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文明的代價》3上

分類： 政治文化道德 2006-05-07 14:31

第三章 文學：絢爛的生命

「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損失,因為我是人類的一員。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喪鐘是為你而鳴的。」——英國詩人鄧恩一切樹葉正在枯黃影子們紛紛逃亡——佚名

愛情和死亡是文學永恆的主題。在歷史上沒有什麼能比瘟疫將兩者更密切地結合在一起的了。當愛情與死亡直接面對時，人生的意義便最大限度地凸顯出來。在面對瘟疫時，用愛情戰勝死亡，用死亡使愛情達到永恆，愛情就不再是平常意義上的男歡女愛，而是上升為對生命意義和價值的追求。一、死亡與愛情在西方，瘟疫與文學早就結下了不解之緣。除了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著名文學家卜伽丘創作的名著《十日談》外，在18世紀的文學作品中有很多描寫疾病與瘟疫的文學作品。18世紀的歐洲，由於經常爆發各種瘟疫，疾病和瘟疫曾經成為文學和藝術創作的一個重要主題。除了一些文學家將瘟疫和疾病的場景描寫引入文學和藝術之中外，也有一些職業醫生參與到此類主題的文學和藝術創作之中來，為我們留下了許多寶貴的文學資料。18世紀，由於醫生職業的專門化和醫療水平的提高，醫生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他們較高的收入，可以保證他們過上較為舒適閑暇的生活。由於受西方崇尚文學和哲學研究風氣的影響，一些有科學聲望的醫生也致力於文學創作，有的甚至在文學上獲得了很高的聲望。在義大利，比較著名的有雷迪、馬加羅蒂、霍黑勒以及被稱為「西西里的阿那克里翁」的醫學詩人梅利等；在英國，我們可以發現，安妮皇后的御醫阿巴斯諾特，他曾經用斯克利布勒斯的筆名，寫出了著名的幽默作品《約翰·布爾的歷史》。斯羅恩是另一位獲得巨大財富和特有高位的人，他的遺物被保留在倫敦多個地方的博物館和大英博物館內，而大英博物館正是以他的私人博物館和圖書館為核心創辦起來的。加思是一位著名的職業醫生，同時又是著名的《診療所》一書的作者，他在這部富有歷史價值的諷刺詩中，描寫了醫生與藥劑師之間彼此競爭的場景和故事。這個時期最令人難忘的是麥克邁克爾的「金頭手杖」的故事，正是由於他的緣故，金頭手杖後來成了上流醫生的標誌物。在18世紀的與疾病和瘟疫有關的文學作品中，一方面歌頌了一些著名的醫生在治療疾病方面所作出的貢獻，另一方面，也尖銳地諷刺和揭露了江湖術士們的騙人詭計、他們的假藥以及他們那不可輕信的醫術。其中，有一位名叫哥爾多尼的劇作家，是一個醫生的兒子，對於醫學界各種騙人的江湖把戲極為熟悉。他喜歡揭露從醫職業秘密。他寫作的喜劇《詐病者》，就像一個世紀之前法國著名戲劇家莫里哀寫作的《裝病》一樣，揭露了一批不學無術的醫生和藥師，同時也描寫了一些誠實醫生的形象。在另外一些喜劇家們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對庸醫們的諷刺性描寫。如有些病人寧願接受鞋匠的藥方，也不願接受醫生的醫治；至於醫生，一些人只顧見機行事，信口開河地解說病情；而另外一些則無私地出於良心去照顧病人，例如描寫布爾哈夫的《荷蘭醫生》就出於此類作品。該時期，醫生們鮮活的形象，在當時的小說、戲劇和傳記，如卡薩諾瓦的自傳和塞維涅夫人的文學作品裡，都可以發現。但由於這些作者是職業醫生，文學的素養不高，他們的文學作品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但畢竟在瘟疫與文學的關係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跡。這裡我們要介紹的幾部作品，都是文學史上的名著，而且，它們的作者除卜伽丘之外，都是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文學是人類的另一種歷史，它藉助優美的語言和生動的人物形象，來直觀地反映一個時代的喜怒哀樂。瘟疫是人類所經歷的災難中最令人恐怖的一種，在瘟疫中人們隨時都可能死去，死亡與人直接面對。瘟疫時期的社會狀況，在瘟疫肆虐下的普通百姓的生生死死，被一些文學大師收入筆下，創作出了一些或以瘟疫的流行為背景，或直接描寫瘟疫的不朽作品。在這裡，我們列舉西方文學史上幾部著名的與瘟疫有關的作品，讓我們的目光追隨大師們的筆觸，一同跨越時空，來感受那些被「永恆」了的瘟疫。卜伽丘的《十日談》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著名文學家卜伽丘，是西方文學史上較早以瘟疫為背景創作文學作品的作家。當時歐洲瘟疫頻仍，鼠疫、黑死病、天花、肺結核、流感、梅毒、麻風病等流行性疾病經常發生，其中，流感的發作周期僅為30年左右。