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怎樣的大學校長

執掌上海大學(包括其前身上海工業大學)28年的「老校長」錢偉長逝世，一名學生在學校網站上留言：「我的畢業證上不會再有『錢偉長』三個字，但您，永遠是我們的校長……」「永遠」的讚譽，有多少校長可以擔得起？

7月30日，執掌上海大學(包括其前身上海工業大學)28年的「老校長」錢偉長逝世，一名學生在學校網站上留言：「我的畢業證上不會再有『錢偉長』三個字，但您，永遠是我們的校長……」

「永遠」的讚譽，有多少校長可以擔得起？

從1912年，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蔡元培頒布《大學令》始，中國現代大學制度發軔。日月荏苒，百年後，大學行政化、校長官員化卻讓中國高等教育感嘆無數。

在現有的制度之下，再好的校長也難發揮其應起的作用。但如中國科技大學原校長、現南方科技大學(籌備中)校長朱清時所言，對於違背教育規律的事情，中國的大學校長們至少可以選擇不做。

可貴的是，在這個夏天，我們看到有大學校長在為突破舊體制，建立更符合教育規律的大學而努力；看到一些大學校長拋棄官腔官架，有去揣摩年輕人內心需要的意願和行動，更看到了這幾年來，一些大學校長和他們的團隊在高等教育改革上嘗試著種種突圍和努力。

固然，教育制度一日不改，這些「舞蹈」的空間終究有限，但大可以期待，在這些大學校長不斷地突圍與變革嘗試下，散亂音符或有成為黃鐘大呂的力量。

就在錢偉長逝世前一天，歷時二載，易稿數十次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頒布實施。這份新世紀第一個中長期教育規劃綱要明確指出：轉變政府教育管理職能，推進政校分開管辦分離，建設現代大學制度，落實和擴大學校辦學自主權……

制度架設雖近齊備，施行和落實卻難免會有更久的曲折。但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大學校長需要和可以去做的事情還有很多。

竺可楨曾說「校長是一個學校的靈魂」，現在迫切呼喚的也許不是集教育家、管理家、社會活動家等於一身的「超人」校長，也許只是心懷理想主義的大學守護者。

朱清時「突圍」

朱清時起初並不想當這個大學校長，但美國加州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前校長吳家瑋的一句話打動了他。吳家瑋說：我們這一代人，對中國高校改革一直懷著一個夢想，南科大是一個極為難得的機會，能夠突破現在所有的條條框框

本刊記者/馬軍

10個月與10年，對朱清時來說是兩段完全不同的體驗。前者是他擔任正在籌備中的南方科技大學校長的時間，心力交瘁的感覺時時相伴——他要從無到有、一步到位地創辦一所亞洲一流大學；後者是他擔任中國科技大學校長的時間，在那所中國一流大學裡面，孤獨無奈的體驗也從未間斷。

「亞洲一流大學」

7月中旬，在馬不停蹄地到各地公幹之後，64歲的朱清時難得抽出兩天時間回中科大看看，他的家也還在這裡。出現在《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眼前的朱清時，衣著樸素，說話緩慢，帶著四川方言口音。走在校園裡，他看上去更像一個老校工，而不是一名特立獨行的大學校長。

自從10個月前南下深圳之後，他在中國科技大學的那間辦公室一直沒人使用過。他在中科大連任兩屆校長，前年退休。迄今在這一職位上呆了10年之久的人，除了他，還有郭沫若。

去年教師節那天，朱清時從深圳市代市長王榮手中接過聘書，出任正在籌建的南方科技大學校長。從那一刻起，他感到自己在做一個複雜的大型「實驗」。每走一步都會發現問題，記下來，繞過去，不斷嘗試新的路。

這個「實驗」要在短時間內，以不同於現有大學的樣貌，在深圳建一所「亞洲一流大學」。朱清時的同行們在內地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他成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現在，這所籌辦了三年的大學即將呱呱落地。

