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文字研究專家王襄

殷墟文字研究專家王襄（上）

樂 之

王襄，字綸閣，號簠室，天津人。著名金石學家、甲骨學家、書法家，是我國最早發現、搜集、研究甲骨文的學者之一。

家世生平

王襄家族祖籍浙江紹興，後徙移津門。王氏家族是我國的一支大家族，有南北兩支，南方王氏稱為琅琊王氏，北方王氏稱為太原王氏。琅琊王氏為周靈王太子晉之後，經世歷代，名人輩出，王襄家族為琅琊支派。王氏一家何時來津，已無據可查，但至少在清乾隆朝之前已定居津門，王襄在《王氏宗譜序》中說：乾隆朝中期，天津鬧大水，王家祖宅被水沖毀，高祖母焦氏和曾祖父王永祥兄弟年紀尚幼，母子三人倖免遇難，但是家中物資損失殆盡，家中的族譜更是無處尋找，母子顛沛避災，生活無著。由此可見乾隆朝之前王家已經定居津門。

王家世代經商，至王襄父親一代，始攻舉業。王襄的二伯父王恩溎（1842-1902）中進士後，王家地位日顯，王襄的祖父母亦因王恩溎之官秩而得以封誥。以後王襄的父親王恩瀚（1849-1921）、叔父王恩浵（1852-1900）相繼考中舉人，王氏一門顯耀津門。王襄在《先伯御史公事狀》中記：「吾家本微薄，世經商業，先伯御史公如以讀書名列甲科顯，後吾父及先叔中式乙科，仰慰先王父母所期，至襄兄弟猶承余訓，知讀書焉。」 王家老宅大門橫樑上曾懸有一塊由津門書法家孟廣慧（定生），書寫的「太史第」匾額。在大門洞兩側的牆壁上，還懸掛有「經魁」、「文元」、「賢士」、「貢士」四塊匾額，這些匾額是王襄父輩取得功名的象徵，也為其家被譽為「翰林院王家」的門第增添了光輝。

王襄的伯父王恩溎，字晉仙，號景賢，又號靜閑，晚號耐園。自幼聰慧過人，深得私塾老師喜愛，塾師常講：「王氏將以讀書顯矣！」稍長從津門名士楊竹友先生學習八股。同治丙寅年（1866）王恩溎補縣學生，第二年中舉人，光緒丁丑年（1877）中進士，授翰林院檢討，記名御史。後因眼病告歸津門。

王襄的叔父王恩浵，字香溪，號筠生，又號石。光緒乙丑年（1889）科舉人，庚寅年（1890）考取國子監學正，後返津執教家塾。王恩浵工書善畫，名重一時，原天津歷史博物館藏有其行書對聯一幅「好作新詩寄桑苧；相當逸氣吞江湖。」字體蒼勁，氣勢不凡。王恩浵也是王襄的啟蒙教師。

王襄的父親王恩瀚，字桂生，號酉生，晚號叔誠。光緒乙酉年（1885）科舉人，第二年考取覺羅官學漢教習，授文林郎，封朝議大夫。然而此時的王家已是家道中落，家庭的重擔落在了王襄父親王恩瀚肩上，他只好放棄舉業而入鹺館，維持家用。王襄曾深情的回憶說：先父孝於父母，友於兄弟，慈於子孫，頗負幹濟才，惜未見用於時。王襄的母親呂氏，慈愛賢淑，操勞一生。王氏本大家族，家道中落以後，王恩瀚夫妻承擔起支撐家業的重任，王恩瀚在外奔波操勞，掙錢養家，呂氏在家侍候父母，照顧兄弟，教育子女，操持家務，非常辛苦，這些在王襄幼年的心靈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襄在《先考先妣雷家莊合葬墓表》中記到：「先考生未弱冠，我家即衰微，貧不能娶，年二十有四始有室，後就鹽館，所入盡資家人，身無私財，奉先王父母生事死葬，歲時祭祀有逾情，無愈禮。先二伯父母、先三伯父、先叔父之喪，族姑之嫁，先叔父子黼、黻兩弟之聘之娶，皆力治其事，豐儉適時。先妣經紀家世四十年，家無積資，所需皆應時措備，自世俗矯矜者五視三以為庸行之常，卑無足高，嗚呼難矣，非身歷者不喻也。」呂氏在料理家務的同時，對王襄兄弟的學業也非常重視。王襄的祖母晚年身患肝病，卧床八年，呂氏妯娌輪流侍候床側，很得王襄祖母滿意。而呂氏夫人在照顧婆母的同時還要撫育王襄兄弟，王襄在兄弟中居長，呂氏夫人自然對他要求更嚴，每天從私塾回到家中，呂氏夫人都要求他背誦講解當日所學的課程，不許絲毫倦怠。這段經歷讓王襄終身不忘，以致在他晚年的很多題跋詩詞中常常憶起童年的往事，深深感到受益菲淺。

王襄1876年（清光緒二年）12月31日（農曆十一月十六日）出生在這個詩書禮儀、崇文重教的家庭，父母對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視，王襄幼年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7歲開始讀書，11歲隨叔父王恩浵在天津城東南斜街樊蔭慈家塾中讀書。樊蔭慈，字筱舫，善寫蘭石，工書、詩，《津門紀略》有載。18歲時王襄從師王守恂及李桐庵學習古文、詩辭。王守恂（1864－1936），字仁安，號阮南，晚號拙老人，天津人。清光緒戊戌科進士。王守恂與王襄的父親王恩瀚交情頗深，對王襄更是關愛有加。王襄父親王桂生不時在家時，王守恂更是與王襄朝夕相處，傳道授業。王襄對王守恂的感情亦很深，1924年王守恂六十大壽，王襄正在福建供職，無法回津祝壽，特意撰寫了《壽王仁安夫子六十生日文》致賀，文中寫到：「襄年十八歲從師學舉子業，頗授以讀書之法，今之能識學問門經，皆師所教誨。今年夏曆月日為師六十生日，及門諸子以詩歌為壽，襄遠客福建，不克稱觴祝，書此寄呈敬伸孺慕，取善頌之義，匪貢諛也。」在王襄供職江南期間，師徒亦常有詩詞唱和，寄託思念之情。《綸閣詩稿》即收錄有《呈阮南師》、《和阮師贈詩四首》等多首，王襄在《呈阮南師》中寫到：「廿載衣塵染盡緇，私衷早覺與時違。樗材不及青青草，虛被春風著力吹。說禮敦詩重真性，樂天高隱送流年。秋風好遂蒓鱸願，皓首師生話几筵。」1936年王守恂去世，王襄親撰《哭阮師文》寄託哀思：「襄昔讀書家塾，每課餘，圍爐夜話，師為講說古今，聽之使人神往，今日思之，事難再得，低回往跡，痛益增矣。」可見師生情深。

在從師王守恂學習古文辭、古近體詩的同時，1895年王襄開始從事金石文字學的研究，為了便於研究工作，練習篆書和刻印。同時受進步思潮的影響，王襄涉獵了大量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等方面的知識，如赫胥黎的《天演論》、那特厘的《政治學》、有賀長雄的《種族進化論》、章炳麟翻譯的《社會學》以及《九數通考》、《代數學》、《三角數理》等。在他的《課餘日知》（光緒丁酉正月訂）中記錄了他所讀過的書籍二十餘種。由此學識大增，1898年23歲的王襄補天津縣學生員。

1898年冬王襄與天津著名書法家孟廣慧初識甲骨，並於1904年開始研究甲骨文字。1905年王襄30歲時考入京師清廷農工商部高等實業學堂礦科班，預科二年，專科三年。在京城五年的學習生活，他瀏覽了京城古迹，課餘時間繼續研究金石文字，編輯書籍。1907年王襄得王懿榮所藏中白作旅簠，因此取號簠室。1910年礦科畢業後，「獎給舉人，儘先補用知縣，分省河南」。1911年9月王襄赴河南省開封候補。當時他的恩師王守恂任職河南巡警道，王襄被委任警務公所幫辦文牘工作。目睹了官場的黑暗齷齪，王襄自度個人秉性無法適應，遂絕意仕途，當年底即返回津門故里。

