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怎樣推翻了殷人

《史記》給我們留下的一點記錄遠遠不夠，且太史公肯定在極大的程度上受到了周文化、春秋戰國的影響，我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可能的範圍內，通過現代許多學者的努力，會重新寫這段殷周遞嬗的歷史。　 　兩千多年以來通過周文化相傳，經過歷代王朝帝王將相政治性的渲染，大家都以為朝代的改變是天命。雖然要推翻一個腐朽的王朝就不得不用武力，武力是重要 的，但還是以新王朝的「德」為主。這是中國傳統上一律的史觀。這裡的天命有兩種意義：（1）它是天規定的，有德者有神器。（2）它是宿命，後被稱為天命， 即我生在無論哪個王朝，我認命了，這個命應是天安排的，那麼也就等於是天命。孔子的五十而知天命，不如說五十而知宿命，此宿命者天之命令也，即一定政權之 下的必須接受的事實。我們稱之為宿天命以有別於天命的第一義。　　其實在宿天命背後的就是武力的征服；這一個真理，每個帶軍的人都會了 解。歷代開國君王是同意的，且都以天命來美化。只有嚴正的歷史家、考古家一點一點地用事實證明並沒有什麼天命。歷史初看像是混沌一片，但甚至沒有上過學的 老百姓、一般沒時間也沒有問題來想這一問題時會直截了當地說：「成則為王，敗則為寇。」一切的政權又都是以武力來征服的，只有最愚蠢的君王如紂才會說「我 生不有命在天乎」《史記·夏本紀》。和項羽在四面楚歌時說「天亡我也」如出一轍，天命和武力在事實上是同義詞。且以這一觀點來看看周朝的開國史。　 　周朝的先祖以外國人宗殷而入西陲的「豳涿」（邠），從史載第四代公劉開始遷移的。看來公劉才是周人入殷可以有記載的遠祖《毛詩·公劉》。，它的地理位置 是「昔大王居邠」《漢書·地理志》。，又「豳地今為枸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北有涇水。從此西南行，正東乃得周……」古公亶父又遷周而建都周原，「周原 膴膴」。《毛詩·綿》。　　古本《竹書紀年》中關於王季記載頗為不少：　　（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王。（《後漢書·西羌傳》注引）　　（大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同上）　　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戰，克之。周王季命為殷牧師。（同上）　　七年，周人始伐始呼之戎，克之。（同上）　　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同上）　　文丁殺季歷。（晉書·束晰傳），（《史通·疑古篇、雜說篇》引）　　今本《竹書紀年》：　　（文丁）五年周作程邑。張光直：《中國青銅器時代》，北京三聯書店，1983，87頁。　　文王之時，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大抵自文王之時，周勢力已達於陝西全省，甘肅、河南之一部分，似可斷定。張光直：《中國青銅器時代》，北京三聯書店，1983，89頁。　 　司馬遷在《史記》里所列舉的征戰，有犬戎（槃觚之後，當在南方）、密須（《正義》引杜預注謂在安定陰密縣，在今隴東）、耆口（即上述之黎）、邘（《正 義》引《括地誌》置於懷州河內縣，屬今河南沁陽）和崇侯虎（《正義》雲在豐鎬之間）。參閱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撰異》（增訂本），社科院歷史 研究所本所專刊1969年第52期90頁，張光直。　　周文王伐邘一事是周商勢力對比轉換的標誌，因為邘即沁陽的盂，文王伐此地，可以直驅而至商郊。李學勤《殷代地理簡論》，1956，97頁；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91頁。　　殷對周的關係首先是征伐，然後是通過周向殷獻巫和嫀（美女），不是一般的貢物。於省吾「從甲骨文看商代社會性質」，東北人民大學人文社科學報，1957，2—3頁。以巫和美女來作為貢物，用心何在？　 　周朝對付周邊的外國人是打不過的便「事」，如「太王事獯鬻」《孟子·梁惠王下》。