有時，幾種流行性傳染病同時發作，給人們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帶來了極大的威脅。人們經常生活在瘟疫帶來的恐怖陰影之中。卜伽丘的《十日談》就是一部以瘟疫為背景的文學名著。它描寫的是在瘟疫中僥倖活下來的10個青年男女的故事。1313年，卜伽丘誕生於佛羅倫薩，也有可能誕生於離佛羅倫薩西南二十英里的一個小市鎮切塔爾多，他父親在那兒有房產。他是一個私生子，父親是一個富裕的金融業商人，母親身分不明，大概是一個社會地位低微的女人。早年過著舒適悠閑的生活，整天遊走於上層社會的生活圈子之內，對貴族和高級僧侶的腐化奢靡的生活非常熟悉。但是，他從小嚮往民主自由，對教會的黑暗統治表示不滿，長大後，多次參加政治活動，反對封建專制。這段生活經歷，為他後來創作《十日談》提供了活生生的素材。卜伽丘一生創作了很多作品。在24歲時，他發表了第一部比較成熟的作品即長篇小說《菲洛柯洛》，它是用托斯卡尼語散文寫成的，敘述了一個信仰基督教的姑娘和一個青年異教徒的愛情故事，他們克服重重阻礙，終成眷屬；其中有兩個作為插曲的故事後來收在《十日談》里。《菲洛柯洛》可說是歐洲文學史上第一部長篇小說。1341－1342年創作完成的牧歌《亞美托的女神們》採用神話題材來歌頌愛情，由於愛情的點化，一個粗魯的牧羊人轉變為心地高尚的青年；還值得注意的是這部有詩有散文的作品在結構上和《十日談》有相似之處，七個仙女各自向牧羊青年亞美托講述自己的愛情故事，文筆也比較流暢，有人甚至稱這部牧歌是「雛形的《十日談》」。1343一1344年，卜伽丘又創作了書信體小說《菲亞美達》。在這部小說中，他放棄了古典和神話題材的套子，而開始描繪現實生活中的人物；作者把一個失戀少女內心世界的種種感受：她的愛情和痛苦，幻想和希望等，都細膩地刻划出來。這部作品被認為是歐洲文學中第一次出現的「心理小說」。《菲索拉諾的仙女》，是一部長篇敘事詩，寫仙女和牧羊青年的戀愛悲劇，她因為追求愛情的幸福而遭到了懲罰。冷酷無情、厲行禁欲主義的黛安娜女神把這一對情人變成了兩條河流，但是最後這兩條小河流到阿諾河，又匯合在一起了。這篇長詩的一些精彩片段，寫得清新、舒暢，是卜伽丘成就最高的一部詩作，正象《菲亞美達》是他除了巨著《十日談》以外，可算最好的一部小說。此外作者還寫了兩篇敘事詩《菲洛特拉托》和《苔塞依達》。通過不斷的努力寫作，卜伽丘逐漸擺脫了當時盛行的那種浮華雕琢的文體，跳出了古典神話題材和中世紀迷信題材的圈子，現實主義的因素在他的作品中逐漸增長，為他進入創作上的成熟期、寫下他的巨著《十日談》提供了必要的積累。卜伽丘的《十日談》寫於1349—1351年之間，其時間背景就是歐洲大瘟疫時期，當時的佛羅倫薩籠罩在一派恐怖和死亡的氣氛中。1347年10月，數艘義大利商船駛進西西里碼頭，商船裝載了絲綢、瓷器，也帶回了鼠疫。當商船靠岸時，船上的許多水手染病，奄奄一息。短短几天內，城市和附近的鄉村迅速受到波及。一些父親遺棄病倒的孩子；律師拒絕上門為垂死的病人立遺囑；照顧病人的修士和修女害怕受到感染，死者的遺體被遺棄在人去樓空的屋子裡，沒人為他們辦葬禮。更可怕的是，一些人因害怕被傳染上瘟疫，嚇得躲在家裡，門窗封得嚴嚴實實，大量的蚊蟲在室內傳播著絕症，空氣卻不得流通。人們死於自造的棺槨。繁華的佛羅倫薩喪鐘亂鳴，屍體縱橫，十室九空，人心惶惶，到處呈現著觸目驚心的恐怖景象，彷彿世界末日已經來到了……第二年8月，鼠疫蔓延到英國。這種可怕的傳染病因患者身上出現黑斑而被稱為「黑死病」。在接下來五年內，黑死病在歐洲奪走了2400萬條人命，約等於歐洲當時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卜伽丘在他的巨著《十日談》里，一開頭就通過許多給人以真實感的細節，描繪出一幅幅陰暗的畫面。小說就在這樣一種死亡籠罩的悲慘氣氛中開始了。 這場可怕的瘟疫，給卜伽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正如他在《十日談》里所記述的慘景：那時，受感染的人中午時還和朋友一起吃午餐，可是到了晚餐時間，就已上了天堂。每天，甚至每小時，都有大批大批的屍體運到城外。從3月到7月，病死的人達10萬以上，昔日美麗繁華的佛羅倫薩城，變得墳場遍地，屍骨滿野，慘不忍睹。眼看著周圍的親人朋友相繼在瘟疫中倒下，卜伽丘決心用自己手中的筆，記錄下這場巨大的災難。於是，他以這場瘟疫為背景，寫下了一部當時義大利最著名的短篇小說集《十日談》。當時，《十日談》被稱為「人曲」，是和但丁的《神曲》齊名的文學作品，也被稱為《神曲》的姊妹篇。 《十日談》的故事來源非常廣泛，分別取材於義大利中世紀的《金驢記》，法國中世紀的寓言和傳說，東方的民間故事，歷史事件，宮廷里的傳聞，以至街頭巷尾的閑談，和當時發生在佛羅倫薩等地的真人真事等等，歷經幾年的艱苦創作，卜伽丘終於在1351年完成了這部傑作。 在佛羅倫薩鬧瘟疫期間的一個清晨，7個美麗年輕而富有教養的小姐，在教堂遇到了3個英俊而富有熱烈激情的青年男子。7位小姐中的3人是他們的情人，別的幾位和他們還有親戚關係。