2001年他入主白宮，中美關係也緊張了一陣。先是發生「撞機事件」，而後美國同意李登輝訪問、陳水扁「過境」，並宣布將向台灣出售武器，甚至公開聲稱要「協防台灣」。但幾個月之後，「9·11」事件迫使美國重新思考對外政策的輕重緩急。美國認定恐怖主義是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中國一變而為反恐的「盟友」、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合作者，兩國又成為「建設性合作關係」。 和柯林頓、小布希先抑後揚不同，奧巴馬一上任就對中國很友好。或許這是因為當他上任時金融危機已經爆發了。中美通力合作，都比預期更早地擺脫了危機。奧巴馬曾向媒體公開表示，中美關係就是美國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國務卿希拉里則稱中美關係是21世紀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美國有戰略家提出了「G2」的概念，認為中美兩國可以攜手共進，取代「八國集團」解決世界經濟問題。 「9·11」和金融危機使小布希和奧巴馬得出了同一個結論：後冷戰時期美國要應對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和金融危機，不可能離開中國的合作獨自擔當。此外，環境和氣候變化、傳染性疾病等全球性問題也需要兩國共同努力。中美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多年，2010年雙邊貿易額超過3800億美元，經濟上互相依賴，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也前所未有，漸成利益共同體。 但中美關係從來都是陰晴不定的。尼克松早就說過，「我們美國人不知道怎樣當世界第二，甚至不知道怎樣當並列第一。」中國本身的崛起也給了美國很大壓力。2009年，中國取代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同年，日本出口第一大市場從美國變成中國，日本民主黨取代自民黨成為執政黨後提出「回歸亞洲」口號。第二年，受金融危機影響輕微的中國GDP超過受損嚴重的日本，比一般預測提前了5年。同時，中國在聯合國、WTO、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也比以前活躍了，在亞洲更成為推動區域合作的重要力量。 所以美國對華政策不外是「合作加防範，接觸加遏制」：在有共同利益的諸多領域合作；同時也要防範中國對美國在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利益提出挑戰。奧巴馬在一些時間一些場合稱中國為夥伴，在另一些時間另一些場合稱中國為競爭對手，甚至提出美國要「重返亞洲」。 不過就像2008年6月時任美國國務卿賴斯訪問中國時說的：「我們有分歧，但是這些分歧並沒有模糊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美國與中國就是必須合作共事,如果我們要解決在國際社會中面臨的許多挑戰的話。」 1919威爾遜犧牲中國綏靖日本
在 1972年2月，周恩來總理陪同尼克松總統在杭州遊覽西湖，雙方繼續商談有關兩國聯合公報問題 威爾遜 羅斯福（右）和杜魯門 尼克松（右）與基辛格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編輯部 20世紀之所以常常被稱為「美國世紀」，自然和美國的「全球化進程」有密切關聯。對美國而言，兩次世界大戰既是災難，又是極難得的機遇——對任何其他國家，它們都只是災難。因為美國在戰爭中的決定性力量，它有兩次機會按自己的意願把這個世界塑造成它喜歡的樣子。 第一次它失敗了。威爾遜提出號稱「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計劃」，倡議為永保和平而建立國聯，結果先被歐洲權力政治大打折扣，後被自己的人民否決。首倡國聯的美國反而沒加入國聯。美國人似乎還沒做好「達則兼善天下」的準備，不肯為大西洋彼岸的安全問題多操心。10年後，經濟危機（1929年至1931年）更使其連「獨善其身」也不可得。 第二次它成功了。與上一次不同，美國人沒有再規避責任，決心領導世界。雄才大略的羅斯福將美國對戰後世界秩序承擔主要責任視為理所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關貿總協定、重建的歐洲和日本見證了一個美國經濟資源和價值觀念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被接受的世界，尤其在數十年後蘇聯解體時。 這麼說也許沒錯：在美國的世界秩序構想中，中國的位置一直在變化。中美關係對兩國來說一開始並不那麼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斷遞增，越到後來越是重要。到二戰時已對雙方都有重要意義。 以二戰為界，20世紀的中美關係總有個「第三者」，前半段是日本，後半段是蘇聯，與中、美構成一種「三角關係」。一戰結束之後，為了爭取日本參加國聯，美國在巴黎和會犧牲了中國；二戰時中美卻成了盟友，聯手打敗日本。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倒向蘇聯，受到美國遏制；20年後中美結盟，共同制衡蘇聯。從某種意義上講，兩國直到1990年代才進入了真正的「雙邊關係」，最近10年，更有可能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 美國駐華使節是波動起伏的中美關係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所謂「外交授權有限」，他們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執行者，有時卻也能影響政策。他們一般要請示華盛頓對重大事件的工作指示，不管個人觀點如何堅決奉行白宮和國務院所定的對華政策；但特殊的身份和強烈的個性，對中國的真切接觸和對美國長遠利益的考量，有時使他們越出這界限。從他們的資歷來說，要麼是總統政治性任命的，要麼是外交機構里的職業官員（少數人兼而有之）。一般前者來之前對中國了解不多，但也更少偏見，因為同總統有私密關係，有時可以越過國務院直接向總統陳情；後者常常是會說漢語的「中國通」，遇事更多向國務院請示彙報。 我們選出了美國大使中的5位代表人物，與讀者分享他們的故事： 蒲安臣，先後任美國第13任公使和清朝第一位全權使節，曾代表清政府出使美、英、法、德、俄諸國。 司徒雷登，傳教士，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及《別了，司徒雷登》的主角，他試圖讓新中國同美國合作。 老布希，可能是中國人最熟悉的大使，後來也成為對中國最友好的總統，在關鍵時刻維護了中美關係。 洪博培，已經宣布參加2012年美國大選，他在中國任期雖短，經歷的風雨和收穫的讚譽卻不少。 駱家輝，美國歷史上首位華裔州長，剛剛卸任的商務部長，7月即將到任的駐華大使，他需要在華裔背景和美國利益之間做出微妙平衡。 1919威爾遜犧牲中國綏靖日本 在19世紀，美國的對華政策常常唯英國馬首是瞻，之後隨著實力的不斷增強，對華外交也逐漸獨立。1900年前後，歐洲列強各自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為保護在華利益，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承認列強的勢力範圍和既得權利為前提，要求他們向美國開放。對中國來說，這一政策的正面意義是提出了要「保護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此後三十多年，「門戶開放」成為美國對華關係基本原則。 列強之中，最有超越「門戶開放」、獨佔中國衝動的是日本。 「一戰」爆發，日本利用與英國的結盟，把德國趕出了中國（山東半島）和西太平洋（加羅林、馬里亞納和馬紹爾群島）。此時，歐洲力量在亞洲的影響暫時消退，美國成為惟一能影響中日紛爭的國家。 辛亥革命後，美國是西方列強中最早承認袁世凱政府的，不但派遣著名政治學家和行政學家弗蘭克·古德諾擔任袁世凱的特別顧問，還鼓勵美國銀行家向中國的鐵路和工業投資。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美國表示反對，同時卻承認日本在滿洲等鄰近日本的地區有「特殊利益」。在1917年的《蘭辛-石井協定》中，美國再次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 美國參加一戰後，中國也對德、奧宣戰，期待通過這場形式勝過實質的「戰爭」，沒收兩國在中國的資產，終止與他們的不平等條約。 1918年11月德國投降，一戰結束。1919年1月，戰勝國在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在和會上，日本代表要求將山東的權益無條件讓予日本。中國代表去見威爾遜，希望他主持公道。威爾遜表示：他對日本代表提出如此天真的要求很驚訝，建議中國代表也坦率地陳述中國的主張。 駐華公使芮恩施密切關注著這些情況。在和會召開前，他就致函國務院和威爾遜，強調中國問題必須得到公正解決，「否則我們必須放棄使這個世界免遭軍國主義災難的希望」。威爾遜卻向日本讓步了。巴黎和會的結果是中國空歡喜一場，取代一種不平等的是另一種不平等，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日本繼承。 1945-1949羅斯福與杜魯門盟友撤離中美反目 和一戰時很相似，二戰開始階段美國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次日，美國向日本宣戰；同日，中國也正式對日宣戰，這時中日戰爭已經打了4年。 接下來4年中美進行了一系列合作：雙方達成5億美元的貸款協定，美國將軍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首腦會議，討論對日戰略，《開羅宣言》宣告日本必須歸還中國領土。 羅斯福關於戰後世界的構想中，中國扮演著重要角色。他的「四大警察論」，設想美、英、蘇、中，以類似世界理事會的方式來維持和平。把中國列入四強部分是出於禮貌，部分是因為美國在亞洲需要有一個支持者。因此，美國不顧英國反對，支持中國成為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在時殷弘看來：「羅斯福雄才大略，看到未來，知道亞洲民族主義總是要起來的——本質上是厭惡西方的。這些新興民族主義國家能不能追隨美國，那麼當然，中國很重要，是一個樣板。美國在中國做好了，就可以引導其他亞洲新興國家。另一個戰略意義，是讓中國盟友承擔起亞洲一大部分監管任務。這兩個意義無論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還是在美國的對外關係中，當然都是很重大的。」 如果「四大警察」之一拒絕他的角色又會如何，尤其是當這個不合群的警察恰巧是力量僅次於美國的蘇聯時？羅斯福來不及回答這個問題。1945年4月，日本尚未投降，他就病逝了。 在1945-1950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美國對國共兩黨的態度一開始就有所不同。日本投降當日，杜魯門命令日軍只能向蔣介石政府投降就很說明問題。1946年7月12日——一天前，司徒雷登剛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美國調停國共糾紛失敗後，開始援助蔣介石打內戰。1949年8月發布的美中關係《白皮書》中美國承認抗戰勝利後對蔣介石政府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多達22.5億美元。 但隨著國軍的敗退，1948年末美國開始調整政策，從「阻止中共取勝」變為「阻止中國成為蘇聯附庸」。 1949年初，司徒雷登就開始與各國大使接觸，主張各國外交官留在南京。4月23日南京解放，各19世紀，美國的對華政策常常唯英國馬首是瞻，之後隨著實力的不斷增強，對華外交也逐漸獨立。1900年前後，歐洲列強各自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為保護在華利益，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承認列強的勢力範圍和既得權利為前提，要求他們向美國開放。對中國來說，這一政策的正面意義是提出了要「保護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此後三十多年，「門戶開放」成為美國對華關係基本原則。
列強之中，最有超越「門戶開放」、獨佔中國衝動的是日本。
「一戰」爆發，日本利用與英國的結盟，把德國趕出了中國（山東半島）和西太平洋之下，老布希對中國實施了一系列制裁；但他仍設法維護同中國的正常關係，幾次動用總統的否決權反對國會取消或有條件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議案。 金燦榮認為，老布希極有戰略意識。「他始終堅持一個大方向，美國長期利益至上，不為時勢所動，所以肯定中國的價值。我們可以假設，如果當時不是他擔任總統，換一個毛躁一點的，中美可能斷交了，退回到代辦的關係。但他能讓那種關係，雖然艱難，但基本上維持下來了。這就不容易了。」 1992年大選，4月，老布希的支持率被低迷的經濟形勢拉到了39%——一年前海灣戰爭結束時他的支持率高達82%。壓力之下，他同意向台灣出售150架F-16戰鬥機，向沙特出售價值90億美元的F-15戰鬥機。這兩宗交易一宗給了德州的公司，一宗給了加州和密蘇里州的公司，以爭取這3個在大選中非常重要的州。 老布希要駐華大使芮效儉事先轉告中方，希望得到諒解——他想爭取連任成功，再向中國人「作出補償」。 但他沒機會兌現諾言了，11月大選結果揭曉，他被柯林頓打敗了。 2001小布希先抑後揚順應潮流 1980年代末，東歐劇變。之後，蘇聯解體，冷戰終結。美國成為現代史上唯一一個幾乎在每個重要權力領域都建立了首要地位的國家。 這也意味著，對美國來說，中國失去了牽制蘇聯的戰略價值。美國甚至開始盛行「中國崩潰論」。1992年競選總統時柯林頓就說：「中國有一天也會走上東歐和前蘇聯共產黨政權的路。美國必須做它能做的一切來鼓勵這個進程。」 直到1996年5月，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弗表示，美國願意通過接觸而不是對抗來解決分歧，中美關係才開始改善。1997年江澤民訪美，次年柯林頓訪華，兩國視彼此為「建設性戰略夥伴」。此後，儘管發生美國導彈擊中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也沒有影響中美關係重回正軌。1999年11月，兩國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達成雙邊協議。2000年，美國通過了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法案。 2000年，小布希競選總統時曾攻擊柯林頓對中國過於軟弱，就像當年柯林頓攻擊他父親一樣。2001年他入主白宮，中美關係也緊張了一陣。先是發生「撞機事件」，而後美國同意李登輝訪問、陳水扁「過境」，並宣布將向台灣出售武器，甚至公開聲稱要「協防台灣」。但幾個月之後，「9·11」事件迫使美國重新思考對外政策的輕重緩急。美國認定恐怖主義是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中國一變而為反恐的「盟友」、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合作者，兩國又成為「建設性合作關係」。 和柯林頓、小布希先抑後揚不同，奧巴馬一上任就對中國很友好。或許這是因為當他上任時金融危機已經爆發了。中美通力合作，都比預期更早地擺脫了危機。奧巴馬曾向媒體公開表示，中美關係就是美國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國務卿希拉里則稱中美關係是21世紀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美國有戰略家提出了「G2」的概念，認為中美兩國可以攜手共進，取代「八國集團」解決世界經濟問題。 「9·11」和金融危機使小布希和奧巴馬得出了同一個結論：後冷戰時期美國要應對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和金融危機，不可能離開中國的合作獨自擔當。此外，環境和氣候變化、傳染性疾病等全球性問題也需要兩國共同努力。中美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多年，2010年雙邊貿易額超過3800億美元，經濟上互相依賴，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也前所未有，漸成利益共同體。 但中美關係從來都是陰晴不定的。尼克松早就說過，「我們美國人不知道怎樣當世界第二，甚至不知道怎樣當並列第一。」中國本身的崛起也給了美國很大壓力。2009年，中國取代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同年，日本出口第一大市場從美國變成中國，日本民主黨取代自民黨成為執政黨後提出「回歸亞洲」口號。第二年，受金融危機影響輕微的中國GDP超過受損嚴重的日本，比一般預測提前了5年。同時，中國在聯合國、WTO、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也比以前活躍了，在亞洲更成為推動區域合作的重要力量。 所以美國對華政策不外是「合作加防範，接觸加遏制」：在有共同利益的諸多領域合作；同時也要防範中國對美國在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利益提出挑戰。奧巴馬在一些時間一些場合稱中國為夥伴，在另一些時間另一些場合稱中國為競爭對手，甚至提出美國要「重返亞洲」。 不過就像2008年6月時任美國國務卿賴斯訪問中國時說的：「我們有分歧，但是這些分歧並沒有模糊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美國與中國就是必須合作共事,如果我們要解決在國際社會中面臨的許多挑戰的話。」 （加羅林、馬里亞納和馬紹爾群島）。此時，歐洲力量在亞洲的影響暫時消退，美國成為惟一能影響中日紛爭的國家。
辛亥革命後，美國是西方列強中最早承認袁世凱政府的，不但派遣著名政治學家和行政學家弗蘭克·古德諾擔任袁世凱的特別顧問，還鼓勵美國銀行家向中國的鐵路和工業投資。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美國表示反對，同時卻承認日本在滿洲等鄰近日本的地區有「特殊利益」。在1917年的《蘭辛外國使團中只有蘇聯大使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周恩來讓與司徒雷登有師生之誼的黃華去南京軍管會擔任外事處長，與他進行私人接觸。 1949年5月13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司徒雷登的電報中提出了承認中共政府的3個條件：事實上控制國家的領土和行政機關；既有能力又有意願承擔其國際義務；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認可。令美國失望的是一個多月後的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宣稱新中國將奉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方針。據說司徒雷登曾請民盟的羅隆基向中共領導傳話：假如中共對美國和蘇聯採取中立態度，美國可以承認新中國，並提供30至50億美元貸款。而羅隆基得知《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不敢轉達消息，幾年後才說出來。 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美國駐華使館和各地領事館人員留守原地「觀察」中國。1950年1月，中方收回美國在北平的兵營等房產後，美國終於撤走了全部駐華人員。 1972尼克松與基辛格借力中國抗衡蘇聯 朝鮮戰爭、台海危機、敵意的政策使兩國的正常關係中斷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間，雙方長達15年（1955-1970）的大使級會談只是各說各話：中國想要解決台灣問題、被美國凍結的資產；美國勸中國放棄武力統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談判。136次會談只達成了一個協議，西方媒體稱之為「聾子的對話」。 中蘇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國的決策層卻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意識到這是個戰略機會，直到老羅斯福之後美國總統中少有的現實派尼克松走上前台。 1968年9月，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後不久，尼克松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我們必須不斷尋求機會與她談談，也與蘇聯談談。我們必須不只注意是否發生了變化，我們也必須找機會製造變化。」她，指的是中國。 機會來得很快。1969年春天，中蘇兩國發生邊境衝突。當年夏天尼克松做了個不尋常的決定：放棄虛耗時日的中美現行對話機制，引入中國為轉化力量，打破美蘇兩極對峙局面，建構戰略性三角關係。 由於中美都認為蘇聯是比對方更大的威脅，兩國對改善關係很積極。有趣的是中國釋放善意的方式。1970年10月1日，在中國國慶日的觀禮台上，美國記者斯諾被安排在了毛澤東身邊。12月，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表示他願意邀請尼克松訪問中國。中國政府高估了斯諾在美國的影響。事實上，華府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信息，直到後來通過其他管道安排好尼克松訪華之行時才知道有這麼一段公案。 1971年7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轉秘密訪問北京。為了躲避媒體，他先公開訪問了南越、泰國、印度等國，最後在巴基斯坦的歡迎晚宴上假裝肚子痛，被送往總統別墅「治療和修養」。次日凌晨，他登上了飛往北京的專機，專程前來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領航員早已在機內恭候。 由於基辛格訪問印度只用了兩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時間」也不能超過48小時，以免「厚此薄彼」。當天中午專機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就同他進行了會談。開始，基辛格有點緊張，照著事先準備的稿子念，後來看到周恩來面前只放了一張寫著要點的紙，他也收起文件夾侃侃而談起來。結果包括飛機上的時間，只用了17小時就順利完成密訪。雙方約定把尼克松訪華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16日，中美同時公布雙方達成的《公告》。當年10月，聯合國大會恢復中國席位。 據基辛格的回憶，1972年2月，毛澤東見到尼克松時，一開口就是：「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他毫不拖泥帶水地表示，中國不會動用武力對付台灣，「我們可以暫時不去管它，等個一百年吧！」毛澤東身體狀況不佳，不久前還病了一次，原本只準備談一刻鐘，但他靠意志堅持了75分鐘，最後才以詢問時間的方式，暗示會談結束。 2月27日，中美達成《上海公報》，次日發表——其中有一條顯然針對蘇聯：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一年之後，雙方又發布一份公告，同意將共同「抵抗」任何國家在「全球」建立霸權的企圖。 美國與中國合作，蘇聯的最佳選擇只能是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莫斯科原本對安排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峰會反應冷淡，拖拉了一年多；結果，基辛格密訪北京不到一個月，就迫不及待邀請美國總統去莫斯科——安排在尼克松訪問中國僅3個月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這樣解釋尼克松的動機：「尼克松飛過來和毛澤東握手，主要就是因為美國面臨蘇聯的威脅，他要借力，然後他發現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借力點。他就來了，屈尊哪，他世界首強，他主動。另外還有一個小的地緣考慮：他要從越南撤軍，有一個理論上的困難，就是所謂『多米諾骨牌』效應：如果越南被共產主義佔領，東南亞就守不住，東南亞守不住澳洲就守不住。要破解這個困境技術上講有一個環節就是把中國拉過去。」 次年，美國和越南簽署和平協定，美軍撤出了越南。中美雙方互設聯絡處，走向關係正常化。 1989老布希艱難維持中美關係 中國駐芝加哥前總領事王立向記者描述老布希和基辛格的分別：「基辛格跟你見10次也不記得你是誰，老布希見過你一次就認得你了。」這天分顯然對從政有利。 1989年1月，老布希就任美國總統。僅僅一個月後，他的第一次出訪就是到中國——這在美國總統中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代當駐華聯絡處主任那段經歷使他對中國懷有特殊感情。所以他擔任總統後親自主持對華政策，而不是由國務院或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一些美國的中國學家說他就像是「國務院中國處的主管」。黨內的保守派反對他一上任就訪問中國，剛好日本天皇去世，他就利用這機會在參加葬禮後到了中國。 老布希見到了鄧小平，鄧對中美關係感到滿意，又說，戈爾巴喬夫將於5月訪華，談得好的話，中蘇關係也可以正常化，但不可能恢復到1950年代，也就是說中蘇不會結盟。老布希放心了，向鄧保證說，「在我4年任期結束時，中美關係一定比現在更牢固、更好。」 在此之前，中美關係儘管時有波動起伏，總體上比較平穩。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之後，他的後繼者繼續尋求對華關係正常化。1978年12月16日（北京時間）中美發表了《建交公報》，兩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戰略中，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訪問美國；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發表，兩國關係進入了偶有小風波的蜜月期。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1989年初，70%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或極有好感。 可惜對中國最友好的美國總統，恰恰遭遇中美建交後最難處理的局面。布希訪華3個月後，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 6月3日深夜（美國東部時間），老布希獲知北京發生政治風波的消息後，當即給駐華大使李潔明打電話詢問事態。 6月5日早上，尼克松跟老布希通了電話，認為要看長遠，與中國的關係不能斷絕。老布希表示同意。 6月8日，他決定直接跟鄧小平通電話。中國方面表示，中國領導人沒有這樣的習慣。於是，6月20日，他給鄧寫了長信，一開頭就說他是「以一個朋友、一個真正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寫這封信的」。他希望鄧幫助他「維持這種我們都認為非常重要的關係」，除了兩國的大使之外，能有「特殊渠道」保持交往暢通，並問中方是否願意華盛頓派出密使。不到24小時，鄧小平就回了信，歡迎美國特使訪華，並願意親自同特使交談。 通過老布希的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中國領導人收到這樣的消息：老布希決意維護兩國的戰略關係，但他必須顧及美國民眾的情緒。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不會是永久性的，但目前在政治上是必須的。 在國會和輿論的壓力-石井協定》中，美國再次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
之下，老布希對中國實施了一系列制裁；但他仍設法維護同中國的正常關係，幾次動用總統的否決權反對國會取消或有條件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議案。 金燦榮認為，老布希極有戰略意識。「他始終堅持一個大方向，美國長期利益至上，不為時勢所動，所以肯定中國的價值。我們可以假設，如果當時不是他擔任總統，換一個毛躁一點的，中美可能斷交了，退回到代辦的關係。但他能讓那種關係，雖然艱難，但基本上維持下來了。這就不容易了。」 1992年大選，4月，老布希的支持率被低迷的經濟形勢拉到了39%——一年前海灣戰爭結束時他的支持率高達82%。壓力之下，他同意向台灣出售150架F-16戰鬥機，向沙特出售價值90億美元的F-15戰鬥機。這兩宗交易一宗給了德州的公司，一宗給了加州和密蘇里州的公司，以爭取這3個在大選中非常重要的州。 老布希要駐華大使芮效儉事先轉告中方，希望得到諒解——他想爭取連任成功，再向中國人「作出補償」。 但他沒機會兌現諾言了，11月大選結果揭曉，他被柯林頓打敗了。 2001小布希先抑後揚順應潮流 1980年代末，東歐劇變。之後，蘇聯解體，冷戰終結。美國成為現代史上唯一一個幾乎在每個重要權力領域都建立了首要地位的國家。 這也意味著，對美國來說，中國失去了牽制蘇聯的戰略價值。美國甚至開始盛行「中國崩潰論」。1992年競選總統時柯林頓就說：「中國有一天也會走上東歐和前蘇聯共產黨政權的路。美國必須做它能做的一切來鼓勵這個進程。」 直到1996年5月，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弗表示，美國願意通過接觸而不是對抗來解決分歧，中美關係才開始改善。1997年江澤民訪美，次年柯林頓訪華，兩國視彼此為「建設性戰略夥伴」。此後，儘管發生美國導彈擊中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也沒有影響中美關係重回正軌。1999年11月，兩國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達成雙邊協議。2000年，美國通過了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法案。 2000年，小布希競選總統時曾攻擊柯林頓對中國過於軟弱，就像當年柯林頓攻擊他父親一樣。2001年他入主白宮，中美關係也緊張了一陣。先是發生「撞機事件」，而後美國同意李登輝訪問、陳水扁「過境」，並宣布將向台灣出售武器，甚至公開聲稱要「協防台灣」。但幾個月之後，「9·11」事件迫使美國重新思考對外政策的輕重緩急。美國認定恐怖主義是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中國一變而為反恐的「盟友」、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合作者，兩國又成為「建設性合作關係」。 和柯林頓、小布希先抑後揚不同，奧巴馬一上任就對中國很友好。或許這是因為當他上任時金融危機已經爆發了。中美通力合作，都比預期更早地擺脫了危機。奧巴馬曾向媒體公開表示，中美關係就是美國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國務卿希拉里則稱中美關係是21世紀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美國有戰略家提出了「G2」的概念，認為中美兩國可以攜手共進，取代「八國集團」解決世界經濟問題。 「9·11」和金融危機使小布希和奧巴馬得出了同一個結論：後冷戰時期美國要應對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和金融危機，不可能離開中國的合作獨自擔當。此外，環境和氣候變化、傳染性疾病等全球性問題也需要兩國共同努力。中美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多年，2010年雙邊貿易額超過3800億美元，經濟上互相依賴，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也前所未有，漸成利益共同體。 但中美關係從來都是陰晴不定的。尼克松早就說過，「我們美國人不知道怎樣當世界第二，甚至不知道怎樣當並列第一。」中國本身的崛起也給了美國很大壓力。2009年，中國取代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同年，日本出口第一大市場從美國變成中國，日本民主黨取代自民黨成為執政黨後提出「回歸亞洲」口號。第二年，受金融危機影響輕微的中國GDP超過受損嚴重的日本，比一般預測提前了5年。同時，中國在聯合國、WTO、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也比以前活躍了，在亞洲更成為推動區域合作的重要力量。 所以美國對華政策不外是「合作加防範，接觸加遏制」：在有共同利益的諸多領域合作；同時也要防範中國對美國在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利益提出挑戰。奧巴馬在一些時間一些場合稱中國為夥伴，在另一些時間另一些場合稱中國為競爭對手，甚至提出美國要「重返亞洲」。 不過就像2008年6月時任美國國務卿賴斯訪問中國時說的：「我們有分歧，但是這些分歧並沒有模糊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美國與中國就是必須合作共事,如果我們要解決在國際社會中面臨的許多挑戰的話。」 美國參加一戰後，中國也對德、奧宣戰，期待通過這場形式勝過實質的「戰爭」，沒收兩國在中國的資產，終止與他們的不平等條約。
1918外國使團中只有蘇聯大使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周恩來讓與司徒雷登有師生之誼的黃華去南京軍管會擔任外事處長，與他進行私人接觸。 1949年5月13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司徒雷登的電報中提出了承認中共政府的3個條件：事實上控制國家的領土和行政機關；既有能力又有意願承擔其國際義務；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認可。令美國失望的是一個多月後的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宣稱新中國將奉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方針。據說司徒雷登曾請民盟的羅隆基向中共領導傳話：假如中共對美國和蘇聯採取中立態度，美國可以承認新中國，並提供30至50億美元貸款。而羅隆基得知《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不敢轉達消息，幾年後才說出來。 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美國駐華使館和各地領事館人員留守原地「觀察」中國。1950年1月，中方收回美國在北平的兵營等房產後，美國終於撤走了全部駐華人員。 1972尼克松與基辛格借力中國抗衡蘇聯 朝鮮戰爭、台海危機、敵意的政策使兩國的正常關係中斷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間，雙方長達15年（1955-1970）的大使級會談只是各說各話：中國想要解決台灣問題、被美國凍結的資產；美國勸中國放棄武力統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談判。136次會談只達成了一個協議，西方媒體稱之為「聾子的對話」。 中蘇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國的決策層卻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意識到這是個戰略機會，直到老羅斯福之後美國總統中少有的現實派尼克松走上前台。 1968年9月，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後不久，尼克松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我們必須不斷尋求機會與她談談，也與蘇聯談談。我們必須不只注意是否發生了變化，我們也必須找機會製造變化。」她，指的是中國。 機會來得很快。1969年春天，中蘇兩國發生邊境衝突。當年夏天尼克松做了個不尋常的決定：放棄虛耗時日的中美現行對話機制，引入中國為轉化力量，打破美蘇兩極對峙局面，建構戰略性三角關係。 由於中美都認為蘇聯是比對方更大的威脅，兩國對改善關係很積極。有趣的是中國釋放善意的方式。1970年10月1日，在中國國慶日的觀禮台上，美國記者斯諾被安排在了毛澤東身邊。12月，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表示他願意邀請尼克松訪問中國。中國政府高估了斯諾在美國的影響。事實上，華府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信息，直到後來通過其他管道安排好尼克松訪華之行時才知道有這麼一段公案。 1971年7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轉秘密訪問北京。為了躲避媒體，他先公開訪問了南越、泰國、印度等國，最後在巴基斯坦的歡迎晚宴上假裝肚子痛，被送往總統別墅「治療和修養」。次日凌晨，他登上了飛往北京的專機，專程前來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領航員早已在機內恭候。 由於基辛格訪問印度只用了兩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時間」也不能超過48小時，以免「厚此薄彼」。當天中午專機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就同他進行了會談。開始，基辛格有點緊張，照著事先準備的稿子念，後來看到周恩來面前只放了一張寫著要點的紙，他也收起文件夾侃侃而談起來。結果包括飛機上的時間，只用了17小時就順利完成密訪。雙方約定把尼克松訪華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16日，中美同時公布雙方達成的《公告》。當年10月，聯合國大會恢復中國席位。 據基辛格的回憶，1972年2月，毛澤東見到尼克松時，一開口就是：「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他毫不拖泥帶水地表示，中國不會動用武力對付台灣，「我們可以暫時不去管它，等個一百年吧！」毛澤東身體狀況不佳，不久前還病了一次，原本只準備談一刻鐘，但他靠意志堅持了75分鐘，最後才以詢問時間的方式，暗示會談結束。 2月27日，中美達成《上海公報》，次日發表——其中有一條顯然針對蘇聯：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一年之後，雙方又發布一份公告，同意將共同「抵抗」任何國家在「全球」建立霸權的企圖。 美國與中國合作，蘇聯的最佳選擇只能是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莫斯科原本對安排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峰會反應冷淡，拖拉了一年多；結果，基辛格密訪北京不到一個月，就迫不及待邀請美國總統去莫斯科——安排在尼克松訪問中國僅3個月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這樣解釋尼克松的動機：「尼克松飛過來和毛澤東握手，主要就是因為美國面臨蘇聯的威脅，他要借力，然後他發現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借力點。他就來了，屈尊哪，他世界首強，他主動。另外還有一個小的地緣考慮：他要從越南撤軍，有一個理論上的困難，就是所謂『多米諾骨牌』效應：如果越南被共產主義佔領，東南亞就守不住，東南亞守不住澳洲就守不住。要破解這個困境技術上講有一個環節就是把中國拉過去。」 次年，美國和越南簽署和平協定，美軍撤出了越南。中美雙方互設聯絡處，走向關係正常化。 1989老布希艱難維持中美關係 中國駐芝加哥前總領事王立向記者描述老布希和基辛格的分別：「基辛格跟你見10次也不記得你是誰，老布希見過你一次就認得你了。」這天分顯然對從政有利。 1989年1月，老布希就任美國總統。僅僅一個月後，他的第一次出訪就是到中國——這在美國總統中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代當駐華聯絡處主任那段經歷使他對中國懷有特殊感情。所以他擔任總統後親自主持對華政策，而不是由國務院或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一些美國的中國學家說他就像是「國務院中國處的主管」。黨內的保守派反對他一上任就訪問中國，剛好日本天皇去世，他就利用這機會在參加葬禮後到了中國。 老布希見到了鄧小平，鄧對中美關係感到滿意，又說，戈爾巴喬夫將於5月訪華，談得好的話，中蘇關係也可以正常化，但不可能恢復到1950年代，也就是說中蘇不會結盟。老布希放心了，向鄧保證說，「在我4年任期結束時，中美關係一定比現在更牢固、更好。」 在此之前，中美關係儘管時有波動起伏，總體上比較平穩。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之後，他的後繼者繼續尋求對華關係正常化。1978年12月16日（北京時間）中美發表了《建交公報》，兩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戰略中，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訪問美國；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發表，兩國關係進入了偶有小風波的蜜月期。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1989年初，70%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或極有好感。 可惜對中國最友好的美國總統，恰恰遭遇中美建交後最難處理的局面。布希訪華3個月後，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 6月3日深夜（美國東部時間），老布希獲知北京發生政治風波的消息後，當即給駐華大使李潔明打電話詢問事態。 6月5日早上，尼克松跟老布希通了電話，認為要看長遠，與中國的關係不能斷絕。老布希表示同意。 6月8日，他決定直接跟鄧小平通電話。中國方面表示，中國領導人沒有這樣的習慣。於是，6月20日，他給鄧寫了長信，一開頭就說他是「以一個朋友、一個真正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寫這封信的」。他希望鄧幫助他「維持這種我們都認為非常重要的關係」，除了兩國的大使之外，能有「特殊渠道」保持交往暢通，並問中方是否願意華盛頓派出密使。不到24小時，鄧小平就回了信，歡迎美國特使訪華，並願意親自同特使交談。 通過老布希的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中國領導人收到這樣的消息：老布希決意維護兩國的戰略關係，但他必須顧及美國民眾的情緒。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不會是永久性的，但目前在政治上是必須的。 在國會和輿論的壓力年11月德國投降，一戰結束。外國使團中只有蘇聯大使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周恩來讓與司徒雷登有師生之誼的黃華去南京軍管會擔任外事處長，與他進行私人接觸。 1949年5月13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司徒雷登的電報中提出了承認中共政府的3個條件：事實上控制國家的領土和行政機關；既有能力又有意願承擔其國際義務；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認可。令美國失望的是一個多月後的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宣稱新中國將奉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方針。據說司徒雷登曾請民盟的羅隆基向中共領導傳話：假如中共對美國和蘇聯採取中立態度，美國可以承認新中國，並提供30至50億美元貸款。而羅隆基得知《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不敢轉達消息，幾年後才說出來。 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美國駐華使館和各地領事館人員留守原地「觀察」中國。1950年1月，中方收回美國在北平的兵營等房產後，美國終於撤走了全部駐華人員。 1972尼克松與基辛格借力中國抗衡蘇聯 朝鮮戰爭、台海危機、敵意的政策使兩國的正常關係中斷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間，雙方長達15年（1955-1970）的大使級會談只是各說各話：中國想要解決台灣問題、被美國凍結的資產；美國勸中國放棄武力統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談判。136次會談只達成了一個協議，西方媒體稱之為「聾子的對話」。 中蘇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國的決策層卻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意識到這是個戰略機會，直到老羅斯福之後美國總統中少有的現實派尼克松走上前台。 1968年9月，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後不久，尼克松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我們必須不斷尋求機會與她談談，也與蘇聯談談。我們必須不只注意是否發生了變化，我們也必須找機會製造變化。」她，指的是中國。 機會來得很快。1969年春天，中蘇兩國發生邊境衝突。當年夏天尼克松做了個不尋常的決定：放棄虛耗時日的中美現行對話機制，引入中國為轉化力量，打破美蘇兩極對峙局面，建構戰略性三角關係。 由於中美都認為蘇聯是比對方更大的威脅，兩國對改善關係很積極。有趣的是中國釋放善意的方式。1970年10月1日，在中國國慶日的觀禮台上，美國記者斯諾被安排在了毛澤東身邊。12月，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表示他願意邀請尼克松訪問中國。中國政府高估了斯諾在美國的影響。事實上，華府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信息，直到後來通過其他管道安排好尼克松訪華之行時才知道有這麼一段公案。 1971年7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轉秘密訪問北京。為了躲避媒體，他先公開訪問了南越、泰國、印度等國，最後在巴基斯坦的歡迎晚宴上假裝肚子痛，被送往總統別墅「治療和修養」。次日凌晨，他登上了飛往北京的專機，專程前來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領航員早已在機內恭候。 由於基辛格訪問印度只用了兩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時間」也不能超過48小時，以免「厚此薄彼」。當天中午專機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就同他進行了會談。開始，基辛格有點緊張，照著事先準備的稿子念，後來看到周恩來面前只放了一張寫著要點的紙，他也收起文件夾侃侃而談起來。結果包括飛機上的時間，只用了17小時就順利完成密訪。雙方約定把尼克松訪華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16日，中美同時公布雙方達成的《公告》。當年10月，聯合國大會恢復中國席位。 據基辛格的回憶，1972年2月，毛澤東見到尼克松時，一開口就是：「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他毫不拖泥帶水地表示，中國不會動用武力對付台灣，「我們可以暫時不去管它，等個一百年吧！」毛澤東身體狀況不佳，不久前還病了一次，原本只準備談一刻鐘，但他靠意志堅持了75分鐘，最後才以詢問時間的方式，暗示會談結束。 2月27日，中美達成《上海公報》，次日發表——其中有一條顯然針對蘇聯：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一年之後，雙方又發布一份公告，同意將共同「抵抗」任何國家在「全球」建立霸權的企圖。 美國與中國合作，蘇聯的最佳選擇只能是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莫斯科原本對安排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峰會反應冷淡，拖拉了一年多；結果，基辛格密訪北京不到一個月，就迫不及待邀請美國總統去莫斯科——安排在尼克松訪問中國僅3個月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這樣解釋尼克松的動機：「尼克松飛過來和毛澤東握手，主要就是因為美國面臨蘇聯的威脅，他要借力，然後他發現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借力點。他就來了，屈尊哪，他世界首強，他主動。另外還有一個小的地緣考慮：他要從越南撤軍，有一個理論上的困難，就是所謂『多米諾骨牌』效應：如果越南被共產主義佔領，東南亞就守不住，東南亞守不住澳洲就守不住。要破解這個困境技術上講有一個環節就是把中國拉過去。」 次年，美國和越南簽署和平協定，美軍撤出了越南。中美雙方互設聯絡處，走向關係正常化。 1989老布希艱難維持中美關係 中國駐芝加哥前總領事王立向記者描述老布希和基辛格的分別：「基辛格跟你見10次也不記得你是誰，老布希見過你一次就認得你了。」這天分顯然對從政有利。 1989年1月，老布希就任美國總統。僅僅一個月後，他的第一次出訪就是到中國——這在美國總統中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代當駐華聯絡處主任那段經歷使他對中國懷有特殊感情。所以他擔任總統後親自主持對華政策，而不是由國務院或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一些美國的中國學家說他就像是「國務院中國處的主管」。黨內的保守派反對他一上任就訪問中國，剛好日本天皇去世，他就利用這機會在參加葬禮後到了中國。 老布希見到了鄧小平，鄧對中美關係感到滿意，又說，戈爾巴喬夫將於5月訪華，談得好的話，中蘇關係也可以正常化，但不可能恢復到1950年代，也就是說中蘇不會結盟。老布希放心了，向鄧保證說，「在我4年任期結束時，中美關係一定比現在更牢固、更好。」 在此之前，中美關係儘管時有波動起伏，總體上比較平穩。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之後，他的後繼者繼續尋求對華關係正常化。1978年12月16日（北京時間）中美發表了《建交公報》，兩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戰略中，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訪問美國；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發表，兩國關係進入了偶有小風波的蜜月期。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1989年初，70%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或極有好感。 可惜對中國最友好的美國總統，恰恰遭遇中美建交後最難處理的局面。布希訪華3個月後，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 6月3日深夜（美國東部時間），老布希獲知北京發生政治風波的消息後，當即給駐華大使李潔明打電話詢問事態。 6月5日早上，尼克松跟老布希通了電話，認為要看長遠，與中國的關係不能斷絕。老布希表示同意。 6月8日，他決定直接跟鄧小平通電話。中國方面表示，中國領導人沒有這樣的習慣。於是，6月20日，他給鄧寫了長信，一開頭就說他是「以一個朋友、一個真正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寫這封信的」。他希望鄧幫助他「維持這種我們都認為非常重要的關係」，除了兩國的大使之外，能有「特殊渠道」保持交往暢通，並問中方是否願意華盛頓派出密使。不到24小時，鄧小平就回了信，歡迎美國特使訪華，並願意親自同特使交談。 通過老布希的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中國領導人收到這樣的消息：老布希決意維護兩國的戰略關係，但他必須顧及美國民眾的情緒。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不會是永久性的，但目前在政治上是必須的。 在國會和輿論的壓力1919年1月，戰勝國在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在和會上，日本代表要求將山東的權益無條件讓予日本。中國代表去見威爾遜，希望他主持公道。威爾遜表示：他對日本代表提出如此天真的要求很驚訝，建議中國代表也坦率地陳述中國的主張。
駐華公使芮恩施密切關注著這些情況。在和會召開前，他就致函國務院和威爾遜，強調中國問題必須得到公正解決，「否則我們必須放棄使這個世界免遭軍國主義災難的希望」。威爾遜卻向日本讓步了。巴黎和會的結果是中國空歡喜一場，取代一種不平等的是另一種不平等，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日本繼承。
1972年2月，周恩來總理陪同尼克松總統在杭州遊覽西湖，雙方繼續商談有關兩國聯合公報問題 威爾遜 羅斯福（右）和杜魯門 尼克松（右）與基辛格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編輯部 20世紀之所以常常被稱為「美國世紀」，自然和美國的「全球化進程」有密切關聯。對美國而言，兩次世界大戰既是災難，又是極難得的機遇——對任何其他國家，它們都只是災難。因為美國在戰爭中的決定性力量，它有兩次機會按自己的意願把這個世界塑造成它喜歡的樣子。 第一次它失敗了。威爾遜提出號稱「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計劃」，倡議為永保和平而建立國聯，結果先被歐洲權力政治大打折扣，後被自己的人民否決。首倡國聯的美國反而沒加入國聯。美國人似乎還沒做好「達則兼善天下」的準備，不肯為大西洋彼岸的安全問題多操心。10年後，經濟危機（1929年至1931年）更使其連「獨善其身」也不可得。 第二次它成功了。與上一次不同，美國人沒有再規避責任，決心領導世界。雄才大略的羅斯福將美國對戰後世界秩序承擔主要責任視為理所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關貿總協定、重建的歐洲和日本見證了一個美國經濟資源和價值觀念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被接受的世界，尤其在數十年後蘇聯解體時。 這麼說也許沒錯：在美國的世界秩序構想中，中國的位置一直在變化。中美關係對兩國來說一開始並不那麼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斷遞增，越到後來越是重要。到二戰時已對雙方都有重要意義。 以二戰為界，20世紀的中美關係總有個「第三者」，前半段是日本，後半段是蘇聯，與中、美構成一種「三角關係」。一戰結束之後，為了爭取日本參加國聯，美國在巴黎和會犧牲了中國；二戰時中美卻成了盟友，聯手打敗日本。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倒向蘇聯，受到美國遏制；20年後中美結盟，共同制衡蘇聯。從某種意義上講，兩國直到1990年代才進入了真正的「雙邊關係」，最近10年，更有可能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 美國駐華使節是波動起伏的中美關係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所謂「外交授權有限」，他們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執行者，有時卻也能影響政策。他們一般要請示華盛頓對重大事件的工作指示，不管個人觀點如何堅決奉行白宮和國務院所定的對華政策；但特殊的身份和強烈的個性，對中國的真切接觸和對美國長遠利益的考量，有時使他們越出這界限。從他們的資歷來說，要麼是總統政治性任命的，要麼是外交機構里的職業官員（少數人兼而有之）。一般前者來之前對中國了解不多，但也更少偏見，因為同總統有私密關係，有時可以越過國務院直接向總統陳情；後者常常是會說漢語的「中國通」，遇事更多向國務院請示彙報。 我們選出了美國大使中的5位代表人物，與讀者分享他們的故事： 蒲安臣，先後任美國第13任公使和清朝第一位全權使節，曾代表清政府出使美、英、法、德、俄諸國。 司徒雷登，傳教士，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及《別了，司徒雷登》的主角，他試圖讓新中國同美國合作。 老布希，可能是中國人最熟悉的大使，後來也成為對中國最友好的總統，在關鍵時刻維護了中美關係。 洪博培，已經宣布參加2012年美國大選，他在中國任期雖短，經歷的風雨和收穫的讚譽卻不少。 駱家輝，美國歷史上首位華裔州長，剛剛卸任的商務部長，7月即將到任的駐華大使，他需要在華裔背景和美國利益之間做出微妙平衡。 1919威爾遜犧牲中國綏靖日本 在19世紀，美國的對華政策常常唯英國馬首是瞻，之後隨著實力的不斷增強，對華外交也逐漸獨立。1900年前後，歐洲列強各自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為保護在華利益，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承認列強的勢力範圍和既得權利為前提，要求他們向美國開放。對中國來說，這一政策的正面意義是提出了要「保護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此後三十多年，「門戶開放」成為美國對華關係基本原則。 列強之中，最有超越「門戶開放」、獨佔中國衝動的是日本。 「一戰」爆發，日本利用與英國的結盟，把德國趕出了中國（山東半島）和西太平洋（加羅林、馬里亞納和馬紹爾群島）。此時，歐洲力量在亞洲的影響暫時消退，美國成為惟一能影響中日紛爭的國家。 辛亥革命後，美國是西方列強中最早承認袁世凱政府的，不但派遣著名政治學家和行政學家弗蘭克·古德諾擔任袁世凱的特別顧問，還鼓勵美國銀行家向中國的鐵路和工業投資。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美國表示反對，同時卻承認日本在滿洲等鄰近日本的地區有「特殊利益」。在1917年的《蘭辛-石井協定》中，美國再次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 美國參加一戰後，中國也對德、奧宣戰，期待通過這場形式勝過實質的「戰爭」，沒收兩國在中國的資產，終止與他們的不平等條約。 1918年11月德國投降，一戰結束。1919年1月，戰勝國在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在和會上，日本代表要求將山東的權益無條件讓予日本。中國代表去見威爾遜，希望他主持公道。威爾遜表示：他對日本代表提出如此天真的要求很驚訝，建議中國代表也坦率地陳述中國的主張。 駐華公使芮恩施密切關注著這些情況。在和會召開前，他就致函國務院和威爾遜，強調中國問題必須得到公正解決，「否則我們必須放棄使這個世界免遭軍國主義災難的希望」。威爾遜卻向日本讓步了。巴黎和會的結果是中國空歡喜一場，取代一種不平等的是另一種不平等，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日本繼承。 1945-1949羅斯福與杜魯門盟友撤離中美反目 和一戰時很相似，二戰開始階段美國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次日，美國向日本宣戰；同日，中國也正式對日宣戰，這時中日戰爭已經打了4年。 接下來4年中美進行了一系列合作：雙方達成5億美元的貸款協定，美國將軍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首腦會議，討論對日戰略，《開羅宣言》宣告日本必須歸還中國領土。 羅斯福關於戰後世界的構想中，中國扮演著重要角色。他的「四大警察論」，設想美、英、蘇、中，以類似世界理事會的方式來維持和平。把中國列入四強部分是出於禮貌，部分是因為美國在亞洲需要有一個支持者。因此，美國不顧英國反對，支持中國成為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在時殷弘看來：「羅斯福雄才大略，看到未來，知道亞洲民族主義總是要起來的——本質上是厭惡西方的。這些新興民族主義國家能不能追隨美國，那麼當然，中國很重要，是一個樣板。美國在中國做好了，就可以引導其他亞洲新興國家。另一個戰略意義，是讓中國盟友承擔起亞洲一大部分監管任務。這兩個意義無論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還是在美國的對外關係中，當然都是很重大的。」 如果「四大警察」之一拒絕他的角色又會如何，尤其是當這個不合群的警察恰巧是力量僅次於美國的蘇聯時？羅斯福來不及回答這個問題。1945年4月，日本尚未投降，他就病逝了。 在1945-1950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美國對國共兩黨的態度一開始就有所不同。日本投降當日，杜魯門命令日軍只能向蔣介石政府投降就很說明問題。1946年7月12日——一天前，司徒雷登剛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美國調停國共糾紛失敗後，開始援助蔣介石打內戰。1949年8月發布的美中關係《白皮書》中美國承認抗戰勝利後對蔣介石政府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多達22.5億美元。 但隨著國軍的敗退，1948年末美國開始調整政策，從「阻止中共取勝」變為「阻止中國成為蘇聯附庸」。 1949年初，司徒雷登就開始與各國大使接觸，主張各國外交官留在南京。4月23日南京解放，各外國使團中只有蘇聯大使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周恩來讓與司徒雷登有師生之誼的黃華去南京軍管會擔任外事處長，與他進行私人接觸。 1949年5月13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司徒雷登的電報中提出了承認中共政府的3個條件：事實上控制國家的領土和行政機關；既有能力又有意願承擔其國際義務；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認可。令美國失望的是一個多月後的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宣稱新中國將奉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方針。據說司徒雷登曾請民盟的羅隆基向中共領導傳話：假如中共對美國和蘇聯採取中立態度，美國可以承認新中國，並提供30至50億美元貸款。而羅隆基得知《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不敢轉達消息，幾年後才說出來。 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美國駐華使館和各地領事館人員留守原地「觀察」中國。1950年1月，中方收回美國在北平的兵營等房產後，美國終於撤走了全部駐華人員。 1972尼克松與基辛格借力中國抗衡蘇聯 朝鮮戰爭、台海危機、敵意的政策使兩國的正常關係中斷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間，雙方長達15年（1955-1970）的大使級會談只是各說各話：中國想要解決台灣問題、被美國凍結的資產；美國勸中國放棄武力統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談判。136次會談只達成了一個協議，西方媒體稱之為「聾子的對話」。 中蘇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國的決策層卻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意識到這是個戰略機會，直到老羅斯福之後美國總統中少有的現實派尼克松走上前台。 1968年9月，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後不久，尼克松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我們必須不斷尋求機會與她談談，也與蘇聯談談。我們必須不只注意是否發生了變化，我們也必須找機會製造變化。」她，指的是中國。 機會來得很快。1969年春天，中蘇兩國發生邊境衝突。當年夏天尼克松做了個不尋常的決定：放棄虛耗時日的中美現行對話機制，引入中國為轉化力量，打破美蘇兩極對峙局面，建構戰略性三角關係。 由於中美都認為蘇聯是比對方更大的威脅，兩國對改善關係很積極。有趣的是中國釋放善意的方式。1970年10月1日，在中國國慶日的觀禮台上，美國記者斯諾被安排在了毛澤東身邊。12月，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表示他願意邀請尼克松訪問中國。中國政府高估了斯諾在美國的影響。事實上，華府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信息，直到後來通過其他管道安排好尼克松訪華之行時才知道有這麼一段公案。 1971年7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轉秘密訪問北京。為了躲避媒體，他先公開訪問了南越、泰國、印度等國，最後在巴基斯坦的歡迎晚宴上假裝肚子痛，被送往總統別墅「治療和修養」。次日凌晨，他登上了飛往北京的專機，專程前來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領航員早已在機內恭候。 由於基辛格訪問印度只用了兩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時間」也不能超過48小時，以免「厚此薄彼」。當天中午專機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就同他進行了會談。開始，基辛格有點緊張，照著事先準備的稿子念，後來看到周恩來面前只放了一張寫著要點的紙，他也收起文件夾侃侃而談起來。結果包括飛機上的時間，只用了17小時就順利完成密訪。雙方約定把尼克松訪華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16日，中美同時公布雙方達成的《公告》。當年10月，聯合國大會恢復中國席位。 據基辛格的回憶，1972年2月，毛澤東見到尼克松時，一開口就是：「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他毫不拖泥帶水地表示，中國不會動用武力對付台灣，「我們可以暫時不去管它，等個一百年吧！」毛澤東身體狀況不佳，不久前還病了一次，原本只準備談一刻鐘，但他靠意志堅持了75分鐘，最後才以詢問時間的方式，暗示會談結束。 2月27日，中美達成《上海公報》，次日發表——其中有一條顯然針對蘇聯：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一年之後，雙方又發布一份公告，同意將共同「抵抗」任何國家在「全球」建立霸權的企圖。 美國與中國合作，蘇聯的最佳選擇只能是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莫斯科原本對安排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峰會反應冷淡，拖拉了一年多；結果，基辛格密訪北京不到一個月，就迫不及待邀請美國總統去莫斯科——安排在尼克松訪問中國僅3個月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這樣解釋尼克松的動機：「尼克松飛過來和毛澤東握手，主要就是因為美國面臨蘇聯的威脅，他要借力，然後他發現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借力點。他就來了，屈尊哪，他世界首強，他主動。另外還有一個小的地緣考慮：他要從越南撤軍，有一個理論上的困難，就是所謂『多米諾骨牌』效應：如果越南被共產主義佔領，東南亞就守不住，東南亞守不住澳洲就守不住。要破解這個困境技術上講有一個環節就是把中國拉過去。」 次年，美國和越南簽署和平協定，美軍撤出了越南。中美雙方互設聯絡處，走向關係正常化。 1989老布希艱難維持中美關係 中國駐芝加哥前總領事王立向記者描述老布希和基辛格的分別：「基辛格跟你見10次也不記得你是誰，老布希見過你一次就認得你了。」這天分顯然對從政有利。 1989年1月，老布希就任美國總統。僅僅一個月後，他的第一次出訪就是到中國——這在美國總統中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代當駐華聯絡處主任那段經歷使他對中國懷有特殊感情。所以他擔任總統後親自主持對華政策，而不是由國務院或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一些美國的中國學家說他就像是「國務院中國處的主管」。黨內的保守派反對他一上任就訪問中國，剛好日本天皇去世，他就利用這機會在參加葬禮後到了中國。 老布希見到了鄧小平，鄧對中美關係感到滿意，又說，戈爾巴喬夫將於5月訪華，談得好的話，中蘇關係也可以正常化，但不可能恢復到1950年代，也就是說中蘇不會結盟。老布希放心了，向鄧保證說，「在我4年任期結束時，中美關係一定比現在更牢固、更好。」 在此之前，中美關係儘管時有波動起伏，總體上比較平穩。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之後，他的後繼者繼續尋求對華關係正常化。1978年12月16日（北京時間）中美發表了《建交公報》，兩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戰略中，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訪問美國；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發表，兩國關係進入了偶有小風波的蜜月期。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1989年初，70%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或極有好感。 可惜對中國最友好的美國總統，恰恰遭遇中美建交後最難處理的局面。布希訪華3個月後，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 6月3日深夜（美國東部時間），老布希獲知北京發生政治風波的消息後，當即給駐華大使李潔明打電話詢問事態。 6月5日早上，尼克松跟老布希通了電話，認為要看長遠，與中國的關係不能斷絕。老布希表示同意。 6月8日，他決定直接跟鄧小平通電話。中國方面表示，中國領導人沒有這樣的習慣。於是，6月20日，他給鄧寫了長信，一開頭就說他是「以一個朋友、一個真正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寫這封信的」。他希望鄧幫助他「維持這種我們都認為非常重要的關係」，除了兩國的大使之外，能有「特殊渠道」保持交往暢通，並問中方是否願意華盛頓派出密使。不到24小時，鄧小平就回了信，歡迎美國特使訪華，並願意親自同特使交談。 通過老布希的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中國領導人收到這樣的消息：老布希決意維護兩國的戰略關係，但他必須顧及美國民眾的情緒。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不會是永久性的，但目前在政治上是必須的。 在國會和輿論的壓力1945-1949羅斯福與杜魯門外國使團中只有蘇聯大使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周恩來讓與司徒雷登有師生之誼的黃華去南京軍管會擔任外事處長，與他進行私人接觸。 1949年5月13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司徒雷登的電報中提出了承認中共政府的3個條件：事實上控制國家的領土和行政機關；既有能力又有意願承擔其國際義務；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認可。令美國失望的是一個多月後的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宣稱新中國將奉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方針。據說司徒雷登曾請民盟的羅隆基向中共領導傳話：假如中共對美國和蘇聯採取中立態度，美國可以承認新中國，並提供30至50億美元貸款。而羅隆基得知《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不敢轉達消息，幾年後才說出來。 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美國駐華使館和各地領事館人員留守原地「觀察」中國。1950年1月，中方收回美國在北平的兵營等房產後，美國終於撤走了全部駐華人員。 1972尼克松與基辛格借力中國抗衡蘇聯 朝鮮戰爭、台海危機、敵意的政策使兩國的正常關係中斷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間，雙方長達15年（1955-1970）的大使級會談只是各說各話：中國想要解決台灣問題、被美國凍結的資產；美國勸中國放棄武力統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談判。136次會談只達成了一個協議，西方媒體稱之為「聾子的對話」。 中蘇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國的決策層卻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意識到這是個戰略機會，直到老羅斯福之後美國總統中少有的現實派尼克松走上前台。 1968年9月，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後不久，尼克松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我們必須不斷尋求機會與她談談，也與蘇聯談談。我們必須不只注意是否發生了變化，我們也必須找機會製造變化。」她，指的是中國。 機會來得很快。1969年春天，中蘇兩國發生邊境衝突。當年夏天尼克松做了個不尋常的決定：放棄虛耗時日的中美現行對話機制，引入中國為轉化力量，打破美蘇兩極對峙局面，建構戰略性三角關係。 由於中美都認為蘇聯是比對方更大的威脅，兩國對改善關係很積極。有趣的是中國釋放善意的方式。1970年10月1日，在中國國慶日的觀禮台上，美國記者斯諾被安排在了毛澤東身邊。12月，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表示他願意邀請尼克松訪問中國。中國政府高估了斯諾在美國的影響。事實上，華府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信息，直到後來通過其他管道安排好尼克松訪華之行時才知道有這麼一段公案。 1971年7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轉秘密訪問北京。為了躲避媒體，他先公開訪問了南越、泰國、印度等國，最後在巴基斯坦的歡迎晚宴上假裝肚子痛，被送往總統別墅「治療和修養」。次日凌晨，他登上了飛往北京的專機，專程前來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領航員早已在機內恭候。 由於基辛格訪問印度只用了兩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時間」也不能超過48小時，以免「厚此薄彼」。當天中午專機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就同他進行了會談。開始，基辛格有點緊張，照著事先準備的稿子念，後來看到周恩來面前只放了一張寫著要點的紙，他也收起文件夾侃侃而談起來。結果包括飛機上的時間，只用了17小時就順利完成密訪。雙方約定把尼克松訪華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16日，中美同時公布雙方達成的《公告》。當年10月，聯合國大會恢復中國席位。 據基辛格的回憶，1972年2月，毛澤東見到尼克松時，一開口就是：「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他毫不拖泥帶水地表示，中國不會動用武力對付台灣，「我們可以暫時不去管它，等個一百年吧！」毛澤東身體狀況不佳，不久前還病了一次，原本只準備談一刻鐘，但他靠意志堅持了75分鐘，最後才以詢問時間的方式，暗示會談結束。 2月27日，中美達成《上海公報》，次日發表——其中有一條顯然針對蘇聯：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一年之後，雙方又發布一份公告，同意將共同「抵抗」任何國家在「全球」建立霸權的企圖。 美國與中國合作，蘇聯的最佳選擇只能是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莫斯科原本對安排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峰會反應冷淡，拖拉了一年多；結果，基辛格密訪北京不到一個月，就迫不及待邀請美國總統去莫斯科——安排在尼克松訪問中國僅3個月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這樣解釋尼克松的動機：「尼克松飛過來和毛澤東握手，主要就是因為美國面臨蘇聯的威脅，他要借力，然後他發現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借力點。他就來了，屈尊哪，他世界首強，他主動。另外還有一個小的地緣考慮：他要從越南撤軍，有一個理論上的困難，就是所謂『多米諾骨牌』效應：如果越南被共產主義佔領，東南亞就守不住，東南亞守不住澳洲就守不住。要破解這個困境技術上講有一個環節就是把中國拉過去。」 次年，美國和越南簽署和平協定，美軍撤出了越南。中美雙方互設聯絡處，走向關係正常化。 1989老布希艱難維持中美關係 中國駐芝加哥前總領事王立向記者描述老布希和基辛格的分別：「基辛格跟你見10次也不記得你是誰，老布希見過你一次就認得你了。」這天分顯然對從政有利。 1989年1月，老布希就任美國總統。僅僅一個月後，他的第一次出訪就是到中國——這在美國總統中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代當駐華聯絡處主任那段經歷使他對中國懷有特殊感情。所以他擔任總統後親自主持對華政策，而不是由國務院或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一些美國的中國學家說他就像是「國務院中國處的主管」。黨內的保守派反對他一上任就訪問中國，剛好日本天皇去世，他就利用這機會在參加葬禮後到了中國。 老布希見到了鄧小平，鄧對中美關係感到滿意，又說，戈爾巴喬夫將於5月訪華，談得好的話，中蘇關係也可以正常化，但不可能恢復到1950年代，也就是說中蘇不會結盟。老布希放心了，向鄧保證說，「在我4年任期結束時，中美關係一定比現在更牢固、更好。」 在此之前，中美關係儘管時有波動起伏，總體上比較平穩。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之後，他的後繼者繼續尋求對華關係正常化。1978年12月16日（北京時間）中美發表了《建交公報》，兩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戰略中，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訪問美國；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發表，兩國關係進入了偶有小風波的蜜月期。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1989年初，70%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或極有好感。 可惜對中國最友好的美國總統，恰恰遭遇中美建交後最難處理的局面。布希訪華3個月後，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 6月3日深夜（美國東部時間），老布希獲知北京發生政治風波的消息後，當即給駐華大使李潔明打電話詢問事態。 6月5日早上，尼克松跟老布希通了電話，認為要看長遠，與中國的關係不能斷絕。老布希表示同意。 6月8日，他決定直接跟鄧小平通電話。中國方面表示，中國領導人沒有這樣的習慣。於是，6月20日，他給鄧寫了長信，一開頭就說他是「以一個朋友、一個真正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寫這封信的」。他希望鄧幫助他「維持這種我們都認為非常重要的關係」，除了兩國的大使之外，能有「特殊渠道」保持交往暢通，並問中方是否願意華盛頓派出密使。不到24小時，鄧小平就回了信，歡迎美國特使訪華，並願意親自同特使交談。 通過老布希的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中國領導人收到這樣的消息：老布希決意維護兩國的戰略關係，但他必須顧及美國民眾的情緒。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不會是永久性的，但目前在政治上是必須的。 在國會和輿論的壓力盟友撤離中美反目
