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是否已經走向末路？

來源：紅旗文稿

冷戰結束後，對西方民主制度的質疑之聲不絕於耳，直到今天成為全球全面、深刻反思的議題。西方也不得不承認，西方民主再次處於衰退期。

引發世人第一波反思的是原蘇東集團令人失望的轉軌表現

1991年，隨著蘇聯的解體，俄羅斯在其首任總統葉利欽的帶領下步入西方式的民主時代。然而，帶給俄羅斯的卻是一場接一場的政治、經濟、社會危機和災難。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縮水近50%。物價飛漲，股市、匯市狂跌，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危機讓很多人的多年積蓄瞬間蒸發，人民生活水平因此倒退了幾十年，幾乎淪於赤貧的境地，甚至出現了現代社會非常罕見的人均壽命縮短的現象。國家內外債高築，外匯儲備幾乎為零，對外支出居然全依賴世界銀行的借款。即使這樣，每年都有高達幾百億美元非法流向國外。政府連年發行國債券，寅吃卯糧，最終陷入絕境。葉利欽把蘇聯這個全球性的一流強國，通過引進民主進行超常的「創造性破壞」，變為一個退步的地區性的大國。用普京的話講，這是「俄羅斯300年歷史中最黑暗的時候」。

其他東歐國家，用台灣著名媒體人南方朔的評論就是：「整個東歐的民主化，沒有一個好國家，勉強還算OK的只有捷克」。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甚至因為貪污和有組織性犯罪被歐盟經濟制裁。

引發世人第二波反思的是傳統第三世界民主國家的表現

這裡不提非洲，僅以亞洲為例。印度是除中國之外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是一個已經實行民主60多年的號稱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然而直到現在，儘管可耕地面積全球第一，但竟然無法解決百姓的溫飽。根據總部設於華盛頓的國際食品政策研究所發布的饑荒指數，印度在88個國家中名列第66位（中國第15位），而凡是倒數30位的國家，都是飢餓嚴重存在而迫切需要首先解決的國家。與此相印證，在聯合國公布的全球貧困人口中，印度又以4.5億高居榜首。儘管印度目前最大的挑戰是饑荒，但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印度多年以來仍然是糧食凈出口國，而且政府還提供大量的補貼用於鼓勵出口。因此，印度雖然是一個實行免費醫療的國家，但是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體現兒童生活狀況最重要的指標「五歲以下兒童夭折率」，印度為76‰，高居全球49位（死亡人數越少名次越靠後，中國24‰，101位，美國8‰，151位）。究其原因，就在於飢餓造成的營養不良！在不滿5歲的印度幼童中，有43.5%的孩子嚴重營養不良，比非洲的比例還要高。印度兒童低於正常體重的高達43%（美國2%，中國7%）！

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來，印度經濟開始起飛，然而，在經濟起飛的背景下，一方面百萬富翁在迅速增加，另一方面貧民窟人數也是劇增，僅本世紀十年間就增加了近1800萬人，總量接近一億，超過德國全國人口。

此外，一直以來，印度司法制度受到貪污、缺乏效率以及沒有公信力的困擾。印度全國有大約2700萬起官司待審（2006年），案件積壓的一個主要原因是貪污。印度的腐敗就是根據西方的標準也是高居全球第85位，其排名急速下降的原因在於選舉時的腐敗——這說明民主成了印度腐敗的一部分，而不是發揮懲治腐敗的作用。

在這裡不得不談一下最年輕的民主國家阿富汗和伊拉克。這兩個國家都是美國以武力建立起來的，而且西方社會也給予了全力的支持。然而，到現在，這兩個國家仍然名列全球最貧窮和最腐敗的國家行列。根據法國媒體的報道，阿富汗80%的國際援助被貪污。現在，這兩個國家甚至連最基本的安全都無法保障，以至於阿富汗大選時，全國6000多個投票站中有1000多個因無法確保安全而被迫關閉。 民主也解決不了不同派別的爭端。伊拉克大選結束後到現在，半年多過去了，由於爭議，仍然沒有政府。阿富汗最新一屆選舉由於大規模存在的舞弊現象不被反對黨承認。後來在美國的壓力下，進行第二輪選舉，結果反對黨也由於同樣的擔憂而拒絕參加。奧巴馬曾聲稱阿富汗是「關鍵之關鍵」，然而「關鍵之關鍵」就是這種模樣。還有一件不得不提的事是，伊拉克的GDP總量還不到900億美元，卻斥資130億美元購買美國的軍火!

