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自由理性精神與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 【原創評論】

自由理性精神與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韋大林人類使用工具和語言建立社會、改造自然的主體性活動使人脫離動物界，成為具有自由理性精神的主體。自由理性不是某種具體的精神產品（價值觀念、倫理規範、邏輯方法、知識體系或藝術作品等等），而是體現在人類創造的一切物質和精神文化產品中的一種自由的原創精神和能力。愛因斯坦說：「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因為知識是有限的，而想像力概括著世界的一切，推動著進步，並且是知識進化的源泉」。他還說：「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因為解決問題也許僅是一個數學上或實驗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問題，卻需要有創造性的想像力，而且標誌著科學的真正進步」。愛因斯坦反覆強調的「想像力」指的就是自由理性精神。知識分子作為一種特殊的職業分工，當然應當服務於人類，服務於社會，為社會提供各種必要的具體知識和精神文化產品。但知識分子更重要更神聖的職責是守護人類的自由理性精神。自由理性不是「然者」而是「所以然者」，是孕育人類知識和道德的母體，是人類文明和文化的源頭，是人類精神王國中的眾神之王——宙斯。自由理性使人成為創造者和立法者（為自然和人類立法），使人成為自覺、自主、自由的主體，使人成為人。帕斯卡說：「思想形成人的偉大」，「人的全部的尊嚴就在於思想」。思想即是自由理性，守護自由理性就是守護人類的文明和尊嚴。自由理性精神產生於人類的主體性歷史活動，在肯定它對文明的原創者地位的同時，應當從人類的歷史活動中找到對它的科學解釋。黑格爾頭足倒置地用「絕對精神」經過「正反合」三個階段的自我演化解釋自然和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老子提出「玄之又玄」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世界起源觀念。老子的「道」和黑格爾的「絕對精神」都是脫離人類歷史的現實基礎，用抽象化、絕對化、本體化的方式對自由理性加以改造而形成的神秘觀念。守護自由理性首先需要對與之相聯繫的各種神秘觀念進行「祛魅」處理，恢復其合理的歷史定位。馬克思說：「動物和它的生命活動是直接同一的。動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動區分開來。它就是這種生命活動。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識的對象。……僅僅由於這一點，他的活動才是自由的活動。」在人類出現之前，不僅是動物，整個自然界都不能把自己與自己的存在區分開來，即不能意識到自己的存在。自然界沒有主體的觀照，其形態、表象、價值和意義都無從呈現出來。自然界處在一種黝黯死寂，受盲目力量支配的自在狀態中。人的自由理性如同一道「普照之光」，使天地萬物敞亮明白起來，並且有了靈性。人出現了，自然界頓時顯山露水，聲形並茂，生機盎然，精彩紛呈。自然界的「存在」及其「真實性」和「客觀性」只有相對於人而言才有意義，都是人的一種發現和設定。康德認為人具有「先天綜合判斷」的感知形式和能力，因而可以「為自然立法」。康德所說的能夠對感性材料整理綜合，使之有序化的「綜合判斷」能力其實就是自由理性精神。人的「分析綜合」能力並非來自於「先天」，而是產生於人使用工具和語言的主體性活動。工具造物的方法都是把取之於自然的原料（樹木、岩石等等）加以分解和合成，最後製成產品。工具造物使人注意到物的形狀結構（幾何學），工具操作活動目標的同一性和過程的遞進性、組合性，以及對產品（包括果實、獵物等）的生產、分配和儲存的計量管理，使人逐步形成物的數量關係的概念（自然數、正負數以及加減乘除等數學方法反映的不是物本身的性質，而是人對物的量化管理的方法和規律）。人類使用工具造物的活動都是有組織有秩序的分工協作活動。語言的表達和交流，也是由單詞（分析）組成句子（綜合），按先後順序排列而完成的。個人的感受是一種個別體驗，把這種感受表達出來與別人交流，個人的體驗藉助於語詞就上升為普遍的概念。人的這種使用工具和語言的社會化、組織化、有序化的活動方式逐步內化、積澱、提升，在人的思維和心理層面就形成了以人及其活動為觀察的中心和標準，脫離具體經驗對象的時空、數量、實體、因果、正反、矛盾、偶然與必然等觀念，形成了概念的分析與綜合，有序化和系統化的邏輯方法。自由理性對於單個的人來說是先驗的，對於整個人類來說則是歷史性、經驗性的。