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軍大院的十三歲的趙小妹

06-28

　　在我的記憶里，爸爸是一個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的人，是一個老老實實做人的人，是一個對子女既愛，管教又非常嚴格的人。　　記得一九六七年三月，育鴻小學紅衛兵在院子里到處批鬥老幹部，當時我非常有想法。我想伯伯們都是跟著黨，跟著毛主席經歷了槍林彈雨，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他們有什麼錯。於是，我和鄰居李小先，還有她哥哥姐姐一起寫了一張大字報，內容說紅衛兵有錯。由我把這張大字報貼到了服務社門口的宣傳欄上。　　沒想到第二天，我一出家門就遭到育鴻小學紅衛兵的圍追堵截。我就玩命地跑，當快跑到學校北門口時，被一個頭頭給抓住了。他高舉著手中的皮帶，讓我說誰指使我們寫大字報的。我說，你們做得就是不對，你們不該對伯伯們那樣，不該給伯伯們剃那麼難看的頭（當時還不知道那叫陰陽頭）。他說，你要再不說是誰讓你們乾的，我就要打人了。這時跑在後面的紅衛兵也跟上來了。在這緊要關頭，沙永恆校長來了，他對頭頭說，你們不要亂打人，就上來拉開他的手，讓我快跑。我是跑了，但是給沙校長，給我親愛的父親帶來了我當時無法想像的災難！

　　當天，他們就把沙校長拉到學校的操場進行批鬥，說沙校長包庇壞人。那天晚上，我爸回來得特別晚，問我為什麼要寫大字報，我就說了我的觀點。第二天一早，就看到他坐在沙發上在等我，對我說中午吃完飯回來，要和我好好談談，還說了一句：「沒關係，頂不及棄甲歸田，回家種地。」中午吃完飯，怕爸爸打我沒敢回家，就在耿燕婷家西屋的窗前趴著，想等爸爸走了再回去。因為耿燕婷家的西屋的窗前剛好能看到我家，還有我爸放自行車的地方。快一點的時候，我看到保衛部的一個叔叔急促往我們這個門口走來。　　我們家有一個習慣，就是進門後隨手要將門鎖上，再回來的人，自己用鑰匙開門。可是這天，保衛部的這個叔叔上樓後，不一會兒就下來了，還大聲說出事了。我一想不對，立刻往家跑，門是大開的，我爸躺在大屋的地上，看上去好像是在睡覺，因為當年也就十三歲不到，所以很長一段時間我並不認為爸爸不在了，只是認為有病送醫院了。前後也就幾分鐘，門診部的大夫們趕來了，說人不行了。讓我奇怪的是那個叔叔從此我再沒見過！

　　那天，我們家來了好多好多人，我站在那兒不知所措。我只記得林琳的媽媽，劉秀琴阿姨把我領到她家，讓我把當天的事說一說。當我說到棄甲歸田時，阿姨說：「孩子這四個字你一定要記住，有朝一日，有人提起這事時，你一定要說出來。」還說：「能說出這樣話的人還能去死？我不信！」　　爸爸就這樣消失了，我們幸福的家也隨著沒有了。出事後，空軍就不讓我們住在大院，讓我們搬走。我媽單位給了一間筒子樓近二十平米。出事前，家裡是三間一個單元的房子，家裡的東西很多，為此媽媽賣了許多的東西。沒過多久，我哥去了內蒙建設兵團，我媽去了大興天堂河農場的57幹校，家裡就剩比我還小兩歲的弟弟。我和弟弟沒有一分錢，為了生存，我一次次地去空軍大院政治部找領導要生活費，他們就一次次地推說事情難辦，並且還通知門崗不讓我進去。我就站在鐵絲網外哭，許多大人孩子都認識我可沒有人出來為我做主。在我絕望的時候，又碰到劉阿姨下班回家，她怕人看見就向我做手式，意思是讓我在鐵絲網外面跟著她走。她帶著我往將軍樓走，走到車隊時看看四周沒人，她一腳踩著一根鐵絲網，兩手用力將上面的一根鐵絲網拉起，這樣成了一個洞，我鑽了進去。她告訴我，讓我去找任學耀，也就是任小青的爸爸。並且告訴我小青的奶奶是山西人特別小氣，讓我利用她達到目的，讓任伯伯給我寫領生活費的單子，說如果不給薟字，你就不走，就在他們家住著，吃了上頓吃下頓，要不了兩頓飯這事一定能解決。