無論是原蘇東國家還是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民主，之所以不成功或表現遠遜於西方,固然各有特殊的自身原因,但共性卻是它們的民主是「外源性」而非「內生性」：或者是被西方所強加，或者是在「文明」示範的壓力下被迫移植西方的民主。更為糟糕的是，這些國家大都是一步到位式的休克療法，民主運行的各方面的社會條件嚴重不足和發育不良，因此無法有效運轉是必然的結果。反觀西方，民主制度經過漫長的充分發育和演變，是伴隨著經濟市場化、宗教世俗化、文化多元化、國家民族化、社會公民化、法制化等發展起來的，是漸進式而非今天標準的「一步到位式」。因此，許多在西方行之有效的做法，在這些國家卻紛紛「異化」。比如，軍隊國家化在泰國就演變為頻發的軍事政變，過去還能夠被國王控制的軍隊在國家化之後卻成為干預政治的獨立力量。實際上，對這些國家而言，民主運轉不佳並非最壞的結果，還有部分國家由於沒有形成足夠的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即沒有實現國家民族化，竟然導致國家解體的悲劇。如前蘇聯、前南斯拉夫、前捷克斯洛伐克。

西方還有一個現象,即沒有一個國家是在現代化完成之前實行民主普選的。這是因為民主的運作是以一個有效的現代國家制度的存在為基礎的。有學者曾把現代國家制度分為三類。其中第一類就是必須在民主化之前建立，可稱為基本國家制度，比如法律、稅收、金融、中央與地方體制等。否則，一旦民主化發生，這類制度就再也很難建立起來。

引發世人第三波反思的是中國模式的成功崛起

中國模式是自蘇聯十月革命以來人類最成功的一次和西方不同的探索和創新。僅僅30年，中國就成為當今世界全球第一大貿易出口國；第二大經濟體，僅次於惟一超級大國美國；外匯儲備世界第一。這30年間，四億中國人擺脫絕對貧窮，被稱為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脫貧先例。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中國連續多年高居世界第一。鋼產量突破五億噸，超過全球十大產鋼國的總和，是美國和日本的五倍，是不折不扣的巨無霸（1980年中國僅是日本和美國的1/3）。正是在這個基礎上，中國的汽車銷售量也在2009年超過汽車王國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實際上，中國已有210項 工業產品位居世界第一，包括電視、手機、計算機、啤酒、自行車、化工產品、機械製造，等等。不僅如此, 根據法國《財經》（CAPITAL）提供的數據，中國高科技產品出口力壓美國、德國和日本，高居世界第一，總額是法國的3.5倍。

中國模式與西方相比之所以可貴，是因為和歷史上其他國家崛起相比，中國沒有對外掠奪、殖民，沒有戰爭，完全是和平發展。中國和各國不是零和，而是雙贏。對於西方發達國家來講，中國成功讓西方實現了產業轉移。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中國的崛起打破了西方對製造業的壟斷，可以使大量的發展中國家以更低和合理的價格購買到需要的工業品。這裡舉一個例子：法國電信在非洲提供的服務極為高昂，使得手機成為高檔奢侈品。而當中國的華為進入後，在同樣甚至更好的條件下，讓非洲得到了適合其消費能力的電信服務，另一方面提高了發展中國家在資源銷售上的定價權，打破了西方過往對原材料等的壟斷定價權。

中國模式之所以令人讚歎，還在於其創造奇蹟的難度。中國模式不僅僅面臨著社會轉型的挑戰，更有經濟轉軌的困難。對於經濟轉軌之難，西方理論界有這樣評述：如同把一個閹割的動物再還陽。本來一個國家的社會轉型就是極為「艱難和高風險的一跳」，更別說還要同時進行經濟轉軌。改革之初，對於剛剛擺脫「文革」束縛的中國，極「左」和極右都仍然有很大的市場和影響力。再考慮到中國五千年傳統的包袱——魯迅曾言：在中國，搬一張桌子都需要流血，實現現代化的轉型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因此，對於中國改革之難，西方有這樣的評論：這如同在一枚硬幣上讓一艘航空母艦進行180度的轉向。然而，中國竟然奇蹟般地做到了。

還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如此規模的國家崛起和實現現代化。西方模式500年來，創造了輝煌的工業文明，推動了人類的全面發展。但其代價也極為沉重：南美的種族滅絕、文化滅絕，非洲的販賣黑奴，全球的殖民和掠奪、環境惡化、核威脅。任何效仿西方的後起國家，立即通過同樣的方式進行擴張，又導致了無數大小戰爭，直至幾乎毀滅人類文明的兩次世界大戰。儘管付出如此代價，西方模式僅僅解決10億人的發展問題。以西方為榜樣的廣大第三世界國家仍然處於貧困當中。而中國模式涵蓋的人口高達13億。人類歷史上還從未有這樣規模的國家實現現代化。西方現在把自己的模式包裝成普世價值，如果從覆蓋的人口角度講，中國模式比西方模式更具有代表性、全球性和普世性。

