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論 ▏楊光斌：從求變到求治——中國政治學研究範式轉型

【核心提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一直在求治，但思想界重在求變，造成學術研究滯後於政治發展，這顯然偏離了政治學治國理政的本質規定性。以中國經驗為基本，治理只能是國家主導下的多元化治理，其中最主要的還是如何處理國家權力的基本關係，比如政治權力、經濟權力、文化權力和軍事權力的基本邏輯，這其實就是國家治理體系層面的問題。國家治理體系運轉得如何，主要看國家治理能力，其中包括處理國家—社會關係的體制吸納力，即社會是否擁戴體制和制度；制度整合力，即把若干權力關係組織起來、整合起來的能力，否則就是「否決型政體」；政策執行能力，即行政體制推行政策的能力以及國家—社會合作推行既定政策的能力。也就是說，「求治」的政治學是以國家治理能力為核心的國家治理理論。

變革時代誘發知識轉型是知識社會學中的一個重要規律，因為所有的社會科學都是回答重大社會危機與變革的產物。在經歷百年巨變之後，認真反思中國政治學的研究方式及發展方向，無疑是當下需要直面的重大問題。

西學的古希臘回答了城邦問題，其中沒有個人的權利，只關注集體的存亡問題。古希臘古羅馬以後，西方進入中世紀，當時的主導學說就是講神權，沒有「人」的位置。文藝復興開始到資產階級革命，人的問題、個人權利問題提到了首要位置。從洛克到休謨、亞當·斯密時期的蘇格蘭啟蒙運動，「人」指的是有財產的人。洛克強調財產權時，他正在販賣奴隸。因此，財產權不是一般人的，而是屬於特定的少數人。少數人的權利起來以後馬上產生了重大社會危機，窮人怎麼辦？社會平等的問題怎麼辦？由此產生了盧梭和馬克思的人民主權理論。西方思想史告訴我們，所謂的哲學和西方政治思想史，其實都是比較經驗的產物，都是為了應對當時重大的社會危機而提出的概念和解決問題的方法。但是，中國人往往忘記了「史」的部分，這樣必然不能正確地理解西方，進而誤導中國。

「變」是西方思想史的主線，因為西方一直是個躁動不安的社會，社會一直在劇變，所以思想也隨之變化。比較而言，民本思想在中國可以管2000年。這是因為中國本身變化少，而且從秦代開始，按照西方現代國家的標準，中國的政制已經很現代了，大一統和大一統下的官僚制都是理所當然的。事實上，中國先秦時期就出現了今天意義上的政治經濟學，比如管仲的治國理政思想。因此，中國的政治思想是中國歷史的產物。

近代中國是巨變的中國。從新文化運動開始，我們一直在改變自己，意圖使自己更像西方，思想也開始轉型——以西方為目標的「求變」。民國時期，主流政治學就是西方憲政學，同時進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則主要是「革命學」，同樣是「求變」。不僅如此，從新中國成立到今天，政治學的主題也一直在「求變」。新中國前30年追求革命之變，在50年代初的高校院系調整和課程改革中，政治學系和政治學課程被取消，相關學術研究處於停滯，學術和意識形態高度一體化，特別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意識形態下，結果是災難深重的「文化大革命」。

改革開放後，1980年恢復政治學，出版的第一本《政治學概論》基本上延續了鄧初民先生1928年出版的《新政治學大綱》，主要由階級論、國家論、政府論、政黨論、革命論、民族論構成，簡稱「六論」。其中，革命論和階級論等還是在求變，依然是革命之變。顯然，以革命之變為線索的政治學體系不能滿足改革開放大局勢的需要。到上世紀90年代，「求變」的中國政治學開始追求民主自由，西方教材乃至原版教科書被引進來，西方國家的民主理論紛紛翻譯出來，登陸中國思想市場。民主理論流派很多，但居主導地位的是自由主義民主，而自由主義民主的核心就是「黨爭民主」。可以說，自由民主之變成為這一時期中國政治學研究的主要議題之一。

自由民主之變的結果是什麼呢？就是民主的第三波。按照西方的統計口徑，民主國家原來有40個左右，第三波民主化以後達到120個左右，70—80個國家發生了民主轉型。比如，蘇聯一分為十五，南斯拉夫一分為七，很多國家都是這樣分出來的。發展中國家第三波民主化轉型過程中，基本實行了黨爭民主。但自由民主在發展中國家遇到了瓶頸。不僅如此，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美國特朗普上台，都可以看到自由民主之殤。美國社會出現的嚴重分裂，其程度不亞於1861年美國內戰之前。當非西方國家的精英在想特朗普將給世界帶來什麼時，最憂慮、最恐懼的還是美國人。用福山的話說，美國出現了「政治衰敗」。

