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茶環境

　　飲茶時除了要有好茶好水之外，占人還十分講究品茗的環境，唐代詩僧皎然認為品茶伴以花香琴韻是再好不過的事了，他在《晦夜李侍御萼宅集招潘述、湯衡、海上人飲茶賦》中說：

　　晦夜不生月，琴軒猶為開。　　牆東隱者在，淇上逸僧來。　　茗愛傳花飲，詩看卷素裁。　　風流高此會，曉景屢徘徊。

　　詩中敘述的是幾位高人逸士以茶相會的情景，賞花、吟詩、聽琴、品茗十分和諧地結合成—體，在我們眼前呈現出了一個清幽高雅的品茗環境。

　　唐代詩人錢起的《與趙莒茶宴》詩，描寫了竹下飲茶的幽美環境：

　　竹下忘言對紫茶，全勝羽客醉流霞。　　塵心洗盡興難盡，一樹蟬聲片影斜。

　　迷人的紫筍茶，可以洗盡塵心，而不能洗盡雅興，在蟬聲中主客一直飲到夕陽西下。

　　中唐詩人呂溫《三月三日茶宴序》曰：

　　三月三日，上巳禊飲之日也。諸子議以茶酌而代焉。乃撥花砌，愛庭陰，清風逐人，日色留興。臣措青靄，坐攀香枝，閑花近席而未飛，紅蕊拂衣而不散。乃命酌香沫，浮青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覺清思；雖五雲仙漿，無復加也。座右才子南陽鄒子、高陽許侯，與二三子頃為塵外之賞，而曷不言詩矣。

　　呂溫的這篇序，描繪了一次文人茶宴的情形。從中可以看出，唐人對品茶環境的要求是這樣的，要有良好的天氣，「三月三日」，正是暮春時節，風和日麗，鳥語花香，在這樣一個美好的天氣里煎茶品飲，自然會使人陶然欲醉。另外，要有志趣相投的茶友。這也是構成飲茶環境的一部分。

　　所謂品茗環境，不僅包括景、物，而且還包括人、事。宋代品茶有一條叫做「三不點」的法則，即是對品茶環境的具體要求。歐陽修《嘗新茶》詩說：「泉甘器潔天色好，坐中揀擇客亦佳」，新茶、甘泉、清器，好天氣，再有二三佳客，這構成了飲茶環境的最佳組合。如果，茶不新、泉不甘、器不潔，天氣不好，茶伴缺乏教養，舉止粗俗，在這種種不宜的情況下，是不能點茶品賞的。蘇東坡在揚州做官時，曾經到西塔寺品過茶，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後來寫詩記道：「禪窗麗午景，蜀井出冰雪，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沽。」外面是風和日麗的艷陽天，眼前有好茶、潔器、甘洌的井水，在這花木幽深的禪房，又有「可人」作伴相陪。這真是一個品茗的好去處。

　　明清時，人們對品茶環境的要求更嚴格，更細緻。如明代徐渭在《徐文長秘集》中說：「茶宜精舍、雲林、竹灶、幽人雅士，寒宵兀坐，松月下，花鳥間，清白石，綠鮮蒼苔，素手汲泉，紅妝掃雪，船頭吹火，竹里飄煙」。徐渭列舉了種種品茶的環境，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明人的更趨高雅的品茗意趣。

　　明末馮可賓的《岕茶箋》談到「茶宜」，提出了十三宜，即宜於品茶的十三個條件。「一無事」，也就是無俗事纏身，有品茶的工夫；「二佳客」，即有趣味高尚，懂得欣賞茶之「三昧」的茶客；「三幽坐」，心地要安靜，環境氛圍要幽雅；「四吟詩」，以詩助茶興，以茶發詩思；「五揮翰」，濡毫染翰，潑墨揮灑，以茶相輔，更益清興：「六徜徉」，小園香徑信步徘徊，時啜香茗，心恬神爽；「七睡起」，酣夢初起，以茶醒腦；「八宿酲」，宿酲未消，以茶破之；「九清供」，用清鮮果品以供佐茶；「十精舍」，茶室要精緻典雅；「十一會心」，以全部心神品味茶中三昧；「十二鑒鑒」，細細把玩，慢啜慢品，體會茶之「色」、「香」、「味」；「十三文童」，有文靜靈俐的茶童，以供茶役。

　　此外，馮可賓還提出品茶時的「七禁忌」，也就是不利於飲茶的七個方面：「一不如法」，即烹點不得法；「二惡具」，茶具質劣不潔；「三主客不韻」，主人、客人沒有修養，毫無情韻；「四冠裳苛禮」，官場往來，不得已的應酬，使人拘束；「五葷餚雜陳」，水陸葷腥，與茶雜陳，奪茶之清；「六忙冗」，忙於俗務，沒有時間細細品賞；「七壁間案頭多惡趣」，室內布置俗不可耐，難以產生飲茶興緻。可見飲茶環境不僅僅指客觀環境，還包括主觀心境。