1914年，經高等實業學堂同學陳震華介紹，王襄到長蘆鹽務稽核所石碑支所任職，自此開始了他長達25年的漂泊遊歷生涯。在《歸田謠序》中他曾寫到：「中華民國三年，余備員長蘆鹽務稽核所，至十年夏，調福建，二年有半改廣東，甫二年，去四川，四年往浙江，周二年遷湖北，又二年再往浙江，期年復回長蘆。此余入鹽務後二十五年之經歷也。」每到一處，工作之餘，他不忘遊覽古迹，追尋先賢，這期間他創作了《入蜀詩草》、《越中吟》、《澤畔吟》、《越吟續稿》等多部遊歷詩集。正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輾轉工作期間不僅使他閱歷大增，眼力開闊，而且使他的學術研究工作得以極大的充實，成為其學術研究的一個高峰期。獨在他鄉，考訂文物，研究學問成了他業餘生活的主要內容，他先後完成了《簠室雜抄》、《彝器銘釋文》、《簠室殷契徵文》等多部代表性著作。

漂泊的生活也常常勾起他對故鄉的回憶和對家人的思念。在福建時,他曾撰聯「到此安平亦樂土,閑將文字寫鄉思。」並題:「客閩期歲，風鶴數驚。平潭孤島，非兵家必爭，尚堪安處。第濱海荒陬，無山水之樂，蟄居一室，日事文字生活。念寄食此都，難言歸去，每風月清佳，頗思故里。癸亥立秋制此寫懷，書寄兩第，亦傳語平安意也。」而每有家書來，他更是歡悅不已，嘗有《喜得家書》詩云：喜得家書至，開緘意轉遲。故鄉來好訊，客子慰相思。驀地風塵溷，驚秋歲月悲。蜀川山水美，且莫問歸期。

1936年他調回天津長蘆鹽務稽核所，此時的天津已是風雨飄搖，人心不寧，日寇在津屢屢製造事端，狼子野心昭然若揭，王襄在《次韻張異蓀丁丑除夕見曾詩》中云：「放眼河山劇可悲，人間非復太平時。私心有恨空填海，束手無言且詠詩。善處知交皆莫逆，菲才回應未成宜。年來世變何由靖，坐對寒燈仔細思。」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在敵偽統治下，工作、處境異常困難，王襄內心十分矛盾，他曾作詩：「儒冠已誤身，涉世每摧挫。極目舊河山，怵心悲碎破。」悲憤之情由此可鑒，終於在1939年辭去了長蘆鹽務稽核所的工作。此後他深居簡出，廉潔自守，閉門讀書著作，平時靠所蓄家資和典賣舊物維持家庭生活。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王襄至為歡悅，他覺得八年困難，終於一朝告靖。為此他寫下象形虎字，一吐八年積恨，並寫到：「獸之猛者莫如虎，乃以文稱不以猛著也。然則人之恃兵以逞，奪權攘利，將不虎也。噫！可以鑒矣。」然而王襄「今則大難已定，目睹太平，俯仰歡慰，不虛此生矣」的願望並未實現，國民黨反動派政治腐敗，壓榨依舊，人民苦難不減當年。面對如此國事，他只能以讀書吟詩，整理文稿自慰。在1947年王襄所撰自壽聯中記到：「龍集丁亥，簠室敬人生辰。逢四方多故。斗米萬金，難以循俗娛賓，乃乞靈文字自貺，冀飲水讀書，度此厄會。」其後在《題兮仲鍾拓》中寫到：「丁亥十一月望後，大雪滿庭，寒月透窗，老人敬居簠室，煮茗焚香，呵凍題字，清況如此。」清冷之況可見一斑。1947年王襄曾在天津崇化學會任教，主講《左傳》，兼授書法。

新中國的成立後，令王襄感到萬象更新，身心愉悅。在《贈李壽先》詩中他寫到：「馳逐文場君健者，泮芹采罷屬同門。萬方解放民更始，不負清時是倖存。」這時的王襄雖已屆耄耋之年，仍追求思想進步。其實早在解放前夕的1948年時，他就讀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讀後對子侄輩說：「共產主義就是真」、「共產黨一定會成功」。革命的成功，印證了他的看法，使他學習更加奮進，「近年讀馬列著作，遇矛盾之理皆能立解，且合實際，知共產之學造福社會。不圖老耄得此異書，勝讀禮運諸篇」（《題自書聯》）。黨和政府對於王襄的思想進步和深厚學識也給予了極高的榮譽和信任。1953年王襄78歲被天津市人民政府任命為天津市文史研究館首任館長，1955年被推薦為天津市政協委員，1956年81歲時光榮的加入中國共產黨，1962年受聘為天津市人民委員會文物保管委員會委員。1955年當選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甲骨文合集編輯委員會委員。

1965年1月31日，王襄因患肺炎病逝於天津市醫學院附屬第一中心醫院，享年90歲。天津市政府成立了王襄同志治喪委員會，由市領導胡昭衡、王亢之，文史館副館長陳邦懷、張羽時等組成。《天津日報》刊出訃告，2月5日追悼會在天津市殯儀館舉行，副市長王培仁主祭。骨灰安葬於天津北倉第一公墓。墓碑由郭沫若題寫：「殷墟文字研究專家王襄同志之墓 一九六五年春郭沫若題」。

王襄兄弟三人，王襄居長，王贊居次，王釗居幼，後王釗過繼給王襄的三伯父仰楓公為嗣。王贊（1879-1935），字夔，一字向葵，早年畢業於中華大學法律別科，後就職天津商會會長王竹林開辦的「余大亨」錢鋪。王釗（1883-1946），字雪民、燮民，一號樂石居士，善治印，精鑒賞，著有《樂石齋存印》、《雪民存印》，王雪民一生清貧，好古不倦，治印巧奪天工，性情倜儻不群，在津門獨領風騷，被譽為印壇高手。當年國畫大師張大千、津門書法大家華世奎、孟廣慧等人多請王雪民治印、刻章，王襄之印更多出自雪民之手。天津著名畫家陸辛農曾有詩讚曰:「師古不泥具卓識，追幽探奧成婀娜。天人工巧兩稱絕，想見游刃如揮戈。」

王襄兄弟感情頗深，自幼即在一起讀私塾治學問，及長雖各自成家，但都居住在老城裡大劉家衚衕王氏舊居之中。1934年王贊55歲生日時，王襄恰在杭州任職，王襄特請畫師為王贊畫像，郵至津門祝賀壽誕。在《贊弟畫像記》中他深情地回憶起少年時光：「白首兄弟藉文字相娛，信一樂事。曩年少時，兄弟三人，冬夜圍爐，燈下補課，至快意則狂吟朗誦，雜古今文藝事物，刺探隱怪，設難而說解之，食煨粟脯果為之助，興酣情暢，何其壯哉！今兄弟遠客數千里，不得時見，郵此圖壽之。願弟強飲食，長養天年。」王襄曾將自家兄弟三人比做宋時蘇軾三兄弟，在王釗五十歲生日時，王襄從湖北寄來壽聯：「壽君正逢上元節，生日再慶五十年。」並題記：「阿兄遠客鄂西，不克為壽，書此祝之，吾兄弟以樗散之資，年皆衰老，時借文字相娛，頗似東坡、子由，雖道德文章不敢望昔賢萬一，然而天倫之樂無差池也。」王襄長年客居他鄉，形單影隻，更覺兄弟情深，他在《憶弟》詩中寫到：

太息微糈困此身，閑關無奈總依人。

蜀川留滯悲遊子，大地干戈起濁塵。

久客始知鄉里好，衰年更覺弟兄親。

圍爐絮語情堪憶，望斷津滄獨愴神。

贊、釗二人均先於王襄而逝，作為兄長，王襄悲痛異常。王贊去世時，王襄正在杭州，聞訊後，王襄星夜趕回天津處理後事，並撰輓聯：「兄弟命多奇，少失母，壯失父，貧困相依，垂老那堪長別痛；子女年尚稚，生在養，學在教，鞠育何恃，傷心剩有淚痕斑。」而王釗1946年病逝後，王襄也親撰《亡弟雪民傳》收錄在《綸閣文稿》。

