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胡適的三個願望

1937年，胡適的三個願望作者:政右經左 2009-03-20 13:32 星期五 晴　　文/徐路加　　　　你可以不關心政治，但政治永遠會來關心你；除了改造政治，你哪裡還有路可尋？躲不過政治的胡適，為新年許下了三個願望，結果只實現了一個，還是在八年之後。 　　　　1937年元旦那天，胡適一定想了很多，否則，一篇三千多字的新年祝辭，怎會耗去一代文豪七個半小時？　　他一定想起了自己的宣言：「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不幹政治！」　　　　那是在1917年， 27歲的胡適，不是不關心政治，而是出於書生的「潔癖」不屑於談「那種」政治。不出意外，胡適只堅持了不過兩年。更為有趣的是，這個宏願當時就遭到了左右兩面的夾擊。　　　　左的一面，陳獨秀專門著文《談政治》，說：「在現實社會中，談政治也罷，不談也罷，誰都逃離不了政治，除非躲在深山人跡絕對不到的地方，政治總會尋著你的。」　　　　右的一面，丁文江尖銳地批判，「你的主張是一種妄想：你們的文學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設，都經不起腐敗政治的摧殘。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會改善的必要條件。」　　　　他們都是對的——你可以不關心政治，但政治永遠會來關心你；除了改造政治，你哪裡還有路可尋？　　胡適一生，以學術和政治為兩個主題。大致看來，學術的一條曲折下行，政治的一條卻昂然向上。兩者的交匯點，恰好是1937年。　　　　元旦這天晚上，他也許會想到1922年，當他決心開辦《努力周報》時，一班好友建議——「專心著書，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辦報是下策」。這一條可以和十年後傅斯年另一句名言對照——「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　　　　雖然都是建議，但是很明顯，當年的「下策」辦報，已變為最優選項，而胡適的底線也完全不同。當年他還有「干不幹」的選擇，而到了1947年，他好像只能計較「怎麼干」了。　　　　說到「干政治」，胡適大概還會想起當年研究系老人林長民的話：「適之……是個處女，不願意同我們做過妓女的人往來。」林當過段祺瑞內閣的司法總長，如果坐過這個位子算作「妓女」，那十年後胡適差點當上中華民國的總統，該算什麼？　　　　當然，站在1937年的門檻上，殘酷圖像還是未知。　　　　胡適是個「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新年祝辭最終還是寫完了，題為《新年的幾個期望》。期望只有三個——結果只實現了一個，還是在八年之後；另兩個，傾胡適畢生之力，都沒有看到。　　　　艱難的自由，夭折的獨立　　　　1937年胡適的第一個期望是：「今年必須做到憲政的實行」。　　　　「必須」二字，似乎透著些許不耐煩。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對胡適來說，所謂「憲政」，就是《新青年》時代的「德先生」。這面大旗他扛了差不多二十年，翻來覆去就是那一點常識。　　　　在《新年的幾個期望》里，胡適認為，憲政就是法治。這個定義他已經用了至少五年——1932年《獨立評論》創刊號上，胡適著《憲政問題》一文，寫道：「憲政論無甚玄秘，只是政治必須依據法律，和政府對於人民應負責任，兩個原則而已。」　　　　再倒推十年，1922年胡適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中提出著名的「好政府主義」時說:「我們要求一個『憲政的政府』，因為這是使政治上軌道的第一步。」　　　　「好政府」是胡適的思想脈絡中值得一敘的概念，其涵義是：「在消極的方面是要有正當的機關可以監督防治一切營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積極的方面是兩點：⑴充分運用政治的機關為社會全體謀充分的福利。 ⑵充分容納個人的自由，愛護個性的發展。」——這哪裡是什麼「好政府」，明明只是一個「正常」的政府。　　　　而所謂「個人的自由」，排在首位自然是言論自由。問題是，如何實現？　　　　胡適的答案很簡單——自己去爭。早在1920年，《爭自由的宣言》就斷言：「沒有肯為自由而戰的人民，絕不會有真正的自由出現。這幾年軍閥政黨膽敢這樣橫行，便是國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評判的真精神的表現。」　　　　胡適自己也是這樣「爭」的，從《每周評論》，到《努力周刊》，再到《新月》和《獨立評論》，都是胡適自己在身體力行「爭自由」。其中尤以《獨立評論》的發刊辭最能表達胡適的自由理念。後有研究者列出四個要點，分別是：「公平的態度」、「根據事實的批評和討論」、「負責任的言論」和「獨立的精神」。後來胡適還在《丁文江的傳記》中加了一條：「說一般人不肯說，或不敢說的老實話」。　　　　媒體要說老實話，恐怕和「好政府」其實是正常政府一樣，只是常識，可在當時居然獨樹一幟。創刊兩年後，蔣廷黻對胡適說：「覺得我們做的文章至少總可以算是認真想過才做的。只此一點，《獨立》當然是今日國內第一個好雜誌！」　　　　除了「爭自由」，對主編胡適而言，這還是他的「報國方式」。他曾不止一次在日記中記下，每到發刊前，總得搭上所有時間編稿，每每弄到凌晨。而他總是自勵道：「這是做國家的事！」　　　　無怪乎遲至1947年，有北大學生來信傾訴對時局的絕望，胡適還回答：「我們今日所受的苦痛，都是我們這個民族努力不夠的當然結果。」然後又翻出自己在30年前《易卜生主義》中的話作為贈言：「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好的辦法莫如把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　　　　這就是胡適的自由主義中，個人和國家的關係。最好的概括，莫過於《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中這段話——　　現在有人對你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爭個人的自由」，只是問題的第一步。窮胡適一生，都止於第一步。他做的媒體基本沒有善終，大都在政治風浪中顛覆。胡適反對「空談主義」而要「研究具體的問題」。但在「第二步」這個具體的問題上，胡適無法回答。他的艱難嘗試，隱含在他和蔣介石長達30年的交往中。　　　　先不妨做一個「大膽的假設」：所謂第一步，也就是胡適的「獨立」、「自由」，統統是脆弱的。胡適一介書生，治學也罷，論政也罷，其獨立的程度，只取決於政治對他關心到什麼程度。就在1937年的這個元旦，胡適冥思苦想如何落筆時，《獨立評論》已經因為張奚若一篇雄文，被河北省主席宋哲元停刊近一個月。　　不過，畢竟到了1937年，積二十年「談政治」之功，脆弱的「獨立」，總算攢出幾塊籌碼。現在是胡適個人聲望的頂峰。一句「我的朋友胡適之」，居然是當年的流行語之一，不亞於今天的「PK」之類。而《獨立評論》同仁，此時已有四位入閣，居部長銜。政治要來「關心」胡適，自己先得掂量一下。幾經斡旋，《獨立評論》居然在當年4月復刊了。此時胡適很可能正「不可救藥地樂觀」起來。這恐怕也是民國肇造以來，胡適最有理由樂觀的時候。　　　　豈料，這竟是迴光返照。復刊僅三個月，盧溝橋槍響，更大也更野蠻的政治惡濤襲來，《獨立評論》即壽終正寢。這是胡適主持的最後一個媒體。為政治而始，最後也終於政治。所謂「獨立」，終究無法和政治較力。　　　　「獨裁無膽，民主無量」　　　　1937年，胡適的第二個期望是：「我們期望蔣介石先生努力做一個『憲政的中國』的領袖」。他進一步闡釋說：「憲政的精神是情願造起法律來束縛自己。不但束縛自己不許作惡事，並且束縛自己不許在法定職權之外做好事。」　　　　此時的蔣，僥倖從「西安事變」中全身而退，大概正在琢磨如何處置張學良。以後來張一生囹圄而觀之，「用法律來束縛自己」不啻為對牛彈琴。　　　　終胡適一生，人際關係中最說不清道不明的大概就是蔣介石。