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前後的高爾基：革命叛徒還是御前文人？

高爾基與斯大林原題為《「一切在於人，一切為了人！」——「十月革命」前後的高爾基》，摘自《知識分子的幽靈》，感謝東方出版中心授權發布。一最近在讀伯林的《俄國思想家》和《蘇聯的心靈》，同時又讀了許多關於俄羅斯與蘇聯的史料，當然也包括像周有光這樣的學術人瑞對於蘇聯的解讀，恰恰在此時，專攻俄羅斯和蘇聯文學的專家汪介之教授的皇皇大著《伏爾加河的呻吟—高爾基的最後二十年》出版了。介之兄畢其半生之學術功力著就的洋洋近40萬字的著述是我翹首以盼的宏論，我請譯林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送來此書，如饑似渴地讀起來。說實話，已經有許多年沒有像這樣的閱讀急迫感了，因為我們這幾代喝著俄羅斯文學，尤其是蘇聯文學乳汁長大的人，由於缺乏專業知識，難以分清俄羅斯與蘇聯文學之間的區別，對它們錯綜複雜的政治背景、人際關係和作品表達的真相根本就不甚了了，更加上多年來極「左」的斯大林主義對歷史的掩蓋和歪曲，致使我們對俄羅斯文學、蘇聯文學，以及生長在那個狂熱革命時代的許多作家作品的理解都是曲解的，甚至是完全錯誤的。因此，在歷史真相的聚光燈下，我們看到的將是另一幅驚人的俄羅斯與蘇聯文化和文學的真實圖景。從文化和文學的接受史上來看，我們逐漸發現中國在過去的近一個世紀以來所接受的許許多多關於俄羅斯和蘇聯的文學思潮、文學現象和作家作品的信息都是有謬誤的，當歷史的真相被揭示出來的時候，一切俄羅斯和蘇聯的文學史都必須改寫，而20世紀中國的文學史也同時要接受反思和重釋，因為在20世紀20年代一直到世紀末的近一個世紀里，我們的文化和文學受其影響太深了。介之兄此著在搜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包括遠赴俄羅斯各地去搜集連俄羅斯學者都有所忽略的珍貴資料），試圖力排高爾基研究中的許多誤植和盲點—對從俄羅斯本土研究者到西方研究者的許多對高爾基在「十月革命」前後的思想變化的誤讀都予以一一甄別，更難能可貴的是，此著對中國的高爾基研究中的許多誤區也同時予以嚴肅的糾正，不僅使我們看到了一個真實的高爾基，同時也給我們開啟了一扇重新認知俄羅斯和蘇聯文學史與政治史之間關聯性的窗口，使我們從中獲得新的價值觀念。其實，我對此書最大的興奮點就在於高爾基對1905年的俄國民主革命，以及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不同態度；在乎高爾基對待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暴力行為的態度；在乎高爾基對「文學就是人學」的價值立場的終極闡釋。1905年的俄國大革命是高爾基嚮往的推翻沙皇統治的革命，其著名的散文詩《海燕之歌》（我們自20世紀50年代以後的中學課本一直將其作為傳統的教材篇目使用）是推翻沙俄封建專制、謳歌民主主義革命的不朽詩篇，然而，60多年來，我們對其主題的闡釋都千篇一律地、含糊地表述為高爾基在呼喚著無產階級革命風暴的到來。恰恰相反，高爾基對革命的渴求是建立在非暴力的人道主義的基礎上的。因為高爾基本質上畢竟不是一個政治家，而是一個徹底的人道主義作家，他所繼承的是代表著「俄羅斯良知」和人性力量的傳統作家觀念，是「黃金時代」和「白銀時代」俄羅斯作家的血脈延續，誠如汪介之先生所言：「這位在20世紀初年曾以一曲橫盪天涯的《海燕之歌》熱情呼喚革命的作家，在第一次俄國革命之後的暗淡年代裡，並沒有以高昂激越的旋律為另一場革命風暴的到來而吶喊。」這是為什麼呢？！汪介之先生為此提出了七個振聾發聵的問題，的確是我們每一個研究俄國和蘇聯文學史，甚至政治史的學者不可迴避的重要問題。為什麼高爾基這隻曾經熱情呼喚過1905年革命風暴的「海燕」，竟在十月革命前夕寫下了試圖阻止革命的《不能沉默！》，並在那前後連續發表了八十餘篇文字，表達了自己的「不合時宜的思想」？為什麼這位被稱為「無產階級藝術的最傑出的代表」的作家，卻在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後離開了俄國，長期流落異邦？為什麼他在1928年首次回到蘇聯後，一方面被奉為貴賓，受到高規格的禮遇，另一方面仍繼續受到明暗不一的批判、指責和抵制；而且，在那以後的數年中，他一直來往奔波於莫斯科和索倫托之間，直到1933年才最終選擇了回國定居？