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中央大學教授：革命是最猛的一劑葯

汪榮祖 台灣中央大學講座教授著名近代史學家，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歷史學博士。著有《蔣介石評傳》，《史學九章》等汪榮祖：革命是最猛的一劑葯2011-04-22 15:23 南方都市報 網友評論 0 條，點擊查看我有話說

1923年10月根據孫中山指示建立的興中會墳場，位於廣州市先烈南路25號。　　　　　　資料圖片

汪榮祖近照。攝影/南都記者劉煒茗

光復會誓言。

1905年，華興會部分領導人在日本留影，前左一為黃興，前左四為宋教仁。

1894年10月，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圖為會員秘密宣誓的地方。以上資料圖片

鄒容的《革命軍》。

第一期《民報》。

救了孫中山的康德黎。資料圖片

　　汪榮祖：

　　1940年生於上海，長於台灣。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台灣嘉義中正大學講座教授、台灣中央大學講座教授。著有《史家陳寅恪傳》、《從傳統中求變：晚清思想史研究》、《康章合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史學九章》、《追尋失落的圓明園》等。

　　「百年前寧靜的一個夜/槍炮聲敲碎了寧靜夜」———《龍的傳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時此刻，用它來提括彼時彼刻，卻是再合適不過。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後的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百年來眾說紛紜，當局者不清，旁觀者更不明。但歷史不容許不清不明，同時正因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個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霧，廓清、袪魅、還原。百年彈指，殷鑒不遠，讓我們聽聽，歷史會告訴我們些什麼……

　　革命的有意栽花和無心插柳

　　1907年以後，孫中山就把革命的重心放在南方，並發起了諸如鎮南關、雲南、廣州等一系列的起義。但是他的這一戰略都沒有成功。到1911年的黃花崗起義，對於孫中山來說，有點最後一搏的意思了。

　　南方都市報(以下簡稱南都)：汪先生你好，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台灣和大陸都有很多紀念活動。借這個機會，我們首先想了解的是，「辛亥革命」這個概念，它究竟指的是一個時段，還是單指武昌起義這個時間點？

　　汪榮祖：辛亥革命的「辛亥」指的就是1911年，所以「辛亥革命」的英文翻譯就是「1911年的革命」。所謂1911年的革命就是武昌起義，但武昌起義是有前因後果的。我覺得武昌起義之後，各省紛紛獨立這些步驟都是包括在辛亥革命當中的，直到1912年元旦，民國建立，辛亥革命才算告一段落。

　　照現在比較流行的說法，辛亥革命最早可以追溯到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這段歷史。但老實說，興中會到底有沒有正式成立現在都是一個問號，因為我們找不到材料來證明那個時候確實成立了興中會。還有，興中會是不是同盟會的前身？我認為也是有問題的。同盟會並不是延續興中會，而是由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三個會合併而成。而孫中山僅代表了興中會，可興中會當時只有少數幾個人參加，影響非常有限。興中會與同盟會的性質也很不一樣，興中會主要是檀香山的華人，而同盟會則主要是留學生。所以說，興中會在那個時候還是比較弱勢的。

　　南都：那為什麼孫中山能當上同盟會的總理呢？

　　汪榮祖：因為他名氣很大。他的名氣怎麼來的呢？就因為1896年的倫敦蒙難。一般認為在倫敦蒙難中，孫中山被挾持、拘禁，最後才被放出來。其實，那是孫中山自己跑進去的。他當時在倫敦非常寂寞，就經常找使館的獄管聊天，去的次數多了，被使館高層發現了，就把他扣留了。幸虧孫中山在香港讀書時的老師康德黎在英國，他收到了孫中山給他的求救紙條。康德黎向警方報告以後，警方就讓報紙把這件事給登了出來，逼得清政府只好放人。這一下讓這件事情變成了國際新聞，孫中山一放出來就變成了大英雄。所以同盟會成立的時候，他就被推舉為總理了。

　　南都：那麼同盟會成立以後，孫中山和原華興會、光復會那些人的關係怎麼樣？

　　汪榮祖：在同盟會裡，孫中山和其他人處得不好。同盟會1905年在日本成立，不到兩年時間，清政府就和日本政府交涉，要求他們把孫中山驅逐出日本。當時日本人就對孫中山說，我們現在也沒有辦法，只能讓你走。不過，作為補償，日本人給了孫中山一大筆錢。但孫中山並沒有把這件事告訴其他同志，所以當時章太炎幾個人就和他徹底鬧翻了。

