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語堂編藏】張京華：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及相關評論簡述——古史辨派研究之十二

【自語堂編藏】A-GX-WX-01[2013-02-19]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及相關評論簡述——古史辨派研究之十二張京華顧頡剛先生《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一文，沿用了晚期今文家的研究方法和結論，判定劉歆曾為助王莽篡漢而偽造群經諸史，進而判定戰國及秦漢都曾出現「造偽思潮」，以「造偽」和「辨偽」一組概念解釋戰國秦漢思想史、學術史，乃至構築中國古代整個的辨偽學史。早在此文發表前後，學界已有錢穆先生的《劉向歆父子年譜》和《評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及稍後的楊寬《劉歆冤詞》、楊向奎《西漢經學與政治》等文提出反駁意見，特別是近30年來簡帛文獻的大量出土，也已糾正了以往對於傳世古籍的不少錯誤判斷，可以說顧先生所說的大部分具體史事都已不能成立。顧頡剛先生的為人具有非常寬容的品質，可以包容各種不同意見，甚至包容反對他的意見，但是在他包容這些反對意見的同時，他基本上並不採納這些意見。如胡適、錢穆、楊寬等人的意見，均由顧先生收入《古史辨》各冊，顧先生對此完全了解，有時還借用其中的資料，但對其觀點卻並不加參考。特別是在論證方法和治學方向方面，以顧先生為核心的古史辨派的影響仍然很大。因此，對於顧先生此文及錢穆、楊寬等人的相關評論略作回顧，以期進一步加以討論，仍然是必要的。一、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是顧頡剛先生的一部重要著作，其著作過程及名稱前後有五次變動： 1928年顧先生在中山大學寫成《中國上古史講義》，分為甲種到戊種五部分，顧先生稱之為「零碎材料」〔1〕（《自序一》）（P3），當時有油印本。1929年顧先生在燕京大學寫成《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其《自序一》寫於1930年1月，顧頡剛稱之為「系統的敘述」 〔1〕（《自序一》）（P3）。講義原計劃編為甲乙丙三編，後壓縮為甲編《帝系考》、乙編《王制考》兩部分，又計劃增加《道統考》和《經學考》，四部分合為《古史考》。但實際上完成的講義只是《帝系考》計劃中的一部分。共34節，當時有油印本。1930年6月顧先生「把講義之文放大」，改寫成《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作為《帝系考》「一部分中的一部分」，實際上也未完成，「這篇論文只寫得一半」〔1〕（《自序二》）（P15）。文章正式發表，刊於1930年6月《清華學報》第六卷第一期，後收入1934年出版的《古史辨》第五冊中，共24節，內容有修改。1933年顧先生在燕京大學主講秦漢史，將文章意思編撰成「漢代史講義」印發，共22章，1935年由上海亞細亞書局出版，改題為《漢代學說史略》，文字也有通俗性的改寫。此書曾多次再版，至1955年由上海群聯出版社再版時，改題為《秦漢的方士與儒生》，仍為22章，文字小有修改。顧先生在改寫出《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時說：「我非常的欣幸，這半年中竟給我專心研究了這一個古史的中心的題目！」〔1〕（《自序二》）（P15）1930年8月為《古史辨》第二冊作《自序》時說：「我希望真能作成一個"中古期的上古史說』的專門家」〔2〕（《自序》）（P6）。1935年寫成《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偽與辨偽》時又說：「我只望做一個中古期的上古史說的專門家」〔3〕（《附錄·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偽與辨偽·附言》）（P64）1961年在《史林雜識·小引》中又說：「通觀五十年來積稿，雖所得有淺深，所論有然否，而有一主題思想堅持而不變者，曰對於戰國、秦、漢時代學說之批判。」〔4〕（《小引》）（P1）楊向奎先生認為：「作為"古史辨派』的主將，顧頡剛先生提出來的兩個主要論點：前期是"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說』，後期是"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上一種說法是他的前期古史說的重點，下一種說法是他後期古史說的重點。」