他們決心帶著僕人，離開佛羅倫薩這座正在走向死亡的可怕城市。 他們相約，兩天後到郊外一座小山上的別墅里躲避瘟疫。那裡環境幽靜，景色宜人，有翠綠的樹木環繞，還有曲折的走廊，精緻的壁畫、清澈的清泉和悅目的花草，地窖里還藏著香味濃郁的美酒。 這10位年輕人每天不是唱歌彈琴，就是跳舞散步。在暑氣逼人的夏季里，他們坐在綠草茵茵的樹蔭下，大家商定以講故事的方式來度過這段時光，用笑聲將死神的陰影遠遠拋諸腦後。他們每人每天講一個故事，一共講了十天，恰好有了一百個故事，這是《十日談》書名的由來。故事中的人物幾乎包括了當時各行各業的人士。而這些人物共同的舞台就是這場歷史上最為可怕的瘟疫。在《十日談》的故事中，在青年們歡聲笑語的快樂生活背後，你始終能看到瘟疫的陰影。 首先，那年紀最大的一位，我叫她「潘比妮亞」；第二個，叫「菲亞美達」，第三個，「菲羅美娜」第四個，「愛米莉亞」；第五個，「勞麗達」；第六個，「妮菲爾」；最後一個，名字取得很適當，叫「愛莉莎」。 她們這天的見面，也是巧合，並沒預先約定。大家就在教堂的一角，圍成一圈，坐了下來；又長吁短嘆了一陣，於是也不再作禱告，只是彼此談論起當時的種種情況來。潘比尼亞建議大家到鄉下別墅去度過這段難捱的日子……大家聽了潘比妮亞的這番議論後，都佩服她的見地，而且竟迫不及待地開始討論起詳細的辦法來，彷彿等到商量停當，她們一站起身來，就要出發了。可是菲羅美娜是一個最謹慎不過的姑娘，她就說了：「姐妹們，潘比妮亞所說的一切當然是非常好的，可是我們也不能照著自己的意思，說走就走呀。別忘了我們都是女人；我們年紀也不小了，不至於還不明白幾個女人聚在一起不會有好結果的；女人要是沒有男人的領導，勢必弄成一團糟。我們的心坎兒太活了，太任性了，太多心了，太懦弱不中用了。為了這緣故，我只怕一切由著我們，沒有人來領導，那麼我們這些人很快地就會鬧得不歡而散，叫大家臉上都沒光彩。讓我們先解決了這個問題，然後動身吧。」……這幾位小姐正在這裡你一言我一語談論的時候，恰巧有三個年輕的男人從外邊走進了教堂――說是年輕，最小的一個也有二十五歲了。他們都富有熱烈的感情。這年頭有多麼可怕，親友多半死了，自己也是朝不保夕，可是這一切都不能叫他們的愛情有一絲半點兒冷卻――更不用說叫這股愛情的火焰完全熄滅了。他們三人，一個叫做「潘菲洛」，還有一個叫「菲洛特拉托」，第三個叫「第奧紐」。他們的談吐舉止都非常可愛，在這災難的歲月里，他們只希望有機會能和自己的情人見到一面，這在他們就是得到了無上的安慰。事有湊巧，他們三個的情人就在這七位小姐中間，而其餘幾位小姐中，也有幾位跟他們有著親戚關係。他們才走進教堂，望見那幾位小姐，她們也已經看到了他們；潘比妮亞就笑著說：「瞧，我們的運氣有多好！這兒不是來了三個又英俊又懂事的青年來成全我們的願望了嗎？只要我 們肯收容他們，他們一定樂意做我們的嚮導和跟班的。」 妮菲爾的情人正是這三個男子中的一個，她聽了這話，不禁羞得臉通紅，說道：「潘比妮亞，看在老天面上，你說話也該多想一想呀！我很明白，他們三個怎麼說也得承認是高尚的青年，而且不用問，完全可以擔當起比這更重大的任務。我也認為，別說請他們陪伴我們，就是請他們陪伴比我們漂亮高貴得多的小姐，他們也還是非常合適而令人愉快的良友。可是誰都知道，他們現在正愛著我們中間的幾個人，我只怕，要是把他們收容到咱們姐妹的隊伍中來，儘管男女雙方都是清清白白，誹謗和流言還是不肯饒過咱們呢。」 菲羅美娜接著說：「這有什麼關係呢？只要我問心無愧，隨別人愛怎麼說，我決不會因而感到不安。天主和真理會保護我們的名譽的。要是他們肯加入到我們這兒來，那麼正像潘比妮亞所說的，我們的運氣真是太好了，這是天意派他們來成全我們的願望！」 接下來的一片靜默說明了姑娘們聽了這番話，沒有一個反對，一致贊成上前去招呼那三個青年，把這個打算說給他們聽，並且探問，他們是不是願意跟她們一起住到鄉下去。潘比妮亞就不再多說什麼，站起身來，向他們那兒走去，原來她和其中的一個沾點親戚關係。 那三個青年正站在那兒望著她們，潘比妮亞笑容可掬地跟他們行了個禮，向他們說明了她們作了怎麼樣一個打算，並且以她和全體姐妹們的名義，請求他們本著兄弟般純潔的友愛，加入到她們的隊伍里來。最初，那三個青年還以為這是在跟他們鬧著玩呢；不過看到她說得這樣鄭重，也就打消了懷疑，非常愉快地答應下來。為了可以及早出發，他們立刻著手作必要的籌備。 第二天是禮拜三，一切都準備就緒，他們要去的地方也已經派人預先去通知了。那七位小姐就帶著女僕們，三個青年各帶著一個男僕，在晨光熹微中，離城出發了；走了不滿六里路，就來到了預定逗留的場所。 這就是卜伽丘在《十日談》一書開頭所描寫的景象。 　　當時的歐洲，正處於中世紀封建社會裡，羅馬天主教會是壓在人民頭上的一座大山，它是各國最大的封建地主，也是封建制度最頑強的精神支柱，它給封建宗法制度繞上了一圈神聖的光彩。它的教堂、修道院、宗教法庭、異教裁判所，遍布在每個封建莊園，每個新興的城鎮――可以說，龐大的天主教會組織就是一面編織得密密層層的大蜘蛛網，幾乎掛滿在西歐的每一塊土地上，它的勢力伸入到每個偏僻的角落，滲透到人民生活的各個方面。