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劍客馬建剛

神秘劍客馬建剛

我曾夢見我為祖國而死。馬上就出現一個為我揭棺材蓋的人，伸手索要小費。

——卡爾.克勞斯

一

十年前，我在上大學的時候，導師告訴我，讀中國小說是一種墮落。這話表面上非常偏執，其實是想表達對中國當代文學的不滿。因此，這十年來，我一直用冷眼旁觀中國文壇變遷，幾乎沒有讀多少中國當代文學作品。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結識了閻連科、劉慶邦、北村、尤鳳偉趙光鳴等人，我對他們每一個人都留下了難忘的印象。愛屋及烏，自然免不了讀他們的作品，結果一下子扭轉了我對中國文學的看法。我突然感覺到，一部優秀短篇小說的意義，不亞於一篇精彩的學術論文。我甚至覺得，一個優秀的作家是一個多面手，他懂冷暖、懂苦難、懂社會，懂道理，因而在與他們相處時非常輕鬆。如果說某個人時為大作家，而且時一個書獃子，那是不可思議的。作家是研究人性、社會、歷史和文化的，他懂得愛與被判、希望與失望、虛偽與真誠。書獃子有可能成為學者，他們整天沉溺於尼采、海德格爾、哈貝馬斯中，認為自己真理在握，狂妄自大，一切人都得為他服務。問題是，那什麼保證你所想的是正確的呢？

二

二OOO年的正月初一，我放棄了會老家與老父親過年的機會，只身前往青島，拜訪這位剛從海外歸來為老父親奔喪的遊子。馬建剛先生衣著樸素，談吐隨和，雖然略有偏執，但激情中包含著活力與個性。他不是一個裝孫子的人，也不因為自己曾經去過許多國家就沾沾自喜或故弄玄虛，他傳遞出來的信息都是鮮活而真誠的。刻骨銘心的經歷、天賦的藝術氣質。叛逆的性格和漫長的奔波，造就了他。他的小說熔西方古典主義、批判現實主義、現實為一爐。對中國的文化、歷史以及人的命運，都有系統的結構，並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你既可以說他像契訶夫，也可以說他像普魯斯特，更可以說他像高行健，但他又誰也不是。他自稱他的創作是「超驗現實主義」。

所謂「超驗現實主義」,首先是拒絕任何編造，極其準確真是地揭露歷史的真相；另一層意思是拒絕停留在做事表層訶經驗表層，二是要全力向人性深處挖掘，對災難、殘酷和人的軟弱、醜陋同樣毫不留情。他既不迴避歷史，也不迴避嚴酷的現實，更不純粹是靠玩前衛、玩先鋒、玩語言、玩結構，玩智力遊戲，把文學變成一種觀念、一種程序或娛樂試驗。他的《九條岔路》把人物心理活動刻畫的細緻入微，把人性的脆弱、掙扎、黑暗、悲哀展示得極為精彩，不僅成為扎紮實實得歷史見證，而且成為展示塔頂歷史時代中人的普遍命運的大悲劇，悲愴的詩意就含著在對普通的人性悲劇得叩問與大憐憫之中，他不僅走進了骯髒的現實，同時又真實地走了出來，並讓時空對流，讓最原始和最現代的易位，形成了強烈的荒誕和批判效果。《九條岔路》中沒有一個完整的人物，人物都是破碎的，是生理學中的一個個名片語成的，心尖、三角肌、直腸、輸尿管……畫面也都是破碎的，在歷史與現實中有一個巨大的幽靈籠罩著，讓人在人生的交叉路口期待和絕望。

比較而言，《拉麵者》是馬建剛最通俗的一部小說，每一章既是一個獨立的短篇，合起來又構成了一個小長篇。內容是一位作家和一位獻血為生的血客，在酒桌旁聊出來的故事。作家的鼻子非常靈敏，可以從樓下的油煙味中辨別處是燒魚頭湯而且沒有香菇，象徵著清貧的精神和艱難的物質。書中又燒死屍的陶醉者，表演以身飼虎的美女，虐待別的女人同時又被老婆虐待的雜誌總編，還有因為奶子大而被眾人誤解的裸露者以及徘徊於十字路口的遺棄者。用幽默的筆調揭露了生活的殘酷和人性的複雜以及毫無光彩的生命。在一種無形的壓力下，人像拉麵者手中的麵糰一樣，被揉拉得千絲萬縷。馬建剛的這種語言方式寫作，讓人不由得想起了加繆得《鼠疫》，馬拉默德德《猶太鳥》和艾.辛格的《市場街的斯賓諾莎》，達到了很高的境界，給讀者打開了另一扇天窗。正如索爾.貝爾所言：「現實世界和價值世界不是永遠隔絕的。」