和一戰時很相似，二戰開始階段美國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次日，美國向日本宣戰；同日，中國也正式對日宣戰，這時中日戰爭已經打了4年。
1972年2月，周恩來總理陪同尼克松總統在杭州遊覽西湖，雙方繼續商談有關兩國聯合公報問題 威爾遜 羅斯福（右）和杜魯門 尼克松（右）與基辛格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編輯部 20世紀之所以常常被稱為「美國世紀」，自然和美國的「全球化進程」有密切關聯。對美國而言，兩次世界大戰既是災難，又是極難得的機遇——對任何其他國家，它們都只是災難。因為美國在戰爭中的決定性力量，它有兩次機會按自己的意願把這個世界塑造成它喜歡的樣子。 第一次它失敗了。威爾遜提出號稱「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計劃」，倡議為永保和平而建立國聯，結果先被歐洲權力政治大打折扣，後被自己的人民否決。首倡國聯的美國反而沒加入國聯。美國人似乎還沒做好「達則兼善天下」的準備，不肯為大西洋彼岸的安全問題多操心。10年後，經濟危機（1929年至1931年）更使其連「獨善其身」也不可得。 第二次它成功了。與上一次不同，美國人沒有再規避責任，決心領導世界。雄才大略的羅斯福將美國對戰後世界秩序承擔主要責任視為理所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關貿總協定、重建的歐洲和日本見證了一個美國經濟資源和價值觀念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被接受的世界，尤其在數十年後蘇聯解體時。 這麼說也許沒錯：在美國的世界秩序構想中，中國的位置一直在變化。中美關係對兩國來說一開始並不那麼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斷遞增，越到後來越是重要。到二戰時已對雙方都有重要意義。 以二戰為界，20世紀的中美關係總有個「第三者」，前半段是日本，後半段是蘇聯，與中、美構成一種「三角關係」。一戰結束之後，為了爭取日本參加國聯，美國在巴黎和會犧牲了中國；二戰時中美卻成了盟友，聯手打敗日本。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倒向蘇聯，受到美國遏制；20年後中美結盟，共同制衡蘇聯。從某種意義上講，兩國直到1990年代才進入了真正的「雙邊關係」，最近10年，更有可能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 美國駐華使節是波動起伏的中美關係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所謂「外交授權有限」，他們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執行者，有時卻也能影響政策。他們一般要請示華盛頓對重大事件的工作指示，不管個人觀點如何堅決奉行白宮和國務院所定的對華政策；但特殊的身份和強烈的個性，對中國的真切接觸和對美國長遠利益的考量，有時使他們越出這界限。從他們的資歷來說，要麼是總統政治性任命的，要麼是外交機構里的職業官員（少數人兼而有之）。一般前者來之前對中國了解不多，但也更少偏見，因為同總統有私密關係，有時可以越過國務院直接向總統陳情；後者常常是會說漢語的「中國通」，遇事更多向國務院請示彙報。 我們選出了美國大使中的5位代表人物，與讀者分享他們的故事： 蒲安臣，先後任美國第13任公使和清朝第一位全權使節，曾代表清政府出使美、英、法、德、俄諸國。 司徒雷登，傳教士，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及《別了，司徒雷登》的主角，他試圖讓新中國同美國合作。 老布希，可能是中國人最熟悉的大使，後來也成為對中國最友好的總統，在關鍵時刻維護了中美關係。 洪博培，已經宣布參加2012年美國大選，他在中國任期雖短，經歷的風雨和收穫的讚譽卻不少。 駱家輝，美國歷史上首位華裔州長，剛剛卸任的商務部長，7月即將到任的駐華大使，他需要在華裔背景和美國利益之間做出微妙平衡。 1919威爾遜犧牲中國綏靖日本 在19世紀，美國的對華政策常常唯英國馬首是瞻，之後隨著實力的不斷增強，對華外交也逐漸獨立。1900年前後，歐洲列強各自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為保護在華利益，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承認列強的勢力範圍和既得權利為前提，要求他們向美國開放。對中國來說，這一政策的正面意義是提出了要「保護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此後三十多年，「門戶開放」成為美國對華關係基本原則。 列強之中，最有超越「門戶開放」、獨佔中國衝動的是日本。 「一戰」爆發，日本利用與英國的結盟，把德國趕出了中國（山東半島）和西太平洋（加羅林、馬里亞納和馬紹爾群島）。此時，歐洲力量在亞洲的影響暫時消退，美國成為惟一能影響中日紛爭的國家。 辛亥革命後，美國是西方列強中最早承認袁世凱政府的，不但派遣著名政治學家和行政學家弗蘭克·古德諾擔任袁世凱的特別顧問，還鼓勵美國銀行家向中國的鐵路和工業投資。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美國表示反對，同時卻承認日本在滿洲等鄰近日本的地區有「特殊利益」。在1917年的《蘭辛-石井協定》中，美國再次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 美國參加一戰後，中國也對德、奧宣戰，期待通過這場形式勝過實質的「戰爭」，沒收兩國在中國的資產，終止與他們的不平等條約。 1918年11月德國投降，一戰結束。1919年1月，戰勝國在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在和會上，日本代表要求將山東的權益無條件讓予日本。中國代表去見威爾遜，希望他主持公道。威爾遜表示：他對日本代表提出如此天真的要求很驚訝，建議中國代表也坦率地陳述中國的主張。 駐華公使芮恩施密切關注著這些情況。在和會召開前，他就致函國務院和威爾遜，強調中國問題必須得到公正解決，「否則我們必須放棄使這個世界免遭軍國主義災難的希望」。威爾遜卻向日本讓步了。巴黎和會的結果是中國空歡喜一場，取代一種不平等的是另一種不平等，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日本繼承。 1945-1949羅斯福與杜魯門盟友撤離中美反目 和一戰時很相似，二戰開始階段美國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次日，美國向日本宣戰；同日，中國也正式對日宣戰，這時中日戰爭已經打了4年。 接下來4年中美進行了一系列合作：雙方達成5億美元的貸款協定，美國將軍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首腦會議，討論對日戰略，《開羅宣言》宣告日本必須歸還中國領土。 羅斯福關於戰後世界的構想中，中國扮演著重要角色。他的「四大警察論」，設想美、英、蘇、中，以類似世界理事會的方式來維持和平。把中國列入四強部分是出於禮貌，部分是因為美國在亞洲需要有一個支持者。因此，美國不顧英國反對，支持中國成為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在時殷弘看來：「羅斯福雄才大略，看到未來，知道亞洲民族主義總是要起來的——本質上是厭惡西方的。這些新興民族主義國家能不能追隨美國，那麼當然，中國很重要，是一個樣板。美國在中國做好了，就可以引導其他亞洲新興國家。另一個戰略意義，是讓中國盟友承擔起亞洲一大部分監管任務。這兩個意義無論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還是在美國的對外關係中，當然都是很重大的。」 如果「四大警察」之一拒絕他的角色又會如何，尤其是當這個不合群的警察恰巧是力量僅次於美國的蘇聯時？羅斯福來不及回答這個問題。1945年4月，日本尚未投降，他就病逝了。 在1945-1950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美國對國共兩黨的態度一開始就有所不同。日本投降當日，杜魯門命令日軍只能向蔣介石政府投降就很說明問題。1946年7月12日——一天前，司徒雷登剛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美國調停國共糾紛失敗後，開始援助蔣介石打內戰。1949年8月發布的美中關係《白皮書》中美國承認抗戰勝利後對蔣介石政府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多達22.5億美元。 但隨著國軍的敗退，1948年末美國開始調整政策，從「阻止中共取勝」變為「阻止中國成為蘇聯附庸」。 1949年初，司徒雷登就開始與各國大使接觸，主張各國外交官留在南京。4月23日南京解放，各接下來4外國使團中只有蘇聯大使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周恩來讓與司徒雷登有師生之誼的黃華去南京軍管會擔任外事處長，與他進行私人接觸。 1949年5月13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司徒雷登的電報中提出了承認中共政府的3個條件：事實上控制國家的領土和行政機關；既有能力又有意願承擔其國際義務；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認可。令美國失望的是一個多月後的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宣稱新中國將奉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方針。據說司徒雷登曾請民盟的羅隆基向中共領導傳話：假如中共對美國和蘇聯採取中立態度，美國可以承認新中國，並提供30至50億美元貸款。而羅隆基得知《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不敢轉達消息，幾年後才說出來。 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美國駐華使館和各地領事館人員留守原地「觀察」中國。1950年1月，中方收回美國在北平的兵營等房產後，美國終於撤走了全部駐華人員。 1972尼克松與基辛格借力中國抗衡蘇聯 朝鮮戰爭、台海危機、敵意的政策使兩國的正常關係中斷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間，雙方長達15年（1955-1970）的大使級會談只是各說各話：中國想要解決台灣問題、被美國凍結的資產；美國勸中國放棄武力統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談判。136次會談只達成了一個協議，西方媒體稱之為「聾子的對話」。 中蘇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國的決策層卻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意識到這是個戰略機會，直到老羅斯福之後美國總統中少有的現實派尼克松走上前台。 1968年9月，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後不久，尼克松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我們必須不斷尋求機會與她談談，也與蘇聯談談。我們必須不只注意是否發生了變化，我們也必須找機會製造變化。」她，指的是中國。 機會來得很快。1969年春天，中蘇兩國發生邊境衝突。當年夏天尼克松做了個不尋常的決定：放棄虛耗時日的中美現行對話機制，引入中國為轉化力量，打破美蘇兩極對峙局面，建構戰略性三角關係。 由於中美都認為蘇聯是比對方更大的威脅，兩國對改善關係很積極。有趣的是中國釋放善意的方式。1970年10月1日，在中國國慶日的觀禮台上，美國記者斯諾被安排在了毛澤東身邊。12月，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表示他願意邀請尼克松訪問中國。中國政府高估了斯諾在美國的影響。事實上，華府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信息，直到後來通過其他管道安排好尼克松訪華之行時才知道有這麼一段公案。 1971年7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轉秘密訪問北京。為了躲避媒體，他先公開訪問了南越、泰國、印度等國，最後在巴基斯坦的歡迎晚宴上假裝肚子痛，被送往總統別墅「治療和修養」。次日凌晨，他登上了飛往北京的專機，專程前來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領航員早已在機內恭候。 由於基辛格訪問印度只用了兩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時間」也不能超過48小時，以免「厚此薄彼」。當天中午專機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就同他進行了會談。開始，基辛格有點緊張，照著事先準備的稿子念，後來看到周恩來面前只放了一張寫著要點的紙，他也收起文件夾侃侃而談起來。結果包括飛機上的時間，只用了17小時就順利完成密訪。雙方約定把尼克松訪華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16日，中美同時公布雙方達成的《公告》。當年10月，聯合國大會恢復中國席位。 據基辛格的回憶，1972年2月，毛澤東見到尼克松時，一開口就是：「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他毫不拖泥帶水地表示，中國不會動用武力對付台灣，「我們可以暫時不去管它，等個一百年吧！」毛澤東身體狀況不佳，不久前還病了一次，原本只準備談一刻鐘，但他靠意志堅持了75分鐘，最後才以詢問時間的方式，暗示會談結束。 2月27日，中美達成《上海公報》，次日發表——其中有一條顯然針對蘇聯：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一年之後，雙方又發布一份公告，同意將共同「抵抗」任何國家在「全球」建立霸權的企圖。 美國與中國合作，蘇聯的最佳選擇只能是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莫斯科原本對安排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峰會反應冷淡，拖拉了一年多；結果，基辛格密訪北京不到一個月，就迫不及待邀請美國總統去莫斯科——安排在尼克松訪問中國僅3個月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這樣解釋尼克松的動機：「尼克松飛過來和毛澤東握手，主要就是因為美國面臨蘇聯的威脅，他要借力，然後他發現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借力點。他就來了，屈尊哪，他世界首強，他主動。另外還有一個小的地緣考慮：他要從越南撤軍，有一個理論上的困難，就是所謂『多米諾骨牌』效應：如果越南被共產主義佔領，東南亞就守不住，東南亞守不住澳洲就守不住。要破解這個困境技術上講有一個環節就是把中國拉過去。」 次年，美國和越南簽署和平協定，美軍撤出了越南。中美雙方互設聯絡處，走向關係正常化。 1989老布希艱難維持中美關係 中國駐芝加哥前總領事王立向記者描述老布希和基辛格的分別：「基辛格跟你見10次也不記得你是誰，老布希見過你一次就認得你了。」這天分顯然對從政有利。 1989年1月，老布希就任美國總統。僅僅一個月後，他的第一次出訪就是到中國——這在美國總統中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代當駐華聯絡處主任那段經歷使他對中國懷有特殊感情。所以他擔任總統後親自主持對華政策，而不是由國務院或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一些美國的中國學家說他就像是「國務院中國處的主管」。黨內的保守派反對他一上任就訪問中國，剛好日本天皇去世，他就利用這機會在參加葬禮後到了中國。 老布希見到了鄧小平，鄧對中美關係感到滿意，又說，戈爾巴喬夫將於5月訪華，談得好的話，中蘇關係也可以正常化，但不可能恢復到1950年代，也就是說中蘇不會結盟。老布希放心了，向鄧保證說，「在我4年任期結束時，中美關係一定比現在更牢固、更好。」 在此之前，中美關係儘管時有波動起伏，總體上比較平穩。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之後，他的後繼者繼續尋求對華關係正常化。1978年12月16日（北京時間）中美發表了《建交公報》，兩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戰略中，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訪問美國；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發表，兩國關係進入了偶有小風波的蜜月期。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1989年初，70%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或極有好感。 可惜對中國最友好的美國總統，恰恰遭遇中美建交後最難處理的局面。布希訪華3個月後，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 6月3日深夜（美國東部時間），老布希獲知北京發生政治風波的消息後，當即給駐華大使李潔明打電話詢問事態。 6月5日早上，尼克松跟老布希通了電話，認為要看長遠，與中國的關係不能斷絕。老布希表示同意。 6月8日，他決定直接跟鄧小平通電話。中國方面表示，中國領導人沒有這樣的習慣。於是，6月20日，他給鄧寫了長信，一開頭就說他是「以一個朋友、一個真正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寫這封信的」。他希望鄧幫助他「維持這種我們都認為非常重要的關係」，除了兩國的大使之外，能有「特殊渠道」保持交往暢通，並問中方是否願意華盛頓派出密使。不到24小時，鄧小平就回了信，歡迎美國特使訪華，並願意親自同特使交談。 通過老布希的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中國領導人收到這樣的消息：老布希決意維護兩國的戰略關係，但他必須顧及美國民眾的情緒。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不會是永久性的，但目前在政治上是必須的。 在國會和輿論的壓力年中美進行了一系列合作：雙方達成5億美元的貸款協定，美國將軍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首腦會議，討論對日戰略，《開羅宣言》宣告日本必須歸還中國領土。
1972年2月，周恩來總理陪同尼克松總統在杭州遊覽西湖，雙方繼續商談有關兩國聯合公報問題 威爾遜 羅斯福（右）和杜魯門 尼克松（右）與基辛格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編輯部 20世紀之所以常常被稱為「美國世紀」，自然和美國的「全球化進程」有密切關聯。對美國而言，兩次世界大戰既是災難，又是極難得的機遇——對任何其他國家，它們都只是災難。因為美國在戰爭中的決定性力量，它有兩次機會按自己的意願把這個世界塑造成它喜歡的樣子。 第一次它失敗了。威爾遜提出號稱「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計劃」，倡議為永保和平而建立國聯，結果先被歐洲權力政治大打折扣，後被自己的人民否決。首倡國聯的美國反而沒加入國聯。美國人似乎還沒做好「達則兼善天下」的準備，不肯為大西洋彼岸的安全問題多操心。10年後，經濟危機（1929年至1931年）更使其連「獨善其身」也不可得。 第二次它成功了。與上一次不同，美國人沒有再規避責任，決心領導世界。雄才大略的羅斯福將美國對戰後世界秩序承擔主要責任視為理所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關貿總協定、重建的歐洲和日本見證了一個美國經濟資源和價值觀念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被接受的世界，尤其在數十年後蘇聯解體時。 這麼說也許沒錯：在美國的世界秩序構想中，中國的位置一直在變化。中美關係對兩國來說一開始並不那麼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斷遞增，越到後來越是重要。到二戰時已對雙方都有重要意義。 以二戰為界，20世紀的中美關係總有個「第三者」，前半段是日本，後半段是蘇聯，與中、美構成一種「三角關係」。一戰結束之後，為了爭取日本參加國聯，美國在巴黎和會犧牲了中國；二戰時中美卻成了盟友，聯手打敗日本。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倒向蘇聯，受到美國遏制；20年後中美結盟，共同制衡蘇聯。從某種意義上講，兩國直到1990年代才進入了真正的「雙邊關係」，最近10年，更有可能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 美國駐華使節是波動起伏的中美關係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所謂「外交授權有限」，他們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執行者，有時卻也能影響政策。他們一般要請示華盛頓對重大事件的工作指示，不管個人觀點如何堅決奉行白宮和國務院所定的對華政策；但特殊的身份和強烈的個性，對中國的真切接觸和對美國長遠利益的考量，有時使他們越出這界限。從他們的資歷來說，要麼是總統政治性任命的，要麼是外交機構里的職業官員（少數人兼而有之）。一般前者來之前對中國了解不多，但也更少偏見，因為同總統有私密關係，有時可以越過國務院直接向總統陳情；後者常常是會說漢語的「中國通」，遇事更多向國務院請示彙報。 我們選出了美國大使中的5位代表人物，與讀者分享他們的故事： 蒲安臣，先後任美國第13任公使和清朝第一位全權使節，曾代表清政府出使美、英、法、德、俄諸國。 司徒雷登，傳教士，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及《別了，司徒雷登》的主角，他試圖讓新中國同美國合作。 老布希，可能是中國人最熟悉的大使，後來也成為對中國最友好的總統，在關鍵時刻維護了中美關係。 洪博培，已經宣布參加2012年美國大選，他在中國任期雖短，經歷的風雨和收穫的讚譽卻不少。 駱家輝，美國歷史上首位華裔州長，剛剛卸任的商務部長，7月即將到任的駐華大使，他需要在華裔背景和美國利益之間做出微妙平衡。 1919威爾遜犧牲中國綏靖日本 在19世紀，美國的對華政策常常唯英國馬首是瞻，之後隨著實力的不斷增強，對華外交也逐漸獨立。1900年前後，歐洲列強各自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為保護在華利益，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承認列強的勢力範圍和既得權利為前提，要求他們向美國開放。對中國來說，這一政策的正面意義是提出了要「保護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此後三十多年，「門戶開放」成為美國對華關係基本原則。 列強之中，最有超越「門戶開放」、獨佔中國衝動的是日本。 「一戰」爆發，日本利用與英國的結盟，把德國趕出了中國（山東半島）和西太平洋（加羅林、馬里亞納和馬紹爾群島）。此時，歐洲力量在亞洲的影響暫時消退，美國成為惟一能影響中日紛爭的國家。 辛亥革命後，美國是西方列強中最早承認袁世凱政府的，不但派遣著名政治學家和行政學家弗蘭克·古德諾擔任袁世凱的特別顧問，還鼓勵美國銀行家向中國的鐵路和工業投資。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美國表示反對，同時卻承認日本在滿洲等鄰近日本的地區有「特殊利益」。在1917年的《蘭辛-石井協定》中，美國再次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 美國參加一戰後，中國也對德、奧宣戰，期待通過這場形式勝過實質的「戰爭」，沒收兩國在中國的資產，終止與他們的不平等條約。 1918年11月德國投降，一戰結束。1919年1月，戰勝國在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在和會上，日本代表要求將山東的權益無條件讓予日本。中國代表去見威爾遜，希望他主持公道。威爾遜表示：他對日本代表提出如此天真的要求很驚訝，建議中國代表也坦率地陳述中國的主張。 駐華公使芮恩施密切關注著這些情況。在和會召開前，他就致函國務院和威爾遜，強調中國問題必須得到公正解決，「否則我們必須放棄使這個世界免遭軍國主義災難的希望」。威爾遜卻向日本讓步了。巴黎和會的結果是中國空歡喜一場，取代一種不平等的是另一種不平等，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日本繼承。 1945-1949羅斯福與杜魯門盟友撤離中美反目 和一戰時很相似，二戰開始階段美國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次日，美國向日本宣戰；同日，中國也正式對日宣戰，這時中日戰爭已經打了4年。 接下來4年中美進行了一系列合作：雙方達成5億美元的貸款協定，美國將軍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首腦會議，討論對日戰略，《開羅宣言》宣告日本必須歸還中國領土。 羅斯福關於戰後世界的構想中，中國扮演著重要角色。他的「四大警察論」，設想美、英、蘇、中，以類似世界理事會的方式來維持和平。把中國列入四強部分是出於禮貌，部分是因為美國在亞洲需要有一個支持者。因此，美國不顧英國反對，支持中國成為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在時殷弘看來：「羅斯福雄才大略，看到未來，知道亞洲民族主義總是要起來的——本質上是厭惡西方的。這些新興民族主義國家能不能追隨美國，那麼當然，中國很重要，是一個樣板。美國在中國做好了，就可以引導其他亞洲新興國家。另一個戰略意義，是讓中國盟友承擔起亞洲一大部分監管任務。這兩個意義無論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還是在美國的對外關係中，當然都是很重大的。」 如果「四大警察」之一拒絕他的角色又會如何，尤其是當這個不合群的警察恰巧是力量僅次於美國的蘇聯時？羅斯福來不及回答這個問題。1945年4月，日本尚未投降，他就病逝了。 在1945-1950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美國對國共兩黨的態度一開始就有所不同。日本投降當日，杜魯門命令日軍只能向蔣介石政府投降就很說明問題。1946年7月12日——一天前，司徒雷登剛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美國調停國共糾紛失敗後，開始援助蔣介石打內戰。1949年8月發布的美中關係《白皮書》中美國承認抗戰勝利後對蔣介石政府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多達22.5億美元。 但隨著國軍的敗退，1948年末美國開始調整政策，從「阻止中共取勝」變為「阻止中國成為蘇聯附庸」。 1949年初，司徒雷登就開始與各國大使接觸，主張各國外交官留在南京。4月23日南京解放，各羅斯福關於戰後世界的構想中，中國扮演著重要角色。他的「四大警察論」，設想美、英、蘇、中，以類似世界理事會的方式來維持和平。把中國列入四強部分是出於禮貌，部分是因為美國在亞洲需要有一個支持者。因此，美國不顧英國反對，支持中國成為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外國使團中只有蘇聯大使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周恩來讓與司徒雷登有師生之誼的黃華去南京軍管會擔任外事處長，與他進行私人接觸。 1949年5月13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司徒雷登的電報中提出了承認中共政府的3個條件：事實上控制國家的領土和行政機關；既有能力又有意願承擔其國際義務；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認可。令美國失望的是一個多月後的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宣稱新中國將奉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方針。據說司徒雷登曾請民盟的羅隆基向中共領導傳話：假如中共對美國和蘇聯採取中立態度，美國可以承認新中國，並提供30至50億美元貸款。而羅隆基得知《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不敢轉達消息，幾年後才說出來。 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美國駐華使館和各地領事館人員留守原地「觀察」中國。1950年1月，中方收回美國在北平的兵營等房產後，美國終於撤走了全部駐華人員。 1972尼克松與基辛格借力中國抗衡蘇聯 朝鮮戰爭、台海危機、敵意的政策使兩國的正常關係中斷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間，雙方長達15年（1955-1970）的大使級會談只是各說各話：中國想要解決台灣問題、被美國凍結的資產；美國勸中國放棄武力統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談判。136次會談只達成了一個協議，西方媒體稱之為「聾子的對話」。 中蘇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國的決策層卻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意識到這是個戰略機會，直到老羅斯福之後美國總統中少有的現實派尼克松走上前台。 1968年9月，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後不久，尼克松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我們必須不斷尋求機會與她談談，也與蘇聯談談。我們必須不只注意是否發生了變化，我們也必須找機會製造變化。」她，指的是中國。 機會來得很快。1969年春天，中蘇兩國發生邊境衝突。當年夏天尼克松做了個不尋常的決定：放棄虛耗時日的中美現行對話機制，引入中國為轉化力量，打破美蘇兩極對峙局面，建構戰略性三角關係。 由於中美都認為蘇聯是比對方更大的威脅，兩國對改善關係很積極。有趣的是中國釋放善意的方式。1970年10月1日，在中國國慶日的觀禮台上，美國記者斯諾被安排在了毛澤東身邊。12月，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表示他願意邀請尼克松訪問中國。中國政府高估了斯諾在美國的影響。事實上，華府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信息，直到後來通過其他管道安排好尼克松訪華之行時才知道有這麼一段公案。 1971年7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轉秘密訪問北京。為了躲避媒體，他先公開訪問了南越、泰國、印度等國，最後在巴基斯坦的歡迎晚宴上假裝肚子痛，被送往總統別墅「治療和修養」。次日凌晨，他登上了飛往北京的專機，專程前來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領航員早已在機內恭候。 由於基辛格訪問印度只用了兩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時間」也不能超過48小時，以免「厚此薄彼」。當天中午專機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就同他進行了會談。開始，基辛格有點緊張，照著事先準備的稿子念，後來看到周恩來面前只放了一張寫著要點的紙，他也收起文件夾侃侃而談起來。結果包括飛機上的時間，只用了17小時就順利完成密訪。雙方約定把尼克松訪華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16日，中美同時公布雙方達成的《公告》。當年10月，聯合國大會恢復中國席位。 據基辛格的回憶，1972年2月，毛澤東見到尼克松時，一開口就是：「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他毫不拖泥帶水地表示，中國不會動用武力對付台灣，「我們可以暫時不去管它，等個一百年吧！」毛澤東身體狀況不佳，不久前還病了一次，原本只準備談一刻鐘，但他靠意志堅持了75分鐘，最後才以詢問時間的方式，暗示會談結束。 2月27日，中美達成《上海公報》，次日發表——其中有一條顯然針對蘇聯：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一年之後，雙方又發布一份公告，同意將共同「抵抗」任何國家在「全球」建立霸權的企圖。 美國與中國合作，蘇聯的最佳選擇只能是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莫斯科原本對安排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峰會反應冷淡，拖拉了一年多；結果，基辛格密訪北京不到一個月，就迫不及待邀請美國總統去莫斯科——安排在尼克松訪問中國僅3個月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這樣解釋尼克松的動機：「尼克松飛過來和毛澤東握手，主要就是因為美國面臨蘇聯的威脅，他要借力，然後他發現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借力點。他就來了，屈尊哪，他世界首強，他主動。另外還有一個小的地緣考慮：他要從越南撤軍，有一個理論上的困難，就是所謂『多米諾骨牌』效應：如果越南被共產主義佔領，東南亞就守不住，東南亞守不住澳洲就守不住。要破解這個困境技術上講有一個環節就是把中國拉過去。」 次年，美國和越南簽署和平協定，美軍撤出了越南。中美雙方互設聯絡處，走向關係正常化。 1989老布希艱難維持中美關係 中國駐芝加哥前總領事王立向記者描述老布希和基辛格的分別：「基辛格跟你見10次也不記得你是誰，老布希見過你一次就認得你了。」這天分顯然對從政有利。 1989年1月，老布希就任美國總統。僅僅一個月後，他的第一次出訪就是到中國——這在美國總統中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代當駐華聯絡處主任那段經歷使他對中國懷有特殊感情。所以他擔任總統後親自主持對華政策，而不是由國務院或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一些美國的中國學家說他就像是「國務院中國處的主管」。黨內的保守派反對他一上任就訪問中國，剛好日本天皇去世，他就利用這機會在參加葬禮後到了中國。 老布希見到了鄧小平，鄧對中美關係感到滿意，又說，戈爾巴喬夫將於5月訪華，談得好的話，中蘇關係也可以正常化，但不可能恢復到1950年代，也就是說中蘇不會結盟。老布希放心了，向鄧保證說，「在我4年任期結束時，中美關係一定比現在更牢固、更好。」 在此之前，中美關係儘管時有波動起伏，總體上比較平穩。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之後，他的後繼者繼續尋求對華關係正常化。1978年12月16日（北京時間）中美發表了《建交公報》，兩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戰略中，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訪問美國；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發表，兩國關係進入了偶有小風波的蜜月期。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1989年初，70%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或極有好感。 可惜對中國最友好的美國總統，恰恰遭遇中美建交後最難處理的局面。布希訪華3個月後，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 6月3日深夜（美國東部時間），老布希獲知北京發生政治風波的消息後，當即給駐華大使李潔明打電話詢問事態。 6月5日早上，尼克松跟老布希通了電話，認為要看長遠，與中國的關係不能斷絕。老布希表示同意。 6月8日，他決定直接跟鄧小平通電話。中國方面表示，中國領導人沒有這樣的習慣。於是，6月20日，他給鄧寫了長信，一開頭就說他是「以一個朋友、一個真正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寫這封信的」。他希望鄧幫助他「維持這種我們都認為非常重要的關係」，除了兩國的大使之外，能有「特殊渠道」保持交往暢通，並問中方是否願意華盛頓派出密使。不到24小時，鄧小平就回了信，歡迎美國特使訪華，並願意親自同特使交談。 通過老布希的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中國領導人收到這樣的消息：老布希決意維護兩國的戰略關係，但他必須顧及美國民眾的情緒。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不會是永久性的，但目前在政治上是必須的。 在國會和輿論的壓力在時殷弘看來：「羅斯福雄才大略，看到未來，知道亞洲民族主義總是要起來的——本質上是厭惡西方的。這些新興民族主義國家能不能追隨美國，那麼當然，中國很重要，是一個樣板。美國在中國做好了，就可以引導其他亞洲新興國家。另一個戰略意義，是讓中國盟友承擔起亞洲一大部分監管任務。這兩個意義無論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還是在美國的對外關係中，當然都是很重大的。」
如果「四大警察」之一拒絕他的角色又會如何，尤其是當這個不合群的警察恰巧是力量僅次於美國的蘇聯時？羅斯福來不及回答這個問題。1945年4月，日本尚未投降，他就病逝了。
在 1972年2月，周恩來總理陪同尼克松總統在杭州遊覽西湖，雙方繼續商談有關兩國聯合公報問題 威爾遜 羅斯福（右）和杜魯門 尼克松（右）與基辛格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編輯部 20世紀之所以常常被稱為「美國世紀」，自然和美國的「全球化進程」有密切關聯。對美國而言，兩次世界大戰既是災難，又是極難得的機遇——對任何其他國家，它們都只是災難。因為美國在戰爭中的決定性力量，它有兩次機會按自己的意願把這個世界塑造成它喜歡的樣子。 第一次它失敗了。威爾遜提出號稱「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計劃」，倡議為永保和平而建立國聯，結果先被歐洲權力政治大打折扣，後被自己的人民否決。首倡國聯的美國反而沒加入國聯。美國人似乎還沒做好「達則兼善天下」的準備，不肯為大西洋彼岸的安全問題多操心。10年後，經濟危機（1929年至1931年）更使其連「獨善其身」也不可得。 第二次它成功了。與上一次不同，美國人沒有再規避責任，決心領導世界。雄才大略的羅斯福將美國對戰後世界秩序承擔主要責任視為理所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關貿總協定、重建的歐洲和日本見證了一個美國經濟資源和價值觀念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被接受的世界，尤其在數十年後蘇聯解體時。 這麼說也許沒錯：在美國的世界秩序構想中，中國的位置一直在變化。中美關係對兩國來說一開始並不那麼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斷遞增，越到後來越是重要。到二戰時已對雙方都有重要意義。 以二戰為界，20世紀的中美關係總有個「第三者」，前半段是日本，後半段是蘇聯，與中、美構成一種「三角關係」。一戰結束之後，為了爭取日本參加國聯，美國在巴黎和會犧牲了中國；二戰時中美卻成了盟友，聯手打敗日本。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倒向蘇聯，受到美國遏制；20年後中美結盟，共同制衡蘇聯。從某種意義上講，兩國直到1990年代才進入了真正的「雙邊關係」，最近10年，更有可能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 美國駐華使節是波動起伏的中美關係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所謂「外交授權有限」，他們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執行者，有時卻也能影響政策。他們一般要請示華盛頓對重大事件的工作指示，不管個人觀點如何堅決奉行白宮和國務院所定的對華政策；但特殊的身份和強烈的個性，對中國的真切接觸和對美國長遠利益的考量，有時使他們越出這界限。從他們的資歷來說，要麼是總統政治性任命的，要麼是外交機構里的職業官員（少數人兼而有之）。一般前者來之前對中國了解不多，但也更少偏見，因為同總統有私密關係，有時可以越過國務院直接向總統陳情；後者常常是會說漢語的「中國通」，遇事更多向國務院請示彙報。 我們選出了美國大使中的5位代表人物，與讀者分享他們的故事： 蒲安臣，先後任美國第13任公使和清朝第一位全權使節，曾代表清政府出使美、英、法、德、俄諸國。 司徒雷登，傳教士，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及《別了，司徒雷登》的主角，他試圖讓新中國同美國合作。 老布希，可能是中國人最熟悉的大使，後來也成為對中國最友好的總統，在關鍵時刻維護了中美關係。 洪博培，已經宣布參加2012年美國大選，他在中國任期雖短，經歷的風雨和收穫的讚譽卻不少。 駱家輝，美國歷史上首位華裔州長，剛剛卸任的商務部長，7月即將到任的駐華大使，他需要在華裔背景和美國利益之間做出微妙平衡。 1919威爾遜犧牲中國綏靖日本 在19世紀，美國的對華政策常常唯英國馬首是瞻，之後隨著實力的不斷增強，對華外交也逐漸獨立。1900年前後，歐洲列強各自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為保護在華利益，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承認列強的勢力範圍和既得權利為前提，要求他們向美國開放。對中國來說，這一政策的正面意義是提出了要「保護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此後三十多年，「門戶開放」成為美國對華關係基本原則。 列強之中，最有超越「門戶開放」、獨佔中國衝動的是日本。 「一戰」爆發，日本利用與英國的結盟，把德國趕出了中國（山東半島）和西太平洋（加羅林、馬里亞納和馬紹爾群島）。此時，歐洲力量在亞洲的影響暫時消退，美國成為惟一能影響中日紛爭的國家。 辛亥革命後，美國是西方列強中最早承認袁世凱政府的，不但派遣著名政治學家和行政學家弗蘭克·古德諾擔任袁世凱的特別顧問，還鼓勵美國銀行家向中國的鐵路和工業投資。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美國表示反對，同時卻承認日本在滿洲等鄰近日本的地區有「特殊利益」。在1917年的《蘭辛-石井協定》中，美國再次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 美國參加一戰後，中國也對德、奧宣戰，期待通過這場形式勝過實質的「戰爭」，沒收兩國在中國的資產，終止與他們的不平等條約。 1918年11月德國投降，一戰結束。1919年1月，戰勝國在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在和會上，日本代表要求將山東的權益無條件讓予日本。中國代表去見威爾遜，希望他主持公道。威爾遜表示：他對日本代表提出如此天真的要求很驚訝，建議中國代表也坦率地陳述中國的主張。 駐華公使芮恩施密切關注著這些情況。在和會召開前，他就致函國務院和威爾遜，強調中國問題必須得到公正解決，「否則我們必須放棄使這個世界免遭軍國主義災難的希望」。威爾遜卻向日本讓步了。巴黎和會的結果是中國空歡喜一場，取代一種不平等的是另一種不平等，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日本繼承。 1945-1949羅斯福與杜魯門盟友撤離中美反目 和一戰時很相似，二戰開始階段美國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次日，美國向日本宣戰；同日，中國也正式對日宣戰，這時中日戰爭已經打了4年。 接下來4年中美進行了一系列合作：雙方達成5億美元的貸款協定，美國將軍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首腦會議，討論對日戰略，《開羅宣言》宣告日本必須歸還中國領土。 羅斯福關於戰後世界的構想中，中國扮演著重要角色。他的「四大警察論」，設想美、英、蘇、中，以類似世界理事會的方式來維持和平。把中國列入四強部分是出於禮貌，部分是因為美國在亞洲需要有一個支持者。因此，美國不顧英國反對，支持中國成為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在時殷弘看來：「羅斯福雄才大略，看到未來，知道亞洲民族主義總是要起來的——本質上是厭惡西方的。這些新興民族主義國家能不能追隨美國，那麼當然，中國很重要，是一個樣板。美國在中國做好了，就可以引導其他亞洲新興國家。另一個戰略意義，是讓中國盟友承擔起亞洲一大部分監管任務。這兩個意義無論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還是在美國的對外關係中，當然都是很重大的。」 如果「四大警察」之一拒絕他的角色又會如何，尤其是當這個不合群的警察恰巧是力量僅次於美國的蘇聯時？羅斯福來不及回答這個問題。1945年4月，日本尚未投降，他就病逝了。 在1945-1950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美國對國共兩黨的態度一開始就有所不同。日本投降當日，杜魯門命令日軍只能向蔣介石政府投降就很說明問題。1946年7月12日——一天前，司徒雷登剛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美國調停國共糾紛失敗後，開始援助蔣介石打內戰。1949年8月發布的美中關係《白皮書》中美國承認抗戰勝利後對蔣介石政府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多達22.5億美元。 但隨著國軍的敗退，1948年末美國開始調整政策，從「阻止中共取勝」變為「阻止中國成為蘇聯附庸」。 1949年初，司徒雷登就開始與各國大使接觸，主張各國外交官留在南京。4月23日南京解放，各1945-1950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之下，老布希對中國實施了一系列制裁；但他仍設法維護同中國的正常關係，幾次動用總統的否決權反對國會取消或有條件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議案。 金燦榮認為，老布希極有戰略意識。「他始終堅持一個大方向，美國長期利益至上，不為時勢所動，所以肯定中國的價值。我們可以假設，如果當時不是他擔任總統，換一個毛躁一點的，中美可能斷交了，退回到代辦的關係。但他能讓那種關係，雖然艱難，但基本上維持下來了。這就不容易了。」 1992年大選，4月，老布希的支持率被低迷的經濟形勢拉到了39%——一年前海灣戰爭結束時他的支持率高達82%。壓力之下，他同意向台灣出售150架F-16戰鬥機，向沙特出售價值90億美元的F-15戰鬥機。這兩宗交易一宗給了德州的公司，一宗給了加州和密蘇里州的公司，以爭取這3個在大選中非常重要的州。 老布希要駐華大使芮效儉事先轉告中方，希望得到諒解——他想爭取連任成功，再向中國人「作出補償」。 但他沒機會兌現諾言了，11月大選結果揭曉，他被柯林頓打敗了。 2001小布希先抑後揚順應潮流 1980年代末，東歐劇變。之後，蘇聯解體，冷戰終結。美國成為現代史上唯一一個幾乎在每個重要權力領域都建立了首要地位的國家。 這也意味著，對美國來說，中國失去了牽制蘇聯的戰略價值。美國甚至開始盛行「中國崩潰論」。1992年競選總統時柯林頓就說：「中國有一天也會走上東歐和前蘇聯共產黨政權的路。美國必須做它能做的一切來鼓勵這個進程。」 直到1996年5月，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弗表示，美國願意通過接觸而不是對抗來解決分歧，中美關係才開始改善。1997年江澤民訪美，次年柯林頓訪華，兩國視彼此為「建設性戰略夥伴」。此後，儘管發生美國導彈擊中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也沒有影響中美關係重回正軌。1999年11月，兩國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達成雙邊協議。2000年，美國通過了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法案。 2000年，小布希競選總統時曾攻擊柯林頓對中國過於軟弱，就像當年柯林頓攻擊他父親一樣。2001年他入主白宮，中美關係也緊張了一陣。先是發生「撞機事件」，而後美國同意李登輝訪問、陳水扁「過境」，並宣布將向台灣出售武器，甚至公開聲稱要「協防台灣」。但幾個月之後，「9·11」事件迫使美國重新思考對外政策的輕重緩急。美國認定恐怖主義是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中國一變而為反恐的「盟友」、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合作者，兩國又成為「建設性合作關係」。 和柯林頓、小布希先抑後揚不同，奧巴馬一上任就對中國很友好。或許這是因為當他上任時金融危機已經爆發了。中美通力合作，都比預期更早地擺脫了危機。奧巴馬曾向媒體公開表示，中美關係就是美國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國務卿希拉里則稱中美關係是21世紀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美國有戰略家提出了「G2」的概念，認為中美兩國可以攜手共進，取代「八國集團」解決世界經濟問題。 「9·11」和金融危機使小布希和奧巴馬得出了同一個結論：後冷戰時期美國要應對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和金融危機，不可能離開中國的合作獨自擔當。此外，環境和氣候變化、傳染性疾病等全球性問題也需要兩國共同努力。中美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多年，2010年雙邊貿易額超過3800億美元，經濟上互相依賴，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也前所未有，漸成利益共同體。 但中美關係從來都是陰晴不定的。尼克松早就說過，「我們美國人不知道怎樣當世界第二，甚至不知道怎樣當並列第一。」中國本身的崛起也給了美國很大壓力。2009年，中國取代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同年，日本出口第一大市場從美國變成中國，日本民主黨取代自民黨成為執政黨後提出「回歸亞洲」口號。第二年，受金融危機影響輕微的中國GDP超過受損嚴重的日本，比一般預測提前了5年。同時，中國在聯合國、WTO、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也比以前活躍了，在亞洲更成為推動區域合作的重要力量。 所以美國對華政策不外是「合作加防範，接觸加遏制」：在有共同利益的諸多領域合作；同時也要防範中國對美國在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利益提出挑戰。奧巴馬在一些時間一些場合稱中國為夥伴，在另一些時間另一些場合稱中國為競爭對手，甚至提出美國要「重返亞洲」。 不過就像2008年6月時任美國國務卿賴斯訪問中國時說的：「我們有分歧，但是這些分歧並沒有模糊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美國與中國就是必須合作共事,如果我們要解決在國際社會中面臨的許多挑戰的話。」 美國對國共兩黨的態度一開始就有所不同。日本投降當日，杜魯門命令日軍只能向蔣介石政府投降就很說明問題。1946年外國使團中只有蘇聯大使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周恩來讓與司徒雷登有師生之誼的黃華去南京軍管會擔任外事處長，與他進行私人接觸。 1949年5月13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司徒雷登的電報中提出了承認中共政府的3個條件：事實上控制國家的領土和行政機關；既有能力又有意願承擔其國際義務；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認可。令美國失望的是一個多月後的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宣稱新中國將奉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方針。據說司徒雷登曾請民盟的羅隆基向中共領導傳話：假如中共對美國和蘇聯採取中立態度，美國可以承認新中國，並提供30至50億美元貸款。而羅隆基得知《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不敢轉達消息，幾年後才說出來。 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美國駐華使館和各地領事館人員留守原地「觀察」中國。1950年1月，中方收回美國在北平的兵營等房產後，美國終於撤走了全部駐華人員。 1972尼克松與基辛格借力中國抗衡蘇聯 朝鮮戰爭、台海危機、敵意的政策使兩國的正常關係中斷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間，雙方長達15年（1955-1970）的大使級會談只是各說各話：中國想要解決台灣問題、被美國凍結的資產；美國勸中國放棄武力統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談判。136次會談只達成了一個協議，西方媒體稱之為「聾子的對話」。 中蘇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國的決策層卻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意識到這是個戰略機會，直到老羅斯福之後美國總統中少有的現實派尼克松走上前台。 1968年9月，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後不久，尼克松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我們必須不斷尋求機會與她談談，也與蘇聯談談。我們必須不只注意是否發生了變化，我們也必須找機會製造變化。」她，指的是中國。 機會來得很快。1969年春天，中蘇兩國發生邊境衝突。當年夏天尼克松做了個不尋常的決定：放棄虛耗時日的中美現行對話機制，引入中國為轉化力量，打破美蘇兩極對峙局面，建構戰略性三角關係。 由於中美都認為蘇聯是比對方更大的威脅，兩國對改善關係很積極。有趣的是中國釋放善意的方式。1970年10月1日，在中國國慶日的觀禮台上，美國記者斯諾被安排在了毛澤東身邊。12月，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表示他願意邀請尼克松訪問中國。中國政府高估了斯諾在美國的影響。事實上，華府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信息，直到後來通過其他管道安排好尼克松訪華之行時才知道有這麼一段公案。 1971年7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轉秘密訪問北京。為了躲避媒體，他先公開訪問了南越、泰國、印度等國，最後在巴基斯坦的歡迎晚宴上假裝肚子痛，被送往總統別墅「治療和修養」。次日凌晨，他登上了飛往北京的專機，專程前來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領航員早已在機內恭候。 由於基辛格訪問印度只用了兩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時間」也不能超過48小時，以免「厚此薄彼」。當天中午專機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就同他進行了會談。開始，基辛格有點緊張，照著事先準備的稿子念，後來看到周恩來面前只放了一張寫著要點的紙，他也收起文件夾侃侃而談起來。結果包括飛機上的時間，只用了17小時就順利完成密訪。雙方約定把尼克松訪華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16日，中美同時公布雙方達成的《公告》。當年10月，聯合國大會恢復中國席位。 據基辛格的回憶，1972年2月，毛澤東見到尼克松時，一開口就是：「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他毫不拖泥帶水地表示，中國不會動用武力對付台灣，「我們可以暫時不去管它，等個一百年吧！」毛澤東身體狀況不佳，不久前還病了一次，原本只準備談一刻鐘，但他靠意志堅持了75分鐘，最後才以詢問時間的方式，暗示會談結束。 2月27日，中美達成《上海公報》，次日發表——其中有一條顯然針對蘇聯：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一年之後，雙方又發布一份公告，同意將共同「抵抗」任何國家在「全球」建立霸權的企圖。 美國與中國合作，蘇聯的最佳選擇只能是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莫斯科原本對安排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峰會反應冷淡，拖拉了一年多；結果，基辛格密訪北京不到一個月，就迫不及待邀請美國總統去莫斯科——安排在尼克松訪問中國僅3個月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這樣解釋尼克松的動機：「尼克松飛過來和毛澤東握手，主要就是因為美國面臨蘇聯的威脅，他要借力，然後他發現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借力點。他就來了，屈尊哪，他世界首強，他主動。另外還有一個小的地緣考慮：他要從越南撤軍，有一個理論上的困難，就是所謂『多米諾骨牌』效應：如果越南被共產主義佔領，東南亞就守不住，東南亞守不住澳洲就守不住。要破解這個困境技術上講有一個環節就是把中國拉過去。」 次年，美國和越南簽署和平協定，美軍撤出了越南。中美雙方互設聯絡處，走向關係正常化。 1989老布希艱難維持中美關係 中國駐芝加哥前總領事王立向記者描述老布希和基辛格的分別：「基辛格跟你見10次也不記得你是誰，老布希見過你一次就認得你了。」這天分顯然對從政有利。 1989年1月，老布希就任美國總統。僅僅一個月後，他的第一次出訪就是到中國——這在美國總統中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代當駐華聯絡處主任那段經歷使他對中國懷有特殊感情。所以他擔任總統後親自主持對華政策，而不是由國務院或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一些美國的中國學家說他就像是「國務院中國處的主管」。黨內的保守派反對他一上任就訪問中國，剛好日本天皇去世，他就利用這機會在參加葬禮後到了中國。 老布希見到了鄧小平，鄧對中美關係感到滿意，又說，戈爾巴喬夫將於5月訪華，談得好的話，中蘇關係也可以正常化，但不可能恢復到1950年代，也就是說中蘇不會結盟。老布希放心了，向鄧保證說，「在我4年任期結束時，中美關係一定比現在更牢固、更好。」 在此之前，中美關係儘管時有波動起伏，總體上比較平穩。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之後，他的後繼者繼續尋求對華關係正常化。1978年12月16日（北京時間）中美發表了《建交公報》，兩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戰略中，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訪問美國；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發表，兩國關係進入了偶有小風波的蜜月期。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1989年初，70%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或極有好感。 可惜對中國最友好的美國總統，恰恰遭遇中美建交後最難處理的局面。布希訪華3個月後，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 6月3日深夜（美國東部時間），老布希獲知北京發生政治風波的消息後，當即給駐華大使李潔明打電話詢問事態。 6月5日早上，尼克松跟老布希通了電話，認為要看長遠，與中國的關係不能斷絕。老布希表示同意。 6月8日，他決定直接跟鄧小平通電話。中國方面表示，中國領導人沒有這樣的習慣。於是，6月20日，他給鄧寫了長信，一開頭就說他是「以一個朋友、一個真正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寫這封信的」。他希望鄧幫助他「維持這種我們都認為非常重要的關係」，除了兩國的大使之外，能有「特殊渠道」保持交往暢通，並問中方是否願意華盛頓派出密使。不到24小時，鄧小平就回了信，歡迎美國特使訪華，並願意親自同特使交談。 通過老布希的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中國領導人收到這樣的消息：老布希決意維護兩國的戰略關係，但他必須顧及美國民眾的情緒。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不會是永久性的，但目前在政治上是必須的。 在國會和輿論的壓力7月12 1972年2月，周恩來總理陪同尼克松總統在杭州遊覽西湖，雙方繼續商談有關兩國聯合公報問題 威爾遜 羅斯福（右）和杜魯門 尼克松（右）與基辛格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編輯部 20世紀之所以常常被稱為「美國世紀」，自然和美國的「全球化進程」有密切關聯。對美國而言，兩次世界大戰既是災難，又是極難得的機遇——對任何其他國家，它們都只是災難。因為美國在戰爭中的決定性力量，它有兩次機會按自己的意願把這個世界塑造成它喜歡的樣子。 第一次它失敗了。威爾遜提出號稱「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計劃」，倡議為永保和平而建立國聯，結果先被歐洲權力政治大打折扣，後被自己的人民否決。首倡國聯的美國反而沒加入國聯。美國人似乎還沒做好「達則兼善天下」的準備，不肯為大西洋彼岸的安全問題多操心。10年後，經濟危機（1929年至1931年）更使其連「獨善其身」也不可得。 第二次它成功了。與上一次不同，美國人沒有再規避責任，決心領導世界。雄才大略的羅斯福將美國對戰後世界秩序承擔主要責任視為理所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關貿總協定、重建的歐洲和日本見證了一個美國經濟資源和價值觀念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被接受的世界，尤其在數十年後蘇聯解體時。 這麼說也許沒錯：在美國的世界秩序構想中，中國的位置一直在變化。中美關係對兩國來說一開始並不那麼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斷遞增，越到後來越是重要。到二戰時已對雙方都有重要意義。 以二戰為界，20世紀的中美關係總有個「第三者」，前半段是日本，後半段是蘇聯，與中、美構成一種「三角關係」。一戰結束之後，為了爭取日本參加國聯，美國在巴黎和會犧牲了中國；二戰時中美卻成了盟友，聯手打敗日本。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倒向蘇聯，受到美國遏制；20年後中美結盟，共同制衡蘇聯。從某種意義上講，兩國直到1990年代才進入了真正的「雙邊關係」，最近10年，更有可能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 美國駐華使節是波動起伏的中美關係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所謂「外交授權有限」，他們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執行者，有時卻也能影響政策。他們一般要請示華盛頓對重大事件的工作指示，不管個人觀點如何堅決奉行白宮和國務院所定的對華政策；但特殊的身份和強烈的個性，對中國的真切接觸和對美國長遠利益的考量，有時使他們越出這界限。從他們的資歷來說，要麼是總統政治性任命的，要麼是外交機構里的職業官員（少數人兼而有之）。一般前者來之前對中國了解不多，但也更少偏見，因為同總統有私密關係，有時可以越過國務院直接向總統陳情；後者常常是會說漢語的「中國通」，遇事更多向國務院請示彙報。 我們選出了美國大使中的5位代表人物，與讀者分享他們的故事： 蒲安臣，先後任美國第13任公使和清朝第一位全權使節，曾代表清政府出使美、英、法、德、俄諸國。 司徒雷登，傳教士，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及《別了，司徒雷登》的主角，他試圖讓新中國同美國合作。 老布希，可能是中國人最熟悉的大使，後來也成為對中國最友好的總統，在關鍵時刻維護了中美關係。 洪博培，已經宣布參加2012年美國大選，他在中國任期雖短，經歷的風雨和收穫的讚譽卻不少。 駱家輝，美國歷史上首位華裔州長，剛剛卸任的商務部長，7月即將到任的駐華大使，他需要在華裔背景和美國利益之間做出微妙平衡。 1919威爾遜犧牲中國綏靖日本 在19世紀，美國的對華政策常常唯英國馬首是瞻，之後隨著實力的不斷增強，對華外交也逐漸獨立。1900年前後，歐洲列強各自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為保護在華利益，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承認列強的勢力範圍和既得權利為前提，要求他們向美國開放。對中國來說，這一政策的正面意義是提出了要「保護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此後三十多年，「門戶開放」成為美國對華關係基本原則。 列強之中，最有超越「門戶開放」、獨佔中國衝動的是日本。 「一戰」爆發，日本利用與英國的結盟，把德國趕出了中國（山東半島）和西太平洋（加羅林、馬里亞納和馬紹爾群島）。此時，歐洲力量在亞洲的影響暫時消退，美國成為惟一能影響中日紛爭的國家。 辛亥革命後，美國是西方列強中最早承認袁世凱政府的，不但派遣著名政治學家和行政學家弗蘭克·古德諾擔任袁世凱的特別顧問，還鼓勵美國銀行家向中國的鐵路和工業投資。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美國表示反對，同時卻承認日本在滿洲等鄰近日本的地區有「特殊利益」。在1917年的《蘭辛-石井協定》中，美國再次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 美國參加一戰後，中國也對德、奧宣戰，期待通過這場形式勝過實質的「戰爭」，沒收兩國在中國的資產，終止與他們的不平等條約。 1918年11月德國投降，一戰結束。1919年1月，戰勝國在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在和會上，日本代表要求將山東的權益無條件讓予日本。中國代表去見威爾遜，希望他主持公道。威爾遜表示：他對日本代表提出如此天真的要求很驚訝，建議中國代表也坦率地陳述中國的主張。 駐華公使芮恩施密切關注著這些情況。在和會召開前，他就致函國務院和威爾遜，強調中國問題必須得到公正解決，「否則我們必須放棄使這個世界免遭軍國主義災難的希望」。威爾遜卻向日本讓步了。巴黎和會的結果是中國空歡喜一場，取代一種不平等的是另一種不平等，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日本繼承。 1945-1949羅斯福與杜魯門盟友撤離中美反目 和一戰時很相似，二戰開始階段美國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次日，美國向日本宣戰；同日，中國也正式對日宣戰，這時中日戰爭已經打了4年。 接下來4年中美進行了一系列合作：雙方達成5億美元的貸款協定，美國將軍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首腦會議，討論對日戰略，《開羅宣言》宣告日本必須歸還中國領土。 羅斯福關於戰後世界的構想中，中國扮演著重要角色。他的「四大警察論」，設想美、英、蘇、中，以類似世界理事會的方式來維持和平。把中國列入四強部分是出於禮貌，部分是因為美國在亞洲需要有一個支持者。因此，美國不顧英國反對，支持中國成為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在時殷弘看來：「羅斯福雄才大略，看到未來，知道亞洲民族主義總是要起來的——本質上是厭惡西方的。這些新興民族主義國家能不能追隨美國，那麼當然，中國很重要，是一個樣板。美國在中國做好了，就可以引導其他亞洲新興國家。另一個戰略意義，是讓中國盟友承擔起亞洲一大部分監管任務。這兩個意義無論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還是在美國的對外關係中，當然都是很重大的。」 如果「四大警察」之一拒絕他的角色又會如何，尤其是當這個不合群的警察恰巧是力量僅次於美國的蘇聯時？羅斯福來不及回答這個問題。1945年4月，日本尚未投降，他就病逝了。 在1945-1950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美國對國共兩黨的態度一開始就有所不同。日本投降當日，杜魯門命令日軍只能向蔣介石政府投降就很說明問題。1946年7月12日——一天前，司徒雷登剛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美國調停國共糾紛失敗後，開始援助蔣介石打內戰。1949年8月發布的美中關係《白皮書》中美國承認抗戰勝利後對蔣介石政府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多達22.5億美元。 但隨著國軍的敗退，1948年末美國開始調整政策，從「阻止中共取勝」變為「阻止中國成為蘇聯附庸」。 1949年初，司徒雷登就開始與各國大使接觸，主張各國外交官留在南京。4月23日南京解放，各日——一天前，司徒雷登剛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美國調停國共糾紛失敗後，開始援助蔣介石打內戰。1949年外國使團中只有蘇聯大使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周恩來讓與司徒雷登有師生之誼的黃華去南京軍管會擔任外事處長，與他進行私人接觸。 1949年5月13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司徒雷登的電報中提出了承認中共政府的3個條件：事實上控制國家的領土和行政機關；既有能力又有意願承擔其國際義務；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認可。令美國失望的是一個多月後的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宣稱新中國將奉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方針。據說司徒雷登曾請民盟的羅隆基向中共領導傳話：假如中共對美國和蘇聯採取中立態度，美國可以承認新中國，並提供30至50億美元貸款。而羅隆基得知《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不敢轉達消息，幾年後才說出來。 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美國駐華使館和各地領事館人員留守原地「觀察」中國。1950年1月，中方收回美國在北平的兵營等房產後，美國終於撤走了全部駐華人員。 1972尼克松與基辛格借力中國抗衡蘇聯 朝鮮戰爭、台海危機、敵意的政策使兩國的正常關係中斷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間，雙方長達15年（1955-1970）的大使級會談只是各說各話：中國想要解決台灣問題、被美國凍結的資產；美國勸中國放棄武力統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談判。136次會談只達成了一個協議，西方媒體稱之為「聾子的對話」。 中蘇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國的決策層卻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意識到這是個戰略機會，直到老羅斯福之後美國總統中少有的現實派尼克松走上前台。 1968年9月，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後不久，尼克松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我們必須不斷尋求機會與她談談，也與蘇聯談談。我們必須不只注意是否發生了變化，我們也必須找機會製造變化。」她，指的是中國。 機會來得很快。1969年春天，中蘇兩國發生邊境衝突。當年夏天尼克松做了個不尋常的決定：放棄虛耗時日的中美現行對話機制，引入中國為轉化力量，打破美蘇兩極對峙局面，建構戰略性三角關係。 由於中美都認為蘇聯是比對方更大的威脅，兩國對改善關係很積極。有趣的是中國釋放善意的方式。1970年10月1日，在中國國慶日的觀禮台上，美國記者斯諾被安排在了毛澤東身邊。12月，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表示他願意邀請尼克松訪問中國。中國政府高估了斯諾在美國的影響。事實上，華府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信息，直到後來通過其他管道安排好尼克松訪華之行時才知道有這麼一段公案。 1971年7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轉秘密訪問北京。為了躲避媒體，他先公開訪問了南越、泰國、印度等國，最後在巴基斯坦的歡迎晚宴上假裝肚子痛，被送往總統別墅「治療和修養」。次日凌晨，他登上了飛往北京的專機，專程前來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領航員早已在機內恭候。 由於基辛格訪問印度只用了兩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時間」也不能超過48小時，以免「厚此薄彼」。當天中午專機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就同他進行了會談。開始，基辛格有點緊張，照著事先準備的稿子念，後來看到周恩來面前只放了一張寫著要點的紙，他也收起文件夾侃侃而談起來。結果包括飛機上的時間，只用了17小時就順利完成密訪。雙方約定把尼克松訪華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16日，中美同時公布雙方達成的《公告》。當年10月，聯合國大會恢復中國席位。 據基辛格的回憶，1972年2月，毛澤東見到尼克松時，一開口就是：「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他毫不拖泥帶水地表示，中國不會動用武力對付台灣，「我們可以暫時不去管它，等個一百年吧！」毛澤東身體狀況不佳，不久前還病了一次，原本只準備談一刻鐘，但他靠意志堅持了75分鐘，最後才以詢問時間的方式，暗示會談結束。 2月27日，中美達成《上海公報》，次日發表——其中有一條顯然針對蘇聯：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一年之後，雙方又發布一份公告，同意將共同「抵抗」任何國家在「全球」建立霸權的企圖。 美國與中國合作，蘇聯的最佳選擇只能是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莫斯科原本對安排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峰會反應冷淡，拖拉了一年多；結果，基辛格密訪北京不到一個月，就迫不及待邀請美國總統去莫斯科——安排在尼克松訪問中國僅3個月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這樣解釋尼克松的動機：「尼克松飛過來和毛澤東握手，主要就是因為美國面臨蘇聯的威脅，他要借力，然後他發現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借力點。他就來了，屈尊哪，他世界首強，他主動。另外還有一個小的地緣考慮：他要從越南撤軍，有一個理論上的困難，就是所謂『多米諾骨牌』效應：如果越南被共產主義佔領，東南亞就守不住，東南亞守不住澳洲就守不住。要破解這個困境技術上講有一個環節就是把中國拉過去。」 次年，美國和越南簽署和平協定，美軍撤出了越南。中美雙方互設聯絡處，走向關係正常化。 1989老布希艱難維持中美關係 中國駐芝加哥前總領事王立向記者描述老布希和基辛格的分別：「基辛格跟你見10次也不記得你是誰，老布希見過你一次就認得你了。」這天分顯然對從政有利。 1989年1月，老布希就任美國總統。僅僅一個月後，他的第一次出訪就是到中國——這在美國總統中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代當駐華聯絡處主任那段經歷使他對中國懷有特殊感情。所以他擔任總統後親自主持對華政策，而不是由國務院或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一些美國的中國學家說他就像是「國務院中國處的主管」。黨內的保守派反對他一上任就訪問中國，剛好日本天皇去世，他就利用這機會在參加葬禮後到了中國。 老布希見到了鄧小平，鄧對中美關係感到滿意，又說，戈爾巴喬夫將於5月訪華，談得好的話，中蘇關係也可以正常化，但不可能恢復到1950年代，也就是說中蘇不會結盟。老布希放心了，向鄧保證說，「在我4年任期結束時，中美關係一定比現在更牢固、更好。」 在此之前，中美關係儘管時有波動起伏，總體上比較平穩。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之後，他的後繼者繼續尋求對華關係正常化。1978年12月16日（北京時間）中美發表了《建交公報》，兩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戰略中，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訪問美國；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發表，兩國關係進入了偶有小風波的蜜月期。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1989年初，70%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或極有好感。 可惜對中國最友好的美國總統，恰恰遭遇中美建交後最難處理的局面。布希訪華3個月後，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 6月3日深夜（美國東部時間），老布希獲知北京發生政治風波的消息後，當即給駐華大使李潔明打電話詢問事態。 6月5日早上，尼克松跟老布希通了電話，認為要看長遠，與中國的關係不能斷絕。老布希表示同意。 6月8日，他決定直接跟鄧小平通電話。中國方面表示，中國領導人沒有這樣的習慣。於是，6月20日，他給鄧寫了長信，一開頭就說他是「以一個朋友、一個真正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寫這封信的」。他希望鄧幫助他「維持這種我們都認為非常重要的關係」，除了兩國的大使之外，能有「特殊渠道」保持交往暢通，並問中方是否願意華盛頓派出密使。不到24小時，鄧小平就回了信，歡迎美國特使訪華，並願意親自同特使交談。 通過老布希的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中國領導人收到這樣的消息：老布希決意維護兩國的戰略關係，但他必須顧及美國民眾的情緒。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不會是永久性的，但目前在政治上是必須的。 在國會和輿論的壓力8月發布的美中關係《白皮書》中美國承認抗戰勝利後對蔣介石政府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多達22.5外國使團中只有蘇聯大使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周恩來讓與司徒雷登有師生之誼的黃華去南京軍管會擔任外事處長，與他進行私人接觸。 1949年5月13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司徒雷登的電報中提出了承認中共政府的3個條件：事實上控制國家的領土和行政機關；既有能力又有意願承擔其國際義務；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認可。令美國失望的是一個多月後的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宣稱新中國將奉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方針。據說司徒雷登曾請民盟的羅隆基向中共領導傳話：假如中共對美國和蘇聯採取中立態度，美國可以承認新中國，並提供30至50億美元貸款。而羅隆基得知《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不敢轉達消息，幾年後才說出來。 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美國駐華使館和各地領事館人員留守原地「觀察」中國。1950年1月，中方收回美國在北平的兵營等房產後，美國終於撤走了全部駐華人員。 1972尼克松與基辛格借力中國抗衡蘇聯 朝鮮戰爭、台海危機、敵意的政策使兩國的正常關係中斷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間，雙方長達15年（1955-1970）的大使級會談只是各說各話：中國想要解決台灣問題、被美國凍結的資產；美國勸中國放棄武力統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談判。136次會談只達成了一個協議，西方媒體稱之為「聾子的對話」。 中蘇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國的決策層卻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意識到這是個戰略機會，直到老羅斯福之後美國總統中少有的現實派尼克松走上前台。 1968年9月，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後不久，尼克松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我們必須不斷尋求機會與她談談，也與蘇聯談談。我們必須不只注意是否發生了變化，我們也必須找機會製造變化。」她，指的是中國。 機會來得很快。1969年春天，中蘇兩國發生邊境衝突。當年夏天尼克松做了個不尋常的決定：放棄虛耗時日的中美現行對話機制，引入中國為轉化力量，打破美蘇兩極對峙局面，建構戰略性三角關係。 由於中美都認為蘇聯是比對方更大的威脅，兩國對改善關係很積極。有趣的是中國釋放善意的方式。1970年10月1日，在中國國慶日的觀禮台上，美國記者斯諾被安排在了毛澤東身邊。12月，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表示他願意邀請尼克松訪問中國。中國政府高估了斯諾在美國的影響。事實上，華府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信息，直到後來通過其他管道安排好尼克松訪華之行時才知道有這麼一段公案。 1971年7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轉秘密訪問北京。為了躲避媒體，他先公開訪問了南越、泰國、印度等國，最後在巴基斯坦的歡迎晚宴上假裝肚子痛，被送往總統別墅「治療和修養」。次日凌晨，他登上了飛往北京的專機，專程前來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領航員早已在機內恭候。 由於基辛格訪問印度只用了兩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時間」也不能超過48小時，以免「厚此薄彼」。當天中午專機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就同他進行了會談。開始，基辛格有點緊張，照著事先準備的稿子念，後來看到周恩來面前只放了一張寫著要點的紙，他也收起文件夾侃侃而談起來。結果包括飛機上的時間，只用了17小時就順利完成密訪。雙方約定把尼克松訪華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16日，中美同時公布雙方達成的《公告》。當年10月，聯合國大會恢復中國席位。 據基辛格的回憶，1972年2月，毛澤東見到尼克松時，一開口就是：「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他毫不拖泥帶水地表示，中國不會動用武力對付台灣，「我們可以暫時不去管它，等個一百年吧！」毛澤東身體狀況不佳，不久前還病了一次，原本只準備談一刻鐘，但他靠意志堅持了75分鐘，最後才以詢問時間的方式，暗示會談結束。 2月27日，中美達成《上海公報》，次日發表——其中有一條顯然針對蘇聯：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一年之後，雙方又發布一份公告，同意將共同「抵抗」任何國家在「全球」建立霸權的企圖。 美國與中國合作，蘇聯的最佳選擇只能是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莫斯科原本對安排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峰會反應冷淡，拖拉了一年多；結果，基辛格密訪北京不到一個月，就迫不及待邀請美國總統去莫斯科——安排在尼克松訪問中國僅3個月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這樣解釋尼克松的動機：「尼克松飛過來和毛澤東握手，主要就是因為美國面臨蘇聯的威脅，他要借力，然後他發現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借力點。他就來了，屈尊哪，他世界首強，他主動。另外還有一個小的地緣考慮：他要從越南撤軍，有一個理論上的困難，就是所謂『多米諾骨牌』效應：如果越南被共產主義佔領，東南亞就守不住，東南亞守不住澳洲就守不住。要破解這個困境技術上講有一個環節就是把中國拉過去。」 次年，美國和越南簽署和平協定，美軍撤出了越南。中美雙方互設聯絡處，走向關係正常化。 1989老布希艱難維持中美關係 中國駐芝加哥前總領事王立向記者描述老布希和基辛格的分別：「基辛格跟你見10次也不記得你是誰，老布希見過你一次就認得你了。」這天分顯然對從政有利。 1989年1月，老布希就任美國總統。僅僅一個月後，他的第一次出訪就是到中國——這在美國總統中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代當駐華聯絡處主任那段經歷使他對中國懷有特殊感情。所以他擔任總統後親自主持對華政策，而不是由國務院或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一些美國的中國學家說他就像是「國務院中國處的主管」。黨內的保守派反對他一上任就訪問中國，剛好日本天皇去世，他就利用這機會在參加葬禮後到了中國。 老布希見到了鄧小平，鄧對中美關係感到滿意，又說，戈爾巴喬夫將於5月訪華，談得好的話，中蘇關係也可以正常化，但不可能恢復到1950年代，也就是說中蘇不會結盟。老布希放心了，向鄧保證說，「在我4年任期結束時，中美關係一定比現在更牢固、更好。」 在此之前，中美關係儘管時有波動起伏，總體上比較平穩。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之後，他的後繼者繼續尋求對華關係正常化。1978年12月16日（北京時間）中美發表了《建交公報》，兩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戰略中，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訪問美國；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發表，兩國關係進入了偶有小風波的蜜月期。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1989年初，70%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或極有好感。 可惜對中國最友好的美國總統，恰恰遭遇中美建交後最難處理的局面。布希訪華3個月後，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 6月3日深夜（美國東部時間），老布希獲知北京發生政治風波的消息後，當即給駐華大使李潔明打電話詢問事態。 6月5日早上，尼克松跟老布希通了電話，認為要看長遠，與中國的關係不能斷絕。老布希表示同意。 6月8日，他決定直接跟鄧小平通電話。中國方面表示，中國領導人沒有這樣的習慣。於是，6月20日，他給鄧寫了長信，一開頭就說他是「以一個朋友、一個真正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寫這封信的」。他希望鄧幫助他「維持這種我們都認為非常重要的關係」，除了兩國的大使之外，能有「特殊渠道」保持交往暢通，並問中方是否願意華盛頓派出密使。不到24小時，鄧小平就回了信，歡迎美國特使訪華，並願意親自同特使交談。 通過老布希的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中國領導人收到這樣的消息：老布希決意維護兩國的戰略關係，但他必須顧及美國民眾的情緒。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不會是永久性的，但目前在政治上是必須的。 在國會和輿論的壓力億美元。