兩人的交情不是善始，最後也談不上善終，而且都是因為胡適要「爭自由」。　　　　1926年，蔣介石領導的北伐勢如破竹。胡適在日記中有如下評價：「介石之能在軍事上建功，是無疑的。但他有眼光識力做政治上的大事業嗎？此事我很關心。我深盼他能有政治上的手腕與見解。」　　　　僅一年後，他就在日記中哀嘆：「上海的報紙都死了，被革命政府壓死了。」於是胡適披掛上陣，以《總理遺訓》和《建國大綱》為依據，對國民政府痛加批判。　　　　言辭最為尖刻的，是《國民黨和新文化運動》，針對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葉楚傖的復古文章，胡適推導出一個驚人結論：「我們從新文化運動者的立場，不能不宣告葉部長在思想上是一個反動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動的思想。」　　　　下一個推理也就順理成章：「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國民黨是反動的。」　　　　這段時間的成果，是小冊子《人權論集》。其中火藥味之濃郁，為胡適一生為文所少有。雖然胡適大量引用孫中山語錄，但以國民黨式的政教合一的性質，信仰什麼，甚至是如何信仰，都是禁臠。到了1930年，迫於壓力，胡適黯然辭去中國公學校長一職。那邊蔣介石卻不罷休，一年後還公開說：「胡適系反黨。」　　1932年，兩人第一次見面。胡適送給蔣一本《淮南王書》，因為他認為：「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王書》又集道家的大成。道家兼收並蓄，但其中心思想終是那自然無為而無不為的『道』。」　　蔣也回贈其親著的《力行叢書》。胡適發現，書中對孫中山「知難行易」的解釋，容納了不少自己的見解。到1934年，胡適做出新判斷：「他（指蔣介石）不是不能改過的人，只可惜他沒有諍友肯時時指摘他的過舉。」　　　　又一年後，兩人已往來數次。胡適的結論更進一步，在給羅隆基的信里寫道：「依我的觀察，蔣先生是一個天才，氣度也很廣闊，但微嫌近於細碎，終不能『小事糊塗』。」　　　　「小事糊塗」的解決方法，自然就是「無為而治」。既然，蔣先生缺乏「諍友」，那麼由自己來扮演這個角色又有何不可？短短几年，胡適的觀感發生了兩次180度轉變。固然是兩人建立私誼後，胡適的觀察更細緻，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九一八」，它扭轉了中國歷史的進程，救亡正在壓倒啟蒙，成為當務之急。　　待到「西安事變」，胡適寫《張學良的叛國》，大概是第一次正式尊蔣為「領袖」。當然在這個領袖頭頂，胡適還不忘戴上一頂「憲政」的帽子。　　　　後人讀來恐怕會覺得荒誕——「憲政」和「領袖」其實是天生的死對頭。憲政的國家長不出領袖，而領袖治下哪裡會容許憲政？把這個荒誕還原到1937年初胡適的眼光中去，卻是尷尬而辛酸：一方面，胡適在修內政和御外侮之間，毫不猶豫選擇內政優先，因此當務之急是建立憲政；而另一方面外侮日甚一日，卻又必須有一個領袖。　　　　再仔細分析「憲政的領袖」，和「開明專制」已相去不遠。而胡適作為「諍友」，「諍」了一輩子就「諍」那四個字——「無為而治」。品咂這四個字，目的雖然是「治」，但還隱含著一個前提，就是作為主宰力量的政治權威能夠不懼於「無為」而屹立。在彼時的亂局下，這四個字和「開明專制」也就頗有契合了。　　　　胡適的心裡其實是明鏡一般，所謂「開明專制」，弄到最後大都只剩一個「專制」而沒有「開明」，否則他就不會在1934年時就寫道：「中國今日若真走上獨裁的政治，所得決不會是新式的獨裁，而一定是那殘民以逞的舊式專制。」　　　　因此，期望蔣介石做「憲政的領袖」，不是胡適揣著明白裝糊塗，恐怕是在內外雙重煎熬中，逼出來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後人讀史，不能不感慨胡適的煞費苦心和一廂情願。　　　　後輩唐德剛對胡適的評價是：「他是不能搞政治的。他缺乏搞中國政治主觀和客觀的一切條件。」　　