除了殘酷的經濟剝削外，它的職能就是對廣大民眾實行全面的、無孔不入的精神統治。因此情況必然是：「要在每個國家內從各個方面成功地進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須先摧毀它的這個神聖的中心組織。」在小說中，卜伽丘對宗教僧侶進行了無情的嘲諷和辛辣的諷刺。翻開《十日談》，我們看到，開頭接連幾個故事，全都是對當時天主教會的諷刺和揭露，如第一天里所講的第二個故事「楊諾勸教」就屬於這一類型。 故事說，巴黎有個絲綢商，名叫楊諾，和一個猶太商人十分友好，幾次三番苦勸他拋棄猶太教，改信正宗的基督教。最後，那個猶太教徒表示，如果非要他政變信仰不可，那他先要到羅馬去考察一番再說，看看天主派遣到世上來的代表（教皇）氣派究竟怎樣。他果真趕到了羅馬，在教皇的宮廷里他看到的是什麼景象呢？ 從上到下，沒有一個不是寡廉鮮恥，犯著「貪色」的罪惡，甚至違反人道，耽溺男風，連一點點顧忌、羞恥之心都不存了；因此竟至於妓女和孌童當道，有什麼事要向廷上請求，反而要走他們的門路…… 他又繼續留意觀察，把這些寡廉鮮恥之徒的貪得無饜、愛錢如命、買賣聖職等所作所為，全都看在眼裡。觸目掠心的情況使那個嚴肅的猶太人提出這樣一個結論：羅馬蚜兒是什麼「神聖的京城」，乃是藏垢納污之所：教皇、紅衣主教，這些人本該是基督教的支柱和基礎，卻無惡不作，無非要叫基督教早些垮台，有一天從世上消滅罷了。 至此，讀者一定會像楊諾一樣，以為他再也不會皈依基督教了吧；可是卜伽丘顯示了一位短篇小說作家的技巧，讓亞伯拉罕把話頭一轉，使故事得到了一個出人意外的結局：「可是不管他們怎樣拚命想把天主教推翻，它可還是屹然不動……這麼說。你們的宗教確是比其他的宗教更其正大神聖。」因此他竟下了決心，到教堂去接受基督教的洗禮了。 卜伽丘本人是個天主教徒，做不到像無神論者那樣根據宗教的本質來徹底否定天主教；但是不給天主教會一點光彩，還它漆黑一團的真面目，把天主教的值得存在的理由，僅僅說成在於它本該像一個被蛀空了的大廈那樣倒下去，卻終於還支撐在那裡，這對於天主教會豈不有著極大的諷刺意味？整部書中有很多類似的極具諷刺意味的故事。正是由於他對封建教會所進行的批判和諷刺，被後人喻為文藝復興時期的伏爾泰。 卜伽丘在其他一些有意思的故事裡對封建教會的蒙昧主義繼續進行批判。多數寓譏刺於笑謔，作為社會趣聞、社會話劇來談，但是發人深思。「瘸子求醫」的故事一開始就是鬧哄哄的場面，只見全城的人都在忙著把那些跛腳的、瘋癱的、瞎眼的，以至各種各樣畸形殘廢的人都找了來，湧向教堂，他們熱切地期待著奇蹟的降臨；原來據說有一位「聖徒」升天去了，只消碰一碰他的聖體，就會百病消除。人人都在熱切地盼望著奇蹟降臨，誰知來了三個賣藝的小丑，說是瘸子求醫，於是假戲真做，還居然惟妙惟肖，存心讓人上個大當。這可犯了眾怒，那個「瘸子」為此挨了一頓好揍，還險些兒送了老命。在人人都成了愚夫愚婦，都迷信奇蹟的時候，開這麼一個玩笑，需要一些天不怕、地不怕的潑皮精神。同樣，寫這麼一個故事，把這宗教狂熱還原為一場荒謬可笑的活劇，清楚地攤開到人們面前來，恐怕同樣是眾怒難犯的事，同樣需要拿出些勇氣來吧。在《十日談》里有，卜伽丘諷刺和揭露了封建貴族和教會僧侶的愚蠢、貪婪、好色、墮落的本性，讚揚了普通民眾的的善良、正直、誠實、機智和敢愛敢恨的品質。他對上層社會充滿了憎恨，對下層人民充滿了同情，體現出作者人文主義的立場。如其中的「可憐的莉莎貝達」，所描寫的是小市民階層中一對苦命年輕戀人的故事。在那個時代里，一個柔弱的姑娘是沒法掌握自己命運的，家中的父兄管教著她，統治著她，她的衝破權勢和金錢觀念的私戀往往落到悲劇性的結局。一對青年男女怎樣兩情相悅，作者並沒多費筆墨，故事的敘述差不多就從那悲劇性的結局（情人被兇殘的哥哥殺害了）展開，情節簡單，因此寫得很集中，卜伽丘把滿腔同情都傾注在那個失去了愛情就活不下去的姑娘身上。整個故事就像一首氣氛濃郁、富於浪漫主義色彩的敘情詩，充分展示了那個少女內心所經歷的焦急、憂慮、悲痛和絕望的痴戀……。最後，這個命運悲慘的年輕姑娘，終於未能衝破命運的枷鎖，只能以身殉情。《十日談》寫完後，由於觸動封建教會和貴族的利益，卜伽丘受到封建勢力的迫害和打擊，時常被教會派來的人咒罵和威脅。1362年，有一個狂熱的苦修教派的天主教僧侶，在臨死前派遣另一個苦修教派僧侶，對卜伽丘進行咒罵、威脅、規誡，使他在精神上產生了極度的震動。他懺梅了，願意棄「邪」歸「正」了，甚至要把《十日談》和他的其他著作都付之一炬，把他收藏的書籍都賣了；他還打算皈依教會，這樣就將徹底拋開人文主義者的立場。他有一次憤怒之至，甚至想把所有的著作，包括《十日談》全部焚毀，幸好他的好朋友――義大利著名的民主詩人彼特拉克苦苦相勸，《十日談》才得以留存至今。 該書於1471年出版後，封建教會把它視為洪水猛獸，禁止人們閱讀該書。1497年，在天主教會發動的一次宗教狂熱中，不少珍貴的《十日談》版本，和其他文學藝術作品，都作為「誨淫誨盜」的東西，被扔在佛羅倫薩的廣場上，付之一炬，致使《十日談》的最早版本流傳下來的非常稀少。1573年，佛羅倫薩出版了一種教皇欽定的《十日談》刪節本，把裡面幹壞事的僧侶全都改為俗人。