但隨著國軍的敗退， 1972年2月，周恩來總理陪同尼克松總統在杭州遊覽西湖，雙方繼續商談有關兩國聯合公報問題 威爾遜 羅斯福（右）和杜魯門 尼克松（右）與基辛格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編輯部 20世紀之所以常常被稱為「美國世紀」，自然和美國的「全球化進程」有密切關聯。對美國而言，兩次世界大戰既是災難，又是極難得的機遇——對任何其他國家，它們都只是災難。因為美國在戰爭中的決定性力量，它有兩次機會按自己的意願把這個世界塑造成它喜歡的樣子。 第一次它失敗了。威爾遜提出號稱「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計劃」，倡議為永保和平而建立國聯，結果先被歐洲權力政治大打折扣，後被自己的人民否決。首倡國聯的美國反而沒加入國聯。美國人似乎還沒做好「達則兼善天下」的準備，不肯為大西洋彼岸的安全問題多操心。10年後，經濟危機（1929年至1931年）更使其連「獨善其身」也不可得。 第二次它成功了。與上一次不同，美國人沒有再規避責任，決心領導世界。雄才大略的羅斯福將美國對戰後世界秩序承擔主要責任視為理所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關貿總協定、重建的歐洲和日本見證了一個美國經濟資源和價值觀念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被接受的世界，尤其在數十年後蘇聯解體時。 這麼說也許沒錯：在美國的世界秩序構想中，中國的位置一直在變化。中美關係對兩國來說一開始並不那麼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斷遞增，越到後來越是重要。到二戰時已對雙方都有重要意義。 以二戰為界，20世紀的中美關係總有個「第三者」，前半段是日本，後半段是蘇聯，與中、美構成一種「三角關係」。一戰結束之後，為了爭取日本參加國聯，美國在巴黎和會犧牲了中國；二戰時中美卻成了盟友，聯手打敗日本。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倒向蘇聯，受到美國遏制；20年後中美結盟，共同制衡蘇聯。從某種意義上講，兩國直到1990年代才進入了真正的「雙邊關係」，最近10年，更有可能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 美國駐華使節是波動起伏的中美關係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所謂「外交授權有限」，他們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執行者，有時卻也能影響政策。他們一般要請示華盛頓對重大事件的工作指示，不管個人觀點如何堅決奉行白宮和國務院所定的對華政策；但特殊的身份和強烈的個性，對中國的真切接觸和對美國長遠利益的考量，有時使他們越出這界限。從他們的資歷來說，要麼是總統政治性任命的，要麼是外交機構里的職業官員（少數人兼而有之）。一般前者來之前對中國了解不多，但也更少偏見，因為同總統有私密關係，有時可以越過國務院直接向總統陳情；後者常常是會說漢語的「中國通」，遇事更多向國務院請示彙報。 我們選出了美國大使中的5位代表人物，與讀者分享他們的故事： 蒲安臣，先後任美國第13任公使和清朝第一位全權使節，曾代表清政府出使美、英、法、德、俄諸國。 司徒雷登，傳教士，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及《別了，司徒雷登》的主角，他試圖讓新中國同美國合作。 老布希，可能是中國人最熟悉的大使，後來也成為對中國最友好的總統，在關鍵時刻維護了中美關係。 洪博培，已經宣布參加2012年美國大選，他在中國任期雖短，經歷的風雨和收穫的讚譽卻不少。 駱家輝，美國歷史上首位華裔州長，剛剛卸任的商務部長，7月即將到任的駐華大使，他需要在華裔背景和美國利益之間做出微妙平衡。 1919威爾遜犧牲中國綏靖日本 在19世紀，美國的對華政策常常唯英國馬首是瞻，之後隨著實力的不斷增強，對華外交也逐漸獨立。1900年前後，歐洲列強各自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為保護在華利益，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承認列強的勢力範圍和既得權利為前提，要求他們向美國開放。對中國來說，這一政策的正面意義是提出了要「保護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此後三十多年，「門戶開放」成為美國對華關係基本原則。 列強之中，最有超越「門戶開放」、獨佔中國衝動的是日本。 「一戰」爆發，日本利用與英國的結盟，把德國趕出了中國（山東半島）和西太平洋（加羅林、馬里亞納和馬紹爾群島）。此時，歐洲力量在亞洲的影響暫時消退，美國成為惟一能影響中日紛爭的國家。 辛亥革命後，美國是西方列強中最早承認袁世凱政府的，不但派遣著名政治學家和行政學家弗蘭克·古德諾擔任袁世凱的特別顧問，還鼓勵美國銀行家向中國的鐵路和工業投資。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美國表示反對，同時卻承認日本在滿洲等鄰近日本的地區有「特殊利益」。在1917年的《蘭辛-石井協定》中，美國再次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 美國參加一戰後，中國也對德、奧宣戰，期待通過這場形式勝過實質的「戰爭」，沒收兩國在中國的資產，終止與他們的不平等條約。 1918年11月德國投降，一戰結束。1919年1月，戰勝國在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在和會上，日本代表要求將山東的權益無條件讓予日本。中國代表去見威爾遜，希望他主持公道。威爾遜表示：他對日本代表提出如此天真的要求很驚訝，建議中國代表也坦率地陳述中國的主張。 駐華公使芮恩施密切關注著這些情況。在和會召開前，他就致函國務院和威爾遜，強調中國問題必須得到公正解決，「否則我們必須放棄使這個世界免遭軍國主義災難的希望」。威爾遜卻向日本讓步了。巴黎和會的結果是中國空歡喜一場，取代一種不平等的是另一種不平等，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日本繼承。 1945-1949羅斯福與杜魯門盟友撤離中美反目 和一戰時很相似，二戰開始階段美國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次日，美國向日本宣戰；同日，中國也正式對日宣戰，這時中日戰爭已經打了4年。 接下來4年中美進行了一系列合作：雙方達成5億美元的貸款協定，美國將軍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首腦會議，討論對日戰略，《開羅宣言》宣告日本必須歸還中國領土。 羅斯福關於戰後世界的構想中，中國扮演著重要角色。他的「四大警察論」，設想美、英、蘇、中，以類似世界理事會的方式來維持和平。把中國列入四強部分是出於禮貌，部分是因為美國在亞洲需要有一個支持者。因此，美國不顧英國反對，支持中國成為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在時殷弘看來：「羅斯福雄才大略，看到未來，知道亞洲民族主義總是要起來的——本質上是厭惡西方的。這些新興民族主義國家能不能追隨美國，那麼當然，中國很重要，是一個樣板。美國在中國做好了，就可以引導其他亞洲新興國家。另一個戰略意義，是讓中國盟友承擔起亞洲一大部分監管任務。這兩個意義無論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還是在美國的對外關係中，當然都是很重大的。」 如果「四大警察」之一拒絕他的角色又會如何，尤其是當這個不合群的警察恰巧是力量僅次於美國的蘇聯時？羅斯福來不及回答這個問題。1945年4月，日本尚未投降，他就病逝了。 在1945-1950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美國對國共兩黨的態度一開始就有所不同。日本投降當日，杜魯門命令日軍只能向蔣介石政府投降就很說明問題。1946年7月12日——一天前，司徒雷登剛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美國調停國共糾紛失敗後，開始援助蔣介石打內戰。1949年8月發布的美中關係《白皮書》中美國承認抗戰勝利後對蔣介石政府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多達22.5億美元。 但隨著國軍的敗退，1948年末美國開始調整政策，從「阻止中共取勝」變為「阻止中國成為蘇聯附庸」。 1949年初，司徒雷登就開始與各國大使接觸，主張各國外交官留在南京。4月23日南京解放，各1948年末美國開始調整政策，從「阻止中共取勝」變為「阻止中國成為蘇聯附庸」。
1972年2月，周恩來總理陪同尼克松總統在杭州遊覽西湖，雙方繼續商談有關兩國聯合公報問題 威爾遜 羅斯福（右）和杜魯門 尼克松（右）與基辛格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編輯部 20世紀之所以常常被稱為「美國世紀」，自然和美國的「全球化進程」有密切關聯。對美國而言，兩次世界大戰既是災難，又是極難得的機遇——對任何其他國家，它們都只是災難。因為美國在戰爭中的決定性力量，它有兩次機會按自己的意願把這個世界塑造成它喜歡的樣子。 第一次它失敗了。威爾遜提出號稱「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計劃」，倡議為永保和平而建立國聯，結果先被歐洲權力政治大打折扣，後被自己的人民否決。首倡國聯的美國反而沒加入國聯。美國人似乎還沒做好「達則兼善天下」的準備，不肯為大西洋彼岸的安全問題多操心。10年後，經濟危機（1929年至1931年）更使其連「獨善其身」也不可得。 第二次它成功了。與上一次不同，美國人沒有再規避責任，決心領導世界。雄才大略的羅斯福將美國對戰後世界秩序承擔主要責任視為理所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關貿總協定、重建的歐洲和日本見證了一個美國經濟資源和價值觀念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被接受的世界，尤其在數十年後蘇聯解體時。 這麼說也許沒錯：在美國的世界秩序構想中，中國的位置一直在變化。中美關係對兩國來說一開始並不那麼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斷遞增，越到後來越是重要。到二戰時已對雙方都有重要意義。 以二戰為界，20世紀的中美關係總有個「第三者」，前半段是日本，後半段是蘇聯，與中、美構成一種「三角關係」。一戰結束之後，為了爭取日本參加國聯，美國在巴黎和會犧牲了中國；二戰時中美卻成了盟友，聯手打敗日本。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倒向蘇聯，受到美國遏制；20年後中美結盟，共同制衡蘇聯。從某種意義上講，兩國直到1990年代才進入了真正的「雙邊關係」，最近10年，更有可能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 美國駐華使節是波動起伏的中美關係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所謂「外交授權有限」，他們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執行者，有時卻也能影響政策。他們一般要請示華盛頓對重大事件的工作指示，不管個人觀點如何堅決奉行白宮和國務院所定的對華政策；但特殊的身份和強烈的個性，對中國的真切接觸和對美國長遠利益的考量，有時使他們越出這界限。從他們的資歷來說，要麼是總統政治性任命的，要麼是外交機構里的職業官員（少數人兼而有之）。一般前者來之前對中國了解不多，但也更少偏見，因為同總統有私密關係，有時可以越過國務院直接向總統陳情；後者常常是會說漢語的「中國通」，遇事更多向國務院請示彙報。 我們選出了美國大使中的5位代表人物，與讀者分享他們的故事： 蒲安臣，先後任美國第13任公使和清朝第一位全權使節，曾代表清政府出使美、英、法、德、俄諸國。 司徒雷登，傳教士，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及《別了，司徒雷登》的主角，他試圖讓新中國同美國合作。 老布希，可能是中國人最熟悉的大使，後來也成為對中國最友好的總統，在關鍵時刻維護了中美關係。 洪博培，已經宣布參加2012年美國大選，他在中國任期雖短，經歷的風雨和收穫的讚譽卻不少。 駱家輝，美國歷史上首位華裔州長，剛剛卸任的商務部長，7月即將到任的駐華大使，他需要在華裔背景和美國利益之間做出微妙平衡。 1919威爾遜犧牲中國綏靖日本 在19世紀，美國的對華政策常常唯英國馬首是瞻，之後隨著實力的不斷增強，對華外交也逐漸獨立。1900年前後，歐洲列強各自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為保護在華利益，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承認列強的勢力範圍和既得權利為前提，要求他們向美國開放。對中國來說，這一政策的正面意義是提出了要「保護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此後三十多年，「門戶開放」成為美國對華關係基本原則。 列強之中，最有超越「門戶開放」、獨佔中國衝動的是日本。 「一戰」爆發，日本利用與英國的結盟，把德國趕出了中國（山東半島）和西太平洋（加羅林、馬里亞納和馬紹爾群島）。此時，歐洲力量在亞洲的影響暫時消退，美國成為惟一能影響中日紛爭的國家。 辛亥革命後，美國是西方列強中最早承認袁世凱政府的，不但派遣著名政治學家和行政學家弗蘭克·古德諾擔任袁世凱的特別顧問，還鼓勵美國銀行家向中國的鐵路和工業投資。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美國表示反對，同時卻承認日本在滿洲等鄰近日本的地區有「特殊利益」。在1917年的《蘭辛-石井協定》中，美國再次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 美國參加一戰後，中國也對德、奧宣戰，期待通過這場形式勝過實質的「戰爭」，沒收兩國在中國的資產，終止與他們的不平等條約。 1918年11月德國投降，一戰結束。1919年1月，戰勝國在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在和會上，日本代表要求將山東的權益無條件讓予日本。中國代表去見威爾遜，希望他主持公道。威爾遜表示：他對日本代表提出如此天真的要求很驚訝，建議中國代表也坦率地陳述中國的主張。 駐華公使芮恩施密切關注著這些情況。在和會召開前，他就致函國務院和威爾遜，強調中國問題必須得到公正解決，「否則我們必須放棄使這個世界免遭軍國主義災難的希望」。威爾遜卻向日本讓步了。巴黎和會的結果是中國空歡喜一場，取代一種不平等的是另一種不平等，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日本繼承。 1945-1949羅斯福與杜魯門盟友撤離中美反目 和一戰時很相似，二戰開始階段美國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次日，美國向日本宣戰；同日，中國也正式對日宣戰，這時中日戰爭已經打了4年。 接下來4年中美進行了一系列合作：雙方達成5億美元的貸款協定，美國將軍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首腦會議，討論對日戰略，《開羅宣言》宣告日本必須歸還中國領土。 羅斯福關於戰後世界的構想中，中國扮演著重要角色。他的「四大警察論」，設想美、英、蘇、中，以類似世界理事會的方式來維持和平。把中國列入四強部分是出於禮貌，部分是因為美國在亞洲需要有一個支持者。因此，美國不顧英國反對，支持中國成為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在時殷弘看來：「羅斯福雄才大略，看到未來，知道亞洲民族主義總是要起來的——本質上是厭惡西方的。這些新興民族主義國家能不能追隨美國，那麼當然，中國很重要，是一個樣板。美國在中國做好了，就可以引導其他亞洲新興國家。另一個戰略意義，是讓中國盟友承擔起亞洲一大部分監管任務。這兩個意義無論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還是在美國的對外關係中，當然都是很重大的。」 如果「四大警察」之一拒絕他的角色又會如何，尤其是當這個不合群的警察恰巧是力量僅次於美國的蘇聯時？羅斯福來不及回答這個問題。1945年4月，日本尚未投降，他就病逝了。 在1945-1950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美國對國共兩黨的態度一開始就有所不同。日本投降當日，杜魯門命令日軍只能向蔣介石政府投降就很說明問題。1946年7月12日——一天前，司徒雷登剛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美國調停國共糾紛失敗後，開始援助蔣介石打內戰。1949年8月發布的美中關係《白皮書》中美國承認抗戰勝利後對蔣介石政府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多達22.5億美元。 但隨著國軍的敗退，1948年末美國開始調整政策，從「阻止中共取勝」變為「阻止中國成為蘇聯附庸」。 1949年初，司徒雷登就開始與各國大使接觸，主張各國外交官留在南京。4月23日南京解放，各 1949年初，司徒雷登就開始與各國大使接觸，主張各國外交官留在南京。4月23日南京解放，各外國使團中只有蘇聯大使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周恩來讓與司徒雷登有師生之誼的黃華去南京軍管會擔任外事處長，與他進行私人接觸。
1972年2月，周恩來總理陪同尼克松總統在杭州遊覽西湖，雙方繼續商談有關兩國聯合公報問題 威爾遜 羅斯福（右）和杜魯門 尼克松（右）與基辛格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編輯部 20世紀之所以常常被稱為「美國世紀」，自然和美國的「全球化進程」有密切關聯。對美國而言，兩次世界大戰既是災難，又是極難得的機遇——對任何其他國家，它們都只是災難。因為美國在戰爭中的決定性力量，它有兩次機會按自己的意願把這個世界塑造成它喜歡的樣子。 第一次它失敗了。威爾遜提出號稱「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計劃」，倡議為永保和平而建立國聯，結果先被歐洲權力政治大打折扣，後被自己的人民否決。首倡國聯的美國反而沒加入國聯。美國人似乎還沒做好「達則兼善天下」的準備，不肯為大西洋彼岸的安全問題多操心。10年後，經濟危機（1929年至1931年）更使其連「獨善其身」也不可得。 第二次它成功了。與上一次不同，美國人沒有再規避責任，決心領導世界。雄才大略的羅斯福將美國對戰後世界秩序承擔主要責任視為理所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關貿總協定、重建的歐洲和日本見證了一個美國經濟資源和價值觀念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被接受的世界，尤其在數十年後蘇聯解體時。 這麼說也許沒錯：在美國的世界秩序構想中，中國的位置一直在變化。中美關係對兩國來說一開始並不那麼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斷遞增，越到後來越是重要。到二戰時已對雙方都有重要意義。 以二戰為界，20世紀的中美關係總有個「第三者」，前半段是日本，後半段是蘇聯，與中、美構成一種「三角關係」。一戰結束之後，為了爭取日本參加國聯，美國在巴黎和會犧牲了中國；二戰時中美卻成了盟友，聯手打敗日本。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倒向蘇聯，受到美國遏制；20年後中美結盟，共同制衡蘇聯。從某種意義上講，兩國直到1990年代才進入了真正的「雙邊關係」，最近10年，更有可能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 美國駐華使節是波動起伏的中美關係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所謂「外交授權有限」，他們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執行者，有時卻也能影響政策。他們一般要請示華盛頓對重大事件的工作指示，不管個人觀點如何堅決奉行白宮和國務院所定的對華政策；但特殊的身份和強烈的個性，對中國的真切接觸和對美國長遠利益的考量，有時使他們越出這界限。從他們的資歷來說，要麼是總統政治性任命的，要麼是外交機構里的職業官員（少數人兼而有之）。一般前者來之前對中國了解不多，但也更少偏見，因為同總統有私密關係，有時可以越過國務院直接向總統陳情；後者常常是會說漢語的「中國通」，遇事更多向國務院請示彙報。 我們選出了美國大使中的5位代表人物，與讀者分享他們的故事： 蒲安臣，先後任美國第13任公使和清朝第一位全權使節，曾代表清政府出使美、英、法、德、俄諸國。 司徒雷登，傳教士，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及《別了，司徒雷登》的主角，他試圖讓新中國同美國合作。 老布希，可能是中國人最熟悉的大使，後來也成為對中國最友好的總統，在關鍵時刻維護了中美關係。 洪博培，已經宣布參加2012年美國大選，他在中國任期雖短，經歷的風雨和收穫的讚譽卻不少。 駱家輝，美國歷史上首位華裔州長，剛剛卸任的商務部長，7月即將到任的駐華大使，他需要在華裔背景和美國利益之間做出微妙平衡。 1919威爾遜犧牲中國綏靖日本 在19世紀，美國的對華政策常常唯英國馬首是瞻，之後隨著實力的不斷增強，對華外交也逐漸獨立。1900年前後，歐洲列強各自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為保護在華利益，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承認列強的勢力範圍和既得權利為前提，要求他們向美國開放。對中國來說，這一政策的正面意義是提出了要「保護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此後三十多年，「門戶開放」成為美國對華關係基本原則。 列強之中，最有超越「門戶開放」、獨佔中國衝動的是日本。 「一戰」爆發，日本利用與英國的結盟，把德國趕出了中國（山東半島）和西太平洋（加羅林、馬里亞納和馬紹爾群島）。此時，歐洲力量在亞洲的影響暫時消退，美國成為惟一能影響中日紛爭的國家。 辛亥革命後，美國是西方列強中最早承認袁世凱政府的，不但派遣著名政治學家和行政學家弗蘭克·古德諾擔任袁世凱的特別顧問，還鼓勵美國銀行家向中國的鐵路和工業投資。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美國表示反對，同時卻承認日本在滿洲等鄰近日本的地區有「特殊利益」。在1917年的《蘭辛-石井協定》中，美國再次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 美國參加一戰後，中國也對德、奧宣戰，期待通過這場形式勝過實質的「戰爭」，沒收兩國在中國的資產，終止與他們的不平等條約。 1918年11月德國投降，一戰結束。1919年1月，戰勝國在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在和會上，日本代表要求將山東的權益無條件讓予日本。中國代表去見威爾遜，希望他主持公道。威爾遜表示：他對日本代表提出如此天真的要求很驚訝，建議中國代表也坦率地陳述中國的主張。 駐華公使芮恩施密切關注著這些情況。在和會召開前，他就致函國務院和威爾遜，強調中國問題必須得到公正解決，「否則我們必須放棄使這個世界免遭軍國主義災難的希望」。威爾遜卻向日本讓步了。巴黎和會的結果是中國空歡喜一場，取代一種不平等的是另一種不平等，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日本繼承。 1945-1949羅斯福與杜魯門盟友撤離中美反目 和一戰時很相似，二戰開始階段美國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次日，美國向日本宣戰；同日，中國也正式對日宣戰，這時中日戰爭已經打了4年。 接下來4年中美進行了一系列合作：雙方達成5億美元的貸款協定，美國將軍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首腦會議，討論對日戰略，《開羅宣言》宣告日本必須歸還中國領土。 羅斯福關於戰後世界的構想中，中國扮演著重要角色。他的「四大警察論」，設想美、英、蘇、中，以類似世界理事會的方式來維持和平。把中國列入四強部分是出於禮貌，部分是因為美國在亞洲需要有一個支持者。因此，美國不顧英國反對，支持中國成為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在時殷弘看來：「羅斯福雄才大略，看到未來，知道亞洲民族主義總是要起來的——本質上是厭惡西方的。這些新興民族主義國家能不能追隨美國，那麼當然，中國很重要，是一個樣板。美國在中國做好了，就可以引導其他亞洲新興國家。另一個戰略意義，是讓中國盟友承擔起亞洲一大部分監管任務。這兩個意義無論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還是在美國的對外關係中，當然都是很重大的。」 如果「四大警察」之一拒絕他的角色又會如何，尤其是當這個不合群的警察恰巧是力量僅次於美國的蘇聯時？羅斯福來不及回答這個問題。1945年4月，日本尚未投降，他就病逝了。 在1945-1950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美國對國共兩黨的態度一開始就有所不同。日本投降當日，杜魯門命令日軍只能向蔣介石政府投降就很說明問題。1946年7月12日——一天前，司徒雷登剛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美國調停國共糾紛失敗後，開始援助蔣介石打內戰。1949年8月發布的美中關係《白皮書》中美國承認抗戰勝利後對蔣介石政府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多達22.5億美元。 但隨著國軍的敗退，1948年末美國開始調整政策，從「阻止中共取勝」變為「阻止中國成為蘇聯附庸」。 1949年初，司徒雷登就開始與各國大使接觸，主張各國外交官留在南京。4月23日南京解放，各1949年外國使團中只有蘇聯大使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周恩來讓與司徒雷登有師生之誼的黃華去南京軍管會擔任外事處長，與他進行私人接觸。 1949年5月13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司徒雷登的電報中提出了承認中共政府的3個條件：事實上控制國家的領土和行政機關；既有能力又有意願承擔其國際義務；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認可。令美國失望的是一個多月後的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宣稱新中國將奉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方針。據說司徒雷登曾請民盟的羅隆基向中共領導傳話：假如中共對美國和蘇聯採取中立態度，美國可以承認新中國，並提供30至50億美元貸款。而羅隆基得知《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不敢轉達消息，幾年後才說出來。 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美國駐華使館和各地領事館人員留守原地「觀察」中國。1950年1月，中方收回美國在北平的兵營等房產後，美國終於撤走了全部駐華人員。 1972尼克松與基辛格借力中國抗衡蘇聯 朝鮮戰爭、台海危機、敵意的政策使兩國的正常關係中斷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間，雙方長達15年（1955-1970）的大使級會談只是各說各話：中國想要解決台灣問題、被美國凍結的資產；美國勸中國放棄武力統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談判。136次會談只達成了一個協議，西方媒體稱之為「聾子的對話」。 中蘇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國的決策層卻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意識到這是個戰略機會，直到老羅斯福之後美國總統中少有的現實派尼克松走上前台。 1968年9月，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後不久，尼克松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我們必須不斷尋求機會與她談談，也與蘇聯談談。我們必須不只注意是否發生了變化，我們也必須找機會製造變化。」她，指的是中國。 機會來得很快。1969年春天，中蘇兩國發生邊境衝突。當年夏天尼克松做了個不尋常的決定：放棄虛耗時日的中美現行對話機制，引入中國為轉化力量，打破美蘇兩極對峙局面，建構戰略性三角關係。 由於中美都認為蘇聯是比對方更大的威脅，兩國對改善關係很積極。有趣的是中國釋放善意的方式。1970年10月1日，在中國國慶日的觀禮台上，美國記者斯諾被安排在了毛澤東身邊。12月，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表示他願意邀請尼克松訪問中國。中國政府高估了斯諾在美國的影響。事實上，華府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信息，直到後來通過其他管道安排好尼克松訪華之行時才知道有這麼一段公案。 1971年7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轉秘密訪問北京。為了躲避媒體，他先公開訪問了南越、泰國、印度等國，最後在巴基斯坦的歡迎晚宴上假裝肚子痛，被送往總統別墅「治療和修養」。次日凌晨，他登上了飛往北京的專機，專程前來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領航員早已在機內恭候。 由於基辛格訪問印度只用了兩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時間」也不能超過48小時，以免「厚此薄彼」。當天中午專機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就同他進行了會談。開始，基辛格有點緊張，照著事先準備的稿子念，後來看到周恩來面前只放了一張寫著要點的紙，他也收起文件夾侃侃而談起來。結果包括飛機上的時間，只用了17小時就順利完成密訪。雙方約定把尼克松訪華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16日，中美同時公布雙方達成的《公告》。當年10月，聯合國大會恢復中國席位。 據基辛格的回憶，1972年2月，毛澤東見到尼克松時，一開口就是：「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他毫不拖泥帶水地表示，中國不會動用武力對付台灣，「我們可以暫時不去管它，等個一百年吧！」毛澤東身體狀況不佳，不久前還病了一次，原本只準備談一刻鐘，但他靠意志堅持了75分鐘，最後才以詢問時間的方式，暗示會談結束。 2月27日，中美達成《上海公報》，次日發表——其中有一條顯然針對蘇聯：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一年之後，雙方又發布一份公告，同意將共同「抵抗」任何國家在「全球」建立霸權的企圖。 美國與中國合作，蘇聯的最佳選擇只能是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莫斯科原本對安排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峰會反應冷淡，拖拉了一年多；結果，基辛格密訪北京不到一個月，就迫不及待邀請美國總統去莫斯科——安排在尼克松訪問中國僅3個月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這樣解釋尼克松的動機：「尼克松飛過來和毛澤東握手，主要就是因為美國面臨蘇聯的威脅，他要借力，然後他發現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借力點。他就來了，屈尊哪，他世界首強，他主動。另外還有一個小的地緣考慮：他要從越南撤軍，有一個理論上的困難，就是所謂『多米諾骨牌』效應：如果越南被共產主義佔領，東南亞就守不住，東南亞守不住澳洲就守不住。要破解這個困境技術上講有一個環節就是把中國拉過去。」 次年，美國和越南簽署和平協定，美軍撤出了越南。中美雙方互設聯絡處，走向關係正常化。 1989老布希艱難維持中美關係 中國駐芝加哥前總領事王立向記者描述老布希和基辛格的分別：「基辛格跟你見10次也不記得你是誰，老布希見過你一次就認得你了。」這天分顯然對從政有利。 1989年1月，老布希就任美國總統。僅僅一個月後，他的第一次出訪就是到中國——這在美國總統中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代當駐華聯絡處主任那段經歷使他對中國懷有特殊感情。所以他擔任總統後親自主持對華政策，而不是由國務院或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一些美國的中國學家說他就像是「國務院中國處的主管」。黨內的保守派反對他一上任就訪問中國，剛好日本天皇去世，他就利用這機會在參加葬禮後到了中國。 老布希見到了鄧小平，鄧對中美關係感到滿意，又說，戈爾巴喬夫將於5月訪華，談得好的話，中蘇關係也可以正常化，但不可能恢復到1950年代，也就是說中蘇不會結盟。老布希放心了，向鄧保證說，「在我4年任期結束時，中美關係一定比現在更牢固、更好。」 在此之前，中美關係儘管時有波動起伏，總體上比較平穩。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之後，他的後繼者繼續尋求對華關係正常化。1978年12月16日（北京時間）中美發表了《建交公報》，兩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戰略中，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訪問美國；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發表，兩國關係進入了偶有小風波的蜜月期。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1989年初，70%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或極有好感。 可惜對中國最友好的美國總統，恰恰遭遇中美建交後最難處理的局面。布希訪華3個月後，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 6月3日深夜（美國東部時間），老布希獲知北京發生政治風波的消息後，當即給駐華大使李潔明打電話詢問事態。 6月5日早上，尼克松跟老布希通了電話，認為要看長遠，與中國的關係不能斷絕。老布希表示同意。 6月8日，他決定直接跟鄧小平通電話。中國方面表示，中國領導人沒有這樣的習慣。於是，6月20日，他給鄧寫了長信，一開頭就說他是「以一個朋友、一個真正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寫這封信的」。他希望鄧幫助他「維持這種我們都認為非常重要的關係」，除了兩國的大使之外，能有「特殊渠道」保持交往暢通，並問中方是否願意華盛頓派出密使。不到24小時，鄧小平就回了信，歡迎美國特使訪華，並願意親自同特使交談。 通過老布希的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中國領導人收到這樣的消息：老布希決意維護兩國的戰略關係，但他必須顧及美國民眾的情緒。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不會是永久性的，但目前在政治上是必須的。 在國會和輿論的壓力5月13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司徒雷登的電報中提出了承認中共政府的3個條件：事實上控制國家的領土和行政機關；既有能力又有意願承擔其國際義務；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認可。令美國失望的是一個多月後的 1972年2月，周恩來總理陪同尼克松總統在杭州遊覽西湖，雙方繼續商談有關兩國聯合公報問題 威爾遜 羅斯福（右）和杜魯門 尼克松（右）與基辛格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編輯部 20世紀之所以常常被稱為「美國世紀」，自然和美國的「全球化進程」有密切關聯。對美國而言，兩次世界大戰既是災難，又是極難得的機遇——對任何其他國家，它們都只是災難。因為美國在戰爭中的決定性力量，它有兩次機會按自己的意願把這個世界塑造成它喜歡的樣子。 第一次它失敗了。威爾遜提出號稱「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計劃」，倡議為永保和平而建立國聯，結果先被歐洲權力政治大打折扣，後被自己的人民否決。首倡國聯的美國反而沒加入國聯。美國人似乎還沒做好「達則兼善天下」的準備，不肯為大西洋彼岸的安全問題多操心。10年後，經濟危機（1929年至1931年）更使其連「獨善其身」也不可得。 第二次它成功了。與上一次不同，美國人沒有再規避責任，決心領導世界。雄才大略的羅斯福將美國對戰後世界秩序承擔主要責任視為理所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關貿總協定、重建的歐洲和日本見證了一個美國經濟資源和價值觀念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被接受的世界，尤其在數十年後蘇聯解體時。 這麼說也許沒錯：在美國的世界秩序構想中，中國的位置一直在變化。中美關係對兩國來說一開始並不那麼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斷遞增，越到後來越是重要。到二戰時已對雙方都有重要意義。 以二戰為界，20世紀的中美關係總有個「第三者」，前半段是日本，後半段是蘇聯，與中、美構成一種「三角關係」。一戰結束之後，為了爭取日本參加國聯，美國在巴黎和會犧牲了中國；二戰時中美卻成了盟友，聯手打敗日本。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倒向蘇聯，受到美國遏制；20年後中美結盟，共同制衡蘇聯。從某種意義上講，兩國直到1990年代才進入了真正的「雙邊關係」，最近10年，更有可能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 美國駐華使節是波動起伏的中美關係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所謂「外交授權有限」，他們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執行者，有時卻也能影響政策。他們一般要請示華盛頓對重大事件的工作指示，不管個人觀點如何堅決奉行白宮和國務院所定的對華政策；但特殊的身份和強烈的個性，對中國的真切接觸和對美國長遠利益的考量，有時使他們越出這界限。從他們的資歷來說，要麼是總統政治性任命的，要麼是外交機構里的職業官員（少數人兼而有之）。一般前者來之前對中國了解不多，但也更少偏見，因為同總統有私密關係，有時可以越過國務院直接向總統陳情；後者常常是會說漢語的「中國通」，遇事更多向國務院請示彙報。 我們選出了美國大使中的5位代表人物，與讀者分享他們的故事： 蒲安臣，先後任美國第13任公使和清朝第一位全權使節，曾代表清政府出使美、英、法、德、俄諸國。 司徒雷登，傳教士，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及《別了，司徒雷登》的主角，他試圖讓新中國同美國合作。 老布希，可能是中國人最熟悉的大使，後來也成為對中國最友好的總統，在關鍵時刻維護了中美關係。 洪博培，已經宣布參加2012年美國大選，他在中國任期雖短，經歷的風雨和收穫的讚譽卻不少。 駱家輝，美國歷史上首位華裔州長，剛剛卸任的商務部長，7月即將到任的駐華大使，他需要在華裔背景和美國利益之間做出微妙平衡。 1919威爾遜犧牲中國綏靖日本 在19世紀，美國的對華政策常常唯英國馬首是瞻，之後隨著實力的不斷增強，對華外交也逐漸獨立。1900年前後，歐洲列強各自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為保護在華利益，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承認列強的勢力範圍和既得權利為前提，要求他們向美國開放。對中國來說，這一政策的正面意義是提出了要「保護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此後三十多年，「門戶開放」成為美國對華關係基本原則。 列強之中，最有超越「門戶開放」、獨佔中國衝動的是日本。 「一戰」爆發，日本利用與英國的結盟，把德國趕出了中國（山東半島）和西太平洋（加羅林、馬里亞納和馬紹爾群島）。此時，歐洲力量在亞洲的影響暫時消退，美國成為惟一能影響中日紛爭的國家。 辛亥革命後，美國是西方列強中最早承認袁世凱政府的，不但派遣著名政治學家和行政學家弗蘭克·古德諾擔任袁世凱的特別顧問，還鼓勵美國銀行家向中國的鐵路和工業投資。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美國表示反對，同時卻承認日本在滿洲等鄰近日本的地區有「特殊利益」。在1917年的《蘭辛-石井協定》中，美國再次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 美國參加一戰後，中國也對德、奧宣戰，期待通過這場形式勝過實質的「戰爭」，沒收兩國在中國的資產，終止與他們的不平等條約。 1918年11月德國投降，一戰結束。1919年1月，戰勝國在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在和會上，日本代表要求將山東的權益無條件讓予日本。中國代表去見威爾遜，希望他主持公道。威爾遜表示：他對日本代表提出如此天真的要求很驚訝，建議中國代表也坦率地陳述中國的主張。 駐華公使芮恩施密切關注著這些情況。在和會召開前，他就致函國務院和威爾遜，強調中國問題必須得到公正解決，「否則我們必須放棄使這個世界免遭軍國主義災難的希望」。威爾遜卻向日本讓步了。巴黎和會的結果是中國空歡喜一場，取代一種不平等的是另一種不平等，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日本繼承。 1945-1949羅斯福與杜魯門盟友撤離中美反目 和一戰時很相似，二戰開始階段美國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次日，美國向日本宣戰；同日，中國也正式對日宣戰，這時中日戰爭已經打了4年。 接下來4年中美進行了一系列合作：雙方達成5億美元的貸款協定，美國將軍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首腦會議，討論對日戰略，《開羅宣言》宣告日本必須歸還中國領土。 羅斯福關於戰後世界的構想中，中國扮演著重要角色。他的「四大警察論」，設想美、英、蘇、中，以類似世界理事會的方式來維持和平。把中國列入四強部分是出於禮貌，部分是因為美國在亞洲需要有一個支持者。因此，美國不顧英國反對，支持中國成為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在時殷弘看來：「羅斯福雄才大略，看到未來，知道亞洲民族主義總是要起來的——本質上是厭惡西方的。這些新興民族主義國家能不能追隨美國，那麼當然，中國很重要，是一個樣板。美國在中國做好了，就可以引導其他亞洲新興國家。另一個戰略意義，是讓中國盟友承擔起亞洲一大部分監管任務。這兩個意義無論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還是在美國的對外關係中，當然都是很重大的。」 如果「四大警察」之一拒絕他的角色又會如何，尤其是當這個不合群的警察恰巧是力量僅次於美國的蘇聯時？羅斯福來不及回答這個問題。1945年4月，日本尚未投降，他就病逝了。 在1945-1950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美國對國共兩黨的態度一開始就有所不同。日本投降當日，杜魯門命令日軍只能向蔣介石政府投降就很說明問題。1946年7月12日——一天前，司徒雷登剛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美國調停國共糾紛失敗後，開始援助蔣介石打內戰。1949年8月發布的美中關係《白皮書》中美國承認抗戰勝利後對蔣介石政府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多達22.5億美元。 但隨著國軍的敗退，1948年末美國開始調整政策，從「阻止中共取勝」變為「阻止中國成為蘇聯附庸」。 1949年初，司徒雷登就開始與各國大使接觸，主張各國外交官留在南京。4月23日南京解放，各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宣稱新中國將奉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方針。據說司徒雷登曾請民盟的羅隆基向中共領導傳話：假如中共對美國和蘇聯採取中立態度，美國可以承認新中國，並提供30至50億美元貸款。而羅隆基得知《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不敢轉達消息，幾年後才說出來。
1972年2月，周恩來總理陪同尼克松總統在杭州遊覽西湖，雙方繼續商談有關兩國聯合公報問題 威爾遜 羅斯福（右）和杜魯門 尼克松（右）與基辛格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編輯部 20世紀之所以常常被稱為「美國世紀」，自然和美國的「全球化進程」有密切關聯。對美國而言，兩次世界大戰既是災難，又是極難得的機遇——對任何其他國家，它們都只是災難。因為美國在戰爭中的決定性力量，它有兩次機會按自己的意願把這個世界塑造成它喜歡的樣子。 第一次它失敗了。威爾遜提出號稱「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計劃」，倡議為永保和平而建立國聯，結果先被歐洲權力政治大打折扣，後被自己的人民否決。首倡國聯的美國反而沒加入國聯。美國人似乎還沒做好「達則兼善天下」的準備，不肯為大西洋彼岸的安全問題多操心。10年後，經濟危機（1929年至1931年）更使其連「獨善其身」也不可得。 第二次它成功了。與上一次不同，美國人沒有再規避責任，決心領導世界。雄才大略的羅斯福將美國對戰後世界秩序承擔主要責任視為理所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關貿總協定、重建的歐洲和日本見證了一個美國經濟資源和價值觀念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被接受的世界，尤其在數十年後蘇聯解體時。 這麼說也許沒錯：在美國的世界秩序構想中，中國的位置一直在變化。中美關係對兩國來說一開始並不那麼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斷遞增，越到後來越是重要。到二戰時已對雙方都有重要意義。 以二戰為界，20世紀的中美關係總有個「第三者」，前半段是日本，後半段是蘇聯，與中、美構成一種「三角關係」。一戰結束之後，為了爭取日本參加國聯，美國在巴黎和會犧牲了中國；二戰時中美卻成了盟友，聯手打敗日本。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倒向蘇聯，受到美國遏制；20年後中美結盟，共同制衡蘇聯。從某種意義上講，兩國直到1990年代才進入了真正的「雙邊關係」，最近10年，更有可能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 美國駐華使節是波動起伏的中美關係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所謂「外交授權有限」，他們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執行者，有時卻也能影響政策。他們一般要請示華盛頓對重大事件的工作指示，不管個人觀點如何堅決奉行白宮和國務院所定的對華政策；但特殊的身份和強烈的個性，對中國的真切接觸和對美國長遠利益的考量，有時使他們越出這界限。從他們的資歷來說，要麼是總統政治性任命的，要麼是外交機構里的職業官員（少數人兼而有之）。一般前者來之前對中國了解不多，但也更少偏見，因為同總統有私密關係，有時可以越過國務院直接向總統陳情；後者常常是會說漢語的「中國通」，遇事更多向國務院請示彙報。 我們選出了美國大使中的5位代表人物，與讀者分享他們的故事： 蒲安臣，先後任美國第13任公使和清朝第一位全權使節，曾代表清政府出使美、英、法、德、俄諸國。 司徒雷登，傳教士，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及《別了，司徒雷登》的主角，他試圖讓新中國同美國合作。 老布希，可能是中國人最熟悉的大使，後來也成為對中國最友好的總統，在關鍵時刻維護了中美關係。 洪博培，已經宣布參加2012年美國大選，他在中國任期雖短，經歷的風雨和收穫的讚譽卻不少。 駱家輝，美國歷史上首位華裔州長，剛剛卸任的商務部長，7月即將到任的駐華大使，他需要在華裔背景和美國利益之間做出微妙平衡。 1919威爾遜犧牲中國綏靖日本 在19世紀，美國的對華政策常常唯英國馬首是瞻，之後隨著實力的不斷增強，對華外交也逐漸獨立。1900年前後，歐洲列強各自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為保護在華利益，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承認列強的勢力範圍和既得權利為前提，要求他們向美國開放。對中國來說，這一政策的正面意義是提出了要「保護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此後三十多年，「門戶開放」成為美國對華關係基本原則。 列強之中，最有超越「門戶開放」、獨佔中國衝動的是日本。 「一戰」爆發，日本利用與英國的結盟，把德國趕出了中國（山東半島）和西太平洋（加羅林、馬里亞納和馬紹爾群島）。此時，歐洲力量在亞洲的影響暫時消退，美國成為惟一能影響中日紛爭的國家。 辛亥革命後，美國是西方列強中最早承認袁世凱政府的，不但派遣著名政治學家和行政學家弗蘭克·古德諾擔任袁世凱的特別顧問，還鼓勵美國銀行家向中國的鐵路和工業投資。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美國表示反對，同時卻承認日本在滿洲等鄰近日本的地區有「特殊利益」。在1917年的《蘭辛-石井協定》中，美國再次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 美國參加一戰後，中國也對德、奧宣戰，期待通過這場形式勝過實質的「戰爭」，沒收兩國在中國的資產，終止與他們的不平等條約。 1918年11月德國投降，一戰結束。1919年1月，戰勝國在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在和會上，日本代表要求將山東的權益無條件讓予日本。中國代表去見威爾遜，希望他主持公道。威爾遜表示：他對日本代表提出如此天真的要求很驚訝，建議中國代表也坦率地陳述中國的主張。 駐華公使芮恩施密切關注著這些情況。在和會召開前，他就致函國務院和威爾遜，強調中國問題必須得到公正解決，「否則我們必須放棄使這個世界免遭軍國主義災難的希望」。威爾遜卻向日本讓步了。巴黎和會的結果是中國空歡喜一場，取代一種不平等的是另一種不平等，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日本繼承。 1945-1949羅斯福與杜魯門盟友撤離中美反目 和一戰時很相似，二戰開始階段美國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次日，美國向日本宣戰；同日，中國也正式對日宣戰，這時中日戰爭已經打了4年。 接下來4年中美進行了一系列合作：雙方達成5億美元的貸款協定，美國將軍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首腦會議，討論對日戰略，《開羅宣言》宣告日本必須歸還中國領土。 羅斯福關於戰後世界的構想中，中國扮演著重要角色。他的「四大警察論」，設想美、英、蘇、中，以類似世界理事會的方式來維持和平。把中國列入四強部分是出於禮貌，部分是因為美國在亞洲需要有一個支持者。因此，美國不顧英國反對，支持中國成為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在時殷弘看來：「羅斯福雄才大略，看到未來，知道亞洲民族主義總是要起來的——本質上是厭惡西方的。這些新興民族主義國家能不能追隨美國，那麼當然，中國很重要，是一個樣板。美國在中國做好了，就可以引導其他亞洲新興國家。另一個戰略意義，是讓中國盟友承擔起亞洲一大部分監管任務。這兩個意義無論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還是在美國的對外關係中，當然都是很重大的。」 如果「四大警察」之一拒絕他的角色又會如何，尤其是當這個不合群的警察恰巧是力量僅次於美國的蘇聯時？羅斯福來不及回答這個問題。1945年4月，日本尚未投降，他就病逝了。 在1945-1950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美國對國共兩黨的態度一開始就有所不同。日本投降當日，杜魯門命令日軍只能向蔣介石政府投降就很說明問題。1946年7月12日——一天前，司徒雷登剛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美國調停國共糾紛失敗後，開始援助蔣介石打內戰。1949年8月發布的美中關係《白皮書》中美國承認抗戰勝利後對蔣介石政府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多達22.5億美元。 但隨著國軍的敗退，1948年末美國開始調整政策，從「阻止中共取勝」變為「阻止中國成為蘇聯附庸」。 1949年初，司徒雷登就開始與各國大使接觸，主張各國外交官留在南京。4月23日南京解放，各 8月2外國使團中只有蘇聯大使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周恩來讓與司徒雷登有師生之誼的黃華去南京軍管會擔任外事處長，與他進行私人接觸。 1949年5月13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司徒雷登的電報中提出了承認中共政府的3個條件：事實上控制國家的領土和行政機關；既有能力又有意願承擔其國際義務；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認可。令美國失望的是一個多月後的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宣稱新中國將奉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方針。據說司徒雷登曾請民盟的羅隆基向中共領導傳話：假如中共對美國和蘇聯採取中立態度，美國可以承認新中國，並提供30至50億美元貸款。而羅隆基得知《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不敢轉達消息，幾年後才說出來。 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美國駐華使館和各地領事館人員留守原地「觀察」中國。1950年1月，中方收回美國在北平的兵營等房產後，美國終於撤走了全部駐華人員。 1972尼克松與基辛格借力中國抗衡蘇聯 朝鮮戰爭、台海危機、敵意的政策使兩國的正常關係中斷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間，雙方長達15年（1955-1970）的大使級會談只是各說各話：中國想要解決台灣問題、被美國凍結的資產；美國勸中國放棄武力統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談判。136次會談只達成了一個協議，西方媒體稱之為「聾子的對話」。 中蘇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國的決策層卻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意識到這是個戰略機會，直到老羅斯福之後美國總統中少有的現實派尼克松走上前台。 1968年9月，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後不久，尼克松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我們必須不斷尋求機會與她談談，也與蘇聯談談。我們必須不只注意是否發生了變化，我們也必須找機會製造變化。」她，指的是中國。 機會來得很快。1969年春天，中蘇兩國發生邊境衝突。當年夏天尼克松做了個不尋常的決定：放棄虛耗時日的中美現行對話機制，引入中國為轉化力量，打破美蘇兩極對峙局面，建構戰略性三角關係。 由於中美都認為蘇聯是比對方更大的威脅，兩國對改善關係很積極。有趣的是中國釋放善意的方式。1970年10月1日，在中國國慶日的觀禮台上，美國記者斯諾被安排在了毛澤東身邊。12月，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表示他願意邀請尼克松訪問中國。中國政府高估了斯諾在美國的影響。事實上，華府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信息，直到後來通過其他管道安排好尼克松訪華之行時才知道有這麼一段公案。 1971年7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轉秘密訪問北京。為了躲避媒體，他先公開訪問了南越、泰國、印度等國，最後在巴基斯坦的歡迎晚宴上假裝肚子痛，被送往總統別墅「治療和修養」。次日凌晨，他登上了飛往北京的專機，專程前來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領航員早已在機內恭候。 由於基辛格訪問印度只用了兩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時間」也不能超過48小時，以免「厚此薄彼」。當天中午專機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就同他進行了會談。開始，基辛格有點緊張，照著事先準備的稿子念，後來看到周恩來面前只放了一張寫著要點的紙，他也收起文件夾侃侃而談起來。結果包括飛機上的時間，只用了17小時就順利完成密訪。雙方約定把尼克松訪華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16日，中美同時公布雙方達成的《公告》。當年10月，聯合國大會恢復中國席位。 據基辛格的回憶，1972年2月，毛澤東見到尼克松時，一開口就是：「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他毫不拖泥帶水地表示，中國不會動用武力對付台灣，「我們可以暫時不去管它，等個一百年吧！」毛澤東身體狀況不佳，不久前還病了一次，原本只準備談一刻鐘，但他靠意志堅持了75分鐘，最後才以詢問時間的方式，暗示會談結束。 2月27日，中美達成《上海公報》，次日發表——其中有一條顯然針對蘇聯：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一年之後，雙方又發布一份公告，同意將共同「抵抗」任何國家在「全球」建立霸權的企圖。 美國與中國合作，蘇聯的最佳選擇只能是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莫斯科原本對安排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峰會反應冷淡，拖拉了一年多；結果，基辛格密訪北京不到一個月，就迫不及待邀請美國總統去莫斯科——安排在尼克松訪問中國僅3個月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這樣解釋尼克松的動機：「尼克松飛過來和毛澤東握手，主要就是因為美國面臨蘇聯的威脅，他要借力，然後他發現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借力點。他就來了，屈尊哪，他世界首強，他主動。另外還有一個小的地緣考慮：他要從越南撤軍，有一個理論上的困難，就是所謂『多米諾骨牌』效應：如果越南被共產主義佔領，東南亞就守不住，東南亞守不住澳洲就守不住。要破解這個困境技術上講有一個環節就是把中國拉過去。」 次年，美國和越南簽署和平協定，美軍撤出了越南。中美雙方互設聯絡處，走向關係正常化。 1989老布希艱難維持中美關係 中國駐芝加哥前總領事王立向記者描述老布希和基辛格的分別：「基辛格跟你見10次也不記得你是誰，老布希見過你一次就認得你了。」這天分顯然對從政有利。 1989年1月，老布希就任美國總統。僅僅一個月後，他的第一次出訪就是到中國——這在美國總統中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代當駐華聯絡處主任那段經歷使他對中國懷有特殊感情。所以他擔任總統後親自主持對華政策，而不是由國務院或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一些美國的中國學家說他就像是「國務院中國處的主管」。黨內的保守派反對他一上任就訪問中國，剛好日本天皇去世，他就利用這機會在參加葬禮後到了中國。 老布希見到了鄧小平，鄧對中美關係感到滿意，又說，戈爾巴喬夫將於5月訪華，談得好的話，中蘇關係也可以正常化，但不可能恢復到1950年代，也就是說中蘇不會結盟。老布希放心了，向鄧保證說，「在我4年任期結束時，中美關係一定比現在更牢固、更好。」 在此之前，中美關係儘管時有波動起伏，總體上比較平穩。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之後，他的後繼者繼續尋求對華關係正常化。1978年12月16日（北京時間）中美發表了《建交公報》，兩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戰略中，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訪問美國；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發表，兩國關係進入了偶有小風波的蜜月期。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1989年初，70%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或極有好感。 可惜對中國最友好的美國總統，恰恰遭遇中美建交後最難處理的局面。布希訪華3個月後，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 6月3日深夜（美國東部時間），老布希獲知北京發生政治風波的消息後，當即給駐華大使李潔明打電話詢問事態。 6月5日早上，尼克松跟老布希通了電話，認為要看長遠，與中國的關係不能斷絕。老布希表示同意。 6月8日，他決定直接跟鄧小平通電話。中國方面表示，中國領導人沒有這樣的習慣。於是，6月20日，他給鄧寫了長信，一開頭就說他是「以一個朋友、一個真正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寫這封信的」。他希望鄧幫助他「維持這種我們都認為非常重要的關係」，除了兩國的大使之外，能有「特殊渠道」保持交往暢通，並問中方是否願意華盛頓派出密使。不到24小時，鄧小平就回了信，歡迎美國特使訪華，並願意親自同特使交談。 通過老布希的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中國領導人收到這樣的消息：老布希決意維護兩國的戰略關係，但他必須顧及美國民眾的情緒。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不會是永久性的，但目前在政治上是必須的。 在國會和輿論的壓力日，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美國駐華使館和各地領事館人員留守原地「觀察」中國。1950年外國使團中只有蘇聯大使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周恩來讓與司徒雷登有師生之誼的黃華去南京軍管會擔任外事處長，與他進行私人接觸。 1949年5月13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司徒雷登的電報中提出了承認中共政府的3個條件：事實上控制國家的領土和行政機關；既有能力又有意願承擔其國際義務；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認可。令美國失望的是一個多月後的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宣稱新中國將奉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方針。據說司徒雷登曾請民盟的羅隆基向中共領導傳話：假如中共對美國和蘇聯採取中立態度，美國可以承認新中國，並提供30至50億美元貸款。而羅隆基得知《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不敢轉達消息，幾年後才說出來。 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美國駐華使館和各地領事館人員留守原地「觀察」中國。1950年1月，中方收回美國在北平的兵營等房產後，美國終於撤走了全部駐華人員。 1972尼克松與基辛格借力中國抗衡蘇聯 朝鮮戰爭、台海危機、敵意的政策使兩國的正常關係中斷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間，雙方長達15年（1955-1970）的大使級會談只是各說各話：中國想要解決台灣問題、被美國凍結的資產；美國勸中國放棄武力統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談判。136次會談只達成了一個協議，西方媒體稱之為「聾子的對話」。 中蘇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國的決策層卻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意識到這是個戰略機會，直到老羅斯福之後美國總統中少有的現實派尼克松走上前台。 1968年9月，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後不久，尼克松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我們必須不斷尋求機會與她談談，也與蘇聯談談。我們必須不只注意是否發生了變化，我們也必須找機會製造變化。」她，指的是中國。 機會來得很快。1969年春天，中蘇兩國發生邊境衝突。當年夏天尼克松做了個不尋常的決定：放棄虛耗時日的中美現行對話機制，引入中國為轉化力量，打破美蘇兩極對峙局面，建構戰略性三角關係。 由於中美都認為蘇聯是比對方更大的威脅，兩國對改善關係很積極。有趣的是中國釋放善意的方式。1970年10月1日，在中國國慶日的觀禮台上，美國記者斯諾被安排在了毛澤東身邊。12月，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表示他願意邀請尼克松訪問中國。中國政府高估了斯諾在美國的影響。事實上，華府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信息，直到後來通過其他管道安排好尼克松訪華之行時才知道有這麼一段公案。 1971年7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轉秘密訪問北京。為了躲避媒體，他先公開訪問了南越、泰國、印度等國，最後在巴基斯坦的歡迎晚宴上假裝肚子痛，被送往總統別墅「治療和修養」。次日凌晨，他登上了飛往北京的專機，專程前來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領航員早已在機內恭候。 由於基辛格訪問印度只用了兩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時間」也不能超過48小時，以免「厚此薄彼」。當天中午專機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就同他進行了會談。開始，基辛格有點緊張，照著事先準備的稿子念，後來看到周恩來面前只放了一張寫著要點的紙，他也收起文件夾侃侃而談起來。結果包括飛機上的時間，只用了17小時就順利完成密訪。雙方約定把尼克松訪華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16日，中美同時公布雙方達成的《公告》。當年10月，聯合國大會恢復中國席位。 據基辛格的回憶，1972年2月，毛澤東見到尼克松時，一開口就是：「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他毫不拖泥帶水地表示，中國不會動用武力對付台灣，「我們可以暫時不去管它，等個一百年吧！」毛澤東身體狀況不佳，不久前還病了一次，原本只準備談一刻鐘，但他靠意志堅持了75分鐘，最後才以詢問時間的方式，暗示會談結束。 2月27日，中美達成《上海公報》，次日發表——其中有一條顯然針對蘇聯：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一年之後，雙方又發布一份公告，同意將共同「抵抗」任何國家在「全球」建立霸權的企圖。 美國與中國合作，蘇聯的最佳選擇只能是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莫斯科原本對安排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峰會反應冷淡，拖拉了一年多；結果，基辛格密訪北京不到一個月，就迫不及待邀請美國總統去莫斯科——安排在尼克松訪問中國僅3個月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這樣解釋尼克松的動機：「尼克松飛過來和毛澤東握手，主要就是因為美國面臨蘇聯的威脅，他要借力，然後他發現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借力點。他就來了，屈尊哪，他世界首強，他主動。另外還有一個小的地緣考慮：他要從越南撤軍，有一個理論上的困難，就是所謂『多米諾骨牌』效應：如果越南被共產主義佔領，東南亞就守不住，東南亞守不住澳洲就守不住。要破解這個困境技術上講有一個環節就是把中國拉過去。」 次年，美國和越南簽署和平協定，美軍撤出了越南。中美雙方互設聯絡處，走向關係正常化。 1989老布希艱難維持中美關係 中國駐芝加哥前總領事王立向記者描述老布希和基辛格的分別：「基辛格跟你見10次也不記得你是誰，老布希見過你一次就認得你了。」這天分顯然對從政有利。 1989年1月，老布希就任美國總統。僅僅一個月後，他的第一次出訪就是到中國——這在美國總統中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代當駐華聯絡處主任那段經歷使他對中國懷有特殊感情。所以他擔任總統後親自主持對華政策，而不是由國務院或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一些美國的中國學家說他就像是「國務院中國處的主管」。黨內的保守派反對他一上任就訪問中國，剛好日本天皇去世，他就利用這機會在參加葬禮後到了中國。 老布希見到了鄧小平，鄧對中美關係感到滿意，又說，戈爾巴喬夫將於5月訪華，談得好的話，中蘇關係也可以正常化，但不可能恢復到1950年代，也就是說中蘇不會結盟。老布希放心了，向鄧保證說，「在我4年任期結束時，中美關係一定比現在更牢固、更好。」 在此之前，中美關係儘管時有波動起伏，總體上比較平穩。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之後，他的後繼者繼續尋求對華關係正常化。1978年12月16日（北京時間）中美發表了《建交公報》，兩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戰略中，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訪問美國；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發表，兩國關係進入了偶有小風波的蜜月期。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1989年初，70%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或極有好感。 可惜對中國最友好的美國總統，恰恰遭遇中美建交後最難處理的局面。布希訪華3個月後，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 6月3日深夜（美國東部時間），老布希獲知北京發生政治風波的消息後，當即給駐華大使李潔明打電話詢問事態。 6月5日早上，尼克松跟老布希通了電話，認為要看長遠，與中國的關係不能斷絕。老布希表示同意。 6月8日，他決定直接跟鄧小平通電話。中國方面表示，中國領導人沒有這樣的習慣。於是，6月20日，他給鄧寫了長信，一開頭就說他是「以一個朋友、一個真正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寫這封信的」。他希望鄧幫助他「維持這種我們都認為非常重要的關係」，除了兩國的大使之外，能有「特殊渠道」保持交往暢通，並問中方是否願意華盛頓派出密使。不到24小時，鄧小平就回了信，歡迎美國特使訪華，並願意親自同特使交談。 通過老布希的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中國領導人收到這樣的消息：老布希決意維護兩國的戰略關係，但他必須顧及美國民眾的情緒。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不會是永久性的，但目前在政治上是必須的。 在國會和輿論的壓力1月，中方收回美國在北平的兵營等房產後，美國終於撤走了全部駐華人員。
