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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潁州的孩子》劇照。孤獨的高峻總是一個人玩。 
圖：《潁州的孩子》劇照。高峻被送給同樣患有艾滋病的丁開鋒夫婦撫養。
現在的高峻(下)比以前活潑了很多。 
圖：丁開鋒的新家。 
圖：高尚全家的廚房。 
圖：張穎(右)和楠楠的身後是溫家寶總理去年接見艾滋孤兒時的題字。 圍繞受艾滋病影響家庭的真實與困境，貧困與歧視 2月25日，《潁州的孩子》獲第七十九屆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獎。該片以安徽省阜陽市潁州地區受艾滋病影響的家庭為背景，講述了艾滋病對感染者及其家庭造成的恐慌，並對當地艾滋孤兒的生活做了詳實的記錄。 阜陽毗鄰河南。在上世紀90年代初，非法采血泛濫，潁州區，以及阜陽的阜南縣、臨泉縣等地區的部分村民因賣血感染艾滋病，他們的子女也因此成為貧困兒童。《潁州的孩子》記錄了潁州區的高峻、任楠楠與黃金紅、黃新梅和黃新雷三姐弟等幾個因艾滋病而貧困的兒童，受歧視，甚至被親人拋棄的心酸故事。後來，在當地政府和阜陽市艾滋病貧困兒童救助協會(以下簡稱「阜愛」)的宣傳和資助下，歧視得到一定程度的消除，任楠楠找回失去的親情，高峻則繼續著寄養生活。
奧斯卡的光環，會給這些孩子及他們的親人帶來怎樣的影響，更多的受艾滋病影響的家庭又會否因此改變境遇？記者的採訪，力圖探詢光環下更多的真實與現實，他們的困境與希冀。 因為，歧視尚未完全消除，貧窮依然存在。 貧窮·拋棄 「如果我帶的話，不僅我沒這個能力，而且我自己就別想結婚了，十里八里的，誰敢嫁給你？」 2005年初，高峻被自己的大伯和叔叔們拋棄了。 「並不是我不想要高峻，而是我沒有這個能力撫養他。」2007年3月3日上午，在新組建的家裡，高峻小叔叔高尚全(化名)說。 今年，高峻的大伯高建臣一家人，連春節也沒有回家，夫妻倆帶著2個未成年的孩子外出打工。高峻的三叔也常年在外打工，而且至今單身。只有小叔高尚全自2005年底以來，一直在家務農。高尚全在外打工多年，終於在2005年認識了現在的妻子，她是安徽宿州人，他們於2006年5月結婚。今年元宵節那天，他們的女兒剛滿3個月。結婚時，他們除了向親戚借了一筆錢，還在商店裡賒了一部分賬，至今未還。 而他們的家裡，只有一台洗衣機是最值錢的家當。廚房裡除了一口鍋，什麼都沒有。他們在岳父母家過年，直到大年初六才回來。 3月3日上午，高尚全在家帶孩子，老婆去派出所給女兒辦戶口。不久，派出所來人告訴他，他的妻子在派出所暈倒了，高尚全想送她去醫院，但是妻子為了省錢拒絕了，只是回家睡了一覺。中午，夫妻倆各吃了一袋速食麵。「她是身體太虛弱了。」高尚全說。 和高家同村的一位姓王的村民說，高家歷來都很窮。 高尚全的爺爺奶奶很早離婚，奶奶要飯落戶到潁州區王店鎮王店村，後卧床四十多年，師範大學畢業的父親是遠近有名的孝子，一直留在農村，侍候母親。高尚全的母親有精神病。高尚全從記事時起，家裡從來都是一天吃2頓飯，連床和被子都沒有。高的妻子剛來時，他從鄰居家借了一張床。