〔5〕在劉夢溪主編、顧潮、顧洪編校的《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顧頡剛卷》，首選了1935年版的《漢代學術史略》作為代表著作。可知顧頡剛先生一生治學，《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實為一大重鎮。茲將各節主要觀點或問題如下：（凡引用原文均按《古史辨》第五冊標出頁碼）各節序號各節標題主要觀點或問題頁 碼一五行說的起源提出二個論點：「五行說起於戰國的初期」；「鄒衍是始創五行說的人」。（《古史辨》第五冊，P410）《史記·曆書》中有黃帝建立五行的記載，顧先生對此提出懷疑說：「假使五行說早從黃帝時傳下來，則到商周時已有久遠的歷史，早該起了巨大的影響，為什麼我們在商代的甲骨文字里找不到它的痕迹呢？為什麼我們在東西周的文籍（《尚書》，《周易》，《詩經》等）里，除了《甘誓》和《洪範》之外，也找不到它的痕迹呢？為什麼我們在諸子書（如《論語》，《孟子》，《老子》，《莊子》等）里也找不到它的痕迹呢？」P405二鄒衍的略史及其時代提出在戰國時期，公元前三世紀的前半世紀中，有一個帝制運動，是當時社會最大的事件。三鄒衍的五德終始說提出鄒衍五行終始說「他的目的原在警戒有國者的淫侈及其對於天子之位的希冀，但反使一般方士可以利用了他的學說以為阿諛苟合的資料」，「他的學說的結果是很壞的」。又提出《呂氏春秋》中《盪兵篇》、《應同篇》有關五行的記載「雖錄入《呂氏春秋》，仍可信其為鄒衍的學說」。其中自黃帝以下排出了黃帝――夏――商――周四代分別居土、木、金、火之德的順序，所缺的為水德。P418P420四秦的符應及始皇的改制據《史記·秦始皇本紀》和《封禪書》，認為「秦為水德」出於「為鄒衍之學的齊人」的建議，「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用了五德終始說而制定的制度……有了這一個方式，每逢新朝起來時就可照此安排了。」P426P427－429五漢為水德或土德的爭辨論述漢初高帝時，用張蒼之議定為水德，文帝時用賈誼、公孫臣之議，草定為土德。六漢武帝的改制及三統說的發生論述漢武帝時定為土德。認為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提出的三統說即商為白統，建丑；周為赤統，建子；當有新王，為黑統，建寅，「是從五德說蛻化出來的」。三統說與五德終始說有抵牾，漢武帝「取了三統說中的正朔而去其服色，取了五德說中的服色而去其正朔」，二者相容，由國家頒為法典，確定下來。P443七《世經》的出現論述西漢末年劉歆所作《三統曆》，內容保存在《漢書·律曆志》中。其中多採用《世經》一書，顧先生斷為劉歆偽造說：「《世經》這部書，在別的地方從沒有引用過，只見於劉歆的《三統曆》。以那時的學風而論，偽書是大批地出現，劉歆又是造偽書的宗師（俱見康長素先生《新學偽經考》），則此書頗有亦出於劉歆的可能。話說得寬一點，此書也有出於劉歆的學派的可能。」論述《世經》中排列的古代帝王次序與以往不同，「第一是不遵五德相勝的次序，第二是把朝代伸展了兩倍。」P451P453八《世經》以前的古史系統顧先生將各種古史記載區分為二個系統，一個是以黃帝為首一帝、與鄒衍符合的系統，稱為「前期五帝說」；一個是以伏羲為首一帝、秦以後的史說，稱為「後期五帝說」。「前期五帝說」的依據是《國語》、《五帝德》、《帝系》、《呂氏春秋》和《史記》。「後期五帝說」的依據是《淮南子》、《莊子》、《易傳》和《戰國策》。認為二系統「不容相混」。P464九漢帝應讓國說及再受命說論述漢代有讖緯、災異流行的時代思潮，也有「許多人心厭漢的故事」。P467十五行相生說提出劉向、劉歆父子根據《周易·說卦》中「帝出乎震」一語，按照五行相生原理重新排列古史次序，自神農、黃帝開始，推算出漢為火德。同時斷定《說卦》為漢人偽托。十一漢為火德說及秦為金德說提出既然劉向、劉歆父子提出漢為火德，所以不能不上推秦為金德，因此「凡《秦本紀》，《十二諸侯年表》，《六國表》，《封禪書》中關於西畤、畦畤（祠白帝）的記載，都是有了"赤帝子斬白帝子』的故事之後插進去的。」P499十二漢為堯後說《左傳》中有三處記載，排列出自陶唐氏至劉累的世系，其中「其處者為劉氏」等語，顧先生認為是劉歆偽竄，說：「《左傳》編於劉歆之手；圖讖起於哀平之間：這一說的來源也就可想而知。」同時提出：「《左傳》是一部很有問題的書，其出現頗不光明。經清代幾個今文學家研究，確為劉歆改頭換面之作。