外國使團中只有蘇聯大使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周恩來讓與司徒雷登有師生之誼的黃華去南京軍管會擔任外事處長，與他進行私人接觸。 1949年5月13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司徒雷登的電報中提出了承認中共政府的3個條件：事實上控制國家的領土和行政機關；既有能力又有意願承擔其國際義務；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認可。令美國失望的是一個多月後的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宣稱新中國將奉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方針。據說司徒雷登曾請民盟的羅隆基向中共領導傳話：假如中共對美國和蘇聯採取中立態度，美國可以承認新中國，並提供30至50億美元貸款。而羅隆基得知《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不敢轉達消息，幾年後才說出來。 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美國駐華使館和各地領事館人員留守原地「觀察」中國。1950年1月，中方收回美國在北平的兵營等房產後，美國終於撤走了全部駐華人員。 1972尼克松與基辛格借力中國抗衡蘇聯 朝鮮戰爭、台海危機、敵意的政策使兩國的正常關係中斷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間，雙方長達15年（1955-1970）的大使級會談只是各說各話：中國想要解決台灣問題、被美國凍結的資產；美國勸中國放棄武力統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談判。136次會談只達成了一個協議，西方媒體稱之為「聾子的對話」。 中蘇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國的決策層卻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意識到這是個戰略機會，直到老羅斯福之後美國總統中少有的現實派尼克松走上前台。 1968年9月，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後不久，尼克松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我們必須不斷尋求機會與她談談，也與蘇聯談談。我們必須不只注意是否發生了變化，我們也必須找機會製造變化。」她，指的是中國。 機會來得很快。1969年春天，中蘇兩國發生邊境衝突。當年夏天尼克松做了個不尋常的決定：放棄虛耗時日的中美現行對話機制，引入中國為轉化力量，打破美蘇兩極對峙局面，建構戰略性三角關係。 由於中美都認為蘇聯是比對方更大的威脅，兩國對改善關係很積極。有趣的是中國釋放善意的方式。1970年10月1日，在中國國慶日的觀禮台上，美國記者斯諾被安排在了毛澤東身邊。12月，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表示他願意邀請尼克松訪問中國。中國政府高估了斯諾在美國的影響。事實上，華府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信息，直到後來通過其他管道安排好尼克松訪華之行時才知道有這麼一段公案。 1971年7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轉秘密訪問北京。為了躲避媒體，他先公開訪問了南越、泰國、印度等國，最後在巴基斯坦的歡迎晚宴上假裝肚子痛，被送往總統別墅「治療和修養」。次日凌晨，他登上了飛往北京的專機，專程前來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領航員早已在機內恭候。 由於基辛格訪問印度只用了兩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時間」也不能超過48小時，以免「厚此薄彼」。當天中午專機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就同他進行了會談。開始，基辛格有點緊張，照著事先準備的稿子念，後來看到周恩來面前只放了一張寫著要點的紙，他也收起文件夾侃侃而談起來。結果包括飛機上的時間，只用了17小時就順利完成密訪。雙方約定把尼克松訪華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16日，中美同時公布雙方達成的《公告》。當年10月，聯合國大會恢復中國席位。 據基辛格的回憶，1972年2月，毛澤東見到尼克松時，一開口就是：「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他毫不拖泥帶水地表示，中國不會動用武力對付台灣，「我們可以暫時不去管它，等個一百年吧！」毛澤東身體狀況不佳，不久前還病了一次，原本只準備談一刻鐘，但他靠意志堅持了75分鐘，最後才以詢問時間的方式，暗示會談結束。 2月27日，中美達成《上海公報》，次日發表——其中有一條顯然針對蘇聯：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一年之後，雙方又發布一份公告，同意將共同「抵抗」任何國家在「全球」建立霸權的企圖。 美國與中國合作，蘇聯的最佳選擇只能是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莫斯科原本對安排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峰會反應冷淡，拖拉了一年多；結果，基辛格密訪北京不到一個月，就迫不及待邀請美國總統去莫斯科——安排在尼克松訪問中國僅3個月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這樣解釋尼克松的動機：「尼克松飛過來和毛澤東握手，主要就是因為美國面臨蘇聯的威脅，他要借力，然後他發現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借力點。他就來了，屈尊哪，他世界首強，他主動。另外還有一個小的地緣考慮：他要從越南撤軍，有一個理論上的困難，就是所謂『多米諾骨牌』效應：如果越南被共產主義佔領，東南亞就守不住，東南亞守不住澳洲就守不住。要破解這個困境技術上講有一個環節就是把中國拉過去。」 次年，美國和越南簽署和平協定，美軍撤出了越南。中美雙方互設聯絡處，走向關係正常化。 1989老布希艱難維持中美關係 中國駐芝加哥前總領事王立向記者描述老布希和基辛格的分別：「基辛格跟你見10次也不記得你是誰，老布希見過你一次就認得你了。」這天分顯然對從政有利。 1989年1月，老布希就任美國總統。僅僅一個月後，他的第一次出訪就是到中國——這在美國總統中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代當駐華聯絡處主任那段經歷使他對中國懷有特殊感情。所以他擔任總統後親自主持對華政策，而不是由國務院或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一些美國的中國學家說他就像是「國務院中國處的主管」。黨內的保守派反對他一上任就訪問中國，剛好日本天皇去世，他就利用這機會在參加葬禮後到了中國。 老布希見到了鄧小平，鄧對中美關係感到滿意，又說，戈爾巴喬夫將於5月訪華，談得好的話，中蘇關係也可以正常化，但不可能恢復到1950年代，也就是說中蘇不會結盟。老布希放心了，向鄧保證說，「在我4年任期結束時，中美關係一定比現在更牢固、更好。」 在此之前，中美關係儘管時有波動起伏，總體上比較平穩。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之後，他的後繼者繼續尋求對華關係正常化。1978年12月16日（北京時間）中美發表了《建交公報》，兩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戰略中，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訪問美國；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發表，兩國關係進入了偶有小風波的蜜月期。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1989年初，70%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或極有好感。 可惜對中國最友好的美國總統，恰恰遭遇中美建交後最難處理的局面。布希訪華3個月後，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 6月3日深夜（美國東部時間），老布希獲知北京發生政治風波的消息後，當即給駐華大使李潔明打電話詢問事態。 6月5日早上，尼克松跟老布希通了電話，認為要看長遠，與中國的關係不能斷絕。老布希表示同意。 6月8日，他決定直接跟鄧小平通電話。中國方面表示，中國領導人沒有這樣的習慣。於是，6月20日，他給鄧寫了長信，一開頭就說他是「以一個朋友、一個真正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寫這封信的」。他希望鄧幫助他「維持這種我們都認為非常重要的關係」，除了兩國的大使之外，能有「特殊渠道」保持交往暢通，並問中方是否願意華盛頓派出密使。不到24小時，鄧小平就回了信，歡迎美國特使訪華，並願意親自同特使交談。 通過老布希的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中國領導人收到這樣的消息：老布希決意維護兩國的戰略關係，但他必須顧及美國民眾的情緒。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不會是永久性的，但目前在政治上是必須的。 在國會和輿論的壓力1972尼克松與基辛格借力中國抗衡蘇聯
朝鮮戰爭、台海危機、敵意的政策使兩國的正常關係中斷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間，雙方長達之下，老布希對中國實施了一系列制裁；但他仍設法維護同中國的正常關係，幾次動用總統的否決權反對國會取消或有條件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議案。 金燦榮認為，老布希極有戰略意識。「他始終堅持一個大方向，美國長期利益至上，不為時勢所動，所以肯定中國的價值。我們可以假設，如果當時不是他擔任總統，換一個毛躁一點的，中美可能斷交了，退回到代辦的關係。但他能讓那種關係，雖然艱難，但基本上維持下來了。這就不容易了。」 1992年大選，4月，老布希的支持率被低迷的經濟形勢拉到了39%——一年前海灣戰爭結束時他的支持率高達82%。壓力之下，他同意向台灣出售150架F-16戰鬥機，向沙特出售價值90億美元的F-15戰鬥機。這兩宗交易一宗給了德州的公司，一宗給了加州和密蘇里州的公司，以爭取這3個在大選中非常重要的州。 老布希要駐華大使芮效儉事先轉告中方，希望得到諒解——他想爭取連任成功，再向中國人「作出補償」。 但他沒機會兌現諾言了，11月大選結果揭曉，他被柯林頓打敗了。 2001小布希先抑後揚順應潮流 1980年代末，東歐劇變。之後，蘇聯解體，冷戰終結。美國成為現代史上唯一一個幾乎在每個重要權力領域都建立了首要地位的國家。 這也意味著，對美國來說，中國失去了牽制蘇聯的戰略價值。美國甚至開始盛行「中國崩潰論」。1992年競選總統時柯林頓就說：「中國有一天也會走上東歐和前蘇聯共產黨政權的路。美國必須做它能做的一切來鼓勵這個進程。」 直到1996年5月，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弗表示，美國願意通過接觸而不是對抗來解決分歧，中美關係才開始改善。1997年江澤民訪美，次年柯林頓訪華，兩國視彼此為「建設性戰略夥伴」。此後，儘管發生美國導彈擊中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也沒有影響中美關係重回正軌。1999年11月，兩國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達成雙邊協議。2000年，美國通過了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法案。 2000年，小布希競選總統時曾攻擊柯林頓對中國過於軟弱，就像當年柯林頓攻擊他父親一樣。2001年他入主白宮，中美關係也緊張了一陣。先是發生「撞機事件」，而後美國同意李登輝訪問、陳水扁「過境」，並宣布將向台灣出售武器，甚至公開聲稱要「協防台灣」。但幾個月之後，「9·11」事件迫使美國重新思考對外政策的輕重緩急。美國認定恐怖主義是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中國一變而為反恐的「盟友」、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合作者，兩國又成為「建設性合作關係」。 和柯林頓、小布希先抑後揚不同，奧巴馬一上任就對中國很友好。或許這是因為當他上任時金融危機已經爆發了。中美通力合作，都比預期更早地擺脫了危機。奧巴馬曾向媒體公開表示，中美關係就是美國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國務卿希拉里則稱中美關係是21世紀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美國有戰略家提出了「G2」的概念，認為中美兩國可以攜手共進，取代「八國集團」解決世界經濟問題。 「9·11」和金融危機使小布希和奧巴馬得出了同一個結論：後冷戰時期美國要應對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和金融危機，不可能離開中國的合作獨自擔當。此外，環境和氣候變化、傳染性疾病等全球性問題也需要兩國共同努力。中美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多年，2010年雙邊貿易額超過3800億美元，經濟上互相依賴，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也前所未有，漸成利益共同體。 但中美關係從來都是陰晴不定的。尼克松早就說過，「我們美國人不知道怎樣當世界第二，甚至不知道怎樣當並列第一。」中國本身的崛起也給了美國很大壓力。2009年，中國取代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同年，日本出口第一大市場從美國變成中國，日本民主黨取代自民黨成為執政黨後提出「回歸亞洲」口號。第二年，受金融危機影響輕微的中國GDP超過受損嚴重的日本，比一般預測提前了5年。同時，中國在聯合國、WTO、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也比以前活躍了，在亞洲更成為推動區域合作的重要力量。 所以美國對華政策不外是「合作加防範，接觸加遏制」：在有共同利益的諸多領域合作；同時也要防範中國對美國在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利益提出挑戰。奧巴馬在一些時間一些場合稱中國為夥伴，在另一些時間另一些場合稱中國為競爭對手，甚至提出美國要「重返亞洲」。 不過就像2008年6月時任美國國務卿賴斯訪問中國時說的：「我們有分歧，但是這些分歧並沒有模糊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美國與中國就是必須合作共事,如果我們要解決在國際社會中面臨的許多挑戰的話。」 15年（1955-1970之下，老布希對中國實施了一系列制裁；但他仍設法維護同中國的正常關係，幾次動用總統的否決權反對國會取消或有條件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議案。 金燦榮認為，老布希極有戰略意識。「他始終堅持一個大方向，美國長期利益至上，不為時勢所動，所以肯定中國的價值。我們可以假設，如果當時不是他擔任總統，換一個毛躁一點的，中美可能斷交了，退回到代辦的關係。但他能讓那種關係，雖然艱難，但基本上維持下來了。這就不容易了。」 1992年大選，4月，老布希的支持率被低迷的經濟形勢拉到了39%——一年前海灣戰爭結束時他的支持率高達82%。壓力之下，他同意向台灣出售150架F-16戰鬥機，向沙特出售價值90億美元的F-15戰鬥機。這兩宗交易一宗給了德州的公司，一宗給了加州和密蘇里州的公司，以爭取這3個在大選中非常重要的州。 老布希要駐華大使芮效儉事先轉告中方，希望得到諒解——他想爭取連任成功，再向中國人「作出補償」。 但他沒機會兌現諾言了，11月大選結果揭曉，他被柯林頓打敗了。 2001小布希先抑後揚順應潮流 1980年代末，東歐劇變。之後，蘇聯解體，冷戰終結。美國成為現代史上唯一一個幾乎在每個重要權力領域都建立了首要地位的國家。 這也意味著，對美國來說，中國失去了牽制蘇聯的戰略價值。美國甚至開始盛行「中國崩潰論」。1992年競選總統時柯林頓就說：「中國有一天也會走上東歐和前蘇聯共產黨政權的路。美國必須做它能做的一切來鼓勵這個進程。」 直到1996年5月，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弗表示，美國願意通過接觸而不是對抗來解決分歧，中美關係才開始改善。1997年江澤民訪美，次年柯林頓訪華，兩國視彼此為「建設性戰略夥伴」。此後，儘管發生美國導彈擊中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也沒有影響中美關係重回正軌。1999年11月，兩國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達成雙邊協議。2000年，美國通過了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法案。 2000年，小布希競選總統時曾攻擊柯林頓對中國過於軟弱，就像當年柯林頓攻擊他父親一樣。2001年他入主白宮，中美關係也緊張了一陣。先是發生「撞機事件」，而後美國同意李登輝訪問、陳水扁「過境」，並宣布將向台灣出售武器，甚至公開聲稱要「協防台灣」。但幾個月之後，「9·11」事件迫使美國重新思考對外政策的輕重緩急。美國認定恐怖主義是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中國一變而為反恐的「盟友」、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合作者，兩國又成為「建設性合作關係」。 和柯林頓、小布希先抑後揚不同，奧巴馬一上任就對中國很友好。或許這是因為當他上任時金融危機已經爆發了。中美通力合作，都比預期更早地擺脫了危機。奧巴馬曾向媒體公開表示，中美關係就是美國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國務卿希拉里則稱中美關係是21世紀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美國有戰略家提出了「G2」的概念，認為中美兩國可以攜手共進，取代「八國集團」解決世界經濟問題。 「9·11」和金融危機使小布希和奧巴馬得出了同一個結論：後冷戰時期美國要應對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和金融危機，不可能離開中國的合作獨自擔當。此外，環境和氣候變化、傳染性疾病等全球性問題也需要兩國共同努力。中美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多年，2010年雙邊貿易額超過3800億美元，經濟上互相依賴，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也前所未有，漸成利益共同體。 但中美關係從來都是陰晴不定的。尼克松早就說過，「我們美國人不知道怎樣當世界第二，甚至不知道怎樣當並列第一。」中國本身的崛起也給了美國很大壓力。2009年，中國取代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同年，日本出口第一大市場從美國變成中國，日本民主黨取代自民黨成為執政黨後提出「回歸亞洲」口號。第二年，受金融危機影響輕微的中國GDP超過受損嚴重的日本，比一般預測提前了5年。同時，中國在聯合國、WTO、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也比以前活躍了，在亞洲更成為推動區域合作的重要力量。 所以美國對華政策不外是「合作加防範，接觸加遏制」：在有共同利益的諸多領域合作；同時也要防範中國對美國在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利益提出挑戰。奧巴馬在一些時間一些場合稱中國為夥伴，在另一些時間另一些場合稱中國為競爭對手，甚至提出美國要「重返亞洲」。 不過就像2008年6月時任美國國務卿賴斯訪問中國時說的：「我們有分歧，但是這些分歧並沒有模糊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美國與中國就是必須合作共事,如果我們要解決在國際社會中面臨的許多挑戰的話。」 ）的大使級會談只是各說各話：中國想要解決台灣問題、被美國凍結的資產；美國勸中國放棄武力統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談判。136次會談只達成了一個協議，西方媒體稱之為「聾子的對話」。
外國使團中只有蘇聯大使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周恩來讓與司徒雷登有師生之誼的黃華去南京軍管會擔任外事處長，與他進行私人接觸。 1949年5月13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司徒雷登的電報中提出了承認中共政府的3個條件：事實上控制國家的領土和行政機關；既有能力又有意願承擔其國際義務；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認可。令美國失望的是一個多月後的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宣稱新中國將奉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方針。據說司徒雷登曾請民盟的羅隆基向中共領導傳話：假如中共對美國和蘇聯採取中立態度，美國可以承認新中國，並提供30至50億美元貸款。而羅隆基得知《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不敢轉達消息，幾年後才說出來。 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美國駐華使館和各地領事館人員留守原地「觀察」中國。1950年1月，中方收回美國在北平的兵營等房產後，美國終於撤走了全部駐華人員。 1972尼克松與基辛格借力中國抗衡蘇聯 朝鮮戰爭、台海危機、敵意的政策使兩國的正常關係中斷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間，雙方長達15年（1955-1970）的大使級會談只是各說各話：中國想要解決台灣問題、被美國凍結的資產；美國勸中國放棄武力統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談判。136次會談只達成了一個協議，西方媒體稱之為「聾子的對話」。 中蘇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國的決策層卻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意識到這是個戰略機會，直到老羅斯福之後美國總統中少有的現實派尼克松走上前台。 1968年9月，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後不久，尼克松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我們必須不斷尋求機會與她談談，也與蘇聯談談。我們必須不只注意是否發生了變化，我們也必須找機會製造變化。」她，指的是中國。 機會來得很快。1969年春天，中蘇兩國發生邊境衝突。當年夏天尼克松做了個不尋常的決定：放棄虛耗時日的中美現行對話機制，引入中國為轉化力量，打破美蘇兩極對峙局面，建構戰略性三角關係。 由於中美都認為蘇聯是比對方更大的威脅，兩國對改善關係很積極。有趣的是中國釋放善意的方式。1970年10月1日，在中國國慶日的觀禮台上，美國記者斯諾被安排在了毛澤東身邊。12月，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表示他願意邀請尼克松訪問中國。中國政府高估了斯諾在美國的影響。事實上，華府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信息，直到後來通過其他管道安排好尼克松訪華之行時才知道有這麼一段公案。 1971年7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轉秘密訪問北京。為了躲避媒體，他先公開訪問了南越、泰國、印度等國，最後在巴基斯坦的歡迎晚宴上假裝肚子痛，被送往總統別墅「治療和修養」。次日凌晨，他登上了飛往北京的專機，專程前來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領航員早已在機內恭候。 由於基辛格訪問印度只用了兩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時間」也不能超過48小時，以免「厚此薄彼」。當天中午專機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就同他進行了會談。開始，基辛格有點緊張，照著事先準備的稿子念，後來看到周恩來面前只放了一張寫著要點的紙，他也收起文件夾侃侃而談起來。結果包括飛機上的時間，只用了17小時就順利完成密訪。雙方約定把尼克松訪華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16日，中美同時公布雙方達成的《公告》。當年10月，聯合國大會恢復中國席位。 據基辛格的回憶，1972年2月，毛澤東見到尼克松時，一開口就是：「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他毫不拖泥帶水地表示，中國不會動用武力對付台灣，「我們可以暫時不去管它，等個一百年吧！」毛澤東身體狀況不佳，不久前還病了一次，原本只準備談一刻鐘，但他靠意志堅持了75分鐘，最後才以詢問時間的方式，暗示會談結束。 2月27日，中美達成《上海公報》，次日發表——其中有一條顯然針對蘇聯：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一年之後，雙方又發布一份公告，同意將共同「抵抗」任何國家在「全球」建立霸權的企圖。 美國與中國合作，蘇聯的最佳選擇只能是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莫斯科原本對安排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峰會反應冷淡，拖拉了一年多；結果，基辛格密訪北京不到一個月，就迫不及待邀請美國總統去莫斯科——安排在尼克松訪問中國僅3個月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這樣解釋尼克松的動機：「尼克松飛過來和毛澤東握手，主要就是因為美國面臨蘇聯的威脅，他要借力，然後他發現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借力點。他就來了，屈尊哪，他世界首強，他主動。另外還有一個小的地緣考慮：他要從越南撤軍，有一個理論上的困難，就是所謂『多米諾骨牌』效應：如果越南被共產主義佔領，東南亞就守不住，東南亞守不住澳洲就守不住。要破解這個困境技術上講有一個環節就是把中國拉過去。」 次年，美國和越南簽署和平協定，美軍撤出了越南。中美雙方互設聯絡處，走向關係正常化。 1989老布希艱難維持中美關係 中國駐芝加哥前總領事王立向記者描述老布希和基辛格的分別：「基辛格跟你見10次也不記得你是誰，老布希見過你一次就認得你了。」這天分顯然對從政有利。 1989年1月，老布希就任美國總統。僅僅一個月後，他的第一次出訪就是到中國——這在美國總統中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代當駐華聯絡處主任那段經歷使他對中國懷有特殊感情。所以他擔任總統後親自主持對華政策，而不是由國務院或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一些美國的中國學家說他就像是「國務院中國處的主管」。黨內的保守派反對他一上任就訪問中國，剛好日本天皇去世，他就利用這機會在參加葬禮後到了中國。 老布希見到了鄧小平，鄧對中美關係感到滿意，又說，戈爾巴喬夫將於5月訪華，談得好的話，中蘇關係也可以正常化，但不可能恢復到1950年代，也就是說中蘇不會結盟。老布希放心了，向鄧保證說，「在我4年任期結束時，中美關係一定比現在更牢固、更好。」 在此之前，中美關係儘管時有波動起伏，總體上比較平穩。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之後，他的後繼者繼續尋求對華關係正常化。1978年12月16日（北京時間）中美發表了《建交公報》，兩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戰略中，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訪問美國；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發表，兩國關係進入了偶有小風波的蜜月期。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1989年初，70%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或極有好感。 可惜對中國最友好的美國總統，恰恰遭遇中美建交後最難處理的局面。布希訪華3個月後，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 6月3日深夜（美國東部時間），老布希獲知北京發生政治風波的消息後，當即給駐華大使李潔明打電話詢問事態。 6月5日早上，尼克松跟老布希通了電話，認為要看長遠，與中國的關係不能斷絕。老布希表示同意。 6月8日，他決定直接跟鄧小平通電話。中國方面表示，中國領導人沒有這樣的習慣。於是，6月20日，他給鄧寫了長信，一開頭就說他是「以一個朋友、一個真正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寫這封信的」。他希望鄧幫助他「維持這種我們都認為非常重要的關係」，除了兩國的大使之外，能有「特殊渠道」保持交往暢通，並問中方是否願意華盛頓派出密使。不到24小時，鄧小平就回了信，歡迎美國特使訪華，並願意親自同特使交談。 通過老布希的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中國領導人收到這樣的消息：老布希決意維護兩國的戰略關係，但他必須顧及美國民眾的情緒。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不會是永久性的，但目前在政治上是必須的。 在國會和輿論的壓力中蘇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國的決策層卻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意識到這是個戰略機會，直到老羅斯福之後美國總統中少有的現實派尼克松走上前台。
1968年9月，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後不久，尼克松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我們必須不斷尋求機會與她談談，也與蘇聯談談。我們必須不只注意是否發生了變化，我們也必須找機會製造變化。」她，指的是中國。
機會來得很快。1969年春天，中蘇兩國發生邊境衝突。當年夏天尼克松做了個不尋常的決定：放棄虛耗時日的中美現行對話機制，引入中國為轉化力量，打破美蘇兩極對峙局面，建構戰略性三角關係。
由於中美都認為蘇聯是比對方更大的威脅，兩國對改善關係很積極。有趣的是中國釋放善意的方式。外國使團中只有蘇聯大使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周恩來讓與司徒雷登有師生之誼的黃華去南京軍管會擔任外事處長，與他進行私人接觸。 1949年5月13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司徒雷登的電報中提出了承認中共政府的3個條件：事實上控制國家的領土和行政機關；既有能力又有意願承擔其國際義務；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認可。令美國失望的是一個多月後的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宣稱新中國將奉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方針。據說司徒雷登曾請民盟的羅隆基向中共領導傳話：假如中共對美國和蘇聯採取中立態度，美國可以承認新中國，並提供30至50億美元貸款。而羅隆基得知《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不敢轉達消息，幾年後才說出來。 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美國駐華使館和各地領事館人員留守原地「觀察」中國。1950年1月，中方收回美國在北平的兵營等房產後，美國終於撤走了全部駐華人員。 1972尼克松與基辛格借力中國抗衡蘇聯 朝鮮戰爭、台海危機、敵意的政策使兩國的正常關係中斷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間，雙方長達15年（1955-1970）的大使級會談只是各說各話：中國想要解決台灣問題、被美國凍結的資產；美國勸中國放棄武力統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談判。136次會談只達成了一個協議，西方媒體稱之為「聾子的對話」。 中蘇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國的決策層卻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意識到這是個戰略機會，直到老羅斯福之後美國總統中少有的現實派尼克松走上前台。 1968年9月，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後不久，尼克松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我們必須不斷尋求機會與她談談，也與蘇聯談談。我們必須不只注意是否發生了變化，我們也必須找機會製造變化。」她，指的是中國。 機會來得很快。1969年春天，中蘇兩國發生邊境衝突。當年夏天尼克松做了個不尋常的決定：放棄虛耗時日的中美現行對話機制，引入中國為轉化力量，打破美蘇兩極對峙局面，建構戰略性三角關係。 由於中美都認為蘇聯是比對方更大的威脅，兩國對改善關係很積極。有趣的是中國釋放善意的方式。1970年10月1日，在中國國慶日的觀禮台上，美國記者斯諾被安排在了毛澤東身邊。12月，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表示他願意邀請尼克松訪問中國。中國政府高估了斯諾在美國的影響。事實上，華府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信息，直到後來通過其他管道安排好尼克松訪華之行時才知道有這麼一段公案。 1971年7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轉秘密訪問北京。為了躲避媒體，他先公開訪問了南越、泰國、印度等國，最後在巴基斯坦的歡迎晚宴上假裝肚子痛，被送往總統別墅「治療和修養」。次日凌晨，他登上了飛往北京的專機，專程前來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領航員早已在機內恭候。 由於基辛格訪問印度只用了兩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時間」也不能超過48小時，以免「厚此薄彼」。當天中午專機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就同他進行了會談。開始，基辛格有點緊張，照著事先準備的稿子念，後來看到周恩來面前只放了一張寫著要點的紙，他也收起文件夾侃侃而談起來。結果包括飛機上的時間，只用了17小時就順利完成密訪。雙方約定把尼克松訪華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16日，中美同時公布雙方達成的《公告》。當年10月，聯合國大會恢復中國席位。 據基辛格的回憶，1972年2月，毛澤東見到尼克松時，一開口就是：「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他毫不拖泥帶水地表示，中國不會動用武力對付台灣，「我們可以暫時不去管它，等個一百年吧！」毛澤東身體狀況不佳，不久前還病了一次，原本只準備談一刻鐘，但他靠意志堅持了75分鐘，最後才以詢問時間的方式，暗示會談結束。 2月27日，中美達成《上海公報》，次日發表——其中有一條顯然針對蘇聯：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一年之後，雙方又發布一份公告，同意將共同「抵抗」任何國家在「全球」建立霸權的企圖。 美國與中國合作，蘇聯的最佳選擇只能是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莫斯科原本對安排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峰會反應冷淡，拖拉了一年多；結果，基辛格密訪北京不到一個月，就迫不及待邀請美國總統去莫斯科——安排在尼克松訪問中國僅3個月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這樣解釋尼克松的動機：「尼克松飛過來和毛澤東握手，主要就是因為美國面臨蘇聯的威脅，他要借力，然後他發現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借力點。他就來了，屈尊哪，他世界首強，他主動。另外還有一個小的地緣考慮：他要從越南撤軍，有一個理論上的困難，就是所謂『多米諾骨牌』效應：如果越南被共產主義佔領，東南亞就守不住，東南亞守不住澳洲就守不住。要破解這個困境技術上講有一個環節就是把中國拉過去。」 次年，美國和越南簽署和平協定，美軍撤出了越南。中美雙方互設聯絡處，走向關係正常化。 1989老布希艱難維持中美關係 中國駐芝加哥前總領事王立向記者描述老布希和基辛格的分別：「基辛格跟你見10次也不記得你是誰，老布希見過你一次就認得你了。」這天分顯然對從政有利。 1989年1月，老布希就任美國總統。僅僅一個月後，他的第一次出訪就是到中國——這在美國總統中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代當駐華聯絡處主任那段經歷使他對中國懷有特殊感情。所以他擔任總統後親自主持對華政策，而不是由國務院或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一些美國的中國學家說他就像是「國務院中國處的主管」。黨內的保守派反對他一上任就訪問中國，剛好日本天皇去世，他就利用這機會在參加葬禮後到了中國。 老布希見到了鄧小平，鄧對中美關係感到滿意，又說，戈爾巴喬夫將於5月訪華，談得好的話，中蘇關係也可以正常化，但不可能恢復到1950年代，也就是說中蘇不會結盟。老布希放心了，向鄧保證說，「在我4年任期結束時，中美關係一定比現在更牢固、更好。」 在此之前，中美關係儘管時有波動起伏，總體上比較平穩。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之後，他的後繼者繼續尋求對華關係正常化。1978年12月16日（北京時間）中美發表了《建交公報》，兩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戰略中，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訪問美國；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發表，兩國關係進入了偶有小風波的蜜月期。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1989年初，70%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或極有好感。 可惜對中國最友好的美國總統，恰恰遭遇中美建交後最難處理的局面。布希訪華3個月後，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 6月3日深夜（美國東部時間），老布希獲知北京發生政治風波的消息後，當即給駐華大使李潔明打電話詢問事態。 6月5日早上，尼克松跟老布希通了電話，認為要看長遠，與中國的關係不能斷絕。老布希表示同意。 6月8日，他決定直接跟鄧小平通電話。中國方面表示，中國領導人沒有這樣的習慣。於是，6月20日，他給鄧寫了長信，一開頭就說他是「以一個朋友、一個真正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寫這封信的」。他希望鄧幫助他「維持這種我們都認為非常重要的關係」，除了兩國的大使之外，能有「特殊渠道」保持交往暢通，並問中方是否願意華盛頓派出密使。不到24小時，鄧小平就回了信，歡迎美國特使訪華，並願意親自同特使交談。 通過老布希的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中國領導人收到這樣的消息：老布希決意維護兩國的戰略關係，但他必須顧及美國民眾的情緒。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不會是永久性的，但目前在政治上是必須的。 在國會和輿論的壓力1970年10 1972年2月，周恩來總理陪同尼克松總統在杭州遊覽西湖，雙方繼續商談有關兩國聯合公報問題 威爾遜 羅斯福（右）和杜魯門 尼克松（右）與基辛格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編輯部 20世紀之所以常常被稱為「美國世紀」，自然和美國的「全球化進程」有密切關聯。對美國而言，兩次世界大戰既是災難，又是極難得的機遇——對任何其他國家，它們都只是災難。因為美國在戰爭中的決定性力量，它有兩次機會按自己的意願把這個世界塑造成它喜歡的樣子。 第一次它失敗了。威爾遜提出號稱「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計劃」，倡議為永保和平而建立國聯，結果先被歐洲權力政治大打折扣，後被自己的人民否決。首倡國聯的美國反而沒加入國聯。美國人似乎還沒做好「達則兼善天下」的準備，不肯為大西洋彼岸的安全問題多操心。10年後，經濟危機（1929年至1931年）更使其連「獨善其身」也不可得。 第二次它成功了。與上一次不同，美國人沒有再規避責任，決心領導世界。雄才大略的羅斯福將美國對戰後世界秩序承擔主要責任視為理所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關貿總協定、重建的歐洲和日本見證了一個美國經濟資源和價值觀念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被接受的世界，尤其在數十年後蘇聯解體時。 這麼說也許沒錯：在美國的世界秩序構想中，中國的位置一直在變化。中美關係對兩國來說一開始並不那麼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斷遞增，越到後來越是重要。到二戰時已對雙方都有重要意義。 以二戰為界，20世紀的中美關係總有個「第三者」，前半段是日本，後半段是蘇聯，與中、美構成一種「三角關係」。一戰結束之後，為了爭取日本參加國聯，美國在巴黎和會犧牲了中國；二戰時中美卻成了盟友，聯手打敗日本。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倒向蘇聯，受到美國遏制；20年後中美結盟，共同制衡蘇聯。從某種意義上講，兩國直到1990年代才進入了真正的「雙邊關係」，最近10年，更有可能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 美國駐華使節是波動起伏的中美關係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所謂「外交授權有限」，他們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執行者，有時卻也能影響政策。他們一般要請示華盛頓對重大事件的工作指示，不管個人觀點如何堅決奉行白宮和國務院所定的對華政策；但特殊的身份和強烈的個性，對中國的真切接觸和對美國長遠利益的考量，有時使他們越出這界限。從他們的資歷來說，要麼是總統政治性任命的，要麼是外交機構里的職業官員（少數人兼而有之）。一般前者來之前對中國了解不多，但也更少偏見，因為同總統有私密關係，有時可以越過國務院直接向總統陳情；後者常常是會說漢語的「中國通」，遇事更多向國務院請示彙報。 我們選出了美國大使中的5位代表人物，與讀者分享他們的故事： 蒲安臣，先後任美國第13任公使和清朝第一位全權使節，曾代表清政府出使美、英、法、德、俄諸國。 司徒雷登，傳教士，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及《別了，司徒雷登》的主角，他試圖讓新中國同美國合作。 老布希，可能是中國人最熟悉的大使，後來也成為對中國最友好的總統，在關鍵時刻維護了中美關係。 洪博培，已經宣布參加2012年美國大選，他在中國任期雖短，經歷的風雨和收穫的讚譽卻不少。 駱家輝，美國歷史上首位華裔州長，剛剛卸任的商務部長，7月即將到任的駐華大使，他需要在華裔背景和美國利益之間做出微妙平衡。 1919威爾遜犧牲中國綏靖日本 在19世紀，美國的對華政策常常唯英國馬首是瞻，之後隨著實力的不斷增強，對華外交也逐漸獨立。1900年前後，歐洲列強各自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為保護在華利益，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承認列強的勢力範圍和既得權利為前提，要求他們向美國開放。對中國來說，這一政策的正面意義是提出了要「保護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此後三十多年，「門戶開放」成為美國對華關係基本原則。 列強之中，最有超越「門戶開放」、獨佔中國衝動的是日本。 「一戰」爆發，日本利用與英國的結盟，把德國趕出了中國（山東半島）和西太平洋（加羅林、馬里亞納和馬紹爾群島）。此時，歐洲力量在亞洲的影響暫時消退，美國成為惟一能影響中日紛爭的國家。 辛亥革命後，美國是西方列強中最早承認袁世凱政府的，不但派遣著名政治學家和行政學家弗蘭克·古德諾擔任袁世凱的特別顧問，還鼓勵美國銀行家向中國的鐵路和工業投資。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美國表示反對，同時卻承認日本在滿洲等鄰近日本的地區有「特殊利益」。在1917年的《蘭辛-石井協定》中，美國再次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 美國參加一戰後，中國也對德、奧宣戰，期待通過這場形式勝過實質的「戰爭」，沒收兩國在中國的資產，終止與他們的不平等條約。 1918年11月德國投降，一戰結束。1919年1月，戰勝國在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在和會上，日本代表要求將山東的權益無條件讓予日本。中國代表去見威爾遜，希望他主持公道。威爾遜表示：他對日本代表提出如此天真的要求很驚訝，建議中國代表也坦率地陳述中國的主張。 駐華公使芮恩施密切關注著這些情況。在和會召開前，他就致函國務院和威爾遜，強調中國問題必須得到公正解決，「否則我們必須放棄使這個世界免遭軍國主義災難的希望」。威爾遜卻向日本讓步了。巴黎和會的結果是中國空歡喜一場，取代一種不平等的是另一種不平等，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日本繼承。 1945-1949羅斯福與杜魯門盟友撤離中美反目 和一戰時很相似，二戰開始階段美國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次日，美國向日本宣戰；同日，中國也正式對日宣戰，這時中日戰爭已經打了4年。 接下來4年中美進行了一系列合作：雙方達成5億美元的貸款協定，美國將軍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首腦會議，討論對日戰略，《開羅宣言》宣告日本必須歸還中國領土。 羅斯福關於戰後世界的構想中，中國扮演著重要角色。他的「四大警察論」，設想美、英、蘇、中，以類似世界理事會的方式來維持和平。把中國列入四強部分是出於禮貌，部分是因為美國在亞洲需要有一個支持者。因此，美國不顧英國反對，支持中國成為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在時殷弘看來：「羅斯福雄才大略，看到未來，知道亞洲民族主義總是要起來的——本質上是厭惡西方的。這些新興民族主義國家能不能追隨美國，那麼當然，中國很重要，是一個樣板。美國在中國做好了，就可以引導其他亞洲新興國家。另一個戰略意義，是讓中國盟友承擔起亞洲一大部分監管任務。這兩個意義無論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還是在美國的對外關係中，當然都是很重大的。」 如果「四大警察」之一拒絕他的角色又會如何，尤其是當這個不合群的警察恰巧是力量僅次於美國的蘇聯時？羅斯福來不及回答這個問題。1945年4月，日本尚未投降，他就病逝了。 在1945-1950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美國對國共兩黨的態度一開始就有所不同。日本投降當日，杜魯門命令日軍只能向蔣介石政府投降就很說明問題。1946年7月12日——一天前，司徒雷登剛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美國調停國共糾紛失敗後，開始援助蔣介石打內戰。1949年8月發布的美中關係《白皮書》中美國承認抗戰勝利後對蔣介石政府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多達22.5億美元。 但隨著國軍的敗退，1948年末美國開始調整政策，從「阻止中共取勝」變為「阻止中國成為蘇聯附庸」。 1949年初，司徒雷登就開始與各國大使接觸，主張各國外交官留在南京。4月23日南京解放，各月1日，在中國國慶日的觀禮台上，美國記者斯諾被安排在了毛澤東身邊。12月，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表示他願意邀請尼克松訪問中國。中國政府高估了斯諾在美國的影響。事實上，華府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信息，直到後來通過其他管道安排好尼克松訪華之行時才知道有這麼一段公案。
1971年7 1972年2月，周恩來總理陪同尼克松總統在杭州遊覽西湖，雙方繼續商談有關兩國聯合公報問題 威爾遜 羅斯福（右）和杜魯門 尼克松（右）與基辛格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編輯部 20世紀之所以常常被稱為「美國世紀」，自然和美國的「全球化進程」有密切關聯。對美國而言，兩次世界大戰既是災難，又是極難得的機遇——對任何其他國家，它們都只是災難。因為美國在戰爭中的決定性力量，它有兩次機會按自己的意願把這個世界塑造成它喜歡的樣子。 第一次它失敗了。威爾遜提出號稱「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計劃」，倡議為永保和平而建立國聯，結果先被歐洲權力政治大打折扣，後被自己的人民否決。首倡國聯的美國反而沒加入國聯。美國人似乎還沒做好「達則兼善天下」的準備，不肯為大西洋彼岸的安全問題多操心。10年後，經濟危機（1929年至1931年）更使其連「獨善其身」也不可得。 第二次它成功了。與上一次不同，美國人沒有再規避責任，決心領導世界。雄才大略的羅斯福將美國對戰後世界秩序承擔主要責任視為理所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關貿總協定、重建的歐洲和日本見證了一個美國經濟資源和價值觀念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被接受的世界，尤其在數十年後蘇聯解體時。 這麼說也許沒錯：在美國的世界秩序構想中，中國的位置一直在變化。中美關係對兩國來說一開始並不那麼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斷遞增，越到後來越是重要。到二戰時已對雙方都有重要意義。 以二戰為界，20世紀的中美關係總有個「第三者」，前半段是日本，後半段是蘇聯，與中、美構成一種「三角關係」。一戰結束之後，為了爭取日本參加國聯，美國在巴黎和會犧牲了中國；二戰時中美卻成了盟友，聯手打敗日本。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倒向蘇聯，受到美國遏制；20年後中美結盟，共同制衡蘇聯。從某種意義上講，兩國直到1990年代才進入了真正的「雙邊關係」，最近10年，更有可能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 美國駐華使節是波動起伏的中美關係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所謂「外交授權有限」，他們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執行者，有時卻也能影響政策。他們一般要請示華盛頓對重大事件的工作指示，不管個人觀點如何堅決奉行白宮和國務院所定的對華政策；但特殊的身份和強烈的個性，對中國的真切接觸和對美國長遠利益的考量，有時使他們越出這界限。從他們的資歷來說，要麼是總統政治性任命的，要麼是外交機構里的職業官員（少數人兼而有之）。一般前者來之前對中國了解不多，但也更少偏見，因為同總統有私密關係，有時可以越過國務院直接向總統陳情；後者常常是會說漢語的「中國通」，遇事更多向國務院請示彙報。 我們選出了美國大使中的5位代表人物，與讀者分享他們的故事： 蒲安臣，先後任美國第13任公使和清朝第一位全權使節，曾代表清政府出使美、英、法、德、俄諸國。 司徒雷登，傳教士，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及《別了，司徒雷登》的主角，他試圖讓新中國同美國合作。 老布希，可能是中國人最熟悉的大使，後來也成為對中國最友好的總統，在關鍵時刻維護了中美關係。 洪博培，已經宣布參加2012年美國大選，他在中國任期雖短，經歷的風雨和收穫的讚譽卻不少。 駱家輝，美國歷史上首位華裔州長，剛剛卸任的商務部長，7月即將到任的駐華大使，他需要在華裔背景和美國利益之間做出微妙平衡。 1919威爾遜犧牲中國綏靖日本 在19世紀，美國的對華政策常常唯英國馬首是瞻，之後隨著實力的不斷增強，對華外交也逐漸獨立。1900年前後，歐洲列強各自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為保護在華利益，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承認列強的勢力範圍和既得權利為前提，要求他們向美國開放。對中國來說，這一政策的正面意義是提出了要「保護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此後三十多年，「門戶開放」成為美國對華關係基本原則。 列強之中，最有超越「門戶開放」、獨佔中國衝動的是日本。 「一戰」爆發，日本利用與英國的結盟，把德國趕出了中國（山東半島）和西太平洋（加羅林、馬里亞納和馬紹爾群島）。此時，歐洲力量在亞洲的影響暫時消退，美國成為惟一能影響中日紛爭的國家。 辛亥革命後，美國是西方列強中最早承認袁世凱政府的，不但派遣著名政治學家和行政學家弗蘭克·古德諾擔任袁世凱的特別顧問，還鼓勵美國銀行家向中國的鐵路和工業投資。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美國表示反對，同時卻承認日本在滿洲等鄰近日本的地區有「特殊利益」。在1917年的《蘭辛-石井協定》中，美國再次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 美國參加一戰後，中國也對德、奧宣戰，期待通過這場形式勝過實質的「戰爭」，沒收兩國在中國的資產，終止與他們的不平等條約。 1918年11月德國投降，一戰結束。1919年1月，戰勝國在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在和會上，日本代表要求將山東的權益無條件讓予日本。中國代表去見威爾遜，希望他主持公道。威爾遜表示：他對日本代表提出如此天真的要求很驚訝，建議中國代表也坦率地陳述中國的主張。 駐華公使芮恩施密切關注著這些情況。在和會召開前，他就致函國務院和威爾遜，強調中國問題必須得到公正解決，「否則我們必須放棄使這個世界免遭軍國主義災難的希望」。威爾遜卻向日本讓步了。巴黎和會的結果是中國空歡喜一場，取代一種不平等的是另一種不平等，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日本繼承。 1945-1949羅斯福與杜魯門盟友撤離中美反目 和一戰時很相似，二戰開始階段美國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次日，美國向日本宣戰；同日，中國也正式對日宣戰，這時中日戰爭已經打了4年。 接下來4年中美進行了一系列合作：雙方達成5億美元的貸款協定，美國將軍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首腦會議，討論對日戰略，《開羅宣言》宣告日本必須歸還中國領土。 羅斯福關於戰後世界的構想中，中國扮演著重要角色。他的「四大警察論」，設想美、英、蘇、中，以類似世界理事會的方式來維持和平。把中國列入四強部分是出於禮貌，部分是因為美國在亞洲需要有一個支持者。因此，美國不顧英國反對，支持中國成為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在時殷弘看來：「羅斯福雄才大略，看到未來，知道亞洲民族主義總是要起來的——本質上是厭惡西方的。這些新興民族主義國家能不能追隨美國，那麼當然，中國很重要，是一個樣板。美國在中國做好了，就可以引導其他亞洲新興國家。另一個戰略意義，是讓中國盟友承擔起亞洲一大部分監管任務。這兩個意義無論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還是在美國的對外關係中，當然都是很重大的。」 如果「四大警察」之一拒絕他的角色又會如何，尤其是當這個不合群的警察恰巧是力量僅次於美國的蘇聯時？羅斯福來不及回答這個問題。1945年4月，日本尚未投降，他就病逝了。 在1945-1950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美國對國共兩黨的態度一開始就有所不同。日本投降當日，杜魯門命令日軍只能向蔣介石政府投降就很說明問題。1946年7月12日——一天前，司徒雷登剛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美國調停國共糾紛失敗後，開始援助蔣介石打內戰。1949年8月發布的美中關係《白皮書》中美國承認抗戰勝利後對蔣介石政府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多達22.5億美元。 但隨著國軍的敗退，1948年末美國開始調整政策，從「阻止中共取勝」變為「阻止中國成為蘇聯附庸」。 1949年初，司徒雷登就開始與各國大使接觸，主張各國外交官留在南京。4月23日南京解放，各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轉秘密訪問北京。為了躲避媒體，他先公開訪問了南越、泰國、印度等國，最後在巴基斯坦的歡迎晚宴上假裝肚子痛，被送往總統別墅「治療和修養」。次日凌晨，他登上了飛往北京的專機，專程前來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領航員早已在機內恭候。
由於基辛格訪問印度只用了兩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時間」也不能超過48小時，以免「厚此薄彼」。當天中午專機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就同他進行了會談。開始，基辛格有點緊張，照著事先準備的稿子念，後來看到周恩來面前只放了一張寫著要點的紙，他也收起文件夾侃侃而談起來。結果包括飛機上的時間，只用了17 1972年2月，周恩來總理陪同尼克松總統在杭州遊覽西湖，雙方繼續商談有關兩國聯合公報問題 威爾遜 羅斯福（右）和杜魯門 尼克松（右）與基辛格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編輯部 20世紀之所以常常被稱為「美國世紀」，自然和美國的「全球化進程」有密切關聯。對美國而言，兩次世界大戰既是災難，又是極難得的機遇——對任何其他國家，它們都只是災難。因為美國在戰爭中的決定性力量，它有兩次機會按自己的意願把這個世界塑造成它喜歡的樣子。 第一次它失敗了。威爾遜提出號稱「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計劃」，倡議為永保和平而建立國聯，結果先被歐洲權力政治大打折扣，後被自己的人民否決。首倡國聯的美國反而沒加入國聯。美國人似乎還沒做好「達則兼善天下」的準備，不肯為大西洋彼岸的安全問題多操心。10年後，經濟危機（1929年至1931年）更使其連「獨善其身」也不可得。 第二次它成功了。與上一次不同，美國人沒有再規避責任，決心領導世界。雄才大略的羅斯福將美國對戰後世界秩序承擔主要責任視為理所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關貿總協定、重建的歐洲和日本見證了一個美國經濟資源和價值觀念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被接受的世界，尤其在數十年後蘇聯解體時。 這麼說也許沒錯：在美國的世界秩序構想中，中國的位置一直在變化。中美關係對兩國來說一開始並不那麼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斷遞增，越到後來越是重要。到二戰時已對雙方都有重要意義。 以二戰為界，20世紀的中美關係總有個「第三者」，前半段是日本，後半段是蘇聯，與中、美構成一種「三角關係」。一戰結束之後，為了爭取日本參加國聯，美國在巴黎和會犧牲了中國；二戰時中美卻成了盟友，聯手打敗日本。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倒向蘇聯，受到美國遏制；20年後中美結盟，共同制衡蘇聯。從某種意義上講，兩國直到1990年代才進入了真正的「雙邊關係」，最近10年，更有可能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 美國駐華使節是波動起伏的中美關係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所謂「外交授權有限」，他們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執行者，有時卻也能影響政策。他們一般要請示華盛頓對重大事件的工作指示，不管個人觀點如何堅決奉行白宮和國務院所定的對華政策；但特殊的身份和強烈的個性，對中國的真切接觸和對美國長遠利益的考量，有時使他們越出這界限。從他們的資歷來說，要麼是總統政治性任命的，要麼是外交機構里的職業官員（少數人兼而有之）。一般前者來之前對中國了解不多，但也更少偏見，因為同總統有私密關係，有時可以越過國務院直接向總統陳情；後者常常是會說漢語的「中國通」，遇事更多向國務院請示彙報。 我們選出了美國大使中的5位代表人物，與讀者分享他們的故事： 蒲安臣，先後任美國第13任公使和清朝第一位全權使節，曾代表清政府出使美、英、法、德、俄諸國。 司徒雷登，傳教士，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及《別了，司徒雷登》的主角，他試圖讓新中國同美國合作。 老布希，可能是中國人最熟悉的大使，後來也成為對中國最友好的總統，在關鍵時刻維護了中美關係。 洪博培，已經宣布參加2012年美國大選，他在中國任期雖短，經歷的風雨和收穫的讚譽卻不少。 駱家輝，美國歷史上首位華裔州長，剛剛卸任的商務部長，7月即將到任的駐華大使，他需要在華裔背景和美國利益之間做出微妙平衡。 1919威爾遜犧牲中國綏靖日本 在19世紀，美國的對華政策常常唯英國馬首是瞻，之後隨著實力的不斷增強，對華外交也逐漸獨立。1900年前後，歐洲列強各自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為保護在華利益，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承認列強的勢力範圍和既得權利為前提，要求他們向美國開放。對中國來說，這一政策的正面意義是提出了要「保護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此後三十多年，「門戶開放」成為美國對華關係基本原則。 列強之中，最有超越「門戶開放」、獨佔中國衝動的是日本。 「一戰」爆發，日本利用與英國的結盟，把德國趕出了中國（山東半島）和西太平洋（加羅林、馬里亞納和馬紹爾群島）。此時，歐洲力量在亞洲的影響暫時消退，美國成為惟一能影響中日紛爭的國家。 辛亥革命後，美國是西方列強中最早承認袁世凱政府的，不但派遣著名政治學家和行政學家弗蘭克·古德諾擔任袁世凱的特別顧問，還鼓勵美國銀行家向中國的鐵路和工業投資。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美國表示反對，同時卻承認日本在滿洲等鄰近日本的地區有「特殊利益」。在1917年的《蘭辛-石井協定》中，美國再次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 美國參加一戰後，中國也對德、奧宣戰，期待通過這場形式勝過實質的「戰爭」，沒收兩國在中國的資產，終止與他們的不平等條約。 1918年11月德國投降，一戰結束。1919年1月，戰勝國在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在和會上，日本代表要求將山東的權益無條件讓予日本。中國代表去見威爾遜，希望他主持公道。威爾遜表示：他對日本代表提出如此天真的要求很驚訝，建議中國代表也坦率地陳述中國的主張。 駐華公使芮恩施密切關注著這些情況。在和會召開前，他就致函國務院和威爾遜，強調中國問題必須得到公正解決，「否則我們必須放棄使這個世界免遭軍國主義災難的希望」。威爾遜卻向日本讓步了。巴黎和會的結果是中國空歡喜一場，取代一種不平等的是另一種不平等，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日本繼承。 1945-1949羅斯福與杜魯門盟友撤離中美反目 和一戰時很相似，二戰開始階段美國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次日，美國向日本宣戰；同日，中國也正式對日宣戰，這時中日戰爭已經打了4年。 接下來4年中美進行了一系列合作：雙方達成5億美元的貸款協定，美國將軍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首腦會議，討論對日戰略，《開羅宣言》宣告日本必須歸還中國領土。 羅斯福關於戰後世界的構想中，中國扮演著重要角色。他的「四大警察論」，設想美、英、蘇、中，以類似世界理事會的方式來維持和平。把中國列入四強部分是出於禮貌，部分是因為美國在亞洲需要有一個支持者。因此，美國不顧英國反對，支持中國成為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在時殷弘看來：「羅斯福雄才大略，看到未來，知道亞洲民族主義總是要起來的——本質上是厭惡西方的。這些新興民族主義國家能不能追隨美國，那麼當然，中國很重要，是一個樣板。美國在中國做好了，就可以引導其他亞洲新興國家。另一個戰略意義，是讓中國盟友承擔起亞洲一大部分監管任務。這兩個意義無論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還是在美國的對外關係中，當然都是很重大的。」 如果「四大警察」之一拒絕他的角色又會如何，尤其是當這個不合群的警察恰巧是力量僅次於美國的蘇聯時？羅斯福來不及回答這個問題。1945年4月，日本尚未投降，他就病逝了。 在1945-1950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美國對國共兩黨的態度一開始就有所不同。日本投降當日，杜魯門命令日軍只能向蔣介石政府投降就很說明問題。1946年7月12日——一天前，司徒雷登剛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美國調停國共糾紛失敗後，開始援助蔣介石打內戰。1949年8月發布的美中關係《白皮書》中美國承認抗戰勝利後對蔣介石政府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多達22.5億美元。 但隨著國軍的敗退，1948年末美國開始調整政策，從「阻止中共取勝」變為「阻止中國成為蘇聯附庸」。 1949年初，司徒雷登就開始與各國大使接觸，主張各國外交官留在南京。4月23日南京解放，各小時就順利完成密訪。雙方約定把尼克松訪華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之下，老布希對中國實施了一系列制裁；但他仍設法維護同中國的正常關係，幾次動用總統的否決權反對國會取消或有條件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議案。 金燦榮認為，老布希極有戰略意識。「他始終堅持一個大方向，美國長期利益至上，不為時勢所動，所以肯定中國的價值。我們可以假設，如果當時不是他擔任總統，換一個毛躁一點的，中美可能斷交了，退回到代辦的關係。但他能讓那種關係，雖然艱難，但基本上維持下來了。這就不容易了。」 1992年大選，4月，老布希的支持率被低迷的經濟形勢拉到了39%——一年前海灣戰爭結束時他的支持率高達82%。壓力之下，他同意向台灣出售150架F-16戰鬥機，向沙特出售價值90億美元的F-15戰鬥機。這兩宗交易一宗給了德州的公司，一宗給了加州和密蘇里州的公司，以爭取這3個在大選中非常重要的州。 老布希要駐華大使芮效儉事先轉告中方，希望得到諒解——他想爭取連任成功，再向中國人「作出補償」。 但他沒機會兌現諾言了，11月大選結果揭曉，他被柯林頓打敗了。 2001小布希先抑後揚順應潮流 1980年代末，東歐劇變。之後，蘇聯解體，冷戰終結。美國成為現代史上唯一一個幾乎在每個重要權力領域都建立了首要地位的國家。 這也意味著，對美國來說，中國失去了牽制蘇聯的戰略價值。美國甚至開始盛行「中國崩潰論」。1992年競選總統時柯林頓就說：「中國有一天也會走上東歐和前蘇聯共產黨政權的路。美國必須做它能做的一切來鼓勵這個進程。」 直到1996年5月，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弗表示，美國願意通過接觸而不是對抗來解決分歧，中美關係才開始改善。1997年江澤民訪美，次年柯林頓訪華，兩國視彼此為「建設性戰略夥伴」。此後，儘管發生美國導彈擊中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也沒有影響中美關係重回正軌。1999年11月，兩國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達成雙邊協議。2000年，美國通過了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法案。 2000年，小布希競選總統時曾攻擊柯林頓對中國過於軟弱，就像當年柯林頓攻擊他父親一樣。2001年他入主白宮，中美關係也緊張了一陣。先是發生「撞機事件」，而後美國同意李登輝訪問、陳水扁「過境」，並宣布將向台灣出售武器，甚至公開聲稱要「協防台灣」。但幾個月之後，「9·11」事件迫使美國重新思考對外政策的輕重緩急。美國認定恐怖主義是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中國一變而為反恐的「盟友」、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合作者，兩國又成為「建設性合作關係」。 和柯林頓、小布希先抑後揚不同，奧巴馬一上任就對中國很友好。或許這是因為當他上任時金融危機已經爆發了。中美通力合作，都比預期更早地擺脫了危機。奧巴馬曾向媒體公開表示，中美關係就是美國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國務卿希拉里則稱中美關係是21世紀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美國有戰略家提出了「G2」的概念，認為中美兩國可以攜手共進，取代「八國集團」解決世界經濟問題。 「9·11」和金融危機使小布希和奧巴馬得出了同一個結論：後冷戰時期美國要應對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和金融危機，不可能離開中國的合作獨自擔當。此外，環境和氣候變化、傳染性疾病等全球性問題也需要兩國共同努力。中美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多年，2010年雙邊貿易額超過3800億美元，經濟上互相依賴，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也前所未有，漸成利益共同體。 但中美關係從來都是陰晴不定的。尼克松早就說過，「我們美國人不知道怎樣當世界第二，甚至不知道怎樣當並列第一。」中國本身的崛起也給了美國很大壓力。2009年，中國取代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同年，日本出口第一大市場從美國變成中國，日本民主黨取代自民黨成為執政黨後提出「回歸亞洲」口號。第二年，受金融危機影響輕微的中國GDP超過受損嚴重的日本，比一般預測提前了5年。同時，中國在聯合國、WTO、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也比以前活躍了，在亞洲更成為推動區域合作的重要力量。 所以美國對華政策不外是「合作加防範，接觸加遏制」：在有共同利益的諸多領域合作；同時也要防範中國對美國在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利益提出挑戰。奧巴馬在一些時間一些場合稱中國為夥伴，在另一些時間另一些場合稱中國為競爭對手，甚至提出美國要「重返亞洲」。 不過就像2008年6月時任美國國務卿賴斯訪問中國時說的：「我們有分歧，但是這些分歧並沒有模糊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美國與中國就是必須合作共事,如果我們要解決在國際社會中面臨的許多挑戰的話。」 16日，中美同時公布雙方達成的《公告》。當年10月，聯合國大會恢復中國席位。
