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賈平凹文化漫談

賈平凹（圖源於網路）

作者簡介：賈平凹，陝西丹鳳人，生於1952年。1975年畢業於西北大學中文系。現為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陝西作家協會主席，西安市文聯主席，西安建築科技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廢都》獲1997年法國費米那文學獎。《浮躁》獲1987年美國美孚飛馬文學獎。《秦腔》獲2008年第七屆茅盾文學獎和2006年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紅樓夢獎。

如實記錄時代

我的文學創作接近30年了。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文學我都參與了，其中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大致上我都知道。時間雖然漫長，但經常感慨時間過得太快，一晃就是30年，最初接觸文壇時我剛剛大學畢業，現在也經常感覺大學才畢業就幾天——老是有這種感覺。

當時，我剛從農村出來，吃不飽飯，我深深了解生活的艱難。

在我所經歷的生命過程中，30年來，國家在富強，人民在富裕。從政府的角度來講，這30年是振興的、蓬勃向上的；但從文學的角度來講，這30年是人性充分展露的時期。文學和政治、經濟關注的東西是不一樣的，文學主要是關注人性的問題。這30年有令人亢奮、激動的東西，但是也有讓人痛苦、掙扎、無奈的東西。

我經常舉一個例子，黃河在陝西里的一段，河裡面的土特別厚，黃河水在那裡流動的時候就好像不動，一看就是泥土在流，看上去幾乎沒水。這個大時代，就好像我在黃河邊看到的這種情況，一切都在攪合著走。中國好多事情往往是只可做，不可說，有的事是只可說，不可做，糊裡糊塗的。

從文化角度講，作為一個作家生活在這個時代，他應該是幸運的，因為這個時代很豐富，提供的想像空間特別大，素材也很多。但是這個時代的人一部分活得很好，一部分也活得很不好。我舉個例子，我是從農村來的，創作也一直寫農村。

大量的農村，尤其是西北的農村，走城市化道路是唯一的出路，但是這個過程很長，走這個道路的過程中要犧牲一代或者兩代農民的利益。當這種痛苦、無奈聚集到一個人身上的時候，它會佔領一個人生命的全部過程。所以這個時代是讓人特別激動，也是讓人落魄的，正好把人性的各個層面都展現出來了。

我記得我年輕時談戀愛，有人給我介紹了一個對象，是個售貨員。當時介紹人就說這個女的條件有多好，這個女的每天要喝半斤牛奶。當時這半斤牛奶就把我嚇壞了，就再也不敢談戀愛了。當時我剛畢業，一個月才領39塊錢，我們那裡沒有牛奶也沒有羊奶。當時就只有小孩哭鬧的時候才喝牛奶，她都要喝半斤牛奶，所以就沒有同意。

這是琢磨不透的一個時代，有人看你不行，但是你一夜之間就可以爆發，又可以一夜窮亡，人性的大暴露通過各個層面體現出來，所以我覺得能在這個時代生存是很幸運的。那麼，文學在這個時代又該怎麼表現呢？我談幾點自己的體會。

我除了創作還喜歡收藏，在家中收藏了大量的東西，我收藏的主要是漢代的陶罐。漢代在中國是一個強盛的時期，我現在收藏的這些陶器，不是很大氣，是漢代那些人隨便做的，可以想像那時人們精神面貌是怎麼樣的。清代是一個衰敗的時代，但他們的器物做得很精細，比如景泰藍的扁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不是說這個時代好，那個時代就不好。一切回頭看，是看得最清楚的。吃飽飯和受飢餓的人，表現出來的樣子是不一樣的；有錢人和沒錢人散發出來的氣息，也是不一樣的。如果我們真寫不出偉大的作品，那就不如真實地記錄這個時代，在作品中把這個時代真實的一面記錄下來，留給後人。

改變文學觀

前些年我教了3年的研究生，我沒有教他們什麼東西，就是灌輸給他們怎麼樣去改變文學觀。我覺得文學觀對中國作家來講是特別重要的，如果現在還按照上世紀50年代那種寫法和思維精神來的話，也許就沒人看了。