1582年法國出版了薩維亞蒂譯本，對於原著也是同樣煞費苦心地作了脫胎換骨的改造工作。「院長的苦修」中的小修士和他的院長變成了小夥子和他的尊長，本來是修道院，變成了一座伺奉邪神的廟字。發生在女修道院中的「啞巴的故事」給搬到了妻妾聚居的東方後宮。「小修女的故事」的地點也同樣地搬動了。「天使出醜」中出醜的並不是神父，而是一在俗的人。如此等等，都說明了歷史上的反動派及思想保守的人對於這部巨著的畏懼。就連死去的卜伽丘，他們也不放過。卜伽丘原本安葬於他的故鄉切塔爾多教堂的墳地里，可是後來他的墳墓竟被天主教會挖掘掉，墓碑也被扔掉，他們並沒有因為卜伽丘晚年的懺悔，屈服於宗教勢力而寬恕了他。1818年，英國詩人拜倫遊歷義大利，憑弔古迹時，憤怒地寫到：「甚至他的墳墓也橫遭挖掘,聽憑瘋狗般的狂人的凌辱」，表達了對這位偉大的文學家的景仰和對他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的控訴。 雖然封建貴族和教會對《十日談》一書充滿仇恨，但它卻受到廣大群眾的喜愛。1471年，《十日談》在威尼斯出版，這是這部巨著的最早版本，當時歐洲才開始使用印刷機；接著在1472年、1478年，又相繼在曼杜亞等城市出版。1492年威尼斯又出版了《十日談》的第一個木刻插圖本。總之，在15世紀，《十日談》印行達十版以上；在16世紀又印行了七十七版。這充分說明了這部以新的文學形式出現的短篇小說集在當時深受歡迎的情況。之後，《十日談》又被譯成西歐各國文字，1620年，英國出版了根據法譯本轉譯的英譯本；隨後的三個多世紀里又先後出現了不下於十種的英譯本。在英國，沒有哪一本義大利文學作品能引起翻譯家和讀者如此濃厚的興趣。 《十日談》對十六、十七世紀西歐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起了很大影響，在歐洲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英國喬叟的名著《坎特伯雷故事集》在全書的藝術構思上受到《十日談》的啟發，其中有三個故事（管家的故事，學者的故事，商人的故事）取材於《十日談》。法國瑪格利特·德·那伐爾的《七日談》更是在格局上完全模仿《十日談》的一部故事集。英國莎士比亞寫於十六世紀早期的兩個喜劇《辛白林》、《善始善終》，那曲折動人的故事情節也來自《十日談》。法國莫里哀根據《十日談》的第七天故事第四寫成喜劇《喬抬·唐丹》。德國啟蒙時期的萊辛，把《十日談》中的「三個戒指」的故事借過來，寫成詩劇《智者納旦》，反對宗教歧視和民族仇恨，宣揚信仰自由。此外，象西班牙文藝復興時期的劇作家維加所寫的兩個喜劇。法國的寓言詩人拉封丹所寫的《故事詩》，以及英國的詩人錫德尼，德萊頓，濟慈，丁尼生，美國的詩人朗費羅等都曾經從《十日談》里獲取了他們作品的題材。今天，我們重溫卜伽丘的《十日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們正經歷著非典的流行和蔓延，它固然對我們的生命安全構成了威脅，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陰影，但卻不能使我們喪失對生活的信心和勇氣。卜伽丘筆下的人們雖然生活在瘟疫和死亡的恐懼之下，仍然充滿了對幸福生活的憧憬和對美好愛情的嚮往，他們熱愛自然，熱愛人生，不向命運低頭。歷史已經多次證明，災難是永遠無法摧毀人類的，在與災難反覆較量的過程中，勝利是永遠屬於人類的。在今天，在同非典進行頑強的鬥爭中，我們也將會取得最終的勝利。加繆的《鼠疫》 如果說《十日談》只是一部以瘟疫作為背景的文學名著的話，那麼，加繆的《鼠疫》則是直接描寫瘟疫的。《鼠疫》，法國作家加繆1947年創作的長篇小說，敘述的是發生在阿爾及利亞海濱城市奧蘭的一場想像的瘟疫。肆虐的鼠疫在這裡既象徵著德國對法國的佔領，也象徵著人類的一種普遍的生存狀況。加繆因這部作品而成為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 阿爾貝·加繆是法國現代著名存在主義文學家， 1913年出生於阿爾及利亞的蒙多維。他的父親於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不久，在對德作戰中受傷身亡，當時加繆還不滿一歲。他的母親是祖代移居阿爾及利亞的西班牙人後裔；在她的扶養下，加繆在貧困的阿拉伯居民中間長大，對他們的處境始終懷有深切的同情。加繆在阿爾及爾大學哲學系攻讀時，因患肺病而中途輟學。後來他和一些青年組織了一個「勞動劇團」，後因準備上演一出以西班牙礦工罷工遭到鎮壓為主題的戲劇，被殖民當局禁演，劇團也因而解散。那時加繆開始為當地報紙寫文章，後來在阿爾及利亞的奧蘭正式從事新聞工作。1934年他參加了阿爾及利亞的法國共產黨支部，翌年脫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雖然有一段時間肺病複發，但仍參加了法國抵抗運動，繼續為反對法西斯撰寫文章。