或狄之侵擾服事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古公亶父之遷於岐下，看來 不光是「周原膴膴」的關係而是避難。太史公寫古公亶父的周人的努力：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古公卒，季歷立，是 為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行仁義，諸侯順之。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曰文王……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會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 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蓋往歸之。太顛、閎沃、敬宣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史記·周本紀》。　　這一段描寫中肯定是 以某些事實作為背景。但寫周人古公立的「德」、「仁義」、「敬老」、「慈少」、「禮下賢士」等都是周人後代以理想中的君主形象加添的，有許多德行是天生有 的；後代人沒有的君王的美德，前代人會有么？我們有的後代的君主是用理想的君主籠絡人心倒是事實，比如說劉邦朱元璋等開國皇帝其本身就很有流氓的氣息，他 們在上述的「德」的表現都是比較曖昧的「有為而作」，說得不好聽一點是「收買人心」；這些君王殘暴的一面更指出歷代為他們描繪的「聖君」形象都是假的或至 少是有問題的。我們固然對於周的先祖們可以稍有保留，但君王的模式具在，不會離它太遠吧。　　太史公的史識我們姑且不說肯定是卓越的，但這並免不了他也「寫故事」。他可能就是受到了「文本」的限制，認為必須尊重史實。可見周朝開國後的一些文飾代替了真正的史實。太史公甚至寫到迷信的程度：　　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慚……同上。　 　「諸侯皆來決平」的描述似乎是大家住在一個城市中，說到就到，又像是大家可以不先以武力解決，共同商量去求「正義」，把一些以擴展地盤為目的的諸侯說成 文質彬彬的政治家，連二十一世紀也極少見。最令人發噱的便是「讓畔」。好像兩個農人，一為孔子一為孟子：「夫子有請了。」這種偉大之舉又怎麼讓那些爭訟的 虞芮之人看到了？周人既然不爭又怎麼可能讓畔，既有畔怎麼又可能互相推讓，推讓些什麼呢？我們沒有見到讓畔之事，當然不能武斷地說，沒有這回事，但求諸歷 史，中外古今除了周人讓畔還有過什麼讓畔的事么？如果沒有，那就百分之九十九是「神話」。如果我們了解到神話的編纂是一切中外古今開國人的共同語言，我們 就會見怪不怪了。你告訴農民讓畔的事他會抿嘴笑你；他不需有任何歷史的知識，甚至於知識、任何文本學的訓練，他會說這是天方夜譚。但這些事實出於中國最偉 大的史家筆下，為中國兩千年的讀書人心儀的孔子主義者的理想政治！　　太史公還寫到古公之德：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史記·周本紀》。　　文王時代的武功和外交得到更大的發展，《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這一段又是神話。古公亶父一言而將戰爭視為不義——「殺人父子」，是個極端的反戰者，無條件地為了躲避戰爭、保護百姓而拱手將財物、土地、人民讓於野蠻 的侵略者，又不分民之在我在彼，好像老百姓到處都一般過日子。中外古今哪裡有這種君王？極端的反戰者如果換到別人也許有這個可能，換到古公亶父這麼一個諸 侯且是成為一強盛地方勢力的諸侯如何可能？　　而且「民」這一概念之應用有如《尚書》中的誥，將它抬得很高，真有些以「民」為主的味道。 且「民」字在殷周出土的甲骨文中並不多見，根本沒有像《尚書》那麼將它作為政治的主體。它要到戰國時代的孟子，因為各國激烈的爭鬥才成為重要的；但孟子的 思想是不合於那個時代的。在漢以後的民的地位顯得重要，因為他們是自由耕種的民、封建政治中賦稅的重要對象，這是不合於殷周時代直到後秦時代那麼可以將他 們視為己物的，也只有在他們逃亡到其他諸侯處才覺得他們的重要。《尚書》中的「民」的概念是漢代儒家根據孔子人本主義與孟子發明的，可以說毋庸置疑。至於 周人在文王時代對「民」的真正態度在文件中還是可以找得出來。