它的材料固然有甚早的，亦有甚後的。故此書之染有濃厚的漢代色彩，自無足怪。」P506P506十三王莽自大司馬做到皇帝的經歷論述「王莽從大司馬做到皇帝是極有秩序的，他共升了六次級，費了八年功夫。在這八年中，他費了許多心思，定了許多制度，顯現了許多符瑞，用了藝術的手腕，把一個愁慘的舊國變成一個昇平的新國」。認為王莽居攝三年，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議曰，有「成湯既沒，……伊尹……居攝，以興殷道。……武王既沒，……周公……居攝，以成周道。……發得《周禮》，以明因監，則天稽古，而損益焉」等語，是劉歆偽造《周禮》的動機，說：「在這一段里最重要的一句話，是"發得《周禮》以明因監』。《周禮》這部書，大家相信是周公致太平之跡，然而溯其來源則由於王莽的"發得』。在這樣崇拜周公的高超之下，在周公的偶像這樣支配現實政治的時候，忽然發得了《周禮》一書以供他制禮作樂時的"因監』，這部書的出現不是很有可疑嗎？」P523P521－522十四今古文問題認為劉歆奏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及《樂經》、《周官》、《爾雅》等於學官，「是一個"古文』與"古文經』的大運動」，「有了這樣一個大運動，所以今古文的界限就確實建立，所有的經書都分成今學和古學了」。認為劉歆校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這是"古文』二字的起源」。劉歆所說的古文經的「許多傳授淵源」是劉歆造出來的。提出「漢代是托古改制的時代」，西漢之末「是《周禮》，《逸書》等等大批出現的時代」。認為：「自清代學者重提出了今古文問題之後，作最嚴正的系統的批評的，首推康長素先生的《新學偽經考》。」總結康有為對校《史記》《漢書》一段原話為「班馬異同的辦法」，並說：「我深信一個人的真理即是大家的真理。《偽經考》這書，議論或有錯誤，但是這個中心思想及其考證的方法是不錯的。他雖沒有完工，但已指示我們一條繼續工作的路。」P533P525P535P526P537P537－538十五《春秋左氏傳》著作時代的各家說引用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的觀點，據《漢書·藝文志》著錄有《國語》二十一篇，《新國語》五十四篇，推測劉歆將《新國語》五十四篇中的三十篇抽出編成《左傳》，剩餘的材料編成今本《國語》二十一篇。同時認為《史記·太史公自序》及《漢書·司馬遷傳》所載《報任按書》中「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是對的，而《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論語》中所載左丘明為魯君子而與孔子同時的話是劉歆偽竄的。又認為《左傳》與孔子毫無關係，《左氏春秋》的題名猶如《晏子春秋》、《呂氏春秋》，本指一家之言，《春秋左氏傳》之名也屬偽造。引用崔適《史記探源》的觀點，認為「劉歆當漢末新初，既經把古書古學重新整理，作大規模的改變，則這個總匯群書的《史記》也不由得不隨著改變。所以《史記》的受竄亂也不亞於《國語》等。」並說崔適「大部分的意思我都接受」。高本漢《左傳真偽考》認為《左傳》是公元前四五世紀的真實作品，旨在批評康有為的意見，該文從文法的角度提出《左傳》與魯國方言不同，而與《國語》接近。顧先生認為該文的文法研究恰恰證明了康有為等人的觀點，「這是他的最大的成功」。P549P551P553十六王莽的《自本》據《漢書·元後傳》所載王莽《自本》有黃帝及虞舜之後，及春秋晉史占卜有「土火相乘」之語，認為漢為堯後，王莽為舜後，意在重演堯舜禪讓的故事；漢為火德，王莽為土德，依照五行相生之理，意在以土德取代漢的火德。由於王莽這一用意，「於是《世經》系統中的人物就一一跳躍而出，各各坐在他的新座位上，古代的歷史就為之作全部的改觀了！」P560十七「炎帝神農氏」認為「自司馬遷以前未有言炎帝之為神農者，而自劉歆以後始有之。」由於在《世經》依照五行相生排列的古史系統中，「王莽的祖先有黃帝和舜在五德終始中兩次輪到土德，連自己共有三次，而漢的祖先則只有一堯，其在五德終始中輪到的火德，連了自己只有兩次。所以堯的前邊應當補上一位才是」。所以《世經》將兩個不相關的人物炎帝和神農氏合在一起，成為「炎帝神農氏」，炎帝表示火德，神農氏表示與黃帝的時代劃分開。為此，戰國秦漢間典籍所載的神農事迹全都經過了劉歆的偽竄，收在炎帝名下。P563P561十八全史五德終始表的三個難題顧先生提出，如果依照劉向的五德終始說和王莽的《自本》，排列出不相矛盾的三次終始的次序，會出現三個難題：其一，炎帝前空一位；其二，黃帝至堯空三位；其三，舜至漢空三位。