南科大是富裕起來的深圳市渴望「仰望星空」的產物。經過30年的經濟發展與積澱，深圳市希望給全國留下的印象不僅是經濟特區，還能有與特區經濟相匹配的文化結晶——一所在南中國首屈一指，甚至與北大、清華比肩的大學。

早在2007年，南科大的籌建工作便開始啟動，但起初並沒有獲得教育部的支持，直到去年12月，教育部才表態把南科大作為國家教改試點。

與以往高校校長由組織人事等上級機關直接任命的方式不同，朱清時是深圳市政府委託國際獵頭公司從全球遴選的大學校長，這在國內沒有先例。遴選之初，進入第一批候選名單的有200餘人，外籍人士佔據相當大的比例，其中包括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一位院長和國內幾所著名大學的校長、副校長。經過評選委員會幾輪篩選和投票，朱清時最終勝出。僅此過程便歷時一年多。

在中科院院士中，朱清時素有聲望。自1998年擔任中科大校長起，他逐步脫離科研領域，身份從一名化學家轉變為教育家。近幾年，他因為高調反對大學擴招、高校評估而頻頻見諸媒體報道。一位曾參與校長遴選的南科大工作人員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朱校長當時被相中，肯定與他的這些主張有關。

今年2月，深圳市耗資1.76億收回位於深圳大學城的南開深圳金融工程學院，供南科大作為啟動校區使用。深圳市還另外撥給南科大一片土地用作永久校區的建設。目前當地數百戶村民的騰退已近尾聲，預計9月份就要動工興建。未來校區的沙盤就擺放在南科大的辦公樓大堂內。從沙盤觀看，依山而建的校園規模甚是宏大。

就在最近這幾周時間裡，朱清時和他20多人的籌建團隊正在等待教育部的最後批複。接到批複後，南科大就可以正式掛牌成立。

「我們等教育部的批件等得望眼欲穿，但幾乎可以肯定今年開始招生。」朱清時說，也許是9月也許是10月，或許更晚一些。

南科大的第一期教改實驗班將從全國各地的高二學生中招50人。「對不少優秀學生來說，高三(階段)純屬浪費，如果他們願意，可以選擇提前報考南科大。」朱清時透露，南科大打算自己出題，委託中科大少年班招生機構來組織筆試與面試。今年高考取得556分的山東10歲考生蘇劉溢，曾被推薦給朱清時。朱清時親自對蘇劉溢進行了面試，並準備錄取他為南科大第一位學生。朱清時決定，對第一期招收的50名學生，他都要親自面試。

無論朱清時，還是深圳市，都對這座即將起航的大學寄予重望。

南下履新

其實朱清時起初並不想當這個校長，深圳市第一次盛情邀請時，他明確拒絕了。

從中科大卸任時，朱清時對自己的退休生活有諸多規劃，比如文物考古研究，比如書法創作，唯獨沒有重新出任校長這一項。

被拒後，深圳市方面發起了總動員。時任深圳市委常委、組織部長的王穗明親自到合肥邀請朱清時，同行的還有幾位知名的大學前校長和老院士。

美國加州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前校長吳家瑋的一句話打動了朱清時。吳家瑋說：我們這一代人，對中國高校改革一直懷著一個夢想，南科大是一個極為難得的機會，能夠突破現在所有的條條框框。

朱清時動心了。任職中科大校長10年間，他對破除高校陳弊一直有許多構想，但始終沒有機會推行。譬如高校「去行政化」，是他校長生涯的一個最大心愿，儘管他多次於不同場合呼籲，但在體制內，他無能為力。

在任期內，朱清時看到，中科大的不少教師、研究人員爭相競聘後勤、人事等行政職務。他理解他們的苦衷。在現行體制下，教授沒有行政職務，就幾乎沒有公共資源可以利用。教授官員化，官員教授化，高校就是另外一個官場。

