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巴尼亞的意識形態】5·破鼓萬人捶

「秀支替戾岡，破鼓萬人捶。」

——題記

在近世描述東歐，尤其是巴爾幹地區的後冷戰史書著作中，最常見的論調可謂對巴爾幹和奧斯曼的去污名化——這種論調常常被其採用者不無自豪地稱之為「修正主義」，以刺激那些已經對話語權喪失殆盡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們。

對巴爾幹的污名化大概來自「巴爾幹化」這個單詞本身。我們很難意識到「巴爾幹」這個名詞是非常晚近才進入語文界並用以指代東歐和安納托利亞之間的那個半島的，大概只有一個世紀多一點的時間。而在此之前，這片土地無論採取什麼樣的名詞，都大概只是指涉「羅馬」——比起義大利土地上這樣那樣的外國蠻族入侵羅馬土地建立的國家，巴爾幹上的民族至少是羅馬國境線內本土的蠻族，和羅馬滅亡後才進入昔日羅馬國境線的蠻族，總之，這是一個比義大利還要更加「羅馬」的地區——儘管和義大利一樣，這裡充斥著昔日羅馬人眼中的「蠻族」。義大利的統一和興起，必須高舉「羅馬」的虎皮大旗，而這樣，缺乏話語權的巴爾幹就被剝奪了稱「羅馬」之號的殊榮，一個新的名字誕生了。無論這個名詞本意如何，它註定會被曲解，因為之前一個名稱的喪失和由此導致的新名稱的獲得，都已經示喻了這片土地在被西歐徹底地邊緣化成一個「東方世界在歐洲的飛地」。

特洛伊神話也就在此具備了「政治話語權爭鬥」的意義，儘管包括征服了盧米莉亞和君士坦丁堡的諸蘇丹在內的許多小亞細亞突厥人很早就意識到——特洛伊神話中明確講了義大利人的祖先來自於小亞細亞，故而小亞細亞化了的突厥人和義大利人勢必具有共同的祖先——但這種認同隨著奧斯曼的征服視野轉向傳統伊斯蘭教核心地帶，亦即兩河流域、阿拉伯半島和北非地區後漸漸變得悄無聲息，奧斯曼正在越發地變成之前各大阿拉伯帝國王朝的繼承者和遜尼派的保護人、對什葉派聖戰的資助人。當時奧斯曼的上層已經因為頻繁地與歐洲基督教世界通婚而變得愈發地「沒有必要」反覆提及特洛伊神話給世人開示的「奧斯曼人與義大利人的親戚關係」，而類似的論調隨著19世紀中後期義大利取走了「羅馬」的名號，而巴爾幹成為「巴爾幹」，又再度沉渣泛起。伊斯坦布爾顯然希望再度和義大利確立一下親戚關係，一方面出於對自己日益被邊緣化這一悲劇的回應，一方面則是北方虎視眈眈的帝俄讓他意識到必須聯手天主教世界，才能壓制已經幾近脫韁野馬的盧米莉亞地區遍地爆發的東正教徒騷亂。特洛伊神話與特洛伊城的遺址一樣，從某種程度上講，被奧斯曼有意識地引導著讓海因里希挖掘出來，公布給世人，希望再度放射一回光熱。

從某種程度上講，這是給奧斯曼帝國棺木上釘上的最後一個「完全鑿進去」的釘子，因為希臘人突然又開始津津樂道自己對愛琴海諸多島嶼乃至小亞細亞西部的領土主張了，很多突厥人坐地變成了希臘人，在伊斯坦布爾的後背津津樂道地為古典文化背書。

阿爾巴尼亞的事故性的「被污名化」，大約就開始於它尷尬的身份——它是一個沒有被完全鑿進奧斯曼帝國棺木的那「最最後一根釘子」，就好比徒勞的戒煙者的那「最後一根煙之後是最最後一根煙」一樣讓撫摸那方棺槨的柔荑感到突刺棘手。和其他從奧斯曼民族監獄裡逃脫出來的東正教民族不一樣，阿爾巴尼亞本來是不必要也很難從土耳其獨立出來的，它的獨立完全在於以英國為首的列強不希望巴爾幹半島上麇集著清一色的對俄國救主感恩戴德的東正教小邦，他們試圖用一個既不效忠於彼得堡，也不效忠於伊斯坦布爾的回教國家來對這種局面摻水，形成三足鼎立的再平衡。阿爾巴尼亞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是東正教勢力與西方列強角逐失敗的恥辱標記，如果說冷戰意義上的「東歐」是東正教俄國文明的緩衝區，那麼阿爾巴尼亞就是這個人形緩衝區的恥部，從東正教人的角度看，這註定是一個「雞巴國家」或「屄國家」——阿爾巴尼亞也就本能地必須投靠要麼是天主教、要麼是新教的歐洲列強才能「有骨頭吃」，索古也就因此成了懦弱代理人的代名詞。