王襄1897年與原配夫人葉氏結婚，1904年葉夫人病逝後，轉年繼娶楊氏夫人，一年後楊氏夫人病故。1907年與楊時結婚，王襄的前兩位夫人未有生育，王襄與楊時共育有四子二女，其中幼女三歲夭折，五位子女分別是長子長儒、次子翁儒、三子孟儒、幼子巨儒、長女敬儒。王襄與楊時夫人感情甚篤，舊社會男尊女卑，但是王襄對楊時夫人卻恩愛有加，他在杭州供職時，曾攜夫人同游西湖，並攝影留念。彼時王襄已近花甲之年，尚有如此浪漫雅興，在當時的文化人中極不多見。楊時夫人古稀壽辰時，王襄也曾特為夫人撰聯：「蒲酒養年人壽考；榴花獻頌歲平安。」並題：「歲次丁酉。楊夫人正七十，敬即景為聯語，以祝生日。願強飲、強食，皓首偕老。是歲也，襄重遊泮水，堪引為點綴，且可驗壽征也，」可見夫妻恩愛，相濡以沫。

對於子女，王襄可謂慈父。他曾做《戲為五子歌》，字裡行間充滿了對子女的關愛之情：「昔我三十有二歲，始得長儒丈夫子。生平三娶矜創穫，慰藉夙懷心滋喜。女兒敬儒誕降時，民國二年歲開始。齠齡性情溫且嫻，寡言靜默如岳峙。翁儒孟儒序雁行，匍匐依人聒床幾。翁兒少小識人意，老父鍾愛無倫比。阿孟佶屈復老饕，群季畏避敢嚮邇。山妻哺兒時有定，俟隙造次攫黎李。更有巨儒殊驕好，杜家驥子差可擬。去年郵傳幻相來，身戲竹馬手鞭棰。嗟我久客系縈思，未得親教讀經史。所期保守舊書香，豈必赫耀拖金紫。先人負郭有薄田，晨飧聊足供蔬水。何當放棹返故鄉，笑看諸兒嬉閭里。」

對於子女的學業，王襄更是非常關心，幼子巨儒聰穎過人，讀書時常居三甲，王襄心感欣慰，亦擔心其滋生驕傲，曾作《示巨儒》詩勉勵其學：「知爾校中試，學科第一名。詩書勤誦讀，朝夕課功程。莫負質夙慧，而忘業早成。勉之慰老父，常對短燈擎。」並題：「巨兒入學後，三與校試，兩冠其曹，老父聞之固深慰喜，恐或荒於嬉也，書此勵之，然而愛憐少子之譏，知不免矣。」為了教育子侄，王襄曾撰寫長聯，寄語後輩：「克家作人功夫基於自愛，博學多識進修惟在有悟。」題曰：「人惟自愛，乃能在立敦行以至成人，近則為一已圖事業，遠為群眾謀福利，胥由自愛立其初基。古今無幸成之學問，既在進修，尤在有恆。果儘力予斯，人之所能吾亦能焉，不患學問之博奧矣。」

常言道，身教重於言教，王襄的為人和治學精神也深得子女們的尊敬和崇拜，他們遇有疑惑常主動請教父親，求得父親的指教。王襄在《示翁儒兼示諸子》詩中寫到：「翁兒書來，欲父以詩示戒，制此長句，寫為條幅寄去，懸諸座右，可做銘箴觀，諸兒時以誦習，如聆父訓，勉修學業，勿負父所期望。爾生今弱冠，學問無一長。百歲如逝水，能閱幾星霜。往古聖賢業，珍怪若海藏。況今科學興，浩渺嘆望洋。緬彼文藝富，安得偏試嘗。為學求性近，尤在識領綱。立志與立品，有恆毋怠荒。進修日磨礪，久久入明光。父學雖未就，似窺先哲堂。長言示誥戒，慕古有義方。憶昔闕庭訓，未裁小子狂。教養賴母力，粗解倫紀常。此境父親歷，念之神章傷。諸兒三複誦，警惕質在旁。」

五位子女秉承家學，各有所成，長子長儒專於書畫。次子翁儒是天津著名地方史專家、天津文史研究館館員。幼子巨儒長期供職天津財稅部門，晚年致力整理王襄年譜、著述，卓有成績。

治學著述

說到王襄就不能不說甲骨文的發現和研究，因為王襄將畢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甲骨學研究之中。甲骨文是商朝後期王室貴族使用的占卜文字，因其刻在龜甲或牛肩胛骨上，故名。河南省安陽市西北郊洹河兩岸，佔地約24平方里的地界，曾是商代王朝都城，又名殷墟，自盤庚遷都於此至紂王滅亡均以此地為都城，經歷8代12王，273年，相當於公元前14世紀末至公元前11世紀。甲骨文出土於安陽的「殷墟」，是我國目前所知最早的文字。在我國圖書發展史上，甲骨文書被認為是最早的圖書。它記載了先民的生活片段。從人類文明視角考察，甲骨文的出土，與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埃及的紙草文書及希臘的線形文字的發現，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從學術研究方面來看，甲骨文與敦煌遺書、漢簡和故宮明清檔案一起，被世人譽為近代中國四大學術發現。

在有關甲骨文發現的各種說法中，以清代國子監祭酒(國子監是我國元、明、清三代設立國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機構和最高學府，國子監祭酒就是這個機構的最高主管者)王懿榮因為生病購葯發現甲骨文的故事流傳最廣，這個故事非常具有戲劇性，並曾經刊登在解放前出版的《華北日報》上：1899年秋天，王懿榮因為犯瘧疾，吃中藥，就到北京宣武門外的達仁堂去買葯，在他買回的龍骨中，偶然發現上面刻有非常古樸的文字，王懿榮對金石學頗有造詣，經過認真研究，他初步斷定這些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就是商代的文字。就這樣，王懿榮發現了甲骨文，隨後，他派人大量收購刻字的甲骨，先後共計購得1500多片。

這段故事使得世人都知道王懿榮是最早發現甲骨文的人，但這個故事也受到了一些學者的質疑。王襄的弟子、著名書法家李鶴年曾對這個問題進行過較為詳細的考證，他認為事情並不屬實：第一，當時藥店在收購龍骨時，凡是上面刻有文字的，藥店不收，一定要把字都磨掉，然後藥店才作為龍骨收購。因此，在北京能夠看到帶字龍骨的可能性非常小。二是關於達仁堂藥房一事，根據達仁堂樂松聲先生的回憶，1900年以前，北京根本不會有達仁堂。因此，《華北日報》上關於王懿榮購買龍骨的記載並不可信。那麼究竟是誰第一個發現甲骨文的呢？

清朝末年，河南安陽地區的農民在田裡耕地的時候，經常會挖掘出一些古老的龜甲和獸骨，他們把這些龜甲和獸骨當做龍骨賣給中藥鋪。山東濰縣的古董商范壽軒知道河南安陽地區經常會有一些古董出土，所以常到這裡收購古董，他發現在被當地農民稱之為龍骨的龜甲和獸骨上，還有一些橫七豎八的筆畫，覺得這裡可能有文章。但當時他並沒有急於收購這些甲骨，范壽軒更沒有想到這些甲骨就是殷墟書契。舊時的天津鼓樓附近有不少古玩店，古董商人集中在這裡販賣古董。當時王襄家住在老城廂東門裡孫家衚衕，離鼓樓很近，他經常與好友孟廣慧等人轉古玩店，買一些古董，為此認識了不少各地的古董商，儘管兩個人當時年紀都不算大，而且錢也不多，但他們對於金石文物頗有研究，很得古董商的認可。畢竟識貨對於古董商來講也是非常重要的。范壽軒在這裡結識了王襄和孟廣慧，並成為好友。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十月，范壽軒來到天津兜售古董，一日來到王襄家中，談話中他告訴王襄，在河南出土了一些帶字的骨版。當時，正巧著名書法家孟廣慧也在場，從范壽軒描述的甲骨的形狀和內容上看，孟廣慧認為這些骨版有可能是古代的簡冊。當兩個人知道範壽軒見過「古簡」後，就敦促他拿一些過來。