由於人來自於自然，人的心靈小宇宙與自然的大宇宙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和契合性，以人類自身活動方式和經驗為基礎的自由理性精神（包括邏輯性、數理性等）就天然地帶有「普遍必然」和「客觀有效」的因子。自由理性與人的當下經驗相結合，就使人有可能認知把握對象（自然和社會）在一定範圍內的「普遍必然性」。人的主體性活動其實就是開放性的自由理性不斷地融合新經驗豐富擴展自己，重新構建自己的歷史過程。馬克思說：「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康德所迷惑不解的「普遍必然性」與「客觀有效性」的統一「如何可能」，即真理和知識「如何可能」的問題，不可能通過思辨來解決，只能在人類主體性活動（即自由理性的感性實踐活動）的歷史過程中得到解決和驗證。康德的偉大之處在於他退後一步，對人的自由理性和思維活動本身的前提和基礎（條件、依據和範圍等等）進行反思，首先提出了「如何可能」的問題，並進行了開創性的探索，實現了哲學由物本向人本的「哥白尼轉換」。從表面上看，康德是一個否認思維與存在之間具有同一性的「不可知論者」，他認為，人類認知客觀事物，不能不受到人自身主觀因素和條件的限制，人不可能直接認知純客觀的事物（「物自體」），而是在不斷突破主觀限制的過程中逐步接近客觀事物的。「不可知」有兩層含義，一層是，人不能「直接」認知對象，只能通過人自身所固有的主觀形式（感性和知性形式）「間接」地認知對象，在人的認知形式中，對象不再是純客觀的對象，而是打上了人的主觀印記的「表象」（感覺的複合）；另一層是，人的認知只能「接近」對象，而不能完全「達到」對象（彼岸）。康德的「不可知」實際上指的是一種帶著主觀因素的有條件、有限度的「可知」，「不可知」否定的只是人類對「絕對真理」的「可知」。「物自體」如同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迷」，人的認知和理論都不過是對這個「迷」的一種「猜想」而已。人的實踐也只能在有限的範圍內驗證（證偽或證實）自己「猜想」的正確性。康德的「不可知論」宣告了，任何由人創造的理論，都必然帶有其主觀的局限性，都只能是人類認知客觀世界的知識鏈條上的一個環節，而不可能是什麼完全「達到」客觀事物，終結了人類認識的神聖的「絕對真理」。任何理論都是可以懷疑、突破和發展的，這當然也包括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人用工具改造了物，人就成了物的主人，人用語詞命名了物，人就成了物的主體（物成為人認知把握的對象和客體）。人作為主體，不僅以自然為對象，為自然立法，發現和設定「真」的價值、規則、規律和意義，而且以自身為對象，為自己的行為立法，發現和設定「善」的價值、規則、規律和意義。主體活動的最高境界是，自由理性精神超越了片面、狹隘、具體的認知和功利目的，消解了主客體之間的堅硬對立，在一種脫離具體事物和現實利害關係的純形式（音樂中的旋律、節奏，繪畫中的線條、色彩、文學中的人物形象、性格、命運、情感等等）和情景交融、物我兩忘的意境中發現自己、建構自己、觀照自己、回歸自己，感知和體驗「美」的愉悅和快感。美感具有超生理性、超功利性以及直覺性、即時性、一次性（不可重複性）等特徵，因此，美感是一種獨特的非感官、非倫理、非邏輯，「直指本心」，充滿驚異、創造和聯想的自由鮮活的精神體驗活動。「真」是對事物真相、本性、規律的認知和探索，追求的是物性之「必然」。「善」是為了維護人類的整體利益而制定的人的行為規範，追求的是人性之「應然」。「善」是目的，「真」是手段，「真」服務於「善」，「真」體現了工具理性，「善」體現了價值理性。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都是自由理性精神的某種片面的具體功能，只有在對「自由形式」（「美」的形式）的觀照和體驗中，基於人的生命力的自由理性的本體，才真實生動地顯現出來，「美」追求的是自由理性的「本然」。本體中包含了功能，「美」的觀照和體驗中隱含了「真」的認知把握和「善」的功利追求，因此，「美」能夠達到無認知而合規律，無功利而合規範，無目的而合目的的最高的自由境界。守護自由理性精神就是守護人類的「真善美」，守護人類的正義、良知、至理和真情。自由理性精神和「真善美」集中反映了人類對真理的追求，對正義的維護和對幸福美好生活的嚮往，代表了人性中積極向上的力量，符合自由、平等、民主等普世價值和科學精神，符合人類的整體利益和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各種權貴豪強勢力以及人性中貪婪苟且的墮落力量出於私利和偏見，時刻都在扭曲、干擾和破壞「真善美」。知識分子要守護自由理性就必須保持「中通外直、不染不妖」的獨立地位、立場和人格，追求學術和藝術的獨立價值。