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基督徒的責任與代價——評朋霍費爾的《倫理學》

作基督徒的責任與代價——評朋霍費爾的《倫理學》張旭?朋霍費爾（1906－1945）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殉道者。尼布爾說：「朋霍費爾的事迹值得記錄，因為它屬於『使徒的現代行傳』」。朋霍費爾1933年就在電台公開抨擊把「領袖」作為崇拜的偶像和上帝的政治制度，1936年納粹禁止了這位三十歲的柏林大學的天才的神學家的神學學者和大學講壇的生涯，隨後他被朋友帶出德國。但1939年朋霍費爾毅然決然從美國協和神學院返回德國，他給尼布爾寫信說：「假如這時我不分擔我同胞的苦難，我將無權參與戰後德國基督徒生活的重建。」尼布爾分析朋霍費爾回國參加抵抗納粹一心赴死的動力時說：「使朋霍費爾下定此決心的理由是屬於『基督徒殉道的邏輯』」。這正如朋霍費爾本人在《作門徒的代價》中所說：「當基督呼召一個人時，是吩咐他來死。」朋霍費爾以其生死形跡昭示了在一個邪惡的國家中，作一個真正的基督徒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1940年納粹禁止三十四歲的朋霍費爾公開佈道，徹底終結了這位感人至深的牧師的教牧生涯。1943年4月5日納粹因其參與幫助猶太人逃往瑞士的計劃，納粹逮捕這位三十七歲的年輕牧師，朋霍費爾被關押在柏林特格爾監獄，1944年10月9日被轉到柏林戒備森嚴的阿爾布萊希特親王大街監獄，後又轉到布赫瓦爾德集中營。1945年4月9日早晨，協約國解放集中營的前一天，納粹在弗羅森貝格絞死了他。朋霍費爾的兩個姐夫和他大哥克勞斯也同時被納粹處死。死時年僅39歲的朋霍費爾留下了他的父母和未婚妻，而他留給世界的最後一句話是告別集中營難友貝斯特時所說的：「這就是終點。對我來說，這是生命的開端。」朋霍費爾是二十世紀基督教的使徒和聖徒，二十世紀基督教的殉道者和英雄，是二十世紀基督教的象徵和驕傲。朋霍費爾毫無疑問也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神學家。對於二戰後的德國新教來說，巴特和布爾特曼已經屬於一個過去的時代了，朋霍費爾才是新一代神學家的領袖和新一代神學的開端。朋霍費爾並不象巴特和布爾特曼在神學上擁有巴特派和布爾特曼派，但是朋霍費爾卻激勵了千千萬萬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牧師和神學家重返基督教的信仰之上。朋霍費爾的影響遠遠超出了歐洲，也遠遠超出了基督教神學和基督教教會。回顧二十世紀整個新教神學的歷程，我們會發現朋霍費爾在二十世紀神學中佔據一個舉足輕重的位置：一個轉折點。二十世紀頭二十年新教神學基本上是自由神學的天下。一戰之後，新教神學的第一次運動以巴特的《〈羅馬書〉釋義》為其標誌。巴特領導的「危機神學」和「辨證神學」的神學革命，批判了十八、十九兩個世紀的內在性的上帝概念（如康德、黑格爾、施萊爾馬赫、利奇爾等等）和現代神學方案的反叛和批判，強調上帝的絕對超越性，完成了一次「神學中的哥白尼革命」，奠定了整個二十世紀基督教神學的新方向和基礎。朋霍費爾是巴特的神學革命的擁護者，以至於尼布爾長期以來都認為他是一個巴特派。原本是辯證神學運動中的一員的布爾特曼，從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哲學中獲取靈感，以其生存主義神學及其解神話化的綱領，完成了新教神學中第二次神學革命，人們一般稱之為神學中的「人類學轉折」。朋霍費爾贊同布爾特曼要在人的生存之中理解聖經的福音信息的思想，但是認為他做的還遠遠不夠。朋霍費爾接續了巴特和布爾特曼對基督教、教會和聖經解釋的批判，提出了「非宗教的基督教」的思想，掀起了二戰後的第三次神學運動。基督教的世俗性和基督的此世性成為二戰後新神學的起點和方向。受到朋霍費爾的影響，六十年代英美的世俗神學發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激進運動，而德國的新教神學則產生了更為嚴肅的潘能伯格的歷史神學、莫爾特曼的希望神學以及戈爾維策、索勒和默茨的政治神學。可以說，朋霍費爾對於二十世紀神學第三波運動的影響是決定性的。