1899年秋（清光緒二十五年，己亥）范壽軒攜「龜版」再次來津，暫居城西「馬家店」（名為「元升店」的大車店，解放後，曾改名為利民旅館，後改建成為民宅），並邀王襄與孟廣慧等人前往店中觀賞與購買，在馬家店，王襄等人看到這些還帶著泥土的甲骨，拂去上面的灰塵，看到了甲骨上面刻畫的文字，立刻為之驚嘆，頓覺這些龜版來歷非同小可，或為夏商周三代遺物，千古瑰寶。范壽軒也看出王孟等人的驚訝，猜想這些甲骨一定是珍惜之物，於是他就提出，購買這些甲骨，按照每字一金的原則出售，每字就要一兩銀子，一塊龜甲和獸骨上有數個到數十不等的文字，這著實讓王襄有些為難，但最後他還是挑了一些小塊的龜甲和獸骨買回家中。而同去的孟廣慧因為剛接到叔父資助他旅遊的一筆資金，因此購買的龜甲和獸骨也就多一些。在這些甲骨中，有一塊較大的龜甲引起了倆人的注意，這是一隻烏龜龜甲上半的大片，這塊龜甲上的字太多了，然而財力有限，無力購買，王孟二人深為惋惜。自此以後王襄便竭力購求，購置了幾千片甲骨，開始了漫長的整理、研究、編輯、出版工作，堪稱中國甲骨學得最早發現者、收藏者、研究者之一。王襄對收藏的甲骨，愛不釋手，為了表達自己對甲骨的愛戀，特意將書齋名更改成為「寶古龜軒」。「古龜軒」，並自稱「大卜世家」。

得知范壽軒將其餘的甲骨，包括那片令他們神想的大片甲骨其賣給了王懿榮，王、孟二人「爽然若失，自嘆窶人子見此瑰寶，力不能得，只有深惜而已。」王襄在《簠室殷契》一文中記到：「孟氏與襄皆寒士，各就力所能得者收之而已。所余之骨版使人不能忘情者，即全龜之上完整無缺，當時以為大寶也……」在《題易穭園殷契拓冊》他記到：「翌年秋，攜來求售，名之曰龜版，世人知有殷契自是始。甲骨之大者，自酬一金，孟氏與余皆困於力，未能博收。有甲骨之上半，珍貴愈他品，聞售諸福山王文敏公。」孟廣慧在得知王懿榮購買到了大量的甲骨後，一直非常想再看一看那塊較大的龜甲，於是孟廣慧請王懿榮的次子王崇烈寫了一封介紹信，專程趕到北京王懿榮家裡去看那塊無力購買的甲骨，聊以安慰。

王襄所處的時代，正是從金石學到科學考古學誕生的時代，他的研究繼承了乾隆、嘉慶以來，尤其是同治、光緒以來學者研究成果，在這個基礎上又吸取了近現代的科學考古方法，擴展範圍，不斷進取，這些思想方法都反映在他的著作中。同時，對於研究工作，他主張鑒定為首要，在《簠室題跋》中云：「從來制金石學者有二派，曰考證，曰鑒定，二者以鑒定為要，鑒定確而後考證有所附，不然，博引廣徵徒詞費耳」，所以他在題跋書、帖、金石時，必是鑒定確定而後加考釋，他認為「古器物之文字為古人精意所寄，禮、樂、兵、農之器可以證經，碑、志可以補史，其文章、書翰是供文士之誦習，亦藝苑之盛業也。」

為了研究、著述，王襄閱讀了大量參考資料，因生活窘迫，許多書籍不能購置，大多是借來抄錄，在《題自書殘本古定尚書》中王襄寫到：「此隸古定尚書十五篇……襄久欲得之，惜困於力，未能如願。去歲（1910年），見伯荃先生匯二書所載隸古定尚書各篇集錄成冊，因假歸影寫一通，並以原本校對之。……期月寫就，寒士讀書之難也。」他曾抄錄陳簠齋《簠齋金石文字考釋》，王國維《簡牘檢著考》、羅振玉《芒洛冢墓遺文目錄》、《西陲石刻目錄》及王懿榮《天壤閣雜記》等名家金石著述、考證及詩作等，編成《簠室雜抄》四冊。他抄錄的甲骨學著作，輯成《貞卜文臨本》、《殷契錄存》、《契文匯錄》、《龜甲獸骨文字》、《殷墟文字存真》、《殷契卜辭》、《安陽發掘報告》（1、3冊）、《殷契粹編》、《甲骨文錄》、《河南安陽遺室》等書之精要。王襄長期致力於我國古代文字和文物的研究，見過不少實物及拓本，積四十餘年所寫的鑒定、考辭和評價文章，編成《簠室題跋》五卷，共586篇，以書、帖、金、石四大類劃分，題跋文字長短不一，多有獨到見解，從中可見他對我國古代藝術的高度修養和淵識博見及治學態度，王守恂評《題跋》時稱其「翔實中具見學識」。從這些毛筆書寫摘抄和題跋中，可以看到一位學者不顧隆冬酷夏，奮筆疾書。正是這種對學術研究孜孜以求、堅忍不拔的精神，才使他及時掌握了當時學術動態，積累了大量珍貴資料。

王襄從20餘歲便努力鑽研金石考古之學，繼而專攻甲骨，前後70餘年孜孜不倦，直至90歲高齡，從未間斷。以畢生的心血與才智搜集、辨識、研究甲骨文字，完成了多部甲骨及古文字學方面的研究專著。

1900年起，王襄將摹寫的甲骨文陸續輯錄成《貞卜文臨本》一書，該書分三編，其第一編即為孟廣慧先生所藏甲骨330條，依據孟老1900年寫本抄錄，由於孟老無甲骨專著，也未保存其原始寫本，因此王襄的這一抄本尤為可貴，抄本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庚子那年孟定生已經摹寫過卜辭」的歷史事實，並且說明天津學者自發現甲骨後，便已立即研究甲骨文了，此書是王襄研究甲骨的處女作，極受珍愛，曾多次修訂，至1944年才基本定稿。

《簠室殷器類纂》是我國第一部甲骨文匯，開創了甲骨文字典之先河。王襄編輯此書歷經十餘年之久，1918年完成初稿，1920年12月由天津河北第一博物院出版。全書有〈正編〉14卷，〈附編〉1卷，〈存疑〉14卷，〈待考〉1卷，是王襄多年研究甲骨文的重要成果。該書最突出之處，在於編訂體例方面的創見，不僅按《說文》摹寫甲骨文，在每一辭條下既有考釋文字，又有臨寫卜辭原文，使讀者既能了解甲骨文的結構特點，又便於探究卜辭反映的社會歷史內容。二三十年代，雖有新的甲骨文字典相繼問世，然皆未有引述全句卜辭者。編排甲骨單字引用整句卜辭，實端於王襄的《類纂》。1927年、1928年間，王襄在四川三台及歸津里居之際，重檢《類纂》，予以釐定，新識與勘誤者27字，增補異文11字，於1929年10月再版重印。正如甲骨學者陳夢家先生所評價的：《類纂》是「值得我們重視的創作性的字彙。」日本甲骨學者島邦男先生的專著《殷墟卜辭綜類》，也借鑒了《類纂》相仿的編輯方法。王襄的《類纂》至今仍不失為一部有學術價值的工具書。

王襄的另一部重要甲骨文專著是《簠室殷契徵文（附考釋）》，1925年由天津河北第一博物院出版，該書為石版印刷，有圖版12卷，考釋12卷，著錄自藏甲骨1125條，全書按天象、地望、帝系、人名、歲時、干支、貞類、典禮、徵發、游田、雜事、文字等12大類劃分，基本上概括了甲骨卜辭的全部內容。依據甲骨文中所貞卜的事項而分門別類的加以著錄，此書實為首創。此後，甲骨學研究者著錄甲骨時，雖有多種方法，但基本上未能超出《徵文》的範圍。《徵文》的「考釋」，以古籍為依據，將金文與卜辭相互印證，論說有據，且富有獨特的見解，便於檢索，有利於研究，至今仍為甲骨學界諸多學者引用和稱讚。