主觀條件，依唐德剛的說法，「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沒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級官僚的臉皮和政客或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沒有足夠作政論家的眼光！」　　　　胡適的客觀條件缺陷，莫過於蔣介石。後人評價蔣介石的政治人格，為「獨裁無膽，民主無量」。　　　　以「雙無人格」為籌碼，以「憲政的領袖」為骰子，未必不能擲出一個「無為而治」的滿堂紅吧？——事實上這場豪賭早已開鑼，由不得胡適說不。況且有一個「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敲敲邊鼓，也許真能險中求勝，僥倖一把？　　　　不過在1937年元旦，胡適還看不到賭局的結果。　　　　待到7月，全面抗戰打響，外侮主動殺將過來，壓倒內政。「憲政的領袖」之賭中場休息——「領袖」優於「憲政」。　　　　最終結果也是意料之中——只有「領袖」，沒有「憲政」。不過下半場的進程就慢得多，因為胡適一直堅守到生命末期才認輸。那是1960年，胡適眼睜睜看著《自由中國》重蹈自己早年政論雜誌的覆轍，而雷震因組織反對黨下獄。但他無能為力，只能憤然向蔣當面歷陳：「十年前總統曾對我說，如果我組織一個政黨，他不反對，並且可以支持我……我今天盼望的是：總統和國民黨的其他領袖能不能把那十年前對我的雅量分一點來對待今日要組織一個新黨的人？」　　　　身為一代自由主義宗師，胡適留下最後一句傳世名言：「寧可不自由，也就自由了。」此間凄涼，後人已不忍置評。　　　　　　過河卒子過了海　　1937年元旦，胡適的第三個期望是：「我們期盼政府今年能做到整個華北的疆土的收復和主權的重建。」這個期望被排在最後，也是「內政優先」的表現。他給《獨立評論》寫下的最後一篇政論是《我們能行的憲政與憲法》，寫於7月2日，刊發於11日。這時南苑的炮聲隆隆已四天。　　　　「七七事變」引爆全面抗戰，在當年其實是個「意外」。自「九一八事變」起，每每中日衝突，乃至幾次正式交戰，都是「局部戰爭」。國民政府的「以空間換時間」的方針實際已行有六年。外界認為，此次衝突，很可能還會局限於平津一地，而終將以外交途徑解決。　　　　不過，早在1935給王世傑的三封著名長信中，胡適就提出了中日之間的和平底線是保有平津。信中，胡適設想了如下戰略：⑴我們如可以得著十年的喘息時間，就應該不顧一切謀得這喘息時間；⑵我們如認定，無論如何屈辱，總得不到這十年的喘氣時間，則必須不顧一切苦痛與毀滅，準備作三四年的亂戰，從那長期痛苦裡謀得一個民族翻身的機會。　　　　這個翻身的機會，是 「在一個不很遠的將來，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慘的大戰。」　　後來時事發展，果然印證了全部猜想。　　　　「七七事變」第二天，胡適未及轉移家眷，即南下參加第一期「廬山談話會」。上山當天，蔣就請胡茶敘。胡歷陳北方的民情激憤和中央不能放棄河北。據說談得少有的慷慨激動，令蔣為之動容。　　　　當晚，蔣長考後決定對日作戰。這場戰爭的真相，是「一個尚未完成統一的中世紀國家和一個第一等的現代化國家之間的殊死較量」（黃仁宇語）。　　　　如此局面已經容不得胡適潔身自好。去美國尋求援助，並把湯姆大叔拖下水來打「太平洋上的大戰」，舉國之內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合適的人選。於是他很快以特使身份赴美，並於翌年就任中國大使。受命當天，胡適的日記中頗有些悲壯——「二十一年的獨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為國家犧牲了。」　　　　胡適揶揄自己是「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拚命往前」。但情況之複雜遠超過想像。他過的不是河，而是「海」，不僅是太平洋，而且是風雲詭譎的「宦海」。　　　　為勸他就任駐美大使，蔣介石連發兩封電報。胡適回復受命之後，旁人卻提醒道，你還沒回電呢。胡適不解。答曰，還要回前一封電報，因為 「委員長給你的第一封電報，你總得謙辭一番。