而對於宗教對話、教會融合、宗教多元化的時代里的後現代神學來說，朋霍費爾也是基督教普世運動的一個先驅，他對二戰後教會的建設和基督教會的普世運動的新的方向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作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基督教使徒，作為納粹集中營中的殉道者，作為抵抗納粹的基督徒英雄，朋霍費爾的神學思想不僅在基督教教會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而且也在基督教之外的世界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朋霍費爾在1943－1944年在特格爾獄中寄出的《獄中書簡》是本世紀最獨特的神學文獻。他在書簡中談到了自己對時代信仰狀況的診斷。他說，基督教在今天成了一個問題。贖罪和拯救，悔改和新生，神聖的聖靈，對敵人的愛，十字架與復活，在基督里生活，基督徒的身份，所有這些通通成了問題。人們不可能再具有宗教氣質和宗教情感了。人們從生活中消除了痛苦，並以此為生活的追求。人們也幾乎不再害怕死亡，也不再能理解原罪的意義。人們不再能理解什麼是律法，也不再能理解上帝之國和公義了。在整個人類的各種事務中，在普通人的心中，被人們稱之為「上帝」的東西正越來越失去他僅存的一點地盤。沒有上帝的生活完全可能。我們正處在一個沒有宗教的時代。這是一個不信上帝的無神論時代。當然，這也是一個文化枯竭的時代。這是一個動蕩的激烈變革的時代。現在人們說「宗教」一詞的時候，與它本來與信仰同義的含義已經沒有什麼相通之處了。作為基督教之為基督教的宗教先驗已經完全不存在了。宗教性已經在這個世界上消失了。朋霍費爾不喜歡在人的生存的邊緣情境中，在軟弱無助中，在生活的自暴自棄中，去企求一個萬能的上帝及時顯靈，幫他解決一切困難和痛苦。他希望更加真實和坦誠地談論上帝。在生活的中心，在人的力量中談論上帝。他不喜歡在生活的彼岸談論上帝的能力，而要在生活的苦難和現實中真誠地站在上帝面前。他認為，那場人類的自律和世界的成年的「上帝之死」的過程具有積極的一面，那就是讓已經在理性上成年的人類在上帝面前自由地承擔起人的責任。以上這些就是朋霍費爾的《獄中書簡》的基本思想。而這些思想的神學核心就在於其臨死前兩年的遺稿《倫理學》之中：「責任」就是追隨耶穌基督，回應和順從上帝的誡命和耶穌基督的呼召。對於朋霍費爾來說，一個基督徒的責任就意味著分享基督那顆博大的心靈，在危險時刻來臨的時候，肩負起責任、自由去行動，不是出於對邪惡的恐懼，而是出於基督給予所有受苦之人的解放和救贖之愛的力量。追隨受難基督，基督徒需要分享同胞的苦難命運，並為之而行動。基督徒的倫理行動的根基就在於，它既不是康德式的「義務倫理」，也不是不負責任的康德式的「動機倫理」或「意圖倫理」，而是「自由地服從」。在朋霍費爾這裡不存在「自由意志與決定論」之間的二難選擇，也不存在自由與服從之間的悖論。朋霍費爾的責任的概念是《倫理學》中的核心思想。朋霍費爾最暢銷的著述無疑是《作門徒的代價》和《獄中書簡》，二戰之後，《獄中書簡》幾乎是人手一冊。但是，就基督教神學思想的深度上，《倫理學》無疑是朋霍費爾這位天才的神學家最深刻的集大成之作。《倫理學》深化了《作門徒的代價》中的思想，是《獄中書簡》中那些激情的獨白的神學基礎。按照1940年秋朋霍費爾所寫的一份提綱，《倫理學》的內容分為「基礎」和「建構」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六節：作為塑造的倫理學；遺產和衰落；罪與稱義；教會和世界、基督和誡命；次終極的與終極的；新人。第二部分包括五節：個人生活的建構；等級與公職的建構；團體的建構；教會的建構；世界中的基督徒生活的建構。這個提綱顯示出《倫理學》的基礎在於上帝的「終極實在」，其目標則在於在各種倫理學統統失效的時代中為戰後西方重建一種「責任倫理學」。這一責任倫理學將擔負起二戰後重建西方文明的重任。朋霍費爾曾計劃給這本書起名為《未來世界的基礎和建構》，他的意圖由此可見。只有理解了朋霍費爾這一意圖，我們才能理解他的整個神學思想及其對於歐洲現實政治的意義。《倫理學》是在西方文明的危機和納粹德國公民責任潰敗的問題意識下寫就的一部解決問題的著作，這一遠大的抱負遠非人們從粗淺印象中得到的「和平倫理」、「抵抗的倫理」或「境遇倫理」等淺薄的看法所能窮盡。可以說，《倫理學》不僅是朋霍費爾系統表達自己成熟思想的代表作，而且也是二十世紀基督教倫理學和政治學中的經典之作。[德]朋霍費爾：《倫理學》，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庫系列，200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