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中堂：寬鬆政策更有利於遏制人口過快增長

山西翼城試點「二胎」生育政策24年，人口非但沒有暴漲，各個時期的各項人口指標均優於所屬的臨汾市、山西省和全國水平。1982-2000年兩次人口普查期間，全國人口增長了25.5%，山西省增長了28.4%，臨汾市增長了30.4%，翼城縣僅增長了20.7%。 編者按：近日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程恩富建議實行更嚴格一胎化引發爭議（程恩富：我為何建議嚴格實行「一胎化」）。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專家委員梁中堂從1978年就開始參入中國人口政策討論，一開始就反對獨生子女政策，1985年國家特批他選擇山西翼城縣試點他的二胎晚育理論，成為中國人口政策的特區。近日，梁中堂接受了經濟觀察報記者楊光的專訪。 梁中堂（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專家委員） 經濟觀察報：你是如何想到做翼城試點的？ 梁中堂：上世紀70年代中後期，一方面經過10年「文化革命」，另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發展到極端，使得我國經濟社會各種矛盾都突出地顯露出來，人民群眾生活困難。由於我們囿於計劃體制觀察問題，就都把根源歸到老百姓生孩子方面。1978年到1979年，一個不分城鄉要求「只生一個」的政策開始形成。我當時剛從農村基層調到研究機關，感到讓農民生一個孩子會給他們生活造成很大困難。在搜集資料後，我對「一胎化」政策的前景做了一些計算，發現「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將迅速導致我國人口老齡化，出現「4：2：1」的家庭結構，形成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倒金字塔」的人口年齡構成和勞動力減少等社會問題。 當時，我也以為人口過快增長阻礙了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所以，我提出了一個妥協的辦法，即在提倡城鄉青年「只生一個」和晚婚晚育的基礎上，允許每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1979年，「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已經在全國城鄉廣泛推行。1982年，黨的十二大提出世紀末把人口控制在十二億的目標後，主張「一胎化」的人又提出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必須實行「一胎化」。可是，我按照1982年人口普查資料計算表明，十二億是一個可以讓城鄉婦女平均生育2個孩子的目標。1984年春節，我根據計算結果寫信給胡耀邦，建議用「晚婚晚育延長間隔」和允許生育二胎的政策代替「一胎化」。中央將我的《把計劃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發展規律的基礎上》批轉到國家計生委後，我的意見被否決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人口情報中心馬瀛通和國家計生委張曉彤按照我提的辦法重新測算並給中央寫報告建議實行這一辦法。時任的一些中央領導明確肯定這一報告，要求有關部門測算並代中央起草文件準備在全國推行。可能是出於各種顧慮，有關部門沒有做出行動。所以，我於1985年春節提出為了解除人們對放寬政策的顧慮，建議中央批准我在北方地區選擇一兩個縣進行試驗。翼城縣「晚婚晚育加間隔」的生育試點，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產生的。由於當時做試點時計劃生育的口子把得非常緊，主管部門把賬算得相當精細，我們就只在農村普遍放開了二胎，而城鎮人口一直都沒有鬆動的機會。

經濟觀察報：按照你當時的初衷是否想到這項試驗將長達20多年，這些年的試驗效果如何？ 梁中堂：當時根本沒有料到這個試驗會歷經20多年。1985年7月試行「晚婚晚育延長間隔」允許農民生育二胎以來，該縣每個時期的各項人口指標均優於所在的臨汾市、山西省和全國水平。1982年-2000年兩次人口普查期間，全國人口增長了25.5%，山西省增長了28.4%，臨汾市增長了30.4%，翼城縣僅增長了20.7%。另外，出生性別比也是人口學界和社會關注的一個重要指標。在人口統計學上，通常認為每生育48個女孩會對應有52個男孩出生，出生性別比如果處在103-107都屬於正常。根據2000年普查資料，0歲組的人口性別比全國為117.8，山西省為112.8，臨汾市114.3，翼城縣為106.1。 經濟觀察報：人口指標效果這樣好，是否與該縣比全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平均水平高，或者與政府投入多、管理能力強有關？ 梁中堂：恰恰相反。我當時選擇試點縣的時候是為了在全國普遍實行，所以，就挑選最具有代表性的農業地區。該縣如果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高，一定會完成「縣改市」，現在就不叫翼城縣了。事實上，該縣的農業人口和農村經濟一直低於全國、山西省和所在的臨汾市的平均水平。2000年以前，比照其他的地方政府的投入情況，我常常在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的專家委員會上批評翼城縣的計劃生育投入不足。至於說到管理水平和能力問題，你可以設想，一個很平常的縣級政府會有什麼樣的特殊管理經驗或能力可以保持20多年而又是其他的縣市做不到的呢？ 經濟觀察報：政策寬鬆並沒有引發「人口暴漲」,除了翼城縣提供了這方面的證據外，還有個案的例證嗎？ 梁中堂：不是個案，而是大量的人口現象都可以證明。現在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國家和地區的婦女生育率都在更替水平2.1-2.2以下，其中許多國家都低於1.5。這些國家的婦女生育率在歷史上也曾經是很高的，但都是在沒有強制性政策的情況下自發降低的。就發展中國家來說，譬如與我們有較為接近的傳統文化的泰國，婦女總和生育率在1980-2002年由3.5下降到1.8，比我們同期下降得都快。 我們自己也有這方面的經驗。我國是從1979年1月全國計劃生育辦公室主任會議才開始要求制定限制生育政策。但是，我國的婦女生育率已經由上世紀60年代末接近6.0下降到上世紀70年代末的2.7，10年時間下降3個孩子，這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都屬於絕無僅有的。如果分城鄉來分析的話，我國城鎮婦女在1950年的生育率已經由傳統平均生育7-8個孩子達到5-6個，上世紀50年代後期降到5.0左右，上世紀60年代降到3-4個，上世紀70年代更迅速由3.0左右下降到1.3。我國農村婦女則由上世紀60年代中期平均生育接近7個孩子持續下降到上世紀70年代後期的3個左右，這都是在沒有強制性政策的作用下得到的。

