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其泰：《史記》「本紀」史學功能析論

當前，進一步發掘和總結民族文化的偉大創造力，對於樹立民族自信心和創造民族新文化具有重大意義。司馬遷的不朽傑作《史記》，是華夏文化經歷長期的孕育、積累之後，在西漢這一特定時代綻放的奇葩，兼具內容上的豐富生動和編纂結構上的嚴密完美，二者高度統一。《史記》的編纂成就，標誌著歷史上中華民族文化創造力達到了異乎尋常的高度，在今天需要我們運用新的視角，深入地加以剖析，並從而得出具有現代啟示意義的結論。

《史記》的編纂結構以「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體構成。

「本紀」列在首要地位，始自《五帝本紀》，終於《孝武本紀》，共12篇。毫無疑問，本紀的設置和撰寫凸顯出司馬遷的睿思和匠心。為什麼《史記》的編纂能夠取得如此高度的成就，被稱為「史家之絕唱」?又為何《史記》能對後世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被視為傳統史學的楷模?這顯然與本紀之設置和撰寫的成功有極大的關係。今天，我們應有新的視角對此做深入探討。這就是，除了分析本紀各篇本身的成就以外，還要把握「本紀」在《史記》全書中的地位，本紀與表、書、世家、列傳的關係；還要從史學演進的長河中，考察後代修史者對「本紀」運用的得失利弊。

《史記》「本紀」的設立，有沒有以往的史籍可資採用或借鑒?前人對此曾提出多種回答。有認為是效法《春秋》的，如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曾言：「其本紀以事系年，取則於《春秋》。」有認為其名稱採用《呂氏春秋》的，如劉勰《文心雕龍·史傳》云：「(子長)故取式《呂覽》，通號曰紀。紀綱之號，亦宏稱也。」有認為是繼承先秦古書《禹本紀》的，如趙翼《陔余叢考》卷五《史記一》云：「《史記·大宛傳》贊則云：『《禹本紀》言河出崑崙，高五百里』。又云：『《禹本紀》及《山海經》所有怪物，予不敢言之也。』是遷之作紀，非本以《呂覽》，而漢以前別有《禹本紀》一書，正遷所本。」①

以上說法各有其道理，因為司馬遷在編纂體裁體例上不能憑空創造，「本紀」的取名，可能從《禹本紀》或《呂氏春秋》中得到啟發，而本紀依年紀事，這一原則是著史者不能違背的，所以與先秦主要史籍《春秋》《左傳》有其繼承的關係。但我們今天所應特別重視的則有兩項：第一，司馬遷是自覺地以本紀作為《史記》全書記載豐富複雜的華夏民族演進歷程之綱領，是其「通古今之變」的大手筆；第二，本紀各篇記載「天子行事」，將再現歷史盛衰變化大勢和塑造人物生動的性格特徵有機地相結合——這兩項，是司馬遷彪炳史冊的成功創造，在歷史編纂學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為什麼說司馬遷是自覺地用「本紀」作為著史之綱領呢?這在《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這一集中地敘述其著史旨趣的篇章中，有明白的交代：

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

這裡十分清楚地揭示出以下三項：一是，十二本紀置於全書之首，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二是，十二本紀的記載始自華夏族始祖黃帝，下迄史家生活的漢武帝時代，綜合記述華夏族幾千年以來的演化史，而其精髓，是要「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司馬遷著史所定下的「通古今之變」的目標即藉此以體現。三是，本紀所載是對於歷史進程關係重大的政治、軍事、經濟、民族關係等大事，故稱「既科條之矣」。科條者，著史之大綱目也。司馬遷所追求的境界，與孤立記載若干事目、流水簿式的記載是如此的絕然不同。2000年前的史家，能有如此傑出的著史成果，又能對自己的著史理念做出這樣明確的概括，是何等的難能可貴!劉知幾、章學誠兩人對於本紀作為《史記》著史之綱領的意義也曾有所揭示。劉知幾《史通·二體》篇中謂：「紀以包舉大端。」章學誠則云：「《呂氏》十二月令但名為紀，而司馬遷、班固之徒則稱本紀。原其稱『本』之義，司馬遷意在紹法《春秋》。顧《左氏》《公》《谷》專家各為之傳，而遷則一人之書，更著書、表、列傳以為之緯，故加紀以『本』而明其紀之為經耳。」②

司馬遷撰著的「本紀」12篇，在中國史學上的出色貢獻，舉其犖犖大者，約有五端。

第一，司馬遷「整齊百家雜語」，是以「考而後信」的審慎態度和方法，對於百家「其言不雅馴」的記載、互相矛盾歧異的說法，做了整理和取捨。他確定了華夏文明的始祖是黃帝，華夏民族的歷史從「五帝」時期開始，即黃帝、顓頊、帝嚳、堯、舜開始。《史記》以《五帝本紀》開篇，整理出從黃帝至堯舜的古史體系，這一裁製在中華文明史上有偉大的意義。2000多年來，中國人世世代代普遍地以黃帝為中華民族共同的祖先，形成了佔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中華民族對於自己民族歷史和文化「本根」的共同認識，促進了「大一統」局面的鞏固，加強了民族向心力，其意義重大而深遠。