1944年巴黎解放後，加繆擔任戴高樂派的《戰鬥報》主編，1947年《鼠疫》出版前一星期，加繆正式宣告脫離這份報紙。後來他除了從事生平嚮往的戲劇活動和寫作外，長期為巴黎大出版商米歇爾·伽里瑪挑選文藝作品。1960年春，加繆乘坐伽里瑪駕駛的汽車出遊時，翻車身亡，時年四十七歲。 在加繆短暫的一生中，為我們留下了很多優秀的作品，其中中國讀者熟知的除了這部《鼠疫》之外，還有《局外人》、《西西弗神話》等。《鼠疫》這部以象徵手法寫作的哲理小說，與作者的第一部中篇小說《局外人》（1942年發表）同是加繆最重要的代表作，均被列為現代世界文學名著。故事發生在20世紀40年代法屬阿爾及利亞沿海的一個省城——奧蘭城。這裡一切都像世界的其他地方那樣平靜，人們也像以往一樣麻木地忙碌著自己的事情。然而，一場無人能夠察覺的災難，正悄悄地逼近這座城市。 從4月16日早晨開始，大批死鼠出現在一個只有20多萬人口的奧蘭小城。這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然而，就在死鼠消失後，災難來臨了，一種瘟疫在小城的居民中開始蔓延。不斷有奇怪的病例出現，主人公貝爾納·里厄醫生清醒地意識到，這可能是瘟疫。他向有關部門進行了報告，建議政府採取緊急措施，控制瘟疫的蔓延，但是，政府對此反映冷淡。畢竟，鼠疫對當時的人們來說已經非常陌生了，政府不願接受這個現實。當死亡人數達到20人時，「鼠疫」一詞在絕跡了20多年後，又被提了出來。當死亡人數達到每天30人的時候，里厄醫生接到了省長交給他的官方發來的電報，電報上寫著：「正式宣布發生鼠疫。封閉城市。」 封城最突出的後果之一，是人們突然面臨事先毫無思想準備的分離。有些母子、有些夫婦和情侶在幾天前分手時還只作了暫時離別的打算，他們在車站的月台上說了兩三句叮嚀的話後擁抱道別，滿懷著人類盲目自大的信心，以為過幾天、或至多過幾個星期肯定又能見面，親人的別離對他們的日常事務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可是突然一下子，他們發現自己已陷於遠離親人、無依無靠、既不能重逢又不能通信的絕境。因為在省府禁令發布之前幾小時，實際上封城已經開始，而且任何特殊情況均不在考慮之列。我們可以說，疫病無情襲擊的第一個結果是迫使市民們要像沒有個人感情一樣地行事。在法令實施那天的頭幾個鐘頭里，要求解決問題的人群擁向省府，有的打電話，有的親自去向官員們申訴情況。情況都同樣地值得關心，但又都同樣地不可能考慮。說真的，需要經過許多天人們才意識到他們是處在毫無協商餘地的情況中。「通融」、「照顧」、「破格」等詞都已失去了意義。 甚至連通信這樣能使人稍感安慰的事也不許可。因為一方面，城市與外界的一切正常交通聯繫已全部斷絕；另一方面當局又下令禁止同外界通信，以免信件傳帶病菌。開始，還有一些幸運者向城門把關的守衛人員說情，徵得他們的同意後把信件傳遞了出去。這還是在正式宣布發生鼠疫後的開始幾天，那時守衛人員被同情心所打動也是自然的事。但是，過了一段時間，這些守衛充分認識到了事態的嚴重性，不肯再承擔這種誰也無法估量其後果的責任。最初還允許同別的城市用長途電話通訊，但結果公用電話處擁擠得水泄不通，所有線路全部忙得不可開交，以致有幾天全部停止通話。而後又嚴格加以限制，只有在諸如死亡、出生和結婚等所謂緊急情況下才可通話。剩下的唯一途徑是電報。向來以心靈、感情和肉體聯繫著的親人和情侶，現在只能從一封用大寫字母書寫的十來個字的電報里去重溫舊夢。然而由於事實上電報中所能運用的字眼很快就被用盡了，人們長時期的分離生活的悲哀情緒只能匆促簡短地概括在定期交換的幾句現成的套語里，例如：「我好，想你，疼你。」等等。 鼠疫終於同人們的生活發生了直接的關係，任何人都無法使自己擺脫鼠疫的影響。人們開始感到恐慌，但是，他們還是一如繼往地照常辦理著自己的事情。 又過了幾天，人們終於清楚地看到沒有人能出得了城，於是提出要求：是否可以讓鼠疫發作前出去的人回來。省政府經過幾天的考慮後同意了這個要求，但是規定回來的人不論什麼理由都不得再次離城。只能進，不能出。這一來，也有些家庭――但為數不多――一心只想與親人相見，不經慎重考慮就草率地作出決定去請他們利用這個時機回來。然而那些困於鼠疫的人們很快地明白過來，他們這樣做無異把親人驅入虎口，於是寧願忍受別離之苦。在疫病最嚴重的時期，只出現過一個例子，說明人的感情勝過了對慘死的恐懼。但出乎人們意料，這次事例並不涉及一對狂熱的愛情凌駕痛苦之上的情侶，而是發生在結婚多年的老夫婦卡斯特爾醫生和他的老伴身上。卡斯特爾太太是在發現鼠疫前幾天到鄰城去的。他們的家庭也並不是值得人們學習的模範家庭，作者甚至敢說直到如今，還不能肯定這對夫婦對於他們的結合是否感到滿意。但是這次無情而又持續的隔離使他們深切地體會到彼此分處兩地無法生活，而一旦他們意識到這一點，鼠疫也就不算一回事了。在鼠疫發生將近一個月的時間，疫情再次猖獗，人們的情緒也開始變得絕望了。城內的教會當局決定採用他們自己的方法與鼠疫作鬥爭：組織一個星期的集體祈禱。很多人來到了教堂。並不是因為他們虔誠地信仰宗教，而是因為鼠疫改變了他們的生活方式。