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中國可進一步完善民族政策

　　怎樣看待少數民族政策

　　潘志平(新疆大學「天山學者」特聘教授)：這是個敏感但很有意義的話題。我們的民族政策立足於民族平等，為此，一直對少數民族實行優惠照顧政策。儘管現在存有許多爭議，但我還是認為，當初，至少在解放後相當長時間裡，這種制度安排是必要的，並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如果沒有這個制度安排，當年一些文化極其落後的少數民族就無法得到起碼的發展。這一政策迄今已實行60多年，時代不同了，雖然很多人包括一些學者仍然希望繼續堅持這樣的政策，並認為這一政策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但我覺得還有進一步完善的餘地。

　　馬戎(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解放後，我國各方面都參照蘇聯的做法，在民族問題上也一樣，採取了把族群問題政治化和制度化的一整套措施。首先，20世紀50年代初政府組織了大規模的「民族識別」工作，先後正式認定了55個少數民族，甚至還給10個民族創造了文字，其實是在強化它們與主體民族的不同。其次，對所有少數族群都採取「區域自治」制度。第三，在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對少數族群實行以族群為對象的優惠政策。對於在當時情況下確實需要保障其政治權利的一些族群與地區(如西藏的藏族)，這些措施具有積極作用，有利於祖國和平統一。但與此同時，也把一些原本已經沒有多少政治色彩的族群也「政治化」了。

　　吳楚克(中央民族大學教授)：由於移植蘇聯做法並不完全適應中國國情，我國一部分民族政策逐步偏離政府初衷。首先是把確認民族身份和享受民族優惠「綁定」的做法。其次，把民族問題與政治問題劃等號，自我束縛。第三，人為地把一個民族的文化特徵當作唯一的「民族性」，民族文化的「經濟化」甚至「商業化」演繹成民族符號而強化了與漢族的「區別」，這是對民族平等的真正傷害。當每一個少數民族都在想方設法固定、創造自己的「族源特徵和文化傳承」時，將必然導致「趨異」而不是趨同。

　　「民族自決」理論應當修正

　　潘志平：少數民族優惠照顧政策的根本點應是，對處於相對「劣勢」的少數民族成員的一種扶助，特別是在教育和機會上處於相對劣勢的農牧民及其子女，而在自治區首府烏魯木齊，少數民族幹部子弟事實上並不處於「劣勢」。在特定地區，比如新疆特別邊遠艱苦的和田，97%是當地少數民族，3%是漢族，優惠照顧了97人，那3個人是不是感到「逆向歧視」呢？我們是否能夠在優惠照顧上不再搞民族成員的一刀切，而面向整個貧困落後地區的所有居民，將它與「民族身份」適當脫鉤？如此，既可更加公正，也可淡化狹隘的民族意識。

　　馬戎：新疆「7·5」事件後，國內理論界有人主張廢棄「中華民族」，把民族定義為56個民族。我的觀點恰好相反，必須堅持「中華民族」，而56個民族改稱「族群」，使它與民族獨立和民族自決分開。中國在21世紀可能面臨的最大風險就是國家分裂。按照民族自決權理論，任何一個民族都有獨立的權利。而在我們的身旁，蘇聯這艘巨輪已經解體，民族自決理論就是導致其解體的腐蝕劑。這一腐蝕劑注入併流淌在甲板的各個結合部，在人們不知不覺間降低了船體的整體穩固性，使大船無法經受起巨大的風浪和暗礁的撞擊。在21世紀，解體的蘇聯應當一直是中國的「前船之鑒」。

　　吳楚克：馬戎老師的比喻非常準確和形象。必須堅持中華民族，56個民族中有的適合「族群」概念，有的不適合，但關鍵問題不在於用哪個概念，而在於結束「人為的」民族自決的歷史。西方的「民族自決」同樣適用於「公民自決」，「全民公決」導致國家分裂的例子在蘇聯解體以後也不少見。所以，抗拒國家分裂風險的根本途徑在於統一的主體民族，古往今來，中國出現分裂都是在主體民族出現裂變的時代，這個時代卻總是短暫的，主體民族要求統一的歷史趨勢是中華民族的主流。

　　平等也許是最好的民族政策

　　潘志平：我們的政策目標應該是讓公民逐漸與其民族身份脫鉤。優惠照顧總是一定時間和一定階段的政策，不能永遠萬歲。也就是通過一定時期的特殊政策，扶助處於相對劣勢的少數民族，達到各民族、各地區人民的共同發展。其趨勢應是縮小優惠照顧的尺度而不是擴大尺度，如高考分數線現在是優惠一百分，然後是七八十分，五六十分，逐漸縮小到少數民族自強自立而不再需要優惠照顧，那才是真正的成功。國外也有對處於劣勢群體的照顧。美國自1961年實行的「扶持行動」，就是這樣的制度安排。它針對處於劣勢的種族族裔，如非洲裔、拉丁美洲裔等。與我們不同的是，不是對這些族裔身份登記自動安排，而是必須自己申報，申報者必須承認是處於「劣勢」，這是美國政治家們的智慧。在美國那樣的競爭社會，凡有點能力的是不會甘心自認處於「劣勢」而被另眼相看。

　　馬戎：2009年美國人口中黑人佔12%，哈佛大學中黑人學生比例是10.8%，此類頂尖大學是美國培養國家精英和領袖的場所，這些黑人精英得以進入國家精英集團的社會網路，當他們在社會各界嶄露頭角後，會普遍增加美國黑人對於國家的認同。美國基本上沒有按種族分的學校，而我們全國有14所民族院校。比如我們新疆大學各院系都分為民語和漢語兩個部分，民漢學生分開，各上各的課，這樣會一定程度加強學生的民族意識和相互的隔膜。由於少數民族學生在語言和專業水平上的限制，當他們在激烈的就業市場處於劣勢時，很容易把這些歸結為民族問題。我們應該把少數民族中的人才主要輸送到北大、清華這樣的一流學校來培養，使他們在這些校園裡進入中國的國家精英網路，增加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假如中國未來能出現一位出自蒙古族、維族、藏族等少數民族的國家最高領導人，那無疑將增強各少數民族對中華民族大家庭的認同。

　　吳楚克：一位美國留學生說，按照中央民族大學的模式，美國的所有大學都是民族大學。我國沿海和東部地區社會綜合發展迅速，必然引起西北、西南民族落後地區發展的要求，而這些地區屬於邊疆，這裡的民族大部分是跨界民族，緊鄰這些邊疆跨界民族居住地區的國家又是當今世界動蕩緊張的熱點。所以，我們民族政策的目標就是把西北和西南當作沿海和東部來對待。只有真正認識科學發展觀的真諦，才能從根本上反思中國的民族政策和理論。▲(本文由馬晴燕採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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