為什麼他一直漠視蘇聯國家出版局負責人對他的反覆催促，拒絕撰寫《斯大林傳》？他對蘇聯的社會現實、個人崇拜和文壇狀況究竟持什麼樣的態度？為什麼高爾基被說成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奠基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個概念究竟是誰首先提出來的，又是誰首先對其內涵和實質做出權威性解釋的？它是如何被確立為「蘇聯文學的基本創作方法」的？為什麼關於高爾基的死因，歷來有多種不同的說法，令人真假莫辨？他究竟是自然死亡，還是被殺害的？如何解釋他去世前周圍出現的一系列反常現象？為什麼一提起高爾基，人們就想到他的《母親》《海燕之歌》等少數幾部早期作品？他在自己的「晚期」究竟完成了哪些作品？他以最後十年時間創作的長篇小說《克里姆·薩姆金的一生》，究竟有何價值？二眾所周知，1917年的十月革命前的三月，也就是俄歷的二月，俄國發生了一場推翻封建沙皇制的民主主義的大革命，史稱「二月革命」，無疑，高爾基是十分激賞這一民主主義革命的，我以為這場革命就是高爾基呼喚的那隻迎接暴風雨的「海燕」。因為這場革命帶來的是不同的階級對於共同的敵人—封建專制的徹底摧毀的結局，就此而言，它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多黨聯盟的政體。但是，布爾什維克黨與其他民主黨派，尤其是孟什維克社會主義者在這場革命中的思想觀念和利益的衝突，導致了隨後而來的「十月革命」，因而改變了民主革命的格局，從而逐步開始實行了無產階級專政。就我目前所閱讀到的材料而言，可以做出的判斷是：高爾基和許多著名的俄羅斯作家和藝術家都是對這場革命持保留態度的，即便有些人暫時擁護布爾什維克黨人的這次革命行動，但是，在面對其後來的許多政治施政措施時，當他們認識到這種專政的後果時，就與之保持距離了。這也是高爾基之所以在「十月革命」後不斷地寫信給他的朋友列寧和斯大林，為許多不公平的事件、嚴重的階級剿殺表達自己的看法和勸誡，或為許多遭到政治迫害的作家進行辯護與求情的真正原因。雖然後來蘇聯當局為了年輕的蘇維埃的政治顏面，讓高爾基擔任了蘇聯文學與文化團體的重要職位，但是，對其許多政治態度卻是不予理睬，甚至予以批判的，所以，當他的政治影響力越來越小時，他就不得不找借口去繼續他那俄羅斯作家式的逃亡流浪生活了。可是，無論是在蘇聯時代，還是回到了俄羅斯的時代，在整整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左派們說他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而右派們卻又說他是斯大林主義的御用文人。無疑，在不同的年代和不同的人物那裡，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高爾基，那是因為我們都只是看到了高爾基的一個側影，要得到一個高爾基的全息成像，就必須在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的觀念基礎上，全面地考察高爾基每一個時期的行為舉止。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汪介之教授的這部著作盡其可能地做到了對各方面史料的全面收集，比如對高爾基最後二十年的評價，汪先生採用了三個具有不同身份的文化大家的價值判斷概括出了三種不同的意見，極富典型性。這就是盧那察爾斯基、索爾仁尼琴和羅曼·羅蘭。蘇維埃的文化領導者盧那察爾斯基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根本利益，將高爾基定格在這個新興國家機器之上，這隻能使高爾基無言和無奈，因為，高爾基的確在這個國度里享受到了至高無上的榮譽和物質利益，「十月革命」以後，「從此高爾基便同我們締結了最親密的、不可分割的聯盟。從此高爾基在國外所站的崗位，便是宣揚蘇聯真相的一名勇猛的、公開的、堅定不移的戰士的崗位。從此他對資產階級的憎恨比先前增加了好幾百倍。……高爾基用不可磨滅的文字，將自己的姓名記入了人類的莊嚴史冊」。果真如此嗎？隨著高爾基《不合時宜的思想》的披露，人們看到的是高爾基的質疑，他的這種不配合的言論甚至遭到了斯大林的嚴厲抨擊。