現在往往發展成用一種理念寫作，就是要求時代精神，強調作品的精神性，一般的作家或寫作者認為小說的精神性就是人對生命以及追求幸福生活的理解。現在文學界都講世界性、現代意識，我覺得就是一種樸實意識。為什麼要去吸收西方現代文學的一些東西，因為西方對人的關懷這方面做得更好一些。

文學觀這個問題，它不僅僅涉及作家的要求，更有讀者的要求，要結合起來，才能改造文學觀。我舉個例子，以前放的電視劇《渴望》很紅，紅的原因是大家很認同裡面那個叫劉惠芳的形象，這種善良婦女永遠都會受到認同。我寫過一篇長篇小說叫《高興》，主要人物是劉高興，寫的就是農村青年的一種新形象。人們說《西遊記》里的唐僧、孫悟空、豬八戒、沙河尚，基本上是按照一個人的四個層面來寫的，當時我寫《高興》時，也想把劉高興作為現在農民的各個方面來寫，但是作品發表以後，很多讀者反映杏胡寫得比較生動，劉高興好像不像農民。當時我就回答，這是你腦子裡面一直裝著的農民形象，1950年代以來，小說中的農民形象就是穿得破破爛爛的、愚昧的、傻傻的、不衛生的。而劉高興剛好是現在時代的農民形象，不像以前傳統的農民的形象。現在農村的青年基本上都是初中畢業生，到城裡來，看不出他是城裡人還是鄉下人。杏胡是以前的形象，讀者馬上就認同了，劉高興就不認同了，這就是讀者在閱讀上面還有一個文學觀念沒有改變的問題。

一部作品不在於寫得多生動，情節多吸引人，關鍵在於給讀者的啟發有多少，能給讀者留下什麼東西。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讀作品有兩個標準，一是這部作品能給我多少感悟，這種感悟是否形象、強烈，能否讓我為之一振、過目不忘，這是我看作品最看重的一點。另外就是這部作品有沒有生活實感的東西，它是從生活中、啟悟中產生的，還是從別的事上得到一種啟發或者一種觀念的寫作？它是從生活啟悟中產生還是從觀念上進行寫作，是不是用技術性東西來掩飾的一種編造？文學可以映射出很多東西，所以我看作品主要就是看裡面有沒有實感，是不是自己在生活中體會出來的東西。

作為一個現代的作家，首先要關注這個社會，要了解人的生活狀況與精神狀況，如果你不關心他們，你寫的作品同樣沒有人關心。還有一種作家，時間長了以後，剛開始時靠他的積累寫一些東西，時間長了就變成職業性了，就靠自己的技巧性來寫作，但是讀完以後，震撼性不強，這就是缺乏生活實感。前幾天我也和評論家謝有順談到「作家寫油了」的問題，在書畫界裡面，一直在強調由熟到生的問題，一直強調要生，但是文學很少強調這個問題。實際上是一樣的，文學也千萬不要寫「油」了。

文學要有民族特色

這些年來，我們在很多方面都在複製西方，經濟、建築、文學上都是這樣。從西安到東莞，建築都是差不多的。而文學也是這樣，這幾十年把西方各種流派複製了一遍。經過這段時間以後，又強調要走自己的路子。1985年的時候，中國的文學思維就開始改變了，產生了一批優秀的作家和作品，但是同時也導致了很多讀者的閱讀認可程度降低了。許多知名的先鋒作家後期的作品也明顯改變了。

在1990年代，我寫過一篇文章，裡面談過一些關於雲彩與陽光的觀念。沒坐過飛機以前覺得天上只有雲彩，而坐上飛機之後往下看，飛機下面全是雲彩，而雲彩上面全是陽光。當時我就想，不管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文學，它的最高境界還是要到穿過雲層看到陽光，西方的文學就是穿過這個雲層到陽光層面。我覺得一個民族要有一個民族的文化，它的生存狀態和生存經驗是不一樣的，就好像雲朵一樣，這個雲朵下雨，那朵雲下冰雹。所有的陽光都會穿過雲層，所以作品要達到陽光的境界，這是最終目標，至於從哪個雲彩下面穿過，那是你的事情。