且看周武王、周公怎麼一反神話的古公亶父反戰而戰的：　　武王以前並最遲至 武王時代，周人已野心勃勃地與相當遠的地區經營。許倬云：《西周史》，香港三聯書店，2001，96頁。周人在克商以前即在江漢流域建立若干據點也未嘗不 可能。徐中舒：《殷周之際史跡再檢討》，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本所集刊第7期，1936A，144—145頁。　　《逸周書》：武王滅九十九國，斬獲十七萬七千七百九十七人，俘三十一萬二百三十人，降六萬五十二方國。《逸周書·世俘記》。這一數據的真實與否還未經過證實，但即便《逸周書》是後人纂的，也不大可能無中生有，否則作者目的為何？　 　武王伐紂：「武王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於正月甲子日清晨到達朝歌郊外之牧野。」參閱《史記·周本紀》；《逸周 書·世俘記》。諸侯會師的戎車四千乘，紂發兵七十萬人。許倬雲認為這個數字可疑，因為殷商的總人口，以其疆域來說，未必能超過一百萬，許並引《孟子·盡心 下》「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矣」。許倬云：《西周史》，香港三聯書店，2001，95頁。武王伐紂是主動的，以一當十，且借諸侯戰車十倍於己似乎不是一個歷 史的事實。以小擋大，以弱凌強，以正義抗非正義是可能的，但敵我之力那麼懸殊而驟發難於理不合。後代美化前代的歷史和傳說在中國傳統上是不陌生的，我們相 信從文王以來，蓄志已久與殷爭天下，所帶之兵必為精銳，以足夠的精兵直搗殷都以俟一舉成功，果不出其所料。周人之用心明矣，一反史書周祖先反戰、西伯諸善 之說。　　武王伐紂曾「命多友……」在、龔、世、楊冢等地進行戰鬥，在「折首二百又五人，執訊廿又三人，俘戎車百乘十又七乘，卒復筍人 俘」；在龔「折首三十又六人，執訊二人，俘車十乘」；於世亦「折首執訊」；至楊冢「折首百又十五人，執訊三人」。厲王多友鼎銘文，《中國青銅器》，337 頁。　　無論如何，這次的戰爭是全面型殺傷性的，即包括一切殷商直屬或從屬關係的部落、大邑性的國的戰爭，牽連的人民之多也是空前的。從 武王周公戰後大遷移的情況看來，《逸周書》中斬俘人數不會相差很遠。如果說武王純以德服人、以十倍小於紂之兵車驟然發難，諸侯響應，（據太史公說是在將伐 未伐紂之前就有「諸侯不期而會盟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居二年……』」太史公更可能為周人正史影響，而不像《逸周 書》上面所述）那就不需這般規模的戰爭，做到所謂的攻紂以後，天下歸心。事實上在武王去世之後，周公尚用三年平定淮夷，說明這場戰爭需要多年的武力來贏 取，而不是好名譽好道德所能代替的。在這場大規模殺傷性的戰爭中，《逸周書》的記載還是比較真實的。　　文王死後二年，武王率周公伐殷， 打了兩年仗，最後滅殷殺紂，三分殷地；周公、管、蔡合為「三監」。文王死後六年，武王病重，遺命周公代繼王位，周公擬告天策藏於金滕匱中，內容為求天代武 王死——這一舉動似乎為後代人，甚至為周公本人假造，周公再愚也不可能發明「代死」以示愛武王，又為了表明「心跡」，來個「告天策」，此心唯天可表還不 夠，撰了告天策肯定是要讓後人知道。「你不信我可以給你看告天策！我真的沒有意思接受武王的王位。」好像周公已經預料到人們不信任他不會覬覦王位。至於武 王遺命到底是周公還是成王，我們也不可能知道。以周公的武功、軍權而能不躋王位有三個可能：一是武王欲傳位給成王，因為根據周人的做法，只有在古公死後傳 位於太姜少子季歷。後來季歷生昌（即文王），即傳於文王，文王傳武王，父傳子不傳弟，一反殷人昭穆之制。第二個可能是周公自己：是周公欺成王年幼而為王， 但鑒於周人父傳子之習，決定遵守祖制。第三個可能是周公如果自立為王肯定遭到本族人，特別是帶兵的管、蔡、霍叔反對。太史公寫：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 恐諸侯畔，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霍叔群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初，管蔡叛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 定。《史記·周本紀》。　　