巴爾幹的污名化大概就來源於這樣一個事實，獨立的阿爾巴尼亞的存在對散布在科索沃、西馬其頓、東色雷斯、桑扎克和波斯尼亞的回教徒們樹立了一座燈塔（這真的是「燈塔」）。只要大家願意效忠西方，就像當年他們的基督教祖先爭先恐後地效忠奧斯曼那樣，他們每個民族、每個社團自己都可以獲得獨立的回教國的身份，因為西方列強希望巴爾幹是均衡平等的回教與東正教的對壘擂台，而不希望東正教徒一家獨大，（在冷戰開始後，這樣的感覺進一步明晰：不希望通過上述局面讓巴爾幹成為蘇俄共產黨暢通無阻地進入亞、歐、非任何一個大洲的跳板）。由此而來，巴爾幹變成了東正教和伊斯蘭教的一個新的屠宰場、絞肉機，而任何試圖在此基礎上插足進來的天主教勢力：奧匈、義大利、克羅埃西亞，都會被變本加厲地迎頭痛擊回去。西方逐漸獲得共識，無法從蘇聯腳下將這塊得天獨厚的跳板拿走，就要讓它成為蘇聯人無從下腳的「無效跳板」，巴爾幹遂成為一面萬人捶的破鼓。新教徒在上面煽風點火，天主教徒作為尖刀奇兵進去攪局，東正教徒和回教徒在其中互撕互咬，猶太人控制的媒體對其進行隨訪報導，突厥和亞美尼亞人在一旁被濺得一身血污，忙著燒水洗澡，而突厥的老朋友漢人呢？會躲在大使館裡被導彈不小心誤炸到——所有人都各得其所，各行其道，玩兒得津津有味，根本停不下來。

阿爾巴尼亞很早就意識到自己是這塊恥感地帶的中心，霍查一生活在「阿爾巴尼亞領導人是西方代理人之設定」的陰影下，他關閉清真寺、發配阿訇去養豬、要求老百姓改用伊利里亞名字，而卻在黨政上層盡量地保留突厥和回教的姓名。他有些刻意地找到世界上最東方的幾個社會主義國家去攀親戚、認大哥，用以中和阿爾巴尼亞該死的「出廠預設」，這也就有了霍查半背著蘇聯突襲訪蒙訪朝等故事。另一方面，霍查也深知自己是一座燈塔，這也是西方列強在1912-1913年給阿國設定的角色，它必須有一種「敢與凱末爾墓試比高」的自我拔高與普世精神，不斷通過自己對巴爾幹回教民族的燈塔效應來麻痹自己，讓自己的國民上下一心以為自己真的是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和整個歐洲共運的燈塔。最後，阿爾巴尼亞「一旦接受了這種設定」，就很難真正地奮發圖強成為一個自強不息的君子之國了，正如李敖說的，「沒有看門狗要為自己的骨頭買單」，這不過是另一個普適的邏輯罷了——阿爾巴尼亞開始在大搞愛國衛生運動之後突然停止了「現代化」對北部山區的滲透，把那種原始淳樸的「野蠻」當作自己恥感文明的「最恥部」的處女地保護起來，頗有一種「當雞巴也要善待龜頭」的自豪感。描述奧羅什的王子與日安的農民互相逗騙、木堯和哈里里吃孩子的各種暗黑敘事一下子成了愛國主義文藝的最高表現形式，儘管來自紀諾卡斯特的御用文人們對城市中的蓋格人極盡地圖炮的譏諷之能事，但對山民們卻抱有一種對古神一般凜然的敬意。一個用自我沉淪換取燈塔效應的國家的全部良知，就刀尖似的壓在了一個觸點上——我們的這種換取是否值得？故而科索沃、泰托沃、南伊庇魯斯、查姆利亞、桑扎克甚至八杆子打不著的波斯尼亞是否更願意脫離東正教祖國而加入阿爾巴尼亞（或其行列），成了阿國民族精英與民族良知們全部的關注點。阿爾巴尼亞漸漸成了一個slogan，一個褪去了全部血肉和意義的slogan，一個既沒有燈也沒有塔的禿頂，一個歐洲穆斯林意識形態巨大的老鼠會（這對那些因加入了蘇聯而稀里糊塗成為「歐洲公民」的中亞突厥人都具有不可小覷的吸引力），一個只在理論上成立的有歐洲認同的穆斯林進入歐洲的跳板。

