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神話與古希臘神話之比較

來源： 文學報

古代神話以其豐富的內容，生動的藝術表現力為我們展現了一幅宏偉的史前文明畫卷。它受到了歷代文人的重視，被歷代文人加以引用。它對後世文學乃至意識形態、社會風尚、國家制度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中西方神話的比較研究，更能揭示出中西方人民早期思想走向的差異。這對於把握今天中西方意識形態、社會風尚，顯然具有獨特的意義。

在原始時代，由於生產力水平很低，人們的知識水平也有限，在他們同自然作鬥爭的過程中，不可能科學地了解自然規律和生產中的矛盾與變化，如宇宙的起源、日月的運行、火山的爆發、洪水猛獸的危害、暴風驟雨的襲擊等，都讓人們感到驚奇、恐懼與神秘，因而把自然界各種變化的動力都歸於神的意志和權力，認為這些變化莫測的現象都被一個至高無上的神指揮著、控制著。在他們心目中，一切自然力都被他們的想像形象化、人格化了。隨後，他們又依據社會生產和生活中出現的英雄人物，通過新奇奔放的幻想而創造出許多神的故事，在人們的口頭廣為流傳。這就是神話的起源。 然而中國古代神話和希臘古神話之間，更有意義的是在它們之間的差別上。

中國古代神話內容很豐富，短小、故事性不強；沒有古希臘神話那樣的長篇巨制和曲折生動的情節。

中國古代神話故事中的神之間跨越區域的聯繫比較少，沒有形成一個以具有獨尊地位的主神為核心的神際關係網。而古希臘有一個以主神宙斯為核心的神際關係網--奧林匹斯神系。

中國古代神話中的神在倫理道德上比較「嚴謹」，思想感情亦超凡脫俗，世俗色彩比較淡薄。古希臘神話中的神更多是人形的，神的事迹瀰漫著濃郁的人類生活氣息，有人的感情慾望，有人的世俗功利。

如對於人類起源的描述：天地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摶黃土作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絚於泥中，舉以為人。故富貴者，黃土人也；貧賤凡庸者，絚人也。

　　再如對日月星辰的西落及中國地形西高東低的解：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

再如關於救水災的神：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命祝融殺鯀於羽郊。鯀復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總之，中國古代神話是豐富的。但是，從以上所舉可見，中國古代神話篇幅都很短小，對神的事迹記載非常簡略，故事性不強，沒有古希臘神話那樣的長篇巨制和曲折生動的情節。

相反，希臘神話卻通過婚姻關係和血緣繁衍關係，將眾多的、彼此本無什麼聯繫的神都糾合到了一起，形成了一個以宙斯為核心的龐大的神的譜系。

如前所述，中國古代神話很豐富，關於宇宙的起源、人類的誕生、天災與救世等主題故事都有，但神們的世系不完整，尤其是神之間跨越區域的聯繫比較少。今天看來應當成為主神的黃帝或炎帝，在中國古代神話中遠沒有獲得宙斯在古希臘神話中那樣的地位，沒有成為聯繫眾神或神族的紐帶。也就是說，儘管他們已與一些神或神族有了聯繫一些聯繫。但中國神話中的黃帝炎帝仍沒能上升到獨尊地位，因為還有很多神（如《山海經》中紛繁眾多的地域神），都與黃帝炎帝沒有任何直接的和間接的聯繫。

希臘人沒有把神打造的完美無缺，希臘人允許神有不可容忍的缺點，比如宙斯王的放縱。

希臘神的雙重性代表著人類自身無法抗拒的矛盾，希臘神話里，神們總是輕言放棄，但這不是悲觀的預言，而是勇敢的希臘人面對現實的冷靜思考。

中國的神話，有多大的魅力，我曾看到一文章說，中國神話是說教的產物，希臘神話是表達的思想。中國神話是政治的絡印，希臘神話是人類愛與惡的傷痕的肉體及心靈。

當冥王搶走了宙斯之姐的女兒時，當赫拉滿懷的嫉恨之心想報復某個女人時，那一幕幕，令人震憾，又震驚，希臘人為何如此表繪神，神的慾望神的貪婪，啊，原來，這是希臘人為現實的殘酷插上了浪漫的翅膀。

表達美好沒有錯，中國神話表達的最為完美，完美的沒有缺撼，中國人創造的中國神高尚的沒有缺點，一切不恥的事就讓妖魔去做吧。

從中西神話的早期差異中，我們可以看出其人性論的假設就已經分道揚鑣。中國神話諸神性善，是神性；西方諸神雖沒有明確是性惡，但是卻偏惡，是人性。中西這種早期殊途，在後來儒家和希臘哲學的發展中，越行越遠。對現今中西方人民的思想思維影響深遠。如羅馬的國教基督教，它明確指出了人人生來帶有原罪，直接給人性論下了最簡潔的定義。隨著羅馬帝國疆域的擴大，基督教對人性的假定對後來的西方世界產生深遠的影響。

而在中國儒教倡導的更多的是仁政和德政，說明其在人性論的假設中，是偏向於善的。孟子明確指出：「人之性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無論是儒家的內聖外王，還是修齊治平，以至於其基本的由己推人，都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礎之上。

歷史再次比較。稍早於文藝復興的宋明理學，是儒家繼董仲舒之後的第二次變形。但是其性善論的人性假設沒有變。朱熹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存天理，滅人慾。」理是無有不善的，不善在氣質之性，天命之性卻必為善。明朝大儒王陽明也說：「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儒家向理學的轉變，沒有改變其性善論的理念。

而西方稍後的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又做了些什麼呢？路德和達爾文宗教改革的本身，並沒有否定基督教的核心理念，因此其對於人性的取向，同樣是性惡的。他們都認為，人「倘若不被管束，那麼在凶暴殘忍方面，他就會遠勝過所有凶禽猛獸。」而稍後的胡克爾更是說道:「除非假定人的劣根性比野獸好不了多少，並針對這種情況作出規定，以防範人們的外部行動，使他們不致妨礙所要組成社會的公共福利，除非法律做到這種地步，它們便不是完善的。」他們認為權利如果不走向腐敗，必須「以權力制約權力。」而這一切，無不建立在人性本惡的基礎之上。

　在性善論的前提下，強調的是「以德治國」。而性惡論強調的是「依法治國」。性善論期冀「人性」，性惡論指望「制度」。明君千載難逢，制度一勞永逸。寄託明君和清官，成了中國民眾幾千年顛撲不破的夢想。從中國古代神話與古代希臘神話的比較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中西方在早期的意識形態中已經出現的較大的差異。無論是性善論還是性惡論，走向任何一個極端，都不利我國家的長遠發展。當今世界正步入一個快速發展的快車道，我們既需要民主思潮的親和力，更需要法制思想約束力。但願我們能從中西方神話的比較中，跳出「性善」的一元化思想，博採眾長。這對於一個國家的持續發展，是有著重要的意義的。也是我作此課題研究的初衷所在。

編輯：秋痕