由於封城，港口封鎖，不可能再到海濱去游泳。他們希望鼠疫早點過去，希望他們的家人能夠平安。他們抱著：「不管怎樣，反正這沒有壞處」的念頭，機械地走向教堂。對待宗教，也同對待其他問題一樣，鼠疫使他們的思想處於一種獨特的狀態，既不是無所謂，也不太熱情。死亡的數字在不斷上升，但人們對這些數字已經不感興趣了。空氣中瀰漫著鼠疫死亡的味道，耳畔所能聽到的是病痛中患者的呻吟聲，眼睛裡看到的是滿目的蕭條景象。似乎瘟疫已經變成了人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彷彿人們已經忘卻了鼠疫之前的生活方式，無論是路邊的乘涼者，照顧病人的婦女，還是咖啡館的服務員，都麻木地從事著自己的事情。只有里厄醫生，在焦慮地關注著鼠疫的發展勢頭，在忙碌地照看和救治著他的病人。雖然他心裡清楚，任何措施也無法拯救那些感染鼠疫的人的生命，但他依舊盡著一個職業醫生的職責。雖然有時感到孤單絕望，但他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責任就是跟那吞噬千萬無辜者的毒菌作鬥爭，而且在艱苦的搏鬥中，他看到愛情、友誼和母愛給人生帶來幸福。里厄醫生不是孤軍作戰，他最後認識到只有通過一些道德高尚、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人共同努力，才能反抗肆無忌憚的瘟神，人類社會才有一線希望。 次年2月的一天，奧蘭城的大門終於打開了。全城的居民、報紙、電台以及省里的公報都對此表示祝賀。盛大的慶祝活動整天整夜地舉行。很多人湧向火車站，去迎接因封城而阻隔在城外的情侶和親人。一對對情侶熱烈地擁抱在一起，一對對地緊緊依偎著回到自己的家中。對於他們來說鼠疫已經過去了，但對於那些失去親人的母親、妻子、丈夫和情人來說，他們的親人已經永遠地埋在了死人坑中，對他們來說，鼠疫依然存在，並將永遠在他們的心靈深處刻下傷痕。但是，此時，沉浸在歡樂之中的人們，已經沒有心思去體會他們的內心感受了。慶典還在舉行著。禮花從黑沉沉的港口升起，天空中出現了一片火樹銀花、爭奇鬥妍的景象，一陣陣嘹亮的歡呼聲從歡樂的人群中響起。里厄醫生怎麼也搞不明白，人們為什麼會如此健忘。小說的結尾意味深長：「里厄傾聽著城中的歡呼聲，心裡卻沉思著：威脅著歡樂的東西始終存在，因為這些興高采烈的人群聽不到的東西，他卻一目了然。他知道，人們能夠在書中看到這些話：鼠疫桿菌永遠不死不滅，它能沉睡在傢具和衣服中歷時幾十年，它能在房間、皮箱、手帕和廢紙堆中耐心地潛伏守侯，也許有朝一日，人們又遭厄運，或是再來上一次教訓，瘟神會再度發動它的鼠群，驅使它們選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為它們的葬身之地。」加繆創作《鼠疫》，並不只是為了展現瘟疫時期人們的心態。加繆曾這樣表述寫作《鼠疫》的動機:「我想通過鼠疫來表現我們所感到的窒息和我們所經歷時的那種充滿了威脅和流放的氣氛。我也想就此將這種解釋擴展至一般存在這一概念。」 《鼠疫》創作思想開始醞釀的時期，是在1940年巴黎被德國法西斯佔領以後。加繆當時已打算用寓言的形式，刻划出法西斯像鼠疫病菌那樣吞噬著千萬人生命的「恐怖時代」。在加繆看來，當時處於法西斯專制強權統治下的法國人民――除了一部分從事抵抗運動者外――就像歐洲中世紀鼠疫流行期間一樣，長期過著與外界隔絕的囚禁生活；他們在「鼠疫」城中，不但隨時面臨死神的威脅，而且日夜忍受著生離死別、痛苦不堪的折磨。加繆在1942年11月11日的日記中，曾把當時橫行無忌的德軍比為「像老鼠一樣」；在另一篇日記中，他這樣記下當時的情況：「全國人民在忍受著一種處於絕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加繆在小說中用細緻的筆觸寫出了他的同代人在面臨一場大屠殺時的恐懼、焦慮、痛苦、掙扎和鬥爭之際，特別是刻划了法國資產階級在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場浩劫的過程中，在思想上和感情上發生的巨大而深切的震撼。儘管加繆按照習慣，避免直接描寫法國社會，假借北非地中海濱海城市奧蘭作為發生鼠疫的地點，但我們從這座商業昌盛，物質文明發達，但市民精神空虛，以尋歡作樂來消磨人生的城市，不難看出這是法國社會的一個縮影。 小說《鼠疫》藉助以里厄醫生為代表的幾位人物形象，表達了一個關於人抵抗惡的理念。在被瘟疫蹂躪下的城市裡，里厄醫生沉著冷靜，日夜不停地救治病人，其行為基於一種明確的信念：履行自己作為醫生的職責，做好「本分工作」。他清楚，這時需要的不是高調，而是切實的工作。他用自己的工作，阻遏疫情的擴散，化解人群中瀰漫的恐慌。小職員格朗在事業和愛情等方面都是失敗者，是一位「無足輕重和甘居人後的人物」，但在抗擊鼠疫中,以其勤奮踏實的工作，贏得了人們的尊重，被作家譽為「英雄的榜樣或模範」。他們讓我們看到，一個普通人的勇氣所能產生的巨大力量。