巴爾幹化因此至少具有了這樣一種解讀角度——在一個馬上要被A清一色佔領的地區放一個B，隨後A的每一個部件a里都會出現一個甚或多個b，然後眼瞧著要來的大一統就會多米諾式地向相反的極端雪崩，最野蠻的部族制度和最原始的村民自治制度將最後取得對大一統和大整合的完勝。

而這一切黑鍋都還有一個終極的背負人——那些不請自來的突厥人。

中國對阿爾巴尼亞的隱約擔心其實很大程度上來源於阿爾巴尼亞的燈塔效應，一個三流地區的二流國家幻想自己對廣大自己國境線外的土地具有法理上合乎邏輯的主權主張，這不禁讓人想起了當年阿國舊宗主土耳其對中國突厥斯坦的主權覬覦，一個遠在天邊的小童就被這樣「卡文迪許扭秤」式的聯想放大成了家門口蠢蠢欲動的巨人，彷彿是阿古柏的洪福汗國陰魂不散。而歸根結底，正如今天的我們一聽到柴靜就想到柴玲，當年的人們難道不會一聽到高崗就想到高歡么？中國懼怕阿爾巴尼亞式的燈塔，懼怕這種「國境外尚有大量領土有待收復」的幻想，歸根結底懼怕的不是突厥人，而是懼怕自己有一天稀里糊塗地就成了莫斯科嘴中的「國境線外的同胞」，這種突如其來的「被同胞」的「驚喜」總是讓人分兩撥，一撥是冥頑不靈的錚錚鐵骨，一撥是秦檜匍跪的附庸者們。中共從執政的第一天開始，一直到冷戰結束，都懷揣著一個定時炸彈，它每分每秒都在關注著克里姆林宮這個大骰瓮里開出的判定結果，一旦「被同胞」，中國將永遠地分裂成兩個不可能彌合的實體，史可法們的中國和洪承疇們的濟塔伊韃靼斯坦。中共在20世紀後半葉的絕大多數不可理喻的決定，很多都能溯源到這種「懷揣定時炸彈」出生的恐懼，這是一個千百年來把孤立主義和政權合法性進行綁定的國家，當打雞血式的革命熱情退卻，當輸出革命的態勢成為強弩之末，這個國家面臨的就是內部的分裂，這個國家將成為一個史可法與洪承疇們永久無盡的內戰場。毛永遠在用壞來取代更壞，並期最終避免最壞，等待「被同胞」引起的「他亂」，不如發動一場文革來個「自亂」，而讓可能到來的墨菲定律無從下腳。

從某種程度上講，莫斯科也天天在對北京的同類恐懼中艱難度日，莫斯科比北京更懼怕的是諸如杭蓋樂隊這樣的組織突然出現在《中國好歌曲》的舞台，讓北部中國恢復某種契丹或鮮卑的模因記憶，然後北京將勢必利用自己的人口優勢將西伯利亞和遠東再度變成韃靼人的牧場，這場黃禍風暴將如上帝之鞭那樣從熱河一鞭子抽到潘諾尼亞乃至波希米亞，自己只是被成千上萬馬蹄踐踏而過「不流血的被賜死者」，甚至連終端的資格都不配。那些在卡累利阿邊境上尋行的紅軍戰士們，盯著的不僅是可能隨時捅自己一刀的前納粹勞改犯，而更多的是害怕自己被從背後捅上一刀釘在國境線的另一側。團結公會旗幟下前後簇擁的波蘭，津津樂道的不是美國或歐洲會懲戒奴役他們的北方巨熊，而是反覆說「小眼睛的中國人會入侵我們歐洲，與他們的匈奴和欽察兄弟會師，而後歐洲和美國又會聯手把他們逐出歐羅巴神聖的土地，這樣，韃靼大軍的鐵蹄就會反覆蹂躪東斯拉夫的土地」……莫斯科開始誠惶誠恐地有意識地灌輸給突厥與蒙古人「漢人很壞」的概念以先發制人地避免黃皮大汗的再來，無非是拙劣的「挑動群眾斗群眾」的伎倆，而這恰恰是歷代沙皇在影子競爭中鍛鍊出來的最擅長的遊戲，伊塔事件和延綿至今的被地緣政治所操控的突漢、蒙漢矛盾，也就這樣發殤而生了。

