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才是真正的「紅學」(zt)
06-28
近讀武漢大學教授陳文新先生的《〈紅樓夢〉的現代誤讀》一書,受益匪淺。學生時代就一直對《紅樓夢》有著濃厚的興趣,如今走上工作崗位,沒有許多的精力讀書,唯有《紅樓夢》依然放在床頭案上。可對「紅學」卻是敬而遠之,不敢多談,「恐被人恥笑了去」。讀罷陳先生的《誤讀》一書,方才明白「紅學」的來龍去脈,什麼才是真正的「紅學」。 一、胡適的誤讀 在中國古典名著中,《紅樓夢》是最容易讓人走火入魔的, 自《紅樓夢》誕生的那一天起,紅學的研究就開始了。「五四」以前的評點派和索隱派的研究被稱為舊紅學,索隱派的死穴是任意的附會。「五四」之後,「新紅學」的特點是注重考證,代表人物是胡適。 胡適的《紅樓夢考證》是紅學史上劃時代的論著,其研究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考證《紅樓夢》的作者,二是考證《紅樓夢》的版本。當然也涉及《紅樓夢》思想藝術的評論,但那不是主要的。胡適考證《紅樓夢》的初衷,就是要教讀者如何運用「科學」的方法。為了推廣「科學」方法,胡適只關心那些可以考證的內容,即曹家的歷史和版本的歷史。他對於《紅樓夢》的核心——大觀園,這個虛構出來的世界,卻總是避而不談。不能用科學方法來研究的對象,在胡適看來是沒有討論價值的。而在我們看來,假如沒有了虛構出來的大觀園,《紅樓夢》還剩下多少值得關注的內容? 大觀園作為青年人的樂園,充滿了羅曼蒂克的氣息。住在大觀園裡的女孩子都當得起詩人的稱號。他們結了海棠社、桃花社,舉辦了很多次詩會。在曹雪芹筆下,大觀園是一個詩的世界,生活在大觀園裡的賈寶玉也是一個真正的詩人。大觀園是從中國古典詩的意境中延伸出來的一個世界,理解這個世界必須用讀詩的眼光。 胡適無視大觀園的重要性,無視想像力在曹雪芹創作中的重要性,遂誤入歧途,一味在《紅樓夢》中尋找事實。胡適毫無疑問是現代學術史上的宗師,但一代宗師也有其短處,那就是缺少對文學的悟性,缺少感受文學作品的能力。 胡適對《紅樓夢》作者的考證,得出的結論就是「《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傳」。這種研究方式造成了兩個方面的錯誤:一是具體事實的判斷失誤;一是總體研究導向的失誤。胡適認為,《紅樓夢》中只有那些曾發生於曹家的事情才有考證的價值;考證的目的,就是要弄清真實的曹家歷史以及《紅樓夢》所寫出的曹家的真實歷史。胡適確認「《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傳」,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新紅學」的走向。先是「紅學」蛻變為「曹學」,接下來是「曹學」一支獨大,「新說」不斷,真有「亂鬨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氣象。這樣一個信念,流風所及,便是那些熱衷於猜謎的人隨心所欲地探佚,以致不斷衍生出新的奇談怪論。這種探佚,實為索隱,是在「自傳說」的大前提下搜羅所謂的「證據」,甚至把完全不相干的歷史資料當作「證據」來運用。於是各種誤讀便出現了。 二、周汝昌的誤讀 周汝昌是繼胡適之後,「新紅學」中最有影響的代表人物。《紅樓夢新證》是周汝昌第一部也是最重要、代表性最大的著作。 《紅樓夢新證》繼承和發展了胡適「新紅學」的基本觀點。周汝昌堅守胡適開啟的「自傳說」,並在研究中將「自傳說」推向極端。周先生認為曹雪芹就是賈寶玉,賈家即是曹家,《紅樓夢》即是曹家的起居實錄。他把歷史上的曹家和《紅樓夢》中的賈家完全地等同起來了。周先生借小說情節探求曹家家事,將小說看做歷史,超越探佚的底線,將「新紅學」引上了索隱一路。 周汝昌先生用隨意牽合的方法,想像力得到了充分的發揮。他假定史湘雲即脂硯齋,即寶玉的第二個妻子,然後具體設想寶玉、湘雲重逢的情境,具有「傳奇色彩」。運用這種方法,不需要堅實的證據,只需要《紅樓夢》中的描寫「彷彿」與歷史事件有關聯就行。