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當代學者 | 樓宇烈：《四書要義》

四書要義

到了宋代，又把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地位。為什麼呢？這有時代的背景。就是隋唐時期，人們都去追求佛教或道教，對儒家的思想反而淡漠了。宋代的理學家因此受到觸動，認為這都是因為儒家只講具體的道德和行為規範，而沒有一個很深奧的理論體系造成的，因此，他們就要為儒家尋找一個複雜的理論依據。

很快，他們發現，《禮記》裡面的《大學》、《中庸》兩章，包含了許多深奧的道理，也可以用來闡明儒家所遵循的這些道德規範的根據。所以他們把《大學》、《中庸》單獨拿出來，和《論語》、《孟子》一起並列為儒家的根本經典。

1至善之境—《大學》

理學家通過考證，認為《大學》是孔子的弟子曾參所作，《中庸》是孔子的孫子子思所作，他同時也是曾參的弟子，而《孟子》又是子思弟子的弟子孟子所作，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儒家傳承系統。從時間上來講，《論語》第一，是孔子作的；《大學》第二，是曾參作的；《中庸》第三，是子思作的；《孟子》第四，是孟子作的，它們被統稱為「四子書」。

但是從內容上來講，理學家又覺得，《大學》是入門書，因為《大學》還是講具體的道德規範。《大學》講什麼，三綱領、八條目。

所謂三綱領就是《大學》里的第一句話：「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這是人的三個最根本的追求目標，所以稱為三綱領。

八條目呢？八條目就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我們現在常常講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八條目的後半段。修身之前要作準備，準備什麼呢？即是八條目的前半段，格物致知、誠意正心。　　整部《大學》就是圍繞三綱領、八條目來展開的。最高理想是止於至善，通過明明德，明自己的德性，然後不斷地新民（原作「親」，通「新」），就是說讓民眾都能不斷提升自己的道德品質，最後一起達到至善。　　

八條目的核心就是修身，前面的四個步驟是為了修身，後面是修身以後所要實現的三個目標。所以《大學》裡面講：「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不管天子也好，普通老百姓也好，都要以修身為根本。修身的目的就是要達到道德層面的自覺自愿。如果是被動的，就不能夠稱為道德了，那就是在法律制裁的威脅下遵守法律的問題。道德一定是出於自覺自愿，只有這樣，才可能達到至善。從這層意義上來說，修身當然是最根本的。

《大學》可以說是入門，然後又該怎樣具體去做呢？這就有《論語》中提出來的那些具體的道德規範作為參考。　　《論語》的核心其實就是仁。因為在孔子所處的時代，按他自己的話來講，是「禮崩樂壞」了。怎樣來挽救這個禮崩樂壞的危局呢？孔子強調要通過人的自我修養來恢復對於禮這種規範的遵循。　　孔子講「克己復禮為仁」，即主動地剋制自己的行為，使自己的行為符合禮的要求，這就是仁的意義。所以孔子提出來的仁是倡導一種道德的自覺。同時，如果具體來講，仁又是分散在各個方面的。孔子回答什麼叫仁，答案多得很。他根據每個人不同的特點，來告訴對方，什麼叫作仁，通過仁來規範這個人的各種行為。

孟子又把孔子 「仁」的思想進一步推演，成為了「仁政」。仁，不僅僅是每個人自我修養時應當自覺遵守的規則，同時也成了治理一個國家的根本理念。　　孟子認為，治理國家必須以禮樂教化，而不能用強制的、暴力的手段，要實行王道，而不是霸道。實行王道主要的措施就是要置民恆產。孟子認為，如果老百姓沒有固定的而且有保障的財產，就不會有恆心，即「無恆產者無恆心」。沒有恆心，國家就不會穩定。　 置民恆產在當時講就是給人民一定的土地，讓他們都擁有自己固定的財產。孟子常常想像著這個仁政的結果是百畝之田、五口之家，小孩子有人撫養，老年人也有肉吃，並且不必擔心遭強權剝奪。這樣當然就是一個比較美好安定的社會了。

道德自覺了，政治安定了，就有了達到至善之境的基礎。什麼是至善呢？就是中庸。從孔子開始，儒家就認為中庸是最高的品德。孔子講過，「中庸之為德，至矣，民鮮久已。」中庸這種品德是最高的，老百姓能夠這樣去做的已經很少了。