第二，記載了夏、商、周三代文明發展的繼承性和治國施政的變革，總結出「恃德撫民者昌，昏亂驕侈者亡」的歷史規律。夏、商、周三代是華夏文明的奠基時期，司馬遷採集《尚書》《詩經》《左傳》《國語》《世本》《呂氏春秋》等的可信史料，詳實地記載了這三個時期的帝王世系和重要歷史事件。《太史公自序》中對夏、商、周三篇本紀的撰著義旨有明確的概括：「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湎，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豐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司馬遷寄意最深的是，記述帝王治國施政的特點，以明其盛衰之原因。如說夏朝滅亡的原因是，「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③。而商湯興起的原因，是湯體恤民眾的疾苦，重視人心的向背，並引述其名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④至武丁時，「修政行德，天下咸歡，殷道復興」⑤。武丁治國50年，是殷商最強盛的時期，號為高宗。至殷紂王殘暴驕淫，「厚賦稅以實鹿台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⑥。又實行酷刑，有炮烙之法，拒諫飾非，昏亂至極，眾叛親離，終於自取滅亡。這時周的勢力已在西方興起，至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⑦，因而成為周王朝的奠基人。周文王繼承其事業，「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⑧。至周武王率領浩浩蕩蕩的討伐殷紂王的盟軍渡過黃河，來到商郊牧野時，便發生了紂師倒戈相向的一幕：「紂師雖眾，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⑨前代學者對上述3篇本紀記述史事提綱挈領的成功手法和揭示朝代盛衰的深刻鑒戒意義，有過不少精當的評論。如黃震說：「《殷紀》亦依仿《書》為之，具載興衰相乘者數四，未嘗不本於賢者之用舍，而載紂取亡之事尤詳，真可為萬世戒。」⑩丁晏則論云：「案史公《周紀》剌取《尚書》《左傳》《國語》《國策》《孟子》《呂覽》諸書為之，煌煌大篇，敘次秩然有條理，自成史公之文。」(11)

第三，以《秦本紀》詳載秦由僻居西方的小國，由於歷代有作為君主的苦心經營，奠定了建立帝業的基礎。又以《秦始皇本紀》記載中國統一局面的出現，深刻地總結秦朝結束分立局面的巨大功績和不行仁義而驟亡的歷史教訓。秦原是僻居西陲的小國，在戰國初年，中原各諸侯國以夷狄視之，但經過十幾代君主的奮發努力，秦國終於逐漸強大起來，而秦穆公、孝公、惠文王、昭襄王等都是很有作為的人物。敘述秦穆公至昭襄王的歷史，就是記載數百年間變落後為富強的不平凡的歷程，也是深刻地揭示出全中國為何能在秦朝實現統一的歷史根源，這在中國歷史上意義重大。清代學者牛運震《史記評註·秦本紀》中對此有中肯的評論：「蓋秦伯王之業，章於繆孝，成於昭襄，此始皇因之所以并吞混一而稱帝號也。」梁啟超也強調，自秦穆公至始皇400年余間，秦國以創業、拓展為目標，「以圖進取，百折不撓而卒貫其初志」，「雖緣外力抵抗之強弱，而屢有屈伸，顧未嘗或一退轉，其步驟亦未或一凌亂」。(12)這也是對《秦本紀》的內容和撰述義旨的恰當概括。

秦始皇在前代君主長期經營的基礎上，經過二十幾年的努力，終於統一全中國，這更是歷史上的大事!緊接《秦本紀》之後的《秦始皇本紀》，詳記始皇統一天下的功業，高度評價其以全國統一取代列國分立局面，以中央集權製取代分封制的歷史功績。這對於漢代世俗之士故意貶低秦朝的地位、稱其為「閏位」的歪曲看法，是有力的矯正，不僅見識卓越，而且凸顯司馬遷忠實於客觀歷史的「實錄」精神。牛運震也極為讚賞《秦始皇本紀》原原本本記載「史之大事」的特點：「本紀之體，大事書，小事不書。《始皇本紀》自元年以來書置將相，書攻邑，書置郡，書飢旱……即此所書，可以約見本紀書事之法矣。」(13)本篇又一撰述義旨，是總結秦始皇在統一全國之後居功自傲、對民眾實行殘酷剝削和嚴刑峻法、奢侈無度，因此暴亡的嚴重歷史教訓。為此，司馬遷高度評價賈誼《過秦論》對秦朝興亡歷史教訓的總結，說：「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破例地將《過秦論》全文引在《秦始皇本紀》篇末論贊之中，用賈誼的話對秦始皇的暴政做了嚴肅批判：「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故其亡可立待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第四，設置《項羽本紀》《高祖本紀》，以酣暢的筆力寫出熊熊燃燒的起義烈火使曾經不可一世的秦朝統治頃刻滅亡，項羽在推翻秦朝中如何起到號令諸侯的作用，劉邦又如何以過人的謀略和安撫民眾的措施在楚漢戰爭中最終取得勝利，建立西漢政權。漢高祖劉邦改變秦的暴虐政治為寬厚政治，安定天下，開創了更大規模的國家統一局面。司馬遷對這一歷史的巨大變局十分重視，在《太史公自序》中明確地概括此2篇本紀的撰寫義旨：「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我們再從中國歷史發展的長河考察，項羽固然是反秦的英雄，在攻滅秦朝的鬥爭中表現出非凡的氣概，但他所實行的分封諸侯的政策和殘酷殺戮政策，是開歷史倒車的，所以註定失敗。而劉邦建立的西漢政權，除秦繁苛，「改制易俗」，正符合「易敝通變」的歷史規律，所以，西漢王朝的建立標誌著中國歷史前進到一個新的階段。《項羽本紀》《高祖本紀》2篇，真實、生動地記載了這一段場面廣闊、波瀾起伏的歷史進程，顯示出秦至楚、至漢「八年之中，天下三嬗」的演進脈絡，並且將項羽、劉邦相反的政治作為和成敗結局兩相對照，因而成為歷代學者推崇的再現楚漢之際歷史風雲的傑作。