十九夏商周的新德及秦的閏統問題顧先生提出，在第三個難題中，舜至漢之間有夏、商、周、秦四代，如果剔除秦代就可以解決難題，但夏商周的五德都要改變，推測劉向、劉歆父子曾為此製造了新的符瑞。於是秦代由「正統」被降為「閏統」，由「秦王」被降為「秦伯」。為了與之對應，《世經》中找出了共工和帝摯作為「陪客」。P571二十「少昊金天氏」顧先生提出，在第二個難題中，黃帝至堯可以補進顓頊和帝嚳兩代，還需要補進少昊一代。推測由於「少昊的材料太少」，所以劉向、劉歆父子：第一，「他們在《國語》里插進了一段顓頊受帝位於少皞的故事」；第二，「他們在《左傳》里又加進了一段郯子說祖德的故事」。P573P575二十一「太昊伏羲氏」顧先生提出，在第一個難題中，炎帝前空的一位可以加進伏羲氏，但伏羲氏沒有名號，所以劉向、劉歆父子又將兩個不相關的人物太昊和伏羲氏合在一起，成為「太皞伏羲氏」，並且在《左傳》郯子說祖德的故事中加進了「太皞氏以龍紀」一語，這樣與少昊的以鳳紀「亦正遙遙相應」。P581二十二「全史五德終始表」的定本將《世經》的排列次序轉寫成表和圖的形式。二十三對於《世經》的評判論證《世經》為劉歆所作。提出《世經》所記述的古史系統自唐堯以上依據了《易·繫辭傳》、《左傳》、《國語》、《祭法》和《考德》，「所根據的五部書是沒有一部可靠的，這些材料是都出於西漢末葉的。」「那時《春秋內外傳》全在劉歆的掌握之中，要怎樣增改就怎樣增改。」P588二十四王莽的受禪及其改制論述王莽受禪後，依據三統說和五德終始說而改制，說：「古帝王的系統定了，《世經》公布了，於是王莽就動手收拾漢家的天下了。」舉王莽始建國元年所頒行的嘉量銘文「黃帝初祖，德匝於虞，虞帝始祖，德匝於新……據土受德，正號即真……」數語，認為：「在那時，他很快樂地說：初祖黃帝的德循環而至於虞，始祖虞的德循環而至於新」；「他們的慘淡經營和我們的逐漸推翻，都不知費去了若干心血，卻只為這寥寥八十個字，真可為一嘆也！」P597P611－612二、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錢穆先生的《劉向歆父子年譜》自序作於1929年底，1930年6月於《燕京學報》第七期刊出，其正式刊出的年月恰與顧頡剛先生的《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同時。當時顧先生任《燕京學報》編輯委員會主任，並主編了第七、第八兩期。錢穆先生的文章是顧先生約稿的，據顧潮所述，顧先生在編輯時作有改動，原來的題目為《劉向劉歆王莽年譜》，也是顧先生改動的。〔6〕（P138－139）關於此文的撰寫意圖，錢穆先生自己說，主要是針對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但「不啻與頡剛錚議」〔7〕（P152）、「和他的議論正好相反」〔8〕（《評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P617）。對此顧先生也完全明白，曾在自己的著作中預告此文即將在《燕京學報》第七期刊出的消息，並說崔述、康有為、崔適的觀點「沒有人起來作大規模的反攻，除了錢賓四先生（穆）新近作了一篇《劉向歆父子年譜》之外」。〔1〕（《自序二》）（P11）此文後又由顧先生收入《古史辨》第五冊，次序排在了顧先生《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的前面。《劉向歆父子年譜·自序》所記康有為《新學偽經考》有「其不可通者二十有八端」〔5〕（《劉向歆父子年譜·自序》）（PP01－106），茲分類歸納如下：第一，劉歆不可能作偽的直接證據（共六條）：序號主要觀點或問題1劉向卒在成帝綏和元年，劉歆復領五經在二年，爭立古文經博士在哀帝建平元年，去向卒不逾二年，去歆領校五經才數月。謂歆遍偽諸經，在向未死之前乎？將向既卒之後乎？向未死之前，歆已遍偽諸經，向何弗知？2向未死二年，歆領校五經未數月，既能遍偽諸經。11則歆之遍偽諸經，當時知之者誰耶？而言之者又誰耶？且歆亦何為而遍偽諸經哉？歆之爭立古文諸經，王莽方退職，絕無篡漢之象，謂歆偽諸經將以助莽篡乎？12謂歆偽經媚莽，特指《周官》為說。然《周官》後出，方爭立諸經時，《周官》不與。22歆以前其父向及他諸儒，奏記述造，引及《左氏》者多矣。《左氏》自傳於世，不得盡謂歆偽。27況五帝之有少皞，與夫三皇十二州之說，又斷斷不始於歆。先秦舊籍言此者多矣，因謂一切盡歆所偽。第二，在可能找到劉歆作偽證據之處而沒有找到證據的（共七條）：序號主要觀點或問題4則歆之遍偽諸經果何時耶？且歆遍偽諸經，將一手偽之乎？