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書生報國一支筆 張季鸞寫時評

　　季鸞先生（1888－1941）的大名，現在知道的人恐怕已經不多了。可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他卻是輿論界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一位驕子。

　　張季鸞早年曾留學日本，歸國後除短期從政外，以報人生涯終其一生。他最輝煌的時期是主持大公報筆政的十五年。1926年，張季鸞與胡政之、吳鼎昌三人共同接手《大公報》。把一張原本業績平平的報紙，辦得風生水起，精彩迭出，其後二十餘年間，大公報稱雄報界，成為國內舉足輕重的輿論重鎮，1940年更榮獲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大獎。《大公報》也被國際社會視為東方最優秀的報紙之一。

　　論大公報三巨頭的成功要素，人道是胡政之的經營，吳鼎昌的資本，張季鸞的筆。季鸞先生不過一介書生，就憑著這支出神入化的筆，「不治而議論」，他實現了自己言論報國的理想。

　　報紙時評的特點是講求時效性，這固然要求作者才思敏捷，倚馬可待；但另一方面它也往往因此被人視為「急就章」，以為時移事易，速生速朽。連張季鸞自己也說，他的文章上午還有人看，下午就被人用來包花生米了。可六七十年下來，儘管時代懸隔，如今當我在燈下重讀那些泛黃報紙上的舊文時，依然不能不為他的襟抱識見擊節讚歎。論篇幅，一篇時評不過二三千字，如此局促的天地，經過張季鸞的刻意經營，竟能在「螺螄殼裡開道場」，將這一文體的長處發揮得有聲有色，淋漓盡致。

　　張季鸞寫時評的時代，民國早已肇建，然而帝制中國的私天下與家產官僚制的餘風，並未銷歇。過去科舉制下門生與座主的關係被複制到民國政壇中，形成山頭林立的依附性朋黨關係。國家公職成了大小政客之間私相授受的物品。許多懵懂庸俗的官僚，食國家俸祿多年，依然將「公共權力」當做「私」的權力，視為謀生與攫取身家富貴之器具，除了賣官鬻爵之外，惟獨不知國家利益為何物。報章雜誌原本作為現代社會的輿論機關，卻嚴重缺乏廣泛性；在報人的職業操守流蕩殆盡之際，評論報道的客觀公正性，又從何談起？《大公報》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為其宗旨。由這一點去觀察，張季鸞的筆固然是妙筆生花，文采斐然，但更緊要的是，他論事析理，能夠時時處處出以公心，超越黨派私利，從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

　　青年時代的張季鸞，為了實踐言論報國的理想，曾經兩度被北洋軍閥下獄，但事後他的志氣依然不衰。更為難能的是，經歷如此磨難，他的時評政論，卻不見偏激褊狹，任性使氣，其論事析理，穩健明達，不溫不火，讓讀者如同聽他圍爐夜話，娓娓動人，聽而忘倦。他不靠筆走偏鋒、嘩眾取寵來奪人耳目。而是以分析的透闢犀利，說理的出色當行見長。這就使他的時評，具備了在潛移默化中培育公眾的複雜思維能力，避免簡單化的價值評判的功能。

　　張季鸞生處的時代，無論國際國內的局勢都是波詭雲譎，各種思潮起伏變幻，每有新聞事件發生，往往激起輿論界的觀點對立和派系紛爭。以先聲奪人、立異鳴高為敏銳者有之；以道德酷評、尖酸刻薄為深刻者有之；以苛察為明、挖掘陰私為洞察者有之；從派系利益出發，以黨同伐異望風吹火為識時務者有之；凡此種種，未免嘩眾取寵之嫌，有悖時評的本意初衷，都為季鸞先生所不取。他的時評，不但面對國際國內紛至沓來的新聞事件，能夠迅即作出反應，幫助公眾了解事件背景，作出平實可靠的分析評論，甚至能在紛紜繁複的難局中，預測事件進展，指明一線出路。有時他也不惜違逆眾意，壁立萬仞，只爭一線，給出化解難局的應對之方。

　　自宋明以降，儒生轉向內在世界，理學家一味高揚天理，卻不注重了解社會政治領域實際的運作過程，降及民國，流風所及，時評家的議論往往也陳義過高，迂闊而不切世情。張季鸞則不然。他知識廣博，儲備豐厚，對於國際國內的政治內幕與隱情，能夠洞燭幽微，從而使他的評論能夠貼近實際，而不發蹈空之論。

　　張季鸞的時評講求張弛有道，而並非一味從宏觀上著筆落墨，即便是在抗戰烽火連天的日子裡，他也常有閑筆，掌故軼聞，雪夜風花。但他的閑筆不閑，手揮五弦，目送飛鴻，看似不經意間往往有深意存焉，而餘音裊裊，啟人遐思。

　　當中華民族處於歷史上「最危險的時候」，季鸞先生以他的一支筆，在報壇上縱橫馳騁，集中體現了國家與民族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因此周恩來當年對人說，做報人，要像張季鸞那樣，「騰龍飛虎，遊刃有餘」。而毛澤東則認為他是「士林矜式」，「功在國家」。(王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