第五，提綱挈領記載了西漢政權鞏固和出現盛世的歷史進程，開創了重視記載當代史的成功範例。西漢前期的歷史，對於華夏文明史具有重要意義。司馬遷依據他身為太史令所能掌握的西漢皇室文書檔案史料和他的親聞親見，綱舉目張地敘述了惠、文、景、武諸朝的重要政治設施和社會領域的深刻變化，包括：醫治因秦漢之際長期戰亂造成的殘破局面，恢復生產，減輕賦稅，實行「無為」而治；強幹弱枝，相繼成功地解決異姓王和同姓王的問題，鞏固中央集權；「漢承秦制」，同時又根據時代需要而創立新制度，薦舉賢良孝廉，尊崇儒術，抑制豪強兼并，頒行新曆法等，成為歷代封建王朝的樣板；擴大國家版圖，加強對周邊民族的關係，同時對匈奴進行大規模的自衛戰爭，解除匈奴游牧貴族長期對中原地區的威脅，推進了全中國統一的規模。司馬遷對於各篇本紀的撰述義旨都有明確的概括：

孝惠皇帝、高後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後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14)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15)

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16)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17)

漢朝是中華文化史上民族創造力蓬勃上升的重要時期，西漢盛世是中國長期封建社會第一次出現的強盛局面，中國今日的遼闊版圖是在西漢時期奠定的，佔全中國人口最大多數的漢族，我們至今共同使用的語言、文字，也都是以這個強盛的朝代命名的。這說明司馬遷對西漢當代史的記述不但在歷史編纂學上具有開創意義，而且在整個中華文明史上有更加深遠的影響。司馬遷撰寫的12篇本紀，將他所能見到的各種有價值的典籍和檔案史料，整理成華夏族自文明始祖至史家所生活時代的貫通古今的歷史演進綱要，記載了包括軍國大事、經濟生產活動、民族交往、文化發展等方面的大事，通過人的活動、時勢變遷，以「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史記》本紀的成功撰著，毫無疑義是中國史學之首創，也是世界文化所特有。而且，「本紀」又構成《史記》中全書所囊括的多種體裁的綱領，本紀以下的各篇表、書、世家、列傳，都是圍繞總綱展開，互相配合，構成華夏文明的「全史」。設若沒有成功的「本紀」，全書就失去主幹，歷史盛衰的大勢就被分散的史事碎片所淹沒!譬如，《項羽本紀》《高祖本紀》就是楚漢戰爭、漢朝建立這一時期史事之綱領，以下，像《秦楚之際月表》《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八書中相關的內容，「世家」中的《楚元王世家》《蕭相國世家》《曹相國世家》《留侯世家》《陳丞相世家》，「列傳」中《張耳陳餘列傳》《淮陰侯列傳》《劉敬叔孫通列傳》等，都圍繞這2篇本紀展開。因而做到全書綱領清晰，而又全方位展開，脈絡貫通，異彩紛呈，豈非著史之大觀!

唐代史學評論家劉知幾曾對《史記》本紀的作用等編纂特點，做過精闢的評論，如說：「《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顯隱必該，洪纖靡失。」(18)但也有批評不當之處，他責備司馬遷立《秦本紀》和《項羽本紀》2篇不當，有乖史體。其論云：「然遷之以天子為本紀，諸侯為世家，斯誠讜矣。但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案姬自后稷至於西伯，嬴自伯翳至於庄襄，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若以西伯、庄襄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庄襄，其書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怪也!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況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謬。」(19)