將借群手偽之乎？一手為之，古者竹簡繁重，殺青非易，不能不假手於人也。群手偽之，何忠於偽者之多，絕不一泄其詐耶？5嘗征天下通逸經古記小學諸生數千人記說廷中，謂此諸人盡歆預布以待征，則此數千人者遍於國中四方，何無一人泄其詐者？自此不二十年，光武中興，此數千人不能無一及於後，何當時未聞有言及歆之詐者？6歆同校書者非一人。尹咸名父子，歆從受學，與歆父向先已同受校書之命，名位皆出歆上，何不能發歆之偽？班斿校書，亦與劉向同時，漢廷賜以秘書之副。歆偽中秘，不能並班家書而偽之也。蘇竟與歆同校書，之東漢尚在，其人正士，無一言及歆偽，且深推敬。7雄校書天祿閣，即歆校書處，歆於諸經史恣意妄竄，豈能盡滅故簡，遍為更寫？偽跡之昭，雄何不見？8其後東漢諸儒，班固，崔駰，張衡，蔡邕之倫，並得校書東觀，入睹中秘，目驗偽跡，轉滋深信。9桓譚、杜林與歆同時，皆通博洽聞之士，湛靜自守，無所希於世。下逮東漢，顯名朝廷，何所忌憚，於歆之遍偽諸經絕不一言，又相尊守。10前如師丹、公孫祿，稍後如范升，皆深抑古文諸經，皆與歆同世，然皆不言歆偽，特謂非先帝所立而已。何以舍其重而論其輕？第三，不合情理之處（共十條）：序號主要觀點或問題3謂歆遍偽諸經，非一時之事，建平以下，迄於為莽國師，逐有所偽，隨偽隨布，以欺天下，天下何易欺？13莽據《周官》以立政，非歆據莽政造《周官》。謂歆以《周官》誤莽猶可，不得謂以《周官》媚莽也。14考《周官》之見於漢廷政制，最先在平帝元始元年，其前一年哀帝崩，莽拜大司馬，白歆為右曹太中大夫，相距不數月。其前兩人皆退居，不相聞。謂歆逆知哀帝之不壽，莽之且復用，而方退職不得志之時，私偽此書以誤莽歟？謂歆於爭立古文諸經前已先偽此書而故自秘惜不之及歟？抑歆為太中大夫後乃偽之歟？15媚莽以助篡者，符命為首。符命源自災異，善言災異者皆今文師也。次則周公居攝稱王，本諸《尚書》，亦今文說耳。歆欲媚莽助篡，不造符命，不言災異，不說《今文尚書》，顧偽為《周官》。《周官》乃莽得志後據以改制，非可藉以助篡，則歆之偽《周官》，何為者耶？其果將以誤莽耶？16若歆自有專政改制之心，知莽好古，因偽為《周官》以肆其意，則井田見於《孟子》，分州見於《尚書》，爵位之等詳於《王制》、《公羊》，其他如郊祀天地，改易錢布之類，莽朝政制，元、成、哀、平以下，多已有人言之，此皆有本，何歆之不憚煩，必別偽一書以啟天下之疑耶？19師丹、公孫祿，下及東漢范升，諫立《左氏》諸經，並不為今古分家，又不言古文出歆偽。自西漢之季，以逮夫東漢之初，求其所謂今古文鴻溝之限不可得也。23《周官》果出何氏，《左氏》《國語》為一為二，此非一言可決，何以遽知為歆偽？24且當時媚莽助篡者眾矣，不獨一歆。歆又非其魁率。甄豐為莽校文書，六筦之議，蔽罪於魯匡，此尤其彰著，何以謂偽經者必歆耶？25蓋古文諸經，多有徵驗。謂《左氏》、《周官》偽，不得不謂他經盡偽。謂諸經皆偽，不得不謂偽經者乃歆。何者？歆在中秘領校五經，非歆不得遍偽諸經也。則歆亦不幸矣哉！然當時《太史公書》，下及班氏《漢史》，可為古文徵驗者猶不一而足。因謂《史記》多歆偽竄，《漢書》亦出歆手，班氏不得二萬字。漢代史實一切改觀。26且歆遍偽諸經，當有實例。謂今文五帝無少皞，歆古文有之。今文五帝無三皇，歆古文有之。今文惟九州，無十二州，歆古文有之。誠如此類，所以為聖統者僅耳，歆亦何必為篡焉？第四，自相矛盾之處（共五條）：序號主要觀點或問題17謂歆之偽《周官》，將以媚莽助篡，未見其然也。且歆偽《周官》以前，已先偽《左氏傳》、《毛詩》、《古文尚書》、《逸禮》諸經。《周官》所以媚莽，《左氏傳》諸經又何為者？謂將以篡聖統，則歆既得意，為國師公，莽加尊信，而莽朝六經祭酒講學大夫多出今文諸儒，此又何說？18謂莽偽諸經以媚莽，其說既絀，乃謂將以篡聖統。因又謂古文今文如冰炭之不相併。然莽朝立制，《王制》、《周禮》兼舉；歆之議禮，亦折中於今文。20謂歆之偽諸經將以篡聖統，又未見其然也。然則歆之遍偽諸經，固何為者耶？且《左氏》既出歆偽，何以有陳欽為莽《左氏》師，別自名學，與歆各異，豈亦歆私自命之以掩世耳目者耶？21《左氏》傳授遠有淵源，歆既偽托，何以托之翟方進？其子翟義為莽朝反虜逆賊，方進發冢，戮及屍骨，歆何為而偽托於此？28以今文一說為真，異於今文者皆歆說，皆偽，然今文自有十四博士，已自相異。三、錢穆《評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顧頡剛先生的《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發表後，錢穆先生寫了《評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一文，發表在1931年4月13日《大公報·文學副刊》第一百七十期，後也收入《古史辨》第五冊。