據基辛格的回憶，之下，老布希對中國實施了一系列制裁；但他仍設法維護同中國的正常關係，幾次動用總統的否決權反對國會取消或有條件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議案。 金燦榮認為，老布希極有戰略意識。「他始終堅持一個大方向，美國長期利益至上，不為時勢所動，所以肯定中國的價值。我們可以假設，如果當時不是他擔任總統，換一個毛躁一點的，中美可能斷交了，退回到代辦的關係。但他能讓那種關係，雖然艱難，但基本上維持下來了。這就不容易了。」 1992年大選，4月，老布希的支持率被低迷的經濟形勢拉到了39%——一年前海灣戰爭結束時他的支持率高達82%。壓力之下，他同意向台灣出售150架F-16戰鬥機，向沙特出售價值90億美元的F-15戰鬥機。這兩宗交易一宗給了德州的公司，一宗給了加州和密蘇里州的公司，以爭取這3個在大選中非常重要的州。 老布希要駐華大使芮效儉事先轉告中方，希望得到諒解——他想爭取連任成功，再向中國人「作出補償」。 但他沒機會兌現諾言了，11月大選結果揭曉，他被柯林頓打敗了。 2001小布希先抑後揚順應潮流 1980年代末，東歐劇變。之後，蘇聯解體，冷戰終結。美國成為現代史上唯一一個幾乎在每個重要權力領域都建立了首要地位的國家。 這也意味著，對美國來說，中國失去了牽制蘇聯的戰略價值。美國甚至開始盛行「中國崩潰論」。1992年競選總統時柯林頓就說：「中國有一天也會走上東歐和前蘇聯共產黨政權的路。美國必須做它能做的一切來鼓勵這個進程。」 直到1996年5月，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弗表示，美國願意通過接觸而不是對抗來解決分歧，中美關係才開始改善。1997年江澤民訪美，次年柯林頓訪華，兩國視彼此為「建設性戰略夥伴」。此後，儘管發生美國導彈擊中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也沒有影響中美關係重回正軌。1999年11月，兩國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達成雙邊協議。2000年，美國通過了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法案。 2000年，小布希競選總統時曾攻擊柯林頓對中國過於軟弱，就像當年柯林頓攻擊他父親一樣。2001年他入主白宮，中美關係也緊張了一陣。先是發生「撞機事件」，而後美國同意李登輝訪問、陳水扁「過境」，並宣布將向台灣出售武器，甚至公開聲稱要「協防台灣」。但幾個月之後，「9·11」事件迫使美國重新思考對外政策的輕重緩急。美國認定恐怖主義是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中國一變而為反恐的「盟友」、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合作者，兩國又成為「建設性合作關係」。 和柯林頓、小布希先抑後揚不同，奧巴馬一上任就對中國很友好。或許這是因為當他上任時金融危機已經爆發了。中美通力合作，都比預期更早地擺脫了危機。奧巴馬曾向媒體公開表示，中美關係就是美國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國務卿希拉里則稱中美關係是21世紀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美國有戰略家提出了「G2」的概念，認為中美兩國可以攜手共進，取代「八國集團」解決世界經濟問題。 「9·11」和金融危機使小布希和奧巴馬得出了同一個結論：後冷戰時期美國要應對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和金融危機，不可能離開中國的合作獨自擔當。此外，環境和氣候變化、傳染性疾病等全球性問題也需要兩國共同努力。中美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多年，2010年雙邊貿易額超過3800億美元，經濟上互相依賴，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也前所未有，漸成利益共同體。 但中美關係從來都是陰晴不定的。尼克松早就說過，「我們美國人不知道怎樣當世界第二，甚至不知道怎樣當並列第一。」中國本身的崛起也給了美國很大壓力。2009年，中國取代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同年，日本出口第一大市場從美國變成中國，日本民主黨取代自民黨成為執政黨後提出「回歸亞洲」口號。第二年，受金融危機影響輕微的中國GDP超過受損嚴重的日本，比一般預測提前了5年。同時，中國在聯合國、WTO、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也比以前活躍了，在亞洲更成為推動區域合作的重要力量。 所以美國對華政策不外是「合作加防範，接觸加遏制」：在有共同利益的諸多領域合作；同時也要防範中國對美國在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利益提出挑戰。奧巴馬在一些時間一些場合稱中國為夥伴，在另一些時間另一些場合稱中國為競爭對手，甚至提出美國要「重返亞洲」。 不過就像2008年6月時任美國國務卿賴斯訪問中國時說的：「我們有分歧，但是這些分歧並沒有模糊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美國與中國就是必須合作共事,如果我們要解決在國際社會中面臨的許多挑戰的話。」 1972年2月，毛澤東見到尼克松時，一開口就是：「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他毫不拖泥帶水地表示，中國不會動用武力對付台灣，「我們可以暫時不去管它，等個一百年吧！」毛澤東身體狀況不佳，不久前還病了一次，原本只準備談一刻鐘，但他靠意志堅持了75分鐘，最後才以詢問時間的方式，暗示會談結束。
外國使團中只有蘇聯大使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周恩來讓與司徒雷登有師生之誼的黃華去南京軍管會擔任外事處長，與他進行私人接觸。 1949年5月13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司徒雷登的電報中提出了承認中共政府的3個條件：事實上控制國家的領土和行政機關；既有能力又有意願承擔其國際義務；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認可。令美國失望的是一個多月後的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宣稱新中國將奉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方針。據說司徒雷登曾請民盟的羅隆基向中共領導傳話：假如中共對美國和蘇聯採取中立態度，美國可以承認新中國，並提供30至50億美元貸款。而羅隆基得知《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不敢轉達消息，幾年後才說出來。 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美國駐華使館和各地領事館人員留守原地「觀察」中國。1950年1月，中方收回美國在北平的兵營等房產後，美國終於撤走了全部駐華人員。 1972尼克松與基辛格借力中國抗衡蘇聯 朝鮮戰爭、台海危機、敵意的政策使兩國的正常關係中斷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間，雙方長達15年（1955-1970）的大使級會談只是各說各話：中國想要解決台灣問題、被美國凍結的資產；美國勸中國放棄武力統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談判。136次會談只達成了一個協議，西方媒體稱之為「聾子的對話」。 中蘇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國的決策層卻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意識到這是個戰略機會，直到老羅斯福之後美國總統中少有的現實派尼克松走上前台。 1968年9月，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後不久，尼克松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我們必須不斷尋求機會與她談談，也與蘇聯談談。我們必須不只注意是否發生了變化，我們也必須找機會製造變化。」她，指的是中國。 機會來得很快。1969年春天，中蘇兩國發生邊境衝突。當年夏天尼克松做了個不尋常的決定：放棄虛耗時日的中美現行對話機制，引入中國為轉化力量，打破美蘇兩極對峙局面，建構戰略性三角關係。 由於中美都認為蘇聯是比對方更大的威脅，兩國對改善關係很積極。有趣的是中國釋放善意的方式。1970年10月1日，在中國國慶日的觀禮台上，美國記者斯諾被安排在了毛澤東身邊。12月，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表示他願意邀請尼克松訪問中國。中國政府高估了斯諾在美國的影響。事實上，華府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信息，直到後來通過其他管道安排好尼克松訪華之行時才知道有這麼一段公案。 1971年7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轉秘密訪問北京。為了躲避媒體，他先公開訪問了南越、泰國、印度等國，最後在巴基斯坦的歡迎晚宴上假裝肚子痛，被送往總統別墅「治療和修養」。次日凌晨，他登上了飛往北京的專機，專程前來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領航員早已在機內恭候。 由於基辛格訪問印度只用了兩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時間」也不能超過48小時，以免「厚此薄彼」。當天中午專機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就同他進行了會談。開始，基辛格有點緊張，照著事先準備的稿子念，後來看到周恩來面前只放了一張寫著要點的紙，他也收起文件夾侃侃而談起來。結果包括飛機上的時間，只用了17小時就順利完成密訪。雙方約定把尼克松訪華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16日，中美同時公布雙方達成的《公告》。當年10月，聯合國大會恢復中國席位。 據基辛格的回憶，1972年2月，毛澤東見到尼克松時，一開口就是：「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他毫不拖泥帶水地表示，中國不會動用武力對付台灣，「我們可以暫時不去管它，等個一百年吧！」毛澤東身體狀況不佳，不久前還病了一次，原本只準備談一刻鐘，但他靠意志堅持了75分鐘，最後才以詢問時間的方式，暗示會談結束。 2月27日，中美達成《上海公報》，次日發表——其中有一條顯然針對蘇聯：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一年之後，雙方又發布一份公告，同意將共同「抵抗」任何國家在「全球」建立霸權的企圖。 美國與中國合作，蘇聯的最佳選擇只能是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莫斯科原本對安排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峰會反應冷淡，拖拉了一年多；結果，基辛格密訪北京不到一個月，就迫不及待邀請美國總統去莫斯科——安排在尼克松訪問中國僅3個月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這樣解釋尼克松的動機：「尼克松飛過來和毛澤東握手，主要就是因為美國面臨蘇聯的威脅，他要借力，然後他發現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借力點。他就來了，屈尊哪，他世界首強，他主動。另外還有一個小的地緣考慮：他要從越南撤軍，有一個理論上的困難，就是所謂『多米諾骨牌』效應：如果越南被共產主義佔領，東南亞就守不住，東南亞守不住澳洲就守不住。要破解這個困境技術上講有一個環節就是把中國拉過去。」 次年，美國和越南簽署和平協定，美軍撤出了越南。中美雙方互設聯絡處，走向關係正常化。 1989老布希艱難維持中美關係 中國駐芝加哥前總領事王立向記者描述老布希和基辛格的分別：「基辛格跟你見10次也不記得你是誰，老布希見過你一次就認得你了。」這天分顯然對從政有利。 1989年1月，老布希就任美國總統。僅僅一個月後，他的第一次出訪就是到中國——這在美國總統中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代當駐華聯絡處主任那段經歷使他對中國懷有特殊感情。所以他擔任總統後親自主持對華政策，而不是由國務院或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一些美國的中國學家說他就像是「國務院中國處的主管」。黨內的保守派反對他一上任就訪問中國，剛好日本天皇去世，他就利用這機會在參加葬禮後到了中國。 老布希見到了鄧小平，鄧對中美關係感到滿意，又說，戈爾巴喬夫將於5月訪華，談得好的話，中蘇關係也可以正常化，但不可能恢復到1950年代，也就是說中蘇不會結盟。老布希放心了，向鄧保證說，「在我4年任期結束時，中美關係一定比現在更牢固、更好。」 在此之前，中美關係儘管時有波動起伏，總體上比較平穩。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之後，他的後繼者繼續尋求對華關係正常化。1978年12月16日（北京時間）中美發表了《建交公報》，兩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戰略中，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訪問美國；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發表，兩國關係進入了偶有小風波的蜜月期。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1989年初，70%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或極有好感。 可惜對中國最友好的美國總統，恰恰遭遇中美建交後最難處理的局面。布希訪華3個月後，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 6月3日深夜（美國東部時間），老布希獲知北京發生政治風波的消息後，當即給駐華大使李潔明打電話詢問事態。 6月5日早上，尼克松跟老布希通了電話，認為要看長遠，與中國的關係不能斷絕。老布希表示同意。 6月8日，他決定直接跟鄧小平通電話。中國方面表示，中國領導人沒有這樣的習慣。於是，6月20日，他給鄧寫了長信，一開頭就說他是「以一個朋友、一個真正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寫這封信的」。他希望鄧幫助他「維持這種我們都認為非常重要的關係」，除了兩國的大使之外，能有「特殊渠道」保持交往暢通，並問中方是否願意華盛頓派出密使。不到24小時，鄧小平就回了信，歡迎美國特使訪華，並願意親自同特使交談。 通過老布希的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中國領導人收到這樣的消息：老布希決意維護兩國的戰略關係，但他必須顧及美國民眾的情緒。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不會是永久性的，但目前在政治上是必須的。 在國會和輿論的壓力
2月27日，中美達成《上海公報》，次日發表——其中有一條顯然針對蘇聯：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之下，老布希對中國實施了一系列制裁；但他仍設法維護同中國的正常關係，幾次動用總統的否決權反對國會取消或有條件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議案。 金燦榮認為，老布希極有戰略意識。「他始終堅持一個大方向，美國長期利益至上，不為時勢所動，所以肯定中國的價值。我們可以假設，如果當時不是他擔任總統，換一個毛躁一點的，中美可能斷交了，退回到代辦的關係。但他能讓那種關係，雖然艱難，但基本上維持下來了。這就不容易了。」 1992年大選，4月，老布希的支持率被低迷的經濟形勢拉到了39%——一年前海灣戰爭結束時他的支持率高達82%。壓力之下，他同意向台灣出售150架F-16戰鬥機，向沙特出售價值90億美元的F-15戰鬥機。這兩宗交易一宗給了德州的公司，一宗給了加州和密蘇里州的公司，以爭取這3個在大選中非常重要的州。 老布希要駐華大使芮效儉事先轉告中方，希望得到諒解——他想爭取連任成功，再向中國人「作出補償」。 但他沒機會兌現諾言了，11月大選結果揭曉，他被柯林頓打敗了。 2001小布希先抑後揚順應潮流 1980年代末，東歐劇變。之後，蘇聯解體，冷戰終結。美國成為現代史上唯一一個幾乎在每個重要權力領域都建立了首要地位的國家。 這也意味著，對美國來說，中國失去了牽制蘇聯的戰略價值。美國甚至開始盛行「中國崩潰論」。1992年競選總統時柯林頓就說：「中國有一天也會走上東歐和前蘇聯共產黨政權的路。美國必須做它能做的一切來鼓勵這個進程。」 直到1996年5月，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弗表示，美國願意通過接觸而不是對抗來解決分歧，中美關係才開始改善。1997年江澤民訪美，次年柯林頓訪華，兩國視彼此為「建設性戰略夥伴」。此後，儘管發生美國導彈擊中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也沒有影響中美關係重回正軌。1999年11月，兩國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達成雙邊協議。2000年，美國通過了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法案。 2000年，小布希競選總統時曾攻擊柯林頓對中國過於軟弱，就像當年柯林頓攻擊他父親一樣。2001年他入主白宮，中美關係也緊張了一陣。先是發生「撞機事件」，而後美國同意李登輝訪問、陳水扁「過境」，並宣布將向台灣出售武器，甚至公開聲稱要「協防台灣」。但幾個月之後，「9·11」事件迫使美國重新思考對外政策的輕重緩急。美國認定恐怖主義是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中國一變而為反恐的「盟友」、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合作者，兩國又成為「建設性合作關係」。 和柯林頓、小布希先抑後揚不同，奧巴馬一上任就對中國很友好。或許這是因為當他上任時金融危機已經爆發了。中美通力合作，都比預期更早地擺脫了危機。奧巴馬曾向媒體公開表示，中美關係就是美國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國務卿希拉里則稱中美關係是21世紀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美國有戰略家提出了「G2」的概念，認為中美兩國可以攜手共進，取代「八國集團」解決世界經濟問題。 「9·11」和金融危機使小布希和奧巴馬得出了同一個結論：後冷戰時期美國要應對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和金融危機，不可能離開中國的合作獨自擔當。此外，環境和氣候變化、傳染性疾病等全球性問題也需要兩國共同努力。中美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多年，2010年雙邊貿易額超過3800億美元，經濟上互相依賴，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也前所未有，漸成利益共同體。 但中美關係從來都是陰晴不定的。尼克松早就說過，「我們美國人不知道怎樣當世界第二，甚至不知道怎樣當並列第一。」中國本身的崛起也給了美國很大壓力。2009年，中國取代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同年，日本出口第一大市場從美國變成中國，日本民主黨取代自民黨成為執政黨後提出「回歸亞洲」口號。第二年，受金融危機影響輕微的中國GDP超過受損嚴重的日本，比一般預測提前了5年。同時，中國在聯合國、WTO、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也比以前活躍了，在亞洲更成為推動區域合作的重要力量。 所以美國對華政策不外是「合作加防範，接觸加遏制」：在有共同利益的諸多領域合作；同時也要防範中國對美國在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利益提出挑戰。奧巴馬在一些時間一些場合稱中國為夥伴，在另一些時間另一些場合稱中國為競爭對手，甚至提出美國要「重返亞洲」。 不過就像2008年6月時任美國國務卿賴斯訪問中國時說的：「我們有分歧，但是這些分歧並沒有模糊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美國與中國就是必須合作共事,如果我們要解決在國際社會中面臨的許多挑戰的話。」 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一年之後，雙方又發布一份公告，同意將共同「抵抗」任何國家在「全球」建立霸權的企圖。
美國與中國合作，蘇聯的最佳選擇只能是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莫斯科原本對安排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峰會反應冷淡，拖拉了一年多；結果，基辛格密訪北京不到一個月，就迫不及待邀請美國總統去莫斯科——安排在尼克松訪問中國僅外國使團中只有蘇聯大使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周恩來讓與司徒雷登有師生之誼的黃華去南京軍管會擔任外事處長，與他進行私人接觸。 1949年5月13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司徒雷登的電報中提出了承認中共政府的3個條件：事實上控制國家的領土和行政機關；既有能力又有意願承擔其國際義務；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認可。令美國失望的是一個多月後的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宣稱新中國將奉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方針。據說司徒雷登曾請民盟的羅隆基向中共領導傳話：假如中共對美國和蘇聯採取中立態度，美國可以承認新中國，並提供30至50億美元貸款。而羅隆基得知《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不敢轉達消息，幾年後才說出來。 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美國駐華使館和各地領事館人員留守原地「觀察」中國。1950年1月，中方收回美國在北平的兵營等房產後，美國終於撤走了全部駐華人員。 1972尼克松與基辛格借力中國抗衡蘇聯 朝鮮戰爭、台海危機、敵意的政策使兩國的正常關係中斷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間，雙方長達15年（1955-1970）的大使級會談只是各說各話：中國想要解決台灣問題、被美國凍結的資產；美國勸中國放棄武力統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談判。136次會談只達成了一個協議，西方媒體稱之為「聾子的對話」。 中蘇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國的決策層卻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意識到這是個戰略機會，直到老羅斯福之後美國總統中少有的現實派尼克松走上前台。 1968年9月，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後不久，尼克松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我們必須不斷尋求機會與她談談，也與蘇聯談談。我們必須不只注意是否發生了變化，我們也必須找機會製造變化。」她，指的是中國。 機會來得很快。1969年春天，中蘇兩國發生邊境衝突。當年夏天尼克松做了個不尋常的決定：放棄虛耗時日的中美現行對話機制，引入中國為轉化力量，打破美蘇兩極對峙局面，建構戰略性三角關係。 由於中美都認為蘇聯是比對方更大的威脅，兩國對改善關係很積極。有趣的是中國釋放善意的方式。1970年10月1日，在中國國慶日的觀禮台上，美國記者斯諾被安排在了毛澤東身邊。12月，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表示他願意邀請尼克松訪問中國。中國政府高估了斯諾在美國的影響。事實上，華府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信息，直到後來通過其他管道安排好尼克松訪華之行時才知道有這麼一段公案。 1971年7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轉秘密訪問北京。為了躲避媒體，他先公開訪問了南越、泰國、印度等國，最後在巴基斯坦的歡迎晚宴上假裝肚子痛，被送往總統別墅「治療和修養」。次日凌晨，他登上了飛往北京的專機，專程前來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領航員早已在機內恭候。 由於基辛格訪問印度只用了兩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時間」也不能超過48小時，以免「厚此薄彼」。當天中午專機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就同他進行了會談。開始，基辛格有點緊張，照著事先準備的稿子念，後來看到周恩來面前只放了一張寫著要點的紙，他也收起文件夾侃侃而談起來。結果包括飛機上的時間，只用了17小時就順利完成密訪。雙方約定把尼克松訪華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16日，中美同時公布雙方達成的《公告》。當年10月，聯合國大會恢復中國席位。 據基辛格的回憶，1972年2月，毛澤東見到尼克松時，一開口就是：「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他毫不拖泥帶水地表示，中國不會動用武力對付台灣，「我們可以暫時不去管它，等個一百年吧！」毛澤東身體狀況不佳，不久前還病了一次，原本只準備談一刻鐘，但他靠意志堅持了75分鐘，最後才以詢問時間的方式，暗示會談結束。 2月27日，中美達成《上海公報》，次日發表——其中有一條顯然針對蘇聯：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一年之後，雙方又發布一份公告，同意將共同「抵抗」任何國家在「全球」建立霸權的企圖。 美國與中國合作，蘇聯的最佳選擇只能是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莫斯科原本對安排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峰會反應冷淡，拖拉了一年多；結果，基辛格密訪北京不到一個月，就迫不及待邀請美國總統去莫斯科——安排在尼克松訪問中國僅3個月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這樣解釋尼克松的動機：「尼克松飛過來和毛澤東握手，主要就是因為美國面臨蘇聯的威脅，他要借力，然後他發現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借力點。他就來了，屈尊哪，他世界首強，他主動。另外還有一個小的地緣考慮：他要從越南撤軍，有一個理論上的困難，就是所謂『多米諾骨牌』效應：如果越南被共產主義佔領，東南亞就守不住，東南亞守不住澳洲就守不住。要破解這個困境技術上講有一個環節就是把中國拉過去。」 次年，美國和越南簽署和平協定，美軍撤出了越南。中美雙方互設聯絡處，走向關係正常化。 1989老布希艱難維持中美關係 中國駐芝加哥前總領事王立向記者描述老布希和基辛格的分別：「基辛格跟你見10次也不記得你是誰，老布希見過你一次就認得你了。」這天分顯然對從政有利。 1989年1月，老布希就任美國總統。僅僅一個月後，他的第一次出訪就是到中國——這在美國總統中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代當駐華聯絡處主任那段經歷使他對中國懷有特殊感情。所以他擔任總統後親自主持對華政策，而不是由國務院或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一些美國的中國學家說他就像是「國務院中國處的主管」。黨內的保守派反對他一上任就訪問中國，剛好日本天皇去世，他就利用這機會在參加葬禮後到了中國。 老布希見到了鄧小平，鄧對中美關係感到滿意，又說，戈爾巴喬夫將於5月訪華，談得好的話，中蘇關係也可以正常化，但不可能恢復到1950年代，也就是說中蘇不會結盟。老布希放心了，向鄧保證說，「在我4年任期結束時，中美關係一定比現在更牢固、更好。」 在此之前，中美關係儘管時有波動起伏，總體上比較平穩。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之後，他的後繼者繼續尋求對華關係正常化。1978年12月16日（北京時間）中美發表了《建交公報》，兩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戰略中，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訪問美國；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發表，兩國關係進入了偶有小風波的蜜月期。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1989年初，70%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或極有好感。 可惜對中國最友好的美國總統，恰恰遭遇中美建交後最難處理的局面。布希訪華3個月後，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 6月3日深夜（美國東部時間），老布希獲知北京發生政治風波的消息後，當即給駐華大使李潔明打電話詢問事態。 6月5日早上，尼克松跟老布希通了電話，認為要看長遠，與中國的關係不能斷絕。老布希表示同意。 6月8日，他決定直接跟鄧小平通電話。中國方面表示，中國領導人沒有這樣的習慣。於是，6月20日，他給鄧寫了長信，一開頭就說他是「以一個朋友、一個真正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寫這封信的」。他希望鄧幫助他「維持這種我們都認為非常重要的關係」，除了兩國的大使之外，能有「特殊渠道」保持交往暢通，並問中方是否願意華盛頓派出密使。不到24小時，鄧小平就回了信，歡迎美國特使訪華，並願意親自同特使交談。 通過老布希的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中國領導人收到這樣的消息：老布希決意維護兩國的戰略關係，但他必須顧及美國民眾的情緒。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不會是永久性的，但目前在政治上是必須的。 在國會和輿論的壓力3個月後。
外國使團中只有蘇聯大使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周恩來讓與司徒雷登有師生之誼的黃華去南京軍管會擔任外事處長，與他進行私人接觸。 1949年5月13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司徒雷登的電報中提出了承認中共政府的3個條件：事實上控制國家的領土和行政機關；既有能力又有意願承擔其國際義務；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認可。令美國失望的是一個多月後的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宣稱新中國將奉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方針。據說司徒雷登曾請民盟的羅隆基向中共領導傳話：假如中共對美國和蘇聯採取中立態度，美國可以承認新中國，並提供30至50億美元貸款。而羅隆基得知《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不敢轉達消息，幾年後才說出來。 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美國駐華使館和各地領事館人員留守原地「觀察」中國。1950年1月，中方收回美國在北平的兵營等房產後，美國終於撤走了全部駐華人員。 1972尼克松與基辛格借力中國抗衡蘇聯 朝鮮戰爭、台海危機、敵意的政策使兩國的正常關係中斷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間，雙方長達15年（1955-1970）的大使級會談只是各說各話：中國想要解決台灣問題、被美國凍結的資產；美國勸中國放棄武力統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談判。136次會談只達成了一個協議，西方媒體稱之為「聾子的對話」。 中蘇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國的決策層卻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意識到這是個戰略機會，直到老羅斯福之後美國總統中少有的現實派尼克松走上前台。 1968年9月，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後不久，尼克松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我們必須不斷尋求機會與她談談，也與蘇聯談談。我們必須不只注意是否發生了變化，我們也必須找機會製造變化。」她，指的是中國。 機會來得很快。1969年春天，中蘇兩國發生邊境衝突。當年夏天尼克松做了個不尋常的決定：放棄虛耗時日的中美現行對話機制，引入中國為轉化力量，打破美蘇兩極對峙局面，建構戰略性三角關係。 由於中美都認為蘇聯是比對方更大的威脅，兩國對改善關係很積極。有趣的是中國釋放善意的方式。1970年10月1日，在中國國慶日的觀禮台上，美國記者斯諾被安排在了毛澤東身邊。12月，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表示他願意邀請尼克松訪問中國。中國政府高估了斯諾在美國的影響。事實上，華府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信息，直到後來通過其他管道安排好尼克松訪華之行時才知道有這麼一段公案。 1971年7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轉秘密訪問北京。為了躲避媒體，他先公開訪問了南越、泰國、印度等國，最後在巴基斯坦的歡迎晚宴上假裝肚子痛，被送往總統別墅「治療和修養」。次日凌晨，他登上了飛往北京的專機，專程前來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領航員早已在機內恭候。 由於基辛格訪問印度只用了兩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時間」也不能超過48小時，以免「厚此薄彼」。當天中午專機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就同他進行了會談。開始，基辛格有點緊張，照著事先準備的稿子念，後來看到周恩來面前只放了一張寫著要點的紙，他也收起文件夾侃侃而談起來。結果包括飛機上的時間，只用了17小時就順利完成密訪。雙方約定把尼克松訪華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16日，中美同時公布雙方達成的《公告》。當年10月，聯合國大會恢復中國席位。 據基辛格的回憶，1972年2月，毛澤東見到尼克松時，一開口就是：「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他毫不拖泥帶水地表示，中國不會動用武力對付台灣，「我們可以暫時不去管它，等個一百年吧！」毛澤東身體狀況不佳，不久前還病了一次，原本只準備談一刻鐘，但他靠意志堅持了75分鐘，最後才以詢問時間的方式，暗示會談結束。 2月27日，中美達成《上海公報》，次日發表——其中有一條顯然針對蘇聯：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一年之後，雙方又發布一份公告，同意將共同「抵抗」任何國家在「全球」建立霸權的企圖。 美國與中國合作，蘇聯的最佳選擇只能是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莫斯科原本對安排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峰會反應冷淡，拖拉了一年多；結果，基辛格密訪北京不到一個月，就迫不及待邀請美國總統去莫斯科——安排在尼克松訪問中國僅3個月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這樣解釋尼克松的動機：「尼克松飛過來和毛澤東握手，主要就是因為美國面臨蘇聯的威脅，他要借力，然後他發現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借力點。他就來了，屈尊哪，他世界首強，他主動。另外還有一個小的地緣考慮：他要從越南撤軍，有一個理論上的困難，就是所謂『多米諾骨牌』效應：如果越南被共產主義佔領，東南亞就守不住，東南亞守不住澳洲就守不住。要破解這個困境技術上講有一個環節就是把中國拉過去。」 次年，美國和越南簽署和平協定，美軍撤出了越南。中美雙方互設聯絡處，走向關係正常化。 1989老布希艱難維持中美關係 中國駐芝加哥前總領事王立向記者描述老布希和基辛格的分別：「基辛格跟你見10次也不記得你是誰，老布希見過你一次就認得你了。」這天分顯然對從政有利。 1989年1月，老布希就任美國總統。僅僅一個月後，他的第一次出訪就是到中國——這在美國總統中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代當駐華聯絡處主任那段經歷使他對中國懷有特殊感情。所以他擔任總統後親自主持對華政策，而不是由國務院或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一些美國的中國學家說他就像是「國務院中國處的主管」。黨內的保守派反對他一上任就訪問中國，剛好日本天皇去世，他就利用這機會在參加葬禮後到了中國。 老布希見到了鄧小平，鄧對中美關係感到滿意，又說，戈爾巴喬夫將於5月訪華，談得好的話，中蘇關係也可以正常化，但不可能恢復到1950年代，也就是說中蘇不會結盟。老布希放心了，向鄧保證說，「在我4年任期結束時，中美關係一定比現在更牢固、更好。」 在此之前，中美關係儘管時有波動起伏，總體上比較平穩。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之後，他的後繼者繼續尋求對華關係正常化。1978年12月16日（北京時間）中美發表了《建交公報》，兩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戰略中，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訪問美國；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發表，兩國關係進入了偶有小風波的蜜月期。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1989年初，70%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或極有好感。 可惜對中國最友好的美國總統，恰恰遭遇中美建交後最難處理的局面。布希訪華3個月後，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 6月3日深夜（美國東部時間），老布希獲知北京發生政治風波的消息後，當即給駐華大使李潔明打電話詢問事態。 6月5日早上，尼克松跟老布希通了電話，認為要看長遠，與中國的關係不能斷絕。老布希表示同意。 6月8日，他決定直接跟鄧小平通電話。中國方面表示，中國領導人沒有這樣的習慣。於是，6月20日，他給鄧寫了長信，一開頭就說他是「以一個朋友、一個真正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寫這封信的」。他希望鄧幫助他「維持這種我們都認為非常重要的關係」，除了兩國的大使之外，能有「特殊渠道」保持交往暢通，並問中方是否願意華盛頓派出密使。不到24小時，鄧小平就回了信，歡迎美國特使訪華，並願意親自同特使交談。 通過老布希的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中國領導人收到這樣的消息：老布希決意維護兩國的戰略關係，但他必須顧及美國民眾的情緒。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不會是永久性的，但目前在政治上是必須的。 在國會和輿論的壓力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這樣解釋尼克松的動機：「尼克松飛過來和毛澤東握手，主要就是因為美國面臨蘇聯的威脅，他要借力，然後他發現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借力點。他就來了，屈尊哪，他世界首強，他主動。另外還有一個小的地緣考慮：他要從越南撤軍，有一個理論上的困難，就是所謂『多米諾骨牌』效應：如果越南被共產主義佔領，東南亞就守不住，東南亞守不住澳洲就守不住。要破解這個困境技術上講有一個環節就是把中國拉過去。」
次年，美國和越南簽署和平協定，美軍撤出了越南。中美雙方互設聯絡處，走向關係正常化。
之下，老布希對中國實施了一系列制裁；但他仍設法維護同中國的正常關係，幾次動用總統的否決權反對國會取消或有條件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議案。 金燦榮認為，老布希極有戰略意識。「他始終堅持一個大方向，美國長期利益至上，不為時勢所動，所以肯定中國的價值。我們可以假設，如果當時不是他擔任總統，換一個毛躁一點的，中美可能斷交了，退回到代辦的關係。但他能讓那種關係，雖然艱難，但基本上維持下來了。這就不容易了。」 1992年大選，4月，老布希的支持率被低迷的經濟形勢拉到了39%——一年前海灣戰爭結束時他的支持率高達82%。壓力之下，他同意向台灣出售150架F-16戰鬥機，向沙特出售價值90億美元的F-15戰鬥機。這兩宗交易一宗給了德州的公司，一宗給了加州和密蘇里州的公司，以爭取這3個在大選中非常重要的州。 老布希要駐華大使芮效儉事先轉告中方，希望得到諒解——他想爭取連任成功，再向中國人「作出補償」。 但他沒機會兌現諾言了，11月大選結果揭曉，他被柯林頓打敗了。 2001小布希先抑後揚順應潮流 1980年代末，東歐劇變。之後，蘇聯解體，冷戰終結。美國成為現代史上唯一一個幾乎在每個重要權力領域都建立了首要地位的國家。 這也意味著，對美國來說，中國失去了牽制蘇聯的戰略價值。美國甚至開始盛行「中國崩潰論」。1992年競選總統時柯林頓就說：「中國有一天也會走上東歐和前蘇聯共產黨政權的路。美國必須做它能做的一切來鼓勵這個進程。」 直到1996年5月，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弗表示，美國願意通過接觸而不是對抗來解決分歧，中美關係才開始改善。1997年江澤民訪美，次年柯林頓訪華，兩國視彼此為「建設性戰略夥伴」。此後，儘管發生美國導彈擊中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也沒有影響中美關係重回正軌。1999年11月，兩國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達成雙邊協議。2000年，美國通過了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法案。 2000年，小布希競選總統時曾攻擊柯林頓對中國過於軟弱，就像當年柯林頓攻擊他父親一樣。2001年他入主白宮，中美關係也緊張了一陣。先是發生「撞機事件」，而後美國同意李登輝訪問、陳水扁「過境」，並宣布將向台灣出售武器，甚至公開聲稱要「協防台灣」。但幾個月之後，「9·11」事件迫使美國重新思考對外政策的輕重緩急。美國認定恐怖主義是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中國一變而為反恐的「盟友」、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合作者，兩國又成為「建設性合作關係」。 和柯林頓、小布希先抑後揚不同，奧巴馬一上任就對中國很友好。或許這是因為當他上任時金融危機已經爆發了。中美通力合作，都比預期更早地擺脫了危機。奧巴馬曾向媒體公開表示，中美關係就是美國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國務卿希拉里則稱中美關係是21世紀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美國有戰略家提出了「G2」的概念，認為中美兩國可以攜手共進，取代「八國集團」解決世界經濟問題。 「9·11」和金融危機使小布希和奧巴馬得出了同一個結論：後冷戰時期美國要應對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和金融危機，不可能離開中國的合作獨自擔當。此外，環境和氣候變化、傳染性疾病等全球性問題也需要兩國共同努力。中美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多年，2010年雙邊貿易額超過3800億美元，經濟上互相依賴，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也前所未有，漸成利益共同體。 但中美關係從來都是陰晴不定的。尼克松早就說過，「我們美國人不知道怎樣當世界第二，甚至不知道怎樣當並列第一。」中國本身的崛起也給了美國很大壓力。2009年，中國取代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同年，日本出口第一大市場從美國變成中國，日本民主黨取代自民黨成為執政黨後提出「回歸亞洲」口號。第二年，受金融危機影響輕微的中國GDP超過受損嚴重的日本，比一般預測提前了5年。同時，中國在聯合國、WTO、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也比以前活躍了，在亞洲更成為推動區域合作的重要力量。 所以美國對華政策不外是「合作加防範，接觸加遏制」：在有共同利益的諸多領域合作；同時也要防範中國對美國在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利益提出挑戰。奧巴馬在一些時間一些場合稱中國為夥伴，在另一些時間另一些場合稱中國為競爭對手，甚至提出美國要「重返亞洲」。 不過就像2008年6月時任美國國務卿賴斯訪問中國時說的：「我們有分歧，但是這些分歧並沒有模糊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美國與中國就是必須合作共事,如果我們要解決在國際社會中面臨的許多挑戰的話。」外國使團中只有蘇聯大使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周恩來讓與司徒雷登有師生之誼的黃華去南京軍管會擔任外事處長，與他進行私人接觸。 1949年5月13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司徒雷登的電報中提出了承認中共政府的3個條件：事實上控制國家的領土和行政機關；既有能力又有意願承擔其國際義務；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認可。令美國失望的是一個多月後的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宣稱新中國將奉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方針。據說司徒雷登曾請民盟的羅隆基向中共領導傳話：假如中共對美國和蘇聯採取中立態度，美國可以承認新中國，並提供30至50億美元貸款。而羅隆基得知《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不敢轉達消息，幾年後才說出來。 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美國駐華使館和各地領事館人員留守原地「觀察」中國。1950年1月，中方收回美國在北平的兵營等房產後，美國終於撤走了全部駐華人員。 1972尼克松與基辛格借力中國抗衡蘇聯 朝鮮戰爭、台海危機、敵意的政策使兩國的正常關係中斷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間，雙方長達15年（1955-1970）的大使級會談只是各說各話：中國想要解決台灣問題、被美國凍結的資產；美國勸中國放棄武力統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談判。136次會談只達成了一個協議，西方媒體稱之為「聾子的對話」。 中蘇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國的決策層卻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意識到這是個戰略機會，直到老羅斯福之後美國總統中少有的現實派尼克松走上前台。 1968年9月，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後不久，尼克松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我們必須不斷尋求機會與她談談，也與蘇聯談談。我們必須不只注意是否發生了變化，我們也必須找機會製造變化。」她，指的是中國。 機會來得很快。1969年春天，中蘇兩國發生邊境衝突。當年夏天尼克松做了個不尋常的決定：放棄虛耗時日的中美現行對話機制，引入中國為轉化力量，打破美蘇兩極對峙局面，建構戰略性三角關係。 由於中美都認為蘇聯是比對方更大的威脅，兩國對改善關係很積極。有趣的是中國釋放善意的方式。1970年10月1日，在中國國慶日的觀禮台上，美國記者斯諾被安排在了毛澤東身邊。12月，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表示他願意邀請尼克松訪問中國。中國政府高估了斯諾在美國的影響。事實上，華府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信息，直到後來通過其他管道安排好尼克松訪華之行時才知道有這麼一段公案。 1971年7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轉秘密訪問北京。為了躲避媒體，他先公開訪問了南越、泰國、印度等國，最後在巴基斯坦的歡迎晚宴上假裝肚子痛，被送往總統別墅「治療和修養」。次日凌晨，他登上了飛往北京的專機，專程前來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領航員早已在機內恭候。 由於基辛格訪問印度只用了兩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時間」也不能超過48小時，以免「厚此薄彼」。當天中午專機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就同他進行了會談。開始，基辛格有點緊張，照著事先準備的稿子念，後來看到周恩來面前只放了一張寫著要點的紙，他也收起文件夾侃侃而談起來。結果包括飛機上的時間，只用了17小時就順利完成密訪。雙方約定把尼克松訪華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16日，中美同時公布雙方達成的《公告》。當年10月，聯合國大會恢復中國席位。 據基辛格的回憶，1972年2月，毛澤東見到尼克松時，一開口就是：「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他毫不拖泥帶水地表示，中國不會動用武力對付台灣，「我們可以暫時不去管它，等個一百年吧！」毛澤東身體狀況不佳，不久前還病了一次，原本只準備談一刻鐘，但他靠意志堅持了75分鐘，最後才以詢問時間的方式，暗示會談結束。 2月27日，中美達成《上海公報》，次日發表——其中有一條顯然針對蘇聯：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一年之後，雙方又發布一份公告，同意將共同「抵抗」任何國家在「全球」建立霸權的企圖。 美國與中國合作，蘇聯的最佳選擇只能是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莫斯科原本對安排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峰會反應冷淡，拖拉了一年多；結果，基辛格密訪北京不到一個月，就迫不及待邀請美國總統去莫斯科——安排在尼克松訪問中國僅3個月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這樣解釋尼克松的動機：「尼克松飛過來和毛澤東握手，主要就是因為美國面臨蘇聯的威脅，他要借力，然後他發現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借力點。他就來了，屈尊哪，他世界首強，他主動。另外還有一個小的地緣考慮：他要從越南撤軍，有一個理論上的困難，就是所謂『多米諾骨牌』效應：如果越南被共產主義佔領，東南亞就守不住，東南亞守不住澳洲就守不住。要破解這個困境技術上講有一個環節就是把中國拉過去。」 次年，美國和越南簽署和平協定，美軍撤出了越南。中美雙方互設聯絡處，走向關係正常化。 1989老布希艱難維持中美關係 中國駐芝加哥前總領事王立向記者描述老布希和基辛格的分別：「基辛格跟你見10次也不記得你是誰，老布希見過你一次就認得你了。」這天分顯然對從政有利。 1989年1月，老布希就任美國總統。僅僅一個月後，他的第一次出訪就是到中國——這在美國總統中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代當駐華聯絡處主任那段經歷使他對中國懷有特殊感情。所以他擔任總統後親自主持對華政策，而不是由國務院或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一些美國的中國學家說他就像是「國務院中國處的主管」。黨內的保守派反對他一上任就訪問中國，剛好日本天皇去世，他就利用這機會在參加葬禮後到了中國。 老布希見到了鄧小平，鄧對中美關係感到滿意，又說，戈爾巴喬夫將於5月訪華，談得好的話，中蘇關係也可以正常化，但不可能恢復到1950年代，也就是說中蘇不會結盟。老布希放心了，向鄧保證說，「在我4年任期結束時，中美關係一定比現在更牢固、更好。」 在此之前，中美關係儘管時有波動起伏，總體上比較平穩。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之後，他的後繼者繼續尋求對華關係正常化。1978年12月16日（北京時間）中美發表了《建交公報》，兩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戰略中，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訪問美國；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發表，兩國關係進入了偶有小風波的蜜月期。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1989年初，70%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或極有好感。 可惜對中國最友好的美國總統，恰恰遭遇中美建交後最難處理的局面。布希訪華3個月後，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 6月3日深夜（美國東部時間），老布希獲知北京發生政治風波的消息後，當即給駐華大使李潔明打電話詢問事態。 6月5日早上，尼克松跟老布希通了電話，認為要看長遠，與中國的關係不能斷絕。老布希表示同意。 6月8日，他決定直接跟鄧小平通電話。中國方面表示，中國領導人沒有這樣的習慣。於是，6月20日，他給鄧寫了長信，一開頭就說他是「以一個朋友、一個真正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寫這封信的」。他希望鄧幫助他「維持這種我們都認為非常重要的關係」，除了兩國的大使之外，能有「特殊渠道」保持交往暢通，並問中方是否願意華盛頓派出密使。不到24小時，鄧小平就回了信，歡迎美國特使訪華，並願意親自同特使交談。 通過老布希的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中國領導人收到這樣的消息：老布希決意維護兩國的戰略關係，但他必須顧及美國民眾的情緒。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不會是永久性的，但目前在政治上是必須的。 在國會和輿論的壓力1989老布希艱難維持中美關係
之下，老布希對中國實施了一系列制裁；但他仍設法維護同中國的正常關係，幾次動用總統的否決權反對國會取消或有條件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議案。 金燦榮認為，老布希極有戰略意識。「他始終堅持一個大方向，美國長期利益至上，不為時勢所動，所以肯定中國的價值。我們可以假設，如果當時不是他擔任總統，換一個毛躁一點的，中美可能斷交了，退回到代辦的關係。但他能讓那種關係，雖然艱難，但基本上維持下來了。這就不容易了。」 1992年大選，4月，老布希的支持率被低迷的經濟形勢拉到了39%——一年前海灣戰爭結束時他的支持率高達82%。壓力之下，他同意向台灣出售150架F-16戰鬥機，向沙特出售價值90億美元的F-15戰鬥機。這兩宗交易一宗給了德州的公司，一宗給了加州和密蘇里州的公司，以爭取這3個在大選中非常重要的州。 老布希要駐華大使芮效儉事先轉告中方，希望得到諒解——他想爭取連任成功，再向中國人「作出補償」。 但他沒機會兌現諾言了，11月大選結果揭曉，他被柯林頓打敗了。 2001小布希先抑後揚順應潮流 1980年代末，東歐劇變。之後，蘇聯解體，冷戰終結。美國成為現代史上唯一一個幾乎在每個重要權力領域都建立了首要地位的國家。 這也意味著，對美國來說，中國失去了牽制蘇聯的戰略價值。美國甚至開始盛行「中國崩潰論」。1992年競選總統時柯林頓就說：「中國有一天也會走上東歐和前蘇聯共產黨政權的路。美國必須做它能做的一切來鼓勵這個進程。」 直到1996年5月，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弗表示，美國願意通過接觸而不是對抗來解決分歧，中美關係才開始改善。1997年江澤民訪美，次年柯林頓訪華，兩國視彼此為「建設性戰略夥伴」。此後，儘管發生美國導彈擊中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也沒有影響中美關係重回正軌。1999年11月，兩國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達成雙邊協議。2000年，美國通過了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法案。 2000年，小布希競選總統時曾攻擊柯林頓對中國過於軟弱，就像當年柯林頓攻擊他父親一樣。2001年他入主白宮，中美關係也緊張了一陣。先是發生「撞機事件」，而後美國同意李登輝訪問、陳水扁「過境」，並宣布將向台灣出售武器，甚至公開聲稱要「協防台灣」。但幾個月之後，「9·11」事件迫使美國重新思考對外政策的輕重緩急。美國認定恐怖主義是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中國一變而為反恐的「盟友」、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合作者，兩國又成為「建設性合作關係」。 和柯林頓、小布希先抑後揚不同，奧巴馬一上任就對中國很友好。或許這是因為當他上任時金融危機已經爆發了。中美通力合作，都比預期更早地擺脫了危機。奧巴馬曾向媒體公開表示，中美關係就是美國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國務卿希拉里則稱中美關係是21世紀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美國有戰略家提出了「G2」的概念，認為中美兩國可以攜手共進，取代「八國集團」解決世界經濟問題。 「9·11」和金融危機使小布希和奧巴馬得出了同一個結論：後冷戰時期美國要應對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和金融危機，不可能離開中國的合作獨自擔當。此外，環境和氣候變化、傳染性疾病等全球性問題也需要兩國共同努力。中美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多年，2010年雙邊貿易額超過3800億美元，經濟上互相依賴，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也前所未有，漸成利益共同體。 但中美關係從來都是陰晴不定的。尼克松早就說過，「我們美國人不知道怎樣當世界第二，甚至不知道怎樣當並列第一。」中國本身的崛起也給了美國很大壓力。2009年，中國取代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同年，日本出口第一大市場從美國變成中國，日本民主黨取代自民黨成為執政黨後提出「回歸亞洲」口號。第二年，受金融危機影響輕微的中國GDP超過受損嚴重的日本，比一般預測提前了5年。同時，中國在聯合國、WTO、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也比以前活躍了，在亞洲更成為推動區域合作的重要力量。 所以美國對華政策不外是「合作加防範，接觸加遏制」：在有共同利益的諸多領域合作；同時也要防範中國對美國在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利益提出挑戰。奧巴馬在一些時間一些場合稱中國為夥伴，在另一些時間另一些場合稱中國為競爭對手，甚至提出美國要「重返亞洲」。 不過就像2008年6月時任美國國務卿賴斯訪問中國時說的：「我們有分歧，但是這些分歧並沒有模糊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美國與中國就是必須合作共事,如果我們要解決在國際社會中面臨的許多挑戰的話。」 中國駐芝加哥前總領事王立向記者描述老布希和基辛格的分別：「基辛格跟你見10次也不記得你是誰，老布希見過你一次就認得你了。」這天分顯然對從政有利。
1989年1月，老布希就任美國總統。僅僅一個月後，他的第一次出訪就是到中國——這在美國總統中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代當駐華聯絡處主任那段經歷使他對中國懷有特殊感情。所以他擔任總統後親自主持對華政策，而不是由國務院或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一些美國的中國學家說他就像是「國務院中國處的主管」。黨內的保守派反對他一上任就訪問中國，剛好日本天皇去世，他就利用這機會在參加葬禮後到了中國。
老布希見到了鄧小平，鄧對中美關係感到滿意，又說，戈爾巴喬夫將於之下，老布希對中國實施了一系列制裁；但他仍設法維護同中國的正常關係，幾次動用總統的否決權反對國會取消或有條件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議案。 金燦榮認為，老布希極有戰略意識。「他始終堅持一個大方向，美國長期利益至上，不為時勢所動，所以肯定中國的價值。我們可以假設，如果當時不是他擔任總統，換一個毛躁一點的，中美可能斷交了，退回到代辦的關係。但他能讓那種關係，雖然艱難，但基本上維持下來了。這就不容易了。」 1992年大選，4月，老布希的支持率被低迷的經濟形勢拉到了39%——一年前海灣戰爭結束時他的支持率高達82%。壓力之下，他同意向台灣出售150架F-16戰鬥機，向沙特出售價值90億美元的F-15戰鬥機。這兩宗交易一宗給了德州的公司，一宗給了加州和密蘇里州的公司，以爭取這3個在大選中非常重要的州。 老布希要駐華大使芮效儉事先轉告中方，希望得到諒解——他想爭取連任成功，再向中國人「作出補償」。 但他沒機會兌現諾言了，11月大選結果揭曉，他被柯林頓打敗了。 2001小布希先抑後揚順應潮流 1980年代末，東歐劇變。之後，蘇聯解體，冷戰終結。美國成為現代史上唯一一個幾乎在每個重要權力領域都建立了首要地位的國家。 這也意味著，對美國來說，中國失去了牽制蘇聯的戰略價值。美國甚至開始盛行「中國崩潰論」。1992年競選總統時柯林頓就說：「中國有一天也會走上東歐和前蘇聯共產黨政權的路。美國必須做它能做的一切來鼓勵這個進程。」 直到1996年5月，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弗表示，美國願意通過接觸而不是對抗來解決分歧，中美關係才開始改善。1997年江澤民訪美，次年柯林頓訪華，兩國視彼此為「建設性戰略夥伴」。此後，儘管發生美國導彈擊中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也沒有影響中美關係重回正軌。1999年11月，兩國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達成雙邊協議。2000年，美國通過了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法案。 2000年，小布希競選總統時曾攻擊柯林頓對中國過於軟弱，就像當年柯林頓攻擊他父親一樣。2001年他入主白宮，中美關係也緊張了一陣。先是發生「撞機事件」，而後美國同意李登輝訪問、陳水扁「過境」，並宣布將向台灣出售武器，甚至公開聲稱要「協防台灣」。但幾個月之後，「9·11」事件迫使美國重新思考對外政策的輕重緩急。美國認定恐怖主義是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中國一變而為反恐的「盟友」、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合作者，兩國又成為「建設性合作關係」。 和柯林頓、小布希先抑後揚不同，奧巴馬一上任就對中國很友好。或許這是因為當他上任時金融危機已經爆發了。中美通力合作，都比預期更早地擺脫了危機。奧巴馬曾向媒體公開表示，中美關係就是美國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國務卿希拉里則稱中美關係是21世紀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美國有戰略家提出了「G2」的概念，認為中美兩國可以攜手共進，取代「八國集團」解決世界經濟問題。 「9·11」和金融危機使小布希和奧巴馬得出了同一個結論：後冷戰時期美國要應對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和金融危機，不可能離開中國的合作獨自擔當。此外，環境和氣候變化、傳染性疾病等全球性問題也需要兩國共同努力。中美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多年，2010年雙邊貿易額超過3800億美元，經濟上互相依賴，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也前所未有，漸成利益共同體。 但中美關係從來都是陰晴不定的。尼克松早就說過，「我們美國人不知道怎樣當世界第二，甚至不知道怎樣當並列第一。」中國本身的崛起也給了美國很大壓力。2009年，中國取代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同年，日本出口第一大市場從美國變成中國，日本民主黨取代自民黨成為執政黨後提出「回歸亞洲」口號。第二年，受金融危機影響輕微的中國GDP超過受損嚴重的日本，比一般預測提前了5年。同時，中國在聯合國、WTO、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也比以前活躍了，在亞洲更成為推動區域合作的重要力量。 所以美國對華政策不外是「合作加防範，接觸加遏制」：在有共同利益的諸多領域合作；同時也要防範中國對美國在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利益提出挑戰。奧巴馬在一些時間一些場合稱中國為夥伴，在另一些時間另一些場合稱中國為競爭對手，甚至提出美國要「重返亞洲」。 不過就像2008年6月時任美國國務卿賴斯訪問中國時說的：「我們有分歧，但是這些分歧並沒有模糊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美國與中國就是必須合作共事,如果我們要解決在國際社會中面臨的許多挑戰的話。」 5月訪華，談得好的話，中蘇關係也可以正常化，但不可能恢復到1950之下，老布希對中國實施了一系列制裁；但他仍設法維護同中國的正常關係，幾次動用總統的否決權反對國會取消或有條件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議案。 金燦榮認為，老布希極有戰略意識。「他始終堅持一個大方向，美國長期利益至上，不為時勢所動，所以肯定中國的價值。我們可以假設，如果當時不是他擔任總統，換一個毛躁一點的，中美可能斷交了，退回到代辦的關係。但他能讓那種關係，雖然艱難，但基本上維持下來了。這就不容易了。」 1992年大選，4月，老布希的支持率被低迷的經濟形勢拉到了39%——一年前海灣戰爭結束時他的支持率高達82%。壓力之下，他同意向台灣出售150架F-16戰鬥機，向沙特出售價值90億美元的F-15戰鬥機。這兩宗交易一宗給了德州的公司，一宗給了加州和密蘇里州的公司，以爭取這3個在大選中非常重要的州。 老布希要駐華大使芮效儉事先轉告中方，希望得到諒解——他想爭取連任成功，再向中國人「作出補償」。 但他沒機會兌現諾言了，11月大選結果揭曉，他被柯林頓打敗了。 2001小布希先抑後揚順應潮流 1980年代末，東歐劇變。之後，蘇聯解體，冷戰終結。美國成為現代史上唯一一個幾乎在每個重要權力領域都建立了首要地位的國家。 這也意味著，對美國來說，中國失去了牽制蘇聯的戰略價值。美國甚至開始盛行「中國崩潰論」。1992年競選總統時柯林頓就說：「中國有一天也會走上東歐和前蘇聯共產黨政權的路。美國必須做它能做的一切來鼓勵這個進程。」 直到1996年5月，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弗表示，美國願意通過接觸而不是對抗來解決分歧，中美關係才開始改善。1997年江澤民訪美，次年柯林頓訪華，兩國視彼此為「建設性戰略夥伴」。此後，儘管發生美國導彈擊中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也沒有影響中美關係重回正軌。1999年11月，兩國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達成雙邊協議。2000年，美國通過了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法案。 2000年，小布希競選總統時曾攻擊柯林頓對中國過於軟弱，就像當年柯林頓攻擊他父親一樣。2001年他入主白宮，中美關係也緊張了一陣。先是發生「撞機事件」，而後美國同意李登輝訪問、陳水扁「過境」，並宣布將向台灣出售武器，甚至公開聲稱要「協防台灣」。但幾個月之後，「9·11」事件迫使美國重新思考對外政策的輕重緩急。美國認定恐怖主義是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中國一變而為反恐的「盟友」、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合作者，兩國又成為「建設性合作關係」。 和柯林頓、小布希先抑後揚不同，奧巴馬一上任就對中國很友好。或許這是因為當他上任時金融危機已經爆發了。中美通力合作，都比預期更早地擺脫了危機。奧巴馬曾向媒體公開表示，中美關係就是美國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國務卿希拉里則稱中美關係是21世紀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美國有戰略家提出了「G2」的概念，認為中美兩國可以攜手共進，取代「八國集團」解決世界經濟問題。 「9·11」和金融危機使小布希和奧巴馬得出了同一個結論：後冷戰時期美國要應對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和金融危機，不可能離開中國的合作獨自擔當。此外，環境和氣候變化、傳染性疾病等全球性問題也需要兩國共同努力。中美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多年，2010年雙邊貿易額超過3800億美元，經濟上互相依賴，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也前所未有，漸成利益共同體。 但中美關係從來都是陰晴不定的。尼克松早就說過，「我們美國人不知道怎樣當世界第二，甚至不知道怎樣當並列第一。」中國本身的崛起也給了美國很大壓力。2009年，中國取代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同年，日本出口第一大市場從美國變成中國，日本民主黨取代自民黨成為執政黨後提出「回歸亞洲」口號。第二年，受金融危機影響輕微的中國GDP超過受損嚴重的日本，比一般預測提前了5年。同時，中國在聯合國、WTO、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也比以前活躍了，在亞洲更成為推動區域合作的重要力量。 所以美國對華政策不外是「合作加防範，接觸加遏制」：在有共同利益的諸多領域合作；同時也要防範中國對美國在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利益提出挑戰。奧巴馬在一些時間一些場合稱中國為夥伴，在另一些時間另一些場合稱中國為競爭對手，甚至提出美國要「重返亞洲」。 不過就像2008年6月時任美國國務卿賴斯訪問中國時說的：「我們有分歧，但是這些分歧並沒有模糊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美國與中國就是必須合作共事,如果我們要解決在國際社會中面臨的許多挑戰的話。」 年代，也就是說中蘇不會結盟。老布希放心了，向鄧保證說，「在我4年任期結束時，中美關係一定比現在更牢固、更好。」