你怎麼沒有經過謙辭的手續就答應下來？」官場里潛規則的複雜，由此可見一斑。　　　　胡適就任大使之後主要有兩項任務，一是爭取美援，最大的成果是在1938年10月25日，武漢淪陷當晚，獲得了美國的桐油貸款2500萬美元，給國內的低迷人心打上一針強心劑。　　　　另一項，自然就是拖美國人下水。胡適運用其知名度，和在美國的廣泛人脈，四處巡迴演講，以圖刺破盛行於當時的孤立主義。僅1938年就任駐美大使之前，胡適就創下了51天行10600英里，演講56場的紀錄。累得48歲的胡適在當年底就心臟病發作而住院休養。　　　　胡適在美數百場演講的主題是：「第一，日本是世界文明的公敵；第二，中國人正在進行的犧牲，是在為美國而戰；第三，美國的和平必不長久，太平洋這一戰無法避免。」　　　　一個外交使節，在所駐國四處巡遊距離之長，演說次數之多，而目的就是鼓動所在國參戰，堪稱世界外交史上的奇觀。日本那邊，對美國國務院支持「戰爭販子」到處巡講，極表憤怒；另有一日文報紙在獲知胡適任大使後，憂慮道：「日本需要派三個人一同使美，才可抵擋得住胡適。」而美國這邊，直到戰後，還有史學大家憤憤然著書說，美日之戰本可避免，羅斯福不幸上了那位頗為幹練的中國大使的圈套，所以日軍偷襲珍珠港的罪魁禍首就是胡適！　　　　假設這個論點真能成立，胡適豈不是挽救中國國運的第一功臣？可憐這位「第一功臣」在國人的眼中卻是另一番模樣。宋子文就當面對胡適說過：「你莫怪我直言。國內很有人說你講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還是多管管正事罷！」　　　　至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胡適的預測一一實現。美國宣戰當天，胡適就認為自己使命完成，決定辭職。不過，為什麼之後他又在美國滯留了四年呢？　　　　根據余英時先生的研究，除了私人原因，更重要的是，「過河卒子」被「過河拆橋」了。其中內幕無法展開，不過就1942年10月外交部長郭泰祺給胡適的密函中，已可見中國政壇的濃濃黑煙。信中有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在目前情況下，兄果返國，公私兩面或均感覺困難，於公於私，恐無何裨益。」　　　　大儒胡適，對於那潭渾水的厭惡，也可想而知。至今讓國人津津樂道的宋美齡訪美旋風，透過胡適那副深度眼鏡的近距離觀察，卻有另一番景象：「一會兒她（蔣夫人）出來了，風頭很健，氣色很好，坐下來就向孔令侃要紙煙點著吸！」總體觀感是：「一股虛驕之氣，使我作噁心。」　　　　胡適下海，好歹全身而退，羽毛雖然濕了一下，在大洋彼岸也很快晒乾。而政治，卻不肯善罷甘休。　　　　抗戰甫定，內戰三年，胡適五次辭官不就。開出的價碼一個比一個誘人，分別是國務委員、再任駐美大使、考試院長、外交部長。最驚人的，當然是蔣介石親自推舉胡適為總統候選人。　　　　時為1948年國民黨制憲召開國大，蔣介石嫌這部憲法規定的總統許可權小，因此願意出任握有實權的行政院長，並推舉無黨派又素有清譽的胡適出任「虛君」。胡適在日記中記下：「我承認這是一個很聰明，很偉大的見解，可以一新國內外的耳目。我也承認蔣公是很誠懇的。　　　　他說：『請適之先生拿出勇氣來。』但我實無此勇氣。「　　一年後，胡適流亡再去美國，還有一股翻騰於太平洋兩岸的潛流想以他替蔣 「領導救國事業」，連宋子文都來當說客，胡適自然是哭笑不得的再次拒絕了。　　　　掙扎出政治魔爪的胡適晚境卻頗有些凄涼。紐約的房子小，而夫人惟有打牌為娛樂，弄得他連寓公都當不安穩。他只能時常去圖書館，研究海峽兩岸正齊頭並進的批胡材料。尤為有趣的是，1956年老友陳源從大陸邀請胡適「回來看看」，並致信說，大批判「是對你的思想，並不是對你個人。」　　　　胡適在這句話下劃線，旁註道：「除了思想之外，什麼是『我』？」　　　　這個思想之外的胡適，不就是從1937年開始發育成形，並最後和思想之內的胡適糾結在一起，變成一道至今都解不完的難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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