顯然，劉知幾是太過拘泥於名號、等級，刻板地要求必須身為天子才能立為本紀，如果身為諸侯，就絕無設為本紀之理。關鍵在於，他未能理解，司馬遷設置本紀的主要著眼點不在身份名號，而在於以之作為一個歷史時期史事之總綱領，看其是否起到支配歷史大局的作用。為何將秦莊襄王以前的史事立為「本紀」?原因在於，他要以《秦本紀》來擔負提挈自春秋至戰國歷史的總綱。在此春秋、戰國時期，各列國紛爭，周王室僅有名義上的地位，實際上已降為小國。故《周本紀》提挈史事綱領的作用只限於西周時期，此後則大致只限於記載周王室本身史事，而對各諸侯國大事很少涉及。反觀《秦本紀》，則除了記述秦國大事之外，又分明起到提挈各國大事的作用。有如：秦武公十三年：「晉滅霍、魏、耿。齊雍廩殺無知、管至父而立齊桓公。齊、晉為強國。」秦穆公九年：「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秦共公三年：「楚莊王強，北兵至雒，問周鼎。」秦桓公十年：「楚庄公服鄭，北敗晉兵於河上。當是之時，楚霸，為會盟合諸侯。」秦景公十五年：「是時晉悼公為盟主。十八年，晉悼公強，數會諸侯。」秦哀公十五年：「楚平王欲誅建，建亡；伍子胥奔吳。晉公室卑而六卿強。」大凡這一類記載各國之大事，大量見於《秦本紀》之中。因此，《秦本紀》乃是司馬遷苦心經營之篇章，不但脈絡清楚地記述秦如何由小國走向強大，而且用來提挈春秋、戰國時期的複雜史事，取代《周本紀》後半篇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項羽驍勇善戰，威震天下，巨鹿大戰後，被推為上將軍，「諸侯皆屬焉」，後自立為西楚霸王，號令天下，分封劉邦、張耳、田都、章邯等18人為諸侯王。因此，在風起雲湧的反秦起義浪潮中，項羽的行動和部署對全局起到支配作用，構成這一複雜多變的重要歷史時期的總綱。司馬遷並不因為項羽未稱「天子」，又最後失敗，而忽視其歷史作用，相反，他以非凡的識力，設置《項羽本紀》。《項羽本紀·贊》中即點明立其為「本紀」的深刻意義所在：「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並在《秦始皇本紀》中言簡意賅地強調：「項羽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後五年，天下定於漢。」與上述贊語中「政由羽出」做了有力的呼應。前代學者對司馬遷的卓越史識也有過恰當的評論，如清代學者金錫齡謂：「史公以羽……遂將五諸侯滅秦，號令天下，政由羽出，則亦與天子無異，況亡秦者，實由於楚，其稱為本紀固宜。」(20)事情的實質是，司馬遷所重不在於身份、名號，而是重視人物在歷史中所起到的實際作用，其目的是要再現歷史的真相。所以他不刻板行事、膠柱鼓瑟，而是根據歷史實際的需要做靈活處理，在必要時敢於突破自己所定的體例。章學誠稱譽司馬遷著史「體圓而用神」，可謂深得其歷史編纂學的神髓!

把記載、總結政治成敗得失與刻畫帝王的性格胸襟二者結合，是《史記》「本紀」的又一重要史學功能。

先秦史學的主要成果《春秋》《左傳》都是編年體，司馬遷在對其充分繼承的同時，又實現了重大的突破和傑出的創造，各卷的敘事基本上都是按年代先後記述，而全書的總體面貌和記載重心，則是記述人物的活動。這是因為，時代前進推動歷史編纂實現重大變革，自春秋、戰國以來，特別是秦漢之際歷史變局和漢朝立國以來的史實證明，人物的活動，是歷史成敗和社會變遷的主要因素。因此，司馬遷將記述明主賢臣、傑出人物的活動，作為他著史的宗旨。

《太史公自序》中明確說，「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義死節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是其父司馬談的臨終囑咐。而他本人確立的著史宗旨，日夜懍懍於心不敢稍忘的，就是記述明主賢臣的功業，否則，「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而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史記》以記人物為中心，當然首先必須體現在「本紀」之中。因此本紀各篇成為記載政治成敗得失和刻畫人物形象的交響，乃是時代前進對歷史編纂學的內在發展需要和司馬遷本人的自覺追求。

《項羽本紀》和《高祖本紀》，在「本紀」中記載的史實最豐富、場面最宏大，在史料的搜集和剪裁上最下工夫，所傾注的感情也最為深沉，我們即以此為典型篇章略作分析。

項羽名籍，是楚國將領項燕的後代。青年時代，他即具有常人不及的豪氣。秦始皇游會稽，渡浙江，項羽與叔項梁同往觀看，項羽當場即感嘆說：「彼可取而代也。」「籍長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在反秦浪潮中，項梁、項羽在江東舉兵，渡過江、淮進入中原作戰。當章邯率大軍包圍巨鹿城，趙王趙歇及將領陳餘、張耳困守城中，號為卿子將軍的宋義卻擁兵安陽滯留不進，飲酒高會，時天寒大雨，士卒凍飢。當此危急情勢下，項羽表現出其果斷和勇氣，他嚴責宋義：「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於是以楚懷王心下令的名義斬殺宋義。項羽此舉大受嘉許，楚懷王拜他為上將軍，諸將皆屬。