斯大林在1917年針對高爾基的《不能沉默！》一文，親自撰寫了《許多膘肥體壯的公牛包圍著我》，指責高爾基「從革命隊伍中臨陣脫逃」，「我們擔心這些『棟樑們』（指普列漢諾夫、克魯泡特金等人）的桂冠會使高爾基不能入睡。我們擔心高爾基會被『死命地』拖到他們那裡、被拖進檔案館裡去」。更有極「左」的斯大林主義者道出了他們真正的價值判斷：不由「高爾基自從成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組織者以後，自主地也和他們一起反對工人階級……反對無產階級文化。」「無產階級文化派」和「拉普」都把高爾基視為無產階級文化的另類作家，是無產階級的「同路人」，甚至將他定性為「一個巧於規避和偽裝的敵人」，「越來越成為蘇聯文學中的一切反動人物的傳聲筒和防空洞」。面對托洛茨基的指責和馬雅可夫斯基的悲嘆，以及「拉普」（這也是高爾基在1928年回國以後首先解散「拉普」的原因）們的批判，高爾基應該認識到他對「十月革命」的態度才是他與蘇俄的文化和文學體制有著根本思想分歧的真正原因，就在於他堅守的是一個俄羅斯作家未泯的人性和「良知」。即便如此，像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索爾仁尼琴這樣的反對派作家仍然不滿意高爾基的行為：「我一向把高爾基從義大利歸來直到他死前的可憐行徑歸結為他的謬見與糊塗。但不久前公布的他20年代的書信促使我用比那更低下的動機—物質欲—解釋這種行為。高爾基在索倫托驚訝地發現，他既未獲得更大的世界榮譽，也未獲得更多的金錢（而他有一大幫僕役要養活）。他明白了，為了獲得金錢和抬高榮譽，必須回到蘇聯，並接受一切附帶條件。他在這裡成了亞戈達的自願俘虜。斯大林搞死他其實完全沒有必要，純粹是出於過分的謹慎：高爾基對1937年也會唱讚歌的。」顯然，我不能同意索爾仁尼琴的這種觀點，也許，由於索爾仁尼琴受到政治的刺激太深，因此他對在那個時代得到任何榮譽和利益的作家都抱有成見，一葉障目，使他看不到高爾基對「十月革命」的基本立場。所以，我根本不會相信高爾基會讚揚斯大林式的大清洗，因為高爾基的「文學是人學」的觀念就是他的政治觀和社會觀的總和。至於1928年以後這隻「雙頭海燕」折斷了翅膀，全面附和斯大林的專制，那是另一篇文章所要交代的問題。「十月革命」前後，高爾基則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代表著俄羅斯良知和人性的作家與文人，他並不屬於哪個特定的階級和階層。就像中國的魯迅死後被各個時代各種各樣的文化需要所闡釋那樣，高爾基也在許多不同政治和文學的需要中被解構和誤讀。即便是在蘇聯解體以後，那個創作《這裡的黎明靜悄悄》的鮑·瓦西里耶夫和佐洛圖斯基還在批判高爾基1928年回國後面對嚴酷的現實一言不發，以及參與了30年代斯大林「個人崇拜」的鼓噪。直到1990年8月3日科洛德內依在《莫斯科真理報》上還撰寫了具有代表性的文章《雙頭海燕》，「說高爾基像有兩個腦袋、兩副面孔，這隻曾經呼喚革命風暴的海燕，晚年竟在證明斯大林主義的正確性，甚至支持其恐怖手段、暴力和屠殺」。無疑，隨著大量的史實被無情地披露，我們對高爾基思想在1928年的大逆轉有了一個基本的看法，但是，包括索爾仁尼琴在內的許多作家和研究者對晚年的高爾基，尤其是他1935年以後與斯大林之間開始產生的裂縫沒有進行仔細的研究，所以判定死於1936年的高爾基也會對1937年的斯大林大清洗表示贊同。我倒以為，如果高爾基還活著，保不準還會來一次「不合時宜的思想」表態，所以一切無端的指責都只是毫無依據的推論。我更相信的是俄羅斯世界文學研究所高爾基文獻保管、研究出版部主任斯皮里東諾娃在其《馬·高爾基：與歷史對話》里的觀點：「與索爾仁尼琴的斷言相反，他不會歌頌1937年，不會為其辯護，也不會忍耐屈服。」「人性的真誠和真正的藝術家的內在嗅覺，不允許他成為斯大林時代的御前歌手。」雖然1928年以後高爾基背叛過自己的人道主義原則的初衷，但是，他臨死前也是有所反思的。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到這個偉大作家內心深處隱藏著的矛盾與痛苦，我以為汪介之先生從帕·瓦·巴辛斯基那裡找到了高爾基的思想核心病灶，只不過他是用另一種表達方式來闡明自己的觀點的：「究竟是什麼樣的思想促使當年的阿列克謝·彼什科夫（高爾基原名）走上了馬克西姆·高爾基的道路？為什麼他曾有過一次未遂的自殺？