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 柯貴福：回歸書院傳統與重建知行關係

百年風雲，中國經歷了漫長的現代轉型。向西方學習，從改造器物、改造制度，再到改造人心。學習西方，最為徹底的是在教育領域，尤其是大學教育。今天，中國大學移植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卻面臨「畫虎不成反類其犬」的困境。沒有學到西方「自由教育」的精髓，卻將官僚化和市場化的糟糕做法學了過來。今天，當我們擺脫了救亡的壓力，將目光投向「民族復興」這一歷史使命時，我們是否可以更為自信平和地面對自身傳統，從傳統中找尋資源、找尋靈感？「書院傳統」這一民間教育的歷史資源也許值得深入挖掘。中國歷史上的書院，出現於唐朝，興盛於宋代，時值「唐宋之變」：在政治上，新興的科舉取士取代了世家大族主導舉薦選官，為平民參與政治打開了新的窗口；在經濟上，商品經濟和城市生活高度發展，社會各階層的財富力量不可小覷；在文化上，知識由貴族壟斷向平民普及，通俗文化興旺發達。這是一個貴族秩序不斷瓦解、平民社會逐漸興起的大轉型時代。在貴族主導的政治秩序中，儒家經典和文化的傳承主要依託兩種途徑：其一，是官學。由國家舉辦，以之積聚人才並掌控官方意識形態。自漢以來，儒學與官方的合作就成為一種常態。其二，是家學。世家大族以之傳承學術，維繫文化精英地位。自漢以來，世家大族就以家學淵源自傲。初唐時代，仍有崔氏大族不屑與帝王之家聯姻的故事，可見世家大族的文化優越感。官學和家學主導的教育模式，精英化傾向明顯，大體只向國家官員和貴族子弟開放。伴隨著異族入侵、佛教傳入和經濟發展，貴族衰微而平民崛起，社會經歷著複雜的轉型，古代中國面臨著「東西之辯」：如何包容異族文明、如何消化佛學挑戰、如何回應平民訴求，這是當時不得不回答的時代之問。顯然，官學和家學並不具備回答這些問題的能力：官學旨在守成，謹遵祖宗之法，維繫正統文化、正統觀念，缺乏改革動力；家學往往囿於一姓一地的私利而缺乏整體的宏觀視野，難以思考時代難題。這意味著，官方的儒學和私人的儒學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儒學原生期所具有的「為萬世開太平，為往聖繼絕學」的理想主義品格，也喪失了儒家躬行踐履的實踐主義能力，反被現實利益所蒙蔽。真正的讀書人，不得不向民間汲取力量，向古典時代求取靈感。書院，這一來自民間的新興教育形式便應運而生。經歷了唐末五代的「禮崩樂壞」之後，宋代儒學以「迴向三代」為旗幟，力圖重拾道統、再建秩序。由此，儒家知識分子提出兩個方案，一為「得君行道」，一為「覺民行道」。「得君行道」主張，道學與政事密不可分，士人應「以道學輔人主」，實現儒士與皇帝共治天下。「得君行道」的代表，有倡導「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相范仲淹，有提出「民胞物與」的大儒張載。宋初，要實現「得君行道」，需要儒士大量進入官僚體系，拔除武士集團篡權割據的流毒。由此，朝廷支持的官學與書院充分合作，出現「官私聯營」的辦學模式。在范仲淹的支持下，胡瑗在蘇州、湖州兩地辦學，力圖改變五代以來崇尚辭賦的學風，重啟重經義、尚時務的風氣。他探索出一套「蘇湖教法」，即實行「分齋教學」，設經義齋和治事齋，分別教授經典典籍和實務科目，學生則根據自身的特長、興趣分別學習。至北宋中後期，隨著官方的三次興學，官學逐步坐大，擠佔了書院的發展空間。到了南宋初年，朱熹等人一度致力於改造官學，卻發現官學導致士人只知追逐科舉，謀求入仕為官，既沒有治理天下的雄心，也沒有解決實務的能力。因此，朱熹等人另謀它途，力圖重建書院，發展獨立的學術品格，希望以講學「傳斯道而濟斯民」，對抗儒家思想官僚化的傾向，走一條「覺民行道」之路。書院再度勃興並開出新意：依託自由講學，窮究世事之真理，宇宙之道義，繼而以道御政、以道治國、以道覺民。民間書院的勃興也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後果：儘管朱熹等具有改革精神的士人沒有「得君行道」，也無法取代現實主義取向的官僚集團，但他們倡導的書院卻為大量的地方精英提供了助力，推動民間社會力量的興起。到了明代，書院得到進一步發展。由於明朝君權與士人集團之間矛盾重重，士人不具備「得君行道」的條件，只好向民間發展，致力於培育社會、組織鄉里。由王陽明開創的心學，拓寬了程朱理學的社會基礎，降低了修學問道的道德門檻，開闢了面向社會各階層「覺民行道」之新途。他們依託書院，以民間講學來啟迪民眾，充分發掘人民的自主性，倡導人人皆可為舜堯，力圖在社會基層打造覺民行道的實踐空間。