項羽從起兵到敗亡歷時5年，所經70餘戰，作戰範圍達於河北、河南、關中、山東、江淮等廣大區域，司馬遷以極高的識力，從中選擇了救巨鹿、鴻門宴、垓下之戰作為記載的重點。這三個事件正是項羽政治上、軍事上成敗的關鍵，也是凸顯其性格特點的重要歷史場景。

巨鹿大戰極寫項羽勇力、氣勢過人，因而成為威震天下，號令諸侯的英雄。當巨鹿兩面受敵，情況萬分危急時，各諸侯軍心懷恐懼、頓兵旁觀，獨項羽率軍以與敵決一死戰的氣概，破釜鑿舟，連續九戰，分別擊潰秦將蘇角、王離、涉閒，項羽將士呼聲震天，諸侯軍人人惴恐。請看司馬遷極寫項羽的無敵氣概：「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

鴻門宴一幕，則寫出項羽不用謀臣范增計策，沽名釣譽，喪失有利時機，放走劉邦，以致留下後患而釀成最終失敗。劉邦率軍先破秦軍進入關中，項羽救趙後也率軍入秦。兩軍相對，項羽處於絕對優勢：「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劉邦依張良計，次日來到鴻門，向項羽表示謝罪(劉邦派兵守函谷關，致使項羽大軍西進時受阻)。在宴席上，范增再三示意項羽下令對劉邦動手：「項王、項伯東向坐，亞父南向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塊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席間，項莊拔劍起舞，意在沛公。危急間，勇士樊噲擁盾而入，護衛劉邦，並嚴詞責備項羽。劉邦見勢不妙，用計逃席，留下張良將白璧和玉斗，分別贈送項王、范增。「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項羽之沽名釣譽、錯失良機，與范增的洞察利害、深謀遠慮恰成對照。

至垓下之戰，項羽已陷於漢軍重重包圍之中，隨騎僅有28人，漢軍追者數千。直至最後敗亡之前，他仍然顯示出其令當者披靡的勇猛氣概：

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向。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

通過以上三個事件，司馬遷成功地記述了項羽興起之迅猛和結局之悲涼，令人擊節，令人慨嘆!更可貴的是，司馬遷以「寓論斷於敘事」的手法，更進一層揭示出項羽最終失敗的深刻原因。他在政治上目光短淺，沒有安定天下之志，不懂得秦朝長期暴虐統治之後，百姓急迫需要實行德政；相反，他濫加殺戮，失去天下人之心。巨鹿大戰之後，他率軍西進，途中，獲知秦軍降者有不滿的言論，「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於新安城南」。更加嚴重的是，在鴻門放走劉邦之後，他在秦朝京城大肆屠戮，掠搶秦宮室財富：「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綉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秦人因此對他絕望!又實行分封天下，負約封劉邦為漢王，令其僻處於南鄭，另封秦降將章邯、司馬欣、董翳及魏豹、趙歇等，共分封十八王，自號西楚霸王，更加劇分裂割據的局面。楚懷王心當時名義上是天下共主，項羽將他廢棄，徙置湘江上游，並派人擊殺於江上。齊王田榮叛項王，項羽北上攻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宮室，皆阬田榮降卒，系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其結果，是「齊人相聚而叛之」。

項羽招致敗亡的又一重要原因，是缺乏謀略，不採納智者計策，甚至加以猜疑。范增是著名的謀士，對項羽一再提出良策，項羽卻奮其私智，拒諫塞聽，因而在鴻門宴上放走劉邦。當楚漢兩軍在滎陽對壘，漢軍運糧的通道被楚軍屢屢侵奪，漢軍乏食，請與楚劃滎陽為界講和。此時，范增力勸項羽乘劉邦兵力不足、處境不利之時將之攻滅。在此危急情況下，劉邦採用了陳平的反間計。短視無謀的項羽正好中計，竟然由此而對范增猜疑。司馬遷對此具載其始末：「漢王患之，乃用陳平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項羽因顢頇猜疑，失去了范增這位唯一忠心耿耿的軍師，更促使他走向最終的失敗。一個叱吒天下的英雄最終卻慘死於垓下之圍，這不僅是秦漢之際歷史變局上的大事，而且從總結政治成敗教訓上有極其深刻的意義，司馬遷在篇末《項羽本紀·贊語》中所做的鞭辟入裡的論斷，值得人們再三品味：

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劉邦也是反秦起義的英雄人物，又是西漢皇朝的開國君主。《高祖本紀》以翔實的史實敘述劉邦政治上目光遠大，深知百姓長期受秦朝暴政之苦，必須除秦繁苛，休息民力，才能得民心。他富有謀略，知人善任，虛心聽從賢者諫議，因而屢屢從困厄中重新奮起，最終平定天下。