這篇評論共三節，最後歸納了十個問題。茲將錢穆先生三節中論述的主要問題及所舉例證歸納如下（錢穆先生的反駁意見按《古史辨》第五冊標出頁碼）：第一、五帝之傳說序號顧頡剛先生論證中的問題錢穆先生的反駁意見頁碼例證1《呂氏春秋》和《淮南子》另記載有一種五德終始說以外的「五行相次轉用事」之說，對此，顧頡剛先生說：「《呂氏春秋·十二紀》及《淮南子·時則訓·天文訓》，俱有另一種五帝系統，但此系統決不能出現於秦及漢初。下有詳辨，茲故缺之。」錢穆先生反駁說：「但在顧先生的詳辨未及發表以前，我們只覺顧先生是先否認了上面的《呂覽》《淮南》才興起下面的辨論。」P622例證2今文學家認為《左傳》是劉歆割裂古本《國語》而來，今本《國語》是割裂所剩的材料。今本《國語》中記載五帝有少昊，顧頡剛先生認為是劉歆偽羼。錢穆先生反駁說：「劉歆何不羼諸《左傳》，偏又羼入割裂所余之《國語》，此層極難說明。」P622-623第二、五行相勝及五行相生序號顧頡剛先生論證中的問題錢穆先生的反駁意見頁碼例證3顧頡剛先生提出劉向、劉歆父子根據《周易·說卦》中「帝出乎震」一語，按照五行相生原理重新排列古史次序，自神農、黃帝開始，推算出漢為火德。錢穆先生在《春秋繁露》中找到了五行相生說的記載，說：「五行相生的排列法，在董仲舒的書里早已採用，不俟到劉向，更何論於劉向、王莽。」P625第三、漢為火德及堯後序號顧頡剛先生論證中的問題錢穆先生的反駁意見頁碼例證4顧頡剛先生懷疑漢初尚赤和秦祠白帝為劉歆偽造，《史記·淮陰侯列傳》中有「立漢赤幟」一語，《秦本紀》、《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封禪書》都有秦祠白帝的記載，顧先生認為都是劉歆偽造插入。錢穆先生反駁說：如果「《史記》各處秦祀白帝的話，全是劉歆插入」，何以《世經》「又定秦為閏水，這又是自相矛盾」。P625例證5顧頡剛先生認為神農不得稱為炎帝，認為以神農、炎帝為一人是劉歆偽造，並說："這是一個理直氣壯的駁詰，可惜不能起劉歆於地下而問之。』」錢穆先生在《春秋繁露》中找到了稱神農為赤帝的記載，說：「在炎帝決非赤帝的論證未確立以前，崔述的駁詰，劉歆暫可勿負其責。」P627錢穆先生所歸納的十個問題是〔5〕（《評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PP629－630）：序號問 題1五帝傳說雖出戰國晚期，然鄒衍以前，古史上的傳說早有遠在黃帝以前的，不能說黃帝以前的古史傳說盡出衍後。2鄒衍五德始終與《呂覽·月令》等所說五行相次用事並不同，不能並為一談。3黃帝以下的古帝傳統，先秦古文頗有乖異，不能即據《史記》一家否認其他的傳說。4秦襄公祠白帝，漢高祖稱赤帝子，乃據五方色帝的傳說，與始終五德說無涉。5秦尚水德，漢尚土德，始是根據五德終始以相勝為受的說法。6董仲舒《春秋繁露》里並采五行相勝相生兩說，而五帝分配五德，早取相生說，已與五德終始說不同。7太初改歷後，學者多趨向改用五行相生說的一邊，乃承董仲舒而來，並非劉向創始。8五行相生說自《呂覽》《淮南》五方色帝而來，本有少昊，並非劉歆在後橫添。9以漢為堯後，為火德，及主五行相生三說互推，知少昊加入古史系統決不俟劉歆始，劉歆只把當時已有的傳說和意見加以寫定。（或可說加以利用。）10劉歆、王莽一切說法皆有沿襲，並非無端偽造。與此同時，錢穆先生還批評了今文學家與顧先生的論證方法，說：「今文學家遇到要證成劉歆偽作而難說明處，則謂此乃劉歆之巧，或遇過分矛盾不像作偽處，便說是劉歆之疏或拙。」〔5〕（《評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P623）「今文學家先存一個劉歆偽造的主觀見解，一見劉歆主張漢應火德，便疑心到漢初尚赤是劉歆的偽造，再推論到秦人初祠白帝也是劉歆偽造了；又見劉歆說五帝有少昊，便疑心到凡說到少昊的書儘是劉歆偽造，便從此推及《左傳》，《國語》，《呂覽》，《淮南》，《史記》全靠不住了。」〔5〕（《評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P625－626）「何以今文學家定要說劉向云云儘是劉歆假託，而把劉向以前的一切證據一概抹殺，要歸納成劉歆一人的罪狀呢？遵守今文家法的人如此說，考辨古史真相的為何也要隨著如此說呢？」〔5〕（《評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P628）四、楊寬《劉歆冤詞》楊寬先生是古史辨派的後起之秀和生力軍。楊寬先生在1933年開始立意草創「中國上古史」，1937年作為廣東勷勤大學的講義寫成初稿，至1941年正式發表。