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的詠史詩

杜牧的詠史詩 　一、杜牧概述　　杜牧（803—853）字牧之，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孫。唐文宗大和二年（828）進士，授宏文館校書郎。多年在外地任幕僚，後歷任監察御史，史館修撰，膳部、比部、司勛員外郎，黃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職，最終官至中書舍人。杜牧「今存七絕一百九十一首，內容比較廣泛，懷古詠詩、送別傷感、宮怨邊詞、行旅感懷、寫景詠物、無所不有。他的七絕格調響亮，豪邁艷麗，頗有氣概。」②他是晚唐成就最高的詩人之一，和李商隱被後人稱為「小李杜」。　　二、杜牧詠史詩的生成原因　　1、社會原因　　從唐敬宗和唐文宗時期開始，唐帝國出現明顯的衰敗傾覆之勢。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說：「於斯之時，閽寺專權，脅君於內，弗能遠也；藩鎮阻兵，陵慢於外，弗能制也；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弗能詰也；軍旅歲興，賦斂日急，骨肉縱橫於原野，杼軸空竭於里閭。」（《唐紀》六十）指出宦官專權，藩鎮割據，驕兵難制，戰亂屢起，賦稅沉重，民間空竭。這一切，加上統治集團的腐敗，使唐王朝陷入了無法挽救的危機之中。由於朝廷控制的州縣減少，官位緊缺，朝中重要職位又為朋黨及有權勢者所據，一般士人在仕途上進身機會很少；由於科場風氣敗壞，許多出身寒微，拙於鑽營的有才之士，在考場上長期受困，甚至終生不第。少數士人即使幸而中舉入仕，也很難像中唐的韓愈、白居易等人那樣，憑他們的文才進入政治機構上層。面對王朝末世的景象和自身暗淡的前途，士人心理狀態發生很大變化。一些人儘管仍然眷念朝廷，關心時政，懷抱希望，但也往往以失望告終。國事無望，抱負落空，身世沉淪，使晚唐詩人情懷壓抑，悲涼空漠之感常常觸緒即來。這種種抑鬱悲涼，在晚唐詩歌的多種題材作品中都有體現，而體現得既早又突出的就是懷古詠史之作，因此晚唐懷古詠史詩的數量大增，但是，這些詩的情調也與往時已經不同。初盛唐在懷古中常帶有前瞻的意味，中唐懷古詠史常寄託對國家中興的希望，晚唐詩人則是用一切皆無法長駐的眼光，看待世事的盛衰推移，普遍表現出傷悼的情調。這種悼古傷今，從劉禹錫在長慶末期和寶曆年間寫的《西塞山懷古》、《金陵五題》、《台城懷古》等篇開始，形成一股勢頭，隨後，有許渾、溫庭筠等人的大量創作，而杜牧和李商隱在晚唐時期則把懷古詠史詩推向了最顛峰。　　2、個人原因　　杜牧生於唐德宗貞元19年，出身官宦世家、書香門第，很有文化傳統。他的遠祖杜預是西晉著名的政治家和學者。曾祖杜希望為玄宗時邊塞名將，愛好文學。祖父杜佑，是中唐著名的政治家、史學家，先後任德宗、順宗、憲宗三朝宰相，一生好學，博古通今，著有《通典》二百卷，與鄭樵的《通志》，馬端臨的《文獻通考》並稱為「三通」，乃中國治史研究的經典。父親杜從郁官至駕部員外郎，早逝。杜牧對自己的家世很自豪，他說：「舊第開朱門，長安城中央。第中無一物，萬卷書滿堂。家集二百編，上下馳皇王」（《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詩》）。杜牧才氣縱橫，抱負遠大，思想深受其家學涵溶，繼承祖父杜佑以《通典》為代表的經世致用之學，「少小孜孜」於「治亂興亡之跡，財賦兵甲之事，地形之險易遠近，古人之長短得失」（《上李中丞書》）③，「很想建功立業，有一番作為。在詩歌創作上，他自稱『苦心為詩，本求高絕。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不今不古，處於中間』（《獻詩啟》）」④。結合他的詩歌創作來看，他不滿當時詩壇的綺靡傾向，追求的是一種情致高遠、筆力勁拔的詩風。　　中國的知識分子歷來就有「達則兼濟天下」的雄心壯志，可眼前，唐王朝似欲中興實則無望，藩鎮割據，宦官擅權，黨爭嚴重，社會動蕩不安。杜牧面對內憂外患，憂心如焚，渴望力挽狂瀾，濟世安民。但官場險惡、仕途坎坷，使他壯志難酬。