《逸周書》也說：「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 降辟二叔。王子祿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霍叔陵。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惟九邑。」《逸周書·作雒》。這裡又有了王子祿和熊盈族的提及，還有一些《史 記》所無的細節。　　周公為了平定管蔡，打了三年仗。周人內部為了爭權相互殘殺。這時候，我們看不到一切史中對周人祖先功德的讚揚，看到 的只是赤裸裸的「槍杆子」。而等到周公最後勝利，便將管、蔡貶為寇。從軍事上看來，管、蔡等非周公對手。我們相信周公之讓政成王是因為他誅管、蔡的借口是 為了成王，將擁護成王的人作為自己的支持和得到召公的認可。第三個可能還是比較合理的，在這一方面，周公是一個實實在在有野心、但顧全大局的野心家，他之 不踐王位有如曹操、司馬懿之類的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我們以為周公是個不惜以戰爭來消滅敵人與弟兄的。　　周公三年平定管蔡之戰征服熊、盈之族十七國，俘維（淮夷）九邑。孟子說「滅國五十」。《孟子·滕文公》。　 　周公是一個大政治家似乎是毋庸置疑的。我們所謂的「大政治家」是他做起事情來大刀闊斧，決不從百姓的生命、安危、財產上著想，而是一個建立帝國的人。是 周公聯合召公殺了自己的弟弟管（《史記》說他自殺），囚了蔡，第三監叔父霍生死不詳，可能是早已投降。在這其間紂之武庚也作亂，由周公平定；管、蔡連結了 東（鄘）、奄、薄姑、徐戎、淮夷、熊（祝融）、盈（嬴）。周公等平了內亂之後便掉頭來「伐淮夷殘奄，遷其居薄姑」。《史記·周本紀》。　 　等到了平定了內外之亂後，周公便進行了自武王征服殷後開始的封建和大遷移。封建和大遷移是雙生子，有封建不能無遷移。在姬、姜二姓中，共分七十一國，姬 姓佔五十一國《荀子·儒效》。，姜姓二十國，這是在成王四年時做的。他的目的是從以前殷朝分封諸侯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地鞏固中央的權力，將「天下」直接隸屬 於姬、姜二姓。這就進行了全國大調動。這種以極大政治、軍事之力做出的調動為史所罕見，可見周公之氣魄和封建極權的形式和內容。以這種形式來統治會對 「民」感到興趣而以民為征戰革命的出發點么？這麼以民為借口的封建極權並非始於周公、終於周公，而是一切極權的方式，這又有什麼奇怪的呢？但是周公在孔子 眼中是至善至美到令人不解。孔子推崇周公應該發自內心，但是他難道看不到周公戰爭和封建的作為么？何故竟盲目至此呢？孔子難道也像後世掌權的儒者口是心 非、不顧一切地樹立君王的絕對權威而故作美詞么？且看周公如何進行大遷移的。　　首先是周公自己留守成周，統治自陝以東的廣大疆域，而後 分權。召公統治即今河南陝縣西南。封召公的長子於燕，次子於邶，合族的人齊往，解決了召公對中央政權的威脅和以召公之力鎮守東方。又將殷遺民的一部分遷到 召公處。將兒子伯余封於魯接受殷民六族；將康叔封於沫邑為衛國，接受殷民七族；他的兒子封在鄘；分懷姓九宗，封叔虞於唐為晉。為了尊重殷得人心的紂的哥哥 微子，封他於宋。將西土的姬姓封于山東的有滕、郕、極、郜、陽、茅；將西土姜姓的太公子呂伋封在薄姑。然後他將山東的奄、薄姑一部分的兩族遷到幾千里外的 江南；將薄姑另一部分人和其鄰國豐國遷至江北；將征服了的原在濰水的淮夷、徐戎遷至淮水，楚遷丹水流域；將盈族遷於渭水的西戎地方。顧頡剛《周公東征史事 考證》：殷所屬各國如奄、薄姑遷長江以南之今江蘇境內，與薄姑為鄰的豐國遷今江蘇北部，淮夷（原居濰水）、徐戎遷淮水流域；另有徐戎的一部分作為殷民六族 之一留在魯境，一部分則被遷至汾水和渭水流域，楚則遷丹水流域，盈（嬴）姓族則遷渭水西戎之地。劉起釪：《古史續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1991，60頁。　　淮夷的事周公暫時是以武力，用三年的時間平定了，但可能是因為淮夷離中央較遠，似乎是在被征服以後，雖然有了周公遷移的徐戎居於淮水流域，還是未全服。在穆王時代還敢「伐中國」。　　克狄淮夷，印燮繁陽。東周曾伯簠銘，《中國青銅器》，381頁。　　王令曰，「戲，淮夷放伐內國，汝其以成周氏戍於古豐啟……」穆王時代錄卣，《中國青銅器》，410、411頁。　　