1931年，王襄編寫完成《秦前文字韻林》，全書以《佩文韻府》韻次分為五編，廣收上自殷商，下至七國的契文、金石、石鼓以及陶、璽、幣等器物的文字3102字，按時序排列，脈絡十分清楚地廓清了文字的源流、衍變的蹤跡，是一部創造性的著作。

1949年，王襄在74歲高齡的時候，寫成《古文流變臆說》，全書就甲骨文、金文推論、考證我國文字演變的規律，列舉了甲骨文69個字，金文75個字。此後又反覆斟酌刪改3次，1961年由上海龍門書店影印出版。全書以甲骨文、金文文字為例，闡述了我國文字演變的規律，是古文字學的一部重要著作。

《殷代貞史特徵錄》寫於1953年，是王襄的晚年代表作之一。全書共八節，採用卜辭斷代之法，舉貞人87名，將每一貞人及相關活動予以排比。王襄在《特徵錄》序中寫到：「感董彥堂先生斷代貞史之說，因有貞史之集，願泐專書，著其名字，搜盡舊藏及各家著述得87人，自念衰老，難再增益，乃分期寫定，成《殷代貞史特徵錄》一篇，供修殷史人物誌者之取材。所未備者，皆所未知也。」

除甲骨文研究外，王襄在金石、陶器和簡策等方面均有專深的研究，並取得重要成果。主要專著有：

《古陶今釋》，1947年寫成的《古陶今釋》分上、下兩冊，所依據之墨本以濰縣陳介祺藏陶為多。收集2304件有銘文陶器，他在序中云：「陶器為人生事之需，自王公至民庶，奉生敬死，凡百供用，罔不利賴。在周之世，官有陶人，旎人掌理其事，至今觀覽其文，可定其時代，而千年之文教，萬民之習俗，由此可以推知，亦考史之旁證。」他認為當時許多金史學家著重於金文、璽印、簡牘，對陶文化往往比較輕視，而陶文雖然不如金文重器有長篇的銘刻，但應用廣泛，而且本身具有強烈的時代特性和地方色彩，這種認識基點高，極為難得。1949年寫成《古陶今釋續編》上、中、下三冊，所依據之墨本以建德周霖陶文及萍鄉文民瓦削文為多，共1370件。其搜集之功，可謂勤矣。

《兩漢文物舉例》寫於1960年，收錄580餘件兩漢、新莽時期文物，另有新出土的文物。該書把不同時代的文物集中起來，集中排比、分析，提出每個時代的文物特徵，這種研究方法正是現代考古學的基本思路。王襄在序中說：「近今嗜古家之搜索與國家大建設之發現，當時所遺留及墓葬所保存，頗有其器物。凡銅、玉、陶、瓦、竹、木、漆器之屬，爛然皆備，人民亦得研究其工藝且體會其生活。……茲編所輯，自劉邦建國至劉秀中興，取其文物之變著於今者為一卷，新文物為一卷，圖錄二卷附焉。非弟述古，且以勵今。」

《古鏡寫影》草擬於天津淪陷時期，收周代至明代銅鏡579面，考證翔實，文字精鍊，序言中論證了周代已有銅鏡的見解。

此外還有《毛公鼎釋文》、《滕縣漢石刻畫記》、《三體石經考錄本》、《宋錢誌異錄》、《綸閣所撫金石文字》、《古陶殘器絮語》、《流沙墜簡勘誤記》等。除上舉有關古文字專著外，王襄還有自己的詩文別集和多部雜著，主要有《綸閣文稿》、《綸閣詩稿》、《簠室題跋》、《簠室筆記》、《簠室雜抄》、《簠室課餘雜抄》、《簠室叢錄》、《叢錄備志》、《入蜀瑣記》以及《簠室楹聯集》等。

書藝印學

王襄不但是一位甲骨文研究家、收藏家，而且也是位近代著名的書法家，王襄的書法成就是和他的文學研究相輔相成的，他對文字學的研究，使得其對書法字體的結構、書寫的技巧有了更加深刻地認識和領會，所作書法亦是獨具風貌。著名書法家李鶴年先生曾說：「先生書法高古，胎息極厚，大篆直追三代，最喜大盂鼎；小篆可以方駕先秦。私淑吳大，實有過無不及。」「先生書法高古，大、小篆均臻妙境，行書別具一格」。

王襄自二十歲開始金石文字研究，同時開始練習篆書和治印。他認為「金可證經，石可定史，學故博奧，未易窮也，始寫篆、刻印立為基。」摹篆刻印的過程中他發現東漢許慎著《說文解字》中所收的古文、籀文多是當時流行的戰國時代文字，但這些文字龐雜錯亂，極不一致，許慎亦未能廣事搜集判抉。因此王襄主張探討中國古文字的演變源流，應當從古器物的款識及彝器銘文上來追索，他在《李子明七十壽序》中寫到：「讀曾文正公書，知讀書須先識字，乃從事於《說文解字》。第南閣祭酒所集之文出於秦燔以後，就爾時所通行者捃摭成書，志期集成，未事判抉。古文、籀文多從七國時詭異之體及籀篇之遺，至真倉籀遺文，當求諸彝器款識。」後來在他編輯整理《簠室叢録》時再次談到：「予弱冠治許書，頗疑其古文非采自鼎彝。乃博置款識書及拓本參互考證，款識之文與許書古文多異，知所疑不誤。」對於傳世的金文款識，王襄視若拱璧，認為是可以和孔子藏書及出土簡揭相媲美，是研究古文字的重要史料。在《書陳吳兩家金文冊後》他記到：「三代之物至周備矣，竹帛之書世無傳本，今所存者，僅漢儒口授之殘篇，中經傳寫、雕版，偽誤殆不能僂指，唯此彝器款識，藏之地下，顯於人間，未為妄人點竄，······真三千年僅存之墨寶，秦燔不及之秘笈，堪與壁經墓簡併重，徒以法帖玩好目之，不其陋歟。」

對於漢字書體的變化，王襄亦有獨到的見解，他認為：隸書創自先秦，秦之前沒有隸書。秦隸有草率和工整之分，草率和工整雖貌似差異，實則仍為一體。秦詔文亦有草率工整二體，乃是由於刻工水平有差別造成的。大、旬邑等秦權上的字皆為鑄款，秦瓦量的字是模印成的。這些字需先製成模子，故而字體工整。漢代器物的銘字在漢初多用篆書，如開封鐙，十六年鍪等即可為證。以後逐漸由秦隸而演變為半篆半隸之體。王襄認為此體文字即是隸書，是為漢代傳流後世的美妙書體。新莽時期的謬篆亦屬於此一流派。章草應名為草書，由秦隸衍變而來，是漢代通用書體之一，章草存有篆、隸遺法，出土的漢簡可為證明，晉唐至今所習之草書由章草胎息而來。所謂金文急就書之說並不可信。而急就大篆之說也無確證。大篆刻字，鑿款之器物，始自晚周，如十三年上官鼎、眉鼎等，字極工秀，決非急就書法，但是開啟漢代器物刻字之先。殳書，是刻書於兵器上的題識，起初與青銅器上的款識文字並無區別，至七國時才形成一種筆畫細淺疏逸之體，如相邦劍、卅三年戈等銘文。秦統一流國以後，殳書之體才規範起來，呂不韋戈、秦子戈可作證明。彼時所見殳書最古者為商三句兵。

王襄通過對古文字學的研究，從古代經史中探討古文字的流變，又通過古文字的研究來訂正經史，相互資證，互為補充，既從中尋求古文字滋浮省變之規律，也為其殷墟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基礎。