1941年出版的《古史辨》第七冊，收入上編的文章只有二篇，一是顧頡剛先生的《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偽與辨偽》（即《中國辨偽史略》），二是楊寬先生的《中國上古史導論》。這篇文章一面否定顧頡剛先生關於漢代學術的研究，一面以神話學理論為古史辨派另闢新徑。在1940年4月所寫的《古史辨》第七冊《楊序》中，楊寬先生說：「《古史辨》第七冊的結集，乃是這幾年來從事古史學研究者研究夏以前傳說的總成績。」引顧頡剛《古史辨》第二冊《自序》「我真想拿戰國之學來打破西漢之學，還拿了戰國以前的材料來打破戰國之學，攻進這最後兩道防線，完成清代學者所未完成之工」之語，繼而自陳其佔全書四分之一篇幅的《中國上古史導論》意義，說：「我這部《導論》，目的也就在利用新的武器――神話學――對西漢戰國這最後兩道防線，作一次突擊，好讓《古史辨》的勝利再進展一程的。」又說：「西漢戰國這最後兩道防線上重要的據點，已給我們突破了，《古史辨》的最後勝利，確乎已不在遠。」〔3〕（《楊序》）（PP1－2）表明在楊寬先生的自我意識里，他是和古史辨派站在一起的，不僅站在一起，而且是最後階段的主力。《古史辨》第七冊的編者之一童書業先生在《自序二》中也說：「顧頡剛先生以後，集"疑古』的古史學大成的人，我以為當推《中國上古史導論》的楊寬正先生。」「他確代表了"疑古』的古史觀的最高峰！」「楊先生的最厲害的武器，是神話演變分化說。這種說法的一部分，是顧先生早已提倡過的（演變說），其他一部分，則是到楊先生才應用到純熟的地步的（分化說）。」〔3〕（《自序二》）（PP2－3）這一意見顧先生本人也基本接受。在1945年所寫的《當代中國史學》中，顧先生說：「在《古史辨》第七冊中，最應注意的，是一支生力軍的加入，那便是楊寬先生的《中國上古史導論》的發表。……童先生對於楊先生貢獻的介紹和批評是相當正確的，楊先生把古史傳說大部分還原成為古代東西二系民族的神話，每一個古史傳說中的人物也都指出了他在神話中的原形，雖然有許多地方還有待於修正，大部分的體系可算是確立了。」〔9〕（PP124－125）但是，楊寬先生與顧頡剛先生學術觀點的分歧也是自始存在的。楊寬在《中國上古史導論》的《論層累造成說》一節明確提出：「近人治古史者，多踵述崔述，昌言"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顧頡剛倡之最先，其《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此說頗多疏略，亦且傳說之演變不如是之簡單。」〔3〕（《中國上古史導論》）（P104）雖然楊寬以神話解釋夏以前古書的觀點始終未變，但他後來撰寫《戰國史》、《西周史》已基本上不採用顧頡剛的意見。童書業先生也從一開始就指出楊寬與顧頡剛「他倆在古史上的見解有著很多的不同點」，說：「有意造作古史的人究竟不多，那麼古史傳說怎樣會"累層』起來的呢？我以為這得用分化演變說去補充它。……所以有了分化說，"累層地造成的古史觀』的真實性便越發顯著：分化說是累層說的因，累層說則是分化說的果。」〔3〕（《自序二》）（P6）顧先生在《當代中國史學》也說：「他一方面贊成我們的古史神話演變說，一面又反對自康有為以來的"托古改制』說和"新學偽經』說。他認為古史傳說多是古代東西二系民族原有神話的演變和融化，它的演變多是自然的演化，而很少是人為的改造。」〔9〕（P124）按照以往的習慣做法，顧頡剛先生一方面肯定了楊寬文章的價值，一方面仍堅持自己的看法不變。在《中國上古史導論》的最後，附錄有《劉歆冤詞》一篇短文，對康有為、崔述、顧頡剛等人的觀點提出反駁。由於是來自古史辨派之內的批評性意見，因此具有特別的意義。茲將文中要點歸納如下（按《古史辨》第七冊上編標出頁碼）：一、提出康有為等人不合情理的論證（共五條）：序號觀點或問題頁碼1然古文諸經，互有徵驗，謂《左氏》《周官》偽，不能不謂歆遍偽群經；然《史》《漢》與古文經應合者尚多，謂古文經盡偽，又不能不謂歆遍偽群書。……何歆之欺人至於此耶？P405-4062今文學者謂歆偽古文經，將以媚莽助篡，然歆之偽《左氏》，在成哀之世，偽《逸禮》，偽《古文書》，偽《毛詩》，次第為之，時莽未有篡之隙也，歆爭立《左傳》《逸禮》《古文書》《毛詩》時，王莽已去職，歆豈得預知莽之將篡而偽之哉？是何天下之易欺也？P4063不僅古文經多出歆偽也，今文學者以古文字亦出歆偽；不僅古文經之古文字出歆偽也，古金文亦出歆偽。……何歆之欺人，至於此耶？P4064作偽書於內，分授私人，而又散私人於天下，甚或偽造師傅，假託名字，和歆之欺人，至於此耶？P406-4075既多偽造物證，又多偽造人證，……時儒雖憤攻古文，曾不一露其偽跡，欺紿二千年而無一人發其覆，是何天下之易欺也？