　　此類論述在明清兩代的茶書中還有許多。如明代學者、茶人許次忬對飲茶的環境氣氛有專門的研究，他認為品茶應該在「心手閑適」、「披詠疲倦」之際，並在「風日清和」、「茂林修竹」、「清幽寺觀」、「小橋畫舫」等優美的環境中進行。他在自己的茶學專著《茶疏》中，列舉丁品茶的最佳氛圍：

　　心手閑適，披詠疲倦，意緒紛亂，聽歌拍曲，歌罷典終，杜門避事，鼓琴看畫，夜深共語，明窗淨几，洞房阿閣，賓主款狎，佳客小姬，訪友初歸，風日晴和，輕陰微雨，小橋畫舫，茂林修竹，課花責鳥，荷亭避暑，小院焚香，酒闌人散，兒輩齋館，清幽寺觀，名泉怪石。

　　下列情形則不宜飲茶：

　　作字，觀劇，發書柬，大雨雪，長筵大席，翻閱卷帙，人事忙迫及與上宜飲時相反事。

　　他還指出飲茶時「不宜近」下列氛圍：

　　陰室、廚房、市喧、小兒啼、野性人、童奴相哄、酷熱齋舍。

　　許次忬筆下的飲茶環境，是文人茶的典型代表。文人飲茶重在品，品茶意在得其情趣。明代陳繼儒的《岩棲幽事》特彆強調「品」。他說「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明代張源的《茶錄》也說：「獨啜曰神，二客曰勝，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他們倆人都認為飲茶者愈眾，則離品茶真趣越遠。許次忬對此也有論述，但他的觀點卻與眾不同。他認為不同之客當待以不同之茶：「賓朋雜沓，止堪交錯觥籌；乍會泛交，僅需常品酬酢；惟素心同調，彼此暢適，清言雄辯，脫略形骸，始可呼童篝火，酌水點湯，量客多少，為役之煩簡。」

　　這可以說是對品茶氛圍的補充說明。

　　在品茶環境中，人是其中的不可或缺的因素。明清茶人又往往愛將茶品與人品並列，認為品茶者的修養是決定品茶趣韻的關鍵。明代茶人陸樹聲曾作《茶寮記》，其中提及了人品與茶品的關係：「煎茶雖微清小雅，然要須其人與茶品相得，故其法每傳於高流大隱、雲霞泉石之輩，魚蝦麋鹿之儔。」又說飲茶的「茶候」應該是：「涼台靜室，明窗淨几，僧寮道院，松風竹月，晏坐行吟，清譚把卷。」飲茶的「茶侶」應該是：「翰卿墨客，緇流羽士，逸老散人或軒冕之徒，超然世味者。」在陸樹聲看來，茶是清高之物，唯有文人雅士與超凡脫俗的逸士高僧，在松風竹月，僧寮道院之中品茗賞飲，才算是與茶品相融相得，才能品嘗到真茶的趣味。

　　明清文人品茶喜歡在幽靜的小室，他們往往自築茶室茶寮，隱於其中細煎慢品。如明代文震亨的《長物志》中說：「坸一斗室，相傍山齋，內設茶具，教一童專主茶役，以供長日清談、寒宵兀坐，幽人首務，不可少廢者。」一方丈精舍，依山傍水而築，室內悉備茶具，—童子專主燒火烹茗，端茶侍水，這樣，主人便可以在這裡「長日清談，寒夜兀坐」了。可見這種清靜幽雅的茶室是文人雅士聚會活動的理想場所。這種清幽的茶室，我們還可以在明代畫家文徵明、唐寅等人的茶畫中看到。

　　有時，文人們還光顧外面的茶肆(茶館)。如明末張岱在《陶庵夢憶》中記載：

　　崇禎癸酉，有好事者開茶館，白實玉帶，茶實蘭雪，湯以旋煮，無老湯，器以時滌，無穢器，其火候、湯候，亦時有天合之者。余喜之，名其館曰「露兄」，取米顛「茶甘露有兄」句也。為之作《鬥茶檄》，曰：「水滛茶癖，爰有古風；瑞草雪芽，素稱越絕。特以烹煮非法，向來葛灶生塵；更兼賞鑒無人，致使羽《經》積蠹。邇者擇有勝地，復舉湯盟，水符遞自玉泉，茗戰爭來蘭雪。瓜子炒豆，何須瑞草橋邊；橘柚查梨，出自仲山圃內。八功德水，無過甘滑香潔清涼；七家常事，不管柴米油鹽醬醋。一日何可少此，予猷什庶可齊名；七碗吃不得了，盧仝茶不算知味。一壺揮麈，用暢清談；半榻焚香，共期白醉。」

　　從這篇題為《露兄》的短文中，我們可以看到，明代的茶館，極其精潔雅緻，所以贏得了文人雅士的欣賞與駐足，他們在這裡焚香品茗，清淡高論，流連忘返。

　　總之，對品茗環境的講究，是構成品茗藝術的重要環節，其中體現了中國古代哲學中「天人合一」的觀念，人與人，人與自然萬物是和諧一體的。所謂物我兩忘，棲神物外，心心相印其實都是說的一種人與自然、人與人和諧統一的最高境界。品茶作為—門藝術修養，也以主客體的相合統一作為最高境界。因此，對環境的選擇，對人品的挑剔都是圓滿完成品茗藝術的必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