王用肇使乃子率虎臣御戎。——見「汗簡」，淮即。方號乙——穆王時代，《中國青銅器》，411頁。　 　這種洗牌式的大遷移罕為史家論及，它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而這是周公在距今三千多年時搞的；周公的氣魄至大、手腕至烈，大起大合，將殷、周的全部人 民調動起來，讓他們放棄一切，自西至東，自東至西，自北至南，自南至北。「及周公相成王，致治刑錯，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後漢書·群 國志》，劉昭注。我們估計周公實在遷移的可能是數百萬人，那些和政治、部落、權貴有聯繫的直系宗族和人民。在流動的時候，百邑為空，只留下那些遙遠、山居 的、不受政治影響的化外之人。在那無舟車代步、無沿途糧食供應的年代，徒步的扶老攜幼的遠涉千里確實蔚為景觀，而且這一大流動是在武裝的兵士的監控或許鞭 策之下進行的。史書不載逃亡、病弱、飢餓、途中死亡之事，但可想見一斑。等到這些大遷移的民眾與貴族到達目的地之後，人們面對的是凋零的城市或是草莽未開 的自然，當用雙手從零開始。大革命、理想世界是從這種情況開始的。周公的這一舉動是通過這種封建方式可使姬姜兩族的統治萬世不衰，在殷商的、原有鬆散的部 落共和、以殷商為首的王朝的基礎上更進一步鞏固中央的勢力。雖然周公以武力達到了推翻殷商的目的，征服了不服的一些被貶為夷狄的諸侯；雖然他以暴力對中外 諸侯的一切屬下人民進行了大遷移、大調動，但他知道他必須承繼殷朝的餘緒，有點像是清朝入關以後的種種措施，以承繼夏、商的正統自居。甚至於他在對殷朝大 舉征伐時的借口是，它並沒有遵從自己祖先湯革命的傳統。武王在討檄上說：「自棄其祖肆祀不答，遺其王父母弟不用……」《史記·周本紀》。就是說殷朝末年社 會的基礎被嚴重腐蝕，這一基礎就是以王父母弟合成的昭穆制下、以祀為社會道德結構的中國文化，就是通過這一文化中國才為中國，而紂對它的破壞不遺餘力。　 　武王的另一個行動表面上是賄賂紂，其實是加速紂的滅亡，「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同上。他在討紂時有 「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同上。，再加上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同上。。一個「以德服人」、「極端反戰」、「以民為先」的周人部落會糾 集這麼多的兵力戰備，且能夠召喚諸侯助他車「四千乘」，近十三倍於己的兵車，武王向紂出兵，盟軍十倍於主力軍，可見周朝的武功對於周邊的盟國已進入到准統 治的地步，不僅他們不敢得罪武王，且爭相示友好；周人之強大與對周邊可能施用的暴力應令人生懼矣。　　紂王朝對於周人日益強盛，文王之軟 態，不會不感到威脅，甚至於幾次出兵，並囚文王於羑里。周人非但不予還擊還示以友好獻媚。紂利令智昏，雖有大臣警告，不予理會，以為天命在殷，周人無奈其 何。也就是殷人數百年統治的深度、廣度，可以不將草莽中崛起的周人放在心上而一意尋歡作樂，自以為是。有點像是清代於十九世紀中葉受到列強的欺侮而自以為 天命在大清一般，西洋所示的不過是奇巧淫技，船堅炮利，不足與中華數千年的文化同日而語，雖然舉朝上下已是賣官鬻爵、貪污橫行、民不聊生，而皇親貴胄、高 官酷吏，照樣魚肉小民不遺餘力，其公德較西洋之公德甚遠，遠不足與之抗衡；以至於交戰後一敗再敗，反而倨傲如舊，舉朝迷信義和拳之符咒可以抗西方之槍炮， 加速了己身的滅亡。　　周朝的革命正和任何革命一般是以武力取勝的，而其武力取勝的原因之一是己身的圖強與被取代政權的墮落成正比。它的 成功必定是在原有被革命對象之不能控制、或對己身權威的妄用所造成的社會動亂的糾正。新的政權在代替了舊的政權時的借口必須是繼往開來，在人們的傳統的道 德意識上的強化而作為正統的繼承人，或以天命或以民意為張本而進行的武力征服。在武力征服成功後，必定會進行中央集權大改革，它會為了新社會的設計犧牲、 處罰一部分過去有權勢而反抗的人，造就一批新貴使之鞏固既得之政權。　　周人打了五年仗，到了周公才在全國結束戰爭。三年伐武庚、管、蔡，一年伐淮奄，成王那時年紀還小，他急忙回過頭來制定禮樂。　 　周公規定的諸侯與周王室之間，諸侯與諸侯之間，君王、諸侯與臣下之間的禮實際上是一部周朝王室的親疏權力分配史，而用儀式將它固定下來。它是一切圍繞著 皇室的各種禮儀的中心，從而建立起家庭的制度——它是君臣的翻版。