　　孫中山去到南洋以後，基本不管東京的同盟會了，幾乎形同分裂了。這一次分裂不僅是組織上的分裂，其實也是在戰略上的分裂。1907年以後，孫中山就把革命的重心放在南方，他當時的想法是，先把廣州佔了，再把廣東佔了，然後慢慢向北統一中國———外國人把他這一想法稱之為「南方戰略」。所以當時孫中山在南方發起了諸如鎮南關、雲南、廣州等一系列的起義。但是他的這一戰略都沒有成功。到1911年的黃花崗起義，對於孫中山來說，有點最後一搏的意思了。他認為當時只要有最好的軍火，他就可以把廣州佔了，然後再把廣東佔了。但是他沒能籌集到足夠的經費，也沒有最好的軍火，所以黃花崗起義還是沒能成功。而且，這次起義的失敗也讓孫中山元氣大傷。要知道，之前革命黨的起義，大多依靠的是會黨的人，失敗之後對革命黨本身的損失並不是那麼大。而黃花崗起義中犧牲的人，大多是革命黨中的精英骨幹力量，人數可能也遠遠超過了我們通常認為的72個。所以這一次失敗以後，孫中山的錢也沒有了，人也沒有了，最後不得不再赴美國。

　　南都：所以武昌起義成功時，孫中山實際上是完全不知情的。那主要參與武昌起義的是哪些人呢？他們又是怎麼成功的呢？

　　汪榮祖：對，他當時在美國科羅拉多州，武昌起義時，他也是看了報紙才知道的。武昌起義確實跟他關聯並不大。前面我也提到，1907年同盟會分裂以後，在日本的那些湖北留學生都回國了，回到武昌一帶，開始組織文學社等等革命團體。有些新軍中底層軍官受到他們的影響，也參加了革命團體。但總的來說，新軍本身是不搞革命的。但清王朝也不大相信新軍，因為新軍中幹部大多是在國外留過學的，思想比較新，所以清政府對他們也是顧慮重重。當時在武漢，為了制衡新軍的力量，清政府還特意安排了兩支老部隊駐紮在附近。但是，1911年四川保路運動一起，清政府從武漢抽調兵力去四川鎮壓，這就給了新軍一些機會。但這個機會來得也非常偶然，當時主要是下層軍官要革命，但在正式起義前，風聲漏了出來，他們一緊張，就倉促地開槍了。當時的湖廣總督瑞澄膽子很小，聽到革命黨人起義了，就馬上逃到長江的兵艦上去了，武昌起義一下就成功了。

　　革命讓革命黨走開

　　真正在革命中起作用的，是三股勢力，革命黨、立憲派和難民。但主張動刀動槍的革命黨力量非常小。而且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後，那些主張在中國搞土地革命的革命黨都被立憲派那些掌權的人給清除出了政權。

　　南都：那麼你覺得是哪些因素成就了辛亥革命呢？

　　汪榮祖：我認為是由三股勢力的激蕩產生的。上世紀80年代我在國外用英文寫過一篇關於辛亥革命在江蘇的情況，從那裡可以清楚看到真是三股勢力促成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即革命派、立憲派、難民。其中立憲派和流民又是其中的主導。

　　南都：革命黨在辛亥革命中處於什麼樣的地位，他們和立憲派之間的關係又是怎樣的？

　　汪榮祖：當然也不能完全排除革命黨的勢力。革命行動本身的影響很小，幾次都被撲滅了。影響最大的還是它的宣傳，特別是1905年出了機關報《民報》，還有鄒容的小冊子《革命軍》，這本小冊子銷了將近一百萬冊，在當時是非常了不起的，很多留學生都偷偷地看《民報》，把《民報》帶回國內，所以就有了思想上的影響。革命黨的實力非常弱，可是他們有宣傳。宣傳力量在革命發生時作用是非常大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前面我提到的瑞澄，為什麼他一聽說革命了就馬上逃到軍艦上去了？就是受到革命黨宣傳的影響。在辛亥革命前，革命黨受俄國虛無主義影響，熱衷搞暗殺，像汪精衛還跑到北京去謀刺攝政王，所以革命黨給清政府官員的印象就是恐怖分子，一聽到革命黨，大家很害怕。