1972年2月，周恩來總理陪同尼克松總統在杭州遊覽西湖，雙方繼續商談有關兩國聯合公報問題 威爾遜 羅斯福（右）和杜魯門 尼克松（右）與基辛格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編輯部 20世紀之所以常常被稱為「美國世紀」，自然和美國的「全球化進程」有密切關聯。對美國而言，兩次世界大戰既是災難，又是極難得的機遇——對任何其他國家，它們都只是災難。因為美國在戰爭中的決定性力量，它有兩次機會按自己的意願把這個世界塑造成它喜歡的樣子。 第一次它失敗了。威爾遜提出號稱「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計劃」，倡議為永保和平而建立國聯，結果先被歐洲權力政治大打折扣，後被自己的人民否決。首倡國聯的美國反而沒加入國聯。美國人似乎還沒做好「達則兼善天下」的準備，不肯為大西洋彼岸的安全問題多操心。10年後，經濟危機（1929年至1931年）更使其連「獨善其身」也不可得。 第二次它成功了。與上一次不同，美國人沒有再規避責任，決心領導世界。雄才大略的羅斯福將美國對戰後世界秩序承擔主要責任視為理所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關貿總協定、重建的歐洲和日本見證了一個美國經濟資源和價值觀念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被接受的世界，尤其在數十年後蘇聯解體時。 這麼說也許沒錯：在美國的世界秩序構想中，中國的位置一直在變化。中美關係對兩國來說一開始並不那麼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斷遞增，越到後來越是重要。到二戰時已對雙方都有重要意義。 以二戰為界，20世紀的中美關係總有個「第三者」，前半段是日本，後半段是蘇聯，與中、美構成一種「三角關係」。一戰結束之後，為了爭取日本參加國聯，美國在巴黎和會犧牲了中國；二戰時中美卻成了盟友，聯手打敗日本。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倒向蘇聯，受到美國遏制；20年後中美結盟，共同制衡蘇聯。從某種意義上講，兩國直到1990年代才進入了真正的「雙邊關係」，最近10年，更有可能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 美國駐華使節是波動起伏的中美關係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所謂「外交授權有限」，他們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執行者，有時卻也能影響政策。他們一般要請示華盛頓對重大事件的工作指示，不管個人觀點如何堅決奉行白宮和國務院所定的對華政策；但特殊的身份和強烈的個性，對中國的真切接觸和對美國長遠利益的考量，有時使他們越出這界限。從他們的資歷來說，要麼是總統政治性任命的，要麼是外交機構里的職業官員（少數人兼而有之）。一般前者來之前對中國了解不多，但也更少偏見，因為同總統有私密關係，有時可以越過國務院直接向總統陳情；後者常常是會說漢語的「中國通」，遇事更多向國務院請示彙報。 我們選出了美國大使中的5位代表人物，與讀者分享他們的故事： 蒲安臣，先後任美國第13任公使和清朝第一位全權使節，曾代表清政府出使美、英、法、德、俄諸國。 司徒雷登，傳教士，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及《別了，司徒雷登》的主角，他試圖讓新中國同美國合作。 老布希，可能是中國人最熟悉的大使，後來也成為對中國最友好的總統，在關鍵時刻維護了中美關係。 洪博培，已經宣布參加2012年美國大選，他在中國任期雖短，經歷的風雨和收穫的讚譽卻不少。 駱家輝，美國歷史上首位華裔州長，剛剛卸任的商務部長，7月即將到任的駐華大使，他需要在華裔背景和美國利益之間做出微妙平衡。 1919威爾遜犧牲中國綏靖日本 在19世紀，美國的對華政策常常唯英國馬首是瞻，之後隨著實力的不斷增強，對華外交也逐漸獨立。1900年前後，歐洲列強各自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為保護在華利益，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承認列強的勢力範圍和既得權利為前提，要求他們向美國開放。對中國來說，這一政策的正面意義是提出了要「保護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此後三十多年，「門戶開放」成為美國對華關係基本原則。 列強之中，最有超越「門戶開放」、獨佔中國衝動的是日本。 「一戰」爆發，日本利用與英國的結盟，把德國趕出了中國（山東半島）和西太平洋（加羅林、馬里亞納和馬紹爾群島）。此時，歐洲力量在亞洲的影響暫時消退，美國成為惟一能影響中日紛爭的國家。 辛亥革命後，美國是西方列強中最早承認袁世凱政府的，不但派遣著名政治學家和行政學家弗蘭克·古德諾擔任袁世凱的特別顧問，還鼓勵美國銀行家向中國的鐵路和工業投資。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美國表示反對，同時卻承認日本在滿洲等鄰近日本的地區有「特殊利益」。在1917年的《蘭辛-石井協定》中，美國再次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 美國參加一戰後，中國也對德、奧宣戰，期待通過這場形式勝過實質的「戰爭」，沒收兩國在中國的資產，終止與他們的不平等條約。 1918年11月德國投降，一戰結束。1919年1月，戰勝國在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在和會上，日本代表要求將山東的權益無條件讓予日本。中國代表去見威爾遜，希望他主持公道。威爾遜表示：他對日本代表提出如此天真的要求很驚訝，建議中國代表也坦率地陳述中國的主張。 駐華公使芮恩施密切關注著這些情況。在和會召開前，他就致函國務院和威爾遜，強調中國問題必須得到公正解決，「否則我們必須放棄使這個世界免遭軍國主義災難的希望」。威爾遜卻向日本讓步了。巴黎和會的結果是中國空歡喜一場，取代一種不平等的是另一種不平等，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日本繼承。 1945-1949羅斯福與杜魯門盟友撤離中美反目 和一戰時很相似，二戰開始階段美國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次日，美國向日本宣戰；同日，中國也正式對日宣戰，這時中日戰爭已經打了4年。 接下來4年中美進行了一系列合作：雙方達成5億美元的貸款協定，美國將軍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首腦會議，討論對日戰略，《開羅宣言》宣告日本必須歸還中國領土。 羅斯福關於戰後世界的構想中，中國扮演著重要角色。他的「四大警察論」，設想美、英、蘇、中，以類似世界理事會的方式來維持和平。把中國列入四強部分是出於禮貌，部分是因為美國在亞洲需要有一個支持者。因此，美國不顧英國反對，支持中國成為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在時殷弘看來：「羅斯福雄才大略，看到未來，知道亞洲民族主義總是要起來的——本質上是厭惡西方的。這些新興民族主義國家能不能追隨美國，那麼當然，中國很重要，是一個樣板。美國在中國做好了，就可以引導其他亞洲新興國家。另一個戰略意義，是讓中國盟友承擔起亞洲一大部分監管任務。這兩個意義無論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還是在美國的對外關係中，當然都是很重大的。」 如果「四大警察」之一拒絕他的角色又會如何，尤其是當這個不合群的警察恰巧是力量僅次於美國的蘇聯時？羅斯福來不及回答這個問題。1945年4月，日本尚未投降，他就病逝了。 在1945-1950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美國對國共兩黨的態度一開始就有所不同。日本投降當日，杜魯門命令日軍只能向蔣介石政府投降就很說明問題。1946年7月12日——一天前，司徒雷登剛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美國調停國共糾紛失敗後，開始援助蔣介石打內戰。1949年8月發布的美中關係《白皮書》中美國承認抗戰勝利後對蔣介石政府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多達22.5億美元。 但隨著國軍的敗退，1948年末美國開始調整政策，從「阻止中共取勝」變為「阻止中國成為蘇聯附庸」。 1949年初，司徒雷登就開始與各國大使接觸，主張各國外交官留在南京。4月23日南京解放，各在此之前，中美關係儘管時有波動起伏，總體上比較平穩。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之後，他的後繼者繼續尋求對華關係正常化。1978之下，老布希對中國實施了一系列制裁；但他仍設法維護同中國的正常關係，幾次動用總統的否決權反對國會取消或有條件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議案。 金燦榮認為，老布希極有戰略意識。「他始終堅持一個大方向，美國長期利益至上，不為時勢所動，所以肯定中國的價值。我們可以假設，如果當時不是他擔任總統，換一個毛躁一點的，中美可能斷交了，退回到代辦的關係。但他能讓那種關係，雖然艱難，但基本上維持下來了。這就不容易了。」 1992年大選，4月，老布希的支持率被低迷的經濟形勢拉到了39%——一年前海灣戰爭結束時他的支持率高達82%。壓力之下，他同意向台灣出售150架F-16戰鬥機，向沙特出售價值90億美元的F-15戰鬥機。這兩宗交易一宗給了德州的公司，一宗給了加州和密蘇里州的公司，以爭取這3個在大選中非常重要的州。 老布希要駐華大使芮效儉事先轉告中方，希望得到諒解——他想爭取連任成功，再向中國人「作出補償」。 但他沒機會兌現諾言了，11月大選結果揭曉，他被柯林頓打敗了。 2001小布希先抑後揚順應潮流 1980年代末，東歐劇變。之後，蘇聯解體，冷戰終結。美國成為現代史上唯一一個幾乎在每個重要權力領域都建立了首要地位的國家。 這也意味著，對美國來說，中國失去了牽制蘇聯的戰略價值。美國甚至開始盛行「中國崩潰論」。1992年競選總統時柯林頓就說：「中國有一天也會走上東歐和前蘇聯共產黨政權的路。美國必須做它能做的一切來鼓勵這個進程。」 直到1996年5月，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弗表示，美國願意通過接觸而不是對抗來解決分歧，中美關係才開始改善。1997年江澤民訪美，次年柯林頓訪華，兩國視彼此為「建設性戰略夥伴」。此後，儘管發生美國導彈擊中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也沒有影響中美關係重回正軌。1999年11月，兩國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達成雙邊協議。2000年，美國通過了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法案。 2000年，小布希競選總統時曾攻擊柯林頓對中國過於軟弱，就像當年柯林頓攻擊他父親一樣。2001年他入主白宮，中美關係也緊張了一陣。先是發生「撞機事件」，而後美國同意李登輝訪問、陳水扁「過境」，並宣布將向台灣出售武器，甚至公開聲稱要「協防台灣」。但幾個月之後，「9·11」事件迫使美國重新思考對外政策的輕重緩急。美國認定恐怖主義是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中國一變而為反恐的「盟友」、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合作者，兩國又成為「建設性合作關係」。 和柯林頓、小布希先抑後揚不同，奧巴馬一上任就對中國很友好。或許這是因為當他上任時金融危機已經爆發了。中美通力合作，都比預期更早地擺脫了危機。奧巴馬曾向媒體公開表示，中美關係就是美國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國務卿希拉里則稱中美關係是21世紀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美國有戰略家提出了「G2」的概念，認為中美兩國可以攜手共進，取代「八國集團」解決世界經濟問題。 「9·11」和金融危機使小布希和奧巴馬得出了同一個結論：後冷戰時期美國要應對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和金融危機，不可能離開中國的合作獨自擔當。此外，環境和氣候變化、傳染性疾病等全球性問題也需要兩國共同努力。中美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多年，2010年雙邊貿易額超過3800億美元，經濟上互相依賴，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也前所未有，漸成利益共同體。 但中美關係從來都是陰晴不定的。尼克松早就說過，「我們美國人不知道怎樣當世界第二，甚至不知道怎樣當並列第一。」中國本身的崛起也給了美國很大壓力。2009年，中國取代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同年，日本出口第一大市場從美國變成中國，日本民主黨取代自民黨成為執政黨後提出「回歸亞洲」口號。第二年，受金融危機影響輕微的中國GDP超過受損嚴重的日本，比一般預測提前了5年。同時，中國在聯合國、WTO、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也比以前活躍了，在亞洲更成為推動區域合作的重要力量。 所以美國對華政策不外是「合作加防範，接觸加遏制」：在有共同利益的諸多領域合作；同時也要防範中國對美國在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利益提出挑戰。奧巴馬在一些時間一些場合稱中國為夥伴，在另一些時間另一些場合稱中國為競爭對手，甚至提出美國要「重返亞洲」。 不過就像2008年6月時任美國國務卿賴斯訪問中國時說的：「我們有分歧，但是這些分歧並沒有模糊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美國與中國就是必須合作共事,如果我們要解決在國際社會中面臨的許多挑戰的話。」 年12月 1972年2月，周恩來總理陪同尼克松總統在杭州遊覽西湖，雙方繼續商談有關兩國聯合公報問題 威爾遜 羅斯福（右）和杜魯門 尼克松（右）與基辛格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編輯部 20世紀之所以常常被稱為「美國世紀」，自然和美國的「全球化進程」有密切關聯。對美國而言，兩次世界大戰既是災難，又是極難得的機遇——對任何其他國家，它們都只是災難。因為美國在戰爭中的決定性力量，它有兩次機會按自己的意願把這個世界塑造成它喜歡的樣子。 第一次它失敗了。威爾遜提出號稱「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計劃」，倡議為永保和平而建立國聯，結果先被歐洲權力政治大打折扣，後被自己的人民否決。首倡國聯的美國反而沒加入國聯。美國人似乎還沒做好「達則兼善天下」的準備，不肯為大西洋彼岸的安全問題多操心。10年後，經濟危機（1929年至1931年）更使其連「獨善其身」也不可得。 第二次它成功了。與上一次不同，美國人沒有再規避責任，決心領導世界。雄才大略的羅斯福將美國對戰後世界秩序承擔主要責任視為理所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關貿總協定、重建的歐洲和日本見證了一個美國經濟資源和價值觀念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被接受的世界，尤其在數十年後蘇聯解體時。 這麼說也許沒錯：在美國的世界秩序構想中，中國的位置一直在變化。中美關係對兩國來說一開始並不那麼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斷遞增，越到後來越是重要。到二戰時已對雙方都有重要意義。 以二戰為界，20世紀的中美關係總有個「第三者」，前半段是日本，後半段是蘇聯，與中、美構成一種「三角關係」。一戰結束之後，為了爭取日本參加國聯，美國在巴黎和會犧牲了中國；二戰時中美卻成了盟友，聯手打敗日本。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倒向蘇聯，受到美國遏制；20年後中美結盟，共同制衡蘇聯。從某種意義上講，兩國直到1990年代才進入了真正的「雙邊關係」，最近10年，更有可能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 美國駐華使節是波動起伏的中美關係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所謂「外交授權有限」，他們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執行者，有時卻也能影響政策。他們一般要請示華盛頓對重大事件的工作指示，不管個人觀點如何堅決奉行白宮和國務院所定的對華政策；但特殊的身份和強烈的個性，對中國的真切接觸和對美國長遠利益的考量，有時使他們越出這界限。從他們的資歷來說，要麼是總統政治性任命的，要麼是外交機構里的職業官員（少數人兼而有之）。一般前者來之前對中國了解不多，但也更少偏見，因為同總統有私密關係，有時可以越過國務院直接向總統陳情；後者常常是會說漢語的「中國通」，遇事更多向國務院請示彙報。 我們選出了美國大使中的5位代表人物，與讀者分享他們的故事： 蒲安臣，先後任美國第13任公使和清朝第一位全權使節，曾代表清政府出使美、英、法、德、俄諸國。 司徒雷登，傳教士，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及《別了，司徒雷登》的主角，他試圖讓新中國同美國合作。 老布希，可能是中國人最熟悉的大使，後來也成為對中國最友好的總統，在關鍵時刻維護了中美關係。 洪博培，已經宣布參加2012年美國大選，他在中國任期雖短，經歷的風雨和收穫的讚譽卻不少。 駱家輝，美國歷史上首位華裔州長，剛剛卸任的商務部長，7月即將到任的駐華大使，他需要在華裔背景和美國利益之間做出微妙平衡。 1919威爾遜犧牲中國綏靖日本 在19世紀，美國的對華政策常常唯英國馬首是瞻，之後隨著實力的不斷增強，對華外交也逐漸獨立。1900年前後，歐洲列強各自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為保護在華利益，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承認列強的勢力範圍和既得權利為前提，要求他們向美國開放。對中國來說，這一政策的正面意義是提出了要「保護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此後三十多年，「門戶開放」成為美國對華關係基本原則。 列強之中，最有超越「門戶開放」、獨佔中國衝動的是日本。 「一戰」爆發，日本利用與英國的結盟，把德國趕出了中國（山東半島）和西太平洋（加羅林、馬里亞納和馬紹爾群島）。此時，歐洲力量在亞洲的影響暫時消退，美國成為惟一能影響中日紛爭的國家。 辛亥革命後，美國是西方列強中最早承認袁世凱政府的，不但派遣著名政治學家和行政學家弗蘭克·古德諾擔任袁世凱的特別顧問，還鼓勵美國銀行家向中國的鐵路和工業投資。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美國表示反對，同時卻承認日本在滿洲等鄰近日本的地區有「特殊利益」。在1917年的《蘭辛-石井協定》中，美國再次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 美國參加一戰後，中國也對德、奧宣戰，期待通過這場形式勝過實質的「戰爭」，沒收兩國在中國的資產，終止與他們的不平等條約。 1918年11月德國投降，一戰結束。1919年1月，戰勝國在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在和會上，日本代表要求將山東的權益無條件讓予日本。中國代表去見威爾遜，希望他主持公道。威爾遜表示：他對日本代表提出如此天真的要求很驚訝，建議中國代表也坦率地陳述中國的主張。 駐華公使芮恩施密切關注著這些情況。在和會召開前，他就致函國務院和威爾遜，強調中國問題必須得到公正解決，「否則我們必須放棄使這個世界免遭軍國主義災難的希望」。威爾遜卻向日本讓步了。巴黎和會的結果是中國空歡喜一場，取代一種不平等的是另一種不平等，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日本繼承。 1945-1949羅斯福與杜魯門盟友撤離中美反目 和一戰時很相似，二戰開始階段美國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次日，美國向日本宣戰；同日，中國也正式對日宣戰，這時中日戰爭已經打了4年。 接下來4年中美進行了一系列合作：雙方達成5億美元的貸款協定，美國將軍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首腦會議，討論對日戰略，《開羅宣言》宣告日本必須歸還中國領土。 羅斯福關於戰後世界的構想中，中國扮演著重要角色。他的「四大警察論」，設想美、英、蘇、中，以類似世界理事會的方式來維持和平。把中國列入四強部分是出於禮貌，部分是因為美國在亞洲需要有一個支持者。因此，美國不顧英國反對，支持中國成為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在時殷弘看來：「羅斯福雄才大略，看到未來，知道亞洲民族主義總是要起來的——本質上是厭惡西方的。這些新興民族主義國家能不能追隨美國，那麼當然，中國很重要，是一個樣板。美國在中國做好了，就可以引導其他亞洲新興國家。另一個戰略意義，是讓中國盟友承擔起亞洲一大部分監管任務。這兩個意義無論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還是在美國的對外關係中，當然都是很重大的。」 如果「四大警察」之一拒絕他的角色又會如何，尤其是當這個不合群的警察恰巧是力量僅次於美國的蘇聯時？羅斯福來不及回答這個問題。1945年4月，日本尚未投降，他就病逝了。 在1945-1950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美國對國共兩黨的態度一開始就有所不同。日本投降當日，杜魯門命令日軍只能向蔣介石政府投降就很說明問題。1946年7月12日——一天前，司徒雷登剛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美國調停國共糾紛失敗後，開始援助蔣介石打內戰。1949年8月發布的美中關係《白皮書》中美國承認抗戰勝利後對蔣介石政府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多達22.5億美元。 但隨著國軍的敗退，1948年末美國開始調整政策，從「阻止中共取勝」變為「阻止中國成為蘇聯附庸」。 1949年初，司徒雷登就開始與各國大使接觸，主張各國外交官留在南京。4月23日南京解放，各16日（北京時間）中美發表了《建交公報》，兩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戰略中，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訪問美國；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發表，兩國關係進入了偶有小風波的蜜月期。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 1972年2月，周恩來總理陪同尼克松總統在杭州遊覽西湖，雙方繼續商談有關兩國聯合公報問題 威爾遜 羅斯福（右）和杜魯門 尼克松（右）與基辛格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編輯部 20世紀之所以常常被稱為「美國世紀」，自然和美國的「全球化進程」有密切關聯。對美國而言，兩次世界大戰既是災難，又是極難得的機遇——對任何其他國家，它們都只是災難。因為美國在戰爭中的決定性力量，它有兩次機會按自己的意願把這個世界塑造成它喜歡的樣子。 第一次它失敗了。威爾遜提出號稱「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計劃」，倡議為永保和平而建立國聯，結果先被歐洲權力政治大打折扣，後被自己的人民否決。首倡國聯的美國反而沒加入國聯。美國人似乎還沒做好「達則兼善天下」的準備，不肯為大西洋彼岸的安全問題多操心。10年後，經濟危機（1929年至1931年）更使其連「獨善其身」也不可得。 第二次它成功了。與上一次不同，美國人沒有再規避責任，決心領導世界。雄才大略的羅斯福將美國對戰後世界秩序承擔主要責任視為理所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關貿總協定、重建的歐洲和日本見證了一個美國經濟資源和價值觀念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被接受的世界，尤其在數十年後蘇聯解體時。 這麼說也許沒錯：在美國的世界秩序構想中，中國的位置一直在變化。中美關係對兩國來說一開始並不那麼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斷遞增，越到後來越是重要。到二戰時已對雙方都有重要意義。 以二戰為界，20世紀的中美關係總有個「第三者」，前半段是日本，後半段是蘇聯，與中、美構成一種「三角關係」。一戰結束之後，為了爭取日本參加國聯，美國在巴黎和會犧牲了中國；二戰時中美卻成了盟友，聯手打敗日本。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倒向蘇聯，受到美國遏制；20年後中美結盟，共同制衡蘇聯。從某種意義上講，兩國直到1990年代才進入了真正的「雙邊關係」，最近10年，更有可能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 美國駐華使節是波動起伏的中美關係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所謂「外交授權有限」，他們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執行者，有時卻也能影響政策。他們一般要請示華盛頓對重大事件的工作指示，不管個人觀點如何堅決奉行白宮和國務院所定的對華政策；但特殊的身份和強烈的個性，對中國的真切接觸和對美國長遠利益的考量，有時使他們越出這界限。從他們的資歷來說，要麼是總統政治性任命的，要麼是外交機構里的職業官員（少數人兼而有之）。一般前者來之前對中國了解不多，但也更少偏見，因為同總統有私密關係，有時可以越過國務院直接向總統陳情；後者常常是會說漢語的「中國通」，遇事更多向國務院請示彙報。 我們選出了美國大使中的5位代表人物，與讀者分享他們的故事： 蒲安臣，先後任美國第13任公使和清朝第一位全權使節，曾代表清政府出使美、英、法、德、俄諸國。 司徒雷登，傳教士，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及《別了，司徒雷登》的主角，他試圖讓新中國同美國合作。 老布希，可能是中國人最熟悉的大使，後來也成為對中國最友好的總統，在關鍵時刻維護了中美關係。 洪博培，已經宣布參加2012年美國大選，他在中國任期雖短，經歷的風雨和收穫的讚譽卻不少。 駱家輝，美國歷史上首位華裔州長，剛剛卸任的商務部長，7月即將到任的駐華大使，他需要在華裔背景和美國利益之間做出微妙平衡。 1919威爾遜犧牲中國綏靖日本 在19世紀，美國的對華政策常常唯英國馬首是瞻，之後隨著實力的不斷增強，對華外交也逐漸獨立。1900年前後，歐洲列強各自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為保護在華利益，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承認列強的勢力範圍和既得權利為前提，要求他們向美國開放。對中國來說，這一政策的正面意義是提出了要「保護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此後三十多年，「門戶開放」成為美國對華關係基本原則。 列強之中，最有超越「門戶開放」、獨佔中國衝動的是日本。 「一戰」爆發，日本利用與英國的結盟，把德國趕出了中國（山東半島）和西太平洋（加羅林、馬里亞納和馬紹爾群島）。此時，歐洲力量在亞洲的影響暫時消退，美國成為惟一能影響中日紛爭的國家。 辛亥革命後，美國是西方列強中最早承認袁世凱政府的，不但派遣著名政治學家和行政學家弗蘭克·古德諾擔任袁世凱的特別顧問，還鼓勵美國銀行家向中國的鐵路和工業投資。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美國表示反對，同時卻承認日本在滿洲等鄰近日本的地區有「特殊利益」。在1917年的《蘭辛-石井協定》中，美國再次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 美國參加一戰後，中國也對德、奧宣戰，期待通過這場形式勝過實質的「戰爭」，沒收兩國在中國的資產，終止與他們的不平等條約。 1918年11月德國投降，一戰結束。1919年1月，戰勝國在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在和會上，日本代表要求將山東的權益無條件讓予日本。中國代表去見威爾遜，希望他主持公道。威爾遜表示：他對日本代表提出如此天真的要求很驚訝，建議中國代表也坦率地陳述中國的主張。 駐華公使芮恩施密切關注著這些情況。在和會召開前，他就致函國務院和威爾遜，強調中國問題必須得到公正解決，「否則我們必須放棄使這個世界免遭軍國主義災難的希望」。威爾遜卻向日本讓步了。巴黎和會的結果是中國空歡喜一場，取代一種不平等的是另一種不平等，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日本繼承。 1945-1949羅斯福與杜魯門盟友撤離中美反目 和一戰時很相似，二戰開始階段美國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次日，美國向日本宣戰；同日，中國也正式對日宣戰，這時中日戰爭已經打了4年。 接下來4年中美進行了一系列合作：雙方達成5億美元的貸款協定，美國將軍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首腦會議，討論對日戰略，《開羅宣言》宣告日本必須歸還中國領土。 羅斯福關於戰後世界的構想中，中國扮演著重要角色。他的「四大警察論」，設想美、英、蘇、中，以類似世界理事會的方式來維持和平。把中國列入四強部分是出於禮貌，部分是因為美國在亞洲需要有一個支持者。因此，美國不顧英國反對，支持中國成為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在時殷弘看來：「羅斯福雄才大略，看到未來，知道亞洲民族主義總是要起來的——本質上是厭惡西方的。這些新興民族主義國家能不能追隨美國，那麼當然，中國很重要，是一個樣板。美國在中國做好了，就可以引導其他亞洲新興國家。另一個戰略意義，是讓中國盟友承擔起亞洲一大部分監管任務。這兩個意義無論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還是在美國的對外關係中，當然都是很重大的。」 如果「四大警察」之一拒絕他的角色又會如何，尤其是當這個不合群的警察恰巧是力量僅次於美國的蘇聯時？羅斯福來不及回答這個問題。1945年4月，日本尚未投降，他就病逝了。 在1945-1950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美國對國共兩黨的態度一開始就有所不同。日本投降當日，杜魯門命令日軍只能向蔣介石政府投降就很說明問題。1946年7月12日——一天前，司徒雷登剛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美國調停國共糾紛失敗後，開始援助蔣介石打內戰。1949年8月發布的美中關係《白皮書》中美國承認抗戰勝利後對蔣介石政府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多達22.5億美元。 但隨著國軍的敗退，1948年末美國開始調整政策，從「阻止中共取勝」變為「阻止中國成為蘇聯附庸」。 1949年初，司徒雷登就開始與各國大使接觸，主張各國外交官留在南京。4月23日南京解放，各1989年初，70%外國使團中只有蘇聯大使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周恩來讓與司徒雷登有師生之誼的黃華去南京軍管會擔任外事處長，與他進行私人接觸。 1949年5月13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司徒雷登的電報中提出了承認中共政府的3個條件：事實上控制國家的領土和行政機關；既有能力又有意願承擔其國際義務；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認可。令美國失望的是一個多月後的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宣稱新中國將奉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方針。據說司徒雷登曾請民盟的羅隆基向中共領導傳話：假如中共對美國和蘇聯採取中立態度，美國可以承認新中國，並提供30至50億美元貸款。而羅隆基得知《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不敢轉達消息，幾年後才說出來。 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美國駐華使館和各地領事館人員留守原地「觀察」中國。1950年1月，中方收回美國在北平的兵營等房產後，美國終於撤走了全部駐華人員。 1972尼克松與基辛格借力中國抗衡蘇聯 朝鮮戰爭、台海危機、敵意的政策使兩國的正常關係中斷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間，雙方長達15年（1955-1970）的大使級會談只是各說各話：中國想要解決台灣問題、被美國凍結的資產；美國勸中國放棄武力統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談判。136次會談只達成了一個協議，西方媒體稱之為「聾子的對話」。 中蘇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國的決策層卻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意識到這是個戰略機會，直到老羅斯福之後美國總統中少有的現實派尼克松走上前台。 1968年9月，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後不久，尼克松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我們必須不斷尋求機會與她談談，也與蘇聯談談。我們必須不只注意是否發生了變化，我們也必須找機會製造變化。」她，指的是中國。 機會來得很快。1969年春天，中蘇兩國發生邊境衝突。當年夏天尼克松做了個不尋常的決定：放棄虛耗時日的中美現行對話機制，引入中國為轉化力量，打破美蘇兩極對峙局面，建構戰略性三角關係。 由於中美都認為蘇聯是比對方更大的威脅，兩國對改善關係很積極。有趣的是中國釋放善意的方式。1970年10月1日，在中國國慶日的觀禮台上，美國記者斯諾被安排在了毛澤東身邊。12月，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表示他願意邀請尼克松訪問中國。中國政府高估了斯諾在美國的影響。事實上，華府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信息，直到後來通過其他管道安排好尼克松訪華之行時才知道有這麼一段公案。 1971年7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轉秘密訪問北京。為了躲避媒體，他先公開訪問了南越、泰國、印度等國，最後在巴基斯坦的歡迎晚宴上假裝肚子痛，被送往總統別墅「治療和修養」。次日凌晨，他登上了飛往北京的專機，專程前來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領航員早已在機內恭候。 由於基辛格訪問印度只用了兩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時間」也不能超過48小時，以免「厚此薄彼」。當天中午專機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就同他進行了會談。開始，基辛格有點緊張，照著事先準備的稿子念，後來看到周恩來面前只放了一張寫著要點的紙，他也收起文件夾侃侃而談起來。結果包括飛機上的時間，只用了17小時就順利完成密訪。雙方約定把尼克松訪華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16日，中美同時公布雙方達成的《公告》。當年10月，聯合國大會恢復中國席位。 據基辛格的回憶，1972年2月，毛澤東見到尼克松時，一開口就是：「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他毫不拖泥帶水地表示，中國不會動用武力對付台灣，「我們可以暫時不去管它，等個一百年吧！」毛澤東身體狀況不佳，不久前還病了一次，原本只準備談一刻鐘，但他靠意志堅持了75分鐘，最後才以詢問時間的方式，暗示會談結束。 2月27日，中美達成《上海公報》，次日發表——其中有一條顯然針對蘇聯：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一年之後，雙方又發布一份公告，同意將共同「抵抗」任何國家在「全球」建立霸權的企圖。 美國與中國合作，蘇聯的最佳選擇只能是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莫斯科原本對安排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峰會反應冷淡，拖拉了一年多；結果，基辛格密訪北京不到一個月，就迫不及待邀請美國總統去莫斯科——安排在尼克松訪問中國僅3個月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這樣解釋尼克松的動機：「尼克松飛過來和毛澤東握手，主要就是因為美國面臨蘇聯的威脅，他要借力，然後他發現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借力點。他就來了，屈尊哪，他世界首強，他主動。另外還有一個小的地緣考慮：他要從越南撤軍，有一個理論上的困難，就是所謂『多米諾骨牌』效應：如果越南被共產主義佔領，東南亞就守不住，東南亞守不住澳洲就守不住。要破解這個困境技術上講有一個環節就是把中國拉過去。」 次年，美國和越南簽署和平協定，美軍撤出了越南。中美雙方互設聯絡處，走向關係正常化。 1989老布希艱難維持中美關係 中國駐芝加哥前總領事王立向記者描述老布希和基辛格的分別：「基辛格跟你見10次也不記得你是誰，老布希見過你一次就認得你了。」這天分顯然對從政有利。 1989年1月，老布希就任美國總統。僅僅一個月後，他的第一次出訪就是到中國——這在美國總統中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代當駐華聯絡處主任那段經歷使他對中國懷有特殊感情。所以他擔任總統後親自主持對華政策，而不是由國務院或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一些美國的中國學家說他就像是「國務院中國處的主管」。黨內的保守派反對他一上任就訪問中國，剛好日本天皇去世，他就利用這機會在參加葬禮後到了中國。 老布希見到了鄧小平，鄧對中美關係感到滿意，又說，戈爾巴喬夫將於5月訪華，談得好的話，中蘇關係也可以正常化，但不可能恢復到1950年代，也就是說中蘇不會結盟。老布希放心了，向鄧保證說，「在我4年任期結束時，中美關係一定比現在更牢固、更好。」 在此之前，中美關係儘管時有波動起伏，總體上比較平穩。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之後，他的後繼者繼續尋求對華關係正常化。1978年12月16日（北京時間）中美發表了《建交公報》，兩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戰略中，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訪問美國；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發表，兩國關係進入了偶有小風波的蜜月期。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1989年初，70%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或極有好感。 可惜對中國最友好的美國總統，恰恰遭遇中美建交後最難處理的局面。布希訪華3個月後，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 6月3日深夜（美國東部時間），老布希獲知北京發生政治風波的消息後，當即給駐華大使李潔明打電話詢問事態。 6月5日早上，尼克松跟老布希通了電話，認為要看長遠，與中國的關係不能斷絕。老布希表示同意。 6月8日，他決定直接跟鄧小平通電話。中國方面表示，中國領導人沒有這樣的習慣。於是，6月20日，他給鄧寫了長信，一開頭就說他是「以一個朋友、一個真正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寫這封信的」。他希望鄧幫助他「維持這種我們都認為非常重要的關係」，除了兩國的大使之外，能有「特殊渠道」保持交往暢通，並問中方是否願意華盛頓派出密使。不到24小時，鄧小平就回了信，歡迎美國特使訪華，並願意親自同特使交談。 通過老布希的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中國領導人收到這樣的消息：老布希決意維護兩國的戰略關係，但他必須顧及美國民眾的情緒。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不會是永久性的，但目前在政治上是必須的。 在國會和輿論的壓力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或極有好感。
可惜對中國最友好的美國總統，恰恰遭遇中美建交後最難處理的局面。布希訪華之下，老布希對中國實施了一系列制裁；但他仍設法維護同中國的正常關係，幾次動用總統的否決權反對國會取消或有條件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議案。 金燦榮認為，老布希極有戰略意識。「他始終堅持一個大方向，美國長期利益至上，不為時勢所動，所以肯定中國的價值。我們可以假設，如果當時不是他擔任總統，換一個毛躁一點的，中美可能斷交了，退回到代辦的關係。但他能讓那種關係，雖然艱難，但基本上維持下來了。這就不容易了。」 1992年大選，4月，老布希的支持率被低迷的經濟形勢拉到了39%——一年前海灣戰爭結束時他的支持率高達82%。壓力之下，他同意向台灣出售150架F-16戰鬥機，向沙特出售價值90億美元的F-15戰鬥機。這兩宗交易一宗給了德州的公司，一宗給了加州和密蘇里州的公司，以爭取這3個在大選中非常重要的州。 老布希要駐華大使芮效儉事先轉告中方，希望得到諒解——他想爭取連任成功，再向中國人「作出補償」。 但他沒機會兌現諾言了，11月大選結果揭曉，他被柯林頓打敗了。 2001小布希先抑後揚順應潮流 1980年代末，東歐劇變。之後，蘇聯解體，冷戰終結。美國成為現代史上唯一一個幾乎在每個重要權力領域都建立了首要地位的國家。 這也意味著，對美國來說，中國失去了牽制蘇聯的戰略價值。美國甚至開始盛行「中國崩潰論」。1992年競選總統時柯林頓就說：「中國有一天也會走上東歐和前蘇聯共產黨政權的路。美國必須做它能做的一切來鼓勵這個進程。」 直到1996年5月，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弗表示，美國願意通過接觸而不是對抗來解決分歧，中美關係才開始改善。1997年江澤民訪美，次年柯林頓訪華，兩國視彼此為「建設性戰略夥伴」。此後，儘管發生美國導彈擊中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也沒有影響中美關係重回正軌。1999年11月，兩國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達成雙邊協議。2000年，美國通過了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法案。 2000年，小布希競選總統時曾攻擊柯林頓對中國過於軟弱，就像當年柯林頓攻擊他父親一樣。2001年他入主白宮，中美關係也緊張了一陣。先是發生「撞機事件」，而後美國同意李登輝訪問、陳水扁「過境」，並宣布將向台灣出售武器，甚至公開聲稱要「協防台灣」。但幾個月之後，「9·11」事件迫使美國重新思考對外政策的輕重緩急。美國認定恐怖主義是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中國一變而為反恐的「盟友」、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合作者，兩國又成為「建設性合作關係」。 和柯林頓、小布希先抑後揚不同，奧巴馬一上任就對中國很友好。或許這是因為當他上任時金融危機已經爆發了。中美通力合作，都比預期更早地擺脫了危機。奧巴馬曾向媒體公開表示，中美關係就是美國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國務卿希拉里則稱中美關係是21世紀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美國有戰略家提出了「G2」的概念，認為中美兩國可以攜手共進，取代「八國集團」解決世界經濟問題。 「9·11」和金融危機使小布希和奧巴馬得出了同一個結論：後冷戰時期美國要應對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和金融危機，不可能離開中國的合作獨自擔當。此外，環境和氣候變化、傳染性疾病等全球性問題也需要兩國共同努力。中美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多年，2010年雙邊貿易額超過3800億美元，經濟上互相依賴，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也前所未有，漸成利益共同體。 但中美關係從來都是陰晴不定的。尼克松早就說過，「我們美國人不知道怎樣當世界第二，甚至不知道怎樣當並列第一。」中國本身的崛起也給了美國很大壓力。2009年，中國取代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同年，日本出口第一大市場從美國變成中國，日本民主黨取代自民黨成為執政黨後提出「回歸亞洲」口號。第二年，受金融危機影響輕微的中國GDP超過受損嚴重的日本，比一般預測提前了5年。同時，中國在聯合國、WTO、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也比以前活躍了，在亞洲更成為推動區域合作的重要力量。 所以美國對華政策不外是「合作加防範，接觸加遏制」：在有共同利益的諸多領域合作；同時也要防範中國對美國在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利益提出挑戰。奧巴馬在一些時間一些場合稱中國為夥伴，在另一些時間另一些場合稱中國為競爭對手，甚至提出美國要「重返亞洲」。 不過就像2008年6月時任美國國務卿賴斯訪問中國時說的：「我們有分歧，但是這些分歧並沒有模糊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美國與中國就是必須合作共事,如果我們要解決在國際社會中面臨的許多挑戰的話。」 3個月後，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
外國使團中只有蘇聯大使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周恩來讓與司徒雷登有師生之誼的黃華去南京軍管會擔任外事處長，與他進行私人接觸。 1949年5月13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司徒雷登的電報中提出了承認中共政府的3個條件：事實上控制國家的領土和行政機關；既有能力又有意願承擔其國際義務；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認可。令美國失望的是一個多月後的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宣稱新中國將奉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方針。據說司徒雷登曾請民盟的羅隆基向中共領導傳話：假如中共對美國和蘇聯採取中立態度，美國可以承認新中國，並提供30至50億美元貸款。而羅隆基得知《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不敢轉達消息，幾年後才說出來。 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美國駐華使館和各地領事館人員留守原地「觀察」中國。1950年1月，中方收回美國在北平的兵營等房產後，美國終於撤走了全部駐華人員。 1972尼克松與基辛格借力中國抗衡蘇聯 朝鮮戰爭、台海危機、敵意的政策使兩國的正常關係中斷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間，雙方長達15年（1955-1970）的大使級會談只是各說各話：中國想要解決台灣問題、被美國凍結的資產；美國勸中國放棄武力統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談判。136次會談只達成了一個協議，西方媒體稱之為「聾子的對話」。 中蘇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國的決策層卻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意識到這是個戰略機會，直到老羅斯福之後美國總統中少有的現實派尼克松走上前台。 1968年9月，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後不久，尼克松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我們必須不斷尋求機會與她談談，也與蘇聯談談。我們必須不只注意是否發生了變化，我們也必須找機會製造變化。」她，指的是中國。 機會來得很快。1969年春天，中蘇兩國發生邊境衝突。當年夏天尼克松做了個不尋常的決定：放棄虛耗時日的中美現行對話機制，引入中國為轉化力量，打破美蘇兩極對峙局面，建構戰略性三角關係。 由於中美都認為蘇聯是比對方更大的威脅，兩國對改善關係很積極。有趣的是中國釋放善意的方式。1970年10月1日，在中國國慶日的觀禮台上，美國記者斯諾被安排在了毛澤東身邊。12月，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表示他願意邀請尼克松訪問中國。中國政府高估了斯諾在美國的影響。事實上，華府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信息，直到後來通過其他管道安排好尼克松訪華之行時才知道有這麼一段公案。 1971年7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轉秘密訪問北京。為了躲避媒體，他先公開訪問了南越、泰國、印度等國，最後在巴基斯坦的歡迎晚宴上假裝肚子痛，被送往總統別墅「治療和修養」。次日凌晨，他登上了飛往北京的專機，專程前來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領航員早已在機內恭候。 由於基辛格訪問印度只用了兩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時間」也不能超過48小時，以免「厚此薄彼」。當天中午專機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就同他進行了會談。開始，基辛格有點緊張，照著事先準備的稿子念，後來看到周恩來面前只放了一張寫著要點的紙，他也收起文件夾侃侃而談起來。結果包括飛機上的時間，只用了17小時就順利完成密訪。雙方約定把尼克松訪華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16日，中美同時公布雙方達成的《公告》。當年10月，聯合國大會恢復中國席位。 據基辛格的回憶，1972年2月，毛澤東見到尼克松時，一開口就是：「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他毫不拖泥帶水地表示，中國不會動用武力對付台灣，「我們可以暫時不去管它，等個一百年吧！」毛澤東身體狀況不佳，不久前還病了一次，原本只準備談一刻鐘，但他靠意志堅持了75分鐘，最後才以詢問時間的方式，暗示會談結束。 2月27日，中美達成《上海公報》，次日發表——其中有一條顯然針對蘇聯：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一年之後，雙方又發布一份公告，同意將共同「抵抗」任何國家在「全球」建立霸權的企圖。 美國與中國合作，蘇聯的最佳選擇只能是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莫斯科原本對安排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峰會反應冷淡，拖拉了一年多；結果，基辛格密訪北京不到一個月，就迫不及待邀請美國總統去莫斯科——安排在尼克松訪問中國僅3個月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這樣解釋尼克松的動機：「尼克松飛過來和毛澤東握手，主要就是因為美國面臨蘇聯的威脅，他要借力，然後他發現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借力點。他就來了，屈尊哪，他世界首強，他主動。另外還有一個小的地緣考慮：他要從越南撤軍，有一個理論上的困難，就是所謂『多米諾骨牌』效應：如果越南被共產主義佔領，東南亞就守不住，東南亞守不住澳洲就守不住。要破解這個困境技術上講有一個環節就是把中國拉過去。」 次年，美國和越南簽署和平協定，美軍撤出了越南。中美雙方互設聯絡處，走向關係正常化。 1989老布希艱難維持中美關係 中國駐芝加哥前總領事王立向記者描述老布希和基辛格的分別：「基辛格跟你見10次也不記得你是誰，老布希見過你一次就認得你了。」這天分顯然對從政有利。 1989年1月，老布希就任美國總統。僅僅一個月後，他的第一次出訪就是到中國——這在美國總統中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代當駐華聯絡處主任那段經歷使他對中國懷有特殊感情。所以他擔任總統後親自主持對華政策，而不是由國務院或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一些美國的中國學家說他就像是「國務院中國處的主管」。黨內的保守派反對他一上任就訪問中國，剛好日本天皇去世，他就利用這機會在參加葬禮後到了中國。 老布希見到了鄧小平，鄧對中美關係感到滿意，又說，戈爾巴喬夫將於5月訪華，談得好的話，中蘇關係也可以正常化，但不可能恢復到1950年代，也就是說中蘇不會結盟。老布希放心了，向鄧保證說，「在我4年任期結束時，中美關係一定比現在更牢固、更好。」 在此之前，中美關係儘管時有波動起伏，總體上比較平穩。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之後，他的後繼者繼續尋求對華關係正常化。1978年12月16日（北京時間）中美發表了《建交公報》，兩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戰略中，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訪問美國；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發表，兩國關係進入了偶有小風波的蜜月期。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1989年初，70%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或極有好感。 可惜對中國最友好的美國總統，恰恰遭遇中美建交後最難處理的局面。布希訪華3個月後，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 6月3日深夜（美國東部時間），老布希獲知北京發生政治風波的消息後，當即給駐華大使李潔明打電話詢問事態。 6月5日早上，尼克松跟老布希通了電話，認為要看長遠，與中國的關係不能斷絕。老布希表示同意。 6月8日，他決定直接跟鄧小平通電話。中國方面表示，中國領導人沒有這樣的習慣。於是，6月20日，他給鄧寫了長信，一開頭就說他是「以一個朋友、一個真正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寫這封信的」。他希望鄧幫助他「維持這種我們都認為非常重要的關係」，除了兩國的大使之外，能有「特殊渠道」保持交往暢通，並問中方是否願意華盛頓派出密使。不到24小時，鄧小平就回了信，歡迎美國特使訪華，並願意親自同特使交談。 通過老布希的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中國領導人收到這樣的消息：老布希決意維護兩國的戰略關係，但他必須顧及美國民眾的情緒。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不會是永久性的，但目前在政治上是必須的。 在國會和輿論的壓力 6月3 1972年2月，周恩來總理陪同尼克松總統在杭州遊覽西湖，雙方繼續商談有關兩國聯合公報問題 威爾遜 羅斯福（右）和杜魯門 尼克松（右）與基辛格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編輯部 20世紀之所以常常被稱為「美國世紀」，自然和美國的「全球化進程」有密切關聯。對美國而言，兩次世界大戰既是災難，又是極難得的機遇——對任何其他國家，它們都只是災難。因為美國在戰爭中的決定性力量，它有兩次機會按自己的意願把這個世界塑造成它喜歡的樣子。 第一次它失敗了。威爾遜提出號稱「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計劃」，倡議為永保和平而建立國聯，結果先被歐洲權力政治大打折扣，後被自己的人民否決。首倡國聯的美國反而沒加入國聯。美國人似乎還沒做好「達則兼善天下」的準備，不肯為大西洋彼岸的安全問題多操心。10年後，經濟危機（1929年至1931年）更使其連「獨善其身」也不可得。 第二次它成功了。與上一次不同，美國人沒有再規避責任，決心領導世界。雄才大略的羅斯福將美國對戰後世界秩序承擔主要責任視為理所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關貿總協定、重建的歐洲和日本見證了一個美國經濟資源和價值觀念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被接受的世界，尤其在數十年後蘇聯解體時。 這麼說也許沒錯：在美國的世界秩序構想中，中國的位置一直在變化。中美關係對兩國來說一開始並不那麼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斷遞增，越到後來越是重要。到二戰時已對雙方都有重要意義。 以二戰為界，20世紀的中美關係總有個「第三者」，前半段是日本，後半段是蘇聯，與中、美構成一種「三角關係」。一戰結束之後，為了爭取日本參加國聯，美國在巴黎和會犧牲了中國；二戰時中美卻成了盟友，聯手打敗日本。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倒向蘇聯，受到美國遏制；20年後中美結盟，共同制衡蘇聯。從某種意義上講，兩國直到1990年代才進入了真正的「雙邊關係」，最近10年，更有可能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 美國駐華使節是波動起伏的中美關係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所謂「外交授權有限」，他們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執行者，有時卻也能影響政策。他們一般要請示華盛頓對重大事件的工作指示，不管個人觀點如何堅決奉行白宮和國務院所定的對華政策；但特殊的身份和強烈的個性，對中國的真切接觸和對美國長遠利益的考量，有時使他們越出這界限。從他們的資歷來說，要麼是總統政治性任命的，要麼是外交機構里的職業官員（少數人兼而有之）。一般前者來之前對中國了解不多，但也更少偏見，因為同總統有私密關係，有時可以越過國務院直接向總統陳情；後者常常是會說漢語的「中國通」，遇事更多向國務院請示彙報。 我們選出了美國大使中的5位代表人物，與讀者分享他們的故事： 蒲安臣，先後任美國第13任公使和清朝第一位全權使節，曾代表清政府出使美、英、法、德、俄諸國。 司徒雷登，傳教士，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及《別了，司徒雷登》的主角，他試圖讓新中國同美國合作。 老布希，可能是中國人最熟悉的大使，後來也成為對中國最友好的總統，在關鍵時刻維護了中美關係。 洪博培，已經宣布參加2012年美國大選，他在中國任期雖短，經歷的風雨和收穫的讚譽卻不少。 駱家輝，美國歷史上首位華裔州長，剛剛卸任的商務部長，7月即將到任的駐華大使，他需要在華裔背景和美國利益之間做出微妙平衡。 1919威爾遜犧牲中國綏靖日本 在19世紀，美國的對華政策常常唯英國馬首是瞻，之後隨著實力的不斷增強，對華外交也逐漸獨立。1900年前後，歐洲列強各自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為保護在華利益，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承認列強的勢力範圍和既得權利為前提，要求他們向美國開放。對中國來說，這一政策的正面意義是提出了要「保護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此後三十多年，「門戶開放」成為美國對華關係基本原則。 列強之中，最有超越「門戶開放」、獨佔中國衝動的是日本。 「一戰」爆發，日本利用與英國的結盟，把德國趕出了中國（山東半島）和西太平洋（加羅林、馬里亞納和馬紹爾群島）。此時，歐洲力量在亞洲的影響暫時消退，美國成為惟一能影響中日紛爭的國家。 辛亥革命後，美國是西方列強中最早承認袁世凱政府的，不但派遣著名政治學家和行政學家弗蘭克·古德諾擔任袁世凱的特別顧問，還鼓勵美國銀行家向中國的鐵路和工業投資。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美國表示反對，同時卻承認日本在滿洲等鄰近日本的地區有「特殊利益」。在1917年的《蘭辛-石井協定》中，美國再次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 美國參加一戰後，中國也對德、奧宣戰，期待通過這場形式勝過實質的「戰爭」，沒收兩國在中國的資產，終止與他們的不平等條約。 1918年11月德國投降，一戰結束。1919年1月，戰勝國在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在和會上，日本代表要求將山東的權益無條件讓予日本。中國代表去見威爾遜，希望他主持公道。威爾遜表示：他對日本代表提出如此天真的要求很驚訝，建議中國代表也坦率地陳述中國的主張。 駐華公使芮恩施密切關注著這些情況。在和會召開前，他就致函國務院和威爾遜，強調中國問題必須得到公正解決，「否則我們必須放棄使這個世界免遭軍國主義災難的希望」。威爾遜卻向日本讓步了。巴黎和會的結果是中國空歡喜一場，取代一種不平等的是另一種不平等，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日本繼承。 1945-1949羅斯福與杜魯門盟友撤離中美反目 和一戰時很相似，二戰開始階段美國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次日，美國向日本宣戰；同日，中國也正式對日宣戰，這時中日戰爭已經打了4年。 接下來4年中美進行了一系列合作：雙方達成5億美元的貸款協定，美國將軍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首腦會議，討論對日戰略，《開羅宣言》宣告日本必須歸還中國領土。 羅斯福關於戰後世界的構想中，中國扮演著重要角色。他的「四大警察論」，設想美、英、蘇、中，以類似世界理事會的方式來維持和平。把中國列入四強部分是出於禮貌，部分是因為美國在亞洲需要有一個支持者。因此，美國不顧英國反對，支持中國成為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在時殷弘看來：「羅斯福雄才大略，看到未來，知道亞洲民族主義總是要起來的——本質上是厭惡西方的。這些新興民族主義國家能不能追隨美國，那麼當然，中國很重要，是一個樣板。美國在中國做好了，就可以引導其他亞洲新興國家。另一個戰略意義，是讓中國盟友承擔起亞洲一大部分監管任務。這兩個意義無論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還是在美國的對外關係中，當然都是很重大的。」 如果「四大警察」之一拒絕他的角色又會如何，尤其是當這個不合群的警察恰巧是力量僅次於美國的蘇聯時？羅斯福來不及回答這個問題。1945年4月，日本尚未投降，他就病逝了。 在1945-1950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美國對國共兩黨的態度一開始就有所不同。日本投降當日，杜魯門命令日軍只能向蔣介石政府投降就很說明問題。1946年7月12日——一天前，司徒雷登剛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美國調停國共糾紛失敗後，開始援助蔣介石打內戰。1949年8月發布的美中關係《白皮書》中美國承認抗戰勝利後對蔣介石政府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多達22.5億美元。 但隨著國軍的敗退，1948年末美國開始調整政策，從「阻止中共取勝」變為「阻止中國成為蘇聯附庸」。 1949年初，司徒雷登就開始與各國大使接觸，主張各國外交官留在南京。4月23日南京解放，各日深夜（美國東部時間），老布希獲知北京發生政治風波的消息後，當即給駐華大使李潔明打電話詢問事態。
6月5日早上，尼克松跟老布希通了電話，認為要看長遠，與中國的關係不能斷絕。老布希表示同意。
外國使團中只有蘇聯大使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周恩來讓與司徒雷登有師生之誼的黃華去南京軍管會擔任外事處長，與他進行私人接觸。 1949年5月13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司徒雷登的電報中提出了承認中共政府的3個條件：事實上控制國家的領土和行政機關；既有能力又有意願承擔其國際義務；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認可。令美國失望的是一個多月後的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宣稱新中國將奉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方針。據說司徒雷登曾請民盟的羅隆基向中共領導傳話：假如中共對美國和蘇聯採取中立態度，美國可以承認新中國，並提供30至50億美元貸款。而羅隆基得知《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不敢轉達消息，幾年後才說出來。 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美國駐華使館和各地領事館人員留守原地「觀察」中國。1950年1月，中方收回美國在北平的兵營等房產後，美國終於撤走了全部駐華人員。 1972尼克松與基辛格借力中國抗衡蘇聯 朝鮮戰爭、台海危機、敵意的政策使兩國的正常關係中斷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間，雙方長達15年（1955-1970）的大使級會談只是各說各話：中國想要解決台灣問題、被美國凍結的資產；美國勸中國放棄武力統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談判。136次會談只達成了一個協議，西方媒體稱之為「聾子的對話」。 中蘇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國的決策層卻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意識到這是個戰略機會，直到老羅斯福之後美國總統中少有的現實派尼克松走上前台。 1968年9月，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後不久，尼克松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我們必須不斷尋求機會與她談談，也與蘇聯談談。我們必須不只注意是否發生了變化，我們也必須找機會製造變化。」她，指的是中國。 機會來得很快。1969年春天，中蘇兩國發生邊境衝突。當年夏天尼克松做了個不尋常的決定：放棄虛耗時日的中美現行對話機制，引入中國為轉化力量，打破美蘇兩極對峙局面，建構戰略性三角關係。 由於中美都認為蘇聯是比對方更大的威脅，兩國對改善關係很積極。有趣的是中國釋放善意的方式。1970年10月1日，在中國國慶日的觀禮台上，美國記者斯諾被安排在了毛澤東身邊。12月，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表示他願意邀請尼克松訪問中國。中國政府高估了斯諾在美國的影響。事實上，華府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信息，直到後來通過其他管道安排好尼克松訪華之行時才知道有這麼一段公案。 1971年7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轉秘密訪問北京。為了躲避媒體，他先公開訪問了南越、泰國、印度等國，最後在巴基斯坦的歡迎晚宴上假裝肚子痛，被送往總統別墅「治療和修養」。次日凌晨，他登上了飛往北京的專機，專程前來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領航員早已在機內恭候。 由於基辛格訪問印度只用了兩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時間」也不能超過48小時，以免「厚此薄彼」。當天中午專機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就同他進行了會談。開始，基辛格有點緊張，照著事先準備的稿子念，後來看到周恩來面前只放了一張寫著要點的紙，他也收起文件夾侃侃而談起來。結果包括飛機上的時間，只用了17小時就順利完成密訪。雙方約定把尼克松訪華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16日，中美同時公布雙方達成的《公告》。當年10月，聯合國大會恢復中國席位。 據基辛格的回憶，1972年2月，毛澤東見到尼克松時，一開口就是：「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他毫不拖泥帶水地表示，中國不會動用武力對付台灣，「我們可以暫時不去管它，等個一百年吧！」毛澤東身體狀況不佳，不久前還病了一次，原本只準備談一刻鐘，但他靠意志堅持了75分鐘，最後才以詢問時間的方式，暗示會談結束。 2月27日，中美達成《上海公報》，次日發表——其中有一條顯然針對蘇聯：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一年之後，雙方又發布一份公告，同意將共同「抵抗」任何國家在「全球」建立霸權的企圖。 美國與中國合作，蘇聯的最佳選擇只能是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莫斯科原本對安排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峰會反應冷淡，拖拉了一年多；結果，基辛格密訪北京不到一個月，就迫不及待邀請美國總統去莫斯科——安排在尼克松訪問中國僅3個月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這樣解釋尼克松的動機：「尼克松飛過來和毛澤東握手，主要就是因為美國面臨蘇聯的威脅，他要借力，然後他發現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借力點。他就來了，屈尊哪，他世界首強，他主動。另外還有一個小的地緣考慮：他要從越南撤軍，有一個理論上的困難，就是所謂『多米諾骨牌』效應：如果越南被共產主義佔領，東南亞就守不住，東南亞守不住澳洲就守不住。要破解這個困境技術上講有一個環節就是把中國拉過去。」 次年，美國和越南簽署和平協定，美軍撤出了越南。中美雙方互設聯絡處，走向關係正常化。 1989老布希艱難維持中美關係 中國駐芝加哥前總領事王立向記者描述老布希和基辛格的分別：「基辛格跟你見10次也不記得你是誰，老布希見過你一次就認得你了。」這天分顯然對從政有利。 1989年1月，老布希就任美國總統。僅僅一個月後，他的第一次出訪就是到中國——這在美國總統中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代當駐華聯絡處主任那段經歷使他對中國懷有特殊感情。所以他擔任總統後親自主持對華政策，而不是由國務院或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一些美國的中國學家說他就像是「國務院中國處的主管」。黨內的保守派反對他一上任就訪問中國，剛好日本天皇去世，他就利用這機會在參加葬禮後到了中國。 老布希見到了鄧小平，鄧對中美關係感到滿意，又說，戈爾巴喬夫將於5月訪華，談得好的話，中蘇關係也可以正常化，但不可能恢復到1950年代，也就是說中蘇不會結盟。老布希放心了，向鄧保證說，「在我4年任期結束時，中美關係一定比現在更牢固、更好。」 在此之前，中美關係儘管時有波動起伏，總體上比較平穩。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之後，他的後繼者繼續尋求對華關係正常化。1978年12月16日（北京時間）中美發表了《建交公報》，兩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戰略中，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訪問美國；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發表，兩國關係進入了偶有小風波的蜜月期。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1989年初，70%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或極有好感。 可惜對中國最友好的美國總統，恰恰遭遇中美建交後最難處理的局面。布希訪華3個月後，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 6月3日深夜（美國東部時間），老布希獲知北京發生政治風波的消息後，當即給駐華大使李潔明打電話詢問事態。 6月5日早上，尼克松跟老布希通了電話，認為要看長遠，與中國的關係不能斷絕。老布希表示同意。 6月8日，他決定直接跟鄧小平通電話。中國方面表示，中國領導人沒有這樣的習慣。於是，6月20日，他給鄧寫了長信，一開頭就說他是「以一個朋友、一個真正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寫這封信的」。他希望鄧幫助他「維持這種我們都認為非常重要的關係」，除了兩國的大使之外，能有「特殊渠道」保持交往暢通，並問中方是否願意華盛頓派出密使。不到24小時，鄧小平就回了信，歡迎美國特使訪華，並願意親自同特使交談。 通過老布希的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中國領導人收到這樣的消息：老布希決意維護兩國的戰略關係，但他必須顧及美國民眾的情緒。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不會是永久性的，但目前在政治上是必須的。 在國會和輿論的壓力6月8日，他決定直接跟鄧小平通電話。中國方面表示，中國領導人沒有這樣的習慣。於是，6 1972年2月，周恩來總理陪同尼克松總統在杭州遊覽西湖，雙方繼續商談有關兩國聯合公報問題 威爾遜 羅斯福（右）和杜魯門 尼克松（右）與基辛格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編輯部 20世紀之所以常常被稱為「美國世紀」，自然和美國的「全球化進程」有密切關聯。對美國而言，兩次世界大戰既是災難，又是極難得的機遇——對任何其他國家，它們都只是災難。因為美國在戰爭中的決定性力量，它有兩次機會按自己的意願把這個世界塑造成它喜歡的樣子。 第一次它失敗了。威爾遜提出號稱「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計劃」，倡議為永保和平而建立國聯，結果先被歐洲權力政治大打折扣，後被自己的人民否決。首倡國聯的美國反而沒加入國聯。美國人似乎還沒做好「達則兼善天下」的準備，不肯為大西洋彼岸的安全問題多操心。10年後，經濟危機（1929年至1931年）更使其連「獨善其身」也不可得。 第二次它成功了。與上一次不同，美國人沒有再規避責任，決心領導世界。雄才大略的羅斯福將美國對戰後世界秩序承擔主要責任視為理所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關貿總協定、重建的歐洲和日本見證了一個美國經濟資源和價值觀念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被接受的世界，尤其在數十年後蘇聯解體時。 這麼說也許沒錯：在美國的世界秩序構想中，中國的位置一直在變化。中美關係對兩國來說一開始並不那麼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斷遞增，越到後來越是重要。到二戰時已對雙方都有重要意義。 以二戰為界，20世紀的中美關係總有個「第三者」，前半段是日本，後半段是蘇聯，與中、美構成一種「三角關係」。一戰結束之後，為了爭取日本參加國聯，美國在巴黎和會犧牲了中國；二戰時中美卻成了盟友，聯手打敗日本。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倒向蘇聯，受到美國遏制；20年後中美結盟，共同制衡蘇聯。從某種意義上講，兩國直到1990年代才進入了真正的「雙邊關係」，最近10年，更有可能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 美國駐華使節是波動起伏的中美關係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所謂「外交授權有限」，他們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執行者，有時卻也能影響政策。他們一般要請示華盛頓對重大事件的工作指示，不管個人觀點如何堅決奉行白宮和國務院所定的對華政策；但特殊的身份和強烈的個性，對中國的真切接觸和對美國長遠利益的考量，有時使他們越出這界限。從他們的資歷來說，要麼是總統政治性任命的，要麼是外交機構里的職業官員（少數人兼而有之）。一般前者來之前對中國了解不多，但也更少偏見，因為同總統有私密關係，有時可以越過國務院直接向總統陳情；後者常常是會說漢語的「中國通」，遇事更多向國務院請示彙報。 我們選出了美國大使中的5位代表人物，與讀者分享他們的故事： 蒲安臣，先後任美國第13任公使和清朝第一位全權使節，曾代表清政府出使美、英、法、德、俄諸國。 司徒雷登，傳教士，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及《別了，司徒雷登》的主角，他試圖讓新中國同美國合作。 老布希，可能是中國人最熟悉的大使，後來也成為對中國最友好的總統，在關鍵時刻維護了中美關係。 洪博培，已經宣布參加2012年美國大選，他在中國任期雖短，經歷的風雨和收穫的讚譽卻不少。 駱家輝，美國歷史上首位華裔州長，剛剛卸任的商務部長，7月即將到任的駐華大使，他需要在華裔背景和美國利益之間做出微妙平衡。 1919威爾遜犧牲中國綏靖日本 在19世紀，美國的對華政策常常唯英國馬首是瞻，之後隨著實力的不斷增強，對華外交也逐漸獨立。1900年前後，歐洲列強各自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為保護在華利益，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承認列強的勢力範圍和既得權利為前提，要求他們向美國開放。對中國來說，這一政策的正面意義是提出了要「保護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此後三十多年，「門戶開放」成為美國對華關係基本原則。 列強之中，最有超越「門戶開放」、獨佔中國衝動的是日本。 「一戰」爆發，日本利用與英國的結盟，把德國趕出了中國（山東半島）和西太平洋（加羅林、馬里亞納和馬紹爾群島）。此時，歐洲力量在亞洲的影響暫時消退，美國成為惟一能影響中日紛爭的國家。 辛亥革命後，美國是西方列強中最早承認袁世凱政府的，不但派遣著名政治學家和行政學家弗蘭克·古德諾擔任袁世凱的特別顧問，還鼓勵美國銀行家向中國的鐵路和工業投資。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美國表示反對，同時卻承認日本在滿洲等鄰近日本的地區有「特殊利益」。在1917年的《蘭辛-石井協定》中，美國再次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 美國參加一戰後，中國也對德、奧宣戰，期待通過這場形式勝過實質的「戰爭」，沒收兩國在中國的資產，終止與他們的不平等條約。 1918年11月德國投降，一戰結束。1919年1月，戰勝國在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在和會上，日本代表要求將山東的權益無條件讓予日本。中國代表去見威爾遜，希望他主持公道。威爾遜表示：他對日本代表提出如此天真的要求很驚訝，建議中國代表也坦率地陳述中國的主張。 駐華公使芮恩施密切關注著這些情況。在和會召開前，他就致函國務院和威爾遜，強調中國問題必須得到公正解決，「否則我們必須放棄使這個世界免遭軍國主義災難的希望」。威爾遜卻向日本讓步了。巴黎和會的結果是中國空歡喜一場，取代一種不平等的是另一種不平等，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日本繼承。 1945-1949羅斯福與杜魯門盟友撤離中美反目 和一戰時很相似，二戰開始階段美國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次日，美國向日本宣戰；同日，中國也正式對日宣戰，這時中日戰爭已經打了4年。 接下來4年中美進行了一系列合作：雙方達成5億美元的貸款協定，美國將軍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首腦會議，討論對日戰略，《開羅宣言》宣告日本必須歸還中國領土。 羅斯福關於戰後世界的構想中，中國扮演著重要角色。他的「四大警察論」，設想美、英、蘇、中，以類似世界理事會的方式來維持和平。把中國列入四強部分是出於禮貌，部分是因為美國在亞洲需要有一個支持者。因此，美國不顧英國反對，支持中國成為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在時殷弘看來：「羅斯福雄才大略，看到未來，知道亞洲民族主義總是要起來的——本質上是厭惡西方的。這些新興民族主義國家能不能追隨美國，那麼當然，中國很重要，是一個樣板。美國在中國做好了，就可以引導其他亞洲新興國家。另一個戰略意義，是讓中國盟友承擔起亞洲一大部分監管任務。這兩個意義無論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還是在美國的對外關係中，當然都是很重大的。」 如果「四大警察」之一拒絕他的角色又會如何，尤其是當這個不合群的警察恰巧是力量僅次於美國的蘇聯時？羅斯福來不及回答這個問題。1945年4月，日本尚未投降，他就病逝了。 在1945-1950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美國對國共兩黨的態度一開始就有所不同。日本投降當日，杜魯門命令日軍只能向蔣介石政府投降就很說明問題。1946年7月12日——一天前，司徒雷登剛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美國調停國共糾紛失敗後，開始援助蔣介石打內戰。1949年8月發布的美中關係《白皮書》中美國承認抗戰勝利後對蔣介石政府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多達22.5億美元。 但隨著國軍的敗退，1948年末美國開始調整政策，從「阻止中共取勝」變為「阻止中國成為蘇聯附庸」。 1949年初，司徒雷登就開始與各國大使接觸，主張各國外交官留在南京。4月23日南京解放，各月20日，他給鄧寫了長信，一開頭就說他是「以一個朋友、一個真正的『 1972年2月，周恩來總理陪同尼克松總統在杭州遊覽西湖，雙方繼續商談有關兩國聯合公報問題 威爾遜 羅斯福（右）和杜魯門 尼克松（右）與基辛格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編輯部 20世紀之所以常常被稱為「美國世紀」，自然和美國的「全球化進程」有密切關聯。對美國而言，兩次世界大戰既是災難，又是極難得的機遇——對任何其他國家，它們都只是災難。因為美國在戰爭中的決定性力量，它有兩次機會按自己的意願把這個世界塑造成它喜歡的樣子。 第一次它失敗了。威爾遜提出號稱「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計劃」，倡議為永保和平而建立國聯，結果先被歐洲權力政治大打折扣，後被自己的人民否決。首倡國聯的美國反而沒加入國聯。美國人似乎還沒做好「達則兼善天下」的準備，不肯為大西洋彼岸的安全問題多操心。10年後，經濟危機（1929年至1931年）更使其連「獨善其身」也不可得。 第二次它成功了。與上一次不同，美國人沒有再規避責任，決心領導世界。雄才大略的羅斯福將美國對戰後世界秩序承擔主要責任視為理所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關貿總協定、重建的歐洲和日本見證了一個美國經濟資源和價值觀念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被接受的世界，尤其在數十年後蘇聯解體時。 這麼說也許沒錯：在美國的世界秩序構想中，中國的位置一直在變化。中美關係對兩國來說一開始並不那麼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斷遞增，越到後來越是重要。到二戰時已對雙方都有重要意義。 以二戰為界，20世紀的中美關係總有個「第三者」，前半段是日本，後半段是蘇聯，與中、美構成一種「三角關係」。一戰結束之後，為了爭取日本參加國聯，美國在巴黎和會犧牲了中國；二戰時中美卻成了盟友，聯手打敗日本。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倒向蘇聯，受到美國遏制；20年後中美結盟，共同制衡蘇聯。從某種意義上講，兩國直到1990年代才進入了真正的「雙邊關係」，最近10年，更有可能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 美國駐華使節是波動起伏的中美關係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所謂「外交授權有限」，他們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執行者，有時卻也能影響政策。他們一般要請示華盛頓對重大事件的工作指示，不管個人觀點如何堅決奉行白宮和國務院所定的對華政策；但特殊的身份和強烈的個性，對中國的真切接觸和對美國長遠利益的考量，有時使他們越出這界限。從他們的資歷來說，要麼是總統政治性任命的，要麼是外交機構里的職業官員（少數人兼而有之）。一般前者來之前對中國了解不多，但也更少偏見，因為同總統有私密關係，有時可以越過國務院直接向總統陳情；後者常常是會說漢語的「中國通」，遇事更多向國務院請示彙報。 我們選出了美國大使中的5位代表人物，與讀者分享他們的故事： 蒲安臣，先後任美國第13任公使和清朝第一位全權使節，曾代表清政府出使美、英、法、德、俄諸國。 司徒雷登，傳教士，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及《別了，司徒雷登》的主角，他試圖讓新中國同美國合作。 老布希，可能是中國人最熟悉的大使，後來也成為對中國最友好的總統，在關鍵時刻維護了中美關係。 洪博培，已經宣布參加2012年美國大選，他在中國任期雖短，經歷的風雨和收穫的讚譽卻不少。 駱家輝，美國歷史上首位華裔州長，剛剛卸任的商務部長，7月即將到任的駐華大使，他需要在華裔背景和美國利益之間做出微妙平衡。 1919威爾遜犧牲中國綏靖日本 在19世紀，美國的對華政策常常唯英國馬首是瞻，之後隨著實力的不斷增強，對華外交也逐漸獨立。1900年前後，歐洲列強各自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為保護在華利益，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承認列強的勢力範圍和既得權利為前提，要求他們向美國開放。對中國來說，這一政策的正面意義是提出了要「保護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此後三十多年，「門戶開放」成為美國對華關係基本原則。 列強之中，最有超越「門戶開放」、獨佔中國衝動的是日本。 「一戰」爆發，日本利用與英國的結盟，把德國趕出了中國（山東半島）和西太平洋（加羅林、馬里亞納和馬紹爾群島）。此時，歐洲力量在亞洲的影響暫時消退，美國成為惟一能影響中日紛爭的國家。 辛亥革命後，美國是西方列強中最早承認袁世凱政府的，不但派遣著名政治學家和行政學家弗蘭克·古德諾擔任袁世凱的特別顧問，還鼓勵美國銀行家向中國的鐵路和工業投資。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美國表示反對，同時卻承認日本在滿洲等鄰近日本的地區有「特殊利益」。在1917年的《蘭辛-石井協定》中，美國再次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 美國參加一戰後，中國也對德、奧宣戰，期待通過這場形式勝過實質的「戰爭」，沒收兩國在中國的資產，終止與他們的不平等條約。 1918年11月德國投降，一戰結束。1919年1月，戰勝國在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在和會上，日本代表要求將山東的權益無條件讓予日本。中國代表去見威爾遜，希望他主持公道。威爾遜表示：他對日本代表提出如此天真的要求很驚訝，建議中國代表也坦率地陳述中國的主張。 駐華公使芮恩施密切關注著這些情況。在和會召開前，他就致函國務院和威爾遜，強調中國問題必須得到公正解決，「否則我們必須放棄使這個世界免遭軍國主義災難的希望」。威爾遜卻向日本讓步了。巴黎和會的結果是中國空歡喜一場，取代一種不平等的是另一種不平等，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日本繼承。 1945-1949羅斯福與杜魯門盟友撤離中美反目 和一戰時很相似，二戰開始階段美國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次日，美國向日本宣戰；同日，中國也正式對日宣戰，這時中日戰爭已經打了4年。 接下來4年中美進行了一系列合作：雙方達成5億美元的貸款協定，美國將軍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首腦會議，討論對日戰略，《開羅宣言》宣告日本必須歸還中國領土。 羅斯福關於戰後世界的構想中，中國扮演著重要角色。他的「四大警察論」，設想美、英、蘇、中，以類似世界理事會的方式來維持和平。把中國列入四強部分是出於禮貌，部分是因為美國在亞洲需要有一個支持者。因此，美國不顧英國反對，支持中國成為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在時殷弘看來：「羅斯福雄才大略，看到未來，知道亞洲民族主義總是要起來的——本質上是厭惡西方的。這些新興民族主義國家能不能追隨美國，那麼當然，中國很重要，是一個樣板。美國在中國做好了，就可以引導其他亞洲新興國家。另一個戰略意義，是讓中國盟友承擔起亞洲一大部分監管任務。這兩個意義無論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還是在美國的對外關係中，當然都是很重大的。」 如果「四大警察」之一拒絕他的角色又會如何，尤其是當這個不合群的警察恰巧是力量僅次於美國的蘇聯時？羅斯福來不及回答這個問題。1945年4月，日本尚未投降，他就病逝了。 在1945-1950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美國對國共兩黨的態度一開始就有所不同。日本投降當日，杜魯門命令日軍只能向蔣介石政府投降就很說明問題。1946年7月12日——一天前，司徒雷登剛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美國調停國共糾紛失敗後，開始援助蔣介石打內戰。1949年8月發布的美中關係《白皮書》中美國承認抗戰勝利後對蔣介石政府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多達22.5億美元。 但隨著國軍的敗退，1948年末美國開始調整政策，從「阻止中共取勝」變為「阻止中國成為蘇聯附庸」。 1949年初，司徒雷登就開始與各國大使接觸，主張各國外交官留在南京。4月23日南京解放，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寫這封信的」。他希望鄧幫助他「維持這種我們都認為非常重要的關係」，除了兩國的大使之外，能有「特殊渠道」保持交往暢通，並問中方是否願意華盛頓派出密使。不到24 1972年2月，周恩來總理陪同尼克松總統在杭州遊覽西湖，雙方繼續商談有關兩國聯合公報問題 威爾遜 羅斯福（右）和杜魯門 尼克松（右）與基辛格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編輯部 20世紀之所以常常被稱為「美國世紀」，自然和美國的「全球化進程」有密切關聯。對美國而言，兩次世界大戰既是災難，又是極難得的機遇——對任何其他國家，它們都只是災難。因為美國在戰爭中的決定性力量，它有兩次機會按自己的意願把這個世界塑造成它喜歡的樣子。 第一次它失敗了。威爾遜提出號稱「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計劃」，倡議為永保和平而建立國聯，結果先被歐洲權力政治大打折扣，後被自己的人民否決。首倡國聯的美國反而沒加入國聯。美國人似乎還沒做好「達則兼善天下」的準備，不肯為大西洋彼岸的安全問題多操心。10年後，經濟危機（1929年至1931年）更使其連「獨善其身」也不可得。 第二次它成功了。與上一次不同，美國人沒有再規避責任，決心領導世界。雄才大略的羅斯福將美國對戰後世界秩序承擔主要責任視為理所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關貿總協定、重建的歐洲和日本見證了一個美國經濟資源和價值觀念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被接受的世界，尤其在數十年後蘇聯解體時。 這麼說也許沒錯：在美國的世界秩序構想中，中國的位置一直在變化。中美關係對兩國來說一開始並不那麼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斷遞增，越到後來越是重要。到二戰時已對雙方都有重要意義。 以二戰為界，20世紀的中美關係總有個「第三者」，前半段是日本，後半段是蘇聯，與中、美構成一種「三角關係」。一戰結束之後，為了爭取日本參加國聯，美國在巴黎和會犧牲了中國；二戰時中美卻成了盟友，聯手打敗日本。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倒向蘇聯，受到美國遏制；20年後中美結盟，共同制衡蘇聯。從某種意義上講，兩國直到1990年代才進入了真正的「雙邊關係」，最近10年，更有可能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 美國駐華使節是波動起伏的中美關係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所謂「外交授權有限」，他們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執行者，有時卻也能影響政策。他們一般要請示華盛頓對重大事件的工作指示，不管個人觀點如何堅決奉行白宮和國務院所定的對華政策；但特殊的身份和強烈的個性，對中國的真切接觸和對美國長遠利益的考量，有時使他們越出這界限。從他們的資歷來說，要麼是總統政治性任命的，要麼是外交機構里的職業官員（少數人兼而有之）。一般前者來之前對中國了解不多，但也更少偏見，因為同總統有私密關係，有時可以越過國務院直接向總統陳情；後者常常是會說漢語的「中國通」，遇事更多向國務院請示彙報。 我們選出了美國大使中的5位代表人物，與讀者分享他們的故事： 蒲安臣，先後任美國第13任公使和清朝第一位全權使節，曾代表清政府出使美、英、法、德、俄諸國。 司徒雷登，傳教士，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及《別了，司徒雷登》的主角，他試圖讓新中國同美國合作。 老布希，可能是中國人最熟悉的大使，後來也成為對中國最友好的總統，在關鍵時刻維護了中美關係。 洪博培，已經宣布參加2012年美國大選，他在中國任期雖短，經歷的風雨和收穫的讚譽卻不少。 駱家輝，美國歷史上首位華裔州長，剛剛卸任的商務部長，7月即將到任的駐華大使，他需要在華裔背景和美國利益之間做出微妙平衡。 1919威爾遜犧牲中國綏靖日本 在19世紀，美國的對華政策常常唯英國馬首是瞻，之後隨著實力的不斷增強，對華外交也逐漸獨立。1900年前後，歐洲列強各自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為保護在華利益，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承認列強的勢力範圍和既得權利為前提，要求他們向美國開放。對中國來說，這一政策的正面意義是提出了要「保護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此後三十多年，「門戶開放」成為美國對華關係基本原則。 列強之中，最有超越「門戶開放」、獨佔中國衝動的是日本。 「一戰」爆發，日本利用與英國的結盟，把德國趕出了中國（山東半島）和西太平洋（加羅林、馬里亞納和馬紹爾群島）。此時，歐洲力量在亞洲的影響暫時消退，美國成為惟一能影響中日紛爭的國家。 辛亥革命後，美國是西方列強中最早承認袁世凱政府的，不但派遣著名政治學家和行政學家弗蘭克·古德諾擔任袁世凱的特別顧問，還鼓勵美國銀行家向中國的鐵路和工業投資。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美國表示反對，同時卻承認日本在滿洲等鄰近日本的地區有「特殊利益」。在1917年的《蘭辛-石井協定》中，美國再次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 美國參加一戰後，中國也對德、奧宣戰，期待通過這場形式勝過實質的「戰爭」，沒收兩國在中國的資產，終止與他們的不平等條約。 1918年11月德國投降，一戰結束。1919年1月，戰勝國在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在和會上，日本代表要求將山東的權益無條件讓予日本。中國代表去見威爾遜，希望他主持公道。威爾遜表示：他對日本代表提出如此天真的要求很驚訝，建議中國代表也坦率地陳述中國的主張。 駐華公使芮恩施密切關注著這些情況。在和會召開前，他就致函國務院和威爾遜，強調中國問題必須得到公正解決，「否則我們必須放棄使這個世界免遭軍國主義災難的希望」。威爾遜卻向日本讓步了。巴黎和會的結果是中國空歡喜一場，取代一種不平等的是另一種不平等，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日本繼承。 1945-1949羅斯福與杜魯門盟友撤離中美反目 和一戰時很相似，二戰開始階段美國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次日，美國向日本宣戰；同日，中國也正式對日宣戰，這時中日戰爭已經打了4年。 接下來4年中美進行了一系列合作：雙方達成5億美元的貸款協定，美國將軍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首腦會議，討論對日戰略，《開羅宣言》宣告日本必須歸還中國領土。 羅斯福關於戰後世界的構想中，中國扮演著重要角色。他的「四大警察論」，設想美、英、蘇、中，以類似世界理事會的方式來維持和平。把中國列入四強部分是出於禮貌，部分是因為美國在亞洲需要有一個支持者。因此，美國不顧英國反對，支持中國成為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在時殷弘看來：「羅斯福雄才大略，看到未來，知道亞洲民族主義總是要起來的——本質上是厭惡西方的。這些新興民族主義國家能不能追隨美國，那麼當然，中國很重要，是一個樣板。美國在中國做好了，就可以引導其他亞洲新興國家。另一個戰略意義，是讓中國盟友承擔起亞洲一大部分監管任務。這兩個意義無論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還是在美國的對外關係中，當然都是很重大的。」 如果「四大警察」之一拒絕他的角色又會如何，尤其是當這個不合群的警察恰巧是力量僅次於美國的蘇聯時？羅斯福來不及回答這個問題。1945年4月，日本尚未投降，他就病逝了。 在1945-1950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美國對國共兩黨的態度一開始就有所不同。日本投降當日，杜魯門命令日軍只能向蔣介石政府投降就很說明問題。1946年7月12日——一天前，司徒雷登剛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美國調停國共糾紛失敗後，開始援助蔣介石打內戰。1949年8月發布的美中關係《白皮書》中美國承認抗戰勝利後對蔣介石政府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多達22.5億美元。 但隨著國軍的敗退，1948年末美國開始調整政策，從「阻止中共取勝」變為「阻止中國成為蘇聯附庸」。 1949年初，司徒雷登就開始與各國大使接觸，主張各國外交官留在南京。4月23日南京解放，各小時，鄧小平就回了信，歡迎美國特使訪華，並願意親自同特使交談。