這就是孔子主義中政治、社會、文化的「君臣父子」的由來。抽象地看，它似乎只是一個社會 制度，它的取捨可以隨便，但從周代實際社會中看，它就是整個中國文化的結構。哪一國的諸侯不以它為準，必被認為製造破壞性的影響，破壞了「君臣父子」的中 心價值。　　周朝的成立「天實為之」。它是個既定了的政治事實（武力征服殷朝），也是百姓生活穩定、制度上的保證，因此是「天命」，便成 了一切政治制度存在的理由。反對它的是反對「天命」，是應受到嚴懲的。這種悖論式的做法的產物是極權，也是《尚書》誥文中的主要內容。這一邏輯到了周公就 更加強了，它的效果是：　　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史記·周本紀》。　　這種作為歷代儒家政治理想楷模的說法，稍有政治經驗的都會看出，它是極權政治下的社會現象。它可以做到「道不拾遺，夜不閉戶」，還可能做到「畫地為牢」。在嚴刑之下的靜默是社會的理想么？秦國在商鞅和李斯的德政下完全可以做到。一切的極權也都可以做到。　　史稱周公作「大誥」、「微子之命」、「歸禾」、「嘉禾」、「唐誥」、「酒誥」、「梓材」；成王時又作「名誥」、「洛誥」，又作「多士」、「無佚」。伐淮夷時作「多方」。《史記·周本紀》。　 　今天學者們基本上同意《尚書》不全是由漢人假造的，即便是假造，它們必有一些原始的底本。有一部分如《堯典》、《舜典》、《大禹謨》等應出於周代假造底 本，因其口語內容基本上和周公的大誥等相同。《皋陶謨》中最為人稱道的「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與其殺不幸，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 民心」，甚至超過兩千年後民國時蔣介石剿共的手段，那不就太進步了么？它簡直是戰國時孟子一派理想主義儒家的口吻，連孔子和他的門徒都望塵莫及。至於《禹 貢》、《甘誓》、《五子之歌》皆標為《夏書》，特別是《五子之歌》中的民，如「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臨兆民，凜乎若索朽之馭六馬」，六 馬為周禮皇家之馭，夏禮竟先用上了！——這種以民為本、民不可犯的思想只有在戰國時代尚有其可能，孔子曾經有過以失民心為最大的政治錯誤的說法。但說得這 么清楚的民本主義應還是孟子戰國時代的理想中的「民」，它在各國，更在秦國受到踐踏。且奴民、以嚴刑臨民所收的經濟效益甚佳；孔孟之道、尤其是孟子的民道 不行於世，正因為它們不濟於當時君王急謀的功利。以它來作反對王朝的政治資本則可，以它來作為封建主義的王朝的政治社會結構則違反了皇族、貴族等權勢人物 的基本利益。它和封建主義是矛盾的，是與孔子主義「君臣父子」不可並行的悖論。因此孔子主義只能為封建王朝所用而永不能行其道，果而行其道，則君臣父子之 排列與價值當改之而無疑。這是兩千年自漢王朝封建實踐的證明，是不可能有任何申辯餘地的。「君臣父子」的理想政治必有「子父臣君」為社會的實踐方可；然則 孔子主義不以民利為本明矣，以致終兩千年之封建，不可能建立民主、民生、民權，不能取消階級社會明矣。　　《尚書》為檄的說法並不是我們 發明的，我們不過較為明確地找到了《尚書》的本質而已。太史公就在《史記》中說過：「吳用孫武，申明軍約，雖不及三代之誥誓……」《史記·律書》。孫武的 軍令狀比作《尚書》，這也是太史公的、與眾不同的天真。「軍約」即「誥誓」，而誥、誓也好，軍約也好，討、檄也好，條、例也好，它們的模式是一律的。　　陳夢家在給《尚書》歸類的工作中這麼說：……因為古代王的命書書於簡冊，此等王命稱之為命冊、命書或書，所以古代王命之書亦稱之為「書」。《尚書》的主要部分是此類命書。陳夢家：《尚書通論》，中華書局，2005，38頁。　　其實顏師古在注論及《尚書》時就寫到：「劉向《別錄》雲，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班固的《漢書·藝文志》是根據了劉歆的《七略》，以為孔子纂《尚書》，「凡百篇而為之序」。同上，283頁。　　「古代王命」、「誥誓號令」的性質用今天的語言來表達就是討檄，一篇篇殺氣騰騰的，如戰爭中對敵人的通緝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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