王襄幼年讀家塾時，科舉尚未廢除，由於他的父叔輩皆有功名，所以開始時他也是學習館閣體的，至其二十歲以後，開始致力於金石學研究，學習篆書，對於前輩篆書大家，他最為佩吳大，並終身引以為師，他認為：「自楊泗孫倡導篆書，厥後，吳愙齋、胡甘伯諸人從之，與錢石齋、孫星衍、洪亮吉書法異派。吳則專力於金文，自成家法，至今藝苑為絕學。」他對於篆書的書寫頗有心得並努力不倦，同時亦要求甚高，他在1920年前後的《題臨彝器款識冊》中記到：「余幼嗜鐘鼎文字，長習不衰。竊意鑄金之文以柔毫摹寫，非得畫沙印泥之妙，究無是處。惜能言之，學力終有不逮也。」到1938年，他練習篆書已四十餘年，仍自愧於古人筆法無當。直至其晚年，他在《題篆書聯》中仍認為：「三古金鑄之文，用柔毫寫之，易流於滑柔剝泐一派。吳愙齋悟范母之銘是由漆書，非出描摹造作，乃盡變時流所習，自成家法。余師其意以臨金文，神貌兩無所得，盡則年已至廢學，漸入自畫境矣。」此時的王襄已是81歲高齡，耄耋老人，仍自謙抑，自稱神貌兩無所得，謙謙君子之態，躍然紙上。

王襄的大篆喜寫方筆一路，他尤其喜愛和推崇《大盂鼎》，並曾多次臨寫。他曾在《題自書橫幅》中寫道：「象形文字存於金文中者不逮殷契之多，然皆精而有書意，余酷愛之。甲子二月取案頭紙素，則臨數名，觀此知倉沮所造之初形矣。」對於歷年所臨寫的金文，他都認真保存，以備翻檢比較，促進書藝。在《題所臨金文冊》中，他寫到：「乙酉丙戌之歲，臘盡春始，出所有金文墨本，日以舊冊臨之，積久成此十八頁，題記存之，考余書藝之進退，倘垂老有成，力學之功為不虛矣。」 1965年９月，在市文物公司藝林閣舉辦的王襄捐贈藏品展覽會上，展出了王襄中年時期所臨寫的《大盂鼎》和《散氏盤》全文條屏，其功力之深，胎息之厚，筆墨之酣暢，神味之雋永，令人嘆為觀止。著名書法家李鶴年曾贊曰：「不要說是盡超前人的吳大所不能，就是公認強似吳的丁佛言，也不能望其項背。」

有人認為王襄的大篆盡得青銅器銘文方筆之妙，追不可及，其實未必盡然，王襄生前卧室曾懸一聯是為紀念與楊時夫人金婚所撰，此聯書法一變常規，深得《大克鼎》神韻，《大克鼎》與《毛公鼎》皆為圓筆銘文之代表作，其秀美、端麗為傳世和新出的三代器中所少見。王襄此幅書作頗有紀念意義，加之書寫時心情舒暢、愉悅，所以書風洒脫清逸，不類常品。王襄生前求書題匾者頗多，可惜遺存不多。解放後市裡重修大悲院古寺，請王襄題寫「古剎大悲禪院」六字篆書，字大一尺有餘，古穆肅靜，氣勢磅礴，體態厚重，是經歷文革洗劫之後，僅存的王襄榜書墨跡。

甲骨文是用利器鐫刻在獸骨、龜骨上的一種文體，以柔軟之毛筆表達堅利之線條殊為不易。寫甲骨文，首要深諳甲骨文結構，所以近現代書壇擅寫甲骨文的大家均為甲骨文研究專家，如羅振玉、董作賓等，寫甲骨文書體的書法家寥若晨星。王襄深得甲骨文內中三味，對文字結構了如指掌，他常以甲骨文書寫對聯題贈好友。《天津書法三百年》中收錄有王襄兩幅書法作品。一為「上壽百歲若駒光允宜自奮；寒士一生有食籍何事旁求」對聯，一為臨彝器銘文，作品融學識為一體，以卜文之體，參以金文，用筆渾圓，法體端莊，刀筆互見，形神兼備。

王襄的行、楷書更多的繼承了六朝和唐人寫經的風格，同時吸收了北魏的書風，體現出一種古拙、端莊的風貌。他收集了很多六朝、唐人寫經，裝訂成冊，以為楷模。「予之得有六朝寫經，自辛亥歲始，厥後搜求益力。卷子、殘頁皆有所獲。久恐遺失，愛擇殘頁中六朝、唐人寫經結構、神韻自成一家者都若干頁，裝訂成冊，以為楷模。」每每收藏到珍貴的寫經本，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在題《六朝·唐人寫經》中他寫到：「此冊六朝唐人寫經，向年讀書京師從方地山君得來。此千年至二千年之墨跡不先不後及我遇之，其快慰之情有非言語筆墨所能形容者。」他認為：「讀六朝碑版，知其用筆自唐以後皆不得其妙，證諸此言益信，近人學六朝書純以宋元之筆法摹擬之，貌似神非，失之遠矣。」他認為通過寫經，才能真正理解書法的筆法精妙之處。在《記唐人寫經》中他寫到：「此為六朝人寫經中無上神品，知其筆法神韻，始可與言六朝書。取此經學之，不知流於庸俗一派。」

在深入研究六朝，唐人寫經的同時，王襄對摩崖石刻、魏齊墓誌等古拙、率真的書風亦情有獨衷。古代石刻造像中，工匠鐫刻的銘文，無拘無束，質樸無華，常令他讚嘆不已。他曾說：「古之摩崖、碑、題名，造像記，余愛好最篤，為其筆意恣肆，純以性靈勝，有不可意度之妙。」「予少年學帖學，病其摹勒失真，乃一志學碑。中唐以後之碑，筆法多無變化，千碑一致，不足盡古人之妙也。則專六朝之碑，字之好醜有獨到處，非唐碑所幾及，亦書翰之大觀也。六朝碑多正書，惟造像記，乃具行書，其字多匠人自書自刻，多遜於碑，要之跡猶近古，為嗜書者所珍重。」由此可見，王襄之行楷書取法嚴上，自出機杼，無怪乎孟廣慧評價說：「所宗很古，今人鮮能企及。」

關於書藝之道，王襄有很多獨到的見解，而這些又都是基於他對文字學、考古學精深的研究。

「昔賢論書，見仁見智，皆自道心得。其評議書家，舉性所近者言之亦至。學者宜泛覽博採，資為津梁。若守一先生之說，一家之法，是猶附庸於人，未知自辟蹊徑者也。上斛鍾、王，下迄董、趙，中逮顏、柳，神貌骨力，相師而不相襲，用能自成家法。向與先師守恂公論書法，陳此意見，頗見心許。」

「二王之書唐代已難求，後世所見摹本為多。若兩漢、晉、唐竹簡，若六朝、唐人寫經，皆墨跡也，筆法神韻，毫末未失。次於墨跡者有碑、志、造象記，目類浩繁，日出不窮，真書學之大觀。吾意今人學書，當致力於此，得古人書法之真，不為二王所囿。」

「古之書家能過人者，字之一點一畫具有真性靈相貫注，始出化入神，有迫不猶人之妙。右軍之禊帖，張旭之草，皆澈悟此旨者也。此闕字筆筆有生氣，為漢隸之逸品。字雖無多，每讀一通，堪以啟人意境。」

「石門銘摩崖，筆致生動，神韻飄灑，為北魏碑之逸品，攻北魏書者，心會其妙，不致淪入生澀一派。」

「隋之書法，歸結六代，迪啟李唐，自樹風格。李富娘，董美人，蘇孝慈為歐陽信本之淵源。雄健處猶襲北朝龍藏寺與褚登善，衍一家法乳。此志筆致圓整，虞伯思近之，為隋書大乘。」如此等等，這些著述散見於題識跋記，不復贅述。

王襄習字寫字，內容往往是他思想感情的抒發，愛憎分明，有鮮明的時代性。在敵偽統治時期，他表現了很強的愛國思想及崇高的民族氣節。例如敵偽統治時期，索書者甚多，王襄遂訂潤格委託南紙店收件，巧妙地避開了一些人。1942年冬，日軍於東京舉辦「大東亞書道展」，偽天津市圖書館出面邀請，王襄嚴辭拒絕，並告誡子姪輩：「人之讀書，前言往行，一一信諸心，無他焉，欲致用而已。事之來也，不懾於聲勢，不屈於利害，從容處理，不使潰決不可收拾，所謂見理明，處事當，能行所學者。」1944年他用宋代陸遊「此處天教著放翁」句書橫額並題辭懸於室內自勵：「陸放翁生當南宋，不忘汴京版圖，其愛國熱誠形於歌詠，讀之發人深感。」全國解放後，他的書法內容一改過去沉悶之氣，每年舊曆元旦或新年之際都題字作書，抒發愉快心情、歌頌社會主義祖國並自勉努力。