因為貧窮，高尚全的父母和二哥二嫂都曾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賣過血，2004年這一年，高的二哥二嫂和父母相繼去世，他的奶奶也因高齡，於這一年離世。一年內，高家失去5個親人。當時，高尚全還沒有認識現在的妻子，大哥有2個孩子，一個6歲，一個剛出生不久。 二哥二嫂留下3歲的高峻，同樣患有艾滋病。 高尚全的母親尚未離世時，高峻和奶奶一起生活。高建臣說，只能與高峻和奶奶分開住，「否則正常的生活沒法過。我也有家庭，沒辦法」。 《潁州的孩子》記錄了那時高峻的孤獨情形，當健康的孩子們在一起玩耍時，高峻總是一個人呆在家裡，偶爾追打家裡的豬和雞。同村的一個同齡的小女孩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沒有去高峻家玩過，因為「他有病」。那時的高峻，臉上布滿密密麻麻的疙瘩，他總是低頭斜著眼睛看人。就連大伯家的孩子也不和他一起玩耍。 高建臣說:「俺家的孩子和他玩了，別人的孩子就不與俺家的孩子玩。」 當年8月份，高尚全和大哥一起將高峻送到孤兒院，但因為艾滋病，孤兒院又將高峻送回來，並建議他們找「阜愛」的會長張穎，2004年8月以來，該協會每月給高峻資助400元生活費。當年年底，高峻奶奶去世了，他和兩個叔叔共同生活了僅十幾天。 「如果我帶的話，不僅我沒這個能力，而且我自己就別想結婚了，十里八里的，誰敢嫁給你？」高尚全說。 2005年2月26日，張穎帶著高尚全和高建臣，將高峻送給同樣患有艾滋病的丁開鋒夫婦撫養，丁開鋒所在的王店鎮顧庄村艾滋病患者較多。 協會每月資助高峻的400元錢，也交給丁開鋒，高建臣還簽了一份協議稱，「今後無論發生什麼情況，我都不會找他(指丁開鋒)什麼麻煩」。 叔伯們離開的時候，4歲的高峻沒有哭。 歧視
老師將她一個人安排到教室的最後一排。莊子里的人都不跟她們玩。 當初，與高峻一樣，《潁州的孩子》中的另外幾個艾滋病貧困兒童:任楠楠，黃金紅、黃新梅和黃新雷三姐弟，都受到了來自身邊的歧視。 家住王店鎮顧庄村大任庄的任楠楠，是「阜愛」資助的第一個艾滋病孤兒。該協會會長張穎回憶說，2003年的一天，她受阜陽一名副市長之託，陪美國漢普郡大學的社會學家肯·約翰遜了解阜陽孤兒的情況，他們去了福利院及孤兒家中，看到了患有艾滋病的孤兒任楠楠。那時的楠楠，頭髮亂蓬蓬的，結到一塊兒，滿臉是瘡。 接下來的星期六，這名副市長和張穎帶著各自的同學、朋友，共20多人，又去福利院及孤兒家中探望，同行的人都為所見感到吃驚。在回城的路上，這位副市長建議，由張穎牽頭，成立阜陽市艾滋病貧困兒童救助協會。 任楠楠的父母相繼於2002年和2003年因艾滋病去世，留下任楠楠三姐妹，大姐那時已經結婚，婆家人允許她買東西來看楠楠，但不讓她呆太長時間。16歲的二姐和任楠楠相依為命。 楠楠以前在唐庄小學讀書，這所小學於2006年併入王寨小學，楠楠也轉入王寨小學讀6年級。唐庄小學校長任友斌和楠楠是同村。 任友斌回憶說，三年級前，楠楠並未發病，發病後，楠楠的精神很不好，內向，不說話，即使別人和她說話，她也不搭腔，渾身無力。她的家離學校1公里，她要休息幾次，才能走到學校。村裡人都認為她活不久了。叔叔、嬸嬸不敢接近她和她的父母，老師、同學也都不敢接近她。老師將其安排在教室最前面，一個人坐。 張穎在發現任楠楠後，開始對她進行每月400元的資助，並帶她看病。2004年5月，楠楠在醫院醫治，二姐負責照料。但二姐的朋友勸她遠離楠楠，於是，二姐無聲無息地出走了，直到當年春節才回家，並結婚。但她一直對自己的丈夫隱瞞了楠楠患有艾滋病的事實。 之後，楠楠與80多歲的奶奶一起生活。 黃金紅、黃新梅的父母也因艾滋病去世，儘管他們三姐弟並未感染艾滋病，但仍然遭到了歧視。