三

南非女作家戈迪默說，作家必須永遠保持人格獨立，保持藝術獨立，運用自己卓越的洞察力，對社會進步深刻地探索和挖掘，致力於個人和全人類的解放，永遠不要墮落為宣傳家。真理是言語的終極語言，永遠不會被我們平度或抄寫的磕絆努力所改變，永遠不會被謊言、詭辯、種族主義、偏見、對破壞的讚美、詛咒和頌歌等目的語言玷污所改變。

因此，馬建剛的寫作是一種真正的個人寫作，決不是某些投機專營者愚弄大眾的籌碼。就像卡夫卡，他寫作只是一種自我拯救的方式，既不想發表，也不想傳名於世。若不是他的好友布羅德違背他的一株，人類酒失去了這筆寶貴的財富。十多年來，馬建剛頑強的奔波著、掙扎著，嚴守寫作的底線，決不向世俗投降，要不是他那位年輕、美麗、富有的英國太太，後果將不堪設想。

正是這種獨特的品格和純粹的個人寫作的理念，使他成為一個知識分子。他關注流浪在異國街頭得中國姐妹，他同情貧困山區的失學兒童，他批判中國文學中的「偽崇高、偽平民、偽文化」和全入主義，痛斥中國作家群體的麻木和集體失語，以及對歷史和現實的逃避。前不久，他在點評劉亮呈散文和余秋雨散文《麻木的舌頭》一文中，毫不客氣的揭露中國散文界的逃避主義和「偽鄉村哲學」，讓人有遭當頭一擊之感。當然，在中國目前的特定環境下，要想保持人格的獨立，難度非常大。此外，在一個多元化的時代每一個人都選擇合適自己的行行為方式，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苦衷，妥協是必要的，只要守住人格的底線酒可以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那些所謂的道學家們，總是割別人大腿上的肉去孝敬自己的父親，顯然是偽道學。馬建剛還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文如其人，十幾年前他就自動覺悟了，他的遭遇和文章證明他的誠實，儘管有人批評他」站著說話不腰痛」。知識分子是一種理想人格，我們可能永遠達不到，但我們永遠「心嚮往之」。

四

此外，馬建剛還是一個思想者，他的寫作是中貫穿著來那個條線索，一條是對「生命尊嚴」和「個人權力」的叩問，另一條則是對「生死存亡」的極端試驗。魯迅先生曾經說過，了「中國向來沒有正到過人的資格，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即是對人的個性漠視，所謂滅人者自滅使之混然不敢自別異，泯於大群。」因此，他用身體不見作為武器，想社會提出強烈抗議，此外，二十多名女知青為了保護大橋不被洪水衝垮，而集體獻出了她們寶貴的生命以及女知青為了返城淪落維農場領導洩慾的工具等悲慘的遭遇，也是對特殊年代漠視生命尊嚴的有力控訴，同時也打通了歷史的暗角，為大多數中國作家輕飄飄的文學語言作了「反面標本」。在馬建剛的死亡試驗中，同樣交匯著希望與絕望、理性與非理性兩股激流，並付出了美的代價。他目睹了「死」的來襲，感知著「生」的存在，傡把死亡轉化呈對生命的思考。在他反覆的生死試驗中，同樣發現了「生」的荒誕和「死」的荒誕，他無論如何也搞不明白人是怎樣「生」的，又是怎樣」死」的，同時又是怎樣「到這裡來的」，人為什麼既沒有任意生存的權力，也沒有任意死掉的權力。即使死了以後，也依然逃脫不了被迫害、被利用的命運。這樣，他就堵塞了人們逃避「不完美的人生痛苦」的最後一條退路，把人的生死命題發揮到了極致。《怨碑》一章就是有力的證據：被權力埋在地下的人，在牡蠣可樂一塊石碑表達她們的存在，但石碑長出了地面也無人能讀懂。生於死的時間並存，使他們活在所有時代之中，又都遊離其外，生命使替代另一個人的存在。正如馬建剛所言：「小說是戈死神，他的生命變成了命運，把記憶變成存在，把時間的延續變成一個指向具有意義的空間，它召集生靈又把他們變成幽靈。」

五

高行健說：「文學如果不對人的生存環境，也包括人自身提出點挑戰的話，還要它做什麼？我且不管馬建剛屬於什麼派別，就它的作品而言，我以為他有這份勇氣，也又這點驕傲。」

無論如何，這位神秘劍客馬建剛的復出，帶給中國文壇一股強勁的新風。但願他的出現能抵消中國文學界的短視、輕浮和粗鄙，與世界文學真正接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