　　但辛亥革命成功最重要的因素，還是當時所謂的立憲派。立憲派不但不是革命黨，而且是反對革命黨的。但他們在大勢所趨下參與了革命。革命黨人在武昌起義成功後建立的政權是很不牢固的，武昌起義之後，主要在立憲派、紳商等主導下，各省紛紛獨立，總共有15個省獨立，整個形勢才開始穩定下來。

　　南都：像你所說的，既然立憲派本身是反對革命黨的，那他們為什麼還要宣布獨立呢？

　　汪榮祖：因為立憲派大多在地方上有錢有勢。這些有錢人在1910年時就覺察到了危機。什麼危機呢？這就追溯到1900年的義和團了。義和團結束以後，清政府和列強簽訂了《辛丑條約》。《辛丑條約》中規定中國要賠償列強將近五萬萬兩，加上利息以後就更多了。這些賠款層層分攤下來，最後都落到負擔最重的佃農身上，所以他們這些人就不能生活了。再加上1910年長江大水以後，餓殍遍地，大量的農民流離失所……

　　南都：他們是不是就是你之前提到的三股激蕩造就辛亥革命力量之一的難民？

　　汪榮祖：對，這些人既不是革命黨，也根本沒有革命意識，但是他們有動作。什麼動作呢？因為肚子餓，他們就到處搶商店、搶食物、搶糧食，把整個社會搞得亂七八糟，受損最大的就是資產階級了。這裡提到的資產階級並不是像孫中山這樣的資產階級，而是立憲派跟士紳階級的資產階級。他們本來是依靠中央政府來維持秩序，但在武昌起義之後，他們發現清政府已經沒有能力來維持秩序了，他們非常理智地得出一個結論就是自保。所以各省紛紛獨立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自保。

　　南都：各省的獨立實際上意味著對清王朝的背叛了，他們就沒有顧慮嗎？

　　汪榮祖：各省的獨立主要是受到士紳階層的影響。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士紳們渴望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但是清政府已經無法滿足他們這一要求了，由此也可看出當時士紳的影響力之大。而且他們說的也很有道理，如果不自保的話，整個省都會亂掉，這是誰也不想看到的結果。實際上，在義和團運動時，劉坤一、張之洞就在南方搞過「東南互保」，這樣才保全了東南部，所以也是有先例在的。

　　南都：立憲派在各省紛紛獨立以後，對清政府採取了什麼樣的策略？

　　汪榮祖：立憲派在獨立之後也不想再回去被清政府統治。他們當時主要還是和袁世凱在談，只要袁世凱贊成清帝退位，就讓袁世凱來當總統。後來袁世凱也答應了，而且他還想做好人，對滿族皇室說，只要清帝遜位，民國會給他優待，並且能讓他繼續在紫禁城裡做皇帝。所以後來孫中山讓位給袁世凱，並不是因為孫中山自願。而是之前立憲派就跟袁世凱談好了，孫中山沒有辦法，非下台不可。

　　南都：那為什麼民國元年還要把孫中山選為臨時大總統呢？

　　汪榮祖：孫中山12月才從國外趕回來，這時辛亥革命已經進入了尾聲，但整個政局塵埃未定，士紳們都不願意出頭，臨時大總統成了燙手的山芋，誰也不敢觸碰。當時中國一共有18個省，但當時也沒有選舉制度，那怎麼選呢？這個非常有意思，比如說你是江蘇人，你就代表江蘇；你是浙江人就代表浙江，這樣才湊齊18個人。由這18個代表18個省來投票選出總統。因為孫中山長期在國外，和國內沒有任何矛盾，再加上一個在江浙聯軍做總司令的廣東人的支持，便順利當選了臨時大總統。

　　南都：也就是說，辛亥革命爆發的根源還是中國社會內部的諸多因素，比如說難民、社會動蕩等等，這些東西在各個朝代交替時期都會出現。而像我們說的資產階級思想，實際上還是一個表層的東西，它可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不是決定性的。

　　汪榮祖：對，當然這些外部因素也是很重要的，這些東西都是西方來的。但我覺得真正在起了作用，還是我所謂的三股勢力，特別是難民和立憲派。像革命黨主張動刀動槍的力量也非常小。而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後，那些主張在中國搞土地革命的革命黨都被那些所謂立憲派掌權的人給清除出了政權。所以同盟會講的平均地權都做不到的，根本沒有執行的能力。

　　革命是給病國下猛葯

　　中國一開始是洋務運動，到康有為變法時又進了一步，要改革體制，要君主立憲。到了革命就更激烈了。這就好像有一個病人要吃藥，這個葯吃了以後沒有好轉，就加猛葯，這個猛葯不行的話，加更猛的葯——— 革命就是最猛的葯。

