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別忘了向經典短篇致敬

本報首席記者　邵嶺

　　「說到短篇小說，我有一種特別恍如隔世的感覺。」在第14屆世界英語短篇小說大會上，天津作協主席、著名作家趙玫發出這樣的感慨。為了給大會組委會的推薦叢書　《華語短經典》　提供作品，她翻箱倒櫃，才發現自己曾經寫過短篇小說。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很多作家身上。隨著19世紀以來小說越來越被長篇所定義，以長篇寫作來安身立命，成為很多作家在成名之後的寫作軌跡。1993年，羅伯特·奧倫·巴特勒憑藉　《奇山飄香》　獲得普利策小說獎，至今都是該獎歷史上少見的短篇小說獲獎案例。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從7月13日到昨天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舉行的世界英語短篇小說大會，給了人們一個重新審視短篇小說的機會。審視的結果令人驚訝：許多作家並沒有和短篇小說漸行漸遠。短篇滋養著他們的寫作，甚至，他們的心裡，或多或少都住著短篇小說的「影子教練」。

　　一旦學會了剋制，就獲得了寫作的自由

　　「我寫短篇小說的時候自己有一個標準：7500字。一旦超過了7500字我就不想原諒自己。」畢飛宇用這句話來闡釋自己心目中短篇小說的至高尊嚴：短。

　　有作家這樣形容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的區別：前者是西方式的表達，滔滔不絕熱烈奔放；後者是東方式的表達，含蓄收斂點到為止。這個特點，用紐西蘭作家傑克·羅斯的話來說：接近於詩歌。短篇小說的魅力也正源於此。加拿大作家馬克·A·賈曼有個習慣：打完冰球後和人聊天。就在這樣的閑聊中他發現，當人們想讀一本什麼書的時候，「他們一般不會拿長篇小說來讀，都會讀短篇」。事實上，他本人也是這樣：每天早上讀兩個短篇，就會特別高興。

　　然而，要達到這樣的境界，對結構、人物、語言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換句話說，所有寫作的技巧，都能在短篇小說中得到磨鍊；而一個不太會寫作的人，就會在短篇小說里露出破綻。因此畢飛宇把短篇小說比喻成一個正當壯年的父親，而自己則是一個還在讀初中的孩子。「也許我寫的一些長篇給我帶來了聲譽和收益，而實際上我所有的能力，都來自短篇小說的哺育和滋養———短篇小說的人物、結構、節奏，以及簡約、精準、生動的特點，尤其是短篇小說留有餘味，讓我一點點看到小說內部的那些東西。」而在所有這些能力中，最重要的是克制。對於中國作家來說，這一點尤其重要。「中國文學偏於抒情，但要客觀認識和書寫世界，需要更多控制情感，就像羅蘭·巴特在他的零度寫作論里倡導的那樣。」畢飛宇說，這也是對他影響最大的寫作理論。一旦學會了剋制，就獲得了寫作的自由。

　　「一定要寫人物，而且是平凡的人物」

　　余華至今記得自己年輕時完整閱讀過的　《19世紀文學主流》。「由此看到了各種文化碰撞之後產生的新力量。」

　　而這句話也同樣適用於文學創作，尤其是今天國內如日中天的主流作家們的創作。他們在成長時期所閱讀的大量西方短篇小說，後來都潛入了他們的作品中。

　　被業界稱為「短篇小說之王」的蘇童對此最有發言權。他坦言自己人生中第一次接觸真正美國文學是在高中時代，在蘇州的新華書店，用六七毛錢買了一本美國短篇小說集。書中收入了包括《好人難尋》等多部優秀的小說，但唯有福克納的《獻給艾米莉的玫瑰》和卡森·麥卡勒斯的《傷心咖啡館之歌》，讓蘇童念念不忘，以至於現在回想起來，還能對其中的細節描寫張口道來：美國的南方小鎮，用黑裙子把自己包得嚴嚴實實的「老處女」，夏天要用木板把門窗釘住……甚至，當他自己踏上寫作之路時，也寫了表現「老處女」生活的小說。他一直問自己：為什麼會對這兩部小說印象如此深刻？得出的結論是，這樣兩部小說，讓他在十幾歲的年紀發現了小說寫作的秘密：一定要寫人物，而且是平凡的人物。「可以說是催生了我一個比較正確、或者說正常的小說觀。」

　　而趙玫心裡住著的西方作家，除了福克納，還有伍爾夫和杜拉斯。趙玫的短篇小說，寫盡一個又一個愛情故事，她說：「其實你不用看很多書。但是會有一些作家，你覺得他們和你的生命是契合的，他們的作品就像你自己的作品一樣。對於這些作家的作品，要不停地讀。」她把福克納、伍爾夫和杜拉斯比喻成「影子」，無論自己在什麼地方，在山巔還是在海邊，都會感到他們的存在，「那種影子對我寫作來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