通過老布希的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中國領導人收到這樣的消息：老布希決意維護兩國的戰略關係，但他必須顧及美國民眾的情緒。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不會是永久性的，但目前在政治上是必須的。
之下，老布希對中國實施了一系列制裁；但他仍設法維護同中國的正常關係，幾次動用總統的否決權反對國會取消或有條件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議案。 金燦榮認為，老布希極有戰略意識。「他始終堅持一個大方向，美國長期利益至上，不為時勢所動，所以肯定中國的價值。我們可以假設，如果當時不是他擔任總統，換一個毛躁一點的，中美可能斷交了，退回到代辦的關係。但他能讓那種關係，雖然艱難，但基本上維持下來了。這就不容易了。」 1992年大選，4月，老布希的支持率被低迷的經濟形勢拉到了39%——一年前海灣戰爭結束時他的支持率高達82%。壓力之下，他同意向台灣出售150架F-16戰鬥機，向沙特出售價值90億美元的F-15戰鬥機。這兩宗交易一宗給了德州的公司，一宗給了加州和密蘇里州的公司，以爭取這3個在大選中非常重要的州。 老布希要駐華大使芮效儉事先轉告中方，希望得到諒解——他想爭取連任成功，再向中國人「作出補償」。 但他沒機會兌現諾言了，11月大選結果揭曉，他被柯林頓打敗了。 2001小布希先抑後揚順應潮流 1980年代末，東歐劇變。之後，蘇聯解體，冷戰終結。美國成為現代史上唯一一個幾乎在每個重要權力領域都建立了首要地位的國家。 這也意味著，對美國來說，中國失去了牽制蘇聯的戰略價值。美國甚至開始盛行「中國崩潰論」。1992年競選總統時柯林頓就說：「中國有一天也會走上東歐和前蘇聯共產黨政權的路。美國必須做它能做的一切來鼓勵這個進程。」 直到1996年5月，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弗表示，美國願意通過接觸而不是對抗來解決分歧，中美關係才開始改善。1997年江澤民訪美，次年柯林頓訪華，兩國視彼此為「建設性戰略夥伴」。此後，儘管發生美國導彈擊中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也沒有影響中美關係重回正軌。1999年11月，兩國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達成雙邊協議。2000年，美國通過了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法案。 2000年，小布希競選總統時曾攻擊柯林頓對中國過於軟弱，就像當年柯林頓攻擊他父親一樣。2001年他入主白宮，中美關係也緊張了一陣。先是發生「撞機事件」，而後美國同意李登輝訪問、陳水扁「過境」，並宣布將向台灣出售武器，甚至公開聲稱要「協防台灣」。但幾個月之後，「9·11」事件迫使美國重新思考對外政策的輕重緩急。美國認定恐怖主義是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中國一變而為反恐的「盟友」、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合作者，兩國又成為「建設性合作關係」。 和柯林頓、小布希先抑後揚不同，奧巴馬一上任就對中國很友好。或許這是因為當他上任時金融危機已經爆發了。中美通力合作，都比預期更早地擺脫了危機。奧巴馬曾向媒體公開表示，中美關係就是美國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國務卿希拉里則稱中美關係是21世紀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美國有戰略家提出了「G2」的概念，認為中美兩國可以攜手共進，取代「八國集團」解決世界經濟問題。 「9·11」和金融危機使小布希和奧巴馬得出了同一個結論：後冷戰時期美國要應對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和金融危機，不可能離開中國的合作獨自擔當。此外，環境和氣候變化、傳染性疾病等全球性問題也需要兩國共同努力。中美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多年，2010年雙邊貿易額超過3800億美元，經濟上互相依賴，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也前所未有，漸成利益共同體。 但中美關係從來都是陰晴不定的。尼克松早就說過，「我們美國人不知道怎樣當世界第二，甚至不知道怎樣當並列第一。」中國本身的崛起也給了美國很大壓力。2009年，中國取代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同年，日本出口第一大市場從美國變成中國，日本民主黨取代自民黨成為執政黨後提出「回歸亞洲」口號。第二年，受金融危機影響輕微的中國GDP超過受損嚴重的日本，比一般預測提前了5年。同時，中國在聯合國、WTO、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也比以前活躍了，在亞洲更成為推動區域合作的重要力量。 所以美國對華政策不外是「合作加防範，接觸加遏制」：在有共同利益的諸多領域合作；同時也要防範中國對美國在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利益提出挑戰。奧巴馬在一些時間一些場合稱中國為夥伴，在另一些時間另一些場合稱中國為競爭對手，甚至提出美國要「重返亞洲」。 不過就像2008年6月時任美國國務卿賴斯訪問中國時說的：「我們有分歧，但是這些分歧並沒有模糊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美國與中國就是必須合作共事,如果我們要解決在國際社會中面臨的許多挑戰的話。」在國會和輿論的壓力之下，老布希對中國實施了一系列制裁；但他仍設法維護同中國的正常關係，幾次動用總統的否決權反對國會取消或有條件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議案。
金燦榮認為，老布希極有戰略意識。「他始終堅持一個大方向，美國長期利益至上，不為時勢所動，所以肯定中國的價值。我們可以假設，如果當時不是他擔任總統，換一個毛躁一點的，中美可能斷交了，退回到代辦的關係。但他能讓那種關係，雖然艱難，但基本上維持下來了。這就不容易了。」
1992外國使團中只有蘇聯大使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周恩來讓與司徒雷登有師生之誼的黃華去南京軍管會擔任外事處長，與他進行私人接觸。 1949年5月13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司徒雷登的電報中提出了承認中共政府的3個條件：事實上控制國家的領土和行政機關；既有能力又有意願承擔其國際義務；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認可。令美國失望的是一個多月後的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宣稱新中國將奉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方針。據說司徒雷登曾請民盟的羅隆基向中共領導傳話：假如中共對美國和蘇聯採取中立態度，美國可以承認新中國，並提供30至50億美元貸款。而羅隆基得知《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不敢轉達消息，幾年後才說出來。 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美國駐華使館和各地領事館人員留守原地「觀察」中國。1950年1月，中方收回美國在北平的兵營等房產後，美國終於撤走了全部駐華人員。 1972尼克松與基辛格借力中國抗衡蘇聯 朝鮮戰爭、台海危機、敵意的政策使兩國的正常關係中斷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間，雙方長達15年（1955-1970）的大使級會談只是各說各話：中國想要解決台灣問題、被美國凍結的資產；美國勸中國放棄武力統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談判。136次會談只達成了一個協議，西方媒體稱之為「聾子的對話」。 中蘇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國的決策層卻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意識到這是個戰略機會，直到老羅斯福之後美國總統中少有的現實派尼克松走上前台。 1968年9月，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後不久，尼克松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我們必須不斷尋求機會與她談談，也與蘇聯談談。我們必須不只注意是否發生了變化，我們也必須找機會製造變化。」她，指的是中國。 機會來得很快。1969年春天，中蘇兩國發生邊境衝突。當年夏天尼克松做了個不尋常的決定：放棄虛耗時日的中美現行對話機制，引入中國為轉化力量，打破美蘇兩極對峙局面，建構戰略性三角關係。 由於中美都認為蘇聯是比對方更大的威脅，兩國對改善關係很積極。有趣的是中國釋放善意的方式。1970年10月1日，在中國國慶日的觀禮台上，美國記者斯諾被安排在了毛澤東身邊。12月，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表示他願意邀請尼克松訪問中國。中國政府高估了斯諾在美國的影響。事實上，華府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信息，直到後來通過其他管道安排好尼克松訪華之行時才知道有這麼一段公案。 1971年7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轉秘密訪問北京。為了躲避媒體，他先公開訪問了南越、泰國、印度等國，最後在巴基斯坦的歡迎晚宴上假裝肚子痛，被送往總統別墅「治療和修養」。次日凌晨，他登上了飛往北京的專機，專程前來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領航員早已在機內恭候。 由於基辛格訪問印度只用了兩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時間」也不能超過48小時，以免「厚此薄彼」。當天中午專機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就同他進行了會談。開始，基辛格有點緊張，照著事先準備的稿子念，後來看到周恩來面前只放了一張寫著要點的紙，他也收起文件夾侃侃而談起來。結果包括飛機上的時間，只用了17小時就順利完成密訪。雙方約定把尼克松訪華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16日，中美同時公布雙方達成的《公告》。當年10月，聯合國大會恢復中國席位。 據基辛格的回憶，1972年2月，毛澤東見到尼克松時，一開口就是：「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他毫不拖泥帶水地表示，中國不會動用武力對付台灣，「我們可以暫時不去管它，等個一百年吧！」毛澤東身體狀況不佳，不久前還病了一次，原本只準備談一刻鐘，但他靠意志堅持了75分鐘，最後才以詢問時間的方式，暗示會談結束。 2月27日，中美達成《上海公報》，次日發表——其中有一條顯然針對蘇聯：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一年之後，雙方又發布一份公告，同意將共同「抵抗」任何國家在「全球」建立霸權的企圖。 美國與中國合作，蘇聯的最佳選擇只能是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莫斯科原本對安排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峰會反應冷淡，拖拉了一年多；結果，基辛格密訪北京不到一個月，就迫不及待邀請美國總統去莫斯科——安排在尼克松訪問中國僅3個月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這樣解釋尼克松的動機：「尼克松飛過來和毛澤東握手，主要就是因為美國面臨蘇聯的威脅，他要借力，然後他發現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借力點。他就來了，屈尊哪，他世界首強，他主動。另外還有一個小的地緣考慮：他要從越南撤軍，有一個理論上的困難，就是所謂『多米諾骨牌』效應：如果越南被共產主義佔領，東南亞就守不住，東南亞守不住澳洲就守不住。要破解這個困境技術上講有一個環節就是把中國拉過去。」 次年，美國和越南簽署和平協定，美軍撤出了越南。中美雙方互設聯絡處，走向關係正常化。 1989老布希艱難維持中美關係 中國駐芝加哥前總領事王立向記者描述老布希和基辛格的分別：「基辛格跟你見10次也不記得你是誰，老布希見過你一次就認得你了。」這天分顯然對從政有利。 1989年1月，老布希就任美國總統。僅僅一個月後，他的第一次出訪就是到中國——這在美國總統中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代當駐華聯絡處主任那段經歷使他對中國懷有特殊感情。所以他擔任總統後親自主持對華政策，而不是由國務院或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一些美國的中國學家說他就像是「國務院中國處的主管」。黨內的保守派反對他一上任就訪問中國，剛好日本天皇去世，他就利用這機會在參加葬禮後到了中國。 老布希見到了鄧小平，鄧對中美關係感到滿意，又說，戈爾巴喬夫將於5月訪華，談得好的話，中蘇關係也可以正常化，但不可能恢復到1950年代，也就是說中蘇不會結盟。老布希放心了，向鄧保證說，「在我4年任期結束時，中美關係一定比現在更牢固、更好。」 在此之前，中美關係儘管時有波動起伏，總體上比較平穩。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之後，他的後繼者繼續尋求對華關係正常化。1978年12月16日（北京時間）中美發表了《建交公報》，兩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戰略中，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訪問美國；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發表，兩國關係進入了偶有小風波的蜜月期。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1989年初，70%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或極有好感。 可惜對中國最友好的美國總統，恰恰遭遇中美建交後最難處理的局面。布希訪華3個月後，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 6月3日深夜（美國東部時間），老布希獲知北京發生政治風波的消息後，當即給駐華大使李潔明打電話詢問事態。 6月5日早上，尼克松跟老布希通了電話，認為要看長遠，與中國的關係不能斷絕。老布希表示同意。 6月8日，他決定直接跟鄧小平通電話。中國方面表示，中國領導人沒有這樣的習慣。於是，6月20日，他給鄧寫了長信，一開頭就說他是「以一個朋友、一個真正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寫這封信的」。他希望鄧幫助他「維持這種我們都認為非常重要的關係」，除了兩國的大使之外，能有「特殊渠道」保持交往暢通，並問中方是否願意華盛頓派出密使。不到24小時，鄧小平就回了信，歡迎美國特使訪華，並願意親自同特使交談。 通過老布希的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中國領導人收到這樣的消息：老布希決意維護兩國的戰略關係，但他必須顧及美國民眾的情緒。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不會是永久性的，但目前在政治上是必須的。 在國會和輿論的壓力年大選，4月，老布希的支持率被低迷的經濟形勢拉到了之下，老布希對中國實施了一系列制裁；但他仍設法維護同中國的正常關係，幾次動用總統的否決權反對國會取消或有條件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議案。 金燦榮認為，老布希極有戰略意識。「他始終堅持一個大方向，美國長期利益至上，不為時勢所動，所以肯定中國的價值。我們可以假設，如果當時不是他擔任總統，換一個毛躁一點的，中美可能斷交了，退回到代辦的關係。但他能讓那種關係，雖然艱難，但基本上維持下來了。這就不容易了。」 1992年大選，4月，老布希的支持率被低迷的經濟形勢拉到了39%——一年前海灣戰爭結束時他的支持率高達82%。壓力之下，他同意向台灣出售150架F-16戰鬥機，向沙特出售價值90億美元的F-15戰鬥機。這兩宗交易一宗給了德州的公司，一宗給了加州和密蘇里州的公司，以爭取這3個在大選中非常重要的州。 老布希要駐華大使芮效儉事先轉告中方，希望得到諒解——他想爭取連任成功，再向中國人「作出補償」。 但他沒機會兌現諾言了，11月大選結果揭曉，他被柯林頓打敗了。 2001小布希先抑後揚順應潮流 1980年代末，東歐劇變。之後，蘇聯解體，冷戰終結。美國成為現代史上唯一一個幾乎在每個重要權力領域都建立了首要地位的國家。 這也意味著，對美國來說，中國失去了牽制蘇聯的戰略價值。美國甚至開始盛行「中國崩潰論」。1992年競選總統時柯林頓就說：「中國有一天也會走上東歐和前蘇聯共產黨政權的路。美國必須做它能做的一切來鼓勵這個進程。」 直到1996年5月，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弗表示，美國願意通過接觸而不是對抗來解決分歧，中美關係才開始改善。1997年江澤民訪美，次年柯林頓訪華，兩國視彼此為「建設性戰略夥伴」。此後，儘管發生美國導彈擊中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也沒有影響中美關係重回正軌。1999年11月，兩國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達成雙邊協議。2000年，美國通過了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法案。 2000年，小布希競選總統時曾攻擊柯林頓對中國過於軟弱，就像當年柯林頓攻擊他父親一樣。2001年他入主白宮，中美關係也緊張了一陣。先是發生「撞機事件」，而後美國同意李登輝訪問、陳水扁「過境」，並宣布將向台灣出售武器，甚至公開聲稱要「協防台灣」。但幾個月之後，「9·11」事件迫使美國重新思考對外政策的輕重緩急。美國認定恐怖主義是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中國一變而為反恐的「盟友」、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合作者，兩國又成為「建設性合作關係」。 和柯林頓、小布希先抑後揚不同，奧巴馬一上任就對中國很友好。或許這是因為當他上任時金融危機已經爆發了。中美通力合作，都比預期更早地擺脫了危機。奧巴馬曾向媒體公開表示，中美關係就是美國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國務卿希拉里則稱中美關係是21世紀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美國有戰略家提出了「G2」的概念，認為中美兩國可以攜手共進，取代「八國集團」解決世界經濟問題。 「9·11」和金融危機使小布希和奧巴馬得出了同一個結論：後冷戰時期美國要應對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和金融危機，不可能離開中國的合作獨自擔當。此外，環境和氣候變化、傳染性疾病等全球性問題也需要兩國共同努力。中美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多年，2010年雙邊貿易額超過3800億美元，經濟上互相依賴，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也前所未有，漸成利益共同體。 但中美關係從來都是陰晴不定的。尼克松早就說過，「我們美國人不知道怎樣當世界第二，甚至不知道怎樣當並列第一。」中國本身的崛起也給了美國很大壓力。2009年，中國取代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同年，日本出口第一大市場從美國變成中國，日本民主黨取代自民黨成為執政黨後提出「回歸亞洲」口號。第二年，受金融危機影響輕微的中國GDP超過受損嚴重的日本，比一般預測提前了5年。同時，中國在聯合國、WTO、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也比以前活躍了，在亞洲更成為推動區域合作的重要力量。 所以美國對華政策不外是「合作加防範，接觸加遏制」：在有共同利益的諸多領域合作；同時也要防範中國對美國在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利益提出挑戰。奧巴馬在一些時間一些場合稱中國為夥伴，在另一些時間另一些場合稱中國為競爭對手，甚至提出美國要「重返亞洲」。 不過就像2008年6月時任美國國務卿賴斯訪問中國時說的：「我們有分歧，但是這些分歧並沒有模糊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美國與中國就是必須合作共事,如果我們要解決在國際社會中面臨的許多挑戰的話。」 39%——一年前海灣戰爭結束時他的支持率高達82%外國使團中只有蘇聯大使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周恩來讓與司徒雷登有師生之誼的黃華去南京軍管會擔任外事處長，與他進行私人接觸。 1949年5月13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司徒雷登的電報中提出了承認中共政府的3個條件：事實上控制國家的領土和行政機關；既有能力又有意願承擔其國際義務；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認可。令美國失望的是一個多月後的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宣稱新中國將奉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方針。據說司徒雷登曾請民盟的羅隆基向中共領導傳話：假如中共對美國和蘇聯採取中立態度，美國可以承認新中國，並提供30至50億美元貸款。而羅隆基得知《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不敢轉達消息，幾年後才說出來。 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美國駐華使館和各地領事館人員留守原地「觀察」中國。1950年1月，中方收回美國在北平的兵營等房產後，美國終於撤走了全部駐華人員。 1972尼克松與基辛格借力中國抗衡蘇聯 朝鮮戰爭、台海危機、敵意的政策使兩國的正常關係中斷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間，雙方長達15年（1955-1970）的大使級會談只是各說各話：中國想要解決台灣問題、被美國凍結的資產；美國勸中國放棄武力統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談判。136次會談只達成了一個協議，西方媒體稱之為「聾子的對話」。 中蘇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國的決策層卻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意識到這是個戰略機會，直到老羅斯福之後美國總統中少有的現實派尼克松走上前台。 1968年9月，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後不久，尼克松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我們必須不斷尋求機會與她談談，也與蘇聯談談。我們必須不只注意是否發生了變化，我們也必須找機會製造變化。」她，指的是中國。 機會來得很快。1969年春天，中蘇兩國發生邊境衝突。當年夏天尼克松做了個不尋常的決定：放棄虛耗時日的中美現行對話機制，引入中國為轉化力量，打破美蘇兩極對峙局面，建構戰略性三角關係。 由於中美都認為蘇聯是比對方更大的威脅，兩國對改善關係很積極。有趣的是中國釋放善意的方式。1970年10月1日，在中國國慶日的觀禮台上，美國記者斯諾被安排在了毛澤東身邊。12月，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表示他願意邀請尼克松訪問中國。中國政府高估了斯諾在美國的影響。事實上，華府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信息，直到後來通過其他管道安排好尼克松訪華之行時才知道有這麼一段公案。 1971年7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轉秘密訪問北京。為了躲避媒體，他先公開訪問了南越、泰國、印度等國，最後在巴基斯坦的歡迎晚宴上假裝肚子痛，被送往總統別墅「治療和修養」。次日凌晨，他登上了飛往北京的專機，專程前來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領航員早已在機內恭候。 由於基辛格訪問印度只用了兩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時間」也不能超過48小時，以免「厚此薄彼」。當天中午專機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就同他進行了會談。開始，基辛格有點緊張，照著事先準備的稿子念，後來看到周恩來面前只放了一張寫著要點的紙，他也收起文件夾侃侃而談起來。結果包括飛機上的時間，只用了17小時就順利完成密訪。雙方約定把尼克松訪華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16日，中美同時公布雙方達成的《公告》。當年10月，聯合國大會恢復中國席位。 據基辛格的回憶，1972年2月，毛澤東見到尼克松時，一開口就是：「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他毫不拖泥帶水地表示，中國不會動用武力對付台灣，「我們可以暫時不去管它，等個一百年吧！」毛澤東身體狀況不佳，不久前還病了一次，原本只準備談一刻鐘，但他靠意志堅持了75分鐘，最後才以詢問時間的方式，暗示會談結束。 2月27日，中美達成《上海公報》，次日發表——其中有一條顯然針對蘇聯：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一年之後，雙方又發布一份公告，同意將共同「抵抗」任何國家在「全球」建立霸權的企圖。 美國與中國合作，蘇聯的最佳選擇只能是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莫斯科原本對安排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峰會反應冷淡，拖拉了一年多；結果，基辛格密訪北京不到一個月，就迫不及待邀請美國總統去莫斯科——安排在尼克松訪問中國僅3個月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這樣解釋尼克松的動機：「尼克松飛過來和毛澤東握手，主要就是因為美國面臨蘇聯的威脅，他要借力，然後他發現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借力點。他就來了，屈尊哪，他世界首強，他主動。另外還有一個小的地緣考慮：他要從越南撤軍，有一個理論上的困難，就是所謂『多米諾骨牌』效應：如果越南被共產主義佔領，東南亞就守不住，東南亞守不住澳洲就守不住。要破解這個困境技術上講有一個環節就是把中國拉過去。」 次年，美國和越南簽署和平協定，美軍撤出了越南。中美雙方互設聯絡處，走向關係正常化。 1989老布希艱難維持中美關係 中國駐芝加哥前總領事王立向記者描述老布希和基辛格的分別：「基辛格跟你見10次也不記得你是誰，老布希見過你一次就認得你了。」這天分顯然對從政有利。 1989年1月，老布希就任美國總統。僅僅一個月後，他的第一次出訪就是到中國——這在美國總統中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代當駐華聯絡處主任那段經歷使他對中國懷有特殊感情。所以他擔任總統後親自主持對華政策，而不是由國務院或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一些美國的中國學家說他就像是「國務院中國處的主管」。黨內的保守派反對他一上任就訪問中國，剛好日本天皇去世，他就利用這機會在參加葬禮後到了中國。 老布希見到了鄧小平，鄧對中美關係感到滿意，又說，戈爾巴喬夫將於5月訪華，談得好的話，中蘇關係也可以正常化，但不可能恢復到1950年代，也就是說中蘇不會結盟。老布希放心了，向鄧保證說，「在我4年任期結束時，中美關係一定比現在更牢固、更好。」 在此之前，中美關係儘管時有波動起伏，總體上比較平穩。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之後，他的後繼者繼續尋求對華關係正常化。1978年12月16日（北京時間）中美發表了《建交公報》，兩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戰略中，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訪問美國；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發表，兩國關係進入了偶有小風波的蜜月期。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1989年初，70%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或極有好感。 可惜對中國最友好的美國總統，恰恰遭遇中美建交後最難處理的局面。布希訪華3個月後，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 6月3日深夜（美國東部時間），老布希獲知北京發生政治風波的消息後，當即給駐華大使李潔明打電話詢問事態。 6月5日早上，尼克松跟老布希通了電話，認為要看長遠，與中國的關係不能斷絕。老布希表示同意。 6月8日，他決定直接跟鄧小平通電話。中國方面表示，中國領導人沒有這樣的習慣。於是，6月20日，他給鄧寫了長信，一開頭就說他是「以一個朋友、一個真正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寫這封信的」。他希望鄧幫助他「維持這種我們都認為非常重要的關係」，除了兩國的大使之外，能有「特殊渠道」保持交往暢通，並問中方是否願意華盛頓派出密使。不到24小時，鄧小平就回了信，歡迎美國特使訪華，並願意親自同特使交談。 通過老布希的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中國領導人收到這樣的消息：老布希決意維護兩國的戰略關係，但他必須顧及美國民眾的情緒。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不會是永久性的，但目前在政治上是必須的。 在國會和輿論的壓力。壓力之下，他同意向台灣出售150架F-16戰鬥機，向沙特出售價值90億美元的F-15戰鬥機。這兩宗交易一宗給了德州的公司，一宗給了加州和密蘇里州的公司，以爭取這3個在大選中非常重要的州。
老布希要駐華大使芮效儉事先轉告中方，希望得到諒解——他想爭取連任成功，再向中國人「作出補償」。
但他沒機會兌現諾言了，11月大選結果揭曉，他被柯林頓打敗了。
1972年2月，周恩來總理陪同尼克松總統在杭州遊覽西湖，雙方繼續商談有關兩國聯合公報問題 威爾遜 羅斯福（右）和杜魯門 尼克松（右）與基辛格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編輯部 20世紀之所以常常被稱為「美國世紀」，自然和美國的「全球化進程」有密切關聯。對美國而言，兩次世界大戰既是災難，又是極難得的機遇——對任何其他國家，它們都只是災難。因為美國在戰爭中的決定性力量，它有兩次機會按自己的意願把這個世界塑造成它喜歡的樣子。 第一次它失敗了。威爾遜提出號稱「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計劃」，倡議為永保和平而建立國聯，結果先被歐洲權力政治大打折扣，後被自己的人民否決。首倡國聯的美國反而沒加入國聯。美國人似乎還沒做好「達則兼善天下」的準備，不肯為大西洋彼岸的安全問題多操心。10年後，經濟危機（1929年至1931年）更使其連「獨善其身」也不可得。 第二次它成功了。與上一次不同，美國人沒有再規避責任，決心領導世界。雄才大略的羅斯福將美國對戰後世界秩序承擔主要責任視為理所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關貿總協定、重建的歐洲和日本見證了一個美國經濟資源和價值觀念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被接受的世界，尤其在數十年後蘇聯解體時。 這麼說也許沒錯：在美國的世界秩序構想中，中國的位置一直在變化。中美關係對兩國來說一開始並不那麼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斷遞增，越到後來越是重要。到二戰時已對雙方都有重要意義。 以二戰為界，20世紀的中美關係總有個「第三者」，前半段是日本，後半段是蘇聯，與中、美構成一種「三角關係」。一戰結束之後，為了爭取日本參加國聯，美國在巴黎和會犧牲了中國；二戰時中美卻成了盟友，聯手打敗日本。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倒向蘇聯，受到美國遏制；20年後中美結盟，共同制衡蘇聯。從某種意義上講，兩國直到1990年代才進入了真正的「雙邊關係」，最近10年，更有可能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 美國駐華使節是波動起伏的中美關係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所謂「外交授權有限」，他們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執行者，有時卻也能影響政策。他們一般要請示華盛頓對重大事件的工作指示，不管個人觀點如何堅決奉行白宮和國務院所定的對華政策；但特殊的身份和強烈的個性，對中國的真切接觸和對美國長遠利益的考量，有時使他們越出這界限。從他們的資歷來說，要麼是總統政治性任命的，要麼是外交機構里的職業官員（少數人兼而有之）。一般前者來之前對中國了解不多，但也更少偏見，因為同總統有私密關係，有時可以越過國務院直接向總統陳情；後者常常是會說漢語的「中國通」，遇事更多向國務院請示彙報。 我們選出了美國大使中的5位代表人物，與讀者分享他們的故事： 蒲安臣，先後任美國第13任公使和清朝第一位全權使節，曾代表清政府出使美、英、法、德、俄諸國。 司徒雷登，傳教士，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及《別了，司徒雷登》的主角，他試圖讓新中國同美國合作。 老布希，可能是中國人最熟悉的大使，後來也成為對中國最友好的總統，在關鍵時刻維護了中美關係。 洪博培，已經宣布參加2012年美國大選，他在中國任期雖短，經歷的風雨和收穫的讚譽卻不少。 駱家輝，美國歷史上首位華裔州長，剛剛卸任的商務部長，7月即將到任的駐華大使，他需要在華裔背景和美國利益之間做出微妙平衡。 1919威爾遜犧牲中國綏靖日本 在19世紀，美國的對華政策常常唯英國馬首是瞻，之後隨著實力的不斷增強，對華外交也逐漸獨立。1900年前後，歐洲列強各自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為保護在華利益，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承認列強的勢力範圍和既得權利為前提，要求他們向美國開放。對中國來說，這一政策的正面意義是提出了要「保護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此後三十多年，「門戶開放」成為美國對華關係基本原則。 列強之中，最有超越「門戶開放」、獨佔中國衝動的是日本。 「一戰」爆發，日本利用與英國的結盟，把德國趕出了中國（山東半島）和西太平洋（加羅林、馬里亞納和馬紹爾群島）。此時，歐洲力量在亞洲的影響暫時消退，美國成為惟一能影響中日紛爭的國家。 辛亥革命後，美國是西方列強中最早承認袁世凱政府的，不但派遣著名政治學家和行政學家弗蘭克·古德諾擔任袁世凱的特別顧問，還鼓勵美國銀行家向中國的鐵路和工業投資。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美國表示反對，同時卻承認日本在滿洲等鄰近日本的地區有「特殊利益」。在1917年的《蘭辛-石井協定》中，美國再次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 美國參加一戰後，中國也對德、奧宣戰，期待通過這場形式勝過實質的「戰爭」，沒收兩國在中國的資產，終止與他們的不平等條約。 1918年11月德國投降，一戰結束。1919年1月，戰勝國在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在和會上，日本代表要求將山東的權益無條件讓予日本。中國代表去見威爾遜，希望他主持公道。威爾遜表示：他對日本代表提出如此天真的要求很驚訝，建議中國代表也坦率地陳述中國的主張。 駐華公使芮恩施密切關注著這些情況。在和會召開前，他就致函國務院和威爾遜，強調中國問題必須得到公正解決，「否則我們必須放棄使這個世界免遭軍國主義災難的希望」。威爾遜卻向日本讓步了。巴黎和會的結果是中國空歡喜一場，取代一種不平等的是另一種不平等，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日本繼承。 1945-1949羅斯福與杜魯門盟友撤離中美反目 和一戰時很相似，二戰開始階段美國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次日，美國向日本宣戰；同日，中國也正式對日宣戰，這時中日戰爭已經打了4年。 接下來4年中美進行了一系列合作：雙方達成5億美元的貸款協定，美國將軍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首腦會議，討論對日戰略，《開羅宣言》宣告日本必須歸還中國領土。 羅斯福關於戰後世界的構想中，中國扮演著重要角色。他的「四大警察論」，設想美、英、蘇、中，以類似世界理事會的方式來維持和平。把中國列入四強部分是出於禮貌，部分是因為美國在亞洲需要有一個支持者。因此，美國不顧英國反對，支持中國成為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在時殷弘看來：「羅斯福雄才大略，看到未來，知道亞洲民族主義總是要起來的——本質上是厭惡西方的。這些新興民族主義國家能不能追隨美國，那麼當然，中國很重要，是一個樣板。美國在中國做好了，就可以引導其他亞洲新興國家。另一個戰略意義，是讓中國盟友承擔起亞洲一大部分監管任務。這兩個意義無論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還是在美國的對外關係中，當然都是很重大的。」 如果「四大警察」之一拒絕他的角色又會如何，尤其是當這個不合群的警察恰巧是力量僅次於美國的蘇聯時？羅斯福來不及回答這個問題。1945年4月，日本尚未投降，他就病逝了。 在1945-1950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美國對國共兩黨的態度一開始就有所不同。日本投降當日，杜魯門命令日軍只能向蔣介石政府投降就很說明問題。1946年7月12日——一天前，司徒雷登剛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美國調停國共糾紛失敗後，開始援助蔣介石打內戰。1949年8月發布的美中關係《白皮書》中美國承認抗戰勝利後對蔣介石政府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多達22.5億美元。 但隨著國軍的敗退，1948年末美國開始調整政策，從「阻止中共取勝」變為「阻止中國成為蘇聯附庸」。 1949年初，司徒雷登就開始與各國大使接觸，主張各國外交官留在南京。4月23日南京解放，各2001之下，老布希對中國實施了一系列制裁；但他仍設法維護同中國的正常關係，幾次動用總統的否決權反對國會取消或有條件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議案。 金燦榮認為，老布希極有戰略意識。「他始終堅持一個大方向，美國長期利益至上，不為時勢所動，所以肯定中國的價值。我們可以假設，如果當時不是他擔任總統，換一個毛躁一點的，中美可能斷交了，退回到代辦的關係。但他能讓那種關係，雖然艱難，但基本上維持下來了。這就不容易了。」 1992年大選，4月，老布希的支持率被低迷的經濟形勢拉到了39%——一年前海灣戰爭結束時他的支持率高達82%。壓力之下，他同意向台灣出售150架F-16戰鬥機，向沙特出售價值90億美元的F-15戰鬥機。這兩宗交易一宗給了德州的公司，一宗給了加州和密蘇里州的公司，以爭取這3個在大選中非常重要的州。 老布希要駐華大使芮效儉事先轉告中方，希望得到諒解——他想爭取連任成功，再向中國人「作出補償」。 但他沒機會兌現諾言了，11月大選結果揭曉，他被柯林頓打敗了。 2001小布希先抑後揚順應潮流 1980年代末，東歐劇變。之後，蘇聯解體，冷戰終結。美國成為現代史上唯一一個幾乎在每個重要權力領域都建立了首要地位的國家。 這也意味著，對美國來說，中國失去了牽制蘇聯的戰略價值。美國甚至開始盛行「中國崩潰論」。1992年競選總統時柯林頓就說：「中國有一天也會走上東歐和前蘇聯共產黨政權的路。美國必須做它能做的一切來鼓勵這個進程。」 直到1996年5月，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弗表示，美國願意通過接觸而不是對抗來解決分歧，中美關係才開始改善。1997年江澤民訪美，次年柯林頓訪華，兩國視彼此為「建設性戰略夥伴」。此後，儘管發生美國導彈擊中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也沒有影響中美關係重回正軌。1999年11月，兩國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達成雙邊協議。2000年，美國通過了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法案。 2000年，小布希競選總統時曾攻擊柯林頓對中國過於軟弱，就像當年柯林頓攻擊他父親一樣。2001年他入主白宮，中美關係也緊張了一陣。先是發生「撞機事件」，而後美國同意李登輝訪問、陳水扁「過境」，並宣布將向台灣出售武器，甚至公開聲稱要「協防台灣」。但幾個月之後，「9·11」事件迫使美國重新思考對外政策的輕重緩急。美國認定恐怖主義是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中國一變而為反恐的「盟友」、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合作者，兩國又成為「建設性合作關係」。 和柯林頓、小布希先抑後揚不同，奧巴馬一上任就對中國很友好。或許這是因為當他上任時金融危機已經爆發了。中美通力合作，都比預期更早地擺脫了危機。奧巴馬曾向媒體公開表示，中美關係就是美國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國務卿希拉里則稱中美關係是21世紀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美國有戰略家提出了「G2」的概念，認為中美兩國可以攜手共進，取代「八國集團」解決世界經濟問題。 「9·11」和金融危機使小布希和奧巴馬得出了同一個結論：後冷戰時期美國要應對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和金融危機，不可能離開中國的合作獨自擔當。此外，環境和氣候變化、傳染性疾病等全球性問題也需要兩國共同努力。中美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多年，2010年雙邊貿易額超過3800億美元，經濟上互相依賴，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也前所未有，漸成利益共同體。 但中美關係從來都是陰晴不定的。尼克松早就說過，「我們美國人不知道怎樣當世界第二，甚至不知道怎樣當並列第一。」中國本身的崛起也給了美國很大壓力。2009年，中國取代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同年，日本出口第一大市場從美國變成中國，日本民主黨取代自民黨成為執政黨後提出「回歸亞洲」口號。第二年，受金融危機影響輕微的中國GDP超過受損嚴重的日本，比一般預測提前了5年。同時，中國在聯合國、WTO、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也比以前活躍了，在亞洲更成為推動區域合作的重要力量。 所以美國對華政策不外是「合作加防範，接觸加遏制」：在有共同利益的諸多領域合作；同時也要防範中國對美國在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利益提出挑戰。奧巴馬在一些時間一些場合稱中國為夥伴，在另一些時間另一些場合稱中國為競爭對手，甚至提出美國要「重返亞洲」。 不過就像2008年6月時任美國國務卿賴斯訪問中國時說的：「我們有分歧，但是這些分歧並沒有模糊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美國與中國就是必須合作共事,如果我們要解決在國際社會中面臨的許多挑戰的話。」 小布希先抑後揚順應潮流
1980外國使團中只有蘇聯大使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周恩來讓與司徒雷登有師生之誼的黃華去南京軍管會擔任外事處長，與他進行私人接觸。 1949年5月13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司徒雷登的電報中提出了承認中共政府的3個條件：事實上控制國家的領土和行政機關；既有能力又有意願承擔其國際義務；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認可。令美國失望的是一個多月後的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宣稱新中國將奉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方針。據說司徒雷登曾請民盟的羅隆基向中共領導傳話：假如中共對美國和蘇聯採取中立態度，美國可以承認新中國，並提供30至50億美元貸款。而羅隆基得知《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不敢轉達消息，幾年後才說出來。 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美國駐華使館和各地領事館人員留守原地「觀察」中國。1950年1月，中方收回美國在北平的兵營等房產後，美國終於撤走了全部駐華人員。 1972尼克松與基辛格借力中國抗衡蘇聯 朝鮮戰爭、台海危機、敵意的政策使兩國的正常關係中斷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間，雙方長達15年（1955-1970）的大使級會談只是各說各話：中國想要解決台灣問題、被美國凍結的資產；美國勸中國放棄武力統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談判。136次會談只達成了一個協議，西方媒體稱之為「聾子的對話」。 中蘇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國的決策層卻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意識到這是個戰略機會，直到老羅斯福之後美國總統中少有的現實派尼克松走上前台。 1968年9月，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後不久，尼克松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我們必須不斷尋求機會與她談談，也與蘇聯談談。我們必須不只注意是否發生了變化，我們也必須找機會製造變化。」她，指的是中國。 機會來得很快。1969年春天，中蘇兩國發生邊境衝突。當年夏天尼克松做了個不尋常的決定：放棄虛耗時日的中美現行對話機制，引入中國為轉化力量，打破美蘇兩極對峙局面，建構戰略性三角關係。 由於中美都認為蘇聯是比對方更大的威脅，兩國對改善關係很積極。有趣的是中國釋放善意的方式。1970年10月1日，在中國國慶日的觀禮台上，美國記者斯諾被安排在了毛澤東身邊。12月，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表示他願意邀請尼克松訪問中國。中國政府高估了斯諾在美國的影響。事實上，華府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信息，直到後來通過其他管道安排好尼克松訪華之行時才知道有這麼一段公案。 1971年7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轉秘密訪問北京。為了躲避媒體，他先公開訪問了南越、泰國、印度等國，最後在巴基斯坦的歡迎晚宴上假裝肚子痛，被送往總統別墅「治療和修養」。次日凌晨，他登上了飛往北京的專機，專程前來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領航員早已在機內恭候。 由於基辛格訪問印度只用了兩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時間」也不能超過48小時，以免「厚此薄彼」。當天中午專機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就同他進行了會談。開始，基辛格有點緊張，照著事先準備的稿子念，後來看到周恩來面前只放了一張寫著要點的紙，他也收起文件夾侃侃而談起來。結果包括飛機上的時間，只用了17小時就順利完成密訪。雙方約定把尼克松訪華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16日，中美同時公布雙方達成的《公告》。當年10月，聯合國大會恢復中國席位。 據基辛格的回憶，1972年2月，毛澤東見到尼克松時，一開口就是：「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他毫不拖泥帶水地表示，中國不會動用武力對付台灣，「我們可以暫時不去管它，等個一百年吧！」毛澤東身體狀況不佳，不久前還病了一次，原本只準備談一刻鐘，但他靠意志堅持了75分鐘，最後才以詢問時間的方式，暗示會談結束。 2月27日，中美達成《上海公報》，次日發表——其中有一條顯然針對蘇聯：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一年之後，雙方又發布一份公告，同意將共同「抵抗」任何國家在「全球」建立霸權的企圖。 美國與中國合作，蘇聯的最佳選擇只能是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莫斯科原本對安排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峰會反應冷淡，拖拉了一年多；結果，基辛格密訪北京不到一個月，就迫不及待邀請美國總統去莫斯科——安排在尼克松訪問中國僅3個月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這樣解釋尼克松的動機：「尼克松飛過來和毛澤東握手，主要就是因為美國面臨蘇聯的威脅，他要借力，然後他發現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借力點。他就來了，屈尊哪，他世界首強，他主動。另外還有一個小的地緣考慮：他要從越南撤軍，有一個理論上的困難，就是所謂『多米諾骨牌』效應：如果越南被共產主義佔領，東南亞就守不住，東南亞守不住澳洲就守不住。要破解這個困境技術上講有一個環節就是把中國拉過去。」 次年，美國和越南簽署和平協定，美軍撤出了越南。中美雙方互設聯絡處，走向關係正常化。 1989老布希艱難維持中美關係 中國駐芝加哥前總領事王立向記者描述老布希和基辛格的分別：「基辛格跟你見10次也不記得你是誰，老布希見過你一次就認得你了。」這天分顯然對從政有利。 1989年1月，老布希就任美國總統。僅僅一個月後，他的第一次出訪就是到中國——這在美國總統中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代當駐華聯絡處主任那段經歷使他對中國懷有特殊感情。所以他擔任總統後親自主持對華政策，而不是由國務院或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一些美國的中國學家說他就像是「國務院中國處的主管」。黨內的保守派反對他一上任就訪問中國，剛好日本天皇去世，他就利用這機會在參加葬禮後到了中國。 老布希見到了鄧小平，鄧對中美關係感到滿意，又說，戈爾巴喬夫將於5月訪華，談得好的話，中蘇關係也可以正常化，但不可能恢復到1950年代，也就是說中蘇不會結盟。老布希放心了，向鄧保證說，「在我4年任期結束時，中美關係一定比現在更牢固、更好。」 在此之前，中美關係儘管時有波動起伏，總體上比較平穩。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之後，他的後繼者繼續尋求對華關係正常化。1978年12月16日（北京時間）中美發表了《建交公報》，兩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戰略中，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訪問美國；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發表，兩國關係進入了偶有小風波的蜜月期。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1989年初，70%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或極有好感。 可惜對中國最友好的美國總統，恰恰遭遇中美建交後最難處理的局面。布希訪華3個月後，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 6月3日深夜（美國東部時間），老布希獲知北京發生政治風波的消息後，當即給駐華大使李潔明打電話詢問事態。 6月5日早上，尼克松跟老布希通了電話，認為要看長遠，與中國的關係不能斷絕。老布希表示同意。 6月8日，他決定直接跟鄧小平通電話。中國方面表示，中國領導人沒有這樣的習慣。於是，6月20日，他給鄧寫了長信，一開頭就說他是「以一個朋友、一個真正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寫這封信的」。他希望鄧幫助他「維持這種我們都認為非常重要的關係」，除了兩國的大使之外，能有「特殊渠道」保持交往暢通，並問中方是否願意華盛頓派出密使。不到24小時，鄧小平就回了信，歡迎美國特使訪華，並願意親自同特使交談。 通過老布希的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中國領導人收到這樣的消息：老布希決意維護兩國的戰略關係，但他必須顧及美國民眾的情緒。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不會是永久性的，但目前在政治上是必須的。 在國會和輿論的壓力年代末，東歐劇變。之後，蘇聯解體，冷戰終結。美國成為現代史上唯一一個幾乎在每個重要權力領域都建立了首要地位的國家。
這也意味著，對美國來說，中國失去了牽制蘇聯的戰略價值。美國甚至開始盛行「中國崩潰論」。1992年競選總統時柯林頓就說：「中國有一天也會走上東歐和前蘇聯共產黨政權的路。美國必須做它能做的一切來鼓勵這個進程。」
外國使團中只有蘇聯大使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周恩來讓與司徒雷登有師生之誼的黃華去南京軍管會擔任外事處長，與他進行私人接觸。 1949年5月13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司徒雷登的電報中提出了承認中共政府的3個條件：事實上控制國家的領土和行政機關；既有能力又有意願承擔其國際義務；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認可。令美國失望的是一個多月後的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宣稱新中國將奉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方針。據說司徒雷登曾請民盟的羅隆基向中共領導傳話：假如中共對美國和蘇聯採取中立態度，美國可以承認新中國，並提供30至50億美元貸款。而羅隆基得知《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不敢轉達消息，幾年後才說出來。 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美國駐華使館和各地領事館人員留守原地「觀察」中國。1950年1月，中方收回美國在北平的兵營等房產後，美國終於撤走了全部駐華人員。 1972尼克松與基辛格借力中國抗衡蘇聯 朝鮮戰爭、台海危機、敵意的政策使兩國的正常關係中斷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間，雙方長達15年（1955-1970）的大使級會談只是各說各話：中國想要解決台灣問題、被美國凍結的資產；美國勸中國放棄武力統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談判。136次會談只達成了一個協議，西方媒體稱之為「聾子的對話」。 中蘇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國的決策層卻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意識到這是個戰略機會，直到老羅斯福之後美國總統中少有的現實派尼克松走上前台。 1968年9月，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後不久，尼克松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我們必須不斷尋求機會與她談談，也與蘇聯談談。我們必須不只注意是否發生了變化，我們也必須找機會製造變化。」她，指的是中國。 機會來得很快。1969年春天，中蘇兩國發生邊境衝突。當年夏天尼克松做了個不尋常的決定：放棄虛耗時日的中美現行對話機制，引入中國為轉化力量，打破美蘇兩極對峙局面，建構戰略性三角關係。 由於中美都認為蘇聯是比對方更大的威脅，兩國對改善關係很積極。有趣的是中國釋放善意的方式。1970年10月1日，在中國國慶日的觀禮台上，美國記者斯諾被安排在了毛澤東身邊。12月，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表示他願意邀請尼克松訪問中國。中國政府高估了斯諾在美國的影響。事實上，華府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信息，直到後來通過其他管道安排好尼克松訪華之行時才知道有這麼一段公案。 1971年7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轉秘密訪問北京。為了躲避媒體，他先公開訪問了南越、泰國、印度等國，最後在巴基斯坦的歡迎晚宴上假裝肚子痛，被送往總統別墅「治療和修養」。次日凌晨，他登上了飛往北京的專機，專程前來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領航員早已在機內恭候。 由於基辛格訪問印度只用了兩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時間」也不能超過48小時，以免「厚此薄彼」。當天中午專機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就同他進行了會談。開始，基辛格有點緊張，照著事先準備的稿子念，後來看到周恩來面前只放了一張寫著要點的紙，他也收起文件夾侃侃而談起來。結果包括飛機上的時間，只用了17小時就順利完成密訪。雙方約定把尼克松訪華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16日，中美同時公布雙方達成的《公告》。當年10月，聯合國大會恢復中國席位。 據基辛格的回憶，1972年2月，毛澤東見到尼克松時，一開口就是：「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他毫不拖泥帶水地表示，中國不會動用武力對付台灣，「我們可以暫時不去管它，等個一百年吧！」毛澤東身體狀況不佳，不久前還病了一次，原本只準備談一刻鐘，但他靠意志堅持了75分鐘，最後才以詢問時間的方式，暗示會談結束。 2月27日，中美達成《上海公報》，次日發表——其中有一條顯然針對蘇聯：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一年之後，雙方又發布一份公告，同意將共同「抵抗」任何國家在「全球」建立霸權的企圖。 美國與中國合作，蘇聯的最佳選擇只能是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莫斯科原本對安排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峰會反應冷淡，拖拉了一年多；結果，基辛格密訪北京不到一個月，就迫不及待邀請美國總統去莫斯科——安排在尼克松訪問中國僅3個月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這樣解釋尼克松的動機：「尼克松飛過來和毛澤東握手，主要就是因為美國面臨蘇聯的威脅，他要借力，然後他發現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借力點。他就來了，屈尊哪，他世界首強，他主動。另外還有一個小的地緣考慮：他要從越南撤軍，有一個理論上的困難，就是所謂『多米諾骨牌』效應：如果越南被共產主義佔領，東南亞就守不住，東南亞守不住澳洲就守不住。要破解這個困境技術上講有一個環節就是把中國拉過去。」 次年，美國和越南簽署和平協定，美軍撤出了越南。中美雙方互設聯絡處，走向關係正常化。 1989老布希艱難維持中美關係 中國駐芝加哥前總領事王立向記者描述老布希和基辛格的分別：「基辛格跟你見10次也不記得你是誰，老布希見過你一次就認得你了。」這天分顯然對從政有利。 1989年1月，老布希就任美國總統。僅僅一個月後，他的第一次出訪就是到中國——這在美國總統中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代當駐華聯絡處主任那段經歷使他對中國懷有特殊感情。所以他擔任總統後親自主持對華政策，而不是由國務院或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一些美國的中國學家說他就像是「國務院中國處的主管」。黨內的保守派反對他一上任就訪問中國，剛好日本天皇去世，他就利用這機會在參加葬禮後到了中國。 老布希見到了鄧小平，鄧對中美關係感到滿意，又說，戈爾巴喬夫將於5月訪華，談得好的話，中蘇關係也可以正常化，但不可能恢復到1950年代，也就是說中蘇不會結盟。老布希放心了，向鄧保證說，「在我4年任期結束時，中美關係一定比現在更牢固、更好。」 在此之前，中美關係儘管時有波動起伏，總體上比較平穩。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之後，他的後繼者繼續尋求對華關係正常化。1978年12月16日（北京時間）中美發表了《建交公報》，兩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戰略中，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訪問美國；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發表，兩國關係進入了偶有小風波的蜜月期。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1989年初，70%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或極有好感。 可惜對中國最友好的美國總統，恰恰遭遇中美建交後最難處理的局面。布希訪華3個月後，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 6月3日深夜（美國東部時間），老布希獲知北京發生政治風波的消息後，當即給駐華大使李潔明打電話詢問事態。 6月5日早上，尼克松跟老布希通了電話，認為要看長遠，與中國的關係不能斷絕。老布希表示同意。 6月8日，他決定直接跟鄧小平通電話。中國方面表示，中國領導人沒有這樣的習慣。於是，6月20日，他給鄧寫了長信，一開頭就說他是「以一個朋友、一個真正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寫這封信的」。他希望鄧幫助他「維持這種我們都認為非常重要的關係」，除了兩國的大使之外，能有「特殊渠道」保持交往暢通，並問中方是否願意華盛頓派出密使。不到24小時，鄧小平就回了信，歡迎美國特使訪華，並願意親自同特使交談。 通過老布希的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中國領導人收到這樣的消息：老布希決意維護兩國的戰略關係，但他必須顧及美國民眾的情緒。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不會是永久性的，但目前在政治上是必須的。 在國會和輿論的壓力直到1996外國使團中只有蘇聯大使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周恩來讓與司徒雷登有師生之誼的黃華去南京軍管會擔任外事處長，與他進行私人接觸。 1949年5月13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司徒雷登的電報中提出了承認中共政府的3個條件：事實上控制國家的領土和行政機關；既有能力又有意願承擔其國際義務；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認可。令美國失望的是一個多月後的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宣稱新中國將奉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方針。據說司徒雷登曾請民盟的羅隆基向中共領導傳話：假如中共對美國和蘇聯採取中立態度，美國可以承認新中國，並提供30至50億美元貸款。而羅隆基得知《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不敢轉達消息，幾年後才說出來。 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美國駐華使館和各地領事館人員留守原地「觀察」中國。1950年1月，中方收回美國在北平的兵營等房產後，美國終於撤走了全部駐華人員。 1972尼克松與基辛格借力中國抗衡蘇聯 朝鮮戰爭、台海危機、敵意的政策使兩國的正常關係中斷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間，雙方長達15年（1955-1970）的大使級會談只是各說各話：中國想要解決台灣問題、被美國凍結的資產；美國勸中國放棄武力統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談判。136次會談只達成了一個協議，西方媒體稱之為「聾子的對話」。 中蘇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國的決策層卻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意識到這是個戰略機會，直到老羅斯福之後美國總統中少有的現實派尼克松走上前台。 1968年9月，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後不久，尼克松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我們必須不斷尋求機會與她談談，也與蘇聯談談。我們必須不只注意是否發生了變化，我們也必須找機會製造變化。」她，指的是中國。 機會來得很快。1969年春天，中蘇兩國發生邊境衝突。當年夏天尼克松做了個不尋常的決定：放棄虛耗時日的中美現行對話機制，引入中國為轉化力量，打破美蘇兩極對峙局面，建構戰略性三角關係。 由於中美都認為蘇聯是比對方更大的威脅，兩國對改善關係很積極。有趣的是中國釋放善意的方式。1970年10月1日，在中國國慶日的觀禮台上，美國記者斯諾被安排在了毛澤東身邊。12月，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表示他願意邀請尼克松訪問中國。中國政府高估了斯諾在美國的影響。事實上，華府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信息，直到後來通過其他管道安排好尼克松訪華之行時才知道有這麼一段公案。 