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中國道路與中國模式的成功經驗

第四節中國道路與中國模式的成功經驗新中國60年的發展道路是極其艱難曲折又極其輝煌的，有慘痛的教訓，也有成功的喜悅；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新中國60年歷程的成功經驗內容極其豐富，我們僅從經濟發展的視角加以總結。　　一、從社會制度層面來看，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是新中國經濟大發展的制度基石和起點　　1949年之前的中國經濟為什麼長期落後而且與世界平均水平越拉越大？因為帝國主義侵略不斷強化、國內階級矛盾不斷深化和長期戰亂，不僅嚴重影響、更是直接阻礙了中國生產力的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結束了自1840年以來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歷史，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結束了連續幾十年的戰亂，中國進入了一個全新的、和平建設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時代，這必然極大地激發了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積極性。　　解放之後，中國共產黨實行的新民主主義政策，轟轟烈烈搞土改，解決了中國幾千年來大多數農民沒有和缺少土地、農村階級矛盾尖銳、農業生產發展緩慢這個大問題，極大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土改之後，繼而實施了「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新中國建立初期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實施，一是逐步實行了資源配置的全面計劃化，資源配置的市場機制逐步退出；二是對勞動者生產勞動積極性「雙重激勵」：政治激勵與物質激勵。改朝換代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對於勞動人民來說，既有生活水平提高的物質激勵，也有新中國當家做主的主人翁精神的政治激勵。在這「雙重激勵」中，物質激勵是基礎，政治激勵是主導。這「雙重激勵」使大家「建設新中國」的積極性普遍高漲，很快促進了新中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快速增長。這就是新中國20世紀50年代前中期經濟快速發展的真實記錄。　　二、從資源配置的基礎來看，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為目標的經濟體制改革，為經濟持續高速發展提供了持久的體制動力　　新中國60年經濟發展的歷史清楚地表明，前29年是在大起大落的波動中發展的，而後31年的發展則是持續高速增長。其基本原因就是我國從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帷幕，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為目標的改革，為經濟持續高速發展提供了經久不息的體制動力。儘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是鄧小平視察南方談話促成的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的，但實際上自1978年開啟的改革或清或朦、或明或暗、或快或慢、或多或少總是向著市場化的方向邁進的。例如，改革早期的放開農貿市場和土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國有企業承包經營和頒發獎金等，都是資源配置的市場化調整，不過那個時候「市場」還屬於洪水猛獸般的資本主義政治概念而已。整個31年的改革，都是向著市場化方向挺進的過程，而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對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其說是「提出」，不如說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撕去了羞羞答答姓「資」姓「社」的面紗，堂堂正正地承認了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而已。　　如果從新中國的60年看改革，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針對各個時期經濟體制存在的弊端，也進行過多次調整和改革。儘管那些改革是在資源計劃配置基礎上，主要著眼於調整中央和地方、條條和塊塊的管理許可權，與1978年以後的資源配置市場化改革不可同日而語，但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當時存在的問題，在一定時期內促進了經濟發展。因此，資源配置市場化的經濟體制改革總是促進經濟發展的持久動力。　　以上兩點從中國改朝換代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源配置市場化的經濟體制改革來分析新中國60年經濟發展的基本經驗表明，前者與後者雖然具有密切聯繫，但又不是同一個層面的問題。社會主義制度雖然有著舊的剝削制度不可比擬的優越性，但這種優越性不可能自發地發揮出來。剝削制度的消滅，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只為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提供了可能性，而要把這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性，就必須使經濟體制合理化。經濟體制合理化的核心有兩大問題：一是資源配置的基礎方式，二是勞動者積極性激勵的基礎方式。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基礎十分薄弱、人民生活水平還十分低下、社會尚處於一盤散沙的狀態下改朝換代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開始建立強有力的計劃經濟體制，實行政治激勵和物質激勵的「雙重激勵」且以政治激勵為主導的激勵機制，對於改朝換代新中國初期條件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在較短時期內超常規發展，是必要的也是必須的。而一旦新中國新社會的建立和經濟發展走向長期、常態和正軌，資源配置方式單一的計劃調節就會逐步失靈，激勵機制的過強政治化則會逐步衰弱。　　這就是說，從長期的、常規的和自動發揮積極作用的資源配置基礎方式，只能是市場機制；從長期的、常規的和自動發揮積極作用的激勵機制，主要應該是物質激勵機制。以經濟利益為導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為目標的經濟體制改革，正好是解決了「資源配置基礎」和「勞動者積極性激勵基礎」這兩個核心問題。這就是說，新中國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為目標的經濟體制改革，為經濟持續高速發展提供了持久的體制動力。　　