王襄在習書的同時兼及治印，對於篆刻之學，他也有很多獨到的認識。他認為學習篆刻「古璽之雄奇，秦之秀逸，漢之工整，方為正途。」治印者應從繆篆入手，因為「古文繆篆已在法規，治印者師承有自，固不宜惑於流俗，不知所擇也。」在《題張洪濤治印冊》中他寫到：「繆篆之興始於漢，昔賢有《繆篆分韻》之制，專錄漢印文字，為治印者視為必由之路。」對漢以前的古印，他尤為推崇，在為王雪民《雪民印存》所題寫的序中記到：「傳世之古印，最著者為周、秦官私璽，漢、魏、六朝官私印，唐以後無足觀焉，此治印者所宜知也。然周璽之文與鐘鼎款識類，秦璽之文極盡變化，殊形詭制，開印學法門不少。自漢迄六朝，繆篆興，摹印之學遂集大成。斯三者乃刻印家之典祖。」

對於印璽的發展，他在《題李晉章藏弘一法師刻印冊》中寫到：「《周禮》地官司事，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後世印章即導源於璽節。第傳世璽文之古者，同於彝器款識。下迄晚周，章法漸密，秦世益著。漢至六朝之際，專用繆篆，布白尤分明，文皆鑄成。惟漢官印有鐫刻一法，所謂急就章者是。」針對明清印學流派的發展，他提出要相師而不相襲，要不隨人，不背古，神會心解，自辟蹊徑，自成家法，他在《書吳讓之印譜記》中通過介紹皖、浙兩派的興起，陳簠齋、吳裎齋力倡復古的影響，以及吳昌碩的異軍突起，藉以闡述他的觀點：「後世士大夫以刻印為文人餘事，知名者有趙松雪，吾邱子行，明之文三橋，何雪漁尤卓卓也，有清之世，此學大彰。鄧石如工篆書，得力於漢碑額，遂以其法入印，盡變明季、清初之舊，自有風格，後稱為皖派。並時有丁鈍丁，黃小松，奚鐵生流輩，用漢人急就章法，遠以妙思，立浙派之宗，西泠印社搜三氏之印合以蔣、錢、趙、二陳之印，泐成專書，為八家印譜，浙派之匯區也。會稽趙撝叔集八家之長，稽參漢官印矩，以張大之，浙派之印蔚成一代風尚。咸、同之際，陳簠齋、吳愙齋兩大師，力倡復古，宗尚璽印……承其緒者王西泉，尹伯圜，亦一時作家。陳、吳畢世，吳昌碩繼起，破筆斷畫，神味獨完，復古派之異軍與蒙意。」正所謂「不師古，無以窮本源，不創新，無以成家法。」

文物鑒藏

王襄的收藏始終伴隨著他金石學和考古學的研究。從古到今，文物的收藏不外乎是從兩個方面出發，一個是經濟，一個是文化。從經濟方面講文物收藏有保值升值之功效；從文化方面講更多的體現的是學術研究的需要。古往今來，很多大的收藏家或為豪門富商，或為高官顯貴，擁有雄厚的財力和顯赫的地位。王襄作為一介書生，雖出身世家，但早已家道中落，為了生計不得不四處奔波，從事收藏決無財力可言，常常為了一件藏品而捉襟見肘，這在他早年收藏甲骨時體現得尤為突出。范壽軒索價「一字一金」，而王襄「惜皆寒素，力有不逮，僅於所見十數百數中獲得一二，意謂不負所見，籍資考古而已。」惋惜之情溢於言表。而王襄買不起的甲骨，盡歸王懿榮收購。可見王襄的收藏更多是出於研究之需要，出於對華夏文明的熱愛，為此他不惜過著清貧儉樸的生活。王襄收集古物，全憑眼力，對於每一件藏品他都進行認真的研究，作記錄，寫跋語，說明自己的認識和觀點，這些後來彙集成冊，即《簠室題跋》。在《簠室題跋》卷二序中他曾記到「早歲讀書餘閒，愛好藝術品物，舉古今之製作，遠如貞卜甲骨，近則紈素書畫，苑金之鼎鍾、璽貨，凝土之陶器、磚瓦，豐碑、石畫之墨拓，名瓷、古玉之影本，凡坵壠所出，闤闠所陳，有字可識，圖像可摹者，力所能至皆一志蒐求。久乃富蓄積，盈幾塞架，通仄居室。更以子息長大，室不加多，人之食息尚病難容，遑論處物？致以箱篋為匯歸，凌雜固藏。向之恃為怡悅者，今天覺為累矣。意有所會，反不得摩挲觀覽，與無是物同。是以君子於身外之物取其足用，不為過分之求。至於愛好亦如斯而已。然是物也，為古今藝術所託，得之者固當珍護，為將來學人勸，又未宜忽視耳。年長迫於生事，南朔就食，所蓄不能攜往，僅擇其輕小者，或斷縑片紙，充適情之供，偶加題記，以慰旅寂。」可見在學術研究的同時，這些文物藏品也是他精神的寄託。他畢生致力於中國古文字和文物研究，著錄題識，從中既可以感受到他對中華文化的無限熱愛，更可以體悟到他學優於瞻，淵識博見的深厚學養。

王襄的收藏類別涉獵廣泛，包括：甲骨，秦漢封泥，戰國、秦、漢殘陶，古碑刻拓本，六朝、唐人寫經，唐三彩，瓷玩具，陶俑，宋明清古硯，錢幣，埃及石刻，古印，天津書法家墨跡，金石、甲骨拓本等等。這其中當然首推甲骨。王襄一生收集甲骨數千片，後來他編寫出版《簠室殷契徵文》時收錄了自藏甲骨1125版（實數為960版）拓本。其中一級珍品七、八十片，二級甲骨亦有三、四百片之多，其中很多是甲骨學研究的重要資料。如《徵文》中記錄的「天象一：癸酉貞日月有食，佳若。」是惟一的記錄日月交食（一說為日食）的卜辭。「天象二：旬壬申夕，月有食。」據胡厚宣稱，在已發現的卜辭中，月食記事刻有千支者，只有兩例，《徵文》所載即其一，亦是國內所僅有。在已發現的卜辭中，關於日、月食的記事，可信者十條，日食四條，月食六條。中外科學家即對它們來推斷和解釋古代天文曆法，所以學術意義重大。此外如《徵文》「人名三一：己卯卜，允貞：令多子族從犬侯周，葉王事。五月。」是一條關於征伐的卜辭。它記載著當時商、周兩族關係及商代宗室貴族為商王服役等情況。「游田五一：丁丑王卜，貞：其振旅，徒過於盂，往來亡災。王占曰：吉。在七月。」這是商王借田獵以練兵的卜辭。振旅，是整頓部隊的意思，《尚書》，《左傳》、《周禮》均記載有振旅之事。這條卜辭對於考察商代田獵與軍事活動極有價值。這些甲骨內容涉及天文、氣象、戰爭、等級、社會狀況等很多內容，是研究中國早期社會的重要資料。