幾年前，地方政府官員想建高教園區，多次找到朱清時，答應給中科大批最好的地。但朱清時認為，中科大是培養拔尖人才的，不必把規模搞那麼大。去那麼遠的地方建新校區，老師每天在路上跑，哪裡還有精力搞科研？

後來網上出現一篇帖子《朱清時校長的戰略錯誤》，認為朱清時不趁機佔地圈錢，一旦國家為其他高校的巨額債務埋單，中科大就錯過了一次大好機會。朱清時知道這帖子出自校內「持不同意見者」之手，這讓當時快要卸任的他備感壓力。

壓力還來自教育部的擴招要求。當時朱清時接到上頭一個又一個電話，希望中科大擴招，並把擴招提高到拉動內需的政治層面。第一年，中科大響應號召，擴招了300人。但朱清時很快就發現，食堂、教室、圖書館立刻吃緊，老師不夠用，作業和卷子改不過來，教育質量明顯下降。

朱清時決定停止擴招。做出這個決定不容易——國家按學生人頭數撥經費，再加上學費，每擴招一名學生，學校就能多收入1.5萬元，擴招1000人就等於多收1500萬。朱清時同樣頂著壓力堅持了下來，從2001年起中科大每年只招1860名學生，一直保持到現在。

但不能做的事情卻更多，比如他一直想做的讓教授的待遇遠遠高於行政人員。

如今，南科大為他提供了機會，讓他的構想有機會在深圳落地。朱清時開始動搖：在深圳白手起家，沒有那麼多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有可能打造一個理想國。加上深圳方面再三表現出來的誠意，朱清時考慮再三後，告別了退休生活，懷著滿腔期望南下。

「撕裂口」

但是南下後發生的種種事情，還是出乎他預想之外。

朱清時履新後，需要一台電腦辦公。但他被告知，由於買電腦需要向深圳市政府有關部門報批，兩個月後才能買回，他只好從其他地方先借一台回來。這個小小的事情只是一個開端，直到幾個月後朱清時才明白，他的大部分精力都將耗在這類事情上。

今年3月，為迎接教育部的評審，朱清時需要先建一個教學實驗室，這是爭取教育部同意南科大今年9月開學的一個必要條件。朱清時對此很重視，特地邀請多位專家制訂出規劃，打算按計劃採購二三百萬元的設備。

早在朱清時南下之前，深圳市已表示要為南科大拿出2300萬元啟動經費。原本以為這些設備採購不會有問題，不料幾天後辦事人員告訴他，計劃報上去後被市有關部門否決。理由是，這一階段要採購的所有東西應該匯總起來報批，不能一個項目報一次。

朱清時對此很難理解，儘管這種行政口吻他再熟悉不過。建南科大本來就是「摸著石頭過河」，要求把一個階段的採購計劃做全做細，實在不太可能。

按政府部門規章制度，南科大所有物品的購買，哪怕是一疊列印紙的採購都要走市財政撥款，每筆花費都要先報預算，10萬元以上還必須招標。餐廳買餐具要提前報批，房頂漏水維修要先同市有關部門打交道……種種瑣事讓朱清時不勝其擾。

直到現在，對南科大非常重要的那個教學實驗室仍未建起來。朱清時說，目前南科大推進的節奏已落後於計劃，自己就像陷到了泥潭裡，走一步停一下，著急卻走不快。

「沒有紅頭文件支持，我們寸步難行，只能找領導爭取一個接一個的紅頭文件。這幾個月我都在做這種事。」朱清時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他感覺自己就像是在現有的行政化體制下撕開一個一個裂口，「全撕開之後我想中國教育就有希望了，多樣性就會出來」。

在來深圳之前，朱清時心裡盤算的全都是如何辦學、如何制定章程、如何找到優秀人才。眼下的遭遇在他料想之外，但他又覺得很自然，「因為行政話語體制充斥整個社會，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