當然最有說服力的是中國在經濟危機中的表現。這場源自美國的經濟危機，無意中成為對世界各國制度成色的驗金石。當時美國的許多學者曾這樣認為：美國和西方將率先復甦，依靠國際市場的中國將隨後才能好轉。事實卻是中國不僅第一個復甦，而且還拉動世界各國走出危機。歐洲復甦最為強勁的德國，最大的擔憂竟是不能把一切都綁在中國身上。如果說2007年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上升到19.2％，第一次超過美國——這也是美國崛起成為全球第一後第一次被另一個國家所超越，而到了2009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0%！

推倒西方民主的最後一個「多米諾骨牌」是西方自己

其實，無論是西方失敗的模仿者，還是中國的成功，都不足以否定西方民主本身。真正令全球民主陷入低潮的還是西方自己。這集中體現在這一場依然持續中的經濟危機。

這場危機到現在已經經歷了四個階段：次貸危機、金融危機、全球經濟危機、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是否這就是最後的終結，恐怕仍然難以下結論。不妨以美國為例。儘管小布希在任內最後階段出台了7000億美元金融援助方案，隨後上台的奧巴馬政府又推出8000億美元振興經濟計劃，合計達1.5萬億美元（中國約為6000億美元），結果到現在僅僅實現了經濟企穩，何時復甦依然遙遙無期。特別是投入如此之多的資金後，失業率絲毫沒有降低，依然維持在近10%！更為重要的是這兩次投入的拉動能量已近尾聲。美國乃至整個西方都面臨著二次探底的可能性。截至目前（2010年度），世界發達國家債務佔GDP總量的比重，日本超過200%，義大利130%以上，希臘接近130%，法國90%以上，美國90%，英國80%以上，西班牙70%以上，德國63%，都超過了歐盟60%的上線（中國僅18%）。近日堂堂的歐洲兩強、聯合國常任理事國英國和法國竟然協商共同出資營造一艘航空母艦，足見其經濟之困境。英國前首相布萊爾9月初在接受法國《世界報》的採訪時，公開呼籲歐洲覺醒。其實，歐洲沉睡其中而且頗為自傲的不過是民主和福利，只是歐洲能從中醒得過來嗎？

如果從西方的這次經濟危機就認為西方模式即將退出歷史舞台還言之過早，但至少這次危機嚴重打擊了其合法性，世人也擺脫了非理性的頂禮膜拜，全球也開始反思西方民主的前途。

西方民主何以走向不歸路？

西方民主令人失望的表現，需要從全球化這一時代背景來理解。全球化雖然是西方一手推動的，但結果顯示西方的制度對其並不十分適應。全球化無疑大大推動了人口、資金、物資的流動和交換，但卻也把過去單一的國內市場變成全球市場。面對瞬息萬變的機遇或者挑戰，對各國政府的管治、應對能力的要求也大大提高。西方過去在特定時期也會授權總統特別權力，如美國內戰時的林肯，他甚至被反對者稱為「獨裁者」。但全球化導致的後果之一，就是「特殊時期」與「平常時期」的界限日趨模糊不清。與此相對的卻是西方政府的治理能力顯然還有很大的距離，這自然要從現在的民主體制身上尋找原因。

首先，現行的民主體制難以選出優秀的領導人。實際上決定選舉結果的往往不是候選人的能力、專業知識和從政歷練，而是外表、宗教信仰、種族、性別、年齡以及是否會做秀。一個再好的制度如果沒有有能力的領導人，同樣也毫無意義。小布希總統僅僅八年就把一個處於巔峰狀態的美國帶入深谷就是最典型的例證。回顧美國歷史，早期還能出現沒有受過良好教育、沒有家庭背景但能力超群的領導人，但現在領導人的選舉已經程序化、表演化、金錢化，是電視和公關部門的成功，而不再是個人能力的成功。美國實行總統制，即使選不出優秀的領導人，至少還能做到領導人的穩定，許多實行內閣制的國家，政府則像走馬燈一般更替。日本三年換五首相就是其所謂真實民主的一幕。一個連一年都呆不住的領導人，如何治國？如何應對國內外的突發事件？事實上日本一直面臨著經濟不景氣、股票下跌、養老金，甚至日元突然升值等亟待解決的重大挑戰，但頻繁的選舉和領導人更替，只能任由問題存在。

其次，就是三權分立和多黨制帶來的必然的低效率。當經濟危機達到高峰一刻，美國政府雖然出台了7000億美元的援助計劃，但卻被當作黨爭的好機會（此時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奧巴馬和共和黨的麥凱恩的競選已進入白熱化階段），被當作立法部門與行政部門討價還價的大好舞台。甚至學者也不甘寂寞，在這危急一刻， 166位經濟學家聯名致函國會領袖，強烈反對這一救市方案。在各種壓力下，情急之中當時的財長保爾森竟然上演向美國眾議院女議長佩洛西下跪的驚世之舉。儘管如此，第一輪投票仍然被否決。