3求治的政治學

新中國成立以來，政治學從革命之變發展到自由民主之變，革命之變導致「文化大革命」；自由民主之變要改變的是中華文明基因。而當外來制度與固有文明基因相衝突時，幾乎沒有制度能夠成功。這就是當今世界政治動蕩的根源。面對如此嚴峻的現實，一直在求變的政治學到底向何處去？我們走到今天，世界秩序已經到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歷史的交叉點。過去300年由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正在衰落，衰落到何種程度不知道，但衰落的癥候是明顯的。另外一個文明正在興起，那就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正在走向偉大復興。習近平說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與特朗普的「讓美國再偉大」，二者撞在一起時，世界政治向何處去？世界文明走到今天，社會科學和中國思想界應該向何處去？我們一直在求變，變的結果是什麼？歷史表明，變的結果是不確定的，不符合文明基因的變革，很多時候是越來越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一直在求治，但思想界重在求變，造成學術研究滯後於政治發展，這顯然偏離了政治學治國理政的本質規定性。我們要問的是，到底孰對孰錯。難道取得巨大成就的實踐錯了嗎？難道與實踐脫節的思想對了嗎？走到今天，政治學不得不發出這樣的追問。

發展「求治」的政治學，必須得有豐厚的滋養，得有歷史文明基因和持久成功的偉大成就。我們的成功不是說沒有問題，任何成功的故事背後都有巨大的代價，無一例外，英國和美國概莫能外。放眼世界，二戰以後的150個新興國家，大部分都經歷過自由民主和黨爭民主。在人口過億的9個發展中國家中，亞洲的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尼、菲律賓，南美的巴西、墨西哥，非洲的奈及利亞，這8個國家都奉行自由民主和黨爭民主，只有中國是民主集中制。結果如何呢？這些國家與中國在治理上的差距有目共睹。治理才是最硬的標準，讓人民安居樂業的良治才是最大的政治和最高的「善業」。

理論來自於實踐，實踐是理論的源泉。更加重要的是，一個理論的成長或者說思想的深度，一定得有文明基因的支撐。大部分國家都是民族國家，它們來得很晚，但中國不單單是民族國家，更是一個文明體。這個文明體已經連續存在了四千年甚至五千年。這個文明體有興衰，但從來沒有中斷過，而其他有連續性文明的政治體在哪裡？中國不單單是文明體，也是現代國家，這是和所有文明體不一樣的地方。五千年形成的重大文明體有一個獨特現象，即它的民族是不斷融合的，疆域是不斷擴展的，語言文字是不斷傳承的。思想界說「變」可以理解，但一定要清楚為何而變，向何處變？相反，「求治」不是說不變，治中變的方向是可預期的。在這個意義上，「求治」的政治學不但是因為中國自己持久的成就，更多的是回到中國古典傳統，從自己的文明基因中汲取營養和資源。

講到「求治」即治理的政治學，首先必須澄清的是，西方的治理理論其實是其民主化理論或者說新自由主義理論的一個部分，強調的是社會權利和個人權利。但結局如何呢？發展中國家本來就組織不起來，即弱公共權力，再強化社會，結果不是更糟糕嗎？所以20多年來，非西方國家的治理、尤其是非洲國家，並沒有因為世界銀行的治理理論而走向良治，相反卻多是敗政。

以中國經驗為基本，治理只能是國家主導下的多元化治理，其中最主要的還是如何處理國家權力的基本關係，比如政治權力、經濟權力、文化權力和軍事權力的基本邏輯，這其實就是國家治理體系層面的問題。國家治理體系運轉得如何，主要看國家治理能力，其中包括處理國家—社會關係的體制吸納力，即社會是否擁戴體制和制度；制度整合力，即把若干權力關係組織起來、整合起來的能力，否則就是「否決型政體」；政策執行能力，即行政體制推行政策的能力以及國家—社會合作推行既定政策的能力。也就是說，「求治」的政治學是以國家治理能力為核心的國家治理理論。

在經歷了百年巨變之後，中國政治學在研究範式乃至發展方向上，需要反思過去30餘年習以為常的概念和理論及方法與範式，需要在總結實踐成就的基礎上汲取中華文明基因的滋養，從而形成真正能解釋中國問題乃至發展中國家問題的政治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