　　南都：從你的講述中，我們可以看出立憲派確實在辛亥革命中佔據了主導地位。實際上，立憲派就是我們一般意義上說的改良派在清末新政時的變種。在甲午海戰之前，改良派佔據了中國政治變革的主流。從甲午海戰之後則呈現出革命派與改良派交織運作的狀況。您怎麼看改良派對革命派的影響？

　　汪榮祖：改良派對革命派的發展是有貢獻的。當然，改良派是不主張革命，因為他們認為革命就是暴力，而暴力必然對社會秩序造成巨大的破壞。在當時嚴峻的局勢下，如果貿然發動暴力革命，很有可能讓列強趁虛而入，把中國瓜分殆盡。在某種程度上，他們也是為了整個國家。對於當時的清政府，改良派也沒有把滿清皇室視為異族，他們認為滿洲人已經被漢化了，所以只需要進行改良就可以了，沒必要強調種族革命。

　　雖然他們的想法與革命派迥異，但是改良派確在無意中幫了革命黨的忙。像康有為是極力反對革命的。但他在維新變法時，為了給變法提供理論依據，曾發表過一篇名為《新學偽經考》的文章。在文章中，康有為對古文經學進行了猛烈的抨擊，甚至認為它們都是後人偽造的。康有為在當時中國社會提出這一主張是了不得的大事，要知道，在中國古代帝國中，儒家是整個政權存在的思想基礎，而儒家正統思想的基礎就是古文經。康有為的這一說法，無異於將整個傳統社會的整個基礎都給晃動了。這等於在思想上打開了洪水的閘門。

　　南都：1895年以後，實際上改革跟革命兩股實力都是交織在一起的，但是後來革命的呼聲越來越高，最終把改良(立憲)給壓住了。這又是為什麼呢？

　　汪榮祖：在20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也就是1900年到1910年，立憲一直是佔上風的，最後武昌起義這些事情，從思想發展來說，也有一些偶然的因素。但無論如何，各省紛紛獨立，等於是逼上了共和之路，你立憲主張得再好，事實已經是共和了。

　　從長遠的思想史來看，我覺得可以跟日本做一個比較。為什麼日本沒有革命，中國卻有革命呢？因為日本天皇是萬世一系的，他們沒有改變，一直這樣過來的。在中國，革命是一句老話，所謂革除天命，幾乎每個朝代都有革命。但到了清朝末年，不再是簡單的改朝換代了，因為有新思想進來了。最有影響的要數通過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傳到中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在社會達爾文主義中最基本的信念就是「適者生存，物競天擇」，這無疑給中國人造成了強烈的危機感。如果你不大力來改的話，中國就要亡國了，要被淘汰了，所以很容易變成一個極端勢力，變成革命黨的思想利器。而且因為中國目標大，跟日本相比，受到西方的壓力要大得多，幾乎所有的列強都在中國，所以中國要想改的話也是困難重重，負擔很重。所以中國一開始是洋務運動，要購買西方的槍炮，到康有為變法時又進了一步，戊戌變法是要改革體制，要變君主立憲。就是說越來越激烈了，到了革命就更激烈了。這就好像有一個病人要吃藥，這個葯吃了以後沒有好轉，就加猛葯，這個猛葯不行的話，加更猛的葯——— 革命就是最猛的葯。

　　南都：那麼民國建立以後，立憲派對共和是什麼樣的態度？

　　汪榮祖：共和以後，大多數立憲派和士紳派都選擇接受現實。他們覺得袁世凱可以保護他們的利益，所以他們中的大部分都支持袁世凱。但是在立憲派內部也發生了分化，特別是袁世凱當皇帝失敗以後，幾乎就都不談君主立憲了，轉而主張民主立憲，這相當於又進入了另外一個新階段。但是像康有為這樣比較保守的立憲派，在思想上還是反對共和的。康有為並不是反對共和本身，而是認為當時的中國還沒有真正進入共和的階段。在康有為利用今文經中「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說」發展而來的「三階段說」中，他把「據亂世」說成「君主專制」，「昇平世」說成「君主立憲」，「太平世」說成「民主共和」。他認為中國當時還沒有真正進入共和階段，所以一直想搞適合當時中國的君主立憲制。所以康有為的思想和一般意義上的滿清遺老也有很大的區別，他並不是完全袒護滿洲人。事實上，他認為清朝要不要都沒關係，但一定要有一個皇帝。他提出可以用孔子的後代來做皇帝，即「虛君共和」的主張。但在復辟失敗以後，康有為整個政治態度也變得消極起來。