在紀錄片里，黃新梅哭著說，小學三年級時，同桌的同學要求與她分開坐，後來老師將她一個人安排到教室的最後一排。同學們不敢接近她們，不敢和她們說話。黃金紅說，鄰居的孩子也看不起她們，說父母的病傳染給了她們，莊子里的人都不跟她們玩。 黃金紅的二伯黃瑞聽回憶說，他的弟媳婦去世時，是他幫她穿壽衣的，別人都怕，弟媳婦下葬的時候，村裡人不允許其在附近埋葬，怕病毒傳染到井水裡，黃家只好在距離莊子很遠的地方埋葬了這個可憐的女人。 比高峻、楠楠幸運的是，黃家三姐弟的大伯和大娘收留了他們。張穎曾在2005年和2006年的大年三十，在大伯家和他們一起包餃子，但是，紀錄片中的那些生動的場景已不復存在了，因為他們的大伯和大娘都在2006年因艾滋病去世。 黃家三姐弟只得與80多歲的奶奶一起回到自家居住。 黃金紅在「阜愛」的資助下就讀一所中專，平常住校。黃新梅和黃新雷都在讀初一，協會每月資助他們每人100元生活費。當地政府從2005年開始，為他們每人每月發放80元的救助金。 黃家破爛的牆壁上貼了很多黃新梅和黃新雷的三好學生的獎狀。3月3日，黃家三姐弟的堂兄說，但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他們的學習成績有明顯下降，因為最近一兩年，「阜愛」會長張穎多次帶黃家姐弟與楠楠、高峻等赴北京香港等地參加各種活動。 改變·錢的爭議 張穎稱，丁家之所以不想繼續撫養高峻，是因為「他們在協會的資助下，變富裕了」；丁開鋒夫婦則認為使他家「致富」的不是「阜愛」 2003年12月份，阜陽艾滋病貧困兒童救助協會成立的時候，張穎同時經營服裝、飯店、咖啡廳等生意。她沒有料到的是，由於當地疾病控制中心的介紹和親朋鄰居之間的傳播，使得越來越多的艾滋病貧困兒童找上門來。 2004年底，協會救助的艾滋病貧困兒童有100多人，2005年底為300多人，截至記者發稿時，協會救助的艾滋病貧困兒童為435人，每人每月獲得的救助金額多為100元，只有自身也有艾滋病的兒童為400元。 2005年以後，張將自己的生意相繼轉讓或出租，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協會中來。
「協會不是簡單發放救助金就完了，還要到社區、農村宣傳艾滋病知識，還要帶孩子們看病，組織夏令營，開展兒童心理健康教育等等。這些家庭一有什麼事情就找協會。」張穎說。 2006年以前，協會的資金多來自企業和個人的資助，從去年開始，協會才開始向國際國內的慈善機構申請資金，協會的資金開始逐漸增多，2004年40萬元，2005年80萬元，2006年100萬元。 「我看到張會長帶著楠楠到北京看病，還和楠楠一起包餃子，還多次到村裡宣傳，和艾滋病人一般性接觸不傳染，所以我們也漸漸不害怕了。」楠楠的嬸嬸孫素珍說。2005年，楠楠和叔叔嬸嬸住到了一起。 