這些甲骨與王襄休戚與共，常伴左右，即使在外埠工作也常常將其攜帶身邊。1934年他從湖北返津休假，鐵路局代運行李時，將裝有甲骨的木箱遺失，於是各處尋找，幾經周折，最終在張家口站找回，但箱蓋已被撬開，可能箱內並非財物，朽骨未引起賊人注意，甲骨幸而未失，躲過一劫。自此以後，王襄再也不敢攜帶甲骨外出。王襄收藏甲骨既早且精，又頗多著述，所存甲骨被許多人覬覦已久。華北淪陷期間，在日偽的奴役與統治下，老人不願做亡國奴，毅然辭職，失業在家賦閑，生活處境異常困難，此時，「大羅天」的古董商販得知老人生活的窘迫，便多次跑到家中苦苦勸說王襄，用大價錢將甲骨出售給日本人，以解決生活之需。王襄不願使國之瑰寶——甲骨流入異邦，便以暫避戰亂，甲骨未敢隨身帶在身邊，已將甲骨存放在內地封存為藉口，搪塞過去。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統治依舊是民不聊生，物價飛揚。王襄曾有《異事》記當時情況：「異事有二，見於今時，類別言之：寒家九口，日食百萬，可雲奢矣。然廚下供給脫粟豉羹，匪享用逾情，實物價奇大。肆中書價不敵紙貴，函裝之書狼藉售紙，亦著書者之厄歟？私心深憂，感嘆成句：百萬金錢具日殄，將無洗卻舊寒酸。告君飽飫清新味，黍飯滑匙蕨薦盤。紙價緣何重白麻，瑤篇從此辱泥沙，祖龍劫遇今重遇，涕淚誰悲著作家。」災難的現實生活也波及王襄全家，此時家中已再無零散雜物可變賣，緊靠老人鬻字更難以維持全家的生活。不得已，王襄擬將自己珍藏的甲骨，取出約800片出售，以解生活燃眉之急，此消息傳出後，有些古董商販來家中洽談，如北京來薰閣的陳濟川先生、藻玉堂的王經理以及幾位專家學者等，紛紛登門洽談，當王襄老人得知他們是專為齊魯大學、東吳大學購買甲骨時，立即警覺起來，老人深知「齊魯」、「東吳」這些大學均為外國教會所建立，他們購得的甲骨，將來有可能流失於國外。老人極不願意因自己（出售甲骨）將祖國珍貴文物外流，而愧對於子孫後代，為此，老人特將出售甲骨的價格索要甚高，以「高價」巧妙地避開了甲骨流失於國外的危難。解放初，曾與老人有過文字之交的甲骨學者董作賓先生，自國外來函詢問王襄老人的生活、工作狀況，並稱老人若有意出售所藏甲骨，則可代為介紹，得以善價。老人閱信後，經仔細考慮，深知董作賓先生身居國外，服務於美國某大學，一旦外國人購得中國國內所藏甲骨，必使國寶甲骨外流，老人認為「此事是萬萬做不得的」，隨即複信婉言謝絕。就是這些王襄視若生命的甲骨龜片及拓片，解放後當他被聘為中科院《甲骨文合集》編委後，他將所藏全部甲骨拓本，無償捐贈，供編輯使用，公而忘私，物有所用。

王襄在研究甲骨餘閒，亦收集、研究古泉，30年代，他與王君石（當時市立圖書館館長）共同組織古泉研究會，逢周日相聚，持續數年。王襄考訂古泉，除依常例辨真偽、斷代外，更進而從文字學角度加以推敲。在《簠室題跋》中有論寶化一則云：「考《漢書"食貨志》：『周景王鑄大錢，曰寶貨。』然●非寶。彝器銘文中，寶字無慮千百，從無與之文相似者。」一語道破舊時釋寶之誤。他在《題第十七權錢》中記到：「近安陽所出龜甲獸骨之貞卜文，托克托所出古日規盤，其紀數字，七皆作 ，十皆作 或＋。七之篆文，橫長豎短。十則反之。趙宋以後，釋 為十，至

則釋為++，曲為之說，未得確解。自 與 之釋定，數百年之誤，終得是正矣。」可謂千年之誤，一朝得正。此外，王襄對錢幣的相關文物亦頗有研究，他在《題川陝省工農銀行印》中寫道：「此印乃四川巴中縣所出土，現藏四川省博物館。紅五軍由鄂豫皖蘇區轉川北，印行布幣，皆用印。」對紅色政權文物的關注與研究在當時的收藏家中頗為難得。王襄收藏古泉兩千餘種，自真貝至民國初年之福建通寶，各代粗備，尤注意收集兄弟民族文字殘幣，有許多具有重要資料價值的錢幣如「射城商會二十文」鉛錢，為四川射洪縣商會所發行之代用幣，為歷來譜錄所未見。此外王襄所藏古泉拓本頗多，除咸、同名家泉拓之外，還留意鄉里著述，錢拓則有《綠莊嚴館古泉拓本》，為畫家孟先生藏泉；《王效曾藏泉拓本》，教育家王效曾先生藏泉；《百二元泉館藏泉拓本》，為繆繼珊先生藏泉，皆元代錢幣，十分可貴，也極難得，原錢已佚。他自藏泉幣《簠室藏泉》等等。

硯台是文人的必需品，著書立說，函來信往皆不能離開此物，王襄曾在《題硯》（1929年）中寫到：「來杭數月，苦無用硯，冷肆中收此，理膩而發墨，亦良材也。值舊著《殷契類纂》重版書成，佐以校字，因系以銘：端溪壁連城，重磨不磷永利用，伴吾校理朝夕共。」王襄所有宋、明、清古硯，有的是用來收藏，有的則是他的自用硯。自用硯的銘文則記載了他外出謀生的行蹤、撰寫著作的年代，是他生平事迹的寶貴記錄。有一方硯是他1925年客居四川時所購，經年使用，硯池已經磨得很薄。1963年秋，一次作書時，硯池穿漏，墨汁流到書案，此硯當是他四十餘年寒暑勤懇好學，筆耕不輟的極好佐證。他收藏的古硯中有河北省巨鹿出土的宋澄泥硯、清程光國、程瑤田銘歙硯等，其中清程光國、程瑤田銘歙硯，材質優異、硯材上銀星、銀暈，間有縷縷眉紋，十分珍貴。從硯面、硯背上的銘文可知此硯先後為安徽歙縣著名學者程瑤田（1725-1814）及翁祖浙江富賈程光國所藏，1940年為王襄以重資購得。1956年某日王襄與好友、著名古文字學家陳邦懷先生共賞此硯，並親手將此硯傳拓墨本並書長跋相贈，其後不久，陳邦懷得程光國制墨一方，贈給王襄。此硯先由程氏祖孫相贈為念，後由王襄、陳邦懷二人切磋鑒賞，幾遇良知，誠為古今文林之佳話矣。

王襄收藏的古代磚瓦、陶瓷器、陶俑、陶鏡、瓷玩具也很多。磚瓦中有戰國獸面紋瓦當、漢高安萬世瓦當，漢狼延萬千瓦當、漢與華無極瓦當、漢長久樂哉瓦當等等，都是極為少見的真品，對他的文字學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古陶俑收藏，他認為：「古俑之可寶，不第發前人之未見之奇，識古人之葬禮己也，其衣裳冠履可考歷朝之服色焉，其跪拜立肅可考歷朝之禮節焉，其裝飾、其製作可考歷朝之習尚與美術焉。有是數者，得之者當如何珍惜也。」他積多年的研究而編成《簠室古甬》，是為我國第一本著錄古代明器的圖冊，傅抱石曾將其記入他所著《中國美術年譜》。

此外，王襄的收藏還包括封泥、古璽、六朝、唐人寫經、各種石刻、碑帖、金石拓本，如漢三老諱字忌日記拓本、子游殘石拓本、漢沈君闕拓本、明拓唐郭家廟碑、毛公鼎拓本、克鍾拓本、太師鼎拓本、埃及石刻拓本等。其中比較好的明拓唐顏真卿郭家廟拓本，冊中「肇見虢土」之「虢」字，「芝馥蘭芳」四字不損，為明代或更早期拓本，比較罕見。

遵照王襄遺囑，家屬把他一生的著作手稿和收藏文物、古籍全部捐獻給國家，現分別收藏在天津市圖書館、天津博物館、天津市文史研究館等處，王襄的愛國之心也得到了世人的稱讚與頌揚。

王襄為人謙和、嚴正，自身勤懇、好學，學養深厚，知識廣博，論述宏富精闢，治學矜慎不苟，追求真理，矢志不渝。從他的一生經歷可以看出他的前大半生與我們的國家、民族一樣，經歷著憂患苦難，晚年迎來了新中國的曙光，成為一名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在新社會，他的研究成果得以弘揚，為學術界所公認，成為人們崇敬的文字學者、古文物研究專家。

本文素材主要源自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王襄遺著選集》和蔡鴻茹先生《殷墟文字研究專家王襄》，特此說明，並致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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