保持獨立人格，追求獨立價值不是一種超功利、超世俗、超政治的清高和自戀，而是頂住壓力和誘惑，拒絕充當任何權貴豪強勢力的工具，成為他們的幫閑、幫忙甚至幫凶，拒絕成為任何宗教或政治信條的宣講佈道者。始終服從於正義和良知的召喚，堅持科學和民主的原則，遵循學術研究和藝術創作自身的規律，對任何侵害、愚弄廣大民眾以及破壞「真善美」的惡勢力加以揭露、抨擊和批判。頌揚培護人性中的純真、善良、勇敢、堅韌、寬容和理智等美好品格，揭露針砭人性中貪婪、殘忍、奸詐、偏狹、冷漠等劣根性。懷抱一種「民吾物與」、「兼濟天下」的對人類和人性的悲憫之心和終極關懷。在中國的知識分子中，能夠保持獨立人格，追求獨立價值的典範應當首推陳寅恪。在國民黨時代，陳寅恪就提出：「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要求在學術研究中打破三民主義的「桎梏」。共產黨建國初期，科學院請陳寅恪出任中古歷史研究所所長，他提出的首要條件即是：「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其理由仍然是：「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他認為馬列主義與三民主義同樣都是一種「俗諦之桎梏」，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在為王國維撰寫的紀念碑文中，陳寅恪以「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作為結語，集中體現了他自由獨立的治學理念。陳寅恪所強調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實就是自由理性精神。自由理性精神是一切理論之「源」和「本」，相對於自由理性，無論是馬列主義還是三民主義，都只是「流」和「末」。在學術研究和文藝創作中以馬列主義或三民主義為指導，顯然是以「流」害「源」，本末倒置了。「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論語》）。專制統治者不僅是權力的來源，而且也是思想文化的來源。「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史官文化」和思想專制統治，使中國傳統的文人（知識分子）從整體上喪失了獨立的地位，成為權力恭順的奴僕和應聲蟲，也使中國傳統的主流文化除了「綱常名教」的「君臣之道」，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和藝術。毛澤東用「皮和毛」的關係比喻資產階級與知識分子之間的關係，認為知識分子是附之於資產階級「皮」上的「毛」；鄧小平宣布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皮上之「毛」也好，某階級的「一部分」也罷，階級鬥爭的政治依然不允許知識分子有獨立的地位。在薄熙來鋒頭正健的時候，有多少這種沒有獨立人格，只會投機鑽營的「學者」、「教授」下注押寶，或開研討會、報告會，或寫論文和專著，演出了一場鼓吹「唱紅打黑」和「重慶模式」的小鬧劇。而後來反憲政、反公民社會、反普世價值的演出則是重慶鬧劇的續集，只是再也沒有重慶鬧劇的高潮和激情了。沒有知識分子的獨立地位，當然就不可能有學術和藝術的獨立價值。「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盧梭提出具有獨立價值的「天賦人權」的思想，如驚雷閃電劃破了專制社會的黑暗天幕，於是有了現代民主政治，有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的興起，無窮無盡地造福於人類（沒有西方國家的資金和技術，就不可能有中國今天的發展成就）。韓非子迎合專制權力，倒騰出「法術勢」的一套帝王統治之術，於是中國「百代皆行秦政制」，至今仍在禍害中國人。作為獨立詩人，五四時期的郭沫若寫出了《女神》、《天狗》、《鳳凰涅磐》等個性張揚、浪漫瑰麗、充滿叛逆精神的傑出詩篇，晚年的郭沫若淪為權力的附庸，只能寫「有雄文四卷，為民立極」這樣枯燥乏味的馬屁文字，而這時（1964年）的中國也正處在風雨飄蕩的「文革」前夜，中國的文壇已是一片秋風蕭瑟了。陳寅恪、郭沫若以及老舍、巴金、曹禺、鄧拓、翦伯贊、黃萬里等知識分子個人命運的起伏跌宕，不僅是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一面鏡子，也是中國現代社會的一個投影。知識分子能不能保持獨立的人格，追求學術和藝術獨立的價值，守護自由理性精神，維繫著一個民族和國家的興衰和存亡。2013-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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