P407二、提出劉歆不可能作偽的直接證據(共二條)（其中爭立古文在前偽造《周禮》在後一條與錢穆先生駁康有為二十八事的第十二條相同）：序號觀點或問題頁碼1歆之爭立古文，與莽之發得《周官》以明因監，初非一事。歆移書太常，爭立《左傳》《古文書》《毛詩》《逸禮》，不及《周官》，而今文學者必謂歆欲附成莽業而偽此書，又偽群經以證之，何歆偽群經以證之在前，而此書之出反在後？P4072康有為認為《左傳》襄公四年所載羿浞代夏和少康中興為劉歆偽竄，既然解釋羿浞代夏為媚莽助篡，而「乃又偽為此少康中興事，固何為哉？將以助漢家滅莽中興乎？何歆之愚拙，又至於此耶？P412三、指出康有為、崔述「《史》《漢》對校法」的論證方法是「意為進退」的「玄學之考證方法」：序號觀點或問題頁碼1引朱一新《無邪堂答問》致康有為書說：「足下不用《史記》則已，用《史記》而忽引之為證，忽斥之為偽，意為進退，初無證據。」P4082引洪良品《答梁啟超論學書》說：「何以貴師必專據此書，但於其中有合己意者，則曰鐵案不可動搖，有不合意者，則以為劉歆所竄入。」P4083提出「晚清今文家之史學方法，見古書與歆說同者，必以為出於歆之偽造，與歆說異者，又以為出於歆之偽造，謂為造作之疏……此則玄學之考證方法。」P408四、批評顧頡剛先生由少皞史事論證劉歆造偽為臆說：序號觀點或問題頁碼1「近人或以五德終始及五帝傳說為其論辨之中心……"少昊之事出，五帝之號變』，無非出歆手……《呂紀》《月令》一系之五帝說本東夷之傳說，其不見於儒家之典籍，本不足怪，烏可一併歸之歆偽耶？」P409-4102「康有為以《左傳》《國語》之少皞同出劉歆偽竄，近顧頡剛著《五德終始下的政治和歷史》，一承康氏之說……論證尚薄弱。」P412-4133「顧頡剛則更進而以為《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篇皆後人所偽竄……顧氏此論，亦臆說耳。」P420由錢穆、楊寬等人的以上評論可知，為顧先生所稱道的康有為的「班馬異同法」，或即學者所說的「史漢對校法」，實際上是「意為進退」的「玄學之考證方法」，是「以文獻考證文獻」〔翦伯贊《略論搜集史料的方法》，《史料與史學》P73，原刊上海《中華論壇》二卷三期，1946年10日出版〕的方法，是「以古書論古書」〔10〕（《談「信古、疑古、釋古」》）（P345）的方法。這種校勘方法本是乾嘉史學所常用的，但是它的適用範圍並不是無限的。當顧先生引入了「時代思潮」和「造偽辨偽」等概念時，顯然已超出它的適用範圍。由此連帶產生的必然是將猜測直接判定為事實的治學態度和厚誣古人、厚誣古史的學術傾向。直到1973年，顧先生仍然說到：「劉歆表彰《左氏》，保存春秋一代史事，固一大功績，而其附莽以造偽史，淆亂當時史官之記載，則為千古罪人，功罪自當分別論之。」〔11〕（《與徐仁甫書》）（P274）史稱劉歆與父同領校秘書，於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父子俱好古，湛靖有謀，博見強志，過絕於人，所繼承的與司馬談遷父子、班彪固父子一樣，正是中國古代史官中最優秀的傳統和品質。劉歆生當漢代經學隆盛之世，既能通經致用，先求微言大義，又能指出章句訓詁之學的「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12〕（卷三十六）（P1970）；既能傳習古文《左傳》，又能「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12〕（卷三十六）（P1971）。王莽篡位，劉歆為國師,後天下兵起，劉歆與前將軍王涉、大司馬董忠謀叛王莽，事泄自殺。史家以孔子所說益友「直、諒、多聞」作為他一生學術學品的總評，並不為過。對於這樣一位承前啟後的學者，不僅應當重新評價，而且還應該給予特別的重視。參考文獻：〔1〕顧頡剛.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M]．北京：中華書局，1988.〔2〕顧頡剛.古史辨（第二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3〕顧頡剛.古史辨（第七冊上編）[M]．上海：開明書店，1941.〔4〕顧頡剛.史林雜識初編[M]．北京：中華書局，1963.〔5〕楊向奎.論「古史辨派」[J]．中華學術論文集[C]．北京：中華書局，1981.〔6〕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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