　 經濟觀察報：聽說和翼城縣相同的試點還有一些，這些試點的情況如何？ 梁中堂：需要說明的是，上世紀70年代後期以來，我國計劃生育政策一直是件十分嚴肅的事情，實行什麼樣的政策是不能由地方輕易決定的。1984年7號文件後，各省在從嚴掌握的前提下產生了一些不同政策的試點。1987年9月，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王偉主持在翼城縣召開過一個試點現場會，參加會議的有包括甘肅省酒泉地區在內的全國13個試點單位，算是對這些地區允許農民生育二胎政策的一種認可。1988年，國家計生委下發過一個調整試點單位的文件，上述13個單位只有7個列入其中。據我知道，由於酒泉地區（現在已經地改市）的黨委和政府的強烈要求，1998年甘肅省人大通過決議批准該市恢復許可農民生育二胎。 另外，廣東省人大通過決議從1986年6月開始全省的農民普遍放開二胎，1998年又改為「女兒戶」的政策。本來，海南在建省前已經從廣東省獲得一個比較寬鬆的政策，但是，建省後改為「女兒戶」政策，2002年才又恢復了允許農民生育二孩的政策。 與翼城縣試點相近的只有酒泉市的生育政策。從普查資料分析，酒泉市在1985年開始在全地區有條件地允許農民生育2個孩子，1982年-2000年人口增長26.2%，比全省同期增長30.7%明顯要低。當然，從普查資料看，酒泉市的城鄉人口構成中城鎮人口的比例要高於全省。但是，細分期間的幾次普查，上世紀80年代大多數年份實行寬鬆政策，1982年-1990年普查期間，酒泉市人口增長9.4%，大大低於全省同期的14.4%；1990年-2000年兩次普查期間，由於在絕大多數年份取消了寬鬆政策，酒泉市人口增長了15.4%，高於全省同期的14.3%，從正反兩個方面都證明了寬鬆的政策有利於降低人口的過快增長。 經濟觀察報：政策寬鬆生育少，政策嚴緊反而生育多？ 梁中堂：這可能與我們是否按照客觀規律辦事有關。從近現代歷史看，幾乎所有的國家和民族都隨著現代化發展或滲透而出現生育率下降的社會現象。這一情況表明，節制生育是工業化以來創造的一種新的生活方式。經濟社會生活的自立使得兒女可能不再是養老的一種投資。 我曾經依據1982年普查資料對比過翼城縣和全國的人口年齡結構，翼城縣幾乎就是全國的一個微縮。按照通常0-14歲、15-64歲和65歲以上人口劃分，翼城縣的構成是33.58：61.78：4.64，全國為33.59：61.60：4.91。特別是自1982年中央11號文件明確了計劃生育政策之後的18年期間，主要生育人群的構成也十分接近，其中翼城縣0-19歲人口佔總人口45.17，0-29歲佔63.01，而全國分別是46.08、62.71，都非常接近。這樣，18年的人口過程就有了直接的比較意義。

首先，翼城縣和臨汾市、山西省以及全國執行的生育政策都有很大的差別，但是，人口實際增長幅度的差別卻不是很大，說明政策的差別在人口發展過程中並沒有多少實際意義。其次，翼城縣的農民普遍地生育了2個孩子，這應該是確鑿的事實。但是，其增長幅度比全國還小，這就相當於說全國的農民實際上也普遍地生育了2個孩子。由於全國增長幅度和城鎮人口構成都高於翼城縣，甚至可以說全國有比翼城縣更高比例的農民生育了多胎。 我們知道，現行的農民生了一個女孩可以要求再生育一個的政策是在1982年中央11號文件中規定的。但是，在實際的執行上，直到1990年之後，在國家計生委的督促下大多數省區才頒布了農村「女兒戶」可以生育二胎的地方法規。即使這樣，江蘇、四川和河南等幾個人口大省繼續執行不分城鄉的「一胎化」政策。所以，按照實際管理的人口政策口徑計算，上世紀70年代末到2000年的政策生育率超不過1.2。如果生育政策起作用，世紀末的人口總量應該在11億以內。但是，2000年普查人口卻是12.6億。這就說明，理論上，限制生育可能會促使生育率大幅度下降，但現實中，現實生育率與政策生育率顯然並不一致。而某些相對自由的生育狀況下，生育率該下降還是會下降，而且並不一定比嚴格限制的狀態下慢。 經濟觀察報：有許多人擔心放開或者鬆動計劃生育政策就會出現大量的盲目生育，出現「人口爆炸」。 梁中堂：這要看你是如何思維的。如果把生育當作每個當事人尋求幸福生活的一種需要，是一種有目的有節制的事情，自然不會出現所謂的人口爆炸。農民並不是天生只會生孩子而不懂得如何才能得到幸福。上面我們談到，人口過程是一種自然過程，既然嚴格的政策對其實質性的運動不起作用，鬆動的政策當然也不會起到多少實質性的作用，問題在於選擇怎樣的政策會減少社會的內耗。（來源：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