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哈佛耶魯演講:中國文學的語言問題

舒明月上周心血來潮朗讀了兩段評論文學的話,其中一段是汪曾祺論」小說的語言「,後台收到好些粉絲留言,要求把汪演講的全文推送出來。嗯,這有何難,說來就來——中國作家現在很重視語言。不少作家充分意識到語言的重要性。語言不只是一種形式,一種手段,應該提到內容的高度來認識。最初提到這個問題的是聞一多先生。他在很年輕的時候,寫過一篇《莊子》,說他的文字(即語言)已經不只是一種形式、一種手段,本身即是目的(大意)。我認為這是說得很對的。語言不是外部的東西。它是和內容(思想)同時存在,不可剝離的。語言不能像桔子皮一樣,可以剝下來,扔掉。世界上沒有沒有語言的思想,也沒有沒有思想的語言。往往有這樣的說法:這篇小說寫得不錯,就是語言差一點。我認為這種說法是不能成立的。我們不能說這首曲子不錯,就是旋律和節奏差一點;這張畫畫得不錯,就是色彩和線條差一點。我們也不能說:這篇小說不錯,就是語言差一點。語言是小說的本體,不是附加的,可有可無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寫小說就是寫語言。小說使讀者受到感染,小說的魅力之所在,首先是小說的語言。小說的語言是浸透了內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我們有時看一篇小說,看了三行,就看不下去了,因為語言太粗糙。語言的粗糙就是內容的粗糙。語言是一種文化現象。語言的後面是有文化的。胡適提出「白話文」,提出「八不主義」。他的「八不」都是消極的,不要這樣,不要那樣,沒有積極的東西,「要」怎樣,他忽略了一種東西:語言的藝術性。結果,他的「白話文」成了「大白話」。他的詩: 「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實在是一種沒有文化的語言。相反的,魯迅,雖然說過要上下四方尋找一種最黑最黑的咒語,來咒罵反對白話文的人,但是他在一本書的後記里寫的「時大夜彌天、碧月澄照,饕蚊遙嘆,余在廣州」就很難說這是白話文。我們的語言都是繼承了前人,在前人語言的基礎上演變、脫化出來的。很難找到一種語言,是前人完全沒有講過的。那樣就會成為一種很奇怪的,別人無法懂得的語言。古人說「無一字無來歷」,是有道理的,語言是一種文化積澱。語言的文化積澱越是深厚,語言的含蘊就越豐富。 我還是相信杜甫所說的「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多讀一點古人的書,方不致「書到用時方恨少」。 這可以說是「書面文化」。另外一種文化是民間的,口頭文化。有些作家沒有受過完整的教育。戰爭年代,有些作家不能讀到較多的書。有的作家是農民出身。但是他們非常熟悉口頭文學。比如趙樹理、李季。趙樹理是一個農村才子,他能在廟會上一個人唱一台戲——唱、表演、用嘴奏「過門」,念「鑼經」,一樣不誤。他的小說受民間戲曲和評書很大的影響(趙樹理是非常可愛的人。他死於「文化大革命」。我十分懷念他)。李季的敘事詩《王貴與李香香》是用陝北「信天游」的形式寫的。孫犁說,他的語言受了他的母親和妻子的影響。她們一定非常熟悉民間語言,而且是很熟悉民歌、民間故事的。中國的民歌是一個寶庫,非常豐富,我曾經想過一個問題:中國民歌有沒有哲理詩?---民歌一般都是抒情,情歌。我讀過一首湖南民歌,是寫插秧的:「赤腳雙雙來插田,低頭看見水中天。 行行插得齊齊整, 退步原來是向前。」 這應該說是一首哲理詩。「退步原來是向前」可以用來說明中國目前的一些經濟政策。從「人民公社」退到「包產到戶」,這不是「向前」了嗎?我在蘭州遇到過一位青年詩人,他懷疑甘肅、寧夏的民歌「花兒」可能是詩人的創作流傳到民間去的,那樣善於用比喻、押韻押得那樣精巧。有一回他去參加一個「花兒會,,(當地有這樣的習慣,大家聚集在一起唱幾天「花兒」),和婆媳兩人同船.這婆媳二人把他「唬背」了:她們一路上沒有說一句散文---所有對話都是押韻的。