因為來採訪而受阻滯留的新聞記者朗貝爾，開始時並不認為鼠疫與自己有何相干，一心想出城與情人會面，但在目睹疫情的肆虐和人們抗爭的壯舉後，他認識到，「要是只顧一個人的幸福，那就會感到羞恥。」他終於從觀望到參戰，成為一名戰士。沒有什麼與自己無關。在威脅人類的災難被消除之前，不存在所謂個人的幸福。小說中神甫因拒絕治療而死亡，告訴人們，順從而不是鬥爭，會招致什麼後果。每個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對待鼠疫，對待一切災難，但正確的態度只有一種，那就是抗爭。在小說結尾，鼠疫得到了控制，陽光和歡樂重回城市。 鼠疫已不僅僅是一種具體的傳染病，而成為一種多層面的象徵，舉凡當時德國納粹的統治，戰爭、死亡、疾病、孤獨、離別等種種人生苦難，都可以在這個巨大的象徵中佔一層面。在對一場瘟疫的具體描繪之上，小說揭示了人的命運，揭示了一個真理:人應該而且必須抵抗惡。 在非典型性肺炎流行的今天，我們重溫加繆的《鼠疫》，肯定會有一種昔日所無法達到的全新體驗，會對作品產生更大的心理共鳴。或許，我們也會在作品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找到自己的位置。現在，有的人因為被隔離而無法同自己的親人相聚，有的人在疾病中痛苦地死去。而一些醫護人員正像里厄醫生那樣盡心儘力地履行著自己的職責；有的記者不顧被傳染的危險，深入病區，進行採訪。同時，也有一些人在利用非典流行的時機，制售假冒偽劣的防護用品，趁虛而入，賺昧心錢，置他人的生命安危和身體健康於不顧。非典流行的時期肯定很快就會過去，但是人們不應該患上歷史的健忘症，應該在歡呼抗擊非典勝利的同時，深入反思一下自己在非典時期的行為，反思一下人類自身的生活方式。因為，歷史的健忘症或許是一種比鼠疫、非典更可怕的精神瘟疫。馬爾克斯的《霍亂時期的愛情》《霍亂時期的愛情》一書的作者馬爾克斯，是著名的哥倫比亞作家。他生於馬格達萊納省的阿拉卡塔卡鎮一個醫生家庭。18歲入大學攻讀法律，後輟學從事新聞工作和文學創作。955年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落葉》，描寫一個上校和他的兒孫在生活中憂傷、孤獨的心情。1961年出版的中篇小說《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敘述一名屢建戰功的上校退休後被社會遺棄，而對政府仍抱有幻想。這兩部作品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冷漠無情以及人們孤獨彷徨的情緒。代表作長篇小說《百年孤獨》（1967）引起西班牙語文學界的廣泛注意，奠定了他在文學界的地位。他為此而獲得了1982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小說寫布恩迪亞上校一家五代人的經歷，描繪了加勒比海沿岸某國小城馬孔多百餘年的歷史。作家在這五代人的遭遇中反映了當地的政治、歷史以及神話、傳說、宗教習俗，形成幻景和現實交織的畫面，這種方法被稱為魔幻現實主義。作者企圖使讀者思考造成馬孔多一百年孤獨的原因，以及打破這種狀態的途徑。1985年，他又創作完成了《霍亂時期的愛情》一書。一如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一樣，《霍亂時期的愛情》是一本不太好讀懂的小說，就整體而言，這部小說的故事性不強，而且人物之間的對話也不多。小說的情節主要是在一個女人費爾米納和兩個男人阿里薩――她的初戀情人和烏爾比諾――她的丈夫之間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愛情展開的。　50多年前，在那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下午，阿里薩從窗口經過，女孩把頭抬了起來，「誰也沒有料到這偶然的一瞥，引起一場愛情大災難，持續了半個世紀尚未結束。」還是一個電報工人的阿里薩，一見鍾情地瘋狂愛上了只有13歲的費爾米納。當阿里薩把他表示「忠貞不二，永遠愛她」的情書掏出來給費爾米納的時候，從扁桃樹的枝葉中掉下一攤鳥糞，不偏不倚正好落在費爾米納用來接信的繡花繃子上。這似乎有點隱喻的意義，註定他們之間的愛情是不會一帆風順的。事實正是如此，在多年通信和互相偷窺後，費爾米納斷然拒絕了阿里薩的愛情，嫁給了烏爾比諾醫生。費爾米納之所以沒有接受阿里薩，而選擇了烏爾比諾醫生，緣於一場霍亂的突然爆發。霍亂本身就是一種十分可怕的瘟疫，但是在馬爾克斯的筆下，霍亂實在帶有過於濃厚的魔幻色彩，甚至說得上猙獰。城市裡頭的西班牙式的陰溝填不滿，成為老鼠的溫床；髒東西全部倒進海灣里；湖邊簡易窩棚的人們露天便溺，化為塵土被人民吸收；有些人家有地下水池，青苔下儲著多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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