他獲得了無論陀思妥耶夫斯基還是列夫·托爾斯泰生前都不曾領受過的那些來勢兇猛、轟動一時的榮譽，其原因究竟何在？『革命海燕』為什麼斷然離開革命取得了勝利的祖國？他又為什麼一再拖延，遲遲不回國？那位被稱為『鐵女人』的瑪麗婭·布德貝爾格在他的命運中到底起過什麼作用？他唯一的兒子和他本人究竟是在什麼樣的情勢下去世的？……」這一系列的詰問就回答了這隻海燕之死的謎團—理想和現實之間的衝突造成了高爾基不可自拔的「雙頭海燕」形象。而我們需要看到的是這隻「雙頭海燕」的真實內心世界，透過《不合時宜的思想》的表達和一系列為受著迫害者而進行的解救行動，我們不難從中找到可信的答案。所以，巴辛斯基得出的結論才似乎是合乎邏輯的：「即他的理想的現實體現正在導致對個性自由的扼殺。」然而，這個結論也並不見得有其深刻性，因為還有更具慧眼的人早就看出了問題的根本原因所在。同樣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高爾基的親密朋友羅曼·羅蘭作為一個西方作家的看法，或許更加具有局外人的清醒與客觀：「他沒有能騙過我：他的疲憊的微笑說明，昔日的『無政府主義者』並未死去，他依舊對自己的流浪生活眷戀不已。不僅如此，他還徒然地企圖在他所參與的事業中只看到偉大、美和人性（雖然確有偉大之處）—他不願看見但還是看到了錯誤和痛苦，有時甚至是事業中無人性的東西（這是任何革命所難免的）。他痛苦，他要避開這種場面，他帶著驚恐的目光向那些迫使他直面這種現實的人求饒。但也是徒然；在像高爾基這樣的人的意識深層，任何時候也去不掉那些陰鬱的景象。在他的內心深處總是充溢著痛苦和悲觀，雖然他並不顯露自己的情感……」這個曾經也如高爾基那樣激賞和支持過革命的西方作家，通過高爾基的切身思想的轉變，看到了這種革命非人性的一面，充分理解了高爾基在革命語境中的困厄與痛苦。也許這個答案更加客觀、更加合乎高爾基在「十月革命」前後的思想邏輯。也許高爾基曾經贊同過革命，但是，一旦革命的伴隨物玷污了作家的人性和良知，他就必然會發出「不合時宜」的聲音，因為他是一個會「思想」的「大寫的人」！高爾基的革命理想是什麼呢？早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前，他就籌建過「一個介於『左翼』和『右翼』黨派之間的『激進民主黨』的工作」。1905年的俄國革命失敗後，高爾基「曾傾向於社會—民主主義類型的社會主義，即社會主義與民主制的結合，重視社會主義理想在其發展過程中的歷史繼承性和人道主義化」。就因為高爾基是堅持反對以武裝鬥爭的形式改變「二月革命」的民主主義社會政治現實的態度，所以，當「十月革命」來臨之時，他是站在孟什維克的立場上指責托洛茨基等人是拿工人階級的血肉進行一場革命的實驗。作為一個作家，一個人道主義的知識分子，高爾基反對「剝奪剝奪者」的邏輯，其原因就是不能沿襲封建專制的暴力手段來建立一個新的暴力制度，用以壓迫人民，儘管他在某些方面贊同他的朋友列寧同志推行的革命，但是他畢竟不是政治家，而是一個充滿著人性和人道主義理念的知識分子，面對「十月革命」的新政權，他聲明：「無論政權掌握在誰手中，我都保留著批判地看待它的個人權利。」儘管無產階級的「左派」痛斥他是革命的「直接叛徒」，但是他堅信「思想是不能用肉體上的強制手段戰勝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高爾基在「十月革命」後所做的事情無非是兩件：一件是為那些受難的知識分子和普通的公民向當局的領導者求情；另一件就是發表了55篇「不合時宜的思想」隨筆，捍衛人道主義和人的尊嚴。「十月革命」即將百年，但是在中國學界，尤其是在文學界，且不說還存在著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左」傾陳腐觀念，就以對高爾基《不合時宜的思想》的曲解和誤會甚深而言，也是猶如一團很難釐清的亂麻。凡此種種，好在汪介之先生都做出了合理的學術性和學理性的闡釋，同時，也批駁了一些不知史實而武斷篡改與批評高爾基的不實言論，也算是做了一件正本清源、以正視聽的事情罷。然而，如何看待1928年高爾基回國後效忠於斯大斯呢？歷史應該做出一個公正的回答！

丁帆/東方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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