媳婦到一個娘娘廟去求子,她跪下來禱告,不是說:送子娘娘,您給我一個孩子,我給您重修廟宇,再塑金身……而是: 「今年來了,我是跟您要著哪, 明年來了,我是手裡抱著哪 咯咯嘎嘎地笑著哪!」 這是我所聽到過的禱告詞里最美的一個。我編過幾年《民間文學》,得益匪淺。我甚至覺得,不讀民歌,是不能成為一個好作家的。 有一首著名的唐詩《新嫁娘》:「洞房昨夜停紅燭, 待曉窗前拜舅姑。 妝罷低聲問夫婿, 畫眉深淺入時無?」 這首詩並沒有說這位新嫁娘長得好看不好看,但是宋朝人的詩話里已經指出:這一定是一個絕色的美女。這首詩製造了一種氣氛,讓你感覺到她的美。 另一首有名的唐詩:「君家在何處? 妾住在橫塘。 停舟暫借問, 或恐是同鄉。」 看起來平平常常,明白如話,但是短短二十個字里寫出了很多東西。宋人說這首詩「墨光四射,無字處皆有字」。這說得實在是非常的好。 語言的美,不在語言本身,不在字面上所表現的意思,而在語言暗示出多少東西,傳達了多大的信息,即讓讀者感覺、「想見」的情景有多廣闊。古人所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是有道理的。國內有一位評論家評論我的作品,說汪曾祺的語言很怪,拆開來每一句都是平平常常的話,放在一起,就有點味道。我想任何人的語言都是這樣,每句話都是警句,那是會叫人受不了的。語言不是一句一句寫出來的,「加」在一起的。語言不能像蓋房子一樣,一塊磚一塊磚,壘起來。那樣就會成為「堆砌」。語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話,而在話與話之間的關係。包世臣論王羲之的字,說單看一個一個的字,並不怎麼好看,但是字的各部分,字與字之間「如老翁攜帶幼孫,顧盼有情,痛癢相關」。中國人寫字講究「行氣」。語言是處處相通,有內在聯繫的。 語言像樹,枝幹樹葉,汁液流轉,一枝動,百枝搖;它是「活」的。「文氣」是中國文論特有的概念。從《文心雕龍》到「桐城派」一直都講這個東西。我覺得講得最好,最具體的是韓愈。他說: .』「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後來的人把他的理論概括成「氣盛言宜」四個字。我覺得他提出了三個很重要的觀點。他所謂「氣盛」,照我的理解,即作者情緒飽滿,思想充買。我認力他是第一個提出作者的精神狀態和語言的關係的人。一個人精神好的時候往往會才華橫溢,妙語如珠;倦疲的時候往往詞不 達意。他提出一個語言的標準:宜。即合適,準確。世界上有不少作家都說過「每一句話只有一個最好的說法」,比如福樓拜。他把「宜」更具體化為「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語言的奧秘,說穿了不過是長句與短句的搭配。一瀉千里,戛然而止,畫舫笙歌,駿馬收韁,可長則長,能短則短,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中國語言的一個特點是有「四聲」。「聲之高下」不但造成一種音樂美,而且直接影響到意義。不但寫詩,就是寫散文,寫小說,也要注意語調。語調的構成,和「四聲」是很有關係的。中國人很愛用水來作文章的比喻。韓愈說過。蘇東坡說「吾文如萬斛源泉,不擇地湧出」,「但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流動的水,是語言最好的形象。中國人說「行文」,是很好的說法。語言,是內在地運行著的。缺乏內在的運動,這樣的語言就會沒有生氣,就會呆板。中國當代作家意識到語言的重要性的,現在多起來了。中國的文學理論家正在開始建立中國的「文體學」、「文章學」。這是極好的事。這樣會使中國的文學創作提高到一個更新的水平。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追記於愛荷華文字極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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