三、國家的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和社會的長期穩定，是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充分必要條件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大國，無論中國歷史還是世界歷史都證明，大國要能夠發揮大國效應和大國優勢，實現長期經濟增長和崛起，第一，必須高度統一，而不能分裂，也不能名義上統一而實際上是諸侯經濟；第二，必須獨立自主，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不能成為其他強國的附庸；第三，社會必須長期穩定，而不能動亂。　　這三條都是充分必要條件，缺一不可。理由非常簡單，如果中國不統一，改革免談，發展也不可能；如果中國不獨立，改革免談，發展也不可能；如果中國社會不穩定，改革免談，發展也不可能。那麼，還有什麼「改革開放和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偉大成就」呢？　　回顧新中國60年的歷程，確保了自己的長期統一、獨立，這固然是確保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提，但如果國內什麼時候政治、社會不穩定，經濟發展就會出現挫折和波動。例如，「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經濟發展就受到嚴重影響。「六四風波」後，就出現了經濟發展的三年低迷。正因為如此，國家有時候不得不把「穩定」放在壓倒一切的地位。　　那麼，確保中國長期統一、獨立、穩定的基本因素是什麼？　　中國自古就是一個大國，凡大國都有其獨特的統一、獨立、穩定的發展道路。秦朝結束東周春秋戰國的戰亂，再度統一中國之後，在西漢以來的大多數時間裡，中國大勢，久分為次，久合為主，在「經濟分權+政治集權+儒家倫理+政權開放」這四位一體的治理結構下，基本成功地維持了國家的統一、獨立和穩定，在經濟持續發展的基礎上，中華文明和文明古國世代相傳。新中國成立以後，四位一體的治理結構仍然被第一代領導集體作為基本有效的大國治理結構。　　社會心理學和發展經濟學的研究也表明，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特別是大國在走向發達國家的歷程中，客觀上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在前面引導，這對國民的團結奮鬥具有心理上的強化和凝聚作用。　　中國半個多世紀以來，歷史地形成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有過這樣或那樣的失誤甚至嚴重錯誤，正因為如此，國內外都一直或明或暗、或強或弱地存在著不同聲音，把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為核心的「四項基本原則」看做某種「緊箍咒」。但中國共產黨不斷地總結歷史經驗，不斷調整和改進執政方式，增強黨的執政能力，堅持以人為本，加強民主制度和法制建設，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逐步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剛柔相濟」的領導方式，已經成為維護中國長期統一、獨立和穩定的堅強政治力量。　四、堅持生產力標準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經濟決策不可盲目跟著政治風向跑　　「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無論是新中國成立之初的「三大運動」（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和抗美援朝），還是國民經濟恢復之後的對農業、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手工業的「三大改造」，都是為了促進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始終服從和服務於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所以，廣大人民群眾對運動和改造的積極性很高，不僅運動和改造取得了顯著的效果，而且國民經濟得到了較快發展。　　《論十大關係》和黨的八大的核心與實質，是要解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如何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問題。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次黨代會，即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雖然沒有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但剛剛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新中國不言而喻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並正確分析了這個階段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務：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儘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由於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基本上完成，國家的主要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保護和發展生產力」。為此，大會作出了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必須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的重大戰略決策。　　然而，「大躍進」把國民經濟搞得「筋疲力盡」，1960年仍不顧當時面臨的嚴重挫折，清楚地顯示了經濟決策盲目跟著政治方向走帶來的惡果。後來，由於「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的指導思想的滋生，嚴重衝擊了經濟建設，雖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導思想並沒有被取消，即便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也強調「抓革命，促生產」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但我國的經濟發展遭受了巨大的損失，沒有取得本來應該取得的更大成就。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思想上、理論上實現了撥亂反正，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果斷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再次強調生產力水平的落後、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導思想，堅持改革開放31年不偏離。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首次提出了「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在初級的階段」。