楠楠現在的班主任張麗說，張穎經常帶任楠楠去外地，帶玩具回來，同學都喜歡跟她玩，在學校，楠楠並未受到歧視。 16歲的楠楠仍然性格內向，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她靠在門上，面帶微笑，什麼也不說。 高峻在進入丁開鋒家之後，發生了明顯的改變。僅三個月後，《潁州的孩子》的導演楊紫燁再次來到丁開鋒家時，看到的高峻活潑可愛，他和村裡的孩子們一起戲耍，追逐。丁開鋒教他吃油菜花，抱著他接放學回家的女兒。 但是2005年8月14日，高峻病得厲害，住院了，無人看護，張穎帶著紀錄片攝製組的人找到正在地里掰玉米的高尚全，請高幫助護理，當時，高當著所有人的面說，不要協會的錢，高峻的病也不看了，死活都聽天由命。 一氣之下，高尚全將高峻抱到鎮政府，要和鎮領導「同吃同住」。最後，還是張穎帶走了高峻。那時候，丁開鋒已經不打算再收養高峻了，張穎原想將高峻送回高家。 高峻繼續留在丁家，直到2006年1月1日，他被寄養到阜陽市開發區陳庄的張士銀老人家中。 張穎稱，丁開鋒夫婦之所以不想繼續撫養高峻，是因為「他們在協會的資助下，變富裕了，因此感覺撫養高峻很麻煩」。
丁開鋒夫婦則稱，因為艾滋病，高峻天天在床上拉屎拉尿，同樣患有艾滋病的丁開鋒夫婦已經不堪忍受了。 丁開鋒家確實變得富裕了。2005年，他家還是磚瓦房，裡面的電視機和桌椅都是「阜愛」贈送的。2006年，丁家建起了幾間水泥平房和一座新樓，客廳里是嶄新的沙發、音箱、冰箱和電動麻將桌等。 從2004年始，「阜愛」就給丁開鋒的2個子女每月發放共計200元的資助。丁開鋒夫婦並不否認「阜愛」對他們家的幫助，但是他們仍然認為，使他家致富的是北京夢園盛世影視公司《星光燦爛》攝製組，而不是「阜愛」。 這個攝製組根據媒體報道，於2005年8月找到丁家，請丁開鋒的女兒丁香玉參加演出一部艾滋病題材的電影，投資方為廣東日生集團。 經該攝製組提議，廣東日生集團劃撥專項資金10萬元，用於艾滋病患者丁開鋒和丁華社發展養殖業，此款打入「阜愛」的賬戶。丁開鋒稱，他第一次找張穎要錢時，張不給，並稱這筆錢是給協會的，「否則為什麼不匯給私人的賬戶呢」。喝了點酒的丁和張吵了起來，後來，丁開鋒跑到北京，請導演寫了一份證明，「阜愛」才給了2人各4萬元。 對此，張穎的解釋非常複雜。她說，廣東日生集團本意是將這筆錢捐給協會的，後來，導演說服廣東日生集團的老總，改變了這筆錢的性質。 丁開鋒和張的糾紛早已平息，但這一事件連同另一事件，經媒體報道後，使得張穎成立「阜愛」的動機遭到質疑:當年8月，張穎帶著30多個孩子到北京參加「愛無疆界」夏令營，見到了姚明。丁開鋒的兒子也參加了這次活動，他回憶說，當時，姚明給每位孩子發了400元紅包，但在回賓館的路上，張穎就向他們要回去200元，「她說你們吃住花了我很多錢」。 同年，阜陽市衛生局和民政局對「阜愛」的財務進行調查，但未發現問題。「如果有問題，『阜愛』就不會走到今天了。」3月5日，張穎接受記者採訪時說。 丁開鋒的女兒丁香玉在拍攝那部電影的過程中，被該攝製組導演發現很有唱歌天賦。於是，導演和丁開鋒夫婦達成協議，他將丁香玉帶到北京培養，並給了丁開鋒夫婦10萬元。 丁開鋒夫婦說，他們將得到的14萬元錢全部用來建房。 平靜·困境