長時期的幕僚生活、不穩定的朝野升遷，使他感慨良多，但作為一個無權無勢的文人，他只能把滿腔的憤懣通過飽蘸情感的詩篇迸發出來。他熟諳歷史，知道歷史是一面鏡子，能夠讓後人看清自己和現實，於是杜牧開始大量地創作借古諷今詩，他的詠史詩便在晚唐的夕光中熠熠閃光了。　　三、杜牧詠史詩的分類　　品評歷史，求異翻新，借古諷今，是杜牧懷古詠史詩的突出特點。此類詩大體分為以下四類：一是論史之作，如《赤壁》、《題烏江亭》、《江南春絕句》等；二是借古諷今之作，如《過華清宮絕句》、《題武關》、《泊秦淮》等；三是借題發揮之作，如《九日齊山登高》、《登樂游原》、《過勤政樓》等；四是含有盛衰興亡不可抗拒的哲理意味之作，如《題宣州開元寺水閣閣下宛溪夾溪居人》等。　　（一）論史之作。杜牧很注意研究國家治亂的經驗教訓和經濟、軍事問題，善於運用史料去重新評價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把歷史、現實和個人思想融合在一起，不受傳統觀念的影響，闡發自己對歷史的獨特見解，多有求異翻新之作。如《赤壁》：「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杜牧公元842年至844年任黃州刺史，一次外出遊玩，借用相同地名弔古抒情，寫下此詩。詩人一改傳統的「周郎妙計安天下」的格調，闡述自己對這段歷史的認識，發前人之未發。「前二句只是寫詩人在江邊沙灘上散步遊覽的情景，而那些埋在沙灘還未腐爛的『斷戟』，竟使詩人不勝感慨，聯想到了歷史上的赤壁大戰，周瑜憑藉東風戰勝曹操的僥倖成功，感嘆際遇對人生命運的重要。詩人從眼前之景聯繫到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來進行抒情立論，音節響亮，很有氣概。」⑤又如《題烏江亭》：「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別人總認為項羽烏江自刎是壯舉，而杜牧則不以為然，認為『包羞忍恥』也是大丈夫。如果項羽不自殺，到了江東重新整頓人馬，也許還能重新打敗劉邦。」⑥他把深沉的歷史感慨融化在對具體的歷史事件的評論之中，詩歌形象圓滿，借古喻今，使人從歷史的事實中吸取教訓，有一種豪邁的氣息。　　晚唐，統治者重視佛教，全國各地大興土木，修建眾多廟宇，勞民傷財，杜牧對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江南春絕句》） 詩人由「南朝」二字提領那一段歷史，引發人透過歷史的「煙雨」，聯想到南朝統治者推崇佛教、大興佛寺，勞財傷命，但佛寺並不能挽救病入膏肓的南朝政權，相反，昏聵荒唐的迷信活動卻加速了其崩潰的步伐。而今，留下來的南朝佛寺成為衰敗歷史的見證，使人聯想到唐王朝崇信佛教導致衰敗的現實，諷諭之辭勸諫之意，自然而出。　　（二）借古諷今之作。詩人針對晚唐朝廷的黑暗政治和腐朽沒落的社會現實，借歷史上盛衰興亡的經驗教訓加以諷喻。歷史人物吳王夫差、秦始皇、隋煬帝、陳後主，特別是本朝的唐玄宗，都是詩人筆下批判的對象。　　「長安回望綉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過華清宮絕句》），這首詠史詩是杜牧路經華清宮抵達長安時，有感於唐玄宗、楊貴妃荒淫誤國而作的。華清宮曾是唐玄宗與楊貴妃的遊樂之所，據《新唐書?楊貴妃傳》記載 ：「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 」，因此，許多差官累死、驛馬倒斃於四川至長安的路上 。《過華清宮絕句》截取了這一歷史事實，抨擊了封建統治者的驕奢淫逸和昏庸無道，以史諷今，警戒世君。　　開成四年（839），杜牧由宣州赴長安，途經武關時，弔古傷今，感嘆時事，寫下了這首《題武關》：「碧溪留我武關東，一笑懷王跡自窮；鄭袖嬌嬈酣似醉，屈原憔悴去如蓬。 山檣谷塹依然在，弱吐強吞盡已空。今日聖神家四海，戍旗長卷夕陽中。」面對唐王朝漸趨沒落的國運，詩人站在武關前，思緒萬千。於是對歷史的反思，對現實的憂思，一齊湧上心頭，形於筆底。他希望唐王朝統治者吸取楚懷王的歷史教訓，任人唯賢，勵精圖治，振興國運。