　　我就這樣進了任伯伯家，奶奶說伯伯中午回不來，讓我下次再來，我說沒關係，我可以等。等到十二點多了，他家的飲事員問奶奶開不開飯，奶奶說等我走了再開。我就對那個叔叔說我餓，想吃飯，那個叔叔就去給我盛了一大碗飯，上面還堆著好多菜。奶奶見了直心痛，我又故意說不夠吃，讓叔叔再給添一碗。這時奶奶坐不住了，立刻給任伯伯打電話用方言和伯伯說讓他快回來。不一會任伯伯就回來了，奶奶說快給這孩子辦事吧，不然她在咱家這個吃法，非把咱家吃窮了。任伯伯給我寫了條子，並且打電話給什麼人，讓他們下午一上班就給我發錢。我和我弟弟每人十二元錢，一共二十四元！當我把錢拿到手時，我哭了，為了這點錢，一個十三歲的女孩子不知走了多少路，求了多少人，才得到了這來之不易的錢！每當我想起這段心酸屈辱的往事，每當想到劉阿姨當年的恩情，我都會淚流滿面。

　　家裡沒出事之前，我的生活是無憂無慮的，從沒管過錢，也不知錢的重要。當我拿著這二十四元錢就立刻想到，一個月是三十天，也就是我和弟弟一天的生活費不能超過九毛錢，一頓飯兩人只能吃三毛錢，不然就不夠了。從那時起，我就開始學做飯，學著怎麼能吃得飽又能吃得好！記著弟弟因為太小不懂事，拿了五分錢買了一個手電筒里的反光瓦，我認為這個東西沒有用，是在亂花錢，為此足足說了他三天。媽媽的幹校就在北京，可從來不讓她回家，我和弟弟為了看媽媽，特意省吃簡用做了一小奶鍋的紅燒肉，求車隊的司機帶我倆去看媽媽。數九寒天，我和弟弟坐在卡車上倆人凍得縮在一起，到了團河，人家就是不讓我們見媽媽。我和弟弟只好又端著鍋回來了。　　爸爸被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不少家長就告訴他們的孩子不要再和我們玩，有的調皮孩子就成心找碴兒欺負我們。從那時起，我一個瘦弱的小女孩就學會了打架！但是，我弟弟太小，又特別膽小，別人打他，他也不敢還手。有一次，放學回來我看到他的腿讓人給打了一個大血口子，就逼他說出那個孩子長什麼樣，他怕人繼續打他不敢說。我就放學後等他，讓他躲在大樹後指給我看，然後我上去就把那個小孩子打得鼻青臉腫。以後，沒人再敢欺負我們了。

　　在筒子樓住得時間長了，發現鄰居里有許多好人，他們都在暗地裡保護幫助我們。　　我應該是七零年初中畢業，這屆一般根紅苗壯的都分到工廠，學校，商店。只要有招工的來，老師首先推薦我，因為我在班裡學習成績是數一數二的。可用人單位不敢要，因為我是黑五類子女！最後讓我去西山農場，我去了一個星期就不去了。我覺得自己太倒霉，所以再次去空軍找任伯伯幫忙，想讓他把我送到部隊去，他說不好辦，讓我等等，還說讓我去空軍的工廠，就這樣我在家等消息。直到七一年底，我看還沒消息就又一次去找，這次任伯伯告訴我讓我某天去空軍後勤部找工廠管理部的部長，讓他給想想辦法。我騎著自行車找到那裡，直闖會議室。那時正在開全空軍工廠廠長會，我當場說了我的情況，問誰能帶我走。記著當時在場的人沉默了有十多分鐘，之後二十八廠的廠長站起來說，孩子，我帶你走，你這就去轉戶口，明天晚上到北京站找我，帶你去湖北。

　　就這樣，沒等過元旦，我帶了兩件換洗衣服跟著廠長去了湖北谷城二十八廠。　　轉眼到了七六年粉碎"四人幫"後，媽把我從湖北弄回北京。各單位開始為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平反昭雪，我們家也開始積極為爸的事整理材料。空軍政治部的一些叔叔伯伯們連名寫材料要求給我爸平反，在這裡我要感謝這些叔叔伯伯們。他們給我出主意讓我去找不僅官復原職而且升為司令的張廷發。我帶著材料去找他，他連門都不讓進，我只好從別人家與他家通著的小門進去。但他還是不下樓，正好碰到他女兒，因為小時都在育鴻上小學，她把她爸叫了下來，張下來後再三解釋說這事不好辦，問題複雜。我心裡挺有氣，說道，您當年受批挨斗，我們就坐在台下，看到文工團的人上台用磚把您的頭打破，鮮血直流，這事您還記著吧？您有什麼問題，他們為什麼整您？說到這兒，老頭兒眼淚都流出來了，說孩子別說了，把材料放下，伯伯一定給你爸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