司馬遷突出地記載劉邦志在戰亂中實行仁政、安撫民心的重要事件，證明這正是劉邦在群雄逐鹿中最終勝利的決定性因素。當天下紛擾之時，楚懷王與諸老將商議指派進入關中的將領，諸老將就曾對項羽和劉邦做了對比：「項羽為人剽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楚懷王並與諸將約，「先入關中者王之」，這就意味著劉邦在各路將領角逐中已開始處於主動地位。劉邦率軍以罕見的勇敢和智謀，連連克敵，於漢元年(前206)十月，遂先於諸侯軍進入關中，接受秦王子嬰投降。劉邦進入咸陽，聽從樊噲、張良諫議，「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同時頒布「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分派吏屬遍至諸縣鄉邑宣諭：父老苦秦苛法久矣，「悉除去秦法」，「凡我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劉邦實行的政策，得到長期飽受秦朝暴政之苦的關中百姓發自內心的擁護：「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項羽背約，要使劉邦受困於偏僻閉塞之地。但在力量對比懸殊情況下，劉邦接受了蕭何、張良等的建議，接受封號，到漢中，並燒毀棧道，表示無意東歸，麻痹項王。劉邦行時，「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經過積蓄力量，數月以後，劉邦部署還兵關中，出奇兵，從故道出，連續擊破章邯等，奪取了函谷關及其以西地區。劉邦隨即採取措施，健全三秦、隴西、北地以至河套這大片地區的郡縣行政系統，又「繕治河上塞」，「諸故苑囿園池，皆令人得田之」，「大赦罪人」。司馬遷對以上史實一一詳載，實則證明這些措施正是劉邦經略天下的開始。此後在與項羽長期爭戰過程中，關中便成為其穩固的後方根據地。

楚漢兩軍在河南滎陽、成皋一帶相持爭戰長達3年時間，《高祖本紀》著重記載劉邦如何虛心聽從謀臣諫議，面對複雜局勢做出正確決策，因而渡過危局，逐步壯大自己，並得到大將韓信、彭越等人的支持，最後由軍事上的劣勢轉變為優勢。如，項羽大軍曾把劉邦包圍在滎陽，劉邦用計得脫，退回關中補充給養，重整旗鼓，留少數兵力固守滎陽。此後，劉邦本欲出兵東向再與楚軍正面相持，而袁生進計，說：「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皋閑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劉邦立即採納，改從武關出軍宛、葉，項王果引兵南下，漢軍堅壁拒戰。劉邦令彭越在項羽後方斷其糧道，又在下邳大破楚軍，使項羽背後受到威脅。又如，韓信在山東先擊敗齊王田廣，又聯合灌嬰大破楚軍，派人來向劉邦要求封王，說：「齊邊楚，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劉邦怒，欲以兵攻，張良向他勸諫：「不如因而立之，使為自守。」劉邦立即聽從，派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王。此後，劉邦大軍遂得到韓信、彭越、英布各軍的配合，實現了對項羽包圍的形勢。

因此，當天下已定，漢高祖劉邦置酒洛陽南宮，君臣一同評說劉項成敗原因之時，劉邦即發表大段議論，以他知人善任作為戰勝項羽的最重要原因：「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劉邦周圍的文臣武將不但幫助他戰勝了項羽，而且在漢朝開國後為創設制度、治理國家做出卓越建樹。最初在沛縣起兵跟隨劉邦的蕭何、曹參、樊噲三人，在長期征戰和漢朝開國後一直忠心輔佐劉邦，劉邦對他們高度信任，視為股肱重臣。高祖臨終，當呂后問他國政將委託何人時，他交代可委託蕭何、曹參、王陵、陳平和周勃，其後的史實恰恰證明劉邦付託得人。

《項羽本紀》《高祖本紀》兩篇，史實紛繁複雜，但司馬遷所揭示的歷史主線十分清楚，對項、劉兩人的重要作為及其產生的歷史效果均做清晰的交代，記述的場面波瀾壯闊，又從多角度展現人物的性格、襟懷，達到形象豐滿，生動傳神。兩篇的內容既互相對照，又互相補充，也堪稱《史記》全書各篇結構緊密、有機結合的一個縮影，因而成為歷代傳誦不衰的名篇。馬克思曾經說過，古代希臘的藝術具有「永久的魅力」，它產生於「歷史上的人類童年時代，在它發展得最完美的地方」。又說：「他們的藝術對我們所產生的魅力同這種藝術在其中生長的那個不發達的社會階段並不矛盾。」(21)馬克思的話能幫助我們理解：司馬遷雖然處於社會生產不發達的漢代，但在這一時期華夏民族所具有蓬勃創造力和提供的思想文化條件，也類似於希臘，是在人類童年時期發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並通過司馬遷的傑出才能將之表現出來，因而《史記》同古希臘藝術一樣具有「永久的魅力」!