時至清末，西方文明大舉入侵，中央集權式微，中華文明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面臨「亡天下」的空前危機，甚於周秦之變，亦甚於唐宋之變。面對民族國家體制強大的汲取能力與現代官僚體系驚人的動員能力，中國舊有的政治秩序顯得脆弱無力、風雨飄搖。1905年，實行了千餘年的科舉制度被廢除，模仿西洋的新式學堂大規模建立起來，書院制度受到重大打擊。有識之士，如章太炎等，便對教育領域的全面西化有過激烈批評。面對西方文明的挑戰，儒家士人傳統並非毫無招架之力。書院雖然失去官方的支持和保護，卻依然在民間找到了自己的傳承者，例如唐文治創建無錫國學專修館(1920—1950)，章太炎創辦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1935—1936)，馬一浮創辦復性書院(1939—1947)，錢穆創辦新亞書院(1949—1964)，等等。從晚清到民國，具有文化使命感的學人力圖重新激發書院精神，將開民智、修民德、興民力三者並舉。以梁漱溟為代表的學人，親自參與社會實踐，力圖從重建鄉村秩序入手，收拾人心，革新倫理，激活民意，鞏固社會。然而，時不予勢，國際與國內聯動的革命大氣候已經不允許這種「小火慢燉」的良藥得以施行，書院傳統逐漸受到忽視。總結中國書院傳統，可以發現以下特點。首先，其精神實質是知行合一。書院中的文化精英，不會僅僅停留於問學，更傾向於對天下興亡進行深入思考。既有對政治現實的批判，又是實現理想的建構性力量，從而不斷推動社會改革更新。其次，其運行方式在於知行相長。書院與社會、國家之間存在著連續不斷的互動，書院即是溝通社會與國家的中介性力量。推動文化與社會政治變革的朱熹、王陽明、顧憲成等人，一方面是書院中人，一方面也對現實政治有著深刻領會。如果說形成並傳播於書院的很多理念是「坐而言」，那麼朝野中受到書院影響並積極行動的官員群體就是「起而行」。這兩個群體互相推動，但又各自獨立。最後，其實踐載體系於社會民間。書院實為鄉里空間(溝口熊三語)的建構提供了思想資源和組織資源。真正的知識創新、可靠的倫理維繫往往來自民間，但需要嚴謹的治學態度加以去蕪取菁。明代心學興盛，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民間思想、下層力量自我意識的覺醒。如果這種趨勢可以與現代國家的建構相輔相成，不失為政治發展的一種可能性。今天，經過百年努力，中國已經建立了獨立而強大的現代國家體系，擺脫了救亡的危局。然而，階層對立、貧富分化、共識失落、倫理潰敗卻是不得不面對的嚴重問題。造成這種局面的因素，既包括國家主導性力量過強帶來的社會發展滯後，也包括資本主義全球化帶來的現代性危機。在西方社會，二戰結束以來，就有很多思想家如阿倫特、沃格林、哈貝馬斯等等，開始反思知識與行動之間的二元對立造成的現代性惡果。他們不斷地向古代希臘羅馬傳統、基督教傳統和啟蒙傳統尋求靈感，力圖重建公共空間，打通知識和行動。在中國，由於外源性社會改造理念的引入，知行之間的斷裂更加明顯。外來的「先進知識」與本土的「生活實踐」之間難以溝通，甚至激烈衝突，導致普遍的精神分裂，體現在中國大學教育中，就是西學與中土之間嚴重斷裂，在人文社科領域尤為明顯。這種斷裂不僅會產生思想混亂，還會導致集體認知的乖謬和公共決策的失誤。由此而言，中國當前的問題可謂是特殊性與普遍性的結合，難以單一模式應對解決，而需要調動各種思想資源，實現文化整合。不僅要吸收西方現代文明傳統，還要激活馬克思主義。現在很多學人開始重拾古代傳統，力圖恢復經典儒家思想，這更是一種值得肯定的思想傾向。然而，「學院派」的儒學研究曲高和寡，難以在社會層面引起共鳴；坊間的儒學通俗讀本又常常淪為「成功學」、「心靈雞湯」式的表面文章，與儒學的精神內核大相徑庭。在這種情況下，重申儒學的真精神，強調通過類似書院的組織平台重建文化精英的社會網路，或許是激活傳統力量的一個好辦法。在社會已有一定發展的條件下，回歸書院傳統、重建知行關係，有著特殊重要的意義。目前的大學體系，為官僚化和市場化原則所轄制，如同喪失活力的「官學」，難以改革，步履維艱。如能將視野打開，面向社會、面向民間、面向大地，探索新的教育模式，則善莫大焉。這要求各方有識之士具備戰略眼光，能夠洞察國家、社會乃至世界格局中存在的問題和機遇，並將之與傳統智慧相結合。大勢如斯，社會在生長，希望在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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