隱藏在蜜月期下貌合神離的莫斯科和北京彼此的巨大恐懼，都完美地在阿爾巴尼亞這個燈塔國上熠熠生輝地體現著，隨後二者對待阿爾巴尼亞的態度也正符合赫魯曉夫和毛兩個人的性格，一個是撅起小嘴不聽小狗念經，一個就敢與霸王爭高下地其樂無窮去了。從某種程度上講，嗜海如命的蘇聯已經進入了丟失海港的時代，而固步自封的中國則進入了新的鄭和的節奏，阿爾巴尼亞這個蕞爾小國上悄然發生的「城頭變幻大王旗」，也預告了貫穿整個冷戰的中蘇較量的最終結局——蘇聯將粉身碎骨，中國將浴火重生。

這個最先由范·諾里們開局的「被同胞遊戲」，時至今日仍然餘威震宇殊俗，雖然已經沒有珍寶島和鐵列克提的激昂，但當科索沃的塵埃落定後，一個絲毫不願加入阿爾巴尼亞的獨立科索沃的誕生，則不禁讓這盤牌桌上的所有人感到驚訝，有的扼腕長嘆，有的茫然無措，有的則暗自長舒一口氣。

或許王一琳自己永遠也不會知道，那部簡簡單單反應「理想主義幻滅」的作品會被無數人誤讀成「被同胞遊戲」填酒回燈重開宴的一記新鑼；或許牛萬瑞也是這個時候才猛然意識到，在那個已經被時光模糊了的祖先之路上的每一處鹿石卧處，每一片乾草原上的稀疏樹叢，巴爾幹光禿山頂上的每一個庇護塔或是多瑙河奔流入海前的每一處轉彎，都如泛起了粼粼波光的歷史長河上那樣，閃爍著一個在暗示更弔詭的命題的吉光片羽：或許人類終將走向統一，終將走向大同，正如「放之四海皆準」的馬克思主義所預示的那樣，蘇聯和東歐的悲劇只不過在於所有人都把自己幻想成了「被同胞」的對象，而不是主體（一個去污名化的金日成意義上的「主體」）？那種敢於幻想自己是主體的勇氣，與那種甘當對象而不慍的大度，哪種才是真正不老不死，永不熄滅的理想主義呢？毛時代我們的昂揚與自豪，那種明烈的革命樂觀主義情懷，究竟面對的是現實的殘酷，還是邏輯悖論所連所引發的悲劇——那些把自己當作主體的史可法們其實反而是普世主義的革命輸出者，而跪舔蘇聯的黃俄羅斯們反而是龜縮在亞歐大陸成吉思汗帝國原始版圖裡的孤立主義者？

阿爾巴尼亞和巴爾幹，還有著塵土大地上追憶著大地塵土中馬蹄的突厥同胞呵，你可知道，你們如同破鼓萬人捶，無論那面真的《鐵皮鼓》敲得再響，當西方人需要響起種族屠殺時，還是會拿起爆米花追尋那片《血與蜜之地》，正如人們會在需要想起馬丁·路德的時候將胡斯忘記得一乾二淨。而那隱約間依稀地唱著義大利人與土耳其人本是一家的荷馬史詩，早如童年記憶里不切實際的「我想種太陽」一類的話語一樣，被童稚化成人類文明童年的意淫誑囈了罷？

可是我的阿爾巴尼亞，我的巴爾幹，還有我仰望的高加索和心愛的乾草原，你們可知道，普世主義從出生的第一天就帶著該隱對亞伯原罪的鮮血，難道西里爾神父創造自己的字母時不覺得這是將來將唯一通行全球的字母么（悖論的是，那套字母很快就被西里爾字母所取代了），難道只有你們的血有著原罪么？

不，天下的血，都是紅的，都是熱的，都有原罪，把這種破鼓萬人捶的污名化當作一種優哉異哉的殊榮吧，你們是最真實也是最可愛的人，你們的血——最值得令人扼腕惋惜！雖然我生在了一個好為人父母的國家，但我的心和你們相連，我的血和你們一樣，我沒有在裝大人拿你們當小孩哄你們

——雖然你們丫混得也真算是夠慘夠悲催的了。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