《史記》以本紀置於全書之首，以表、書、世家、列傳與之配合，自此體一定，歷代修史者遵行不改。這是中國史學史上極其重要的現象，其中的深刻原因是什麼呢?這除了《史記》書寫歷史的極高成就以外，還有史學作為意識形態與社會結構的相互關係問題，也即《史記》作為文化成果在何種程度上符合社會政治現實需要的問題。

簡要地說，一是，《史記》以十二「本紀」為主幹，加上全書其他篇章的配合，記載了華夏民族自文明初始以來至當代的歷程，無可辯駁地證明了歷史的前後相續、綿延不絕。尤其是，證明從遠古至夏、商的長期孕育，周初實行「封土封邦」、周天子號令天下，到秦朝實現了兼并天下、統一各國，又到漢代實現了更大規模的統一，中華民族逐步走向全國大統一實有深遠的根源和強大的內在動力，統一局面的形成和鞏固乃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史記》令人信服地證明了統一是歷史的必然，其創立的格局當然也被後代視為著史之「極則」。二是，《史記》以「本紀」為主幹，其他諸體與之配合，恰恰成為封建政治體制以「天子」為中心、眾臣輔弼、形成等級性結構的投影。天子獨尊，口出即是「聖旨」，即是至高無上的法律，以此綱紀天下，從大臣、官吏以至庶民都必須順從，這正是封建政治體制的特點。漢文帝二年(前178)十一月在其詔書中即說：「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托於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子執政猶吾股肱也。」(22)稱「微眇之身」，是略表自謙，而所言天下之安危、政策的成敗，繫於一人，正道出封建時代政治的實質!司馬遷揭示出創立《史記》五體結構的宗旨，在「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之後，即云：「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23)《史記》以本紀為中心的總體特徵又是封建政治結構的形象化表達，是司馬遷所處時代的投影。因此，有利於中華民族「大一統」局面鞏固，並反映出封建等級性政治體制的特點，是《史記》「本紀」的又一重要史學功能。此項對於西漢以及歷代皇朝，在一定意義上還具有政治層面的功能。

《五帝本紀》中記載，「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司馬遷根據《五帝德》等儒家典籍和傳說材料整理成這段歷史，顯然是根源於後世「天子號令天下」這種統一局面而形成的觀念。司馬遷又整理出，自傳說中的顓頊、帝嚳、堯、舜，至夏、商、周，這些古帝王都出於一個共同的祖先——黃帝。從社會史角度看，如此整齊的古帝先王系統無疑是後人排比加工而成的，但它恰恰反映出後人對統一的願望。誠如郭沫若所說：「如五帝三王是一家，都是黃帝的子孫，那便完全是人為。那是在中國統一的前後(即嬴秦前後)為消除各種氏族的畛域起見而生出的大一統的要求。」(24)

秦皇朝由興而亡，西漢皇朝從建立到出現盛世，是司馬遷時代的近代史和當代史。《史記》本紀和其他相關各篇，都予以詳載，其總的思想傾向為「過秦」和「宣漢」，這與西漢前期的時代精神正相合拍。而司馬遷的卓越之處在於，他既深刻地揭露和總結秦朝因實行暴政而迅速滅亡的嚴重歷史教訓，同時又明確肯定秦統一全國的巨大功績。而關於西漢建立和鞏固的歷史性進步，以《高祖本紀》以下5篇本紀，和相關的多篇表、世家、列傳等，整理、記載了多方面的豐富史實，又提出許多中肯的論斷。在其中，尤為強調漢高祖創建西漢皇朝，規模宏遠，撥亂世而反之正，「故漢興，承敝通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25)。漢文帝執行與民休息的政策，發展生產，減免田賦，本人節儉謙讓，與匈奴實行和親，又加強防備，「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26)。景帝時，採用晁錯建議，成功地解決藩王尾大不掉、對抗朝廷的問題，為武帝時期的鼎盛局面進一步奠定基礎。武帝時，興建制度，多所設施，實現了更大規模的統一局面，中原與廣大周邊民族地區的聯繫大大加強，同時在文化上興儒學，「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史記》以大量確鑿的史實記載和熱情謳歌的西漢上升和興盛的局面，已成為中華民族廣泛認同的史實和珍貴的歷史記憶。《史記》百科全書式的宏偉結構，和「整齊百家雜語，厥協六經異傳」的大規模整理文獻、熔鑄成史的功績，本身更是西漢盛世的產物。

但是以往曾有過「謗書」之說，造成對《史記》記載的史實和史識的歪曲，對此應當嚴肅地予以澄清。《後漢書·蔡邕傳》云：「(王)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有的論者即由「謗書」二字，聯繫到《史記》對武帝的一些批評，因而誤認司馬遷對武帝時期事事揭露譏貶。其實，王允的說法是對司馬遷讚揚漢朝歷史性進步的基本立場和「實錄」精神的惡意曲解。王允是個擅權的大官僚，內心邪惡，他害怕其篡政行為被「訕議」，害怕有正直史官揭露他，所以他要對司馬遷的「信史」態度歪曲誣枉，其所講的「謗書」「佞臣」都應理解為反語。故王允的話勿寧是從反面證明司馬遷「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所具有的力量。誠然，司馬遷對於武帝政治的陰暗面，如連年征伐造成人民困苦疲憊，財政空虛，奢侈浪費，耽於迷信，「與民爭利」等，都據事直書予以批評，體現了他關心民眾的進步思想。而同時，司馬遷對武帝的雄才大略、建樹功業又是明確讚揚的。如說「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捲四海」(27)，「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28)。都是對武帝功業做高度評價。今本《孝武本紀》並非司馬遷原文，歷代學者均認為屬後人割裂《封禪書》以充篇幅，(29)不能為據。