1971年7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轉秘密訪問北京。為了躲避媒體，他先公開訪問了南越、泰國、印度等國，最後在巴基斯坦的歡迎晚宴上假裝肚子痛，被送往總統別墅「治療和修養」。次日凌晨，他登上了飛往北京的專機，專程前來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領航員早已在機內恭候。 由於基辛格訪問印度只用了兩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時間」也不能超過48小時，以免「厚此薄彼」。當天中午專機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就同他進行了會談。開始，基辛格有點緊張，照著事先準備的稿子念，後來看到周恩來面前只放了一張寫著要點的紙，他也收起文件夾侃侃而談起來。結果包括飛機上的時間，只用了17小時就順利完成密訪。雙方約定把尼克松訪華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16日，中美同時公布雙方達成的《公告》。當年10月，聯合國大會恢復中國席位。 據基辛格的回憶，1972年2月，毛澤東見到尼克松時，一開口就是：「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他毫不拖泥帶水地表示，中國不會動用武力對付台灣，「我們可以暫時不去管它，等個一百年吧！」毛澤東身體狀況不佳，不久前還病了一次，原本只準備談一刻鐘，但他靠意志堅持了75分鐘，最後才以詢問時間的方式，暗示會談結束。 2月27日，中美達成《上海公報》，次日發表——其中有一條顯然針對蘇聯：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一年之後，雙方又發布一份公告，同意將共同「抵抗」任何國家在「全球」建立霸權的企圖。 美國與中國合作，蘇聯的最佳選擇只能是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莫斯科原本對安排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峰會反應冷淡，拖拉了一年多；結果，基辛格密訪北京不到一個月，就迫不及待邀請美國總統去莫斯科——安排在尼克松訪問中國僅3個月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這樣解釋尼克松的動機：「尼克松飛過來和毛澤東握手，主要就是因為美國面臨蘇聯的威脅，他要借力，然後他發現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借力點。他就來了，屈尊哪，他世界首強，他主動。另外還有一個小的地緣考慮：他要從越南撤軍，有一個理論上的困難，就是所謂『多米諾骨牌』效應：如果越南被共產主義佔領，東南亞就守不住，東南亞守不住澳洲就守不住。要破解這個困境技術上講有一個環節就是把中國拉過去。」 次年，美國和越南簽署和平協定，美軍撤出了越南。中美雙方互設聯絡處，走向關係正常化。 1989老布希艱難維持中美關係 中國駐芝加哥前總領事王立向記者描述老布希和基辛格的分別：「基辛格跟你見10次也不記得你是誰，老布希見過你一次就認得你了。」這天分顯然對從政有利。 1989年1月，老布希就任美國總統。僅僅一個月後，他的第一次出訪就是到中國——這在美國總統中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代當駐華聯絡處主任那段經歷使他對中國懷有特殊感情。所以他擔任總統後親自主持對華政策，而不是由國務院或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一些美國的中國學家說他就像是「國務院中國處的主管」。黨內的保守派反對他一上任就訪問中國，剛好日本天皇去世，他就利用這機會在參加葬禮後到了中國。 老布希見到了鄧小平，鄧對中美關係感到滿意，又說，戈爾巴喬夫將於5月訪華，談得好的話，中蘇關係也可以正常化，但不可能恢復到1950年代，也就是說中蘇不會結盟。老布希放心了，向鄧保證說，「在我4年任期結束時，中美關係一定比現在更牢固、更好。」 在此之前，中美關係儘管時有波動起伏，總體上比較平穩。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之後，他的後繼者繼續尋求對華關係正常化。1978年12月16日（北京時間）中美發表了《建交公報》，兩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戰略中，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訪問美國；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發表，兩國關係進入了偶有小風波的蜜月期。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1989年初，70%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或極有好感。 可惜對中國最友好的美國總統，恰恰遭遇中美建交後最難處理的局面。布希訪華3個月後，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 6月3日深夜（美國東部時間），老布希獲知北京發生政治風波的消息後，當即給駐華大使李潔明打電話詢問事態。 6月5日早上，尼克松跟老布希通了電話，認為要看長遠，與中國的關係不能斷絕。老布希表示同意。 6月8日，他決定直接跟鄧小平通電話。中國方面表示，中國領導人沒有這樣的習慣。於是，6月20日，他給鄧寫了長信，一開頭就說他是「以一個朋友、一個真正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寫這封信的」。他希望鄧幫助他「維持這種我們都認為非常重要的關係」，除了兩國的大使之外，能有「特殊渠道」保持交往暢通，並問中方是否願意華盛頓派出密使。不到24小時，鄧小平就回了信，歡迎美國特使訪華，並願意親自同特使交談。 通過老布希的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中國領導人收到這樣的消息：老布希決意維護兩國的戰略關係，但他必須顧及美國民眾的情緒。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不會是永久性的，但目前在政治上是必須的。 在國會和輿論的壓力年5月，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弗表示，美國願意通過接觸而不是對抗來解決分歧，中美關係才開始改善。之下，老布希對中國實施了一系列制裁；但他仍設法維護同中國的正常關係，幾次動用總統的否決權反對國會取消或有條件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議案。 金燦榮認為，老布希極有戰略意識。「他始終堅持一個大方向，美國長期利益至上，不為時勢所動，所以肯定中國的價值。我們可以假設，如果當時不是他擔任總統，換一個毛躁一點的，中美可能斷交了，退回到代辦的關係。但他能讓那種關係，雖然艱難，但基本上維持下來了。這就不容易了。」 1992年大選，4月，老布希的支持率被低迷的經濟形勢拉到了39%——一年前海灣戰爭結束時他的支持率高達82%。壓力之下，他同意向台灣出售150架F-16戰鬥機，向沙特出售價值90億美元的F-15戰鬥機。這兩宗交易一宗給了德州的公司，一宗給了加州和密蘇里州的公司，以爭取這3個在大選中非常重要的州。 老布希要駐華大使芮效儉事先轉告中方，希望得到諒解——他想爭取連任成功，再向中國人「作出補償」。 但他沒機會兌現諾言了，11月大選結果揭曉，他被柯林頓打敗了。 2001小布希先抑後揚順應潮流 1980年代末，東歐劇變。之後，蘇聯解體，冷戰終結。美國成為現代史上唯一一個幾乎在每個重要權力領域都建立了首要地位的國家。 這也意味著，對美國來說，中國失去了牽制蘇聯的戰略價值。美國甚至開始盛行「中國崩潰論」。1992年競選總統時柯林頓就說：「中國有一天也會走上東歐和前蘇聯共產黨政權的路。美國必須做它能做的一切來鼓勵這個進程。」 直到1996年5月，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弗表示，美國願意通過接觸而不是對抗來解決分歧，中美關係才開始改善。1997年江澤民訪美，次年柯林頓訪華，兩國視彼此為「建設性戰略夥伴」。此後，儘管發生美國導彈擊中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也沒有影響中美關係重回正軌。1999年11月，兩國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達成雙邊協議。2000年，美國通過了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法案。 2000年，小布希競選總統時曾攻擊柯林頓對中國過於軟弱，就像當年柯林頓攻擊他父親一樣。2001年他入主白宮，中美關係也緊張了一陣。先是發生「撞機事件」，而後美國同意李登輝訪問、陳水扁「過境」，並宣布將向台灣出售武器，甚至公開聲稱要「協防台灣」。但幾個月之後，「9·11」事件迫使美國重新思考對外政策的輕重緩急。美國認定恐怖主義是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中國一變而為反恐的「盟友」、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合作者，兩國又成為「建設性合作關係」。 和柯林頓、小布希先抑後揚不同，奧巴馬一上任就對中國很友好。或許這是因為當他上任時金融危機已經爆發了。中美通力合作，都比預期更早地擺脫了危機。奧巴馬曾向媒體公開表示，中美關係就是美國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國務卿希拉里則稱中美關係是21世紀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美國有戰略家提出了「G2」的概念，認為中美兩國可以攜手共進，取代「八國集團」解決世界經濟問題。 「9·11」和金融危機使小布希和奧巴馬得出了同一個結論：後冷戰時期美國要應對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和金融危機，不可能離開中國的合作獨自擔當。此外，環境和氣候變化、傳染性疾病等全球性問題也需要兩國共同努力。中美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多年，2010年雙邊貿易額超過3800億美元，經濟上互相依賴，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也前所未有，漸成利益共同體。 但中美關係從來都是陰晴不定的。尼克松早就說過，「我們美國人不知道怎樣當世界第二，甚至不知道怎樣當並列第一。」中國本身的崛起也給了美國很大壓力。2009年，中國取代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同年，日本出口第一大市場從美國變成中國，日本民主黨取代自民黨成為執政黨後提出「回歸亞洲」口號。第二年，受金融危機影響輕微的中國GDP超過受損嚴重的日本，比一般預測提前了5年。同時，中國在聯合國、WTO、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也比以前活躍了，在亞洲更成為推動區域合作的重要力量。 所以美國對華政策不外是「合作加防範，接觸加遏制」：在有共同利益的諸多領域合作；同時也要防範中國對美國在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利益提出挑戰。奧巴馬在一些時間一些場合稱中國為夥伴，在另一些時間另一些場合稱中國為競爭對手，甚至提出美國要「重返亞洲」。 不過就像2008年6月時任美國國務卿賴斯訪問中國時說的：「我們有分歧，但是這些分歧並沒有模糊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美國與中國就是必須合作共事,如果我們要解決在國際社會中面臨的許多挑戰的話。」 1997年江澤民訪美，次年柯林頓訪華，兩國視彼此為「建設性戰略夥伴」。此後，儘管發生美國導彈擊中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也沒有影響中美關係重回正軌。1999年11月，兩國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達成雙邊協議。 1972年2月，周恩來總理陪同尼克松總統在杭州遊覽西湖，雙方繼續商談有關兩國聯合公報問題 威爾遜 羅斯福（右）和杜魯門 尼克松（右）與基辛格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編輯部 20世紀之所以常常被稱為「美國世紀」，自然和美國的「全球化進程」有密切關聯。對美國而言，兩次世界大戰既是災難，又是極難得的機遇——對任何其他國家，它們都只是災難。因為美國在戰爭中的決定性力量，它有兩次機會按自己的意願把這個世界塑造成它喜歡的樣子。 第一次它失敗了。威爾遜提出號稱「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計劃」，倡議為永保和平而建立國聯，結果先被歐洲權力政治大打折扣，後被自己的人民否決。首倡國聯的美國反而沒加入國聯。美國人似乎還沒做好「達則兼善天下」的準備，不肯為大西洋彼岸的安全問題多操心。10年後，經濟危機（1929年至1931年）更使其連「獨善其身」也不可得。 第二次它成功了。與上一次不同，美國人沒有再規避責任，決心領導世界。雄才大略的羅斯福將美國對戰後世界秩序承擔主要責任視為理所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關貿總協定、重建的歐洲和日本見證了一個美國經濟資源和價值觀念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被接受的世界，尤其在數十年後蘇聯解體時。 這麼說也許沒錯：在美國的世界秩序構想中，中國的位置一直在變化。中美關係對兩國來說一開始並不那麼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斷遞增，越到後來越是重要。到二戰時已對雙方都有重要意義。 以二戰為界，20世紀的中美關係總有個「第三者」，前半段是日本，後半段是蘇聯，與中、美構成一種「三角關係」。一戰結束之後，為了爭取日本參加國聯，美國在巴黎和會犧牲了中國；二戰時中美卻成了盟友，聯手打敗日本。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倒向蘇聯，受到美國遏制；20年後中美結盟，共同制衡蘇聯。從某種意義上講，兩國直到1990年代才進入了真正的「雙邊關係」，最近10年，更有可能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 美國駐華使節是波動起伏的中美關係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所謂「外交授權有限」，他們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執行者，有時卻也能影響政策。他們一般要請示華盛頓對重大事件的工作指示，不管個人觀點如何堅決奉行白宮和國務院所定的對華政策；但特殊的身份和強烈的個性，對中國的真切接觸和對美國長遠利益的考量，有時使他們越出這界限。從他們的資歷來說，要麼是總統政治性任命的，要麼是外交機構里的職業官員（少數人兼而有之）。一般前者來之前對中國了解不多，但也更少偏見，因為同總統有私密關係，有時可以越過國務院直接向總統陳情；後者常常是會說漢語的「中國通」，遇事更多向國務院請示彙報。 我們選出了美國大使中的5位代表人物，與讀者分享他們的故事： 蒲安臣，先後任美國第13任公使和清朝第一位全權使節，曾代表清政府出使美、英、法、德、俄諸國。 司徒雷登，傳教士，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及《別了，司徒雷登》的主角，他試圖讓新中國同美國合作。 老布希，可能是中國人最熟悉的大使，後來也成為對中國最友好的總統，在關鍵時刻維護了中美關係。 洪博培，已經宣布參加2012年美國大選，他在中國任期雖短，經歷的風雨和收穫的讚譽卻不少。 駱家輝，美國歷史上首位華裔州長，剛剛卸任的商務部長，7月即將到任的駐華大使，他需要在華裔背景和美國利益之間做出微妙平衡。 1919威爾遜犧牲中國綏靖日本 在19世紀，美國的對華政策常常唯英國馬首是瞻，之後隨著實力的不斷增強，對華外交也逐漸獨立。1900年前後，歐洲列強各自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為保護在華利益，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承認列強的勢力範圍和既得權利為前提，要求他們向美國開放。對中國來說，這一政策的正面意義是提出了要「保護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此後三十多年，「門戶開放」成為美國對華關係基本原則。 列強之中，最有超越「門戶開放」、獨佔中國衝動的是日本。 「一戰」爆發，日本利用與英國的結盟，把德國趕出了中國（山東半島）和西太平洋（加羅林、馬里亞納和馬紹爾群島）。此時，歐洲力量在亞洲的影響暫時消退，美國成為惟一能影響中日紛爭的國家。 辛亥革命後，美國是西方列強中最早承認袁世凱政府的，不但派遣著名政治學家和行政學家弗蘭克·古德諾擔任袁世凱的特別顧問，還鼓勵美國銀行家向中國的鐵路和工業投資。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美國表示反對，同時卻承認日本在滿洲等鄰近日本的地區有「特殊利益」。在1917年的《蘭辛-石井協定》中，美國再次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 美國參加一戰後，中國也對德、奧宣戰，期待通過這場形式勝過實質的「戰爭」，沒收兩國在中國的資產，終止與他們的不平等條約。 1918年11月德國投降，一戰結束。1919年1月，戰勝國在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在和會上，日本代表要求將山東的權益無條件讓予日本。中國代表去見威爾遜，希望他主持公道。威爾遜表示：他對日本代表提出如此天真的要求很驚訝，建議中國代表也坦率地陳述中國的主張。 駐華公使芮恩施密切關注著這些情況。在和會召開前，他就致函國務院和威爾遜，強調中國問題必須得到公正解決，「否則我們必須放棄使這個世界免遭軍國主義災難的希望」。威爾遜卻向日本讓步了。巴黎和會的結果是中國空歡喜一場，取代一種不平等的是另一種不平等，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日本繼承。 1945-1949羅斯福與杜魯門盟友撤離中美反目 和一戰時很相似，二戰開始階段美國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次日，美國向日本宣戰；同日，中國也正式對日宣戰，這時中日戰爭已經打了4年。 接下來4年中美進行了一系列合作：雙方達成5億美元的貸款協定，美國將軍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首腦會議，討論對日戰略，《開羅宣言》宣告日本必須歸還中國領土。 羅斯福關於戰後世界的構想中，中國扮演著重要角色。他的「四大警察論」，設想美、英、蘇、中，以類似世界理事會的方式來維持和平。把中國列入四強部分是出於禮貌，部分是因為美國在亞洲需要有一個支持者。因此，美國不顧英國反對，支持中國成為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在時殷弘看來：「羅斯福雄才大略，看到未來，知道亞洲民族主義總是要起來的——本質上是厭惡西方的。這些新興民族主義國家能不能追隨美國，那麼當然，中國很重要，是一個樣板。美國在中國做好了，就可以引導其他亞洲新興國家。另一個戰略意義，是讓中國盟友承擔起亞洲一大部分監管任務。這兩個意義無論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還是在美國的對外關係中，當然都是很重大的。」 如果「四大警察」之一拒絕他的角色又會如何，尤其是當這個不合群的警察恰巧是力量僅次於美國的蘇聯時？羅斯福來不及回答這個問題。1945年4月，日本尚未投降，他就病逝了。 在1945-1950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美國對國共兩黨的態度一開始就有所不同。日本投降當日，杜魯門命令日軍只能向蔣介石政府投降就很說明問題。1946年7月12日——一天前，司徒雷登剛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美國調停國共糾紛失敗後，開始援助蔣介石打內戰。1949年8月發布的美中關係《白皮書》中美國承認抗戰勝利後對蔣介石政府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多達22.5億美元。 但隨著國軍的敗退，1948年末美國開始調整政策，從「阻止中共取勝」變為「阻止中國成為蘇聯附庸」。 1949年初，司徒雷登就開始與各國大使接觸，主張各國外交官留在南京。4月23日南京解放，各2000年，美國通過了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法案。
外國使團中只有蘇聯大使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周恩來讓與司徒雷登有師生之誼的黃華去南京軍管會擔任外事處長，與他進行私人接觸。 1949年5月13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司徒雷登的電報中提出了承認中共政府的3個條件：事實上控制國家的領土和行政機關；既有能力又有意願承擔其國際義務；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認可。令美國失望的是一個多月後的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宣稱新中國將奉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方針。據說司徒雷登曾請民盟的羅隆基向中共領導傳話：假如中共對美國和蘇聯採取中立態度，美國可以承認新中國，並提供30至50億美元貸款。而羅隆基得知《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不敢轉達消息，幾年後才說出來。 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美國駐華使館和各地領事館人員留守原地「觀察」中國。1950年1月，中方收回美國在北平的兵營等房產後，美國終於撤走了全部駐華人員。 1972尼克松與基辛格借力中國抗衡蘇聯 朝鮮戰爭、台海危機、敵意的政策使兩國的正常關係中斷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間，雙方長達15年（1955-1970）的大使級會談只是各說各話：中國想要解決台灣問題、被美國凍結的資產；美國勸中國放棄武力統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談判。136次會談只達成了一個協議，西方媒體稱之為「聾子的對話」。 中蘇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國的決策層卻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意識到這是個戰略機會，直到老羅斯福之後美國總統中少有的現實派尼克松走上前台。 1968年9月，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後不久，尼克松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我們必須不斷尋求機會與她談談，也與蘇聯談談。我們必須不只注意是否發生了變化，我們也必須找機會製造變化。」她，指的是中國。 機會來得很快。1969年春天，中蘇兩國發生邊境衝突。當年夏天尼克松做了個不尋常的決定：放棄虛耗時日的中美現行對話機制，引入中國為轉化力量，打破美蘇兩極對峙局面，建構戰略性三角關係。 由於中美都認為蘇聯是比對方更大的威脅，兩國對改善關係很積極。有趣的是中國釋放善意的方式。1970年10月1日，在中國國慶日的觀禮台上，美國記者斯諾被安排在了毛澤東身邊。12月，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表示他願意邀請尼克松訪問中國。中國政府高估了斯諾在美國的影響。事實上，華府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信息，直到後來通過其他管道安排好尼克松訪華之行時才知道有這麼一段公案。 1971年7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轉秘密訪問北京。為了躲避媒體，他先公開訪問了南越、泰國、印度等國，最後在巴基斯坦的歡迎晚宴上假裝肚子痛，被送往總統別墅「治療和修養」。次日凌晨，他登上了飛往北京的專機，專程前來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領航員早已在機內恭候。 由於基辛格訪問印度只用了兩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時間」也不能超過48小時，以免「厚此薄彼」。當天中午專機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就同他進行了會談。開始，基辛格有點緊張，照著事先準備的稿子念，後來看到周恩來面前只放了一張寫著要點的紙，他也收起文件夾侃侃而談起來。結果包括飛機上的時間，只用了17小時就順利完成密訪。雙方約定把尼克松訪華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16日，中美同時公布雙方達成的《公告》。當年10月，聯合國大會恢復中國席位。 據基辛格的回憶，1972年2月，毛澤東見到尼克松時，一開口就是：「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他毫不拖泥帶水地表示，中國不會動用武力對付台灣，「我們可以暫時不去管它，等個一百年吧！」毛澤東身體狀況不佳，不久前還病了一次，原本只準備談一刻鐘，但他靠意志堅持了75分鐘，最後才以詢問時間的方式，暗示會談結束。 2月27日，中美達成《上海公報》，次日發表——其中有一條顯然針對蘇聯：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一年之後，雙方又發布一份公告，同意將共同「抵抗」任何國家在「全球」建立霸權的企圖。 美國與中國合作，蘇聯的最佳選擇只能是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莫斯科原本對安排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峰會反應冷淡，拖拉了一年多；結果，基辛格密訪北京不到一個月，就迫不及待邀請美國總統去莫斯科——安排在尼克松訪問中國僅3個月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這樣解釋尼克松的動機：「尼克松飛過來和毛澤東握手，主要就是因為美國面臨蘇聯的威脅，他要借力，然後他發現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借力點。他就來了，屈尊哪，他世界首強，他主動。另外還有一個小的地緣考慮：他要從越南撤軍，有一個理論上的困難，就是所謂『多米諾骨牌』效應：如果越南被共產主義佔領，東南亞就守不住，東南亞守不住澳洲就守不住。要破解這個困境技術上講有一個環節就是把中國拉過去。」 次年，美國和越南簽署和平協定，美軍撤出了越南。中美雙方互設聯絡處，走向關係正常化。 1989老布希艱難維持中美關係 中國駐芝加哥前總領事王立向記者描述老布希和基辛格的分別：「基辛格跟你見10次也不記得你是誰，老布希見過你一次就認得你了。」這天分顯然對從政有利。 1989年1月，老布希就任美國總統。僅僅一個月後，他的第一次出訪就是到中國——這在美國總統中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代當駐華聯絡處主任那段經歷使他對中國懷有特殊感情。所以他擔任總統後親自主持對華政策，而不是由國務院或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一些美國的中國學家說他就像是「國務院中國處的主管」。黨內的保守派反對他一上任就訪問中國，剛好日本天皇去世，他就利用這機會在參加葬禮後到了中國。 老布希見到了鄧小平，鄧對中美關係感到滿意，又說，戈爾巴喬夫將於5月訪華，談得好的話，中蘇關係也可以正常化，但不可能恢復到1950年代，也就是說中蘇不會結盟。老布希放心了，向鄧保證說，「在我4年任期結束時，中美關係一定比現在更牢固、更好。」 在此之前，中美關係儘管時有波動起伏，總體上比較平穩。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之後，他的後繼者繼續尋求對華關係正常化。1978年12月16日（北京時間）中美發表了《建交公報》，兩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戰略中，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訪問美國；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發表，兩國關係進入了偶有小風波的蜜月期。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1989年初，70%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或極有好感。 可惜對中國最友好的美國總統，恰恰遭遇中美建交後最難處理的局面。布希訪華3個月後，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 6月3日深夜（美國東部時間），老布希獲知北京發生政治風波的消息後，當即給駐華大使李潔明打電話詢問事態。 6月5日早上，尼克松跟老布希通了電話，認為要看長遠，與中國的關係不能斷絕。老布希表示同意。 6月8日，他決定直接跟鄧小平通電話。中國方面表示，中國領導人沒有這樣的習慣。於是，6月20日，他給鄧寫了長信，一開頭就說他是「以一個朋友、一個真正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寫這封信的」。他希望鄧幫助他「維持這種我們都認為非常重要的關係」，除了兩國的大使之外，能有「特殊渠道」保持交往暢通，並問中方是否願意華盛頓派出密使。不到24小時，鄧小平就回了信，歡迎美國特使訪華，並願意親自同特使交談。 通過老布希的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中國領導人收到這樣的消息：老布希決意維護兩國的戰略關係，但他必須顧及美國民眾的情緒。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不會是永久性的，但目前在政治上是必須的。 在國會和輿論的壓力 2000年，小布希競選總統時曾攻擊柯林頓對中國過於軟弱，就像當年柯林頓攻擊他父親一樣。2001年他入主白宮，中美關係也緊張了一陣。先是發生「撞機事件」，而後美國同意李登輝訪問、陳水扁「過境」，並宣布將向台灣出售武器，甚至公開聲稱要「協防台灣」。但幾個月之後，「9·11」事件迫使美國重新思考對外政策的輕重緩急。美國認定恐怖主義是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中國一變而為反恐的「盟友」、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合作者，兩國又成為「建設性合作關係」。
和柯林頓、小布希先抑後揚不同，奧巴馬一上任就對中國很友好。或許這是因為當他上任時金融危機已經爆發了。中美通力合作，都比預期更早地擺脫了危機。奧巴馬曾向媒體公開表示，中美關係就是美國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國務卿希拉里則稱中美關係是21世紀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美國有戰略家提出了「G2」的概念，認為中美兩國可以攜手共進，取代「八國集團」解決世界經濟問題。
1972年2月，周恩來總理陪同尼克松總統在杭州遊覽西湖，雙方繼續商談有關兩國聯合公報問題 威爾遜 羅斯福（右）和杜魯門 尼克松（右）與基辛格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編輯部 20世紀之所以常常被稱為「美國世紀」，自然和美國的「全球化進程」有密切關聯。對美國而言，兩次世界大戰既是災難，又是極難得的機遇——對任何其他國家，它們都只是災難。因為美國在戰爭中的決定性力量，它有兩次機會按自己的意願把這個世界塑造成它喜歡的樣子。 第一次它失敗了。威爾遜提出號稱「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計劃」，倡議為永保和平而建立國聯，結果先被歐洲權力政治大打折扣，後被自己的人民否決。首倡國聯的美國反而沒加入國聯。美國人似乎還沒做好「達則兼善天下」的準備，不肯為大西洋彼岸的安全問題多操心。10年後，經濟危機（1929年至1931年）更使其連「獨善其身」也不可得。 第二次它成功了。與上一次不同，美國人沒有再規避責任，決心領導世界。雄才大略的羅斯福將美國對戰後世界秩序承擔主要責任視為理所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關貿總協定、重建的歐洲和日本見證了一個美國經濟資源和價值觀念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被接受的世界，尤其在數十年後蘇聯解體時。 這麼說也許沒錯：在美國的世界秩序構想中，中國的位置一直在變化。中美關係對兩國來說一開始並不那麼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斷遞增，越到後來越是重要。到二戰時已對雙方都有重要意義。 以二戰為界，20世紀的中美關係總有個「第三者」，前半段是日本，後半段是蘇聯，與中、美構成一種「三角關係」。一戰結束之後，為了爭取日本參加國聯，美國在巴黎和會犧牲了中國；二戰時中美卻成了盟友，聯手打敗日本。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倒向蘇聯，受到美國遏制；20年後中美結盟，共同制衡蘇聯。從某種意義上講，兩國直到1990年代才進入了真正的「雙邊關係」，最近10年，更有可能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 美國駐華使節是波動起伏的中美關係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所謂「外交授權有限」，他們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執行者，有時卻也能影響政策。他們一般要請示華盛頓對重大事件的工作指示，不管個人觀點如何堅決奉行白宮和國務院所定的對華政策；但特殊的身份和強烈的個性，對中國的真切接觸和對美國長遠利益的考量，有時使他們越出這界限。從他們的資歷來說，要麼是總統政治性任命的，要麼是外交機構里的職業官員（少數人兼而有之）。一般前者來之前對中國了解不多，但也更少偏見，因為同總統有私密關係，有時可以越過國務院直接向總統陳情；後者常常是會說漢語的「中國通」，遇事更多向國務院請示彙報。 我們選出了美國大使中的5位代表人物，與讀者分享他們的故事： 蒲安臣，先後任美國第13任公使和清朝第一位全權使節，曾代表清政府出使美、英、法、德、俄諸國。 司徒雷登，傳教士，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及《別了，司徒雷登》的主角，他試圖讓新中國同美國合作。 老布希，可能是中國人最熟悉的大使，後來也成為對中國最友好的總統，在關鍵時刻維護了中美關係。 洪博培，已經宣布參加2012年美國大選，他在中國任期雖短，經歷的風雨和收穫的讚譽卻不少。 駱家輝，美國歷史上首位華裔州長，剛剛卸任的商務部長，7月即將到任的駐華大使，他需要在華裔背景和美國利益之間做出微妙平衡。 1919威爾遜犧牲中國綏靖日本 在19世紀，美國的對華政策常常唯英國馬首是瞻，之後隨著實力的不斷增強，對華外交也逐漸獨立。1900年前後，歐洲列強各自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為保護在華利益，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承認列強的勢力範圍和既得權利為前提，要求他們向美國開放。對中國來說，這一政策的正面意義是提出了要「保護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此後三十多年，「門戶開放」成為美國對華關係基本原則。 列強之中，最有超越「門戶開放」、獨佔中國衝動的是日本。 「一戰」爆發，日本利用與英國的結盟，把德國趕出了中國（山東半島）和西太平洋（加羅林、馬里亞納和馬紹爾群島）。此時，歐洲力量在亞洲的影響暫時消退，美國成為惟一能影響中日紛爭的國家。 辛亥革命後，美國是西方列強中最早承認袁世凱政府的，不但派遣著名政治學家和行政學家弗蘭克·古德諾擔任袁世凱的特別顧問，還鼓勵美國銀行家向中國的鐵路和工業投資。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美國表示反對，同時卻承認日本在滿洲等鄰近日本的地區有「特殊利益」。在1917年的《蘭辛-石井協定》中，美國再次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 美國參加一戰後，中國也對德、奧宣戰，期待通過這場形式勝過實質的「戰爭」，沒收兩國在中國的資產，終止與他們的不平等條約。 1918年11月德國投降，一戰結束。1919年1月，戰勝國在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在和會上，日本代表要求將山東的權益無條件讓予日本。中國代表去見威爾遜，希望他主持公道。威爾遜表示：他對日本代表提出如此天真的要求很驚訝，建議中國代表也坦率地陳述中國的主張。 駐華公使芮恩施密切關注著這些情況。在和會召開前，他就致函國務院和威爾遜，強調中國問題必須得到公正解決，「否則我們必須放棄使這個世界免遭軍國主義災難的希望」。威爾遜卻向日本讓步了。巴黎和會的結果是中國空歡喜一場，取代一種不平等的是另一種不平等，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日本繼承。 1945-1949羅斯福與杜魯門盟友撤離中美反目 和一戰時很相似，二戰開始階段美國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次日，美國向日本宣戰；同日，中國也正式對日宣戰，這時中日戰爭已經打了4年。 接下來4年中美進行了一系列合作：雙方達成5億美元的貸款協定，美國將軍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首腦會議，討論對日戰略，《開羅宣言》宣告日本必須歸還中國領土。 羅斯福關於戰後世界的構想中，中國扮演著重要角色。他的「四大警察論」，設想美、英、蘇、中，以類似世界理事會的方式來維持和平。把中國列入四強部分是出於禮貌，部分是因為美國在亞洲需要有一個支持者。因此，美國不顧英國反對，支持中國成為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在時殷弘看來：「羅斯福雄才大略，看到未來，知道亞洲民族主義總是要起來的——本質上是厭惡西方的。這些新興民族主義國家能不能追隨美國，那麼當然，中國很重要，是一個樣板。美國在中國做好了，就可以引導其他亞洲新興國家。另一個戰略意義，是讓中國盟友承擔起亞洲一大部分監管任務。這兩個意義無論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還是在美國的對外關係中，當然都是很重大的。」 如果「四大警察」之一拒絕他的角色又會如何，尤其是當這個不合群的警察恰巧是力量僅次於美國的蘇聯時？羅斯福來不及回答這個問題。1945年4月，日本尚未投降，他就病逝了。 在1945-1950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美國對國共兩黨的態度一開始就有所不同。日本投降當日，杜魯門命令日軍只能向蔣介石政府投降就很說明問題。1946年7月12日——一天前，司徒雷登剛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美國調停國共糾紛失敗後，開始援助蔣介石打內戰。1949年8月發布的美中關係《白皮書》中美國承認抗戰勝利後對蔣介石政府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多達22.5億美元。 但隨著國軍的敗退，1948年末美國開始調整政策，從「阻止中共取勝」變為「阻止中國成為蘇聯附庸」。 1949年初，司徒雷登就開始與各國大使接觸，主張各國外交官留在南京。4月23日南京解放，各「9·11」和金融危機使小布希和奧巴馬得出了同一個結論：後冷戰時期美國要應對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和金融危機，不可能離開中國的合作獨自擔當。此外，環境和氣候變化、傳染性疾病等全球性問題也需要兩國共同努力。中美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多年，2010年雙邊貿易額超過3800億美元，經濟上互相依賴，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也前所未有，漸成利益共同體。
但中美關係從來都是陰晴不定的。尼克松早就說過，「我們美國人不知道怎樣當世界第二，甚至不知道怎樣當並列第一。」中國本身的崛起也給了美國很大壓力。 1972年2月，周恩來總理陪同尼克松總統在杭州遊覽西湖，雙方繼續商談有關兩國聯合公報問題 威爾遜 羅斯福（右）和杜魯門 尼克松（右）與基辛格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編輯部 20世紀之所以常常被稱為「美國世紀」，自然和美國的「全球化進程」有密切關聯。對美國而言，兩次世界大戰既是災難，又是極難得的機遇——對任何其他國家，它們都只是災難。因為美國在戰爭中的決定性力量，它有兩次機會按自己的意願把這個世界塑造成它喜歡的樣子。 第一次它失敗了。威爾遜提出號稱「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計劃」，倡議為永保和平而建立國聯，結果先被歐洲權力政治大打折扣，後被自己的人民否決。首倡國聯的美國反而沒加入國聯。美國人似乎還沒做好「達則兼善天下」的準備，不肯為大西洋彼岸的安全問題多操心。10年後，經濟危機（1929年至1931年）更使其連「獨善其身」也不可得。 第二次它成功了。與上一次不同，美國人沒有再規避責任，決心領導世界。雄才大略的羅斯福將美國對戰後世界秩序承擔主要責任視為理所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關貿總協定、重建的歐洲和日本見證了一個美國經濟資源和價值觀念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被接受的世界，尤其在數十年後蘇聯解體時。 這麼說也許沒錯：在美國的世界秩序構想中，中國的位置一直在變化。中美關係對兩國來說一開始並不那麼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斷遞增，越到後來越是重要。到二戰時已對雙方都有重要意義。 以二戰為界，20世紀的中美關係總有個「第三者」，前半段是日本，後半段是蘇聯，與中、美構成一種「三角關係」。一戰結束之後，為了爭取日本參加國聯，美國在巴黎和會犧牲了中國；二戰時中美卻成了盟友，聯手打敗日本。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倒向蘇聯，受到美國遏制；20年後中美結盟，共同制衡蘇聯。從某種意義上講，兩國直到1990年代才進入了真正的「雙邊關係」，最近10年，更有可能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 美國駐華使節是波動起伏的中美關係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所謂「外交授權有限」，他們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執行者，有時卻也能影響政策。他們一般要請示華盛頓對重大事件的工作指示，不管個人觀點如何堅決奉行白宮和國務院所定的對華政策；但特殊的身份和強烈的個性，對中國的真切接觸和對美國長遠利益的考量，有時使他們越出這界限。從他們的資歷來說，要麼是總統政治性任命的，要麼是外交機構里的職業官員（少數人兼而有之）。一般前者來之前對中國了解不多，但也更少偏見，因為同總統有私密關係，有時可以越過國務院直接向總統陳情；後者常常是會說漢語的「中國通」，遇事更多向國務院請示彙報。 我們選出了美國大使中的5位代表人物，與讀者分享他們的故事： 蒲安臣，先後任美國第13任公使和清朝第一位全權使節，曾代表清政府出使美、英、法、德、俄諸國。 司徒雷登，傳教士，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及《別了，司徒雷登》的主角，他試圖讓新中國同美國合作。 老布希，可能是中國人最熟悉的大使，後來也成為對中國最友好的總統，在關鍵時刻維護了中美關係。 洪博培，已經宣布參加2012年美國大選，他在中國任期雖短，經歷的風雨和收穫的讚譽卻不少。 駱家輝，美國歷史上首位華裔州長，剛剛卸任的商務部長，7月即將到任的駐華大使，他需要在華裔背景和美國利益之間做出微妙平衡。 1919威爾遜犧牲中國綏靖日本 在19世紀，美國的對華政策常常唯英國馬首是瞻，之後隨著實力的不斷增強，對華外交也逐漸獨立。1900年前後，歐洲列強各自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為保護在華利益，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承認列強的勢力範圍和既得權利為前提，要求他們向美國開放。對中國來說，這一政策的正面意義是提出了要「保護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此後三十多年，「門戶開放」成為美國對華關係基本原則。 列強之中，最有超越「門戶開放」、獨佔中國衝動的是日本。 「一戰」爆發，日本利用與英國的結盟，把德國趕出了中國（山東半島）和西太平洋（加羅林、馬里亞納和馬紹爾群島）。此時，歐洲力量在亞洲的影響暫時消退，美國成為惟一能影響中日紛爭的國家。 辛亥革命後，美國是西方列強中最早承認袁世凱政府的，不但派遣著名政治學家和行政學家弗蘭克·古德諾擔任袁世凱的特別顧問，還鼓勵美國銀行家向中國的鐵路和工業投資。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美國表示反對，同時卻承認日本在滿洲等鄰近日本的地區有「特殊利益」。在1917年的《蘭辛-石井協定》中，美國再次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 美國參加一戰後，中國也對德、奧宣戰，期待通過這場形式勝過實質的「戰爭」，沒收兩國在中國的資產，終止與他們的不平等條約。 1918年11月德國投降，一戰結束。1919年1月，戰勝國在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在和會上，日本代表要求將山東的權益無條件讓予日本。中國代表去見威爾遜，希望他主持公道。威爾遜表示：他對日本代表提出如此天真的要求很驚訝，建議中國代表也坦率地陳述中國的主張。 駐華公使芮恩施密切關注著這些情況。在和會召開前，他就致函國務院和威爾遜，強調中國問題必須得到公正解決，「否則我們必須放棄使這個世界免遭軍國主義災難的希望」。威爾遜卻向日本讓步了。巴黎和會的結果是中國空歡喜一場，取代一種不平等的是另一種不平等，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日本繼承。 1945-1949羅斯福與杜魯門盟友撤離中美反目 和一戰時很相似，二戰開始階段美國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次日，美國向日本宣戰；同日，中國也正式對日宣戰，這時中日戰爭已經打了4年。 接下來4年中美進行了一系列合作：雙方達成5億美元的貸款協定，美國將軍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首腦會議，討論對日戰略，《開羅宣言》宣告日本必須歸還中國領土。 羅斯福關於戰後世界的構想中，中國扮演著重要角色。他的「四大警察論」，設想美、英、蘇、中，以類似世界理事會的方式來維持和平。把中國列入四強部分是出於禮貌，部分是因為美國在亞洲需要有一個支持者。因此，美國不顧英國反對，支持中國成為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在時殷弘看來：「羅斯福雄才大略，看到未來，知道亞洲民族主義總是要起來的——本質上是厭惡西方的。這些新興民族主義國家能不能追隨美國，那麼當然，中國很重要，是一個樣板。美國在中國做好了，就可以引導其他亞洲新興國家。另一個戰略意義，是讓中國盟友承擔起亞洲一大部分監管任務。這兩個意義無論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還是在美國的對外關係中，當然都是很重大的。」 如果「四大警察」之一拒絕他的角色又會如何，尤其是當這個不合群的警察恰巧是力量僅次於美國的蘇聯時？羅斯福來不及回答這個問題。1945年4月，日本尚未投降，他就病逝了。 在1945-1950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美國對國共兩黨的態度一開始就有所不同。日本投降當日，杜魯門命令日軍只能向蔣介石政府投降就很說明問題。1946年7月12日——一天前，司徒雷登剛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美國調停國共糾紛失敗後，開始援助蔣介石打內戰。1949年8月發布的美中關係《白皮書》中美國承認抗戰勝利後對蔣介石政府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多達22.5億美元。 但隨著國軍的敗退，1948年末美國開始調整政策，從「阻止中共取勝」變為「阻止中國成為蘇聯附庸」。 1949年初，司徒雷登就開始與各國大使接觸，主張各國外交官留在南京。4月23日南京解放，各2009年，中國取代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同年，日本出口第一大市場從美國變成中國，日本民主黨取代自民黨成為執政黨後提出「回歸亞洲」口號。第二年，受金融危機影響輕微的中國GDP外國使團中只有蘇聯大使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周恩來讓與司徒雷登有師生之誼的黃華去南京軍管會擔任外事處長，與他進行私人接觸。 1949年5月13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司徒雷登的電報中提出了承認中共政府的3個條件：事實上控制國家的領土和行政機關；既有能力又有意願承擔其國際義務；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認可。令美國失望的是一個多月後的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宣稱新中國將奉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方針。據說司徒雷登曾請民盟的羅隆基向中共領導傳話：假如中共對美國和蘇聯採取中立態度，美國可以承認新中國，並提供30至50億美元貸款。而羅隆基得知《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不敢轉達消息，幾年後才說出來。 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美國駐華使館和各地領事館人員留守原地「觀察」中國。1950年1月，中方收回美國在北平的兵營等房產後，美國終於撤走了全部駐華人員。 1972尼克松與基辛格借力中國抗衡蘇聯 朝鮮戰爭、台海危機、敵意的政策使兩國的正常關係中斷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間，雙方長達15年（1955-1970）的大使級會談只是各說各話：中國想要解決台灣問題、被美國凍結的資產；美國勸中國放棄武力統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談判。136次會談只達成了一個協議，西方媒體稱之為「聾子的對話」。 中蘇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國的決策層卻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意識到這是個戰略機會，直到老羅斯福之後美國總統中少有的現實派尼克松走上前台。 1968年9月，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後不久，尼克松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我們必須不斷尋求機會與她談談，也與蘇聯談談。我們必須不只注意是否發生了變化，我們也必須找機會製造變化。」她，指的是中國。 機會來得很快。1969年春天，中蘇兩國發生邊境衝突。當年夏天尼克松做了個不尋常的決定：放棄虛耗時日的中美現行對話機制，引入中國為轉化力量，打破美蘇兩極對峙局面，建構戰略性三角關係。 由於中美都認為蘇聯是比對方更大的威脅，兩國對改善關係很積極。有趣的是中國釋放善意的方式。1970年10月1日，在中國國慶日的觀禮台上，美國記者斯諾被安排在了毛澤東身邊。12月，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表示他願意邀請尼克松訪問中國。中國政府高估了斯諾在美國的影響。事實上，華府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信息，直到後來通過其他管道安排好尼克松訪華之行時才知道有這麼一段公案。 1971年7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轉秘密訪問北京。為了躲避媒體，他先公開訪問了南越、泰國、印度等國，最後在巴基斯坦的歡迎晚宴上假裝肚子痛，被送往總統別墅「治療和修養」。次日凌晨，他登上了飛往北京的專機，專程前來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領航員早已在機內恭候。 由於基辛格訪問印度只用了兩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時間」也不能超過48小時，以免「厚此薄彼」。當天中午專機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就同他進行了會談。開始，基辛格有點緊張，照著事先準備的稿子念，後來看到周恩來面前只放了一張寫著要點的紙，他也收起文件夾侃侃而談起來。結果包括飛機上的時間，只用了17小時就順利完成密訪。雙方約定把尼克松訪華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16日，中美同時公布雙方達成的《公告》。當年10月，聯合國大會恢復中國席位。 據基辛格的回憶，1972年2月，毛澤東見到尼克松時，一開口就是：「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他毫不拖泥帶水地表示，中國不會動用武力對付台灣，「我們可以暫時不去管它，等個一百年吧！」毛澤東身體狀況不佳，不久前還病了一次，原本只準備談一刻鐘，但他靠意志堅持了75分鐘，最後才以詢問時間的方式，暗示會談結束。 2月27日，中美達成《上海公報》，次日發表——其中有一條顯然針對蘇聯：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一年之後，雙方又發布一份公告，同意將共同「抵抗」任何國家在「全球」建立霸權的企圖。 美國與中國合作，蘇聯的最佳選擇只能是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莫斯科原本對安排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峰會反應冷淡，拖拉了一年多；結果，基辛格密訪北京不到一個月，就迫不及待邀請美國總統去莫斯科——安排在尼克松訪問中國僅3個月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這樣解釋尼克松的動機：「尼克松飛過來和毛澤東握手，主要就是因為美國面臨蘇聯的威脅，他要借力，然後他發現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借力點。他就來了，屈尊哪，他世界首強，他主動。另外還有一個小的地緣考慮：他要從越南撤軍，有一個理論上的困難，就是所謂『多米諾骨牌』效應：如果越南被共產主義佔領，東南亞就守不住，東南亞守不住澳洲就守不住。要破解這個困境技術上講有一個環節就是把中國拉過去。」 次年，美國和越南簽署和平協定，美軍撤出了越南。中美雙方互設聯絡處，走向關係正常化。 1989老布希艱難維持中美關係 中國駐芝加哥前總領事王立向記者描述老布希和基辛格的分別：「基辛格跟你見10次也不記得你是誰，老布希見過你一次就認得你了。」這天分顯然對從政有利。 1989年1月，老布希就任美國總統。僅僅一個月後，他的第一次出訪就是到中國——這在美國總統中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代當駐華聯絡處主任那段經歷使他對中國懷有特殊感情。所以他擔任總統後親自主持對華政策，而不是由國務院或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一些美國的中國學家說他就像是「國務院中國處的主管」。黨內的保守派反對他一上任就訪問中國，剛好日本天皇去世，他就利用這機會在參加葬禮後到了中國。 老布希見到了鄧小平，鄧對中美關係感到滿意，又說，戈爾巴喬夫將於5月訪華，談得好的話，中蘇關係也可以正常化，但不可能恢復到1950年代，也就是說中蘇不會結盟。老布希放心了，向鄧保證說，「在我4年任期結束時，中美關係一定比現在更牢固、更好。」 在此之前，中美關係儘管時有波動起伏，總體上比較平穩。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之後，他的後繼者繼續尋求對華關係正常化。1978年12月16日（北京時間）中美發表了《建交公報》，兩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戰略中，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訪問美國；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發表，兩國關係進入了偶有小風波的蜜月期。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1989年初，70%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或極有好感。 可惜對中國最友好的美國總統，恰恰遭遇中美建交後最難處理的局面。布希訪華3個月後，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 6月3日深夜（美國東部時間），老布希獲知北京發生政治風波的消息後，當即給駐華大使李潔明打電話詢問事態。 6月5日早上，尼克松跟老布希通了電話，認為要看長遠，與中國的關係不能斷絕。老布希表示同意。 6月8日，他決定直接跟鄧小平通電話。中國方面表示，中國領導人沒有這樣的習慣。於是，6月20日，他給鄧寫了長信，一開頭就說他是「以一個朋友、一個真正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寫這封信的」。他希望鄧幫助他「維持這種我們都認為非常重要的關係」，除了兩國的大使之外，能有「特殊渠道」保持交往暢通，並問中方是否願意華盛頓派出密使。不到24小時，鄧小平就回了信，歡迎美國特使訪華，並願意親自同特使交談。 通過老布希的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中國領導人收到這樣的消息：老布希決意維護兩國的戰略關係，但他必須顧及美國民眾的情緒。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不會是永久性的，但目前在政治上是必須的。 在國會和輿論的壓力超過受損嚴重的日本，比一般預測提前了5年。同時，中國在聯合國、外國使團中只有蘇聯大使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周恩來讓與司徒雷登有師生之誼的黃華去南京軍管會擔任外事處長，與他進行私人接觸。 1949年5月13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司徒雷登的電報中提出了承認中共政府的3個條件：事實上控制國家的領土和行政機關；既有能力又有意願承擔其國際義務；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認可。令美國失望的是一個多月後的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宣稱新中國將奉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方針。據說司徒雷登曾請民盟的羅隆基向中共領導傳話：假如中共對美國和蘇聯採取中立態度，美國可以承認新中國，並提供30至50億美元貸款。而羅隆基得知《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不敢轉達消息，幾年後才說出來。 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美國駐華使館和各地領事館人員留守原地「觀察」中國。1950年1月，中方收回美國在北平的兵營等房產後，美國終於撤走了全部駐華人員。 1972尼克松與基辛格借力中國抗衡蘇聯 朝鮮戰爭、台海危機、敵意的政策使兩國的正常關係中斷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間，雙方長達15年（1955-1970）的大使級會談只是各說各話：中國想要解決台灣問題、被美國凍結的資產；美國勸中國放棄武力統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談判。136次會談只達成了一個協議，西方媒體稱之為「聾子的對話」。 中蘇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國的決策層卻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意識到這是個戰略機會，直到老羅斯福之後美國總統中少有的現實派尼克松走上前台。 1968年9月，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後不久，尼克松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我們必須不斷尋求機會與她談談，也與蘇聯談談。我們必須不只注意是否發生了變化，我們也必須找機會製造變化。」她，指的是中國。 機會來得很快。1969年春天，中蘇兩國發生邊境衝突。當年夏天尼克松做了個不尋常的決定：放棄虛耗時日的中美現行對話機制，引入中國為轉化力量，打破美蘇兩極對峙局面，建構戰略性三角關係。 由於中美都認為蘇聯是比對方更大的威脅，兩國對改善關係很積極。有趣的是中國釋放善意的方式。1970年10月1日，在中國國慶日的觀禮台上，美國記者斯諾被安排在了毛澤東身邊。12月，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表示他願意邀請尼克松訪問中國。中國政府高估了斯諾在美國的影響。事實上，華府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信息，直到後來通過其他管道安排好尼克松訪華之行時才知道有這麼一段公案。 1971年7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轉秘密訪問北京。為了躲避媒體，他先公開訪問了南越、泰國、印度等國，最後在巴基斯坦的歡迎晚宴上假裝肚子痛，被送往總統別墅「治療和修養」。次日凌晨，他登上了飛往北京的專機，專程前來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領航員早已在機內恭候。 由於基辛格訪問印度只用了兩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時間」也不能超過48小時，以免「厚此薄彼」。當天中午專機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就同他進行了會談。開始，基辛格有點緊張，照著事先準備的稿子念，後來看到周恩來面前只放了一張寫著要點的紙，他也收起文件夾侃侃而談起來。結果包括飛機上的時間，只用了17小時就順利完成密訪。雙方約定把尼克松訪華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16日，中美同時公布雙方達成的《公告》。當年10月，聯合國大會恢復中國席位。 據基辛格的回憶，1972年2月，毛澤東見到尼克松時，一開口就是：「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他毫不拖泥帶水地表示，中國不會動用武力對付台灣，「我們可以暫時不去管它，等個一百年吧！」毛澤東身體狀況不佳，不久前還病了一次，原本只準備談一刻鐘，但他靠意志堅持了75分鐘，最後才以詢問時間的方式，暗示會談結束。 2月27日，中美達成《上海公報》，次日發表——其中有一條顯然針對蘇聯：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一年之後，雙方又發布一份公告，同意將共同「抵抗」任何國家在「全球」建立霸權的企圖。 美國與中國合作，蘇聯的最佳選擇只能是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莫斯科原本對安排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峰會反應冷淡，拖拉了一年多；結果，基辛格密訪北京不到一個月，就迫不及待邀請美國總統去莫斯科——安排在尼克松訪問中國僅3個月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這樣解釋尼克松的動機：「尼克松飛過來和毛澤東握手，主要就是因為美國面臨蘇聯的威脅，他要借力，然後他發現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借力點。他就來了，屈尊哪，他世界首強，他主動。另外還有一個小的地緣考慮：他要從越南撤軍，有一個理論上的困難，就是所謂『多米諾骨牌』效應：如果越南被共產主義佔領，東南亞就守不住，東南亞守不住澳洲就守不住。要破解這個困境技術上講有一個環節就是把中國拉過去。」 次年，美國和越南簽署和平協定，美軍撤出了越南。中美雙方互設聯絡處，走向關係正常化。 1989老布希艱難維持中美關係 中國駐芝加哥前總領事王立向記者描述老布希和基辛格的分別：「基辛格跟你見10次也不記得你是誰，老布希見過你一次就認得你了。」這天分顯然對從政有利。 1989年1月，老布希就任美國總統。僅僅一個月後，他的第一次出訪就是到中國——這在美國總統中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代當駐華聯絡處主任那段經歷使他對中國懷有特殊感情。所以他擔任總統後親自主持對華政策，而不是由國務院或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一些美國的中國學家說他就像是「國務院中國處的主管」。黨內的保守派反對他一上任就訪問中國，剛好日本天皇去世，他就利用這機會在參加葬禮後到了中國。 老布希見到了鄧小平，鄧對中美關係感到滿意，又說，戈爾巴喬夫將於5月訪華，談得好的話，中蘇關係也可以正常化，但不可能恢復到1950年代，也就是說中蘇不會結盟。老布希放心了，向鄧保證說，「在我4年任期結束時，中美關係一定比現在更牢固、更好。」 在此之前，中美關係儘管時有波動起伏，總體上比較平穩。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之後，他的後繼者繼續尋求對華關係正常化。1978年12月16日（北京時間）中美發表了《建交公報》，兩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戰略中，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訪問美國；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發表，兩國關係進入了偶有小風波的蜜月期。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1989年初，70%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或極有好感。 可惜對中國最友好的美國總統，恰恰遭遇中美建交後最難處理的局面。布希訪華3個月後，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 6月3日深夜（美國東部時間），老布希獲知北京發生政治風波的消息後，當即給駐華大使李潔明打電話詢問事態。 6月5日早上，尼克松跟老布希通了電話，認為要看長遠，與中國的關係不能斷絕。老布希表示同意。 6月8日，他決定直接跟鄧小平通電話。中國方面表示，中國領導人沒有這樣的習慣。於是，6月20日，他給鄧寫了長信，一開頭就說他是「以一個朋友、一個真正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寫這封信的」。他希望鄧幫助他「維持這種我們都認為非常重要的關係」，除了兩國的大使之外，能有「特殊渠道」保持交往暢通，並問中方是否願意華盛頓派出密使。不到24小時，鄧小平就回了信，歡迎美國特使訪華，並願意親自同特使交談。 通過老布希的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中國領導人收到這樣的消息：老布希決意維護兩國的戰略關係，但他必須顧及美國民眾的情緒。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不會是永久性的，但目前在政治上是必須的。 在國會和輿論的壓力WTO、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也比以前活躍了，在亞洲更成為推動區域合作的重要力量。
所以美國對華政策不外是「合作加防範，接觸加遏制」：在有共同利益的諸多領域合作；同時也要防範中國對美國在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利益提出挑戰。奧巴馬在一些時間一些場合稱中國為夥伴，在另一些時間另一些場合稱中國為競爭對手，甚至提出美國要「重返亞洲」。
不過就像外國使團中只有蘇聯大使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周恩來讓與司徒雷登有師生之誼的黃華去南京軍管會擔任外事處長，與他進行私人接觸。 1949年5月13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司徒雷登的電報中提出了承認中共政府的3個條件：事實上控制國家的領土和行政機關；既有能力又有意願承擔其國際義務；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認可。令美國失望的是一個多月後的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宣稱新中國將奉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方針。據說司徒雷登曾請民盟的羅隆基向中共領導傳話：假如中共對美國和蘇聯採取中立態度，美國可以承認新中國，並提供30至50億美元貸款。而羅隆基得知《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不敢轉達消息，幾年後才說出來。 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美國駐華使館和各地領事館人員留守原地「觀察」中國。1950年1月，中方收回美國在北平的兵營等房產後，美國終於撤走了全部駐華人員。 1972尼克松與基辛格借力中國抗衡蘇聯 朝鮮戰爭、台海危機、敵意的政策使兩國的正常關係中斷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間，雙方長達15年（1955-1970）的大使級會談只是各說各話：中國想要解決台灣問題、被美國凍結的資產；美國勸中國放棄武力統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談判。136次會談只達成了一個協議，西方媒體稱之為「聾子的對話」。 中蘇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國的決策層卻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意識到這是個戰略機會，直到老羅斯福之後美國總統中少有的現實派尼克松走上前台。 1968年9月，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後不久，尼克松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我們必須不斷尋求機會與她談談，也與蘇聯談談。我們必須不只注意是否發生了變化，我們也必須找機會製造變化。」她，指的是中國。 機會來得很快。1969年春天，中蘇兩國發生邊境衝突。當年夏天尼克松做了個不尋常的決定：放棄虛耗時日的中美現行對話機制，引入中國為轉化力量，打破美蘇兩極對峙局面，建構戰略性三角關係。 由於中美都認為蘇聯是比對方更大的威脅，兩國對改善關係很積極。有趣的是中國釋放善意的方式。1970年10月1日，在中國國慶日的觀禮台上，美國記者斯諾被安排在了毛澤東身邊。12月，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表示他願意邀請尼克松訪問中國。中國政府高估了斯諾在美國的影響。事實上，華府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信息，直到後來通過其他管道安排好尼克松訪華之行時才知道有這麼一段公案。 1971年7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轉秘密訪問北京。為了躲避媒體，他先公開訪問了南越、泰國、印度等國，最後在巴基斯坦的歡迎晚宴上假裝肚子痛，被送往總統別墅「治療和修養」。次日凌晨，他登上了飛往北京的專機，專程前來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領航員早已在機內恭候。 由於基辛格訪問印度只用了兩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時間」也不能超過48小時，以免「厚此薄彼」。當天中午專機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就同他進行了會談。開始，基辛格有點緊張，照著事先準備的稿子念，後來看到周恩來面前只放了一張寫著要點的紙，他也收起文件夾侃侃而談起來。結果包括飛機上的時間，只用了17小時就順利完成密訪。雙方約定把尼克松訪華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16日，中美同時公布雙方達成的《公告》。當年10月，聯合國大會恢復中國席位。 據基辛格的回憶，1972年2月，毛澤東見到尼克松時，一開口就是：「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他毫不拖泥帶水地表示，中國不會動用武力對付台灣，「我們可以暫時不去管它，等個一百年吧！」毛澤東身體狀況不佳，不久前還病了一次，原本只準備談一刻鐘，但他靠意志堅持了75分鐘，最後才以詢問時間的方式，暗示會談結束。 2月27日，中美達成《上海公報》，次日發表——其中有一條顯然針對蘇聯：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一年之後，雙方又發布一份公告，同意將共同「抵抗」任何國家在「全球」建立霸權的企圖。 美國與中國合作，蘇聯的最佳選擇只能是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莫斯科原本對安排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峰會反應冷淡，拖拉了一年多；結果，基辛格密訪北京不到一個月，就迫不及待邀請美國總統去莫斯科——安排在尼克松訪問中國僅3個月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這樣解釋尼克松的動機：「尼克松飛過來和毛澤東握手，主要就是因為美國面臨蘇聯的威脅，他要借力，然後他發現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借力點。他就來了，屈尊哪，他世界首強，他主動。另外還有一個小的地緣考慮：他要從越南撤軍，有一個理論上的困難，就是所謂『多米諾骨牌』效應：如果越南被共產主義佔領，東南亞就守不住，東南亞守不住澳洲就守不住。要破解這個困境技術上講有一個環節就是把中國拉過去。」 次年，美國和越南簽署和平協定，美軍撤出了越南。中美雙方互設聯絡處，走向關係正常化。 1989老布希艱難維持中美關係 中國駐芝加哥前總領事王立向記者描述老布希和基辛格的分別：「基辛格跟你見10次也不記得你是誰，老布希見過你一次就認得你了。」這天分顯然對從政有利。 1989年1月，老布希就任美國總統。僅僅一個月後，他的第一次出訪就是到中國——這在美國總統中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代當駐華聯絡處主任那段經歷使他對中國懷有特殊感情。所以他擔任總統後親自主持對華政策，而不是由國務院或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一些美國的中國學家說他就像是「國務院中國處的主管」。黨內的保守派反對他一上任就訪問中國，剛好日本天皇去世，他就利用這機會在參加葬禮後到了中國。 老布希見到了鄧小平，鄧對中美關係感到滿意，又說，戈爾巴喬夫將於5月訪華，談得好的話，中蘇關係也可以正常化，但不可能恢復到1950年代，也就是說中蘇不會結盟。老布希放心了，向鄧保證說，「在我4年任期結束時，中美關係一定比現在更牢固、更好。」 在此之前，中美關係儘管時有波動起伏，總體上比較平穩。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之後，他的後繼者繼續尋求對華關係正常化。1978年12月16日（北京時間）中美發表了《建交公報》，兩天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戰略中，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訪問美國；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發表，兩國關係進入了偶有小風波的蜜月期。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1989年初，70%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或極有好感。 可惜對中國最友好的美國總統，恰恰遭遇中美建交後最難處理的局面。布希訪華3個月後，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 6月3日深夜（美國東部時間），老布希獲知北京發生政治風波的消息後，當即給駐華大使李潔明打電話詢問事態。 6月5日早上，尼克松跟老布希通了電話，認為要看長遠，與中國的關係不能斷絕。老布希表示同意。 6月8日，他決定直接跟鄧小平通電話。中國方面表示，中國領導人沒有這樣的習慣。於是，6月20日，他給鄧寫了長信，一開頭就說他是「以一個朋友、一個真正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寫這封信的」。他希望鄧幫助他「維持這種我們都認為非常重要的關係」，除了兩國的大使之外，能有「特殊渠道」保持交往暢通，並問中方是否願意華盛頓派出密使。不到24小時，鄧小平就回了信，歡迎美國特使訪華，並願意親自同特使交談。 通過老布希的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中國領導人收到這樣的消息：老布希決意維護兩國的戰略關係，但他必須顧及美國民眾的情緒。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不會是永久性的，但目前在政治上是必須的。 在國會和輿論的壓力2008年6月時任美國國務卿賴斯訪問中國時說的：「我們有分歧，但是這些分歧並沒有模糊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美國與中國就是必須合作共事,如果我們要解決在國際社會中面臨的許多挑戰的話。」
來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8629f90100vz7k.html) - 百年中美潮_南方人物周刊_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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