這種以「自傳說」為基礎展開的對曹家家事的索隱,其實是借「自傳說」為由頭,編造所謂《紅樓夢》的「真故事」。 在《紅樓夢》研究中,只有作者問題、本子問題的考證才被胡適認為是正宗的,其他討論概歸鑽牛角尖或無意義之列。周汝昌強調,紅學的四大支柱是曹學、版本學、探佚學和脂學,而把文學研究摒棄於紅學之外。這「四大支柱」中,曹學屬於作者問題,版本學、探佚學和脂學屬於本子問題。周汝昌的這種紅學觀,不過是對胡適的繼承、發展而已,始作俑者還是胡適。胡適的影響之深遠,由此可見一斑。「新紅學」只關注作者問題和本子問題,這是一個不能忽略的事實。 以豐富的聯想代替考證,視《紅樓夢》為一部謎語集,這就是周汝昌先生的探佚,這就是周汝昌先生的索隱。 三、劉心武的誤讀 將周汝昌先生的家事索隱「發揚光大」並得到周汝昌先生「高度肯定」的是小說作家劉心武。 2005年,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播出了「劉心武揭秘《紅樓夢》」系列節目。劉心武在電視上大談其「秦學」,認為解讀《紅樓夢》應從秦可卿入手,而秦可卿的原型是康熙朝兩廢兩立的太子胤礽的女兒,這個女兒剛好出生在胤礽第二次被廢的時候。為了使這個女兒免受牽連,胤礽把她偷送出宮,托曹家照應。曹家藏匿了這位公主,一直將其養到可以對外說是一個媳婦。從此,曹家的興衰便與這位公主的命運息息相關,並因此捲入一場充滿陰謀暗算的宮廷鬥爭之中。從猜測秦可卿的身世出發,劉心武繼而對賈元春、北靜王等人物的「原型」進行了探究,把《紅樓夢》解讀成為一部與曹家密切相關的清宮秘史。劉心武認為,曹雪芹正是根據曹氏家族的這段「真實」的歷史創作了《紅樓夢》。劉心武這一極富趣味性的「揭密」經中央電視台播出之後,立刻吸引了大量觀眾,不僅使得《百家講壇》的收視率大幅提高,他的演講結集《劉心武揭密<紅樓夢>》也受到追捧,迅速登上各大書店圖書排行榜榜首,甚至引發了一股「紅學」熱潮。 劉心武的研究離開了小說文本本身,而去推測小說背後的故事、歷史,是沒有事實根據的主觀猜測。周汝昌對此大力扶持,劉心武的很多觀點就是根據周汝昌的推測加以發揮的。比如他的「秦學」就建立在周汝昌以史湘雲「雙懸日月照乾坤」的詩句說「兩個皇帝決定賈府興衰」的推測之上。不過,對於這些不確定的地方,周汝昌尚未說成定論,劉心武卻將之大大闡發並說得極為肯定。 劉心武以「自傳說」為前提肆意猜測,而又自詡為考證,從根本上偏離了考證原則,缺乏基本的史料依據,是一種非學術的「戲說」。「戲說」是一種嫁接在「自傳說」之上的極度庸俗的索隱。劉心武自稱其研究是「探佚學中的原型研究」,又稱自己的「研究成果」揭秘了「歷史的真相」。確切地說,劉心武的研究是「索隱的精神,探佚的面貌」,是故意以索隱冒充考證。 余英時指出:「在最近50年中,《紅樓夢》研究基本上仍是一種史學的研究。而所謂紅學家也多數是史學家;或雖非史學家,但所作的仍是史學的工作。史學家的興趣自然地集中在《紅樓夢》的現實世界上。他們根本不大理會作者『十年辛苦』所建造起來的空中樓閣——《紅樓夢》中的理想世界。相反地,他們的主要工作正是要拆除這個空中樓閣,把它還原為現實世界的一磚一石。在『自傳說』的支配之下,這種還原的工作更進一步地從小說中的現實世界轉到了作者所生活過的真實世界。因此半個世紀以來的所謂『紅學』其實只是『曹學』,是研究曹雪芹和他的家世的學問。」陳文新先生對此十分贊同。說到底,《紅樓夢》是一部文學作品,它的偉大之處首先在於其文學性。而對《紅樓夢》小說的研究理應成為「紅學」的重心和中心。 在紅學領域,索隱和探佚之風之所以興盛,也許就因為猜謎是一件有趣而且容易的事。它不需要嚴謹地尋找證據,只要具有一定的聯想能力並對《紅樓夢》熟悉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從《紅樓夢》中發現許多謎面,並自以為是地說出許多謎底。以《紅樓夢》這樣一部擁有如此眾多讀者的經典,猜謎者將永遠保持在一定數量。紅學大概也會因此長盛不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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