同時也向那些擁兵割據的藩鎮提出了警戒，不要憑恃山川地形的險峻，破壞國家統一的局面；否則，不管弱吐強吞，其結局必將皆成空。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 隔江猶唱後庭花。」（《泊秦淮》） 夜泊秦淮，詩人聽到隔江傳來亡國之音《玉樹後庭花 》。表面上，詩人似乎是在斥責「商女」無知，但是詩人的矛頭所向，卻是那些身負天下安危，但醉生夢死的權勢顯達。在距陳朝覆滅已有兩個半世紀之遙的晚唐衰世 ，竟又有人不以國事為懷 ，用亡國之音，麻醉自己，令人陡生歷史悲劇又將重演的預感 。詩人上溯歷史 ，下照現實 ，揭示了當今的達官貴人像陳後主一樣，如此下去，也將亡國；如不改弦更張，將要自蹈覆轍，不堪設想。　　（三）借題發揮之作。詩人把自己的政治際遇融入詩篇，表現自己的政治感慨與識見。這類詩雖主要意思不在懷古，但由於是由古代歷史或遺迹觸發的感慨，一般仍帶有傷悼往事的情緒。如《九日齊山登高》，杜牧與朋友張祜於武宗會昌五年（845）的重陽節一起登上池州城東南的齊山。詩人登上這翠微之山，流露出對眼前美景的愉悅感受，於是斟酒與客人酩酊大醉，想以此來掩蓋和消釋長期積壓在內心的鬱悶。但事實上並非這麼簡單，詩人的懷才不遇、抑鬱之情是那樣的深，那樣的難以驅遣。最後，詩人只好發出感慨，既然並非今世才有此恨，又何必像齊景公那樣獨自傷感流淚呢？又如《赤壁》：「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詩人借慨嘆周瑜因有東風之便僥倖取得成功，抒發自己懷才不遇的心情。又如「長空澹澹孤鳥沒，萬古銷沉向此中。看取漢家何事業，五陵無樹起秋風。」（《登樂游原》）「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已無。唯有紫苔偏稱意，年年因雨上金鋪。」（《過勤政樓》）這兩首詩，「前一首感嘆盛大煊赫的西漢王朝，只剩下荒陵殘冢。後一首寫唐玄宗時代作為盛世標誌的勤政樓，被遺亡冷落，獨任苔蘚滋蔓。兩首詩雖然一慨嘆漢代，一詠本朝，但抒發的都是對於現實衰頹已經無可挽回的感觸。」⑦　　（四）含有盛衰興亡不可抗拒的哲理意味之作。如《題宣州開元寺水閣閣下宛溪夾溪居人》：「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澹雲閑今古同。鳥去鳥來山色里，人歌人哭水聲中。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台一笛風。惆悵無因見范蠡，參差煙樹五湖東。」傷悼六朝繁華消逝，同時又以「今古同」三字把今天也帶入歷史長河。「人歌人哭」，一代代人都消沒在永恆的時間裡，連范蠡的清塵也寂寞難尋了。留下的只有天淡雲閑，草色連空。這正是對於唐衰推移，一切都無法長存的認同和感慨。　　四、藝術技巧　　從藝術技巧來說，杜牧擺脫了漢魏六朝以來用五古進行長篇鋪敘的傳統，發揚杜甫用七律吟詠史事的新風，還寫了很多藝術概括性很高的詠史七絕，為後世的詠史詩在體裁和藝術技巧上開闢了新的道路。　　自班固的《詠史》以來，詠史詩的名家名作很多，如陶淵明，左思等，那時七言體裁尚未成熟，詠史詩主要以五言古詩為主，如陶淵明的《詠荊軻》、左思的《詠史》系列。藝術手法也比較單一，主要是鋪陳史實，雜以議論。杜甫開始用七律吟詠歷史，如《蜀相》《詠懷古迹》等，劉禹錫的《金陵五題》開始用七絕詠史，杜牧之詩有「二十八字史論」之稱，七言律絕詠史詩在質和量上都大大提升，臻於大成。七言律絕由於其體裁比較簡短，對仗要求工整的特性，不便於完整周詳地敘述歷史事實，然後再滔滔不絕地發表長篇大論。如何在方寸之間傳神寫照，俯仰今古；如何把史的思想性和詩的藝術性有機結合起來，這給每個詠史詩作家提出了一個難題，這也正是杜牧詠史詩的藝術成就所在。　　第一，杜牧繼承杜甫的遺風，把憑弔古迹和追懷史事熔鑄一體，擴大了詩的時空浩瀚感。杜甫在《詠懷古迹》中已開這種筆法的先河，如「翠華想像空山裡,玉殿虛無野寺中」、「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台豈夢思」等。杜甫的筆法沉實質樸，杜牧的則更趨空靈自如，如「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是想像的歷史虛景，幾百年間，王朝更替，降旗變幻，繁華落盡，宛如夢境，只有眼前一片漫漫煙雨，茫茫長空，時空感特彆強。　　