總起來說，司馬遷著《史記》，在全書編纂的總體設計上，以「本紀」列在其他四種體裁之前，這一安排，突出地體現了其深邃的歷史哲學和強烈的信史精神。十二本紀「包舉大端」，提綱挈領記述政治、經濟、軍事、民族、文化各項大事，構成了全書的主幹，其餘篇章，或表，或書，或世家，或列傳，都與本紀相配合，因而顯示出華夏民族自文明初始至其當代歷史演進的大趨勢；又因有本紀作為總綱，其他篇章中的記載都圍繞此展開，緊密聯繫，因而使這部內容豐富複雜、上下貫通漫長年代的巨著，成為互相聯繫的有機整體。再者，本紀所載，既重在凸顯政治設施的得失，彰明其盛衰興壞之理，且又以藝術性手法，刻畫處於歷史變局中心的君主獨特的性格、襟懷，所寫的西楚霸王、漢高祖，更是栩栩如生，使後代讀者產生無窮的感奮和慨嘆。「本紀」的又一項重要史學功能，是反映出西漢時期「大一統」局面的發展和鞏固，反映出封建中央集權政治結構的等級制特徵，因而成為時代的投影。這也是後代修史者「遞相祖述，莫能出其範圍」的深刻原因。《史記》之後，班固作為一代良史，其所撰《漢書》中對本紀的運用也很成功，可以比肩司馬遷。但到後來，「正史」的編纂者的史識、史才，以及所處社會條件，都與司馬遷相去天壤，致使將「本紀」寫成簡單乏味的片斷事件記錄，如同章學誠所激烈批評的，「無別識心裁」「斤斤如守科舉之程式，不敢稍變；如治胥吏之簿書，繁不可刪」，史識、史學反過來成為「史例」的奴隸。(30)從後代正史編纂存在的嚴重弊病，正好反襯出司馬遷的傑出創造厥功甚偉!

至20世紀，司馬遷歷史編纂學的優秀遺產，幸而受到有識史家的高度重視和繼承發揚。20世紀先後探索「新綜合體」的史家，都從《史記》「本紀」所特具的史學功能獲得啟示。其中最引人注目者，是梁啟超在其嘗試從事編纂中國通史時，撰成《春秋載記》《戰國載記》，作為記載春秋戰國時期歷史的總綱；白壽彝先生擔任總主編的《中國通史》，則以「綜述」作為各個歷史時期史事的主幹，並以「典志」和「傳記」與之相配合。他們的努力與成功，恰恰體現出司馬遷的傑出創造確實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注釋

①還有以「天象」與「人事」相對應做解釋的，如司馬貞《補史記序》謂：「觀其本紀十二，象歲星之一周，八書有八篇，法天時之八節……」張守節《史記正義·論史例》沿用其說，均明顯地缺乏學術根據。

　　②章學誠：《永清縣誌·皇言紀序例》。

　　③《史記》卷2《夏本紀》。

　　④《史記》卷3《殷本紀》。

　　⑤《史記》卷3《殷本紀》。

　　⑥《史記》卷3《殷本紀》。

　　⑦《史記》卷4《周本紀》。

　　⑧《史記》卷4《周本紀》。

　　⑨《史記》卷4《周本紀》。

　　⑩黃震：《黃氏日抄》卷46《史記》。

　　(11)丁晏：《史記餘論·周本紀》。

　　(12)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載《梁啟超全集》第6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540頁。

　　(13)牛運震：《空山堂史記評註校釋》卷1《秦始皇本紀》。

　　(14)《史記》卷9《呂太后本紀》。

　　(15)《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

　　(16)《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

　　(17)《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

　　(18)《史通》卷2《二體》。

　　(19)《史通》卷2《本紀》。

　　(20)金錫齡：《劬書室遺集》卷12《讀史記項羽本紀》。

　　(21)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0頁。

　　(22)《史記》卷10《孝文本記》。

　　(23)《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

　　(24)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歷史編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2-223頁。

　　(25)《史記》卷8《高祖本紀》。

　　(26)《史記》卷10《孝文本紀》。

　　(27)《史記》卷20《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28)《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

　　(29)較早為張晏說，見《孝武本紀》《集解》所引，稱：「褚先生所作。」後錢大昕又考辨云：「少孫補史皆取史公所缺，意雖淺近，詞無雷同，未有移甲以當乙者也。或晉以後少孫補篇亦亡，鄉里妄人，取此以足其數爾。」參見《廿二史考異》卷1「孝武本紀」條，趙翼也認為必非司馬遷所作。

　　(30)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一《書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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