一直有人辯護，民主的低效率可以避免重大失誤。事實上，在許多情況下，時間就是生命（還記得2005年襲擊美國的卡特琳娜颶風嗎），錯過了，就再也無法挽回。不過，這個辯護也說明了一點，民主的優勢不是在於正確的決策，而是避免重大失誤。但現在時代既要求避免重大的失誤，更要求迅速而正確的決策。或者說這是一個哪怕不完美的決策也勝過低效率反應的時代。不過，如果看看小布希時期，恐怕民主也同樣不能避免重大的失誤。美國入侵伊拉克，哪怕遭到極其罕見干預時政的教皇的公開反對以及法德盟國、聯合國及三大常任理事國、德高望重的曼德拉、全球各地的示威群眾的反對都無法阻止和避免。隨後，更在其任內釀成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從而成為美國冷戰後從盛到衰的轉折點。

再次，西方的政治受制於財團。西方的選舉民主，決定了必須有巨額的選舉資金，而有能力提供選金的只有財團。別看最後是選民在進行投票，實際上投票開始前，資本已經進行了「初選」，那些獲得財團青睞的候選人才可能脫穎而出。勝選後，當然必須進行回報。這也就是為什麼去年華爾街五大投行全軍覆滅，但高盛集團的政治獻金仍然高達數億美元。由於政治力量對資本力量的臣服，從而使得資本處於無監管狀態，不出問題，仍然可以保持繁榮，一出問題就是全局性的、崩潰性的。

除了以上幾點外，西方的民主制度發展到今天，至少還有兩個難以解決的困境：一是西方的政策受制於普通的選民——這使道德正確色彩濃厚但卻弊端叢生。選民只關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對於事關長遠、全局甚至全球的事務並不關心，也缺乏足夠的專業知識。二是採用終身制。原因在於，不是選舉產生，就可以不受民意影響和左右。任期終身制，就可以不受政府控制，但根本目的還是要擺脫民意的制約。西方儘管有制度上的修補，但當民意走向極端的時候，仍然於事無補。比如，冰島發生經濟危機之後，雖然總統簽署法案償還外債，但卻被全民公投否決！

事實上，民眾與資本以民主的名義對政治的介入，才是美國經濟危機發生的根源，這和資本主義自由競爭階段生產過剩造成的危機截然不同。美國的次貸危機，幾年前就被當時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發現，但卻不採取任何措施。危機爆發後，他在國會舉行的聽證會這樣辯解：不錯，我是幾年前就知道次貸的危害，可是如果我讓銀行破產、窮人失去住房，國會會批准嗎？一語道出何以失去糾錯能力的制度性原因。美國的次貸危機，以「兩房」破產為轉折點。但「兩房」的問題20年前就被美國學者（湯姆·斯坦頓，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美國政府研究中心的經濟學教授）看出，在他的努力下，國會甚至舉行了聽證會。然而，在「兩房」巨頭的遊說下，在聽證會上甚至不允許這位學者講話，後來雖然成立一個委員會，但沒有任何權力的委員會根本無法制衡「兩房」。直到2007年，這位學者仍然一再撰文呼籲「兩房」的問題，但最終等來的是危機的全面爆發。

西方民主發展到今天已有數百年，但形成今天的「多黨、普選、三權分立」和福利制度卻不到百年，美國甚至只有40餘年（以美國黑人真正獲得法律上的平等為標誌），瑞士甚至只有30多年（以婦女獲得選舉權為標誌）。這場危機的來臨無疑對這種模式投了否定票。然而，西方是否能夠像過去一樣渡過危機呢？從目前來看，恐怕很難。因為許多制度方面的變革是不可逆的。比如福利制度、普選制度，一旦建立，就很難走回頭路。泰國在一群受過法國教育的軍人政變下建立的民主制度，到今天已經70多年，雖然到現在仍然處於「民變」與「軍變」的循環中，但卻無法倒退回到過去。除了制度本身的原因外，還和西方出於冷戰的需要把制度道德化有關，以至到現在反過來深受其害。其實制度是適應人類進步和發展需要而生產的，是為了解決面對的問題。但在冷戰時期，東西方互相妖魔化對方，一個中性的制度被意識形態化和道德化，在當今世界更形成民主與專制、正義與邪惡的話語結構。不過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一套說辭如此深入人心，當西方面臨挑戰需要變革時，反過來竟然束縛了自己。美國不過是通過了一個醫療改革方案——美國是全球發達國家惟一沒有全民醫療保險的國家，就引發強烈的反對聲浪，質疑美國將變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