《中庸》就著重探討了中庸這種品德的內涵。中庸是什麼樣的德呢？它有兩個根本的意義，一個就是中，即什麼事情都要做到恰如其分，也就是要掌握一個度。中庸的庸是通常的意思，也是用的意思。所以中庸也可以反過來講「用中」，即我們要「用」這個「中」，「中」可以說是一個常道。

在這個意義上，儒家還講一個概念，叫做「和」。跟「中」一樣，「和」也是恰如其分的意思。《中庸》裡面有一句話叫做「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喜怒哀樂表達出來了，而且恰如其分，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這就對了。儒家還有句話，「禮之用和為貴」，這個「和為貴」並不是說和和氣氣，這個「和」就是指用得恰如其分。禮之用也要恰如其分，過頭了就虛假了；不足了，心意沒到不夠誠心，所以一定要恰如其分。這個分寸是很難掌握的，《論語》裡面借孔子的弟子有子之口講道：「禮之用，和為貴，大小由之。」只要掌握這樣一個原則，掌握這個分寸，那不管大小事情，都可以做到得心應手。所以，中庸也可以說是中國人的一個實踐原則。

《中庸》的另一個根本意義就是「誠」。我們現在都在講誠信，《中庸》就已經把「誠」這個概念提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誠」是什麼？天之道！「誠者天之道」。天是最講誠信的，「四時不忒」，四季不會錯位，不會不來。春天過去一定是夏天，夏天過去一定是秋天，秋天過去一定是冬天，這個規律是不會變的，這是天道，天道就是這樣的誠。人呢？人就應該效法天的誠道，所以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孟子》里也講過，孟子講：「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說法不太一樣，但意思是一樣的。

中國人非常強調以德配天，德侔天地，這是最高的。我們去看孔廟，孔廟裡面寫的就是「德侔天地」。孔子了不得，他的德行可以跟天相配，什麼地方相配呢？就是這個「誠」字。天人合一，其實講的就是天人之間德的合一，也可以說是一種德行的天人感應。你的德行跟天一樣了，天就保佑你，你德行達不到天的要求，天就不保佑你，所以人的品行跟天的品行是互相感應的。人道應該向天道學習，天之道講誠，人之道也要講誠，以人道的誠之德去配天道的誠。《中庸》提出這個誠的思想，可以說影響了整個中國文化的氣質。

到了宋代，中國的根本性的典籍就完全形成了：三玄、四書、五經。可以說，從中國本土的經典來看，以後的發展都沒有離開過這些經典。不管是講科學的也好，講醫藥的也好，講農業的也好，引經據典都離不開三玄、四書、五經。所以我前面就講了，別看中國有那麼多的典籍，匯總起來，都是有源可循的，就是這些根本性的著作。

隨著漢末佛教的傳入，也有一些佛教經典成為了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到後來，特別是隋唐以後，成為人們引經據典的一些基本素材。

明末以後，又有西方的一些東西傳入，對中國的文化、思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而且也不斷地融匯到中國的文化中。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後，講得再確切一點，甲午戰爭以後，有許多西方的經典對於中國文化影響是極其深的。比如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就是進化論，對中國的影響就很大，一直到現在還有很深的影響。進化論本來是講生物演化，後來又運用到了社會層面，在西方出現了「社會達爾文主義」。本來是講自然進化的，講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到了社會達爾文主義那裡，就變成了弱肉強食，變成了強權政治、優勝劣汰。所以《天演論》實際上不是簡單的所謂達爾文的進化論，它已經包含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理論在裡面。這種理論對於中國的影響極大。

近代以來，在一代代的中國學人中間，其思想也在不斷的變化。最初嚴復、康有為這一代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些理論或是名詞概念來詮釋中國傳統文化的一些思想和理念。之後的一代學人，就開始慢慢地用西方的理論體系重新構建中國的思想，用西方的價值觀念來詮釋中國的價值觀念，使得中國文化本來的含義漸漸被消解了。逐漸地，中國文化越來越洋化了，失去了它原來的意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醫西化，用西醫的理論把中醫本來的精髓一點點給消磨掉了。因此，現代人已經很難真正把握中國傳統文化原來的含義了。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更需要從源頭性的典籍入手去體會中國傳統文化，而不應該直接從現代人的詮釋中去追尋。因為現代人的詮釋已經很難把握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了。這就是我講這個題目的目的——讓我們都來重視這些源頭性的典籍。只有從這些源頭性的典籍入手，我們才能夠慢慢地對中國本有的文化的精神，有一個重新的體悟和認識。

(文章摘自樓宇烈：《中國的品格》，轉載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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