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文明古國」不過是「民族主義」之謬?
孫隆基先生時隔三十年之久,孫隆基先生再次來到內地訪問,此次帶來了他在內地再版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和《歷史學家的經緯》。此外,最引人矚目的書,自然是那部傾注了他十餘年精力完成的巨著《新世界史》。以一己之力完成世界通史的寫作,在中國人中大概要算一個異數了吧。不過好在孫先生從不怕被人以「異端」看待,有時反而樂此不疲。作者不僅在學術創造力最為強盛的年紀寫過處女作、傳世名作《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而且還以在美國教書之便,寫作《美國的弒母文化:20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這類文化著作,不僅在中國人看來屬驚世駭俗之舉,即便是在美國學術圈,這類作品也並不常見,不過也足可見孫先生的學術創造力並未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衰退。而眼前的這部《新世界史》,儘管目前在內地只出版了第一卷(後兩卷將於明年問世),但因為作者在寫作中大量借鑒了考古學、地理學、人類學研究方法和成果,通讀過後也讓人感覺創見迭出、結構新穎,加之行文優美而不落俗套,真可謂名副其實的「新」世界通史。而想到作者今已是古稀之年的老者,則讓人在讚歎之餘,也免不了感嘆:做學問,尤其是做歷史研究,姜還是老的辣!
說起來,在這部專門為華語讀者寫的世界通史的寫作緣起,還要追溯至2005年。那年,他回到台灣,在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書,很驚訝地發現學校里「教中國史的很多」,但世界史卻完全不受重視,以至於很多學生會把「西洋史」等同於「世界史」。這部書的雛形,就是他為糾正這種偏差而專門開設的世界史課程講義。其實,不僅他所在的大學存在這個問題,世界史的研究,直到那時,在全世界範圍內也才剛剛從國別史和西洋史的研究中跳脫出來,將視野拓展到全人類文明。如今,十年過去了,展現在我們面前的這部書,至少在我這個歷史愛好者看來,依然散發著迷人的魅力,其中的許多觀點,對於中國讀者而言,仍然是聞所未聞的,最典型者,莫過於作者在書中提出的「突破『四大文明古國』之窠臼」 的觀點。在以往國人所寫的教科書、學術專著或大眾歷史讀物中,發端於學者梁啟超的「四大文明古國」之說,一般都被視作定論。梁啟超在1900年寫下了的《二十世紀太平洋歌》中,以注釋的方式提出了「地球上古文明祖國有四:中國、印度、埃及、小亞細亞是也」的觀點。後來的歷史學家進一步論證了遠古近東的小亞細亞即以巴比倫王國為代表,至此,「四大文明古國」的陳說一直沿用至今。而孫隆基則認為,在存在大量考古發現能夠證偽這一假說的今天,倘若依然堅持這套說辭,就顯然模糊了整個人類遠古文明起源的圖像,不利於從總體上勾勒出世界文明發展之初的狀況。並且,在孫隆基看來,這套陳說之所以能夠罔顧事實流傳至今,主要應當歸咎於一種完全從農耕文明角度看世界的來自「中原」黃土的執念,這種觀念理不容分說地將農耕文明視作文明的線對高級階段,理所當然地,游牧、放牧文明就算次等文明或是文明的低級階段了。此外,他還以大量的考古材料證實:農牧業的起源地並不在人們通常認為的大河流域,而是在山地,同時各個文明區之間也絕非鼓勵發展的狀態,而是存在著相當多而綿延不絕的聯繫。如作者通過詳細考察發現,在約旦以色列高地、今土耳其境內和埃及等地分別挖掘出來的史前文明遺址,能夠證明當地存在著一個「環阿拉伯游牧-放牧複合帶」,它與歷史學家歷來承認的人類最早出現文明曙光的兩河流域發源地存在著明顯的聯繫,這一發現表明,農業在其存在之初就與畜牧業有著某種勾連,既有可能推翻畜牧業是農業的初級階段的假說,也有助於拓展關於人類文明起源地的認知,這種關於文明起源多元化的解釋系統,顯然更接近歷史真實。其實,這樣的視角不僅存在於作者對於某一具體歷史事實的爭辯上,通觀全卷,這幾乎可以說作者的核心觀念。正如作者開門見山指出的:「在全球化駸駸來臨的今天,還將民族建國時代的意識敷衍於歷史敘事者,會予人上演歷史穿越劇之感。」事實上,對包括作者在內的許多歷史學家而言,如果在敘述人類文明史時,按照國別、民族來進行敘述,固然有利於增強近代以來各國強調的「民族國家認同意識」,但持這一觀點者似乎沒有意識到:國別、民族的概念是在人類文明誕生之後很久才出現的、極為晚近的概念,以此來將人類文明極其多元的起源套入到這個貌似清晰的、以國別為框架的知識體系中,其訛誤是顯而易見的。(責編:昀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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