　　南都：實際上，辛亥革命之後，革命黨內部也發生了大的分化？

　　汪榮祖：對，特別是章太炎。在辛亥革命以後，章太炎跟革命黨就開始疏遠了。章太炎在革命黨歷史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特別是他的《蘇報》案，對於革命黨來說太重要了。1903年，在同盟會成立前夕，章太炎、鄒容在《蘇報》上大肆推薦鄒容的《革命軍》，同時還同康有為打筆仗。章太炎在文章中大罵清政府，把皇帝講成小丑，不辨菽麥。這讓清政府非常惱火，下定決定要把他們抓到南京去審。但由於《蘇報》是在上海租界中，由外國人主導審判，最後以毀謗罪判了章太炎、鄒容三年。章太炎三年後出獄(鄒容已經病死在獄中)，就在革命黨中獲得了很高的聲望，這對同盟會的革命活動非常有幫助。

　　南都：那他為什麼在辛亥革命之後就開始和革命黨疏遠呢？

　　汪榮祖：原因在於他一直很不滿孫中山。因為章太炎是一個書生，沒有權力欲，是個很理想化的人物。他在革命的時候寫過一篇文章叫《革命的道德》，他認為革命黨就是完全犧牲小我的，是不爭權奪利的，這就是革命的道德。但辛亥革命成功以後，革命黨內部都是爭權奪利、排斥異己的。他看不過去，於是叫出一個口號：「革命軍興，革命黨消」。就是現在革命軍成功了，革命黨要消滅掉。為什麼呢？因為爭權奪利。這句口號被大家誤解了，認為是革命黨要消滅革命黨了，很多人都拿這個口號來批章太炎。

　　革命是歷史的雙刃劍

　　辛亥革命之後，形成了一種觀點：但凡是革命的都是進步的，而反革命則是要槍斃的，革命開始變得神聖化。但在西方的概念里，革命就是流血，不是好事情。

　　南都：現在大陸、台灣都在紀念辛亥革命，兩岸學界都把它的歷史地位看得很重。你是怎麼看待的？有人認為如果沒有這個革命，可能立憲派會怎麼怎麼樣……你是怎麼來看待這個問題的？

　　汪榮祖：假如沒有辛亥革命，這個假如是猜測性的，就很難說了。你可以說會更好，也可以說會更壞。當時主張革命的人說把清朝腐敗政權一直維持下去，中國就有可能亡國，你可以這樣說。但你也可以說，假如沒有辛亥革命，沒有這些動亂，清朝遲早要改革，他也要改革的，但是速度要慢一點，這樣穩妥地發展。但我覺得我們對西方的很多概念是有一些誤解，以為一定沒有皇帝才有民主。那英國有皇帝，日本也有皇帝都可以民主的，這個並不影響的。當然辛亥革命已經發生了，它的重要性就是建立了民國。我們從歷史來看，它終結了兩千五百多年的帝制。不管怎麼樣，它確實開創了一個新局面。

　　南都：從歷史發展來看，辛亥革命之後確實給中國社會帶來了一個長時期的動蕩。

　　汪榮祖：辛亥革命之後，形成了一種觀點：但凡是革命的都是進步的，而反革命則是要槍斃的，革命開始變得神聖化。但在西方的概念里，革命就是流血，不是好事情。所以從西方社會變革的角度來看，能夠不革命最好不革命，能用不流血的方式來解決問題是最好的了。實際上，辛亥革命爆發也沒能夠滿足資產階級對於穩定的需求。雖然說袁世凱掌權時整個社會都趨於穩定。但當時整個中國社會的基礎已經被動搖，隨著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整個社會陷入了動蕩不安之中。

　　南都：從一個歷史學家的角度來看，你覺得辛亥革命是不是一個必然的結果？中國歷史上，到了一個王朝已經進入衰退期的時候，必然要產生革命，說明中國還是沒有跳出這個歷史的循環。

　　汪榮祖：你說的必然、偶然是在史學上爭論不休的問題，我的觀點是：大勢所趨的事情是有的，但是在大勢所趨當中會有很多偶然的因素。偶然的因素太多了，假如當初的滿清能夠更滿足一點立憲派，我想情況會不一樣。

　　采寫：南都記者 劉煒茗 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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