第二，杜牧的詠史詩展現的是一幅幅歷史與現實相輝映的畫卷，《江南春絕句》中，杜牧先是寫春到江南 ，鶯啼婉轉 ，燕語悠揚，紅花綠葉，交相輝映，河水蕩蕩，山色佳麗，水村山郭，酒旗飄揚。這盎然生機的天然美景，令人心曠神怡，美不勝收。在這尺幅「千里」的畫卷中 ，不僅有春鶯 、春花、春草、春水、春山、春風等春天的景物 ，而且聲、色、動、靜兼備，聽覺、視覺的景色並置 。「水村」、「山郭」、「酒旗」、「風」等四對名詞聯綴使用，表現出人與自然的融為一體，人在景中，景因人而生機勃勃。「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 」，既是面上取點式的繪景 ，又是諷諭朝政的議論。在細雨蒙蒙 、煙霏雲斂的江南 ，兀立著一座座雄偉壯麗的佛寺，廟中的古鐘發出陣陣轟響，更給這江南春色增添了神奇的色彩 。《江南春絕句》短短四句，繪景明晰，聊聊幾字就簡練明確地展示了一幅壯闊無比的春光圖。詩的末兩句寫景如畫，景中寓情。　　第三，他擅長在宏大複雜的歷史故事中截取一幅或者一小段畫面進行描寫。這有時候是出於史書記載的實景，如《題武關》中的「鄭袖嬌嬈酣似醉，屈原憔悴去如蓬」詩人既謹守歷史真實，又大膽創造藝術真實，將歷史真實和藝術真實結合起來，細加點染，形成非常生動，富於戲劇性的場面，再加上詩人適度的評論和抒情，所有的歷史意蘊都在這個畫面中集中舒展呈現，藏須彌於芥子，籠古今於方寸，由此來表達深沉的感慨，或者深刻的諷刺。　　第四，杜牧的詠史詩有時很少直接發議論，而是有案無斷，含而不露，避免了枯燥的說教，巧妙地讓讀者在歷史畫面中自行思索感受，從而造成了意在象外，含蓄沉厚的藝術效果。《江南春絕句》中「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詩人雖一筆帶過「南朝」和佛寺，卻並無劍拔弩張的譴責之語，詩中只是在憑弔南朝覆滅時對「煙雨」中寺廟的來歷稍加點撥，就使人能縱向想見這些佛寺建造的歷史，諷喻警醒之意不言自明。　　打開杜牧的詩作，歷史如一幅幅畫卷在我們的眼前慢慢展開，風雲變幻，人世滄桑。合上杜牧的詩集，我們又彷彿能看到了詩人身著青衫，正孤獨地站在前朝的廢墟上仰天長嘆，黯然搵淚。秋風獵獵，吹動他的衣襟，吹散他的鬢髮，而遠處的長安城上，正籠罩著一團團厚實沉重的烏雲，隨時都會帶來一場摧毀一切的風雨，確實，杜牧死後不久，唐朝也徹底滅亡了。杜牧的詠史詩，既是對歷史的憑弔，又是對現實的批判，更是對自身的傷懷，傷感凄楚、蒼涼低昂，近乎一曲時代的輓歌。　　注釋：　　①《文史知識》中華書局 1996.6 P33　　②《唐人七絕選》孫琴安 陝西人民出版社 1995.1 P214　　③《文史知識》中華書局 1996.6 P33　　④《中國文學史》第二卷 袁行霈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8 P406-407　　⑤《唐人七絕選》孫琴安 陝西人民出版社 1995.1 P229　　⑥《唐人七絕選》孫琴安 陝西人民出版社 1995.1 P230　　⑦《中國文學史》第二卷 袁行霈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8 P408　　參考文獻：　　①《中國古代文學史》郭預衡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版　　②《中國古代文學史》羅宗強、陳洪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0年版　　③《唐詩鑒賞辭典》蕭滌非、程千帆等 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3年版　　④《唐詩精品》霍松林、霍有明 時代文藝出版社 2003.9　　⑤《文史知識》中華書局 19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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