「一家人窮就窮嘛，慢慢過。俺不想你們來騷擾我們，俺只想過平靜的生活」 在張士銀家裡，記者見到的高峻活潑開朗。 3月2日，他和暫時寄養於張家的孩子「米華榮」玩得十分開心，他們一會兒搶玩具，一會兒打鬧。張士銀說，村裡的孩子都和高峻一起玩耍。 儘管如此，高峻的親人們的生活並未因此平靜。常有記者來「了解情況」，有的是「阜愛」帶來的，有的是自己找來的。高建臣不得不帶著兩個尚未成年的子女去外鄉打工。 「我老婆，還有小孩外婆家，都不知道俺家一年死了5口人，還有一個艾滋病的侄子，否則家庭肯定會破裂。俺都害怕老婆去村裡串門。」高尚全把記者帶到院門外說，他的妻子正在房間睡覺。「俺也不想見高峻，怕再影響家庭，你們誰來都會影響我的家庭，你們的車子一開進來，村裡的人就知道是到俺家的。」 高尚全不想讓自己的女兒長大後知道這段辛酸的家庭歷史，他也不想讓艾滋病再影響到女兒，「一家人窮就窮嘛，慢慢過。俺不想你們來騷擾我們，俺只想過平靜的生活」。 「如果再有記者來騷擾，日子就沒法過，俺情願在外面討飯也不願意在家呆。」高尚全打算女兒大了後，也像大哥一樣，一家3口都出去打工，「3個人在一起開心一點」。 高尚全的「害怕」，最終來自貧困和人們對艾滋病患者甚至家庭的歧視。而在經濟欠發達的阜陽地區，這樣的家庭為數不少。 3月3日上午，阜陽市下著大雨，王店鎮胡廟村陳庄的劉麗看到有人朝她家走來，立即起身，抱著2歲的孩子出門迎接。 劉麗，1973年出生。她的丈夫周尚付，1976年出生，已經於2006年1月因艾滋病去世。10年前，結婚不久的周尚付夫婦在臨泉縣賣過血，因此雙雙感染艾滋病。周早在1994年就已經發病，但在2005年以前，一直被當作別的病進行治療，花去數萬元。
他們的大女兒11歲。2005年，經查，女兒未感染艾滋病，當時，他們的兒子因為只有1歲，年齡太小，沒有檢查。而原本生活在一起的公公和婆婆，因為害怕艾滋病，於2005年10月以後，就不再照顧孫子了，儘管孫子後來也未檢查出艾滋病，但是他們仍然於2006年2月偷偷離開這個家庭，至今不知去向。 周尚付還有3個弟兄和1個妹妹，雖然都住在附近，但也因懼怕艾滋病，而互不往來。因為艾滋病，劉麗帶著孩子整天呆在家，不去串門，怕別人瞧不起，也沒人來串門，她想說話，只有到娘家去。娘家人擔心她精神壓力太大，春節前為她買了一台彩電。 周的父母離開後，留下來一座小小的產權不清的磚瓦房:一間堂屋，一個卧房，一間廚房。過去，周的父母帶著兩個孩子住在卧房裡。周尚付和妻子在江蘇打工回家後，住在堂屋。 周尚付在家排行老二，大哥結婚，獨立門戶，夫妻倆在阜陽市區打工，早出晚歸，14歲的大孩子帶著五六歲的小孩子上學，中午回家，自己做飯。三弟已結婚，但沒有房子，他們將孩子託付給岳母，夫妻倆外出打工。四弟和五妹都沒結婚，和他們的爺爺、奶奶同住。 「他們都很困難，如果將來我走了，就算他們願意撫養我的孩子，也很困難。」劉麗說，「將孩子交給政府，或者給娘家撫養，都很放心，如果寄養在別人家裡，怕對孩子不好。」 周尚付去世後，當地政府每月為這個家庭共發放150元的救助，一個季度領一次。因為沒法種地，她除了政府的救助，只能靠娘家的接濟。 昨晚，就在本文截稿時，記者輾轉得到消息說，劉麗於3月4日向當地警方報案稱，自己11歲的女兒被人拐走，但警方未予立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