對於中國的作家來說，自己要有民族的表現形式來表現現代思想、思路以及新的文學觀。最近幾年，在這個方面，很多作家做得也非常好，但是更多的人不太注意這種東西。現在的作家，接觸面很廣，不像我當年搞創作的時候起點很低，文學頭腦也很薄弱，看不到什麼東西。

現在很多的文學青年，最開始接觸的就是西方文學，但是作為一個作家，擁有太多複製性的東西也是不行的，追逐人家東西，一般讀者接受不了。一定要寫出中國的特色，不要去寫外國的作品。對生活的反映水平高的，寫的作品就好，反映水平低的，寫的作品就低。所以要強調民族性，就拿我個人的創作就是這樣追求的，達到達不到是另外一回事，最起碼要有這種意識。

文字飽滿才能有所承載

文學到底是什麼，誰也說不清，古人說過一句話，就是說人的三個境界：一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二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三是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我覺得，現在的文學達到了第二個層次，文學作品的最高層次是第三境界。

很多評論家強調精神性、境界性，其實還是強調第二層次，很多作家故意在作品裡寫對社會的批判，與政治世界的對應，或者是一些誇張、變形、暴力的東西，雖然這是創作很重要的東西，但我覺得作品裡老是強調這個，還是停留在第二個階段。在目前狀況下來看，寫得優秀的作品達到了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的境界。過去有一句話叫作「大人小心，聖人庸行」，我覺得作品應該達到這種境界，雖然表面上沒有寫什麼東西，但是文字後面透出了評論家要的東西。

作為一個作家，要有紮實的寫實功底，任何現代文學，不管是什麼流派，都是建立在寫實的基礎上，為什麼覺得現在的小說很虛浮，其實就是寫實功底不夠。尤其是讀一些作品片段的時候，學的是西方故事的構造法。中國小說是現實的，西方小說是渲染、誇張的，這些風格顯得非常有才氣。但是一要求寫實景，作家們就馬上覺得寫不下去了，就顯得很虛假，這就是暴露了寫實的功底不佳，現實主義的小說，寫實是最基本的要求，只有寫實功底紮實了，其他的表現手法才能運用好。

再就是寫文章要寫飽滿，小說有它基本的東西，很多意識，都起源於實用性的東西，但到一定程度後就玄乎了。就拿書法來說，書法本來是是非常實用的，現在說起書法時用的辭彙玄而又玄，不知道書法是什麼東西。文學也是這樣，有時弄得很玄乎，不知道該怎麼弄了，就像走路一樣，先邁出左腿，再有右胳膊放在後面，這樣反覆強調幾次，反而不會走路了。

所以，我覺得小說有它最基本的東西，有些大作家寫的作品就是寫生活的一個狀態，或者是一兩個畫面，因為他把特定環境的人和事寫得特別飽滿，作品所要求的東西都包含在裡面。就像一個人一樣，長得高高大大的，身體非常健康，他就可以承載很多東西，可以背負很多東西；如果本身是一個病懨懨的殘疾人，就不能指望他來背負多少東西，這些道理都是一樣的。

《紅樓夢》也是這樣，它就是寫一個大觀園，把大觀園裡的人和事寫得很飽滿，沒有涉及當時朝廷、社會的事情，沒有映射、對應的事物。從人和事裡面就能看到社會的方方面面，賦予了很多的東西，所以我覺得對於寫作來說，從音律研究來講，可以這樣那樣，但是從文學角度來講，首先要把這文章寫得飽滿。

佛教裡面有一個理論，強調生命的平等和靈魂大小的問題，也有講到生命圓滿的問題。如果做人，就要好好活，如果做樹，這樹有十丈高就要長到十丈高，要是達不到，就說明生命不圓滿。

創作也是一樣的，要把人和物都寫得圓滿、飽滿，寫飽滿以後精神才能進去，才能承載許多東西，如果寫不飽滿就無法承載那些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