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國民·新國家·新世界】熊培云：「國民性」是不存在的|年度沙龍|新民說

　　新國民·新國家·新世界——2013鳳凰讀書盛典暨新民說年度文化沙龍

　　主辦：鳳凰網·讀書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新民說　　時間：2014年1月5日　　地點：清華紫光國際交流中心　　第二場：「國家」中的「國民性」——以胡適和魯迅為中心　　賀衛方：王人博老師說讀胡適感覺稀鬆平常，讀魯迅感覺渾身熱血沸騰，這樣一種文字的差異性，其實是非常值得關注的。或者說，思想的深刻與否到底是來自讓我們熱血沸騰，還是讓我們更加深入地思考問題？這點讓我一下子又疑惑起來了。比如讀西方哲學史，讀孟德斯鳩就是比較稀鬆平常，但是尼采讓我們每每非常激憤。如果說魯迅的思想中有一個來源是西方的話，我們看到王人博老師列舉的基本上都是反西方的某種思想家，而且這個來源本身帶有一種非常大的解構性，這是特別值得我們反思的。人類有很多偉大的學說與學說家，像亞當·斯密，我覺得都是比較平常的，但像馬克思就很激動人心，《資本論》特別具有煽動性，讀起來恨不得馬上走上街去改造社會。但是，一個好的思想家要特別警惕自己的修辭學，如果你的修辭學太振奮人心了，但是你的方向錯了，這就恐怖了，會給人類導致巨大的災難。我自己覺得，有些驚人之語可以驚四座，但不可以行一步。我過去說過，亞當·斯密很平常，但是他是人類要吃的飯；馬克思非常深刻，但是他是葯，得了病要吃點葯，但是你不能把葯當飯吃。　　下面我們歡迎熊培雲老師。　　熊培雲（南開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大家下午好。剛才前面幾位老師談魯迅談得比較多，其實我在聽的時候，我有一些不舒服。這種不舒服是什麼呢？就是和國民性這個詞有關係。我是打心底不認同「國民性」這個詞，甚至聽到幾位老師說怎麼做一個中國的知識分子，我也覺得不舒服，而我只是想做一個人。如果有所謂的國民性，我更願意用觀念來概括。　　觀念、慾望怎麼來表達和行動脫離不了兩個東西，就是文化環境和制度環境。你在一定的文化環境下可能會選擇做什麼事情，但是換了文化環境、換了制度環境以後，一切又變了，就好像你到美國去就會遵守他們的規則，美國人到中國來就開始送禮。這些跟國民性沒有關係，這是我的一個理解。　　比如有很多人說中國人一盤散沙。其實我也不這麼認為，比如要是跑到農村去，你看農村打大陣仗，同宗同姓的也一樣會跑很遠的路去打，那麼他們為什麼會凝聚起來？另外，還有賀老師剛才提到的，其實是在提醒我們魯迅的精神裡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壞的東西？比如為什麼容易和革命合流，為什麼容易和改造國民合流？我們也要問一個問題，如果國民需要改造，到底誰有權力來改造？胡適當年提出的所謂改造更多是從自己出發的，就是你要把自己鑄造成器，而不是國家把你鑄造成器。　　我覺得人就是一堆觀念和慾望，肉身除外。肉身之外你要成為一個人，就要有一堆觀念和慾望，是慾望驅使你去做什麼，是觀念讓你覺得該做什麼或者不該做什麼。對中國20世紀或者歷朝歷代的影響更多的是權力的觀念。為什麼中國在20世紀的革命會血流成河，這和權力觀念是有關係的。事實上，如果對比美國的革命和無產者革命，你會發現有一個非常大的不同：美國的革命是有產者革命。為什麼？這和國民性有關係嗎？我認為也沒有關係，和奴性也沒有關係。美國的有產者的革命目的是什麼？就是保衛他們自己的財產，認為英國的國會制定的政策對他們有害，不公平，直到後來托馬斯·潘恩出版《常識》，他們起來反抗，不僅要反抗，而且還要建立一個新的國家。這就是觀念在發生變化。而無產者革命，更多的不是保衛自己的財產。實際上這還是觀念的問題。　　我想說，所謂的國民性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變動的觀念。事實上，就是同一個人的「國民性」在不同的時期也不一樣。比如，在若干年前，沒有排號機的時候，人們在銀行里排隊的時候可能不太守規矩，但是現在有排號機了，就變得很簡單了。費孝通講過一句話，意思是說實際上很多時候只是觀念認識的問題，比如一個城裡人跑到農村去，看到一片高粱，說這個水稻真好啊，農民不會笑他，不會說他有劣根性、愚昧；但是如果一個農民跑到城裡來，不知道紅綠燈，司機看見可能就會說他愚昧，朝他身上吐痰。所以我認為這其實是一個認識的問題，或者說觀念問題，而不是說他就是怎麼樣的一個人。而且，事實上所謂的觀念本身也是變動的。　　中國這些年來最大的變化是權力觀念，如果說有國民性，一定是權力觀念塑造這個國民性（假如有的話，當然我並不認同這個概念）。比如說己域和群域，也就是私人的和公共的，正常的狀態應該是己域要自由，群域要民主，就是自己想做什麼事情自己決定，但涉及公共事務，大家要一起商量。如果實在沒有辦法達成整體的共識，就達成局部的共識，這就是所謂的民主。而我們過去的悲劇是己域要民主，群域要自由。己域要民主是什麼呢？比如說我現在想寫一本書，如果你們投票非要我寫一本讚美誰誰誰的書，這對於我來說就是在剝奪我的自由，因為己域是不能夠用民主的方式來否定的。而群域要自由，就是說如果一個人獲得了權力，他就會變得非常壞，甚至變成一個獨裁者。若干年前我看到一則關於反右派鬥爭的新聞，如果我們在座的需要選出5%的右派，這其實就是己域要民主。現在還有這種現象，有一個中學，有人丟了東西，找小偷找不著，最後校長就讓大家投票。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案例，不僅是一個觀念的問題，其實也是一個權力的問題，是制度環境的問題。　　另外，最近這幾年，我們總會聽到那麼一段話在重複，而且在網上轉得非常多，你可以把它當做批評中國人國民性的一個話題。那段話大概意思是說，你們總是恨貪官，說他們貪了多少東西，但是如果你去做官了，你其實也一樣貪。有人就說，這其實就是中國人的國民性，中國人都喜歡貪。但這是一個國民性問題嗎？我認為這種段子實際上是在瓦解中國的道德資源，沒有就事論事，因為我批評的是做官的人不應該貪污，而你說我做官也會一樣，實際上就把這種道德正義感的要求給瓦解掉了。另一方面，貪腐和制度也有關係，不是國民性的問題，好像中國人就愛貪似的。　　最近有一部電影叫《私人定製》，大家可能看了，有一句話可能讓很多人非常反感，就是群眾裡面也有壞人。如果回到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其實這個批判變成了好像大家都是壞人，既然大家都是壞人，這種批判又有多大價值呢？事實上，如果我們回過頭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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