隨著改革全面展開，對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問題的認識逐步深化，1987年中共十三大、1997年中共十五大和2007年中共十七大，繼續全面深入論述了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建設的基本綱領、階段性特徵，形成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　　堅持生產力標準理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理論，對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在指導思想上起到了方向盤和主心骨作用。五、國內改革與對外開放的相互配合與推進　　回顧歷史，中國的落後恰恰與歷史上長期的閉關鎖國有關。新中國成立之初，西方世界與新中國在政治上、意識形態上全面對立，對新中國實行全面封鎖，在20世紀50年代，中國的被迫對外封閉狀況比新中國成立之前更為嚴重。　　進入20世紀60年代，由於中蘇關係的交惡，中國進一步被迫從全球視野開拓自己的國際空間。同時，國際社會也越來越認識到，不能把一個世界上最古老的、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長期排斥在國際社會之外。1971年10月聯合國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合法權利，1972年2月美國總統訪華，1974年2月毛澤東提出劃分「三個世界」理論。中國陸續與一大批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不可忽視的重要政治大國。　　中國在經濟體制、貿易、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全面開放，還是在1978年拉開經濟體制改革帷幕之後。在改革的指導思想上，中國把改革和開放作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在國內開設了5個經濟特區、14個對外開放城市和上海浦東、天津濱海兩個新區。香港、澳門的回歸，海峽兩岸關係的解凍和擴大交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都從各個方面大力推進了中國的對外開放。中國迅速全面融入全球化浪潮，全面利用全球資源，對外貿易飛速增長，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貿易大國之一。　　在某些情況下，對外開放比國內改革更加重要，因為有的時候當國內某個方面的改革改不動時，對外開放則對國內改革起著「倒逼」作用。　　國內改革與對外開放相互依存，通過國內改革，創造對外開放的條件和環境，提升了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通過對外開放，積极參与全球化進程，可以借鑒國外發達市場經濟的有益經驗，可以充分利用國際資本和國外市場。中國的對外開放，成為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穩定增長的動力源。　　六、正確處理改革和發展中的利益關係　　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初步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時就提出，在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問題上，三者的利益必須兼顧，不能只顧一頭，既要提倡艱苦奮鬥，又要關心群眾生活；在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問題上，要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地方的權力，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　　改革開放之後，中央政府把制定經濟發展政策的權力下放到了地方政府，使得地方的經濟政策能夠較好地適應現實的需要。在財政制度上，地方政府擁有分享財政收入的權利，從而為地方政府制定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政策提供了激勵。漸進改革過程中，中國將改革對於既得利益的損害降到最低的程度，從而避免了改革推進的阻力。高度重視妥善處理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係，恰當選擇關係人民群眾利益的改革措施出台的力度和時機，努力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發展為改善人民生活服務，實行適合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富民政策。始終堅持注重改革程序和效果的公平公正，注重以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改革的基點和決策的依據，從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利益最直接、最現實的問題入手，努力使改革兼顧到各方面利益，使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的成果。老百姓在改革中得到了實惠，逐步分享了改革成果，成為支持經濟體制改革的堅強後盾。　　七、中國宏觀調控體系不斷臻於完善和成熟　　調控，顧名思義，就是調整和控制。宏觀調控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題中應有之義。市場經濟活動是一個永不休止的變數系統，宏觀調控則永遠沒有終點，任何國家的宏觀調控都是一個永遠的長期任務：經濟波動→宏觀調控→經濟再波動→再進行宏觀調控→……這個過程永遠不會完結。在這個過程，會存在著方方面面利益主體的博弈，其中「中央與地方的博弈」是我國所有博弈關係中最重要的內容。但這種博弈又不是要「誰戰勝誰」，也不是要「戰」成平局、更不是兩敗俱傷，而是要建立起一種科學的調控和協商機制，使各個方面的利益都有所增進，實現全社會的共贏。　　新中國6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1年來，我國在宏觀調控方面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理論方面也更加成熟了：第一，把治理性調控和預防性調控有機結合起來；第二，實施宏觀調控「組合拳」，即經濟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相結合，緊縮和擴張相結合，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相結合，總量調控和結構調控相結合，不搞「一刀切」；第三，把宏觀調控政策的戰略轉型和發展政策的戰略轉變結合起來；第四，把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與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結合起來。中國宏觀調控體系不斷臻於完善和成熟，是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重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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